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国际体系经历冷战和全球化两种国际秩序之后进入了逆全球化秩序。在这47年里，我国综合国力的上升速度居世界之首。这说明，只要坚持深化改革开放，逆全球化的趋势是阻挡不住中国崛起的。最新的例子是，自2024年我国政府明确放开单方面免签政策后，来华的外国游客数量大增。单方面免签政策与限制越来越多国家的人访问的政策形成鲜明对照，这不仅有助于缩小我国与美国旅游市场的规模，而且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国际政治形象。今后，根据我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我国开放战略的内容和形式都需要不断地调整。作为综合国力第二的世界大国，我国的开放战略有可能需要考虑三个新因素的作用，即网络空间的重要性上升、逆全球化趋势增强，以及民粹主义思潮兴起。下面结合这三点谈一下关于新形势下开放战略的问题。

适应数字化技术特点

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对我国对外开放战略提出新要求。数字技术使得大国网络空间竞争比自然空间竞争更加激烈且更加重要，这要求大国制定适合网络空间国际竞争的开放战略，提 升本国在网络空间的战略优势。

大国需要将网络空间的战略关系置于优先地位考虑，并依据网络空间的特性制定开放战略。地缘战略思维长期主导大国开放战略的制定，这表现为依据地图分析国际关系，依据政治地理关系制定外交战略。在数字时代，大国竞争同时在网络空间和自然空间进行，但网络空间的战略优势比自然空间的更为重要。为此，今后的开放战略需要优先考虑对网络空间竞争有利。“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和传统意义上的“一带一路”建设是两类项目：前者主要在网络空间，后者主要在自然空间；前者直接关系到“一带一路”国家的网络安全、政权安全、金融安全以及通信安全，后者则一般只影响这些国家的局部地区和部分人群而非全国。鉴于此，我国开放战略可考虑更多侧重网络空间的国际合作。我国将周边国家作为首要外交工作对象已经多年。在数字时代，可考虑侧重与周边国家在网络通信、数字经济、AI技术等领域进行技术标准一体化的建设，这可能比建设陆海交  通设施产生的战略效果更大。                                                                         

引进世界一流创新人才，提升我国在网络空间的战略优势。网络空间的战略优势以技术创新优势为基础，而创新是人的能力，因此引进世界一流创新人才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国内自己培养是扩大创新人才规模的有效方法，但这一方法并不能保证培养出世界一流人才。世界一流创新人才往往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自己成长起来的。这种人才经常向最适于发挥他们个人创新才能的国家流动。薪金水平高当然是吸引一流创新人才的必要条件，但这并不是充分条件。这类人才更关心的是发挥其创新能力的环境。他们偏好自主研究和自由流动，他们不喜欢从事行政事务和受行政约束。我国已经为国际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设立了K字签证，下一步应是如何为引进的人才提供适合发挥其才能的环境。如果我国能为此类人才提供世界上最好的创新环境，则有可能聚集最多的世界一流创新人才，从而加快增强我国在网络空间的战略优势。创建吸引世界一流创新人才的环境需要政府内部多部门的配合，这不是外交部门独自所能做到的。

对网络空间管理规则采取创新在前管理在后的原则。网络空间的开发利用和安全管理是一对天然的矛盾。根据我国手机支付和共享单车的成功经验，可考虑鼓励企业充分利用网络空间进行各种创新活动，在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前可不采取预设的防范、管理规则。AI经济和低空经济都是数字经济的新兴产业，对这两个产业可考虑鼓励创新发展在先，出现问题之后再管理的策略。

克服逆全球化阻力

经济逆全球化趋势阻碍了我国对外经济合作，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对外政策来应对。经济逆全球化的本质是全球市场分裂、产业链中断。鉴于美国是逆全球化的最大推手并以此遏制我国崛起速度，我国可考虑反其道而行之，采取更加开放的对 外政策重塑全球产业链。

通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美、欧、日的限制性经贸措施使得这三大市场变得更难进入，全球的资本和商品都在寻找新的市场。中国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向无意与我国敌对的国家开放市场，必然能进一步提高我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影响力。中国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制造业，只要给国际资本提供进出中国的安全保障，放  宽外汇管制，国际资本就会考虑加大对华投资。这不仅可能提高生产能力，而且还能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扩大对外开放的政策还包括鼓励国际人员流动、学术交流和社会团体往来，这将有力提高社会的包容度和宽松度，这不仅有利于国际经济合作，还有助于吸引国际高科技人才来华就业。

通过加快中国企业“走出去”,推动中国技术和经营标准国际化。由于全球产业链的断裂和全球市场的分裂，产业链重组的过程也是一个国际技术标准重建的过程。中国作为制造业总体规模全球第一的经济体，向全球出口工业制成品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向他国的进口商提供技术服务。为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发展的趋势，我国企业在海外可采取“当地生产当地消费”的投资模式。这既可扩大我国的海外市场，也有助于推广我国企业的技术和经营标准。我国企业在不同国家使用相同技术和质量标准，这可拓展我国技术标准的国际使用范围，为形成国际标准创造条件。

克服逆全球化阻力还需要加大军事的对外开放，因为国家间战略关系的基础是军事安全合作。与更多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发展军事合作关系，有利于改善我国与他国的战略关系，从而为经济合作提供安全保障。军事开放的领域可考虑从扩大军售对象入手，向人员培训、信息合作、联合军演等方向拓展。军事对外开放还有助于弥补我国缺少军事盟友的弱点。

防范民粹主义冲突

民粹主义兴起将引发更多国际冲突，而淡化身份政治有助于减少国际冲突的影响。民粹主义者的恐外心理是以民族和种族身份不同为基础的，因此越强调文化特殊性，冲突越严重， 反之越淡化文化差异，则冲突越少。

淡化身份差别，扩大国际合作的互补利益基础。民粹主义的排外政策强调国家间的利益矛盾，忽视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在民族国家体系中，国家间的利益可分成三类，即冲突性利益、互补利益和共同利益。国际合作通常以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为基础。不过形成共同利益比形成互补利益要困难。互补利益形式多样，如国际投资、经济援助、军事援助、自由贸易协定缔结、在联合国相互支持的政治投票，都是以互补利益为基础的。如果我国对外战略淡化合作方的身份差别，特别是意识形态差别，这将有利于扩大我国与他国的互补利益，减少不同政治身份的国家与我国进行合作的困难。无论是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还是与西方国家的合作，淡化身份差别都有助于扩大合作。

以国家利益界定敌友，最大限度地扩大统一阵线。民粹主义的身份政治观念受“文明冲突论”影响，经常以文化差异界定敌友。中国文化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突出文化差异则会减少支持中国崛起的国家数量。事实上，国家战略关系与文化差异相关性很低：美国与沙特、中国与俄罗斯、巴西与日本都属于不同文化圈，但它们每一对都有较好的战略合作关系；而俄罗斯与乌克兰、美国与加拿大、叙利亚与伊朗分别拥有相同的文化，它们的差别是相同文化的内部差异，但它们的战略矛盾都较大。在2025年以色列与伊朗的军事冲突中，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约旦政府甚至拦截伊朗攻击以色列的无人机。以共同和互补的国家利益界定敌友，可为我国崛起争取到最广泛的国际支持。中美实力差距越小，两国对国际支持的竞争就越激烈。对外开放的政策多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寻求共性与互补性，淡化文化差异的特殊性，这将有利于我国获得最广泛的国际支持。

由于民粹主义在向全球扩散，我国还需要防范国内的民粹主义思潮泛滥。任何国家的民粹主义势力都抵制对外开放，且抵制的理由都是维护安全。目前常见的理由有：防止外族文化入侵，防止崇洋媚外，防止进口商品占领本国市场，防止技术泄露，防止外国人侵占就业机会，保护民族工业，等等。这些理由都会阻碍对外开放，对内影响我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对外  影响我国扩大国际影响力。为了实现高质量对外开放的目标，有必要考虑通过教育和舆论工作减少民粹主义的社会土壤。

本文选编自《历史的拐点：2025—2035国际格局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