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西方政党政治的变化既是西方现代民主政治制度演进的集中体现，也是检视政党制度理论解释力的重要窗口。研究这些变化，有助于深化对政党功能、政党组织以及政党与社会关系的理解。当前，西方政党政治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转变：传统左右翼对立格局逐渐式微，阶级政治的动员逻辑日益让位于身份政治与文化议题；社会民主党、保守党、基督教民主党等传统大党的支持度持续下滑，民粹主义势力、绿党等新兴力量不断扩张，西方政党体系呈现出极化与碎片化的双重态势；工会、社团等传统中介组织持续弱化，使政党与社会的连接日益疏离，而数字化、社交媒体与算法政治又为政党带来新的动员方式与治理挑战。在危机与转型的双重压力下，西方政党既面临合法性困境，也在探索适应与重塑的路径。为此，本刊以“西方政党政治的挑战与转型”为题，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欧洲问题研究专家周弘研究员，从思想理念、组织体系、政治议程等多个维度，系统探讨西方政党政治的最新发展与未来趋势，以期更好地理解当前大变局中的西方政党政治。
●周弘 ▲王瑶
一、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转型与再构
▲您长期关注欧洲政治，尤其是政党观念的演进。在冷战结束后的30余年里，我们目睹了欧洲政党政治格局的深刻变迁：传统左右翼在经济社会议题上的明确分野逐渐模糊，福利国家共识、阶级政治话语与建制派政党认同出现显著松动。在此背景下，不少学者指出，“左右对立”这一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持续塑造西方政治图景的意识形态划分已经失效，取而代之的是以身份认同、文化价值、生态治理、欧洲一体化等为轴心的新政治分野。但同时，也有学者提出批判性反思，认为意识形态并未消失，而是正在全球化、数字化、社会结构碎片化与风险社会等多重压力下进行转型，正经历着议题重构与表达方式的转换。您如何评估当前欧洲政党体制中意识形态演变的性质？这种演变是否意味着西方政党政治进入一种“去意识形态化”后的实用主义阶段？抑或它标志着西方意识形态竞争进入了新的再表达阶段？
●左右分野长期以来被视为西方现代政党政治的基础结构，它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具有明确的社会根源和政治表达机制：左翼以工人阶级为主要依托，强调国家干预与社会平等；右翼代表企业与中产阶层利益，强调市场机制与传统秩序。可以说，“左右结构”不仅是一套政治标签，更是一整套围绕阶级关系、国家角色与社会目标展开的现代政治认知体系。然而，自冷战结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这一结构性分野呈现出显著弱化趋势，其背后不是简单的意识形态“退出”，而是西方经济社会结构、利益表达渠道和政治认同方式发生了系统性变化。
第一，社会结构的深刻重组削弱了传统阶级基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带来了两个重要后果：一是劳动市场的非标准化与灵活化，使传统的工人阶级不再是一个同质化的群体；二是新知识经济、服务经济的发展培育了多样化的新中产阶层、文化阶层、专业阶层等。阶级的组织性弱化导致传统政党赖以进行动员的社会基础不断松散。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的工会组织率下降，德国和北欧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类似趋势。这意味着传统左右分野在社会结构上失去了稳定的阶级支撑。
第二，政治诉求的多元化和表达平台的多样化改变了政治竞争的内容与重心。互联网、社交媒体的普及使政治诉求能够突破传统政党渠道，通过社会运动形式或新议题政党直接表达。身份政治、生态政治、性别政治等新议题并非完全替代阶级政治，而是在多元化社会中形成了新的政治动员逻辑。这使得传统政党不得不面临两个压力：一是选择是否回应这些新议题；二是包括税收、福利、劳工权利等在内的传统议题如何与价值议题重新组合。在许多国家，政党在议题选择上的“漂移”进一步加剧了左右边界的模糊。
第三，政党体系的碎片化加速了意识形态表达的分散化。在多党制国家中，小党数量增多，议题更加专门化，使意识形态呈现出碎片化、模块化特征。例如，德国的绿党、荷兰的动物党、瑞典的女权主义倡议党，这些新政党在价值议题上具有高度专有性，迫使传统大党通过政策调整吸纳其选民。这导致意识形态不再以大叙事形式出现，而以具体政策价值的组合呈现，使西方政党的意识形态呈现出分散化趋势。
因此，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意识形态在新的社会结构与政治技术条件下的重组与再表达。政治不太可能“去意识形态化”，因为政治本质上就是一种关于价值排序、利益表达与未来愿景的结构化表达。在当今欧洲政党政治中，左右分野并未消失，而是分解为更多的轴线，如开放主义与保守主义，全球主义与民族主权主义，技术官僚主义与民粹主义，绿色经济与传统工业利益等。为了掩饰意识形态的分化，在对外的场合反而出现强化意识形态的现象，以维护西方与非西方的差异。例如，北约在《2022年战略构想》中宣称秉持“共同价值观”——“个人自由、人权、民主和法治将我们团结在一起”，尽管这种定义在欧洲内部受到多方质疑。
总的来看，传统的左右意识形态不再是决定政治划分的唯一标准，但它仍作为一种深层文化结构存在于政策选择和政治认同之中。新的政治分野是对旧左右结构的补充而不是取代。其本质是政治表达方式的多样化，是后工业社会内部利益格局复杂化、价值冲突突出化、信息技术驱动化的结果。就像你说的，西方政党政治在意识形态方面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再表达阶段。在这个阶段，由于来自极左和极右势力的挑战和挤压，中左和中右政党联合执政成为主流（其实是因为别无选择），这就要求各执政党之间进行更多的协商和妥协，执政的方式和长度也会受到影响，政治碎片化、不稳定等现象将会更加突出，这种趋势很容易导致政治极化。
▲在西方政党意识形态转型的过程中，我们还注意到一个更为具体的趋势：阶级政治的衰落与价值政治的崛起。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基于阶级认同与经济再分配的传统政治动员逻辑逐渐式微；与之相对，围绕性别平等、移民权利、生态可持续性与文化认同等议题的“价值政治”不断走向前台，甚至重塑了政党竞争的格局。绿党在德国、北欧等国成为执政联盟的关键成员便是这一趋势的明证。您认为这一趋势仅仅代表政治议题优先级的调整，还是代表着西方政党政治重心的深刻转移，即从“经济—阶级”维度转向“文化—价值”维度？如果答案是后者，是否意味着西方传统政党理论，在面对新的社会分化时出现了解释力危机？
●你说的这种趋势常常被解读为社会矛盾的“去经济化”，但我认为更深层的逻辑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利益再分配方式发生了深刻转变，促使政党政治的方式被迫转型，欧洲人甚至认为欧洲进入了类似于“魏玛共和国的政治混乱期”。
从20世纪中期到冷战结束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工业化、福利国家扩张和充分就业，这种增长方式在主流政党中形成了一定共识。也就是说，无论是欧洲社会民主党还是保守主义政党，其经济政策大都围绕收入分配、税制改革、社会保障等提出。但进入21世纪后，随着新技术的应用，数字经济快速兴起和经济日趋金融化，使财富创造脱离了传统的工业生产体系，平台、算法、资本操作、知识产权对财富的控制力越来越大。财富增长方式变化必然带来利益结构的变化，IT工程师、自由职业者、自媒体工作者、创意产业从业者等新职业群体不断涌现，正是传统利益格局解体的表现。
当利益结构分散化之后，政党的议程必然呈现碎片化。一方面是因为传统政党的政策已经无法应对新兴利益集团的多元诉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一些新兴社会议题本身就是利益重组的产物。以你提到的性别平等为例，许多人以为这是文化议题、价值议题，实际上，它最初也是起源于财富增长方式和劳动力结构变化。二战后，瑞典等北欧国家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劳动力短缺，而妇女是当时最重要的潜在资源。于是，政府推动性别平等，大量妇女进入公共部门，成为北欧福利国家的骨干力量；而当这一群体形成规模后，自然会推动更广泛的性别权益政策。也就是说，性别平等从一开始并不是一个价值议题，而是由经济结构变迁推动的利益重组议题。到1995年瑞典、芬兰加入欧盟时，为凸显“北欧模式”的优势，它们主动把性别政治作为“北欧特色”推荐给欧盟，性别议题也从一国政策扩张为欧洲层面的政治议程。这说明，今天看似文化性的议题，同时也可能是利益政治推动的结果。同样，绿色政治也体现了一种利益重组过程。绿色经济发展带动新能源、科技创新、环保产业的扩张，而这些新兴领域与传统工业利益之间存在结构性冲突。例如，德国绿党在推动能源转型的背后，其实也代表着新技术阶层、城市新中产阶级与环保产业的利益。可以说，价值政治并不只是文化价值的表达，更是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利益表达。
不过，价值政治与社会运动紧密结合，使其表达方式不同于传统政党政治。近年来欧美政治中的一些运动，如“气候罢课”“黑人的命也是命”等，都依托数字媒体、跨国网络和即时动员等迅速形成政治压力，并对传统政党形成挤压，使它们不得不回应价值议题。
所以，价值政治的兴起并不意味着阶级政治的终结，而是资本主义矛盾的表达方式发生了变化。在后工业化社会中，经济利益往往通过文化议题、身份议题的方式被重新表达出来。反移民表面上体现为一种文化冲突，实质上是劳动力市场压力与社会保障竞争的反映；绿色政治表面上是环境保护，实质上是新旧产业结构的利益重组。价值政治一定程度上是经济矛盾在文化层面上的投射。传统政党理论需要跳出工业社会阶级结构的分析框架，充分认识到后工业社会利益生成方式的多样化。
▲谈到西方政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转型，民粹主义始终是一个关键观察维度。在欧美政坛，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民粹主义力量，都通过强调“人民与精英的对立”这一核心叙事来动员选民。这种话语策略不仅直接挑战了自由主义代议制的稳定性与合法性，也因其议题的混杂性而模糊了传统的左右光谱。卡斯·穆德等一部分学者将民粹主义界定为一种“薄意识形态”，认为它虽不提供全面的社会蓝图，却设定了一个纯净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相对立的道德化政治框架；另一部分学者则沿用奥托·基希海默尔等学者的路径，强调民粹主义更多是一种为赢得权力的政治动员策略，其本身缺乏连贯与系统的思想内涵。那么，您认为民粹主义究竟是一种可独立界定的意识形态范式，还是一种更灵活的政治动员逻辑？它的兴起在多大程度上撼动了西方自由代议制民主的理论根基与合法性基础？
●的确，民粹主义的崛起是近年来西方政治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关于民粹主义究竟是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体系，还是一种灵活的政治策略，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当前西方政治研究的理论争论之一。在我看来，民粹主义并非一种具有严密理论体系的意识形态，它更接近一种政治动员方式，但这种方式的扩张确实正在侵蚀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制度基础。也就是说，它虽然不是一种系统理论，却正在产生一种系统性影响。民粹主义政党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根本性矛盾和问题，但是没有就这些问题给出答案。
首先需要理解“精英”在欧美民粹主义叙事中的核心意义。在西方代议制传统中，精英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评价，而是一种结构性位置——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媒体精英、知识精英等共同构成维系西方现行制度的利益共同体。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在制度设计、政策形成与公共资源配置中处于主导地位，并在过去70余年的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中塑造了一套政治叙事框架。如今，这一叙事框架正遭遇衰退。主要表现就是政治精英的社会基础正在发生结构性改变。传统的左翼政党与工人阶级、工会组织之间的稳固联系早已松动，中产阶层正在分化、流动，“中间选民”这一概念本身在快速碎片化。在这种社会基础不断瓦解的背景下，各种所谓的“人民的政党”与“反建制”的政治力量迅速增长，其代表的往往是不同的社会焦虑、利益诉求和文化身份。
民粹主义的兴起重塑了西方政治棋盘的基本坐标。在许多欧洲国家，我们已不再能用传统左右对立来解释政治竞争格局，而需要理解主流政党与非主流政党之间的博弈。例如，为了阻止法国极右翼的国民联盟（原“国民阵线”）赢得总统或议会多数，原本意识形态光谱上相距甚远的政党会形成临时联盟；在德国，大联合政府出现的频次越来越多，其逻辑并非源于意识形态趋同，而是为了维系二战后形成的政治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欧洲政党政治中最主要的界线并不在于思想，而在于是否致力于维护现行政治秩序。这恰恰揭示了民粹主义的一个关键特征：其政治功能大于思想内涵。虽然不同国家的民粹主义政党在政策主张上可能大相径庭，但它们在动员逻辑上有共性——通过构建“人民对抗精英”的二元叙事，鼓动不满情绪，瓦解传统政党结构，并以“恢复人民主权”为口号挑战自由代议制的程序逻辑。民粹主义政党往往缺乏系统的政策框架，但却具备高度灵活的议题适应能力，可以迅速将各种社会矛盾转化为动员资源。
民粹主义是如何改变西方政治竞争的方式，并对代议制民主的合法性基础产生冲击的呢？西方二战后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主要依赖两个方面：程序性民主的制度权威和福利国家制度的普遍利益分配。民粹主义对这两者都构成了挑战——它质疑制度程序的正当性，声称现有制度被“腐败精英”劫持；同时，它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利用部分群体遭受的结构性困境，指责主流政党未能维持利益均衡。当前欧洲政治中频繁出现的非常规的政治组合，如法国中左、中右政党共同阻击极右翼，德国的大联合政府，意大利频繁变动的跨阵营联合内阁等，表面上看似乎意识形态模糊化，但实质上反映的却是维护二战后政治秩序的制度性防御机制。这些组合更像是对民粹主义压力的一种被动回应，其目的不是推进某一套思想，而是尽可能维持政治系统的稳定与可预期性。换言之，当下的民粹主义兴起并非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制度存续之争。这也意味着，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以自由主义民主、社会市场经济与欧洲一体化为支柱的政治秩序正处于深度危机之中。
从以上过程可以看出，民粹主义所带来的最深刻的挑战，恰恰在于它迫使传统政党不断作出“例外处置”，从而使制度本身成为需要捍卫的合法性来源。这正显示了现代西方民主政治走到了一个新的不稳定周期之中。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欧洲一体化，它本身就是一个宏大的政治理念实验，一个承载超越传统民族国家范式的历史尝试。然而，近十余年来，主权债务危机、难民危机、乌克兰危机等一系列叠加的危机，似乎都在不断侵蚀这一“理念合法性”的根基。在理论层面，您如何看待欧盟当前所面临的这种“理念合法性”危机的深度与本质？这对欧洲政党政治的思想根基意味着什么？
●在欧洲，一体化的理想、信念、方案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早在中世纪时期，“欧洲统一”的设想便以不同形式反复出现。从查理曼帝国到神圣罗马帝国，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国际主义，到康德提出以“永久和平”为旨趣的国际法秩序，欧洲精英对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安排始终抱有期待。直到二战后，在欧洲大陆历经深重战争代价的背景下，这一理念才得以真正付诸实践。
二战后的欧洲一体化实践既体现出反战意志，也体现出对现代民族国家缺陷的反思。让·莫内与罗贝尔·舒曼提出的“功能主义”路径，旨在通过经济合作逐步推动政治统一，最终建立超国家机构以保障和平，这是欧洲一体化“渐进主义”的起点。这说明，超国家主义（联邦主义）与国家主义（政府间主义）之间的张力，从一体化的最初时刻便已存在。欧盟制度的设计也是在二者之间寻找平衡：既推动联邦化进程，又保护成员国的主权、特色与国家利益。
冷战后期，欧洲一体化迎来了加速发展。当时的欧洲需要新的政治秩序，法国与德国也形成了一定共识，在时任欧共体委员会主席、法国人雅克·德洛尔推动下，“德洛尔方案”得以通过。该计划强调加强欧洲机构、扩大政策领域、推进经济与货币联盟，从而为一体化奠定了更具联邦性质的制度框架。在他的推动下，欧盟完成了几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包括《里斯本条约》的出台、欧盟史无前例的东扩、欧元的诞生以及一些欧盟机构的设立（如对外行动署）等。这一时期的欧洲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先行”，即通过强化跨国治理机制推动政治一体化。然而，这一制度扩张并没有与成员国能力与社会整合同步发展。
你说的那些危机，大都是在外部世界动荡压力下，欧盟作为一个跨国的治理体制承受的“压力测试”。这些测试的结果显示，欧盟以一个独立的国际社会法人的身份处理危机的能力尚不成熟。这里无关“理念合法性”的问题，而是“权能不足”的问题。换言之，欧洲不是缺少理念，而是缺少与理念匹配的治理工具。欧债危机暴露了欧元制度的先天缺陷：货币权统一但财政权分散，导致成员国面对金融冲击时难以形成快速、统一和有效的政策回应。2015年的“难民潮”不仅是人道主义事件，更是对欧盟内部边界治理与价值承诺的重大挑战。乌克兰危机使欧盟的地缘政治功能遭遇考验，欧盟对美国的高度依赖表明，欧洲战略自主依旧停留在理念层面。
新冠疫情中，欧盟的行动说明了另外一种情况。疫情初期各国封锁边界、囤积物资，暴露了一体化的脆弱性；但随着欧盟委员会在冯德莱恩领导下推动“联合采购疫苗”“复苏基金”等举措，欧盟层面的超国家行政能力得到显著增强的同时，欧盟距离成员国公民却更远了，因此其平衡作用正在减退，对于欧洲一体化的合法性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挑战。一方面，欧盟的一体化的理念并未枯竭；另一方面，地缘政治的张力正在加强，欧盟面临“合法性”和“权能”的双重危机。
欧洲一体化遭遇的调整同样会冲击欧洲政党政治。但我认为，与其说冲击政党政治的价值基础，不如说使政党政治的政策空间不断受限。欧盟危机使成员国政党面临多重压力：一是需要平衡国内政治与欧洲一体化之间的张力，既要回应国内选民的关切，又要满足欧盟层面的制度协同；二是面临极右翼和“疑欧”力量将欧盟危机作为政治动员工具，将欧盟描述为国内政治失序的“替罪羊”；三是这些政党既不能完全放弃欧洲一体化理念，又难以完全兑现欧盟政策要求，可能会出现新的代表性危机；四是在国际性危机频仍的条件下，欧盟会因为战略自主的缺失而进一步失去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二、组织结构：政党体系与社会基础的重塑
▲让我们来谈谈西方政党在组织结构方面发生的一些变化。从二战结束至20世纪下半叶，工会、教会、行业协会及社区曾经构成西方政党政治的核心社会基础，是政党与社会之间的中介组织。这一庞大的组织网络既是政党动员的凭借，也是政党政策回应的渠道，更是传统群众政党赖以存在的社会根基。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这些中介组织普遍呈现衰落趋势，政党与社会的组织性连接也被削弱，形成“断裂”。这种断裂现象意味着什么？
●从欧洲的经验来看，我更倾向于第二种解释，社会连接并非简单消失，而是在新的技术与社会结构条件下被重新塑造。
第一，传统中介组织的衰落并非偶然，而是深刻的社会经济转型所导致的结构性结果。随着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型，工会所依托的大工业工人群体不断萎缩，劳动关系变得更加灵活和碎片化；同时，教会在世俗化浪潮冲击下流失信众，传统宗教组织的政治动员力在欧洲呈现持续下降趋势。这些现象说明，连接政党与社会的中介组织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当社会历史条件发生变化时，中介组织的弱化是必然结果。因此，你说的连接断裂从根本上源于现代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不是某种政党策略造成的。如果我们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政治连接的形式本身就是动态演化的，它并不会因传统组织的衰落而消失，而是会在新的社会技术条件中被重新构造。
第二，政党在运作上更职业化与精英化，普通党员的作用相对边缘化，这也许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政党作为政治组织的根本属性并未改变，政党仍然承担着整合利益、表达诉求的功能，只不过其实现方式正在发生变化。
第三，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政治动员和政治意愿的表达会有新方式。例如，数字化提供了新的政治表达平台，社交媒体、在线论坛等让一般民众可以跳过传统组织，直接参与公共议题。数字化还为政党提供了新的组织工具，欧洲的一些政党开始使用在线投票、数字化议事系统、程序化动员工具。这说明数字化对政党的影响并非只有负面作用，也会为其发展提供契机。
因此，新的政治连接形式正在形成，只是它的形态、稳定性和制度化程度仍在发展之中。
▲在您说的新的政治连接形成过程中，西方政党体系普遍面临极化与碎片化并存的局面。一方面，政治对立日益尖锐；另一方面，小党、边缘党层出不穷，执政联盟频繁更替。有人认为这是民主政治多元竞争深化的表现，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制度失灵，导致政策僵局与治理低效。您怎么看待这种双重态势？这种趋势是对政党整合功能的侵蚀，还是对政党体系多元化适应能力的证明？
●首先，西方政党政治的极化与碎片化是经济结构变迁、技术革命和社会转型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新经济形态带来了新的职业结构、消费习惯与身份认同，使传统社会阶层的利益划分更为复杂，而这些新的利益群体却没有被纳入统一的制度框架中，引发了他们的不满；另一方面，数字化平台、社交媒体与算法推荐大大降低了公共表达的门槛，使各类观点均能找到自己的受众和传播渠道，过去那些难以被传播的小众观点、难以被组织的边缘群体可以被整合起来，并形成新的政治能量。此外，西方社会正处于深度转型之中，尚未形成新的“主流叙事”。二战后确立的福利国家共识、阶级政治、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立等传统宏观叙事已经式微，而新的社会共识尚未成熟，这必然导致政治话语与权力格局的碎片化。
其次，碎片化是大趋势，极化是碎片化的一种表象，因为在碎片中尚有传统的主流，虽然它们的体量和支持率正在缩小。在当前西方社会结构中，原有的对立关系变得模糊，主流政治力量的支持度下降，新的群体不断涌现并要求进入政治议程，这些碎片之间的冲突就表现为极化。因此，极化并不代表社会中出现了两个强大的对立阵营，而更像是在社会高度碎片化条件下相互之间的冲突更为激烈。
再次，政治碎片化导致协调成本上升，共识难以产生，极化现象频仍，从而强化了政治传播的作用。利益越分散、碎片越多，社会就越难达成稳定共识，政策也就越缺乏可持续性，跨群体认同也更难达成。现代传播技术虽然加强了信息流动，却未能提升社会整合能力；相反，它加速了信息分层，使群体间的沟通更加困难，共同认知更加稀薄。这就导致政党治理受到阻碍，政策执行成本上升，政党和制度的整合功能随之下降。
最后，如果说西方政治陷入“制度失灵”，我认为是比较含糊的，更准确地说，当前的西方制度处于一种“转型期”，但尚未完成制度性重构，也没有形成新的稳定结构。也就是说，旧制度框架仍在运行，但难以应对新的碎片化社会结构；新的制度逻辑尚未形成，也没有成熟的整合工具。因此，出现的治理困境并非制度本身失效，而是制度尚未完成对社会新变化的适应性升级。
▲您刚才的分析让我联想到另一个维度的挑战：技术革命对政党组织形态的冲击。政党的适应性不仅体现在意识形态上，也体现在其组织模式上。在数字化时代，我们观察到一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政党利用社交媒体和大数据进行精准动员，其效率前所未有，仿佛迎来了组织的再生；另一方面，这种以算法和流量为导向的“点赞政治”，也可能导致政党日益演变为追逐热点的竞选机器，而放弃在社区、工会等传统场域进行长期、艰苦的社会耕耘和意识形态培育，从而导致组织的“空心化”。这两种情况都在发生。
●数字技术作为技术进步的代表，应当成为而且也会成为政党运行的工具。但应用这种新技术也会对政党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它可以为政党提供提升组织效率与治理能力的新工具，如提高工作效率、提高党内事务透明度，从而提高政党合法性；另一方面，它却在政党之外催生了新的组织形态与政治表达渠道，冲击传统政党的中介地位与整合功能。
数字化既为政党再生提供了机会，也可能进一步加速其“空心化”。关键在于政党如何定位自身：是被动依赖平台作战，还是主动将数字化纳入组织再造的过程，如把线上动员与线下组织结合起来，把基于数据的精准沟通与公共政策的调整结合起来，同时要重视数字化带来的不平等问题。如果政党不能在数字化转型中兼顾包容性，其代表性问题将被进一步放大。
▲从政党内部治理角度来看，数字技术的普及会导致一种更加扁平化的、参与式的民主吗？还是会进一步强化政党领导层的权力？也就是说，数字化是否能重塑西方政党精英与普通党员的关系？
●政党数字化的深层影响之一，就是改变政党内部的治理结构。例如，在线投票、网络协作平台可以让党员参与党内事务更便捷，在形式上更加接近决策中心，但这种参与是否能真正转化为影响力，还取决于政党的决策机制和组织文化。又如，党领袖可以通过邮件等方式直接与基层党员联系，这就削弱了传统党务机构的中介作用，这种改变虽然会提高沟通效率，但也可能导致权力过度集中于党的领袖。
在这种情况下，数字化会推动党内精英与普通党员关系的重塑。在传统政党结构中，精英通过党组织掌握资源与议程设置权，但在数字化环境下，草根党员可能通过网络压力推动议题进入党内部讨论，如绿党的基层参与模式。因此，数字化既不是精英权力的完全瓦解，也不是草根党员的完全胜利，而是二者关系的动态重构。
三、政策体系：政治议程与全球治理结构
▲我们刚才讨论技术对政党组织形态的冲击时，实际上也引出了政党议程设定的问题。观察当下的西方政治生态，一个显著特征是，围绕移民、多元文化主义或性别平等形成的身份政治或文化议题，其动员效能时常超越传统的阶级与经济议题。这迫使各政党，无论左右，都将竞选战略重心向高度情绪化与符号化的议题倾斜。但是，贫富差距固化、社会流动性停滞、中产阶层萎缩等持续恶化的经济难题仍然是制约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这就导致西方政治议程产生了一种在需求与供给层面的“错位”：社会迫切需要的是解决经济与分配不公的有效方案，但在选举竞争下，政党供给的却是解决文化与身份问题的方案。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这种“错位”现象是存在的。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政党策略的调整，而是利益多元化导致的社会分裂。移民、多元文化、性别平等等身份类、文化类议题既反映了日益加剧的社会分化，也是经济增长停滞时期利益分配矛盾外溢的结果。
第一，经济增长放缓使社会进入“零和结构”，政党难以提出具有整合作用的经济政策。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经历了一段“黄金时期”，在生产持续扩张的条件下，政策争论围绕如何分配新增资源展开，左翼强调福利扩张，右翼强调市场效率，但双方都能在增长红利中找到空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人们无法在新的增长中找到新利益和新财富，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其他人的饭碗里，各种“零和”现象开始出现。也就是说，任何涉及税收、福利、产业政策的选择，都意味着触动既得利益群体，这使得西方政党在传统经济议题上难以形成跨阶层、跨群体的政策共识。相比之下，文化类议题可以通过调动选民情绪来获得支持，而不需要真正解决棘手的经济结构性难题，是一种成本更低的政治资源，且能在短期内产生动员效应。这就导致了你说的“议程错位”。
第二，社会认同危机也导致政治议程“难产”。现代社会治理的前提是存在某种最低限度的社会认同，虽然这种认同不一定建立在物质利益一致性基础上，但必须存在基本的共同体意识。然而，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叠加导致西方国家内部的共同体结构发生松动，不同群体的认同来源、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彼此之间差异巨大，任何政策都可能被视为偏向某一群体，从而遭到质疑甚至抵制。这种社会认同危机不仅会导致政治议程难以出台，而且会导致那些真正影响社会发展的长期议题无法进入政治议程，与现实治理关系不大的短期议题反而占据中心。
第三，选举政治加剧了这种“议题错位”。西方政党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高度选举化。由于选举存在一个较短的周期，政策必须在短期内见效，才可能成为政党争取选票的资源；而长期性的经济结构改革，如税制调整、教育体制改革、产业升级等，在短期内难见成效，甚至会触动大量既得利益。因此，为了增加短期政治收益，政党往往优先选择对选民有直接情绪吸引力的议题，而将长期议题推向次要位置。这使得政策议程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短周期、情绪化的特征，与社会发展所需的长期性、结构性改革之间出现明显错位。
西方政党在政治议程上的这种需求端与供给端的错位可能不是一个短期现象，只有当社会重新建立起某种基本的共同体认同、利益格局进入新的稳定周期时，西方政党的政策重心才可能重新回到解决“经济与分配”这样的核心议题上。
▲从意识形态流变到组织结构转型再到政治议程错位，实际上都指向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政党核心功能的衰退。经典政党理论认为政党承担利益整合、政策制定、政权合法性维系等核心职能。然而，纵观当下西方，无论是美国周期性的政府“停摆”与债务上限对峙，还是欧盟在移民、财政等关键政策上的分歧，都出现了政策僵局，也就是您前面所说的“社会认同危机导致政治议程‘难产’”。这引发了一种批评：西方政党正从一种旨在实现公共治理的“工具”退化为专注于内部权力争夺与外部政治营销的“选举机器”，从而引出了一个更为根源性的探讨，西方政党政治面临着“合法性困境”。您怎么看待这种判断？
●所谓政党的“合法性困境”，既包括政党作为治理主体的能力下降，也包括政党作为表达政治意愿、整合社会利益、提供公共方向的核心机制的功能衰退。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归于制度运行的失误，而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转变的结果。
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变使得传统政党政治的方式显得“过时”了。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西方政党政治模式，与当时的社会结构高度吻合。然而，进入高度全球化与去工业化阶段后，社会阶层的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传统工人阶层不断萎缩，职业结构高度多元化，新中产阶层内部也存在多重分化。政党原本赖以维系社会联系的组织网络全面松动，传统政党开始转型为“选举动员型政党”，这导致其代表性和社会基础进一步流失。这是西方政党合法性面临冲击的根本性原因。
政党政治过度“程序化”“游戏化”。西方现代选举政治越来越依赖媒体、民调、大数据分析，政治沟通更注重传播效果而非政策内容本身，竞选过程仿佛成为一种接受“专业化包装”的政治产品营销。选民对政党的认知常常停留在口号、形象、情绪，而政策细节反而被边缘化。一方面，民众对于结构性问题的焦虑不断累积；另一方面，政党提供的解决方案日趋表面化，无法回应民众的需求，民众对政党的信任下降。所以，你提到的美国与欧洲的政策僵局不是偶然，而是西方政党间无法形成共识的体现。以美国预算对峙为例，其背后并非简单的党派斗争，而是不同阶层与利益集团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的体现。同样，欧洲移民政策分裂也反映了一个问题，即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不同阶层对于未来社会愿景的理解存在根本差异。
至于你提到的西方政党从“治理工具退化为选举机器”，“退化”这个用词可能带有一定的价值判断，但它确实揭示了一个现象：当政党失去长期治理能力、无法推动结构性改革时，其功能自然会走向选举化、短期化。政党为了赢得选举，不得不采用身份动员、对立叙事、情绪化表达等方式，而不再坚定地推进长期政策议程。这不仅削弱了政党的治理功能，也进一步侵蚀其合法性。
▲如果将视线转向国际层面，会观察到另一个转变：在全球化受挫与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政策内向化”趋势正在成为主流。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政党，其政策议程都愈发强调经济上的保护主义、供应链的去风险与产业回流，以及政治上的国家利益优先。这一转向与二战后西方政党长期信奉并推动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多边主义规则是相冲突的。这似乎不仅涉及政策的调整，还涉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主导思想的调整。这种转向是应对短期危机的权宜之计，还是意味着西方政党政治开始信奉一种以“战略竞争”为特征的政治逻辑？
●当西方政党感觉能够掌控全球化进程并从中渔利的时候，自然是大力推动并高调鼓励全球化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浪潮，确实为西方资本和跨国企业带来了巨大收益，同时也推动了大量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然而，全球化带来的收益分布并不均衡，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内部，传统中低技能劳动者在产业链重组中受到明显冲击。大量工作岗位外移、社会保障压力上升、阶层流动通道收缩，使许多群体产生了明显的“相对剥夺感”。政党在选举竞争中必须回应这些压力，自然会转向强调保护本国产业、维护本国就业的“国家利益优先”政策。
这种变化更多体现了社会结构变化对政党政策方向的直接影响，而不是思想意识，是西方自由国际主义受到现实政治压力的挤压而发生了转向。在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后的较长时间内，国际主义与自由主义是一体的，推进自由贸易、推动民主扩展、推动多边机制，是共同的价值基础。但如今，西方内部出现了对国际主义的强烈质疑，尤其是在美国，推动全球化的政治精英与受到冲击的底层群体之间高度对立，民粹主义力量借此机会迅速崛起。
由于感受到来自国内的全球化“受损者”的强大政治压力，西方一些政党转而拥抱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与保守主义政策。这可以看做是西方政党试图通过设置壁垒来缓解内部张力的应激反应。但是，这种保守主义转向并不是解决全球化结构性矛盾的最终方案。它或许能在短期内起到效果，却无法从根本上逆转世界各国经济、科技与社会发展深度互联的客观趋势。将问题简单地归咎于外部因素并采取封闭策略，非但无法解决内部既有的再分配难题，反而可能因为割裂全球市场而进一步抑制经济增长的活力，最终陷入更深的治理困境。
▲在传统政党制定政治议程的功能受到挑战的同时，在不少国家，社会运动已成为政策议程的重要推动者。例如“黑人的命也是命”、“为气候罢课”运动、女性权利运动。这些运动往往迫使政党回应，但也可能加剧政党政治的碎片化与极化。您认为，社会运动是对传统政党政策议程的补充，还是在事实上取代了政党的议程设置功能？如果政党无法有效吸纳社会运动的诉求，那么它们的治理效能是否会进一步削弱？
●西方社会运动的复兴的确对政党政治形成了严峻考验，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替代了政党的议程制定功能，但无法替代政党的治理功能。社会运动可以提出诉求、表达不满、推动公共意识觉醒，但无法承担治理责任，也无法提供系统性的政策解决方案。社会运动可以迫使政党对某些事务进行表态，可以推动议题进入政府议程，但不能提供可执行的整套政策。同时，政党如果能够回应社会运动的压力，并进行深入的政策整合，也会提高其治理能力。
社会运动的多元化也加剧了政党政策体系的碎片化。社会运动的议题往往高度单一化与价值化，它们推动的是具体问题，而不是全面的政策体系。而政党在回应这些运动时如果不能将其进行有效整合，融入既有政策体系，也会导致政策整体性下降、战略性不足，并导致政党的代表性继续下降，进一步侵蚀其治理效能。这会加剧政党政治碎片化，使治理难度进一步上升。
四、未来展望：西方政党政治的“变”与“不变”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政党政治的经典理论几乎全部来自西方，特别是欧美学界。然而，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体系建立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上：工业资本主义的成熟阶段、相对稳定的阶级结构、强大的工会组织、以普遍选举为基础的代议制体系等。这些条件在当下的全球政治景观中正在发生显著变化。近20年来，全球南方的政治发展呈现出新的活力，政治实验性更强，也出现了大量能够突破经典理论框架的新现象。例如，拉美“新左翼”在福利制度、参与式民主、社会动员方面的实践；亚洲政党在思想更新、社会动员、社会政策等方面的创新；非洲国家在国家建设、政党制度化和技术治理上的实验；等等。所以，我们需要讨论，西方政党理论是否仍然具有普遍解释力？或者说，政党政治理论是否要完成“去西方中心化”的重构？
●相较于欧美发达国家，全球南方的政党政治确实比较年轻，其代表的社会也处于上升阶段，充满活力，也有机会形成新的理论和解释力。这些地区的政党也体现出了较强的适应性与制度创新能力。例如，巴西劳工党、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等左翼力量通过将阶级动员、身份政治与基层自治组织结合，在弱制度和高度不平等的条件下探索新的政治整合方式。相比之下，欧洲社会民主党等传统左翼政党却面临意识形态空洞、选民基础流失、政策空间收缩等挑战。这种对比凸显了一种现象：理论创新可能产生于社会矛盾激烈、政治需求迫切的地方，而不一定是成熟制度的中心。
全球南方的政党政治理论创新并不是要否定西方政党理论的价值，而是强调理论需要不断经受新经验的检验。西方政党理论大体上建立在几个基本变量之上：阶级结构、利益团体、制度化政党体系、稳定的选民偏好；在全球南方地区，这些变量的形式完全不同：阶级结构更加多元、政党制度化程度差异巨大、选民动员更依赖个人魅力、社区网络或宗教组织。西方经典理论往往无法充分解释这些地区的政党组织逻辑。同时，传统西方政党理论以选举竞争为中心，而全球南方的政治实践远超出选举框架，政党可能兼具社会运动、利益组织甚至国家建构的功能，政策创新也可以通过社会实验实现传播，数字平台、宗教网络等也成为政治动员的基础。这就要求政党理论不能仅仅以西方国家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为标准，而需要构建更具包容性的观察角度。
从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未来角度看，“去西方中心化”不仅是全球南方政党实践推动的结果，也是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随着全球化危机、民主信任下降、社会结构变化加速，政党“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框架正在遭遇解释力危机。但全球南方在社会动员、制度创新和危机治理方面的丰富实验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在这一意义上，未来的政党政治研究必须进行跨区域、跨文化、跨制度对话，以开放结构取代中心结构，使政治学知识体系进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时代。
▲展望未来，西方政党政治可能面临两条道路：一条是通过数字化与新技术实现“再生”，即找到与社会重新连接的新模式；另一条是走向“空心化”，在碎片化与个体化的浪潮中失去整合功能。您更倾向于哪一种前景？或者，是否可能出现一种“混合型”的未来：在西方，政党在形式上依然存在，但其功能已经被市场、媒体和技术公司部分取代？
●未来西方政党政治的发展路径并非线性的，而具有显著的多轨并存性。你提出的三种可能，“数字化再生”“组织空心化”“混合型未来”，都可能存在。这三种形态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更可能形成一种多样性并存的未来。
具体到单个国家，也就是政党政治的活动空间，却可能因为不同原因而出现一种前途，或混合前途。关键在于政党如何应对社会结构重心的变迁、技术革命的冲击与国家能力的再定义。如果政党能够将数字化作为重建社会连接的工具，而非替代组织的技术手段，则数字化有可能促进政党再生，这也是西方民主制度实现“自我修复”的重要契机。短期内更具现实性的趋势是，许多西方政党将继续走向组织性衰败，在这种路径下，政党仍将作为制度形式而存在，但其整合功能、代表功能与治理功能将持续下降。你提到的“政党形式存在、功能被部分取代”可能是最具现实性的未来情景：技术企业、跨国公司、平台经济主体将成为政策议程的重要参与者，新闻媒体与社交平台的议程设置能力大幅提升，社会运动将继续在议程设置、身份政治、道德政治等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在未来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态中，政党或许将不再垄断政治表达，而是成为多个政治参与渠道之一。不过，这种混合型结构将使政党政治的未来呈现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但是，趋势不会自动形成，可能性和前途之间需要有所作为，不同的作为将导致不同的前途。对于西方政党而言，政党的选择、社会的参与、国家制度的改革才是决定具体国家政治轨迹的关键。
［作者单位］周弘，中国社会科学院；王瑶，北京石油化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