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江平，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崔翼，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  中国式现代化九个方面本质要求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确立及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动力牵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依托、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自觉追求，共同证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历史合法性、现实合理性和时代必然性，深刻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从何而来、因何而立这一基本命题。以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体现为本质要求的九个方面在互构互塑、综合平衡的关系中“并联式”发展的辩证运动过程。在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互构关系中，任何一方面只有同其他方面相绾结，才能彰显其整体全面的本质意蕴，同时又通过自身发展缔造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总体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强大生命力在于解答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面临的由谁领导、如何发展、走向何处的“现代化之问”。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在超越经典现代性危机中展现出来的本体论、价值论和文明论相统一的实践智慧，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开展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新文明方案”。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本质要求 内在逻辑 有机整体 新文明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刻领会、系统把握”^[１]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凝结着区别于西方现代性的“新现代性”思想结晶，蕴含着破解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普遍难题的东方哲思，构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体性实践方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举措，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在各个领域的具体落实和深化拓展。^[２]中国式现代化九个方面本质要求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全面贯彻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必须理解其整体、互构和联动的内在逻辑。目前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这一论题的研究呈现出双重面相：一方面，基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总体性视角，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协调性和系统性；^[３]另一方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某个方面展开多维论析。^[４]现有研究较少从内部要素的动态互构逻辑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集中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各要求间呈示出互构式、联动式、协同式的运演关系。深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内在逻辑，有助于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增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意识，减缩局部突进和整体失衡的社会发展代价，使我们避免陷入“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和“文明终结论”的窠臼，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坚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生成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从何而来、因何而立

早期发轫于西方的内源型现代化展现出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但因其内在固有的理论悖论和无法克服的实践危机，最终导致种种“现代性之殇”。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现代化的扬弃，其本质要求既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百年探索经验的深刻总结，又包含着对世界各国现代化共性规律的有益借鉴，更是立足新的历史方位、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筹划。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确立及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动力牵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依托、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自觉追求，共同证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历史合法性、现实合理性和时代必然性，深刻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从何而来、因何而立这一基本命题。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凝铸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政治基因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既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得以生成、维系并发挥效能的政治基因，又是中国式现代化有别于其他现代化模式的根本标识。近代中国追寻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表明，“地方化集中主义”“集中化地方主义”“半集中主义”等分散的“政党—社会”力量均无法完成传统国家的现代转型和再造。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恢宏实践中，才能解决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启动现代化的“权威真空”问题，为现代化建设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人类文明转换关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光荣任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蓝图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战略意义愈发显现，“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５]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才能为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把舵定向；只有坚持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的使命型政党的全面领导，才能奠定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基石；只有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发挥从政治势能到治理效能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只有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有效化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可能遇到的风险挑战。质言之，“只有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前景光明、繁荣兴盛”。^[６]

（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构成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出场境遇

善于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是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重要方法论。在这一方法论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动态把握、科学研判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灵活调整指导方针，引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取得伟大成就。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转化，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主要任务已经从解决“有没有”的欠发展问题，转向破解“美好不美好”“公平不公平”等“发展后”的系统性问题。^[７]基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这一历史性变化的主动因应，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在“总体逻辑—分领域‘五位一体’建设逻辑—面向世界的共同体逻辑”^[８]的展演中系统生成，深刻诠释了从何而来的现实合理性。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进行精准破题：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要求协调推动传统支柱产业新质化改造，以“人工智能+”行动孕育全新智能原生产业，破解发展不充分、不高效等难题；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旨在着力构建环节、领域、层次全链条的中国式民主机制，以数智技术培育参与式民主新形态，破解民主形式化、悬浮化等难题；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直指高质量文化供给不足、多元价值观等问题，着力打造贯通文化创造、国民教育、价值凝聚的精神共富机制，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引领，实现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大发展，破解精神生活空心化、荒芜化等难题；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聚焦完善具有发展性共享和保障性兜底相统一特质的社会保障体系，走共建共享、阶梯共富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直指城乡、区域、群体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打破经济快速增长、民生福祉增进和生态环境保护三元悖论的迷思，力求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之间建立良性的互促机制，加快形成空间格局、产业布局、生产生活方式全面绿色化的新范式。以上五个分领域的本质要求相互支撑、有机统一，构成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五位一体”方略。

（三）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奠立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实践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深嵌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程，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系统性建构的实践过程。为实现以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系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必须积极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促进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从理念形态向现实形态跨越的实践理据。德国学者黑格尔认为，“现实是本质和实存或内部和外部所直接形成的统一”。^[９]作为事物内在规定性的潜在本质，只有在得到外部映现确证的时候，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融摄着不同领域的发展目标，这些目标的实现无一不以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及其治理能力为依托。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高质量发展需要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根本保障，通过精准的宏观治理能力和灵活的市场调节能力加以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为坚强支撑，通过法治化的民主程序和制度化的协商渠道加以发展；人民精神世界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文化治理制度为现实依托，通过社会再生产出来的个性化文化产品加以丰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需要以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为基本保障，并通过统筹兼顾的城乡、区域协调能力和精准施策的再分配调节能力加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需要以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为根本依托，通过合力监管的生态治理能力加以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以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包容普惠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制度框架，通过携手其他国家共同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加以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需要以“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保障基础，通过推动“旧文明秩序”的革新与跃迁加以创造。由是观之，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获得了现实的必然性。

（四）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标识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价值高度

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内蕴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文明方案”，在解决世界发展失衡、全球治理失序、文化殖民渗透等问题中确立了时代必然性。综观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内容构成，其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两个面向，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道义高度、天下格局和文明旨趣。第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要求蕴含着“去差序性”的新世界观与“类哲学”的新思维观。在“去差序性”的共同体中，每个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拥有“‘天下同风’的政治的想象力”，^[１０]平等参与全球治理、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公正分享全球成果，在自为发展中选择适合自身的现代化道路。在“类思维”关照下的共同体中，国家和国家、民族和民族、文明和文明间并非相互压迫、相互斗争的关系，而是互为实现自身本质的前提和条件，超越了西方国家构建的“中心—边缘”型等级文明秩序。第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本质要求蕴含着三重“母体”思想酵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优秀文化的交互作用，创造出物质和精神、民主和法治、自然和社会协调发展的现代文明新形态，扬弃了资本现代性内含的工具理性扩张、民粹主义泛滥、生态危机加剧等积弊，推动了中华文明在现代转型中实现换羽新生。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之所以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归根结底在于其将中国之“体”与世界之“用”有机结合，“创造出较之现今主导文明更益于人类生存和发展，从而更为优越和高级的新型文明”。^[１１]

二、互构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内部组成之间相互支撑、聚成合力

任何国家的现代化事业都不是在孤立要素中挺进、在单向度领域中推进，因为“现代化的过程有若干不同的层面：经济发展是物质的层面；政治发展是制度的层面；而思想与行为模式则是社会的深度层面”。^[１２]以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体现为本质要求的各个方面在互构互塑、综合平衡的关系中并联式发展的辩证运动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是以人的现代化为本质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线图”，其中每个方面既作为相对独立的结构性存在，又通过相互塑造而成为关系性存在，最终聚成推动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合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九个方面本质要求的互构关系中，任何一方面只有同其他方面相绾结，才能彰显其整体全面的本质意蕴，同时又通过自身的发展缔造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总体形态。

（一）根本保证和方向道路的辩证互动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中独具中国式特色的两个方面，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贯穿在中国现代化的推进历程中，并通过“引领—发展”和“回应—型塑”的互动方式，实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从“引领—发展”的实践向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两个先锋队的引领作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供给方向指引、实践定力和组织保证。在道路层面，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三大规律，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进方向。在理论层面，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构建自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导。在制度层面，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将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为实现社会的安定有序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在文化层面，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结合”方法论，澄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蕴的文化底蕴和人文基因，构建独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从“回应—型塑”的实践向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体对象，而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能力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现实动因。具体而言：第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的过程中，不断提出全新的命题和挑战，要求中国共产党增强战略规划力和顶层设计力。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持续创新，特别是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化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指导力和理论原创力。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及其治理效能的提升，推动党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同国家治理能力相适应。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兴盛，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宣传、舆论引导和文化治理中，更加注重执政话语的创新、生活意义世界的建构和精神共同体的塑造，将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共识和作为治理形态的文化成果不断转化为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深层支撑力。

（二）发展方式和实践布局的内在耦合

中国式现代化九个方面本质要求是具有总体性意蕴的全要素系统。想要准确把握其中各个要素的互构逻辑，就必须正确运用以系统为基的辩证战略法。立足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来审视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九个方面，坚持高质量发展是在总体性本质要求中起归根结底作用的核心要求。在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全要素图绘中，存在着作为核心要素的发展方式与作为非核心要素的实践布局之间的耦合关系。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坚持高质量发展以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重要保障，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供给必要的生活资料，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积累足够的经济财富，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先进的生态技术。另一方面，不同领域的实践布局对高质量发展具有伦理牵引作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要求将“民主当成实现富足公正生活的善业”，^[１３]要求依靠“民主的手段和方式有效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１４]确保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始终尊重人民意见、保障人民权益、体现人民呼声；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意味着创造出越来越多“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１５]在高质量发展中超越单纯的“物的增长”逻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求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兼顾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要求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既不能应用新自由主义“去政治化”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又不能遵从“去增长”的生态后现代理论，而应该坚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推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解。

（三）国内善治和世界责任的有机统一

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眼光是世界的，情怀是人类的，思维是开放的”，^[１６]其所涵摄的九个方面内容不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全人类共同价值榫接的桥梁纽带，而且是贯通国内治理与世界贡献的实践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内含国内善治要素与世界责任要素的同一性关系，两者呈现出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互构状态。一方面，指向国内善治的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各方面普遍与国际事务治理相互关联。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是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以真正落实的主动力量，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在两制并存的格局中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承担国际责任的强大底气，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比资本主义更加发达、更有效率的社会生产力总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所涵养的共商意识、命运共识与共享精神，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供给人文支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经验，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现实范本。另一方面，蕴含着成人达己、成己为人智慧的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世界责任要素既是国内善治要素的价值延伸，又反过来推动国内治理体系向着更高水平的开放化、更新形态的文明化演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要求，推动当代中国治理更加重视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统筹好国家安全和世界安全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水平；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本质要求的总和形态，内生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中，反过来要求相互协调的“五大文明”在汲取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朝着更高维度跃升。中国式现代化九个方面本质要求的互构逻辑在实践中展开，并在发展中不断优化内在的组合方式，最终聚成符合社会历史规律、彰显主体能动性的现代化合力。

三、动力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解答由谁领导、如何发展、走向何处的“现代化之问”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其本质要求交出符合人民群众期许的答卷，在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互动中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强大生命力在于解答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面临的由谁领导、如何发展、走向何处的“现代化之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种理论的产生，源泉只能是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动力只能是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现实要求。”^[１７]中国式现代化九个方面本质要求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践中确立，随着新问题的出现而不断丰富其理论内涵，旨在彻底改变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创造出“比现在所有现代化国家人口总和还要多的”^[１８]现代化新样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提供全新选择。

（一）坚持党的领导和正确道路是解决中国式现代化“由谁领导、走什么路”的决定力量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问题是“由谁领导、走什么路”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关涉中国现代化的前途命运。在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中，各个要素间存在内在的逻辑次序，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方面，居于本质要求的优先位置。从现代化的领导主体审视，中国共产党是解决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社会力量分散、价值共识分化等问题的能动政治主体。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本质要求，内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将党的领导权作为“普照的光”的实践意蕴。具体表现为：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主动承担认知历史规律、黏合社会意志、引领社会革命等领导责任，致力于解决现代化新陈代谢过程中面临的领导主体缺位、领导能力薄弱等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使不同的社会阶层、社会团体、社会组织都能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明确自身定位、发挥能动作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不竭力量。从现代化的发展路向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突破西方现代化道路困境、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性形态的必由之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着多维一体的内容，其中“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１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实践印证了中国式现代化前进方向的科学性，为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提供了中国道路样本。在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推进过程中，必须同时解决利用资本而衍生的现代性矛盾和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造性实践提供了内在统一的解决要略，即在利用和规制资本中构建人民现代性新形态，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有序。坚持党的领导和正确道路的本质要求，既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取得“两大奇迹”的重要法宝，又是新时代续写“两大奇迹”新篇章的决定力量。

（二）坚持全面发展和集成布局是回应中国式现代化“怎样发展、如何发展”的建设力量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问题是“怎样发展、如何发展”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坚持全面发展和集成布局的本质要求，在充分把握事物普遍联系规律的基础上，解决物质丰富和精神空虚并存、发展速度和生态承载失调等结构性症候。第一，坚持高质量发展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协同共进，推动形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民为中心辩证统一的新发展方式，着力解决发展动能不强的问题。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内蕴着整体性发展的价值属性。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适合整体性发展的民主形式，通过民主决策、民主协商、民主监督等环节，将人民的主体创造力转化为推动整体性发展的强大动能。第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相互促进，确立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新范式，着力解决发展价值虚无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价值增殖，人的精神性、伦理性、文化性等向度被资本主义私有制衍生的商品幻象遮蔽。但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造就更多能动的、全面的人，使“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２０]复归。第三，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本质要求，强调以系统思维把握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和人民福祉三者之间的关系，推动构建天人合一的自然意境，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生态观超越原子论、还原论等近代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崇尚人在自然和社会浑然一体的生境中诗意栖居，其最鲜明的发展依归是让不同世代的人都能“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２１]坚持全面发展和集成布局的本质要求，不仅致力于解决某一领域的局部问题，而且着力解决各领域、各要素、各方面的不协调问题。

（三）坚持人类情怀和文明革新是诠释中国式现代化“有何贡献、走向何方”的道义力量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问题是“有何贡献、走向何方”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展现出来的人类情怀和文明愿景，表明“中国追求的不是独善其身的现代化”，^[２２]而是在同世界其他国家平等交往、互惠互利的过程中，消解“修昔底德陷阱”预设的霸权冲突叙事，破解“金德尔伯格陷阱”警示的全球治理赤字，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交融共生。第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要求，创新了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范式，强调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重塑国家间的信任体系，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有何贡献”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始终秉承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价值理念，在追求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推动各国共同振兴、文明共同兴盛，绘就文明间“主主平等”的新型历史图景。第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本质要求，指向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人类文明新样态，强调以各国交流互鉴的“文明发展论”超越西方大肆渲染的“文明冲突论”，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将人类文明“引向何方”的问题。恩格斯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２３]先发现代化国家通常将自身文明视为“普世标准”，借助文化渗透、制度移植等方式强势改造异质的“他者”。相较于西方国家面临的文明危机，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文明”与“文明发展”的辩证统一中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21世纪社会主义形态的新文明，其立足于中国实践，继承“中国历史文明连续统”，^[２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追求与中华民族和合共生、厚德载物等文明基因相结合，在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中，挺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具有观照世界的眼光，主要表现为唤醒各国人民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的主体意识。正如马克思所言，“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２５]世界现代化的发展动力将由资本主导的单向扩张向人民主导的多元共生转变。

四、意义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深蕴“本体论—价值论—文明论”智慧

西方现代化模式面临的经典现代性危机——在资本逻辑的统摄中陷入本体论错位、在工具理性的膨胀中遭遇价值论迷失、在文明优越的孤傲中诱发文明论冲突——并非独属于西方世界的症候，而是横亘在已经完成现代化的发达国家或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面前的共同挑战。西方曾引以为傲的经典现代化理论无法打破自我编织的“现代铁笼”。英国学者汤因比认为，引领人类走出现代性危机的国家将“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２６]这一预见的深刻性，必然由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系统呈现的从本体论奠基到价值论自觉再到文明论复兴的完整价值逻辑所证成。

（一）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内含“本体论承诺”

美国学者蒯因提出“本体论承诺”命题，认为任何思想理论体系都隐含着“何物存在”的基本预设。西方现代化理论将资本设定为世界现代化发展的终极约束变项。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在实践中彰显出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优越性标志着西方现代化本体论预设行将“终结”，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将成为现代化发展的新的“本体论承诺”。第一，夯实物质生产的本体论基石。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２７]如果没有高质量的物质生产，就不会有中国式现代化的韧性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内蕴的物质生产观及其实践超越了西方只见抽象的物性却不见现实的物^[２８]的泡沫经济逻辑，而且规避了后发国家由于盲目追求“去工业化”而可能招致的“灰犀牛”风险。第二，坚持人民至上的本体论创新。西方现代化将物与物的交换价值视作本体论的根基，陷入了“存在者”遮蔽“存在”的困境。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内蕴的“本体论承诺”实现了从“存在之遗忘”到“此在之澄明”的哲学革命，在存在论根基上重构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完成了本体论层面的“类存在”创新，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在感性具体的实践中充分组织起来的“人民主体”。第三，贡献胸怀天下的本体论方案。西方现代化在其开创世界历史的同时，潜隐着“个体—民族国家”的存在论预设。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过程中提出来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本质要求，在本体论层面实现了双重超越：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及其实践，超越了海德格尔揭示的“此在”被抛入世界的孤独境遇，将“此在”的本质理解为先于个体存在的“共在”关系，即马克思申言的历时态和共时态相统一的全人类社会关系的总和；另一方面，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本质要求，发展了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思想，在承认相互性的基础上，旨在建立一种以忠恕之道为内在价值的文明包容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胸怀天下的本质要求，为人类成功走出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西方分裂困境贡献了新的本体论方案。

（二）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孕育“价值论基因”

西方现代性价值论迷失的标志是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吞噬。“盘根在机械文明的基础上”^[２９]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宣称不再需要“伦理—文化”精神的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扬弃了西方现代化呈现出来的物质丰富和精神贫瘠相交织的“现代性悖论”，其本质要求积淀着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理念、思想神韵和道德情感。只有坚持“两个结合”，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才能获得自主的“伦理—文化”精神动力，并以此“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３０]团结广大人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强调在全面协调中坚持高质量发展，其蕴含的价值方法根源于“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总体观。从执两用中的发展智慧出发，中国式现代化并未走上资本逻辑主导的物质片面增殖的歧路，而是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同共进，促使发展效能和人文价值相得益彰。从守中致和的治理智慧出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贯彻“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３１]的理念，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的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内蕴着城乡融合的总体视野，城市的市场体制为各类群体的致富增收提供了重要机会，而农村的社会体制为“农民中的弱势群体提供了基本保障和最后退路”。^[３２]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强调在统筹规划中推进全生态的和谐发展，其蕴含的价值底蕴来源于“政通人和”的民主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和实生物”的文明观。在政治和谐性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实践始终将维护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遵循“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民主逻辑。在生态和谐性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秉持生生之德的价值理念，将世间万物视为相互滋养、相互成就的“生命共同体”。在文明和谐性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深蕴传统文明基因，又直面现代人类共同关切，展现出亘古亘今的文明特质。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强调在合作共赢中实现世界的共生发展，其蕴含的价值理性肇始于“天下一家”的世界观。在价值目标方面，“兼济天下”的人类共同体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狭隘范围，推动国际秩序的构建逻辑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走向共生共荣的“天下为公”。在价值准则方面，汲取中华文明“和而不同”智慧形成的人类交往共同体走出了价值意义上的“普遍主义—相对主义”摇摆困境。在价值实践方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要求并没有停留在理念层面，而是在知行合一的实践中积聚为改变世界治理格局的现实力量，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更加可靠的国际公共产品。

（三）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彰显“文明论范式”

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在文明论层面的革命意义，在于彻底破解从非历史主义态度出发形成的“西方文明中心论”。西方现代性自诞生以来，“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３３]在资本无限增殖和海外殖民扩张的双重驱动下，构建出将地球上的每个角落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依附性文明秩序，随之而来的是作为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的“西方文明中心论”在全球范围内的凯歌高进。持守“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先发现代化国家将资本主义文明自命为世界文明标尺的制定者，而其他非西方文明都是亟待被改造、被同化、被唤醒的客体，它们无法自发产生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文明，必须亦步亦趋接受资本主义文明孕育的自由市场、民主制度和宗教文化，才能成功通向现代化。“西方文明中心论”的盛行，不仅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优越感，而且暴露了西方人对历史演进的“铁的规律”的无知。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运动的终点是服膺君主立宪制的欧洲，作为发展起点的东方社会只是世界历史的“陪衬”。^[３４]但实际上，盲目认定人类社会将终结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是对历史事实的一种辉格式解释，它否定了不同文明基于自身历史境遇、文化惯习、制度传统探索存在意义的合法性。文明从来都不是划分高下、评定优劣的工具，而是人类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展开生存实践的结晶，每一种文明都承载着独特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智慧。中国式现代化书写了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叙事，创造了平等的文明主体共同参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三个方面鲜明特征：一是具有包容性，推动不同文明在相互尊重中共同发展；二是具有生成性，始终保持文明共同体的开放和创新；三是具有关系性，重构自然生态和社会存在、世俗文明和宗教文明间的有机联系。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确立标志着中华民族成为引领人类精神发展的“世界历史民族”，人类文明将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文明的独白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迎来的是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共生时代。

五、结语

现代化的发展方式，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与文明兴衰。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是根植于中华文明和合传统、正确回答“现代化之问”的有机整体，其形塑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标识和精神气质，昭示着一种超越西方现代性范式的文明创新。从近代以来的世界现代化发展历程来看，单一维度、片面突进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往往伴生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卓越之处，在于推动现代化的各要素、各方面、各领域朝着共同的奋斗目标相向而行。面向未来，必须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内在逻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始终从本质要求的整体性出发，强化系统思维，注重协同推进，推动各个方面在良性互动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唯有如此，中国式现代化才能持续释放创新潜能，不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光明前景，而且为人类文明整体迈向现代化提供新的可能，在世界文明图谱中成功镌刻深具东方智慧的鲜明印记。

注释

^[１]习近平：《为实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求是》2023年第1期。

^[２]《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光明日报》2025年10月29日第1版。

^[３]沈江平、黄东阳：《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总体性意蕴》，《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4年第4期。

^[４]周航、牛先锋：《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理论视野》2025年第2期。

^[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年，第73页。

^[６]《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59页。

^[７]丰子义：《哲学视域中的“发展后”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

^[８]赵义良：《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25年第7期。

^[９] [德]黑格尔：《逻辑学》，梁志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55页。

^[１０]陈立胜：《阳明学与中国现代性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2024年，第218页。

^[１１]张东刚、臧峰宇等：《文明和谐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年，第235-236页。

^[１２]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7页。

^[１３]杨光斌等：《中国民主：轨迹与走向：1978—200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7页。

^[１４]李笑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中国逻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37页。

^[１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2页。

^[１６]辛鸣：《中国理论的实践辩证法》，《中国社会科学》2025年第8期。

^[１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63页。

^[１８]洪银兴：《中国式现代化论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45页。

^[１９]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

^[２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6页。

^[２１]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56页。

^[２２]《习近平重要讲话单行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70页。

^[２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36页。

^[２４]甘阳：《通三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第52页。

^[２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87页。

^[２６]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第278页。

^[２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页。

^[２８]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8页。

^[２９]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第179页。

^[３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页。

^[３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66页。

^[３２] 贺雪峰：《认识中国：乡村的前途与中国现代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第34页。

^[３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1页。

^[３４]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95-96页。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