2025年底，“论中国式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围绕北京大学中共党史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程美东新著《论中国式现代化》一书展开研讨。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任蒋建农研究员认为，《论中国式现代化》把现代化问题置于中国大历史和国际大视野中进行观照，使我们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更加立体和深入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党委书记林建华教授认为，作者在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老路”的基础上，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经典论断关联起来，从苏俄实践、“四个现代化”及当代全球南方现代化等多个维度，揭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历程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成就，视野宽，格局大。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彭庆红教授用“情怀深、逻辑清、观点新、文风好”概括该书特点。他尤其赞赏该书从“科学理性主义”角度界定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创新视角，以及对“两种文明路径、四种发展模式”的归纳，认为这些观点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图书馆馆长孙晓莉教授认为该书以时间为经线，以中西对比为纬线，在历史和现实的对照当中，在世界一般和中国特殊的分析当中，提炼出了“科学理性主义”这一标识性的内涵，描绘了现代化，尤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途径，分析视角新颖，观点让人深思。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副所长刘志明研究员认为，该书的哲学味道比较浓厚，具有鲜明的逻辑线索。

吉林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信君教授认为，该书的视野十分广阔，纵论古今中外，引证特别充分，史料特别详实，文笔流畅，引人入胜, 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处长单伟副研究员认为，该书有很宏大的历史视角，有多学科的交汇交融，有很多的创新和亮点，体现了很强的驾驭能力和学术水平。

《北京日报》原总编辑伍义林、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专职副书记薛伟江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卢毅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关海庭教授、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副主任纪亚光教授、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吴宏政教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刘军教授、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孔新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副院长耿化敏教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魏波教授、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靳戈老师等先后发言，对《论中国式现代化》一书给予积极评价。

程美东关于现代化研究的部分文章在“爱思想”网站发表后广受关注，其中《现代化本义考》等两篇文章阅读量均破百万，成为该网站迄今为止阅读量最高的学术文章之一。

日前，我们采访了程美东教授。

程美东，北京大学中共党史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论中国式现代化》，程美东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9月出版

中华读书报：您在2003年和2006年就分别出版了《现代化之路：20世纪后20年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全面解读》和《中国现代化思想史》等著作，此次又推出《论中国式现代化》，能否谈谈您研究现代化问题的缘起和历程？

程美东：历史研究必须要有现实关怀。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有关心国事民瘼、追求经世致用的情怀。这种情怀和取向，可以说是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传统。尤其是改革开放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现实关怀意识尤其强烈，我深受这个时代精神的影响。1999年，我在《江海学刊》上发表《历史研究如何关注现实》一文，表面看似偶然，实则反映了我长期思考中形成的价值取向、学术取向。

1990年代，中国在务实推进市场经济的同时，面临着现代世界与中国传统之间的张力问题。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问题很自然地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当时，欧美学者在1960年代、1970年代写的一些关于现代化的书籍被引进国内，引起我们极大兴趣。我们希望从这些著作中汲取知识力量，为探寻现代化道路释疑解惑。当时阅读的现代化理论著作，如S.N.艾森斯塔德、吉尔伯特·罗兹曼、西里尔·E.布莱克等人的作品，给我们带来深刻启发。但我也发现一个问题：他们对现代化的理解，往往是将其变成一种“时间化的概念”或“空间化的概念”。时间化就是时髦化，许多人将现代简单等同于“当下”；空间化则表现为模仿西方，也即西方化。总之，现代化研究还缺乏一个超越时空、学理性强的分析框架。

当时的研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采取“倒推式”方法：假设西方已是现代化社会，然后以此标准衡量中国，将中国看作“非现代化”。但是，西方社会本身也在不断更新，并非稳定固定的状态。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待西方现代化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程美东：1990年代，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等著作对中国学术界产生很大冲击。这些著作超越了我们对“四个现代化”的机械理解，提醒我们现代化不仅是物质层面的，还需要制度环境与文化环境的支撑。

但随着视野扩展，我们发现，世界上近200个国家中，照搬西方模式获得成功的很少。非洲、拉美基本上没有成功案例，亚洲除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外，现代化发展成效非常有限。这促使我们思考：现代化的确有共性因素，如科学、理性、民主、开放等，但从具体运作机制看，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灵丹妙药”。也就是说，并没有一个普适有效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在勇敢、谦逊、坚定地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一个底线认识：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坚持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这一认识既是西方成功国家的经验给予我们的启示，也是世界上欠发达、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教训带给我们的警示。西方国家的成功源于立足自身国情，而非简单照搬他国模式；而欠发达国家的失败往往源于忽视本土实际，盲目模仿西方。

近代以来，中国一路走来，经历了从“文化自大”到“文化自卑”，再到“文化自省”，最终走向“文化自信”的历程。今天，我们不应陷入文化自大或自卑，而应在自省基础上建立文化自信。中国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后发国家，我们探索出了一条非常成功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而这是值得我们作为学者认真总结、形成理论的。

中华读书报：那么，您认为应该如何构建现代化研究的分析框架？

程美东：1990年代很多研究过度依赖定量分析，简单地以人均GDP、寿命等指标衡量现代化程度。这就像给学生打分一样，是不得已的办法。而真正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首先应该注重定性分析。我认为现代化研究需要一个科学的、超越简单时空概念的分析框架。我从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出发，结合西方社会学等理论，建立了自己的框架。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主要关注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维度，我认为这还不够，需要融入社会治理等相关理论。在这个框架下，我对中国1980年代、1990年代的现代化实践进行了系统分析，发现中国现代化的成功首先在于遵循了人类现代化的本质内涵——科学理性至上的价值观念。

进而，我梳理了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国现代化思想的发展脉络，对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以及各种政治力量关于现代化的探索作了系统考察。这一研究使我坚定了自己的看法：现代化最本质的特征就是科学理性至上的价值观念，这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根本所在，应从此出发理解和阐释现代化问题。

中华读书报：对这部《论中国式现代化》，您比较看重的是哪些地方？

程美东：我自己概括了几点：首先，它首次将科学理性主义界定为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其次，它突破单一视角的局限，全面梳理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共性规律与独特品格；第三，立足人类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困境与现实挑战，深刻阐释了我们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必要性，同时，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成果为实证，印证了其内在应然性；第四，秉持“全球视野、中国立场”，贯通人类近现代史与中国近现代史的时空脉络。

中华读书报：您在书中将“科学理性至上”界定为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令人印象深刻，请问您这样定义的深层思考是什么？

程美东：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最大的区别在哪里？传统社会中，人类匍匐于自然界脚下，靠自然界的资源和能量维持生存。传统农业社会中，身强力壮的人收获就多；四大文明古国都靠近水源，因为没有水就无法发展农业文明。而现代社会中，人类逐渐摆脱了对人工劳动的依赖，利用科技手段增强对自然界的征服能力，甚至在荒漠和山区都能生存，因为我们能远距离调动资源、开发资源。

科学理性至上包含两个维度：一是客观物质层面，科学技术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提升；二是价值观念层面，科学理性成为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传统社会靠“道统”维持，敬畏自然力；现代社会则依靠科学理性，这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也重塑了人类的价值观念。

需要区分科学与技术。技术只是一种实用工具，而科学则是对世界本质规律的探索。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技术发明，如算盘、指南针、水车等，但我们没有深入探究其背后的科学原理。如西汉时期就广泛使用的铁犁铧、东汉时期的水车一直用到20世纪下半叶，我们在长期使用这些技术的时候疏忽对其内在运行的科学原理进行深入研究；而科学研究的深入则必然推动技术的不断革新，推动人类认识的发展，实现质变式科技革命。需要强调的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别在于：理性以确凿知识为基础，进行严密推理，允许无限提问；非理性则不证自明，不允许质疑。现代化的本质，正是人类通过科学理性获得解放的过程。今天，我们在基础科学和科学精神方面还有不足，需要我们大力提倡和加强。

中华读书报：科学理性至上是否意味着人类可以完全掌控自然？

程美东：科学技术的强大确实强化了人类中心主义。科学技术本身也确实具有双刃剑特性。核武器、克隆技术等科技成果引发了重大伦理问题。人类现在已经具备毁灭自身的能力。然而，总体而言，科技对人类仍是利大于弊。它使人类生存能力得到几何级提升：杂交水稻亩产可达2000斤；现代畜牧业让猪在7-8个月内就能长到300斤；以色列国土很多都是荒漠、沙漠，年平均降雨量不足200毫米，淡水特别依靠海水淡化技术，农业依靠滴灌等技术，农产品不仅实现了自给自足，还能出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摆脱了在自然界面前的匍匐状态，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中华读书报：您在书中提出世界现代化形成了“两种文明路径、四种发展模式”，这对我们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有何意义？

程美东：世界各国对现代化的探索形成了两种主要文明路径：一种是资本主义路径；另一种是社会主义路径。在这两大路径下，又衍生出四种现代化模式：欧美资本主义模式、苏联式社会主义模式、依附性发展模式（如拉美和非洲部分国家），以及正在进行的中国式现代化模式。

西方现代化模式在解决物质生产问题上取得显著成就，但也带来了严重问题：贫富分化严重、环境危机加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现代化无法解决宗教纷争、民族矛盾和战争问题。两次世界大战正是西方现代化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

中国式现代化则尝试在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道路。它既不是对西方模式的简单复制，也不是对传统的全面回归。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这些特点，使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世界共性，又保持中国特色。

中华读书报：作为党史学者，您在书中对1940年代之前共产党人到当代共产党人关于现代化的思考进行了系统梳理，这样的历史梳理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程美东：历史梳理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的理解经历了从技术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价值层面的深化过程。早期共产党人如毛泽东、周恩来对现代化的理解多集中在物质和技术层面，而当代共产党人则将现代化置于文明形态演进的高度，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论断。这一演进，反映了我们党对现代化认识的不断深化与成熟。

中华读书报：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两个结合”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

程美东：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在世界性与中国性之间找到最佳结合点。我们不能抛弃世界性，否则现代化将无所归依；同时，我们必须立足中国实际，坚持自己的特色。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说，“中国式”不是简单回归传统，如三纲五常、繁体字、科举考试等；而是要在合乎现代化的总体价值取向的基础上，体现出中华民族独特的价值观念和精神气质。因此，“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文化支撑。

但需要警惕的是，当前许多相关研究仅是基于既有事实进行逻辑推理，而既有事实是动态的，有的只是暂时现象，我们应当避免将学术研究变成对现实的简单注脚。目前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存在一种“礼仪性交往式学术研究”现象——表面看不错，实则缺乏实质性内容。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应当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央精神，不是简单照搬文件字句，而是通过扎实的学理分析，为中国现代化实践提供切实指导，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独特智慧。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文明实践，它既是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超越，也是对人类文明形态的创新。作为学者，我们有责任为这一历史进程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同时保持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思考。这也是《论中国式现代化》一书的核心追求。

中华读书报：北京日报社原总编辑伍义林评价此书“深入浅出”，认为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深厚的学术修养，非常清晰的逻辑思维，非常高超的转化能力”。您如何看待这一评价？

程美东：我认为学术写作应当避免1990年代后出现的一些领域文风堕落现象——思想淡出，变成了文字游戏，靠华丽辞藻博人眼球。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些堆砌华丽辞藻来掩盖思想贫乏的作品，地位都不高，很多都被遗忘或者淘汰了。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也面临这种隐患，许多洋洋洒洒数万字的文章，既无新思想，也无新材料，甚或逻辑经不起推敲，这甚至不是单纯的文风问题，令人忧虑。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以问题为中心，以解释问题、解决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从概念到概念，沦为文字游戏。作为学者，我们或许难以直接解决问题，但至少要努力解释问题、理解世界。

我一直秉持一个原则：绝不为了显示高深而堆砌概念。学术研究中概念必不可少，但不要过多。人的形象真正美好不是依靠奇装异服，真正俊男靓女的穿着都很朴素简单，素面朝天，而不是浓妆艳抹。学术不是表演，我们不需要用华丽无效的语言进行“晚会式表演”。何兆武先生这样的大学者、大翻译家，其作品中学生都能看懂；而今天一些知名杂志上的文章，连教授都看不懂，或者看懂后发现作者自己也没弄懂。

伍义林总编说得对，文章有几种境界：深入深出、浅入浅出、深入浅出，深入浅出是很高的一种境界，也是我所向往的境界。学术应当面向公众，而不能仅限于在小圈子内自娱自乐。

（《中华读书报》记者 王洪波 实习记者  彭远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