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形而上学不断变换形态，以不同方式出场，但其内在缺陷始终存在。这种内在缺陷指的是人的派生物反过来统治人，具体表现为本质主义、二元思维和远离现实世界。马克思颠覆了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深刻揭示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在观念上和现实中均受到抽象统治。从马克思对抽象统治的批判视角看，中国式现代化超越性的本质体现为：中国式现代化重申了具体劳动的优先性，超越了本质主义；坚持辩证思维，超越了二元对立；强调实践原则，回归现实世界。
关键词：抽象统治 形而上学 本质主义 中国式现代化 实践
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学理阐释是当前理论研究的热点，各个学科都从不同视角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就哲学学科而言，当前的学理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视角：一是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视野下审视中国式现代化，二是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这些视角对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价值。形而上学是整个西方哲学的主流和内核，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本质就在于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超越。认识马克思哲学变革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批判，并将这种批判转化为思想资源，深入中国式现代化超越性的内部，把握其超越性的本质，对于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抽象”概念的历史形态及其形而上学缺陷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个人受到抽象统治是对个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也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具体表征。不管是马克思的哲学批判还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其内核均指向抽象对个人的统治，即形而上学形态将抽象置于实践之上。要理解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就要把握形而上学的演变历程及其不同形态。在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中，形而上学不断深化、变换形态，以不同方式出场。“理念”“实体”“上帝”“我思”“绝对精神”等范畴都是“抽象”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出场形态。
人类最初的文化形态主要是宗教和神话。当时的人们认为，不管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没有自身的运行规则和规律，起决定作用的是神的意志。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古希腊哲学家不满足于神话世界观，开始对纷繁复杂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进行理性思考，不断追问自然从何而来，探寻自然的存在依据和变化规律。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发展出了不同形态的形而上学。有的哲学家认为具体的水、气、火是世界的本源，有的哲学家把更为抽象的原子、理念、存在作为世界的本源。如留基波认为世界的本源是原子，他用原子的“不可分割”性表达他对世界本源的还原性想象；柏拉图认为理念是世界的本源，他认为理念是可感事物的原因，是事物存在的根据；巴门尼德把存在作为世界的本源，他用“意见之路”代表人们感知的表象，用“真理之路”指称表象背后的本质，对应“存在”；亚里士多德则将实体作为世界的本源；等等。总的来说，古希腊哲学奠定了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其一，后世哲学家广泛使用并从不同视角阐释“理念”“存在”和“实体”等概念；其二，古希腊哲学建构了一系列代表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的范畴，如一与多、静止与运动、本质与现象、必然与偶然、永恒与变化、存在与生成、原因与结果、纯粹与杂多、形式与内容、中心与外围等；其三，古希腊哲学家形成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奠定了“本质先于存在”“本质决定存在”的本质主义思维。
进入中世纪，按照上帝创世说，世间万事万物都由上帝创造，上帝是万物存在的本体论依据；同时，上帝是完满的，是绝对理性的创始者，感性世界则是上帝思想的外化表现。在基督教神学中，上帝作为形而上学的本体，不仅超越人的感性，也超越人的理性。因此，对上帝的认识，不能依靠理性，只能求助于信仰。不管是基督教教义中对上帝本质的信仰，还是经院哲学对上帝存在的逻辑证明，都把对上帝的绝对信仰作为不可动摇的前提。上帝就是形而上学，它是经验性存在的本体论依据。相对于经验性存在，不管在逻辑上，还是在时间上，上帝都在先，并与经验性存在相对立。基于这种认识，中世纪虔诚的基督徒对现实生活采取贬低态度。他们抬高上帝、天国和来世，把人所创造的宗教置于现实生活之上，人成了宗教的婢女，上帝成为超越人、统治人、奴役人的至高无上的存在，“人创造了宗教”变成了“宗教创造人”。
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没有改变，但从本体性形而上学转向了主体性形而上学。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主体性形而上学的代表性观点。笛卡尔把一切意识活动都归属于“我思”。他认为，“我思”就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精神，一个理智，或者一个理性”，“我在”就是“真的东西，真正存在的东西”。“我思”和“我在”的关系并不是因果关系，而是本质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派生与被派生关系，即“我思”是“我在”的本体论依据，“我在”从“我思”派生出来。主体性形而上学的“主体”是一个自足的、完满性存在，它作为先在性存在是衡量其他一切存在的标准。无论是笛卡尔的“我思”、康德的“先验自我”、费希特的“绝对自我”，还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以及青年黑格尔派从黑格尔那里借用的“自我意识”“唯一者”“类”“人”等，都不是经验意义上的主体，而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主体，都是先验的、独断的，是不证自明的绝对前提，具有绝对优先地位和决定地位。可以说，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始终没有变，都主张把从感性世界中抽象出来的本质当作感性世界的前提，而这个本质又反过来成为感性世界的主宰。
通过梳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可以发现其存在三重缺陷。一是本质主义。形而上学始终把抽象本质看得比感性现象更为真实，对真实生活反而采取一种批判和审视态度，这就形成了其对于彼岸世界和终极存在执着追求的研究传统。二是二元思维。西方哲学在感性世界的基础上抽象出理念世界，所以从一开始，西方哲学就刻上了二元思维的烙印。这种二元思维在近代哲学中表现为还原思维，主张抽象世界统摄和主宰感性世界。三是远离现实世界。形而上学把求知作为最高贵的活动，贬低感性活动及其生成的现实世界，为了求知而求知。例如，亚里士多德把人的活动分成理论、实践和创制三类，其中理论是关涉普遍原理的思想活动，实践是关涉政治和伦理的活动，而创制是生产生活资料的劳动。他认为理论最高贵，创制最低贱。
二、形而上学缺陷与西方现代化“抽象统治”的本质
西方现代化始终与资本相伴随。在资本主义社会，形而上学对人的统治延伸到现实生活中。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人只是受到形而上学的思想统治；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与形而上学实现了“合谋”，形而上学成为西方现代化的哲学基础，人除了受到形而上学思想的束缚，还受到资本的统治。从具体指向来说，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主要是指抽象观念统摄现实世界，而马克思所讲的“抽象成为统治”主要是指抽象的社会关系对人的统治，我们不能将这两种“抽象”概念等同。但是，这两种“抽象”概念又具有内在一致性，即均表征人的对象性产物反过来统治人自身。
第一，抽象统治表现为抽象对个人的统治，导致个人本质主义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作为西方现代化哲学基础的形而上学忽视丰富多彩的感性世界，片面追寻经验背后的本质。具体到对人的研究，形而上学离开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活动，追求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的本质，导致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受到抽象的统治，其地位和价值被贬低，呈现抽象化、虚无化的样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是无效的，因为青年黑格尔派“最近所作的种种努力，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都是黑格尔哲学的分支。换言之，黑格尔把人归结为绝对精神，青年黑格尔派则把人宣布为“宗教的人”，“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关系逐渐地都被宣布为宗教的关系”。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青年黑格尔派，他们把从具体的人身上抽象出来的人的本质当作真实的人，使得具体的人反而不具有真实性。与他们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把现实的个人作为自身哲学的前提，强调对人的本质的理解离不开对现实的个人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的研究。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受到抽象统治”表现为人的活动以交换价值为唯一追求。人类社会自诞生以来，就存在生产生活资料的交换以及伴随这种交换而形成的人与人的交往。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人们交换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得物品的使用价值，因此这种交换的频率较低，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较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彻底改变了以往交换和交往关系的内在逻辑。当资本逻辑成为主导逻辑时，资本增殖取代了对使用价值的获取，成为交换的主要目的，交换双方就不再关注物品的使用价值。随之而来的是，“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人作为感性存在，其本身的价值也被交换价值化。如果人生产的产品无法交换，人的价值就无法体现，人就没有价值。能否创造交换价值成了衡量人是否有价值的唯一标准。因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工人的劳动是“片面的、抽象的”，“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具体劳动优先于抽象劳动。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些都被颠倒过来了，抽象成为个人的主宰。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以前，马克思主要是从劳动层面解释抽象统治，而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用资本逻辑表达了抽象统治的内涵，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而上学性。他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维度来认识抽象劳动，使用拜物教概念类比资本主义社会对抽象的崇拜。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随着其自身矛盾的凸显而瓦解后，资本逻辑在现实与思想上被超越后，资本主义的形而上学本质才能得到同步祛除，人才能摆脱抽象的统治。
第二，抽象统治表现为个人与抽象的二元并存。二元思维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表征之一。柏拉图认为在现实世界之外存在一个理念世界，现实世界与理念世界二元并存，并非对立。在近代哲学中，二元并存思维发展为二元对立思维，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本质与现象、感性与理性成为对立的两极。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试图用“实体即主体”来克服主客二分。他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由相互对立的矛盾组成，矛盾又是由相互对立的两方面组成，事物发展变化是矛盾双方斗争的结果。黑格尔用矛盾揭示了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但他的思想仍然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上，并没有脱离二元对立思维。当黑格尔发现主客二元的对立无法弥合时，他就求助于绝对精神，试图让绝对精神来协调对立的二元。黑格尔提出的绝对精神是从客观出发的二元论，笛卡尔主张的用“我思”来理解“我在”是从主观出发的二元论，二者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
通过对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的梳理，我们看到，观念是人的意识的产物，是人在大脑中建立起来的东西，意识的本质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但是人总会想象、构建一些完美的观念，比如最高的理性、最高的道德、上帝等等，并以这些完美的观念来规定、要求自己，从而使自己趋于完善。完美的观念本来有助于改善人自身，但是完美的观念一旦形成，便被人视为原本就独立存在的、不依赖于人的东西。甚至这些观念会反过来让人顶礼膜拜、皈依臣服，造成的结果是“他们头脑的产物不受他们支配。他们这些创造者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这种个人与自己思想的分离，在宗教领域体现为人与自己思想的产物——上帝——的二元分离。费尔巴哈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只要将从人身上分离出去的本质重新复归到人自身，人与人自身的本质相分裂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随着人的本质的复归，神也就没有存在的根基，宗教二元论也随之结束。但是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并用类替换了上帝，他将“神是人的上帝”改为“人就是人的上帝”，或者说“类是人的上帝”。这样，类又成为与个体割裂开来并置于个体之上的东西，形成了个体与类的二元对立。可以说，费尔巴哈只是用一种新的二元对立去代替宗教二元论，并没有消解二元对立。这种个人与自己创造物的二元对立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同样存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最简单的社会现象出发，分析了这一问题：工人创造的财富越多，他自身越贫穷。究其原因，就是“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反过来奴役工人。马克思借用哲学术语“异化”构建了自己的分析框架，基于此分析框架，得出“只有人自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的结论。简言之，人与自己创造物的二元对立背后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对立关系，抽象统治人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工人的统治。随后，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文本中，马克思则更为成熟地用“阶级对立”表达了这种二元对立关系。可见，在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中，二元对立思维始终存在，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不管在思想层面，还是在现实层面，二元对立更加凸显，抽象与个人的对立更为加剧。
第三，抽象统治表现为个人对抽象的盲目崇拜。如果追问何以出现抽象统治，可以将原因归结为人远离现实世界。人之所以会远离现实世界，则与人类的知识生产历程密不可分。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知识一旦产生，就具有其自身发展、变化的历史。但事实上，“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我们不能把意识与意识产生的根基——存在——分离开。如果发生意识和存在的分离，意识将走向“概念的自我规定”；如果再盲目崇拜人所产生的意识，将其作为本体，就走向了形而上学。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就是这样的。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将蒲鲁东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命名为“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对之进行了深刻批判。蒲鲁东把反映生产关系的经济学范畴实体化，用经济学范畴的逻辑演绎来理解社会历史运动，进而推导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的结论。黑格尔把“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理解为“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蒲鲁东遵循黑格尔的逻辑，把“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等哲学范畴替换为“分工”“机器”“贸易平衡”“竞争”等经济学范畴，把现实社会的经济发展理解为范畴的运动，把研究范畴等同于研究现实，把变革范畴等同于变革现实。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指出，改变范畴只是用另一种解释承认世界。共产主义者强调的是对现存世界革命化，即以实践的方式改变世界。马克思深入社会历史内部，认为经济范畴只是生产方式的抽象化。借助于形而上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的本质分析。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物之所以被抽象化，是因为其承载着人对人的统治关系。也就是说，只有以实践的方式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个人对抽象的盲目崇拜才会终结，“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的哲学道路才能得以开辟。
三、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抽象统治的超越
马克思通过批判抽象统治，超越了形而上学，恢复了“人的感性活动”的基础性和优先性地位。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深化对现代化规律的认识，为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化抽象统治提供了科学指引。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抽象对个人的统治，确立了具体劳动的基础地位。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不断摆脱束缚和统治，逐步实现自身解放的历史。立足于人的发展，马克思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形态。第一种形态是“人的依赖”，个人受到他人的统治。这时，个人存在的意义依附于他人，他人是判断个人是否有价值的标准。第二种形态是“物的依赖”，个人受到物的统治。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个人生存境遇的典型特征，个人的价值高低依附于物、取决于物。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所重视的物，不是具体的劳动产品，而是物的交换价值。物的依赖反映的是抽象对人的统治，人的生产活动不以追求物的使用价值为主要目的，而是以追求交换价值为主要目的，对交换价值的片面追求导致人的价值和劳动被抽象化、虚无化、唯一化、狭隘化。在马克思看来，人具有“全部丰富性”，拥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表现为感觉、知觉、情感、活动、愿望、理想、爱等。资本主义把人的丰富本质压缩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占有、拥有”，把人与人之间的丰富关系矮化为需要依靠金钱、资本作为中介实现联系的交换关系，甚至把家庭关系也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使人丧失了全面性、丰富性，成为交换价值、商品、货币和资本的俘虏。第三种形态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承认资本、金钱能够满足人的一部分需要，但是强调人具有“全部丰富性”，要让资本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基于此，中国式现代化强调要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即人“全部丰富性”的需要，注重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就是说，在中国式现代化条件下，个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更多关乎“自由个性”能否实现。
当然，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抽象劳动并不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消灭或者不承认抽象劳动的重要性，也不是说西方现代化只讲抽象劳动不讲具体劳动。中国式现代化仍然存在并承认抽象劳动，也不可能不讲抽象劳动。强调西方现代化重视抽象劳动，也不是说西方现代化不承认具体劳动。事实上，西方现代化所强调的抽象劳动也离不开具体劳动。在现实中，也没有可以离开具体劳动的抽象劳动。我们区分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抽象对人的统治。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具体劳动的基础地位，强调具体劳动的优先性，反对将抽象置于具体之上，反对把抽象劳动及建立在抽象劳动基础上的交换价值作为唯一追求，而是既强调抽象劳动，也强调具体劳动及建立在具体劳动基础上的人的全部丰富性。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视域中，由于这种丰富性，劳动所具有的“树德”“增智”“强体”“育美”功能更为真实地展现出来。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二元对立思维，重申了辩证思维的重要性。为了更好地认识自然、社会和历史，人们抽象出诸如“物质”和“精神”、“主观”和“客观”、“现实”和“理想”等二元对立概念；为了更好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活动，抽象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等二元对立概念。这些抽象概念，对于人们认识世界具有重要作用，为我们提供了认识框架。同时，人类社会是整体、多元、系统、复杂的，因此我们不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把抽象凌驾于具体之上，或者将自身的思维局限在二元对立之中。二元对立思维在西方现代化中有诸多表现。例如，在二元对立思维的指导下，西方现代化把资本增殖与人对美好环境的需求割裂开来，放在对立的两端，造成人与自然的对立，引发生态危机。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追求“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主张经济发展和生态改良的统一。再如，西方现代化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导致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失衡，出现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整体进步，“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当然，中国式现代化强调辩证思维，并不是简单地在“既要……又要……”中间寻找平衡点，因为试图在静态中寻找平衡不是马克思辩证法的真实内涵，甚至也不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真实内涵。马克思批判蒲鲁东“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那里只借用了用语……只不过是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而已”。蒲鲁东的二分法看似是二元协调，实质上仍然是形而上学。马克思所强调的二元协调是指事物作为整体，由其内在矛盾推动进步。在此意义上，二元协调本身是动态的，不是找到一个平衡点就一劳永逸。中国式现代化的辩证法强调问题导向，主张立足于问题，协调各种资源，“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这种立足于挑战的现代化具有整体性、动态性和历史性。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抽象统治对抽象的片面追求，强调现实世界原则。所谓现实世界原则，也就是实践性原则。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马克思批判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指出它们只是从直观而不是实践的角度理解“对象、现实、感性”。马克思并不否认求知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第一步，但他同时认为不能因为重视知识而远离人的感性活动以及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现实世界。在马克思看来，知识本身就来源于感性活动，“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面向实践，不仅是面向问题，更是面向未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所主张的面向实践与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本质的思考具有紧密联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未来社会的本质，而自由的真正底蕴和真实规定是“自主活动”。自主活动的载体是具体劳动，因为个体只有在具体劳动中，才能不断丰富和提升自己的体力、智力、情感和意志。西方现代化将资本增殖作为核心目标，片面强调抽象劳动，将之作为出发点，造成了人越来越远离自主活动、劳动越来越异化的境况。中国式现代化把具体劳动作为出发点，追求人的自主活动的推进。
当然，中国式现代化和西方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不同形式，它们之间的区分不在于一个讲抽象劳动，一个讲具体劳动，而在于如何看待和把握劳动。西方现代化由于过度追求抽象劳动，出现了人的异化。对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进行了充分说明；在《资本论》中，他又以批判资本逻辑的方式进行了科学论证。时至今日，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相比，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有过之而无不及。与之相比，中国式现代化反对把劳动以及资本等变成抽象的异己的力量，变成片面的劳动，反对把劳动变为抽象的统治，主张在实践中，个人把具体劳动置于抽象劳动之上，把抽象劳动作为具体劳动的派生，在现实层面不断推进具体劳动成为自主活动，追求“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让劳动成为个体提升自我、发展自我的手段。
结 语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从其已经展开的过程和其设定的奋斗目标来看，其对西方现代化超越的哲学本质已经展现出来，主要体现为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形而上学根基和个人受抽象统治的状况。随着我国不断开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局面，中国式现代化对于西方现代化的超越将更为完整、全面地表现出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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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6年第3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