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世界历史的形成催生了世界观的变革，用以解释世界历史条件下面临的新问题。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以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先行地位为依据，推崇西方现代化道路及其价值的抽象普遍性和历史终极性，以自我与他者相排斥的二元逻辑理解国际交往，为西方国家单边主导世界秩序提供合理性论证。面对百年变局和“东升西降”等新形势，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的局限性愈益彰显。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新的现代化类型，尊重后发国家结合实际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自主权利，着眼整体强调人类利益的根本一致性，以反霸权的理念推动国际秩序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完善，形成了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固有逻辑的自我主张，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了中国方案。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哲学研究(23&ZD033)；2025年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院)科研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研究”(2025ZD002)。

关键词：世界观/ 西方中心主义/ 中国式现代化

作者简介：唐爱军(1984- )，男，江苏东台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北京 100091)；刘智聪(1998- )，男，河北石家庄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天津 300350)。

原文出处：《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无锡)2025年第6期 第5-14页

人类历史由区域性的有限交往转向世界性的普遍交往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消灭了各国孤立发展的割裂状态，形成了彼此联通的世界历史图景。世界历史的开辟要求确立一定的世界观来解答出现的新问题，因此本文强调的世界观虽然与哲学意义上具有普遍指导性的世界观有相通之处，但主要侧重的含义是如何在世界历史与现代文明条件下“观世界”。长期以来，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大肆渲染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贬低其他国家的制度和文明，反映了西方国家主导世界的独尊地位。在当今世界经历百年变局和“东升西降”等新形势下，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不仅无助于国际问题的解决，反而在某种程度成为应当解决的国际问题本身。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新的现代化类型，为破解全球难题贡献了新的独特世界观。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在分析批判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揭示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固有逻辑而形成的自我主张，呈现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在核心主张方面的独特性。

一、世界历史的形成与现代世界观的出场

现代世界观是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以及人类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产物。在现代民族国家和世界历史尚未形成的条件下，国际交往的范围和内容是极其有限的，各种交往和冲突“从来都不曾把各地的整个生活画面卷入一个共同运动中。”[1]人们缺乏认识世界真实面貌的客观条件，只能形成对世界的蒙昧理解和朴素猜想，例如在我国古代的文化典籍中，人们用“四海”“六合”“九州”“天下”等概念解释国家与世界，奉我国为“天朝上国”。魏源在《海国图志·卷七十四》中则指出：“释氏皆以印度为中国，他方为边地……天主教则以如德亚为中国，而回教以天方国为中国。”[2]因此世界历史形成以前人们主要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认识世界，这种自发的世界观同现代的世界观是根本不同的。

世界历史的形成是资本主义时代区别于以往时代的重要内容，它将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纳入到统一的全球体系之中，改变了国际交往的范围和内容。资本主义发展促成了政治经济的集中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现代民族国家逐步成为国际交往的主体，“古代国际政治社会发育不良的国际关系过渡到现代国际政治社会的发达的国际关系”[3]；地理大发现使得人类世界的真实样貌得到揭示，一个以众多民族国家为基本组成单位的球形立体空间展现在人们眼前，各民族国家交往的空间界限由此被逐渐突破，区域性的有限交往转化为全球性的普遍交往；自然经济渐趋解体使得各国越发有必要融入世界市场，古代孤立松散的世界在现代转化为紧密关联的世界，“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4]35总之，世界历史的形成推翻了古人对世界的蒙昧理解和朴素猜想，人们必须从头开始认识世界，探索确立现代的新世界观，用来指导解决世界历史条件下遭遇的新问题。总的来说，现代世界观至少涉及现代化、国际交往和国际秩序三个方面的基本问题：

一是关于现代化的问题，即如何认识世界历史的现代化进程和不同国家地区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在世界历史形成以前，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主要以某个国家或地区为对象。世界历史的形成使得人们能够超越地域限制，立足世界的整体视域把握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现代化便是其中的重要议题，它突出代表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向现代工业生产方式乃至后工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是不平衡的，西方国家作为现代化的先行者长期居于引领地位，发展中国家则大多处于现代化探索和建设阶段。特别对于后者来说，它们是否只能采取西方化的现代化道路？它们的面貌最终是否会同西方国家相一致？这是决定发展中国家前途命运和理解世界历史进程的关键问题。

二是关于国际交往的问题，即国家之间应当如何进行交往？各民族国家在基本国情、综合国力、文明成果乃至利益追求等方面都有其特殊性，由此才产生了彼此接触交流的需要，国际交往就是不同民族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互动。世界历史条件下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是广泛、密切、普遍的，没有哪个民族国家能够隔绝于世界交往之外，相反各民族国家的发展越来越有赖于对世界交往的参与，这是生产力变革造成的客观结果。但国际交往不是在客观需要推动下自发开展的，而是需要有一定的国际交往理念来引领，借以回答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处理问题，这种理念决定着一个国家在国际交往中对待其他国家的姿态，也影响着其他国家的利益得失。

三是关于国际秩序的问题，即建构什么样的国际秩序以及如何建构国际秩序？“唯当‘世界历史’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被决定性地开辟出来之时，才开始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秩序和全球问题，因而也才有超出地域性的国际法和全球治理的活动领域。”[5]世界历史的形成使国际社会逐渐成为一个整体，随之而来的迫切需要是建构基于国际社会整体的规则秩序，为处理国际事务和推进全球治理确立共同规范，否则国际社会就会因缺乏约束而陷于无序的混乱状态。什么样的国际秩序才是有利于国际社会健康发展的理想秩序？如何才能建构这种理想的国际秩序？这是建构国际秩序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决定着国际社会的发展目标，以及世界各国在国际社会的角色地位。

对于上述基本问题，不同国家可能会形成不同的主张，但是并非任何国家的主张都可以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方案，只有那些世界历史民族的主张才真正能够对塑造世界历史产生深刻影响，它们“在特定的阶段上承担起世界历史任务，在突出地占据世界历史之发展高点的同时，获得并开展出由之代表的普遍性。”[6]长期以来，欧美等西方国家凭借绝对实力担当着世界历史塑造者和国际秩序主导者的身份，将自身置于世界格局的中心地位，形成了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作为21世纪崛起的世界历史民族，新时代中国的理念主张同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的独特性恰恰在于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的固有逻辑而形成了鲜明的自我主张，集中表达了新时代中国为构建美好世界提出的中国方案。

二、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的主要表现

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的“中心”不是按照古人的逻辑把西方国家视为世界地理的中心，而是强调西方国家在现代历史进程的引领地位和国际秩序建构的独尊地位。这种权力中心地位反映了西方国家领先步入资本文明时代，并在全球展开资本扩张的过程，西方国家在此过程中很大程度上主导着世界历史进程和其他国家的命运。基于历史优越感，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推崇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抽象普遍性和历史终极性，力求维护西方国家单边主导的差序国际格局。

1.现代化的西方模式论

在世界历史进程的问题上，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人类历史总体分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两个阶段，现代社会因符合理性而成为人类理想的生存状态。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是全方位、根本性的断裂，传统的一切因素在过程中都将被丢弃，以便在全新基础上重建现代社会。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截然对立起来，“有意识地把‘旧的最好的东西和新的最好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的企图，无论其动机是多么美好而善良，都将由于现代化模式和社会其他结构相互之间的奇异依存性而注定要失败。”[7]因此在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中，传统与现代不仅是对社会发展阶段的事实判断，更是对社会发展状态的价值判断，传统社会代表着过时、落后、不合理性，现代社会则代表着文明、进步、合乎理性，现代社会对传统社会的总体超越成为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的立论基础。

从社会发展角度看，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把现代化等同于资本主义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历史终极性。黑格尔曾认为，“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8]原因在于前者体现了所谓的“普遍自由”原则，使天然意志能够从未经管束的状态达到主观自由的训练。与黑格尔推崇日耳曼的君主政体不同，现代化语境下的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以“线性—进步”的社会历史观和抽象普遍的自由民主观为依据，强调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和最终目标，无论各国在传统状态下采取何种社会制度，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最终都必然以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为归宿。“历史终结论”的代表福山指出，“历史是有方向的，而在历史的尽头矗立着的，则是发达工业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9]这实质上是以超历史的自由民主标准衡量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先验地把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作为人类自始而终的理想追求，把资本主义制度归结成现代社会发展的绝对基础，否定任何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性或替代性方案，似乎历史诞生之时早已预设了资本主义的终极目的。

从社会结构角度看，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认为西方国家的制度文化具有内在一致性和普遍适用性。西方国家引领了世界现代化进程，即使在当今时代，发达国家的发展成果也主要是通过西方式现代化道路实现的，西方化似乎成为现代化的代名词，“将所有社会的现代化与世界史中的西方文化并列起来的观点，都可以看作是进化论中以西方为中心的天真的民族主义的延续。”[10]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秉持“功能一致性”和“结构一致性”原则，认为西方国家的制度文化是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整体，它们代表着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绝对标准，“由于西方经济、技术的传播和社会结构趋于一致性，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发达国家现在已有的一切社会特征。”[11]38因此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坚信西方制度文化对世界各国的普遍适用性，将西方化视为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选择。这种趋同于西方的观点意味着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绝非止于采取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而是对照西方社会的面貌实施“全盘西化”，即“不仅应当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而且应当采用西方的社会、经济和宗教等制度。”[12]

2.对立冲突的国际交往观

在国际交往方面，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贯彻的是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原则，黑格尔指出，“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并且是它们二者共同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13]在利己主义理念的指引下，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以维护国家的私利为立足点，将国家私利与别国利益、整体利益置于对立地位，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呈现出自我与他者相互排斥的二元逻辑。

一是利益争夺关系。资本逐利是通过排他性竞争实现的，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从个体竞争角度看待国际交往，认为各民族国家之间只能是利益不相容的对立关系，国际社会遵循的交往法则只能是你输我赢、赢者通吃，“所有政治活动和政治动机所能归结成的具体政治性划分便是朋友与敌人。”[14]本国利益最大化成为国家对外政策制定的主要考量，世界变成各国国家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角逐场，“各国像守财奴一样相互对立，双手抱住自己珍爱的钱袋，怀着妒忌心和猜疑心注视着自己的邻居。”[15]因此资本主导下的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对国际交往的理解是零和的，一方利益所得代表另一方利益所失，竞争规律作为外部强制驱使西方国家不断塑造和维护自身在国际社会的优势地位，甚至不惜以牺牲全人类利益和安全为代价来确保本国的利益兑现。

二是支配—从属关系。赢者通吃的零和博弈体现了资本积累的极化规律，即全球发展成果更多由西方国家占据，而为获取全球发展成果所付出的成本则更多由发展中国家承担，这必然损害发展中国家独立平等的发展权利，导致全球发展赤字难以消弭。西欧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对外扩张将后发国家置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全面从属地位，“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4]36在资本的利己主义本性驱使下，西方国家渴望在其他国家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运用各种方式维护西方国家利益优先的国际分工体系，力图将后发国家锁定在全球产业体系的中低端，以保持后发国家对西方国家的依附和跟随地位，以后发国家的不发展为代价换取西方国家的发展。

三是主客二分关系。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将整个世界置于主客二分的逻辑框架，它“把世界划分为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认为西方世界的民族是‘主’，非西方世界的民族是‘客’，属于蒙昧、野蛮、未开化的民族，‘主’必须统治‘客’。”[16]因此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对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的主客划分是以文明一野蛮为标准的，前者垄断了文明的话语权，后者则被排除在文明的门槛之外，这体现了西方国家对自身的优越自大，以及对非西方国家轻蔑鄙视的傲慢态度。基于主客二分关系与文明—野蛮标准，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认为国际交往主要是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单向输出先进的文明成果，西方国家作为外部冲击为非西方国家带来进步的社会因素，激活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非西方社会，所以西方国家承担的“文明开化使命”促使其“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4]36

3.霸权主义的国际秩序观

西方中心主义的隐喻是非西方国家处于中心以外的边缘地位，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的关系被视为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前者对于塑造国际秩序具有决定性话语权。因此西方中心主义是一种霸权主义的世界观，它从综合实力出发衡量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权力地位，构建起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差序国际格局。为什么说这种西方国家单边主导的国际秩序是合理的？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有其相应的观点支撑。

一方面，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鼓吹“普世论”，视西方国家为国际公平正义的捍卫者和民主自由的推动者。“普适”与“普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侧重于超越一切条件限制的普遍适用性，指的是把西方制度文化和发展道路看作有效解决别国发展难题的“万应灵丹”；后者侧重于超越狭隘国别限制的利益一致性，指的是把西方国家看作维护人类根本利益、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正义化身”。以启蒙思想为基本依据，西方国家构建了包含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核心内容的普世价值，认为普世价值符合全人类的根本利益，代表人类理想追求的道义制高点，应当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遵守的价值准则。基辛格指出，“美国自建国以来笃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价值，声称自己有义务传播这些理想。这一信念常常成为美国的驱动力。”[17]在普世价值的话语背景下，西方国家成为自由民主的标杆楷模，义不容辞地担负着向世界推广自由民主的国际责任，不符合普世价值的国家制度则被定义为偏离人类文明发展正轨，受到西方国家各种污名化、妖魔化的话语攻击，甚至利用有关议题对其内政妄加干涉，以推动所谓的世界“民主化”进程。

另一方面，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渲染“威胁论”，视新兴国家为国际秩序的颠覆者和世界稳定的破坏者。与西方国家的正面形象相反，崛起的新兴国家被定义为威胁者的负面形象。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信奉国强必霸的逻辑，坚信大国之间横亘着无法跨越的“修昔底德陷阱”，“崛起中的大国不可避免地会涉足之前被老牌大国视为禁脔的某些领域”[18]，老牌大国则由于既得利益被触动而作出回应，因此二者之间必将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对世界的和平稳定和民主自由造成威胁。这种“威胁论”的论调是西方国家抹黑新兴国家的典型话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中国威胁论”，亨廷顿早在20世纪末就提出，“中国的崛起和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竞争者’的日益自我伸张，就将在21世纪初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19]361这种“威胁论”表现出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的霸权对抗逻辑，即将新兴国家预设为潜在的竞争对手，认定其综合实力的壮大必然会追求霸权来同西方国家的霸权地位相对抗，以颠覆现行国际秩序的方式重塑新兴霸权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从而威胁当前西方国家主导的“合理”的国际秩序。

因此按照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的逻辑，西方国家单边主导的国际秩序具有无可置疑的合理性，不同国家应当在差序格局中各归其位，共同维护这种符合全人类利益的理想国际秩序，反对新兴国家对它造成的“威胁”。实际上，这种抽象的普世价值和单边的差序格局真正代表的是西方国家的利益，人类利益不过是其“普遍性”的话语粉饰，即使亨廷顿也承认，“西方正在、并将继续试图通过将自己的利益确定为‘世界共同体’的利益来保持其主导地位和维护自己的利益。”[19]200

三、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的独特主张

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以资本主义现代化为基础，强调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西方国家主导国际秩序的权威性，将资本主义的相对进步性表达为绝对进步性，以“历史终结论”堵塞人类社会发展进步。面对百年变局和“东升西降”等世界新形势，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逐渐与时代背道而驰，成为某些国际问题的根源。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新的现代化类型蕴含着新的独特世界观，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固有逻辑并形成了鲜明的自我主张，代表着新时代中国以世界历史民族姿态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而贡献的中国方案。

1.具体多样的现代化路径

作为现代化的类型之一，中国式现代化认同在世界历史背景下，现代化是各国共同追求的发展目标，它对传统社会的发展状态具有超越意义。但无论是对待传统还是现代，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都不是像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那样陷于抽象理解，而是强调结合现实条件作出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把传统视为一律应当抛弃的东西，并把资本主义作为现代化的终极形态和绝对选择，各国应当而且能够立足国情走出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从继承性角度进行理解，注重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更新。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终究是为了以抽象否定传统社会的方式为现代社会提供合法性辩护，这在本质上具有历史虚无主义倾向。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认为人类历史是具有连续性的发展过程，前人积淀的历史条件为后人继续创造历史提供了基础，社会进步离不开对既有文明成果的继承，因此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是无法完全割裂的，“几千年来人类积累的一切理性知识和实践知识依然是人类创造性前进的重要基础。”[20]中国式现代化对传统—现代二元对立论的超越突出体现为强调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意义，注重以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创造赋能现代化发展，避免抽象评判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或复古主义。传统“在既定历史条件下，它能被相当程度地改变、创造和形塑以适应当前的需求和愿望。”[11]324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第二个结合”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现代化更新，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文化形态，为世界各国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提供了典范。

在现代化进程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以社会主义为本质规定，探索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矛盾弊端的道路和制度。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从抽象人性论出发，把自由竞争等同于个人自由的终极形式，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力图将资本主义社会美化为合乎人性与规律的现代社会终极形态，否定人类历史继续向前发展的趋势。中国式现代化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作为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其开创性实践及历史性成就本身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并非实现现代化的终极形态。习近平指出，“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21]与此相应，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认为资本主义对于推进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附有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和固有弊端。它骨子里包含着“资本至上、弱肉强食、两极分化、霸道强权的本性”[22]，这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矛盾问题的重要根源，而且诸种矛盾问题在现代社会发展中越来越凸显出来。因此无论是从社会规律的角度还是人的发展角度，资本主义都不能构成人类历史的终结之点，人类历史的发展必然要求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矛盾弊端，中国式现代化便是探索超越资本逻辑的更好社会制度的中国实践。

在现代化道路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反对单一模式论，尊重各国独立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自主权利。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将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定于一尊，迷信其抽象普遍性和绝对唯一性，否认一切区别于西方化的现代化方案，排斥后发国家独立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自主权利。与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对现代化道路的单一模式论理解不同，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对现代化道路的理解是具体的、多样的，强调不同国家对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应当充分考虑它们在历史和现实等方面的具体条件。历史实践证明，无论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都无法作为抽象定型的现代化模式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是现代化规律一般性与现代化道路多样性的统一，尽管各国现代化在外部表征上具有某些共同性(如科技进步、市场经济、法治国家等)，但“欧洲远不是现代性的范本，也不是后来的每一次变革应该遵循的榜样，更不是衡量其他国家现代性的标准”[23]。与中国自身的独立探索相一致，中国式现代化尊重后发国家独立探索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自主权利，反对把本国的经验模式强加于人，习近平指出，中国“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24]

2.基于共同体的国际交往

全球化在为各国带来发展成果的同时也造成了某些风险挑战的普遍化，利己主义原则支配下的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具有趋利避害的天然倾向，意味着西方国家追求在较少承担国际责任的情况下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这种交往理念的普遍应用势必造成国际关系紧张和世界的“公地悲剧”。中国式现代化跳出利己主义的个体化视野，站在世界各国命运与共的高度，倡导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要求不以国际社会成员的自身同质性程度划定自我与他者的界限，而是以共同体意识消解自我—他者的互斥性认同政治。”[25]中国式现代化秉持人类利益优先的理念，强调全球化条件下人类利益的根本一致性，在国际关系的理解上以共同利益的团结原则代替利益对立的竞争原则，考量的是在巩固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更好实现国家利益。维护和发展全人类共同利益不是哪个国家的私事，而是共同体中每个国家应尽的责任义务，中国式现代化倡导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原则，倡导国际社会走出“小圈子”，团结应对气候变化、环境恶化、恐怖主义等人类公敌，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拒绝将国际责任完全推卸给其他国家的“甩锅”行为，以及以损害人类利益为代价发展本国利益的自私自利行为。

中国式现代化在承认利益原则的同时，更加注重道义原则的规范作用，强调国际交往中道义原则相比于利益原则的优先性。马克思曾指出，国际交往要“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26]中国式现代化不反对国际竞争，而是反对突破道义原则和国际法规的恶性竞争，倡导各国在坚守国际道义的基础上开展真诚交流合作，为充满不确定性的百年变局注入更多正能量和确定性。特别是国家之间并非具有利益冲突的天然性，零和博弈只会给彼此造成损失，国际合作应当而且能够实现彼此共赢。“中国反复强调的‘双赢’(win-win)模式，明显地区别于西方世界痴迷的、对‘敌友’(ami-ennemi)关系的施密特式的执念。”[27]面对日益扩大的南北发展鸿沟，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共同发展的理念，反对西方大国垄断现代化“特权”，使后发国家长期处于跟跑和依附状态的做法，倡导先发国家支持帮助后发国家解决减贫脱贫、粮食安全、医药卫生等发展难题，带动转型国家更好推进现代化进程，均衡全球化发展成果更多向发展中国家惠及，尊重发展中国家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致力于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

中国式现代化摆脱主客对立的二元逻辑和“主”改造“客”的单向逻辑，倡导不同文明平等共存、交流互鉴的文明交往观。人类文明不存在所谓的“主”“客”之分，“任何文明都绝对不可能是独占所有价值的文明。”[28]中国式现代化认为每个国家的文明成果都是构成人类文明百花园的平等一员，应当善于欣赏不同文明的独特价值，以文明—野蛮、先进—落后、发展—倒退的二元话语对待其他国家是西方国家自我优越感的标榜。不同文明成果凝结了不同民族的历史智慧，无形中塑造着一个民族的民族品性、价值观念和发展道路等，是其能够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内容。因此应当尊重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坚决摒弃一味推崇本民族文明和贬损其他民族文明，千方百计改造、同化不同文明的陈旧逻辑。习近平指出，“在文明问题上，生搬硬套、削足适履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29]。中国式现代化将文明差异视为不同国家交流的动力，认为文明之间的冲突对抗并非绝对必然、不可避免的，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只有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才能获得丰富滋养，推进文明进步。任何一种孤芳自赏、封闭排外的文明，都极容易形成惰性，丧失与时俱进的生命力，各国应当坚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念，推动不同文明取长补短，共同繁荣人类文明百花园。

3.反霸权的国际秩序理念

霸权主义的国际秩序维护的是西方国家的既得利益，因此西方国家拒斥国际秩序变革可能带来的利益损失，认为新兴国家必然提出新的国际秩序对抗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国式现代化秉持的理念的不是“对抗”霸权(“counter”-hegemonic)而是“反对”霸权(“anti”-hegemonic)[30]，这意味着中国不会通过谋求新霸权的方式压制西方霸权，不会以中国主导的霸权主义国际秩序对抗或取代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国际秩序。相反中国致力于探索大国之间开放包容、友好相处、互利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主张在求同存异的包容性前提下开展互利合作，避免重蹈大国对抗的覆辙。从中国发挥的角色来看，中国并非现行国际秩序的颠覆者而是坚定维护者，“现行国际秩序并不完美，但只要它以规则为基础，以公平为导向，以共赢为目标，就不能随意被舍弃，更容不得推倒重来。”[31]126关键在于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利益固化思维，真正承认和解决存在的各种问题，才能提升现行国际秩序的认可度和可持续性，为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基本遵循。

第一，从国际秩序建构的参与主体看，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实力逻辑”和“单边治理”逻辑，强调国际社会成员对国际秩序建构的平等参与性。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秉持实力逻辑、强权逻辑，以综合实力为基础衡量一个国家在国际秩序建构中的地位，建立起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单边治理格局，实际上剥夺了后发国家在国际秩序建构中的话语权。中国式现代化秉持多边主义和公正合理原则，认为国际秩序的建构关乎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不应成为西方霸权国家牟利的工具和少数大国之间利益斗争的对象，而是应当平等地尊重国际社会全体成员尤其是后发国家的参与权、话语权，“多边主义的要义是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32]161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关于国际秩序的主张是一种多边主义的去中心化立场，它反对依照任何标准将任何国家排斥在国际秩序建构权利之外的歧视性做法，致力于在国际秩序建构中为后发国家争取更加平等的国际地位和国际权利。

第二，从国际秩序约束的行为对象看，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例外主义”逻辑，强调国际秩序对国际社会成员的普遍约束力。霸权主义的逻辑是西方国家为世界立法，但西方国家作为规则制定者和国际“裁判员”则置身于国际规则之外，它们垄断着国际规则的制定权和解释权，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采取“双重标准”。中国式现代化贯彻公正合理的原则，认为与规则制定方面的平等原则相一致，规则适用方面同样也是平等的，国际秩序应当对国际社会全体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习近平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32]163联合国是当今世界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多边主义国际组织，其在国际体系的核心地位表明国际秩序应当具有体现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普遍代表性，以及对西方国家进行行为规范的普遍约束力，各国无论大小强弱都没有凌驾于国际规则之外的特权，都应当同等地受到国际秩序及其基本规则的约束。

第三，从国际秩序遵循的价值理念看，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虚伪普世逻辑，倡导弘扬基于共识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将理性主义的启蒙价值观视为普世价值，实际上就是把资本主义价值观预设为人类历史的永恒追求，赋予西方国家主导国际秩序的道义正当性。习近平指出，“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31]355全人类共同价值去除了普世价值的社会制度属性和意识形态色彩，它不是以哪个国家或哪种社会制度的价值观作为典范，而是在当今时代条件下基于人类共同利益、尊重社会制度差异的价值共识[33]。作为价值共识，全人类共同价值能够包容不同国家的核心价值，力求最大限度形成真正代表人类共同利益而不是某种特殊利益的价值表达。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倡导的全球价值主张是价值理念共同性与价值实现多样性的统一，充分尊重不同国家在价值共识基础上结合实际探索价值实现的多样路径，真正把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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