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美欧国家政党政治偏离常轨并出现一些新变化，主要表现为政治极化加剧、新兴政党崛起、碎片政治凸显、投机政治频现、素人政治登场、强人政治回潮等。美欧国家政党政治的新变化主要受传统主流政党主导力弱化、阶级阶层分化重组、选举政治深层次冲击、社会政治思潮变化，以及政治人物道德标准降低等因素影响。未来，美欧国家政党政治演进方向尚不明晰，政党功能或将进一步弱化，制度治理效能日渐下降，受非西方因素的影响将加大。
关键词：美欧国家 政党政治 政治极化
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美欧国家政党政治出现一系列新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常轨，呈现诸多“反传统”现象。这些变化的总体特征是斗乱交织、博弈无章、反复无常，趋势是美欧国家政党政治将加速向网络时代的新生态转型，主基调是不确定性加大、政党功能减弱、个人作用上升、政党运行模式迭变。美欧国家政党政治新变化折射出西方民主政治的根本弊病。
美欧国家政党政治演变的新特征
大变局下，美欧国家政党政治打破以往传统，在广度和深度上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这种变化实质是方向上的迷茫和道路上的走偏。
其一，政治极化加剧。政治极化指政坛上博弈方之间对立、对抗程度急剧增大，妥协和共识空间明显减小，双方在重大议程上回旋余地变窄。进入21世纪特别是近年来，美欧国家政治极化加剧，政党恶性竞争明显。美国、法国、比利时、奥地利、希腊、罗马尼亚等国，主流政党之间的争斗异常激烈。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对抗加剧，相互间的较量已扩展到内政外交所有层面，在竞选纲领及选区重划、国家重大议题、回应选民诉求等方面立场迥异、对立尖锐。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美国民主已沦为“否决政治”，三权分立几乎已死。在最近几次美国大选中，两党候选人诸多立场与主张差异明显。如针对移民问题，共和党主张封锁边境，乃至颁布“禁穆令”，驱逐“非法移民”，在美墨边境修建围墙以阻拦“非法移民”。民主党虽总体支持移民改革，但反对种族歧视，强调应推行公平公正的移民政策，为无证移民提供合法身份。针对税率和社会福利政策，共和党强调要大幅降低最高个税和企业税率，主张全面减税，大幅削减医疗补助及其他社会福利支出。民主党则主张向富人增税，提高企业税率，扩大儿童税收抵免，增加住房、医疗、育儿开支与补贴额度，降低中产阶级生活成本。当前，两党围绕得克萨斯州选区重划展开激烈对抗。针对2026年中期选举，共和党为了增加5个众议院席位，不到5年就谋求重新划分选区，通过“杰利蝾螈”这一政治手段来“堆砌”或“拆分”民主党的选票，用以保持自己在该州的席位优势。此举引发民主党强烈反对，民主党议员试图通过“集体出走”的方式来阻挠议案表决，并号召支持者抵制。民主、共和两党在诸多问题上均尖锐对立，揭示出“两个美国”的景象。法国近期的政治对立也空前激烈，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左右对立，而是执政联盟同反对党之间的对立。自马克龙担任总统以来，法国政府总理八度易位。国民联盟和“不屈的法兰西”这两个意识形态与政策主张迥异的政党不惜在国民议会数次联手，反对总统提名的总理人选，其目的是对抗执政联盟，推翻现政府。
其二，新兴政党崛起。近些年来，美欧国家新旧政治急速转换，新兴政党强势崛起，传统政党不同程度衰落，诸多国家政治版图的新旧转换快速且频繁。这在欧洲更加凸显，一些新兴政党特别是民粹主义政党、极左或极右等极端政党相继崛起。法国复兴党（原称“共和国前进党”）、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意大利兄弟党、五星运动等都逐步成为该国有重大影响力的政党并执政，其中法国复兴党还连续执政。荷兰自由党、奥地利自由党、西班牙“我们能”党曾与中右、中左翼政党联合组阁，自由党在2023年荷兰众议院选举中获胜，成为该国第一大党。在野的新兴政党，如法国国民联盟及“不屈的法兰西”、德国选择党、瑞典民主党、捷克“驾驶者为自己”党、波兰自由与独立联盟等，其力量和影响也在大选中呈明显上升趋势。例如，无论是在总统选举还是国民议会选举中，法国国民联盟的候选人得票及议席数量均居第二位。德国选择党在2025年联邦议院选举中得票率达20.8%，超过传统大党社民党的16.4%，跃升为第二大党。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后，在各党团议席分配中，以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为代表的新兴政党成为重要赢家。例如，以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为主的“欧洲爱国者”党团和“欧洲主权国家”党团席位分别为84席和25席，特别是“欧洲爱国者”已成为第三大党团；包括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席位达到78席，为第四大党团，较上届增加9席。新兴政党特别是民粹主义政党的群体性崛起，打破了欧洲多国传统政党格局，反映了西方政党的时代之变。
其三，碎片政治凸显。欧洲国家降低政党创立及进入议会的门槛，导致政党数量增多。世纪之交，中东欧国家政党数量众多，党派重组频繁，西欧国家政党数量也呈明显增长态势。当前，进入议会、实际参与权力博弈的政党数量激增，引发更多政党要求分享权力，分散权力集中度，导致大党政治掌控力下降。荷兰2025年众议院选举获得席位的政党多达15个，赢得最多选票的中间派政党六六民主党与极右翼的自由党分别获得26席，寻求稳定的相对多数非常不易，新政府组建艰难，组阁谈判或将持续数月。政党政治碎片化与新兴政党不断崛起密切相关，导致一些国家传统政党格局重组。在部分欧洲国家，甚至出现小党引领该国政党政治演进的趋势，这是政党政治碎片化的表现。
其四，投机政治频现。在美欧国家，以实现短期利益、集团和个人利益为目的的投机行为常态化，非理性的短视操作冲击政坛。英国卡梅伦政府发起的“脱欧”公投就是典型例证。卡梅伦政府并非真正想脱离欧盟，而是出于提高同欧盟经费分摊的谈判要价及应对保守党党内部分“脱欧”势力干扰等现实需要，投机性地于2016年发起“脱欧”公投，但“脱欧派”以微弱优势胜出，这助长了保守党党内甚至国内的“脱欧”势力，削弱了英国在欧盟和国际社会的信誉与影响力。在多党制环境下，政治投机还是一些政党的崛起之道。希腊左翼联盟在兴起特别是成为执政党过程中屡屡推行投机策略。作为从希腊共产党分离出来的左翼政党，希腊左翼联盟长期坚守国有化和疑欧立场，曾强调希腊“不为欧元牺牲”，且与其他左翼政党联手反对新民主党和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简称“泛希社运”）政府的私有化与亲欧政策，并坚决反对联合政府在欧债危机中与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央行签订的协定及实施的紧缩政策。但到2015年该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执政后，其传统立场发生重大转变，关于欧盟、所有制的立场与政策，与新民主党、“泛希社运”执政时并无二致，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力度甚至超过“泛希社运”主导的联合政府，并与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央行签订第三轮救助协议，实施严格的紧缩政策和经济社会改革，包括将养老金占GDP的比重从11%下调到9%。对于这种政治投机，就连左翼联盟中央委员库沃拉吉斯都认为是对“当代左翼最大的背叛”。
其五，素人政治登场。相比于以往政党领导人经过长期历练，如今在素人政治、快餐政治日渐流行的背景下，新的政党领导人无需秉承党的历史传统、坚守党的纲领理论，而只需借助社交媒体进行号召与鼓动，只要能给本党带来人气、赢得选举，就能迅速成为政坛红人，统率本党。美国特朗普、乌克兰泽连斯基、立陶宛鲁吉涅内等都是政治素人的典型代表。商人出身的特朗普两度当选美国总统，此前从未涉政，其作为反建制的“局外人”，惯于提出简单明了的蛊惑性口号，牢牢控制了共和党，将其打造为在思想政策上深刻浸透着“特朗普主义”的、不折不扣的“特朗普的政党”。泽连斯基曾是喜剧演员，因扮演电视剧《人民公仆》中的总统而声名大振，后加入人民公仆党，于2019年成为该党主席并当选乌克兰总统，执政至今。立陶宛总理鲁吉涅内在2024年才首次当选议员，随后出任社会保障与劳工部长，在2025年8月被社会民主党提名并经议会投票批准成为总理。这些案例从侧面反映了素人政治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一些国家政党政治的演进态势。
其六，强人政治回潮。美欧国家政党政治中的强人现象，历史上就一直存在。从一战结束至冷战结束，美欧国家出现了诸如美国民主党领袖罗斯福、德国基民盟领袖阿登纳、法兰西人民联盟（法国保卫共和联盟前身）领袖戴高乐、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袖铁托等政治强人。这些政治强人不仅有力地塑造和领导所在政党，而且深刻影响了国家。近年来，部分美欧国家又出现强人政治回归现象，即这些国家的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出现塑造强人进而实现强人管党、强人治国的政治景观，政党强人通过跃升为国家强人，在政治舞台上致力于推行“政党强—国家强”的政治模式。如德国基民盟前主席默克尔、英国工党前领袖布莱尔、匈牙利青民盟主席欧尔班等，都是该国主要政党的强人。有的多年担任党的领袖且因带领本党赢得数次大选而长期执政，其个人的思想主张、立场态度乃至行事风格在相当程度上重塑了党，甚至影响着国家的决策与内外关系，在本党乃至国家事务中留下深刻的个人烙印。
美欧国家政党政治演变的根源
当前美欧国家政党政治的新变化，是国内外形势与社会思潮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表现，反映了时代之变的深刻内涵。
第一，传统主流政党主导力弱化导致政治稳定性下降。长期以来，传统主流政党特别是大党是美欧国家政党政治相对平稳运行的关键，成为本国政治稳定和传统政党格局维系的“压舱石”。西欧多国中左和中右两大传统政党在20世纪的多次大选中得票率之和能够达到总数的80%—90%，德国社民党和联盟党1976年大选得票率之和达91.2%，2002年大选达77%。当前，这种情况发生明显变化，欧洲诸多传统主流政党的主导力与影响力减弱，如2025年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传统主流政党社民党得票率为二战结束以来最低，联盟党与社民党两大传统政党的得票率之和只有45%，创下历史新低。欧洲多国政坛“大党不大”“小党不小”“小党频现”，甚至曾经的小党和新兴政党都赶超传统主流政党。这增大了政党政治演进的波动性，政局动荡成常态，进而导致欧洲一些国家近些年来组阁异常艰难，政府稳定性减弱。一方面，传统主流政党未能顺应国内政党政治演进新潮流、新趋势，对形势变化、时代更迭的敏感性不够，不愿变革或改革不力的状况突出，因而把政党变革的主导权拱手让给新兴政党，陷入被动局面。另一方面，传统主流政党领导能力或执政能力下降。面对国内形势新变化，执政的传统主流政党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凸显。在美欧特别是西欧多国，传统主流政党对许多现实问题，诸如经济增长乏力甚至出现负增长、社会保障体系入不敷出、年轻群体失业严重、外来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剧增、社会治安日益恶化等，大都拿不出有效对策，而把主要精力投入议会争斗，导致民众特别是该党支持群体严重不满，对政党、政客与现行体制的信任持续下降，引发反政党、反体制、反现实的社会运动，深刻冲击政党政治的稳定性。
第二，阶级阶层深刻分化重组导致美欧国家传统政党社会基础弱化与动摇。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加速资本、技术、人员、劳务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引发产业转移、就业和分配调整，导致许多国家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新变化，并重塑利益格局。在美欧国家，传统产业特别是制造业队伍减少，服务业人员比重上升，阶级的社会标识淡化，阶层分化更细微且复杂多样。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2020年的数据，美国制造业从业人数从1979年的约1950万下降到2019年的约1280万。从2000年到2022年，欧洲国家蓝领工人总数减少1300万。这种变化作用到政党层面，造成主流政党的传统支持群体萎缩，党员队伍持续缩小，年轻人日益疏远政党。例如，德国社民党党员从20世纪70年代近百万的顶峰下跌到2023年底的36.5万，60岁以上党员占比在2021年底达54.2%，而英国保守党党员平均年龄已超55岁，目前工党和保守党处于18—24岁间的年轻党员比例分别只占4%、5%。其深层原因在于，美欧国家中产阶级及新兴行业人员生活相对安逸、求稳怕变，一般对政党保持距离，其非政治化倾向明显，加之主流政党传统支持者忠诚度下降，游离于政党之间及之外的选民队伍空前增大，引发不同政党对这一群体的激烈争夺。政党之间频频以非常规手段展开竞争，为维护本党利益、巩固选民基础不惜走向极端，立场趋于激进。在这种政治生态影响下，政治极化愈演愈烈。
第三，选举政治对政党政治演进造成深层次冲击。冷战结束后，美欧国家政党政治演进的重要特征是博弈与选举，政党日益朝选举党方向发展，其根本驱动力来自定期选举，这对政党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因重心聚焦赢得选举，政党日益工具化、职业化，使命色彩淡化。多数政党思考的是：选择什么人来领导本党选举，在选后更好地应对党争；如何在选举中最大限度地争取选民，巩固和扩大党的社会基础；如何精确地考量本党在选举中及选后的各种输赢得失等。正是由于多党制环境下选举政治的深刻影响，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内向性、自利性凸显，开放度、包容度下降，斗争思维主导党的运行逻辑，由此带来政治生态新变化，加深政治裂痕，政党间的妥协余地愈小，共识政治愈难实现。选举政治驱动下的利益博弈催生并助长了快餐政治、短视政治，政党及政客利用现代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进行政治表演、增加曝光度、扩大关注度，成为当前政治生态下的必修课，特朗普、欧尔班等正是借此成为政坛强人的。
第四，社会政治思潮变化对政党政治演进产生重要影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政治思潮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进步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退潮，全球化潮流发生某种程度的逆转，非主流政治思潮不断挑战并逆袭主流思潮。当前民粹主义、极端保守主义、反全球化、保护主义等政治思潮在美欧日益盛行，主要原因在于美欧尤其是西欧多国经济长期低迷，国力相对下降，以蓝领为代表的部分中产阶层收入增长缓慢乃至下降，大量难民移民涌入，不仅冲击其福利体系，而且导致多国社会治安状况恶化，民众内顾倾向日益明显，本国“优先”积聚起较强的民意支持基础。这种新变化，为国内一些政治势力所利用，并得到越来越多反建制、反官僚、反现实群体的支持，社会基础不断扩大，侵蚀主流政治思潮，对传统政党构成空前挑战，迫使它们不得不接纳其部分观点，在传统的立场上日渐后退。在欧洲，社会政治思潮的变化导致以社会党为代表的中左翼政党的进步立场趋于弱化，而以保守党为代表的中右翼政党则更加保守。当前，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通过去激进化和主流化，与传统中右翼主流政党间的政治界线趋于模糊，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后者借鉴右翼民粹主义政策主张的“道德负担”，并由此推动欧洲多数政党立场不同程度地“右倾化”。
第五，政治标准下降，政治道义日益缺失。近年来，美欧国家传统制度体系日渐失灵，国家治理持续失效，政策举措时有失当，为一些政客的政治投机提供了空间，投机行为成了解决社会问题的“捷径”。政治与社会生态由此发生新变化，突出表现为政治活动媒体化、娱乐化、行为短视化盛行，严格的政治标准与规范不断被打破，整个社会更加追求和关注短期利益，更为看重政策博弈的实际结果，而不太关心政治斗争的手段与过程的合理或合规问题。这种社会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带来政治人物的道义感弱化，社会对其能力与道德的要求也在降低。在这种形势下，缺乏资历、威望、品格，甚至丧失政治人物应遵循的规则底线，都不会成为当今政治素人、各类政客驰骋政坛的障碍，这就是美欧国家诸多政治素人能够走上政坛的社会根源之一。
美欧国家政党政治演进趋势
当前美欧国家政党政治演进进入动荡变革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迷茫和偏航。西方多党制正处于变革调整的重要关口，将在各种政治力量的长期博弈下进一步演进，西式民主渐显衰势。
其一，美欧国家政党政治演进陷入迷航。进入21世纪以来，以西方模式为基准和模板的多党制处于动荡变革期，20世纪形成的一系列制度规则、模式与习惯不断被打破。西欧国家传统的政党格局受到冲击，惯有的政治功能部分失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美欧国家政党制度正处于关键路口，其调整转型与政治体制的改革、上层建筑的变革密切相关。美欧不少国家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于形势发展与时代要求，对政治改革的方向尚未形成共识，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社会组织及舆论仍处在艰难复杂的博弈中，要进行重大或根本性政治变革的可能性不大。
其二，受国家治理赤字弊端累积的制约，美欧一些国家或迈向政党趋弱的时代。所谓“弱”主要是针对欧洲多国政党在冷战时期相对“强”而言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面对形势发展变化特别是科技革命冲击，治理问题在美欧国家日益凸显，行政机构庞大臃肿，官僚体系陈旧僵化，施政效率低下，传统的制度体系、规则和习惯越来越难以适应信息时代，精英与民众二元对立日益明显，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治理赤字逐渐累积。但美欧国家政党转型未能朝着如何有效应对国家治理面临的诸多挑战、解决各种治理赤字的方向去努力，而是热衷于政治作秀、做表面文章，专注于维护各自既得利益。长此以往，必将弱化政党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功能，社会对政党的期望也将降低。尽管政党在美欧多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依然重要，但现实地看，美欧国家有可能迎来政党趋弱的时代，政党不得不更多地同其他社会组织、媒体等分享权力，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与决策权被削弱。
其三，美欧国家的政党政治困境与西式民主的弊端深度捆绑，制度偏见昭示着其将日渐走衰。长期以来，以政党制度为核心的西方民主体制，在维护国家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冷战结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美欧统治集团的制度傲慢与偏见，疏于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调适，导致其制度失灵、政策失调、治理失效的特征越来越突出，制度弊端与顽疾日益显露，走下坡路的迹象愈加明显。多数民众对该制度体系的质疑、不满情绪也空前凸显，这在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及新冠疫情危机中显露无遗，甚至引起西方有识之士的担忧和反思。当前西方民主体制在美欧国家所反映出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相对走衰的态势。
其四，美欧国家政党政治演进将在某种程度上受非西方因素影响。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西方国家的相对实力呈现下降趋势，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欧国家经济增长陷入困境，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国际格局多极化更加明显，西方国家的主导地位遭受冲击。在此背景下，美欧国家政党政治演进深陷困境，其向全球南方输出西式政党制度、价值观与治理模式的难度加大。“东方之治”“南方之效”对“西方之乱”“西方之失”的冲击与影响增大，美欧国家部分政党或更多关注全球南方的成功实践与治理之道。例如，西欧部分中左翼政党及匈牙利青民盟就曾表示，要学习借鉴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执政经验与治理之道。
【本文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双一流资助”项目（项目批准号：2021SYLZD03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希腊研究中心主任、中东欧研究中心研究员
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5年第12期，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