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由国际主义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是支撑美国与欧洲，以及它们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安全同盟体系的价值观基础和制度理念，使得美国的同盟体系或者是“西方”概念具有安全共同体的性质。美国和欧洲是自由国际秩序的主要组成部分。2025年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后，美欧之间不仅重现关税战、北约军费分摊、退出还是坚持《巴黎协定》(The Paris Agreement)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制争端等特朗普1.0时代的“老问题”，又增加了美俄直接商谈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将欧洲和乌克兰边缘化，以及争夺定义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话语权的意识形态“新矛盾”。美国副总统詹姆斯·戴维·万斯(James David Vance）首次访欧即在慕尼黑安全会议(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上称“欧洲面临的真正威胁并非来自俄罗斯或中国等外部因素，而是欧洲自身内部对其‘最基本价值观’的背离”。美欧之间不仅在经济自由化、多边主义、集体安全等领域出现矛盾和对立，甚至在何为西方的“政治民主”和“自由”理念上也发生路线之争。这种西方“内战”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欧曾经共同主张的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濒临碎裂。特朗普对自由国际主义的否定，使得这一西方共同支持的秩序所涵盖的地理范围萎缩至以欧洲为主体的“美国外”西方地区。

关于自由国际秩序萎缩的原因，现有分别聚焦于国际体系层面和特朗普个人层面的两种解释：第一种从美国维护世界霸权角度出发，认为美国自身实力下降和战略重点转移是导致跨大西洋关系裂变的结构性原因。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和科技优势的相对丧失令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均出现战略焦虑，美国已不再是后冷战时代“唯一的超级大国”，保障欧洲安全已经不再是美国的战略重点，维护跨大西洋联盟和自由国际秩序渐渐变为“奢侈品”，而非“必需品”。特朗普开启其第二届总统任期后，将边界安全（主要是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安全）和太平洋地区视为优先事项，依旧“将中国视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r Brian Hegseth）公开表示，美国不能再继续“专注于欧洲的安全”但这种体系和结构层面的观点无法解释为什么美国会拆解自己的盟友体系，不以联合欧洲及日韩等盟伴的方式增加自己的全球影响力，以保持自己的相对优势地位。

第二种解释着重分析特朗普个人因素。特本人并不信赖自由国际主义，而是笃信保守的美国民族主义（Conservative American Nationalism），偏好赤裸裸的现实主义，认为仅靠不受价值观约束的实力便能实现和平，不愿意为了承担维护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的责任而让美国国家利益受损。美国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创建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但特朗普却认为美国遭到了这一秩序的“反噬”，为此要终结美国的“例外主义”。特朗普个人推崇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其对外政策理念是自由贸易、国际合作和多边协议都是对美国的约束。但这种论点过于单薄，不能揭示特朗普能够两次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得以落实其有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自由国际主义传统的理念的美国社会根源和政治组织性原因。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看，这种专注于精英领导者的分析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欧洲也出现了法国国民联盟领袖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德国选择党党首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等与特朗普相似的克里斯马式人物，但欧洲整体对外政策走向和其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态度却并未出现美国式的变化。

本文致力于回归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二种意象”，以“外交政策始于国内”的逻辑，从国家内部结构出发，观察和解析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萎缩的原因。不同于美国现实主义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等反思美国自由主义政治思潮对其外交政策负面影响的论述，笔者认为西方国家内部政治变化，特别是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在政党政治层面的差异，导致美欧在是否支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对外政策和理念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进而导致美欧关系裂痕和自由国际秩序的局部坍塌。如根据德国著名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的观察，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共和党民粹化已导致美国稳定两党制崩溃。经历了所谓“金里奇革命”、茶党运动和特朗普主义，原为主流政党的美国共和党变为具有典型右翼民粹主义特征（极端民族主义、极端保守主义和拒绝党派妥协）、反对传统自由民主价值观和自由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保守民粹主义政党。民粹主义“成功”的标志是代表该思潮和部分民众诉求的领导人能够上台执政。这就需要民粹政党能够在选举中击败持自由国际主义信仰的主流政党，赢得多数选票。美国两大主流政党之一的美国共和党被民粹主义“俘获”，放弃主流自由主义价值观而变身为一个民族主义保守民粹政党，这与法国、德国和欧盟等主要欧洲政治体中的主流政党或党团仍然“坚守”在位，是美欧同时面临民粹思潮冲击，但对外政策却表现各异的原因，是中观层次导致自由国际秩序碎裂的决定性国内政治因素。

二、关于自由国际主义秩序定义及面临挑战的辨析

“自由国际秩序”概念的发明者G．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将“自由国际主义秩序观”归纳为五套理念，分别是开放与贸易、规则与制度、自由民主政体之间的团结、合作安全和进步的社会目的。不过，戴维·莱克（David Lake）、丽莎·马丁（Lisa Martin）和托马斯·里斯（Thomas Risse）三人在《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杂志2021年关于自由国际主义秩序的特辑专刊文章《对自由秩序的挑战：〈国际组织〉的回应》中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概括要比伊肯伯里带有意识形态“美瞳”的总结更具学理客观性和批判思维：“自由国际秩序”虽然强调规则、规范和决策程序，但“自由秩序”并不等同于“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因为19世纪的“欧洲协调”和1648年之后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也同样讲究规则、规范和程序礼仪。

自由国际秩序同目前构成国际社会基本组成模式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在规范和实践方面均有重叠之处，两种秩序共同演化出《联合国宪章》所包含的主权国家平等、和平解决争端、民族自决和不干涉原则；但也有相异之处：自由国际秩序的政治构成单位是所谓的“自由民主政体”，经济上主张商品和资本自由流动，价值观主张为自由、法治和人权，对外遵奉多边主义（包括实现权力共享和权力委托），安全领域实现集体安全（见图1）。综上，可以简单将自由国际主义包含要素归纳为“四化”，分别是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多边主义制度化和集体安全化。尽管自由国际主义承认主权国家平等原则，但它认为这一原则的根基是“个体自由和平等原则”，后者比前者具有更高的优先性，所以对外干预也具有合法性；在国际层面上，自由国际秩序是一个“开放的俱乐部”和“带有自由主义特征的等级秩序”，美国是俱乐部秩序的中心，其西方盟友因对政治、经济、国际、安全四个领域要素的“全覆盖”，成为“核心成员国”，而联合国体系内的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则只能被归类为“半边缘国家”或“体系外国家”。

跨大西洋关系曾长期是自由国际秩序的“理想”案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国家“顺从地”加入美国主导建立的多边经济机制和以北约为代表的军事集团阵营，成为现实主义者所说的“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的欧洲一翼。由于美国实行“仁慈的霸权”（benign hegemon），是欧洲和亚洲不可或缺的“平衡者”和世界秩序与和平的“守护者”，所以冷战结束后欧洲依然愿意接受一个“自律的”美国创造的“单极世界”，或者说“美利坚帝国”的保护；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则更加强调大西洋两岸国家所谓的“自由民主”属性、跨大西洋开放的经济和社会交往、美欧集体行动和国际化的机制安排，所以即使美国霸权衰落，凭借冷战期间塑造起的制度，美欧依然可以团结合作，欧洲不会在多极化时代到来之后为寻求“均势”而走上与美对抗之路。建构主义者（或也可称为“社会制度主义者”）则认为大西洋两岸的“自由民主”国家之间形成的“安全共同体”，包括集体认同和共同的价值观念、各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相互依赖，以及多边制度建设，促使欧洲在美国滥用权力时，只会通过加强制度性联系等措施来“约束”美国，而不会选择去削弱和制衡美国。总体而言，美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和决策精英认可伊肯伯里杂糅了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权力与规则的“自由国际主义”来解读欧美协调现象：美国“仁慈”而“自律”，对外提供公共产品，欧洲及其他发达国家参与多边主义规则的制定和执行，促成可实现“帕累托改进”的新自由主义秩序，共同向非“西方”世界推广自由贸易、投资自由化，以及自由主义原则基础上衍生出的国际“法治”和国际“人权”。

但自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后，即使美欧自己的主流国际关系学界也不得不承认自由国际主义“俱乐部”的内部危机开始超越所谓的“外部挑战”（比如中国和俄罗斯都坚持一个更严格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要把“自由”从现有的国际秩序中移除；俄罗斯、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伊朗、委内瑞拉等自由国际体系之外的国家致力于将此体系“去合法化”和“最终推翻自由主义”；还有恐怖主义和新冠疫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等等），成为影响该秩序稳定，甚至能否存在的关键因素。制造其内部危机的最主要源头是美国在特朗普治下，维持霸权转向依赖“蛮权力”，而非依靠盟友的“巧权力”，对外政策的目标是“美国优先”，获取即时的国家利益而非承担西方的“保护者”和联盟体系的“领导人”角色。特朗普自诩为保护主义者，他称“关税”是英语中最美丽的词语，提议对所有国外生产的商品加征高额关税，无论该商品来自盟国，还是敌对国，引发全球贸易战，将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武器化；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入主白宫第一天，即再次签署行政令，宣布美国退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准备再次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暂停美国所有对外援助工作90天，禁止未来向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提供资金，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特朗普多次嘲笑北约的集体防御条款第五条（该条款规定当某一成员国的领土受到攻击时，所有成员国都有义务进行集体防卫），他表示不愿意为了“一些小国的主权和安全”把美国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认为北约内除美国之外的成员国没有交足“保护费”，将北约其他国家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提高到5%；他也不认可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并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后拒绝承认败选，“煽动”2021年1月6日数千名支持者暴力闯入国会大厦，并让大多数美国共和党人相信拜登“窃取了大选胜利”。从自由贸易、多边主义、集体安全，到自由主义价值观和所谓的“自由民主政体”，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都走到了自由国际秩序的反面。特朗普对格陵兰岛、巴拿马运河，甚至加拿大提出主权诉求，更是直接违反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和自由国际秩序均承认的主权不可侵犯原则。作为自由国际秩序的创立者和主导者，美国的变化使得该秩序的根基严重受损，从国际政治层面来看濒于碎裂，跨大西洋关系也再度陷入更深的麻烦旋涡。

但是将自由主义秩序碎裂和美国对外政策的“去自由化”仅归因于特朗普个人，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现实层面，都过于简单。美国知名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在离世前的最后一篇文章《世界秩序的未来》中指出，国际秩序的动荡更多来自美国内政因素，但他并未阐述美国内政的具体包含内容。民粹主义在美国社会层面和政治领域的扩散和崛起，被普遍认为是特朗普能够在2016年和2024年两次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的原因。但2009年欧债危机之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欧洲也颇为流行，为何欧洲的主流外交政策依然坚持自由国际主义未变？毕竟，各种民粹主义在思想政治诉求方面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挑战自由主义在西方既有思想和政治体系中的话语权。笔者认为有必要引入政党政治变量，结合社会层面的民粹主义与外交层面的价值理念，从中观层面解释为何美国走向自由国际主义的反面，而欧洲仍然力求维系自由国际秩序的国际政治现象。

三、全流程新政党政治的解释框架

政党作为现代政治体系的核心组织，在社会与政权之间扮演着关键性的“桥梁”与“纽带”角色，其承接作用体现在利益整合、政治参与、政策转化等多个维度，是社会诉求变为政权议程的转化器。在欧美等西方世界，社会各群体存在差异化利益诉求，政党通过意识形态纲领和基层组织网络收集社会多元需求，并将其概括提炼为可操作的、涉及国内和国际事务的政治议题。随后各政党通过选举机制（提名候选人、组织投票）、议会游说、社会运动等方式，将公民分散的政治参与转化为有序的制度性行动，特别是以参加竞选的形式努力将自身变为执政党或执政联盟中的成员，将政党的竞选纲领上升为国家的具体政策。

传统的西方政党按照经济问题的“左”和“右”分类，左派重视平等，右派重视效率；职业和阶级是主要的社会分类指标，蓝领工人阶级是左派政党的中坚，而拥有一定财产的企业主和富裕中产阶级通常会投票给右翼政党；左派政党在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上倾向于“大政府、小市场”，右派政党则倾向于“小政府、大市场”。但利斯贝特·霍赫（Liesbet Hooghe）和加里·马克斯（Gary Marks）等学者在研究民众对欧盟的认同过程中，提出了“绿色/替代/自由主义（Green/Alternative/Liberalism, GAL）对抗传统/威权/民族主义（Traditional/Authoritarian/Nationalism, TAN）”的政党政治分类方法（或称“新政治”和“旧政治”政党），通过对14个欧洲国家125个政党的分析，得出这种分类方法要比“左右”分野法能够更显著地描绘欧洲各国政党对来自欧洲一体化各种问题立场的结论。这种“新政治”和“旧政治”分类法着眼非经济因素，认为因交通和通信日渐便利、经济全球化、移民大幅增加和国际治理能力强化等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因素，西方社会开始超越按照经济阶级划分的“左”“右”之争的逻辑，围绕着民族共同体是否重要，以及是否应抵制跨国主义问题形成了新的文化分裂现象。基于在社会文化领域是否认同跨国主义这一指标，传统的左右对峙政党政治开始演变为欢迎开放社会和国际治理的党派与支持加强对外来因素进行控制的党派相互竞争的格局。前一政党阵营（GAL，“新政治”政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包括绿色环保主义（Green）、赞同以更多的参与式民主措施替代现有代议制民主政策（Alternative），以及主张多元宽容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而后一政党阵营（TAN，“旧政治”政党）则秉持传统保守价值观（Traditional），强化等级制政府权威（Authoritarian），并公开打出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旗帜。“旧政治”政党同当下学术界常用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基本重合，而“新政治”政党阵营的主要构成成员则为支持自由国际主义的建制派主流政党。

这种从跨国主义影响入手设定的自由主义和威权主义政党两分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何美欧传统左翼政党，比如美国的民主党、法国的社会党、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大量流失其中坚选民——产业工人阶级。因为资本跨境流动将原有发达国家的工作岗位外包给发展中国家，而跨境流入的外来移民又增加了蓝领工作的竞争性。这让敌视移民、主张民族主义的威权政党可以侵蚀社会民主主义中左政党的阶级基础，获取蓝领工人的大量选票，而中左政党却因倾向全球主义而不受发达国家制造业工人和低端服务业从业人员的青睐。这一新的两分法也可较好解释近年来欧美选举中，为何民族主义威权政党在民族同质性更高的小城镇和城市郊区获得较高支持率，但城市人口和受教育水平更高的人群更愿意投票给自由主义政党，原因是城市居民观念更开放，生活方式更多元，高等教育使人更认可跨国主义，对民族和文化多样性更加宽容。

总体而言，此理论较为系统地解读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内部支持或反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思潮同政党之间的关联，揭示了因国际化而导致的西方内部传统政党政治的认同和利益基础发生变化的现象。“新政治”政党和“旧政治”政党分属两套价值观体系，均以非经济因素，或者更准确地说，以认同问题为中心，民众对政党的态度分界线标志是道德价值观、宗教、种族和民族主义、环境、性别角色和性行为，激进的时候和地方还会发生文化“觉醒战争”。当然，其中一些问题及其引发的争议与经济不平等也有着深刻的关联。以自由主义为意识形态的美欧主流政党的立场不断“左倾”，不再关心自由和开放市场中的失败者，转而更多重视促进少数族裔、移民、难民、妇女和性少数（LGBTQ）等边缘群体利益。但自由派对身份议题的过度热衷增加了很多底层白人的疏离感，进步主义者们对传统的贬低甚至污名化更令诸多保守主义人士感到愤怒。再加上欧盟等跨国治理机构权力的增长、影响中下层民众生活成本和生活方式的绿色激进转型，使得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理念迅速传播，带来右翼民粹政党的崛起，形成“旧政治”反建制政党冲击主流建制派“新政治”政党的政治对垒格局。

“新旧政治”政党分类法从民意传导的角度，精准地把握住西方社会政党政治的新变化，但是该理论并未对政党政治的后半部分，即政党通过竞争和博弈上台执政的过程进行归纳和提炼，因此无法阐释为何欧美同样出现“旧政治”政党崛起现象，但它们的对外政策理念和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态度却存在鲜明差异的事实。笔者认为有必要引入政党制度（两党制还是多党制）、建制派政党是否反建制化，以及是否存在政党妥协文化这三个变量，对新分裂政党政治格局下的美欧政党博弈（博弈的结果决定选举结果，即是否能够上台执政）过程进行对比分析。

变量1：政党制度是两党制还是多党制。政党制度是政党博弈的结构性框架因素，两党制要比多党制更接近零和博弈，尤其是美国这样的绝对两党制，要比欧洲的多党制更容易出现政治极化，陷入党派斗争（partisanship）和“否决政治”（vetocracy），对外政策领域的分歧更容易激化。而欧洲国家的多党制比美国的两党制能更好地容纳意识形态和利益分歧，比如20世纪80年代之前，联邦德国的“左倾”选民拥有社会民主党、中间派和绿党三个政党选项，更宽的选择范围让欧洲国家的选民能够避免出现类似美国的政党极化现象。在“新政治”政党与“旧政治”政党对垒的博弈中，由于极右民粹政党数量偏少，且处于发展和挑战阶段，多党制结构方便自由主义主流政党结盟压制保守民族主义政党。

变量2：自由主义主流建制派政党是否“变身”反建制派政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美主流政党，无论“左”“右”，均以自由主义为价值观和对外政策的指导性原则。即使是其中相对保守的中右政党，如美国的共和党、英国的保守党、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或法国的共和党等，也均赞同自由国际秩序的所谓“政治民主、经济自由、多边主义和集体安全”原则。但在右翼民粹思潮影响下，如果主流政党转入“旧政治”政党阵营，出现民粹化现象，将极大影响建制派与反建制派政党之间的竞争局面，使得建制派政党阵营丧失原本享有的制度惯性和体制性优势，也极大地降低了反建制派政党赢得选战的沉没成本。衡量这一变量的标准为建制派政党的党纲、领导人政治主张和政治议程。

变量3：是否存在政党妥协文化。西方政党政治的主体性质是竞争性，但当不同政党代表的利益群体存在交叉或相互依赖时，为了满足部分共同利益，各政党又会倾向于妥协。同时，政党妥协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宪政的客观要求，是协商民主的重要体现。如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所言，有效的妥协需建立在“重叠共识”基础上，而非单纯的利益交换。这为政党在意识形态冲突中寻找共同点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西方政党政治落入“新分裂”局面之后，建制派主流政党相互之间是否愿意妥协，反建制派阵营内部是否妥协，以及建制派政党与反建制政党之间是否有妥协共存意愿，是影响政党选举结果和执政表现的重要因素。衡量这一变量的标准为是否组建选举结盟、是否组建联合政府、议会内是否相互进行党团合作。

在之后的第四和第五部分，笔者将就上述三个变量分别检测美国和欧洲“新政治”政党同“旧政治”政党竞争和博弈过程，以比较的方法揭示美国放弃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而欧洲依旧支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内部政治原因。

四、民粹主义“俘获”美国共和党

美国政治长期由民主党和共和党主导，第三党或独立候选人很难赢得选举。美国总统竞选史上，自共和党在1856年成为两大主要政党之一后，没有民主党和共和党之外的第三党获胜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共和党虽持保守主义立场，但与民主党长期保持合作传统，支持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维持美国霸权，是典型的建制派政党。但到20世纪末，民主和共和两党政治极化现象开始突出，共和党内理性保守的自由派逐渐失势，在极端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者的推动下，共和党迅速由中右政党向极右政党演进。经历20世纪90年代共和党人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担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2007~2012年茶党（TEA party）运动和2013年后特朗普的崛起三个阶段，美国共和党被特朗普的民粹主义“俘获”，“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成为共和党的主流。

（一）金里奇对共和党的颠覆性影响

1993~2001年，民主党人威廉·克林顿（William J. Clinton）执掌白宫，他与时任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推出“左”与“右”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吸收了共和党的财政保守主义主张，努力平衡财政收支、减少政府赤字，用一系列所谓“工作福利”的政策来代替旧有的“高福利”政策，注重维护自由市场，令中右立场的共和党失去了在经济议题上的吸引力，削弱了共和党内温和派的力量，但也间接促使共和党向极右价值观转向。金里奇被美国保守派视为“典型的保守主义民粹主义者”和“共和党内关键的知识精英”，他及其招募的年轻的共和党保守派众议员把美国国会看作冲突和表演的场所，而非立法机构。他们不仅持续不断地用“亲共、非美、独裁”等说法攻击民主党人，也把枪口对准本党的温和派，指责他们与民主党人共同工作是一种“失败的文化”，要“以意识形态来区分党派”，破坏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妥协惯例。

金里奇是颠覆美国共和党支持阶层、关注重点和行事风格的初创者。在其策划下，共和党在1994年9月制定并发布了《美利坚契约》（Contract with America）作为共和党的新纲领，提出严惩暴力犯罪、减少社会福利和巩固家庭等十项法案，向选民宣告，共和党不是富人的政党，而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政党，是一个改革的政党，它更看重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而非政府权力。金里奇为了使共和党的政策能与克林顿的“第三条道路”相区别，将文化而非经济作为主要抓手，一方面主张恢复传统家庭价值观，另一方面批评民主党和自由知识精英赞扬的世俗人文主义。美国知名时评家法赫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评论说，“共和党发动了美国‘新阶段的文化战争’”。1996年金里奇支持美国国会通过《捍卫婚姻法案》（Defense of Marriage Act），严格将婚姻限定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结合。他引导共和党人将同性恋、女性主义者和自由派视为“真正的美国”的敌人。金里奇的“革命性”还体现在其极端言语和攻击性态度上，他对民主党采取“焦土战略”，直接攻击民主党人是“邪恶的自由主义精英”，针对他们的行动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令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斗争极化。1994年他在发给共和党党员的一份备忘录中，用“背叛、怪异、腐朽、挥霍、贪婪、撒谎、可悲、极端、自私、可耻、病态、偷盗和卖国”来形容民主党。在经济全球化“高歌猛进”之际，金里奇却给美国国会引入了一代极端保守人士，导致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激烈斗争。1995年底，联邦政府因党争无法通过预算案而两度关门，开启美国政党政治极化新时代。

小布什（George W. Bush）虽然在对外政策领域为共和党内的新保守派，如副总统理查德·切尼（Richard Bruce Cheney）和国防部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所控制，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但其国内政策和价值理念没有脱离里根主义的共和党经典议程，即对外输出民主，对内以减税等政策维护自由市场。2007年华尔街次贷危机引爆世界金融海啸，让巴拉克·奥巴马（Barrack Obama）带领民主党在2008年大选中拿下总统和参众两院多数席位。共和党的大溃败，再加上小布什政府执政末期实施的政府救助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AIG）和7000亿美元“不良资产疏解项目”激怒了反对“救市文化”的共和党内反建制派，茶党运动开始在美国兴起。茶党中的“茶”（TEA）是“税收已经够多了”（Tax Enough Already）英文首字母的缩写。参加茶党运动的既有白人至上主义者、右翼民粹主义者，也有保守主义活动家，还有独立人士和极少数民主党人。据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EI)的统计，2013年约1/10的美国人曾参加过茶党运动的活动。

（二）茶党运动对共和党建制派的挑战

茶党运动虽然是一场自下而上的草根运动，但得到了共和党右派支持，以福克斯新闻(Fox News)为代表的保守派媒体大力煽动，同时幕后还有某些美国亿万富翁的支持。茶党的主张很分散，但均站在奥巴马民主党政府和自由国际主义的反面：在经济领域，要求严格限制政府权力、削减政府支出、减少债务、平衡预算、改革税收、反对医保改革等；在价值观方面，主张维护传统价值和基督教，反对堕胎和同性恋；在社会与外交政策层面，反对全球化，反对多元文化主义，反对移民，拒绝“肯定性行动计划”，具有很强的本土主义和种族主义色彩。茶党以举行抗议活动为主要活动形式，其风格是偏执、愤怒和绝对化，且充满“阴谋论”思维。茶党运动的“英雄”——福克斯新闻的格伦·贝克（Glenn Beck）把美国的进步主义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等同起来，称那些人“正在窃取我们的历史、把我们与宪法、与上帝分开”。

总体上看，茶党运动是一场反奥巴马、反建制派的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它对美国政治的主要影响是帮助共和党赢得了2010年的中期选举，但其副作用是促使共和党更加保守化和民粹化，加速了共和党建制派被民粹“俘获”。共和党内一直存在着长期把持权力的建制派和基本不掌权的非建制派的对垒，许多在联邦层面和州层面长期任职的共和党人相对温和，因为在立法和施政过程中，他们必须与民主党达成妥协。但茶党运动反对共和党建制派的“不作为”，在茶党运动者看来，1994年《美利坚契约》之前，美国众议院中的共和党人大多数只是习惯于通过谈判对民主党提出的议案做些修补，缺乏革命性的改变。用茶党坚定分子迪克·阿梅（Dick Armey）的话来说，“共和党领导人宁愿舒舒服服地在国会里充当永久的少数派，而不考虑如何改变，他们对享用民主党盛宴的残羹冷炙感到心满意足”。2010年中期选举中，共和党2008年副总统候选人——莎拉·佩林（Sarah Palin）成为“共和党最强大的造王者（kingmaker）和最近被赋予权力的茶党运动的发言人”，她极力攻击奥巴马政府的施政，要“推翻社会主义特色的奥巴马经济学”，支持那些非建制派共和党人。经茶党运动支持，佩林认可的一批州长和议员在选举中逆转获胜，令共和党从民主党手中夺回众议院，几十位茶党运动支持的共和党候选人成为众议员。这届众议院开创了一个美国政治中意识形态两极化的新时期，国会里温和派人数降到了数十年来的最低点，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中间派都所剩无几，共和党保守化和民粹化倾向更加显著。托马斯·曼（Thomas Mann）和诺曼·奥恩斯坦（Norman Ornstein）认为，共和党转向以茶党为代表的极端主义观点，比民主党向左转的速度快得多。茶党运动基层活动分子和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精英们决意阻止与民主党人妥协，即使是在任的共和党温和议员也不得不顾忌右派的意见，不敢轻易与民主党人进行交易。2012年的奥巴马-罗姆尼（Willard Mitt Romney）的总统选举是美国政治中熟悉模式的最后一战，此后的美国政治走向即开始由特朗普式的“保守民粹主义”重新定义。

在茶党运动的力挺之下，共和党内非建制派挑战建制派屡获成功，这引起了特朗普的注意。他从2013年开始，连续3年参加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 CPAC），他的讲话中充斥着指责外国“偷窃美国的工作岗位”“对移民，你可得小心一点，你可得强硬一点，因为他们拿走了你的工作”的排外言论。特朗普热衷于种族主义阴谋论，炒作关于奥巴马的出生地问题，认为他出生于肯尼亚（所以无权参选美国总统），在奥巴马出示其出生证明之前，超过40%的共和党人相信这一说法（之后也有很多共和党人依旧持此观点）。特朗普还私下暗示奥巴马是穆斯林，而共和党中相信奥巴马是“隐蔽的穆斯林”的人数比例高达43%。佩林曾说“真正的美国人”是生活在小城镇和乡村地区的人，故意把美国城市里的多样人群排除在外。特朗普把这种观点抬到新的高度，在2016年一次竞选集会上他说“唯一重要的事，是人民的统一”，因为“别的人民什么都不是”。这是基于族裔或宗教来理解“人民”概念，意味着在实践中，那些“真正的人民”可能会驱逐或排除“别的人民”，这是典型的民粹式民族主义叙事。

（三）特朗普完成对共和党的“终极俘获”

多年来美国自由派和民主党有关全球化、移民、执法的自由主义内外政策使得传统支持共和党的保守主义者和原本支持民主党的白人蓝领工人阶级期盼“强有力的边界、法律和秩序”，也期盼能有一场针对“政治正确”之战。特朗普并非这一思潮的“创造者”，但他恰好赶上这股潮流到达“顶峰”的时刻。2015年6月特朗普正式宣布参加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随后他在共和党选民中的支持率从1%迅速上升至2016年10月的32%，遥遥领先于其他共和党候选人。共和党建制派2016年初发起“决不选特朗普”（Never Trump）运动，布什家族、罗姆尼、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等党内大佬、保守派知识分子、共和党前政府官员和各类专业人士纷纷出面反对共和党提名特朗普为总统候选人。曾在2008年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罗姆尼在脸书中写道：“今天我们面临特朗普主义与共和主义的竞争”，“特朗普主义是与种族主义、厌女症、偏执、排外、粗俗，以及最近的危险和暴力相联系的”。但是正如时任特朗普竞选首席战略师斯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所说，2012年的大选教训是，里根式的保守主义已经不时兴了，30多年来保守派享尽里根的遗产，却解决不了选民的实际问题，对选民失去了号召力，现在时兴的是民粹主义。在民意加持下，虽然没有任何共和党领导人支持，尽管面对“决不选特朗普”运动的共和党建制派精英狙击，特朗普这一反建制“黑马”一黑到底，在2016年6月就淘汰了所有对手，成为共和党既定总统候选人。共和党从“里根的党”变成了“特朗普的党”，或者说从建制派政党变成了“让美国再次伟大”党。

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并非昙花一现，他在逆袭上位后对共和党的控制力很强。据盖洛普民调显示，特朗普的第一任总统任期内，共和党人对他的支持率从未低于77%。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他不承认败选输给拜登，引发了国会山骚乱，但共和党并未放弃他，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助其向法院提起100多起选举诉讼。这些行动在法律上获胜的概率很低，但却强化了公众关于民主党“偷走了选举”的印象，在政治上很成功。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向美国最高法院“输送”的保守派大法官在2022年6月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各州因此重新获得制定堕胎法的权力，使得美国几乎一半的州将宣布堕胎非法或严格限制堕胎，这是共和党在传统宗教议题中获得的“重大胜利”，也使得稳健共和党人更加支持特朗普。

特朗普与民主党的斗争手法是在族群等议题上使用一系列具有高度争议性的话语激怒左派，进而将左派的回应也推向极端，使立场较居中的左派失去力量，最终导致整个民主党失去了过去的团结一致性，削弱其整体竞争力。2017年后，左派和自由派人士发起反性骚扰的“米兔”（Me Too）、废除移民局和海关执法队伍（Abolish ICE）、削减警察开支（Defund The Police）等运动，批判性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和性别身份（Gender Identity）理论从大学扩散到社会之中，但这些认同有色人种、同性恋社群和女性身份的“觉醒文化”（woke culture）并未得到大多数美国人的认可，反而使民主党距离其原有选民基础——“中产阶级”越来越远，变为与少数激进争取平等权利的群体“绑定”的政党。这也使得特朗普有机会将民主党政策归类为“极左政策”，让他的保守民粹主义变为回归美国传统的“新常识”,使其在同民主党的“文化战争”（culture war）中不断取得阶段性胜利。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得到北方白人工人的支持，2020年大选就开始赢得拉丁裔和亚裔相当比例的选票，2024年则获得包括拉丁裔和黑人在内的年轻男性的青睐,民主党的票仓一步步被掏空。特朗普的反建制话语体系让共和党褪下了建制派的外衣，他要“排干华盛顿的沼泽”，声称全球精英将他们的价值观强加于普通美国人民，榨取普通美国人的利益，而他要保护美国人的工作，把美国人的利益放在首位。共和党也随其更改关注焦点，2024年共和党年度论坛主题为“被忘记的美国男人和女人”，《纽约时报》评论说“这是你只能从富兰克林·罗斯福，而不是乔治·W.布什或罗姆尼的演讲中读到的东西”。民主党抨击特朗普为“种族主义者”（racist）和“男性至上主义者”（sexist），202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攻击特朗普是“法西斯”，但并不能扭转选民关注边境安全和治安恶化的右转趋势，大多数黑人和拉丁裔选民也认可“美国优先”外交政策，认为美国应该少关注海外问题，多集中精力解决国内的问题。再加上民主党控制通货膨胀不力，民众获得感低，又看不到民主党减少贫富分化的经济政策，导致特朗普率领的共和党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取得大胜。

回顾过往30年的美国政党政治极化历程，民主党逐渐变为较为明显的“新政治”型政党，而共和党内的建制派经历金里奇的颠覆和茶党运动，终被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派排挤，使得该党被民粹“俘获”为极右“旧政治”政党。全流程政党政治变量1，即美国的绝对两党制结构，决定了美国民主党只能单独同民粹化的共和党博弈，没有其他建制派政党可以结盟；全流程政党政治变量2，即原本的建制派政党——共和党，转变成为反建制派政党，让民粹主义“钻入”原主流大党的“躯壳”，借助既有党的体制、网络、影响和历史遗产来宣传保守民族主义，大大降低了非自由主义政党赢得大选的难度；全流程政党政治变量3，即政党妥协文化，已随着民主党和共和党不共戴天式的对立而消失殆尽，这也使得秉承“美国优先”原则的共和党很难重返“自由国际主义”道路。

五、欧洲坚守自由国际主义的政党政治原因

2009年欧债危机之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欧洲也颇为流行。与美国一样，民族主义在欧洲也会被转化为政治和投票行为。自2016年后，在欧洲各国的选举中，投票给所谓“威权民粹政党”（authoritarian populist party）的选民稳定超过选民总数的1/4。欧洲的政党政治中的民粹色彩近年来显著增加，几乎每个欧洲国家都有相当活跃的极右民粹政党，已经形成“旧政治”政党阵营与主流自由主义“新政治”政党阵营对峙格局。截至2025年初，与欧盟价值观立场相左，持反移民、反伊斯兰教和反性少数群体立场、强调国家主权的极右政党已经在意大利、匈牙利、斯洛伐克、荷兰和奥地利成为最大政党，已在前三个国家作为最主要政党上台领导联合政府，芬兰、克罗地亚和捷克的执政联盟中也有极右政党。但德国、法国等欧盟27个成员国中的24国仍为亲欧洲、持自由主义立场的主流政党执政或控局，英国的传统大党——工党也在2024年的大选中击败了老对手保守党和极右翼的改革英国党（前身为“英国脱欧党”），而2024年第十届欧洲议会选举过后，中右立场的欧洲人民党党团、中左立场的社民党党团和中间派——复兴欧洲党团仍在欧洲议会占据多数席位（加总404席，超过欧洲议会半数所需的360席）。这些构成欧洲继续信奉自由主义价值观和坚守自由国际秩序的内部政治基础。

为什么美欧会出现这种差异？政治社会学解释认为“美国是宗教社会，欧洲是世俗社会”，所以堕胎权在欧洲（西欧）不是大问题，但堕胎权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却一直是敏感问题，毕竟超过73%的美国人信仰基督教，定期做礼拜的信徒比例更是远超欧洲。宗教与右派相连，而世俗则同左派相关。启蒙和理性精神更充足使得欧洲的保守主义要比美国弱得多，使得新左运动在欧洲比美国更成功，也让欧洲的右派更容易与左派妥协。政治经济学解释认为在欧洲的社会福利制度下，医保和社保是已经解决的嵌入式自由主义问题，但在美国，医保仍然是共和党和民主党斗争的焦点之一。

但政党博弈要比社会思潮能够更直接决定选举结果，是更有力的决策中观因素。在坚持自由国际主义价值观的主流政党同保守民粹的反建制政党对垒的新分裂政党格局中，全流程政党博弈的三个变量在德国、法国和英国这三个欧洲主要国家和欧洲议会的政党政治中分别体现为：第一，多党制留给建制派政党结盟空间；第二，中右政党没有“叛变阵营”变为极右政党，或已经萎缩至失去力量；第三，建制派政党之间相互妥协，但对极右民粹政党并不宽容。主流政党的制度惯性和组织优势使其在同“旧政治”政党的竞争中握有额外资源，占据上风。下面就以德、法、英和欧洲议会为例具体分析。

（一）德国

2025年2月23日，德国提前举行联邦议会选举。中右立场的联盟党（基督教民主联盟与基督教社会联盟）得票率为28.6%，排名第一；而极右的德国选择党（Alternative fuer Deutschland）得票率比上次大选翻番，达到20.8%，排名第二；中左的社会民主党（社民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SPD）得票率为 16.4%，排名第三。尽管反欧元、反移民，并得到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力挺的德国选择党在选举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突破，但德国主流政党依然坚持针对极右翼的“防火墙”制度，即来自左右翼的欧洲主流政党会对极右民粹政党进行联合抵制，包括在选举政治中合作抵制，不与极右翼政党联合组阁，以阻止其进入政府，防止纳粹夺取德国政权的历史重演。联盟党党首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明确表态，在他领导下，“基民盟绝不会与选择党合作，选前不会，选后不会，永远不”，选择党“反对我们的西方源头，反对欧元，反对北约”。2025年4月，德国联盟党与社民党合作，重组默克尔时期的“大联盟”，德国选择党无缘入阁。

作为中右立场的建制派政党，德国基民盟一直秉持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共识政治”传统，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带领联盟党曾于2005~2009年和2013~2021年，共计约12年的时间与中左的社民党组成大联盟政府。她在任期间吸收了社民党关于全面法定最低工资、缩减临时劳动合同最低期限和加大养老金及社会服务公共支出等经济社会领域的政策主张。2017年，默克尔还转变态度，赞同社民党、绿党和左翼党呼吁的德国《同性婚姻法》（same sex marriage），1/4的基民盟联邦议会议员投了赞成票，让法案得以通过。这是中右政党左转的标志性事件。

同时，基民盟严格防范自己因在一些保守议题或选举上的需要而与极右的德国选择党“合流”。比如，2020年德国图林根州的州议会中，自民党人在基民盟、德国选择党的共同支持下当选为州长，默克尔在官方新闻发布会及官方网站上对此进行严厉批评，以至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判决默克尔在此问题上的表态是违宪之举，认为她在总理职务上发表的言论违反了宪法保障的政党机会平等原则。2025年德国大选前发生数起与移民相关的恐袭和犯罪事件，移民问题成为选举的核心议题，基民盟和选择党均主张大幅收紧移民政策，当时的联盟党领导人默茨曾经犹豫是否与选择党合作。1月29日，德国联邦议院批准联盟党提出的收紧移民政策的“五点计划”，在348张赞成票中，德国选择党议员贡献75票。德国前总理默克尔随即在第二天上午发布声明，指责默茨在德国联邦议院的投票中故意利用德国选择党的支持以使议案能够通过。默茨虽进行了辩解，但依然不敢推倒“防火墙”，让基民盟向美国共和党的方向演化。

（二）法国

法国的极右政党——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RN）比德国选择党的表现更加“优异”。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2011年从其父亲让-马里·勒庞（Jean-Marie Le Pen）手中接棒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国民联盟的前身），去除了原有一些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成分，但仍然保留了反对欧洲一体化、反对移民、反对文化多元主义、主张“法国优先”的基本政治主张。法国总统大选和国民议会选举均为两轮制选举，第一轮选举中有效得票率超过50%的候选人直接获胜，如无人获得过半数选票，排名前两位的候选人进入第二轮选举角逐，得票多者赢得职位。老勒庞曾在2002年总统选举第一轮中击败中左的社会党候选人若斯潘，以第二名的身份进入总统大选第二轮，但中右的共和党候选人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将老勒庞曾称纳粹毒气室是 “历史细节”等言论作为攻击点，强调老勒庞及其代表的极右势力的危险性，将自己塑造为捍卫法国共和价值观、民族团结的代表，呼吁选民为了法国的未来和价值观抵制极右势力，在第二轮选举中以81.56%的选票高票当选。

玛丽娜·勒庞在2017年和2022年法国总统大选中两次杀进第二轮，均败给中间派领导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政治格局一般为中右的共和党和中左的社会党轮流执政，但这两个传统大党在2017年总统大选前明显衰落，同勒庞“直接战斗”的任务落在2016年马克龙刚刚组建的新中间派政党——“共和前进党”（La Republique En Marche !）身上。年轻的马克龙直面国民阵线，称“我们不应该把法国人的自豪留给那些极右派。真正的爱国者，是我们。而他们，则只配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称号”。2017年，39岁的马克龙在第一轮总统选举中排名第一，勒庞以2.8个百分点之差排名第二，第二轮投票马克龙与勒庞的对决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建立59年来，首次由两位不是传统左右翼政党的候选人进行竞选。马克龙在第二轮投票获得传统中左、中右政党的支持，以65%的绝对优势胜出。2022年的总统大选是2017年的翻版，马克龙依靠类似德国“防火墙”惯例的“共同防线”，即传统主流政党数十年来合力阻止极右翼势力掌权的共识，再次在第二轮选举中击败勒庞。

2024年6月欧洲议会选举，国民联盟成为法国政党中的第一大赢家。马克龙解散国民议会重新选举，法国共和党的得票率仅有5.4%，共和党时任主席埃里克·西奥蒂（Eric Ciotti）在选前还带领部分共和党员出走，同国民联盟结盟竞选，更是助长了极右的势头。面对国民联盟极有可能成为国民议会中多数派的“可怕情景”，马克龙的中间派、左翼阵营和传统右翼紧急成立“共和阵线”（front republicain），不惜以放弃自己政党的候选人为代价为最有可能击败国民联盟的候选人助选，终于扭转局势，未让国民联盟控制国民议会。

（三）英国

相比德法两国，英国主流政党与民粹政党的博弈同美国的相似度更高。宣扬“伊斯兰威胁”和种族主义的英国国家党（British National Party）在英国政坛曾长期处于边缘地位，但主张英国退出欧盟的独立党（UK Independence Party）却在2009年欧债危机前后异军突起，2014年5月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它以28.73%的得票率斩获22个议席，一举超越保守党、工党和自民党，成为欧洲议会中英国的第一大党。中右立场的保守党也有诸多后排议员向自己的党首，即当时的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施加压力，迫使他做出举行脱欧公投的承诺。2016年6月，英国全民公投以微弱的投票差距决定退出欧盟，这进一步助长了极右政党的声势。英国前独立党党魁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2019年成立脱欧党（Brexit），催促保守党政府不同欧盟达成协议即自行脱欧，严格限制移民进入英国，又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成为英国赢得欧洲议会议席最多的政党。随着英国在2020年1月31日正式脱离欧盟，英国脱欧党完成了其推动英国脱欧的主要使命，法拉奇将脱欧党改组为改革英国党（Reform UK），将斗争目标直指保守党，主张“净零移民”，退出《欧洲人权公约》，将非法移民视为国家安全威胁。在2024年7月的英国大选中，改革英国党拿下400万张选票，14.3%的选民把票投给了这个刚刚成立三年的政党。到2024年底，该党在民调中已经领先执政的工党1个百分点，成为工党和保守党必须“严肃”对待的威胁。

英国独立党和脱欧党利用英国“脱欧”和新冠疫情等多重危机，扩大自身影响力，已经出现主流化趋势；改革党又以移民问题为突破口，将族群人口结构变化与移民拥入、底层民众机会丧失、国家认同危机等问题联系起来，推动英国社会极化。英国内政部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英国仇恨犯罪达14.5万起，远多于2012年的4万起，其中七成与种族和宗教有关。不过，英国的中右主流政党——保守党并未出现类似美国共和党被民粹化的迹象，2024年11月2日，英国保守党选举出尼日利亚出生的凯米·巴德诺赫（Kemi Badenoch）担任新党首，保守党历史上首次出现黑人党首。此外，英国虽然没有德法等欧洲大陆国家主流政党联合阻击的“防火墙”和“共同防线”非制度安排，但英国下院议员的单一选区制选举制度却对大党有利，比如改革党在2024年英国大选选票达到14.3%，但只拿到650个议席中的13个。而且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在倾向收紧移民政策，改革党要想在2029年大选中成为执政党面临不小的难度。

（四）欧洲议会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欧洲议会，作为欧盟27国的超国家代议机构，它的组成和政治倾向具有宏观衡量指标性意义。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右的欧洲人民党党团（European People's Party）再次成为第一大党团，自1999年以来，已连续6次力压其他党团维持榜首地位。它与中左立场的社会党党团（S&D）和中间派的复兴欧洲党团（Renew）在欧洲议会的席位加总达到406席，超过半数所需的360席，主流政党党团再次占据多数席位，保证欧盟依然能够坚持自由国际主义价值观，以共识政治压制欧盟内的民粹政治力量。隶属于欧洲人民党党团的冯德莱恩也得到欧盟理事会各国首脑的认可，再次连任欧盟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内被归入极右光谱的三个党团，一个是德国选择党新组建的“主权国家的欧洲”党团（Europe of Sovereign Nations），一个是由意大利兄弟党、西班牙呼声党、瑞典民主党、芬兰人党等组成的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European Conservatives and Reformists），还有一个是2021年从欧洲人民党党团中撤出的匈牙利青民盟（由匈牙利总理欧尔班领导，全称为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Fidesz）与捷克“是的2011”党（ANO）、奥地利自由党（Freiheitliche Partei Osterreichs），以及法国国民联盟共同组建的“欧洲爱国者”党团（Patriots for Europe）。这三个党团加总共拥有187席，仅占欧洲议会议席总数的26%，未超过1/3。而且极右党团相互之间存在矛盾，在不同议题领域的立场差异也很大，比如匈牙利青民盟并不反对经济全球化，只是更加强调去除欧盟对成员国主权不必要的干预。

综上所述，除英国以外的欧洲国家普遍存在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共识政治传统，中右政党与中左政党，以及绿党和其他中间派政党形成“联合阵线”，同极右民粹政党展开博弈，享受制度惯性红利和组织资源保障，在“新政治”政党对垒“旧政治”政党的博弈格局中形成“多VS一”或“多VS少”的不对称优势。而美国共和党为民粹主义“俘获”后，面对的只有民主党这一唯一的“新政治”政党对手，通往权力之路的难度要小于欧洲国家政党。同时，欧洲国家的中右政党并未走向极右，依旧坚持与中左政党坚守建制派路线，这也是美欧出现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矛盾的直接原因。

六、结论与展望

本文在“新政治”政党与“旧政治”政党分类基础上，为主流（建制派）政党和民粹（反建制派）政党之间的博弈过程分析补充了政党制度、主流政党是否转投阵营和政党妥协文化三个变量，以全流程政党政治框架比较美国和欧洲在民粹主义崛起场景下的政党政治运作，揭示制度与组织在影响民粹政党上台中的关键作用。美国共和党在民粹化后，只面对民主党单一对手，而欧洲的民粹主义政党则要遭受主流政党的“围攻”和宪政约束，这种差异导致特朗普带领的美国民粹主义更容易赢得政权，将其反建制理念上升成为美国的国家意志，进而退出和攻击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政党政治解释弥补了国际体系层面和特朗普个人层面有关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美国“塌陷”的不足，并为预测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未来走向提供了指标参考。

笔者认为，需要对美国共和党已经民粹化成为反建制政党有明确的认知，否则就难以理解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对欧洲价值观的批判，难以理解马斯克为何在社交媒体平台积极支持德国选择党党首魏德尔、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也难以理解魏德尔为什么会模仿特朗普，在德国大选中喊出“让德国再次伟大”，难以理解2025年2月“欧洲爱国者”党团14个极右政党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以“让欧洲再次伟大”为座右铭，誓言“重新征服欧洲大陆”的大会。特朗普在美国“文化战争”中获胜已经成为欧洲反建制派政党奔走相告的学习“榜样”，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对欧洲的影响将不仅停留在政策层面，也将对欧洲内部的建制与反建制政党博弈产生重要外溢效应。无疑，这将进一步掏空已经碎裂的自由国际秩序的根基。

赵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美国研究》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