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5年第5期
［内容提要］近年来，右翼民粹主义的跨国联动日益强化，特朗普的上台及其相关政策进一步促进了美欧右翼民粹势力的跨区域联动。战略叙事作为政治行为体重构国际秩序的核心工具，为右翼民粹主义提供了议题建构、身份构建、体系重塑的关键路径。美欧右翼民粹主义联动包含四大运作机制：通过政策议程的跨国共振形成议题扩散效应；依托领袖话语互动构建身份认同共同体；借助跨国政党联盟与峰会机制实现组织聚合；运用社交媒体平台实施跨国选民动员与信息操控。影响美欧右翼民粹主义联动效应的因素包括四个方面：特朗普的执政及其相关政策；本土利益优先的原则；建构叙事能力的差异；党内与党际的叙事竞争。美欧右翼民粹主义的跨国联动冲击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加剧了美欧关系的结构性矛盾与不确定性，也给中国带来系统性压力。
［关键词］右翼民粹主义 战略叙事 跨国联动 叙事竞争 美欧关系
2016年，美国的民粹主义、反全球主义与保守民族主义势力共同将唐纳德·特朗普推向美国权力中心，如今他重返白宫，标志着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强势回归；在大西洋彼岸的欧洲，民族主义、疑欧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政治力量日益强盛。随着这两股势力的发展壮大，美欧右翼民粹主义间的协同联动持续增强，逐渐形成了一个由右翼民粹主义组成的跨大西洋网络。尤其是特朗普再度执政，为全球右翼民粹主义拓展了“奥弗顿之窗”的边界。
近年来，美欧右翼民粹主义之间的联动愈发频密。这种联动不仅形成了跨国意识形态网络，更催生了政策共振效应，从而引发了一系列核心问题：美欧右翼民粹主义联动采用了哪些策略？产生了哪些效应？国际和地区秩序会因此受到怎样的冲击？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采用战略叙事研究视角，重点探讨美欧右翼民粹主义如何通过战略叙事实现跨国联动及其产生的联动效应，以期评估美欧右翼民粹主义联动给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美欧关系以及中国带来的长期复杂影响。
一、右翼民粹主义从本土崛起到跨国联动
右翼民粹主义作为一种复兴的保守主义，在美国和欧洲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多重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交互作用为右翼民粹主义在美欧的崛起与跨国联动创造了系统性条件。
（一）右翼民粹主义在美欧的崛起
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一种政治运动，右翼民粹主义（right-wing populism）亦称民族民粹主义（national populism）、右翼民族主义（right-wing nationalism），它将民族文化和利益放在首位，并承诺为那些认为自己被遥远且腐败的精英忽视甚至蔑视的人民发声。右翼民粹主义宣扬民族主义、本土主义、排外主义，其核心主张包括反建制、反精英、反移民、反全球化。21世纪以来，右翼民粹主义不断挑战西方主流政治秩序，其支持者质疑西方民主制度的合法性，指控精英阶层忽视普通民众利益诉求，抨击主流政治对民族国家的侵蚀，怀疑政府移民政策的动机与移民治理的能力。
在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在二战后经历一段时间的衰落后，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逐渐复苏，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多国相继成立。进入21世纪，在欧债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恐怖袭击、经济衰退等冲击下，欧洲“疑欧”主义和排外情绪日益高涨，右翼民粹主义再一次在欧洲蔓延，波兰、比利时、荷兰、希腊、意大利、德国、西班牙等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纷纷成立。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中，反建制、反精英、反移民的民粹主义是重要推手之一。此后，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势头持续高涨。截至2025年8月，匈牙利、意大利、芬兰、斯洛伐克、克罗地亚、荷兰等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已执掌国家政权。
在美国，2009年兴起的“茶党”运动代表美国保守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力量的崛起。它激烈批评奥巴马政府的救助性房屋贷款计划、医疗改革计划与移民改革政策，表现出反建制、反精英、反移民的鲜明立场。自2010年以来，右翼民粹主义在美国共和党内逐渐占据优势地位，其标志性事件就是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作为华盛顿政治的“局外人”，特朗普声称要代表那些“厌恶腐败的当权者、无能的政客、不诚实的华尔街投机者、傲慢的知识分子及政治正确的自由派的普通美国人”发起一场运动，并借此战胜传统自由派精英希拉里·克林顿。这场运动包含两个重要议程：一是反对全球化，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恢复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二是反对移民，通过严格限制移民恢复美国公民的福祉。同样凭借这种议程，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并持续推进右翼民粹主义议程。
当不同区域、不同国别的右翼民粹主义领袖对国际传播、联系和网络的作用形成共识时，就会引发民粹主义的跨国联动现象，通常被称做“跨国民粹主义”（transnational populism）或“国际民粹主义”（international populism）。美欧右翼民粹主义联动主要指美国与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思想、人物、组织和运动的跨区域互动，这种联动既包括理念之间的相互渗透，又涉及彼此行为的相互借鉴。安格鲁·帕尼比昂科把一个政党的组织发展与组织建构模式概括为“地域渗透”（territorial penetration）与“地域扩张”（territorial diffusion）两种：当“中央”控制、激励或指引“外围”的发展时，“地域渗透”现象就会发生；当一个地方性政党组织突破原有的地域限制，通过制度性整合被纳入全国性组织时，就实现了政治组织的“地域扩张”。特朗普政府的右翼民粹主义叙事就具备“地域渗透”和“地域扩张”双重属性，推动右翼民粹主义在国际社会广泛传播。
（二）美欧右翼民粹主义的战略叙事逻辑
美国与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在叙事上展现出相似的目标和策略。它们都利用民众对现有体制和精英阶层的质疑、对移民的歧视和排斥、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的不满、对全球化的疑问，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引发关注，并积极塑造自身的正面形象，从而扩大政治影响和社会基础。在这一过程中，美欧右翼民粹主义叙事的相互渗透成为彼此联动的关键纽带。这种叙事并非单纯的事件陈述，而是基于明确战略目标的战略叙事，在美欧右翼民粹主义联动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阿利斯特·米斯基蒙等在《战略叙事：传播力与新世界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战略叙事是政治行为体构建国际政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共同意义，以塑造国内和国际行为体行为的一种手段，是政治行为体扩大影响力、管理预期和改变话语环境的工具。”简言之，战略叙事是政治行为体为了影响其他行为体的外交行为而有意识进行构建和传播的叙事框架。叙事主体既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非国家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常常利用战略叙事设置国际议程，并争取单个国家或跨国社会组织的支持，从而达到塑造其他国家或行为体行为的目标。战略叙事主要包括三种类型：议题叙事、身份叙事和体系叙事。议题叙事解释某项政策的战略意义和特定的实施方案；身份叙事阐述一个政治行为体的故事、价值观和目标；体系叙事描述世界的结构特点、参与者以及体系运作方式。这三种叙事类型可以单独存在，也可以与其他一种或两种类型同时出现在一个叙事中。
战略叙事作为政治行为体重构国际秩序的核心工具，为右翼民粹主义提供了议题建构、身份构建、体系重塑的关键路径。美欧右翼民粹主义的战略叙事联动以议题塑造为切入点，通过强化身份认同增强支持者的凝聚力，从而推动重构国际体系的政治行动。在右翼民粹主义战略叙事中，移民问题既是关乎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议题叙事，也是关乎本民族价值观的身份叙事。右翼民粹主义者在建构移民叙事时，通过“他者化”方式将移民塑造为“异质性的存在”，强调移民对本土民族身份认同与传统价值观的威胁，刻意强化“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对立关系。一些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普遍强调本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公开倡导反移民主张，大肆渲染难民、移民带来的经济、社会和安全问题，并获得了社会中下层民众的广泛支持。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叙事以民族主义、重商主义和不受约束的强权为基础，体现了交易型和现实主义的政治思维方式。与西方主流叙事将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视为抵抗强权的“民族英雄”不同，特朗普将其视做“独裁者”，并试图通过重构泽连斯基的身份叙事来重塑国际秩序的战略话语体系。
美欧右翼民粹主义跨国联动实际上形成了跨大西洋右翼民粹主义的非正式联盟，评估联动效应需要分析战略叙事在这一联盟中的作用。一般而言，政治行为体能够通过紧张的战略叙事操纵民众的恐惧心理，从而影响其他行为体的行为。在联盟内部，核心成员通过强调共同的价值观念、身份认同与政治体制，暗示如果某一成员不参与合作将被边缘化或抛弃，从而促使该成员遵守共同承诺或调整行动以同联盟保持一致；在联盟外部，非盟友则会通过构建竞争性叙事质疑该联盟的合法性，并刻意引导联盟内成员产生“被牵连”的恐惧感，从而削弱其内部凝聚力。应用到美欧右翼民粹主义联动，即右翼民粹主义势力通过强化内部叙事以巩固联盟团结，而传统建制派则通过构建对抗性叙事以削弱其凝聚力与影响力。但是，外部行为体的竞争叙事的强化反而可能促进联盟内部的团结。从这一点看，美欧右翼民粹主义加强跨国联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建制派压制策略的反制。在美欧右翼民粹主义的跨国联动中，不同类型的战略叙事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议题叙事通过阐释政策内涵与塑造政策认知，直接影响联动对象的决策与行为；身份叙事通过建构共同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强化这一非正式联盟内部的政治认同感与组织凝聚力；体系叙事通过解读国际事件与行动，引导美欧民众形成特定的国际体系认知，进而影响其对现有世界秩序的认识。
二、美欧右翼民粹主义的跨国联动机制
鉴于美国与欧洲在政治、历史、战略文化和制度上的差异，美欧右翼民粹主义表现出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战略叙事目标。从美国的角度看，特朗普政府与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加强联动，旨在依照“让美国再次伟大”（以下简称“MAGA”）与“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理念投射叙事，强化自身的合法性和可信度，推动极右翼力量在欧洲进一步发展与壮大，以增强美国的影响力、扩大美国的行动空间。从欧洲的角度看，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与特朗普政府加强联动，同样可以提高民众对其政策主张的接受度、增强其执政合法性，进而扩大其在欧洲乃至全球的政治版图。基于增强自身影响力和重塑政治秩序的共同战略目标，美欧右翼民粹主义联动主要形成了四大运作机制。
（一）通过政策议程的跨国共振形成议题扩散效应
议题联动是美欧右翼民粹主义跨国联动的主要方式，它们在核心议题设置上高度一致，主要围绕民族主义、反移民、反建制等议题展开。
其一，民族主义是美欧右翼民粹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者不仅反对外来移民，而且对欧盟这类超国家机构持怀疑立场，希望夺回民族国家让渡的主权。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与“美国优先”正体现出其狭隘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反全球主义的倾向。美欧右翼民粹主义通过强调维护本土利益的战略叙事，影响本国的内政外交走向。
其二，反移民是美欧右翼民粹主义联动以塑造政党形象和强化身份认同的重要抓手。特朗普政府关于非法移民增加的安置管理成本、造成的就业冲击、导致的暴力犯罪的反移民叙事，吸引一批国内右翼民粹主义支持者的同时，也呼应并强化了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反移民立场。2025年2月，美国副总统詹姆斯·戴维·万斯在“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上表示：“失控的移民是欧洲和美国 ‘最大的威胁’。”这一叙事无疑会强化美欧右翼民粹主义反移民的共识，持续对主流政党施加压力。
其三，反建制是美欧右翼民粹主义联动的关键纽带。美欧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在联动过程中普遍采取否定性和对抗性叙事，意图削弱民众对主流政党的支持。2024年12月，曾是特朗普政治盟友的美国科技巨头埃隆·马斯克在德国《世界报》（周日版）发表了支持德国选择党的评论：德国正处于“经济和文化崩溃的边缘”，“德国选择党是这个国家最后的希望之光”。马斯克嘲讽德国时任总理奥拉夫·朔尔茨为“傻瓜”，指责德国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为“反民主暴君”。
（二）依托领袖话语互动构建身份认同共同体
美欧右翼民粹主义势力以领袖话语表达为核心媒介来凝聚力量，进而为其权力建构合法性基础。特朗普的竞选口号MAGA作为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标志性话语，为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领袖在构建自身战略叙事时提供了话语策略和行动参照。在2019年4月举行的西班牙议会选举中，西班牙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呼声党打出“让西班牙再次伟大”的口号；在2024年7月匈牙利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时，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提出“让欧洲再次伟大”的口号；德国选择党领导人爱丽丝·魏德尔在2025年初的竞选集会上提出“让德国再次伟大”。特朗普与类似的“国家伟大事业”倡导者正在影响全球政策议程设置，并为全球民粹主义潮流推波助澜。
美欧右翼民粹主义领袖还在政治上相互支持，共同对抗主流政党的压制与围堵。在2021年卸任美国总统后的四年里，特朗普多次赞扬匈牙利右翼民粹掌权者欧尔班的政策主张，希望从他那里习得执政经验，并将欧尔班视做“一位非常伟大的领导人”。相应地，欧尔班也公开支持特朗普，与一众欧洲领导人对特朗普上台表示担忧不同，欧尔班表现出乐观情绪，认为特朗普重返白宫对欧洲是好事。在法国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因挪用欧盟资金被判监禁和禁止参选后，特朗普将法国法院对勒庞的判决与美国法院对其本人的指控相类比，谴责主流政治对右翼民粹主义的压制。此举旨在塑造美欧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及其支持者的共同身份认同，争取更广泛的政治支持。
（三）借助跨国政党联盟与峰会机制实现组织聚合
美欧右翼民粹主义致力于构建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盟，以增强内部凝聚力与整体影响力。美国右翼民粹主义代表人物史蒂芬·班农在2017年8月离任美国总统高级顾问后，在布鲁塞尔创办“运动”（The Movement）基金会，主要为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和经济民族主义团体提供发展资金和战略指导，推动美欧右翼民粹主义势力之间相互联动和彼此借重。在2024年6月欧洲议会选举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奥地利自由党主席赫伯特·基克尔及捷克前总理安德烈·巴比什共同宣布成立右翼民粹主义党团“欧洲爱国者”（Patriots for Europe）。在该党团首次领导人峰会上，“欧洲爱国者”以“让欧洲再次伟大”为口号，公开声援特朗普的政策，希望借助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势头增强其在欧盟及各成员国层面的政治影响力。
此外，美欧右翼民粹主义还通过跨国会议进行体系叙事联动。由美国保守联盟主办的“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为美欧右翼民粹主义跨国联动搭建了一个思想交流与政策互鉴的平台。2025年2月召开的“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成为特朗普采用战略叙事塑造右翼民粹主义政治议程的重要实践，极大地鼓舞了美欧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受邀参加此次会议的还有不少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领袖，如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西班牙呼声党领导人圣地亚哥·阿瓦斯卡尔、英国改革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以及来自波兰“法律与公正党”的波兰前总理马特乌什·莫拉维茨基。
（四）运用社交媒体平台实施跨国选民动员与信息操控
新媒体对外交政策的一大影响是重新分配国际秩序叙事的话语权，非国家行为体可以借此参与塑造国际秩序，从而使体系内大国的官方叙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社交媒体作为新媒体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宣传和选民动员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传播往往具有煽动性、情绪化和简单化的特点，契合了现代媒体的市场需求和新闻周期，因而获得了大量免费曝光机会。右翼民粹主义领袖善于通过社交媒体宣传民粹主义理念并进行政治动员，进而加强他们与世界范围内右翼民粹主义支持者的联系与身份认同感。
马斯克作为社交媒体平台X的所有者，多次被指控利用这一平台推广右翼民粹主义主张，包括调整算法、削弱内容审核与平台监管、利用平台传播右翼民粹主义叙事等，甚至公开支持欧洲右翼民粹政党。2025年1月，马斯克通过X平台表示：“只有德国选择党才能拯救德国”，并在德国大选临近之际直播采访德国选择党领导人魏德尔，号召德国选民为该党投票。此举有挑战主流媒体叙事和传统精英阶层之意，不仅向欧洲传播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理念，而且借此向民众展现魏德尔的政治主张，助其摆脱或淡化极端形象。同年3月，在勒庞被判监禁与禁止参选后，马斯克在X上呼吁：“当激进左翼无法通过民主选举获胜时，他们就会滥用法律制度来监禁对手。这是他们在全世界的标准玩法”。这种做法就是将勒庞裁决“工具化”，用以指控欧洲中左翼精英滥用法律机制压制政治对手，不仅强化了特朗普的战略叙事，即“精英们控制着西方政治体系，并从根本上违背了普通民众的意愿”，而且助长了反建制言论在美欧乃至全球范围的传播。
三、美欧右翼民粹主义的联动效应
战略叙事的形成包括叙事形成、叙事投射、叙事接收三个相互关联又相互补充的过程，叙事形成指叙事是如何形成的，叙事投射指叙事如何被叙述和争论，叙事接收指叙事如何被接受，而叙事接收是战略叙事生成的关键环节。美欧右翼民粹主义之间的战略叙事投射与接收的程度决定了联动效应。
（一）特朗普执政助推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
当特朗普再次上台执政时，欧盟“双引擎”正陷入发展停滞——法国政府预算步履维艰，德国“红绿灯”执政联盟解体，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借此拥有了更大空间来明确其欧盟议程，也为美欧右翼民粹主义之间的联动提供了机会。特朗普对“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对立叙事的渲染，对反移民、反精英、反全球化等议题叙事的强调，增强了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者的认同感与凝聚力，相关政党强势崛起。
曾是特朗普政治盟友的马斯克多次公开支持德国选择党，并通过社交媒体互动为英国改革党相关人物引流，提高了这两个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关注度与影响力。在2025年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中，德国选择党以20.8%的得票率首次跃升为德国联邦议院第二大党。根据德国民调机构Forsa2025年1月的民调数据显示，联盟党以32%的支持率位居第一，选择党的支持率为19%，而到了8月，选择党的支持率已超过联盟党升至26%。英国民调机构YouGov 2025年8月的调查数据也显示：英国改革党与法拉奇的公众好感度分别为34%与32%，均高于工党与斯塔默的27%与24%。
（二）在叙事冲突时会优先考虑本土利益
美欧右翼民粹主义跨国联动虽植根于意识形态的同源性，但其运作始终面临民族主义内核与跨国合作诉求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双方在价值理念上的趋同性虽为跨国协同提供了话语基础，但双方秉持的排他性民族主义立场也会消解联盟的聚合效应。对于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者而言，与特朗普的联动是一把双刃剑。特朗普强调本民族的独特性和排他性，并试图打破当前国家间相对稳定的权力分配格局与国际制度规范，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而非多极的国际秩序。在特朗普强硬的“本土优先”原则下，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加强与其联动会损害欧洲国家的本土利益，也会削这些政党在欧洲各国国内的鲜明形象。
美欧右翼民粹主义联动虽然能够产生单一力量无法产生的影响力，但也存在另一种弊端——力量较弱一方容易被力量较强一方所裹挟。例如，法国国民联盟领袖勒庞谴责特朗普暂停对乌军事援助，因为她不得不考虑法国主流民意对特朗普这一决策的质疑，民众普遍担心特朗普政府的该决定会引发俄罗斯升级对乌军事行动，从而进一步恶化欧洲的安全格局和战略环境。再以意大利为例，尽管梅洛尼与特朗普在意识形态上较为契合，但出于维护本国利益需要，梅洛尼不得不在美国与欧盟之间进行谨慎平衡。在匈牙利，美国驻布达佩斯外交官于2025年4月警告匈牙利政府“在吸引中国投资方面保持警惕”。原因是特朗普政府出于自身战略考量，通过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向匈牙利施压，试图干扰匈牙利的对华政策，此举全然无视中匈合作对匈牙利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这无疑将降低美国与匈牙利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协同效应。总之，受制于本土利益优先原则和叙事竞争现实，美欧右翼民粹主义联动往往局限于议题互动和身份构建层面，实现深层次制度化体系联动的难度更大。
（三）建构叙事的能力差异导致联动的非均衡化
特朗普再度当选美国总统后，凭借其强大的战略叙事建构能力，进一步强化了美欧右翼民粹主义势力之间的联动，并试图确立了“美主欧从”的协作模式。与特朗普代表的共和党内部右翼民粹主义力量相比，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主流化面临诸多限制，尤其是传统主流政党共同建立“防疫线”机制来阻挡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靠近政权。例如，被判“有罪”的法国国民联盟领袖勒庞很可能无缘下届法国总统大选，被列为“极右翼组织”的德国选择党更容易受到安全情报机构的监视。但与此同时，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面临的制度环境越发严峻，越有可能强化其对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策略联动。有“特朗普耳语者”（Trump Whisperer）之称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是唯一受邀参加特朗普就职典礼的欧盟国家首脑，在与特朗普会晤时试图扮演“美欧关系调停人”的角色，但在与特朗普政府合作时也面临地位的不平等问题。
美国其他右翼民粹主义代表人物也具有较强的战略叙事建构能力。在勒庞被判监禁时，万斯表达了强烈反对：“欧洲人绝对是我们100%的朋友。但如果他们继续试图把反对派领袖关进监狱，这种关系就会面临压力和考验。”在万斯的叙事框架中，欧洲建制派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打压就是对西方民主体系的系统性破坏，是造成美欧关系紧张的重要诱因。这折射出特朗普政府与欧洲主流政治势力之间的战略叙事对抗，特朗普政府持续声援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会破坏欧洲各国政治稳定和欧洲一体化进程，使美欧关系遭受挑战。
（四）党内与党际的叙事竞争会削弱联动效应
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内部的分歧会降低美欧右翼民粹主义联动产生的聚合效应。在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内部，存在“民族主义派”与“全球主义派”，两大派系之间充满斗争，突出表现在MAGA运动中的白人工人阶层与超级富豪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民粹主义代表人物之间的分歧上。特朗普前政治顾问班农与科技右翼巨头马斯克分歧明显：班农强烈反对放宽科技人才的H-1B签证；马斯克则强力支持H-1B签证，强调全球高层次和高技能人才对维持美国科技与经济竞争力的关键作用。班农评价马斯克“不是一个民粹民族主义者，而是一个全球主义者”。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内部的派系斗争不仅会削弱其自身影响力，其内部的“民族主义派”还会成为美欧右翼民粹主义跨国联动的阻碍。例如，在2025年的“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上，法国国民联盟主席乔丹·巴德拉因班农在演讲中做出疑似“纳粹礼”的手势而临时取消演讲，表达出与美国极端右翼政客保持距离的态度。
此外，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具体议题和政策主张上的分歧也会妨碍双方的协同与联动。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德国选择党、荷兰自由党和法国国民联盟公开反对欧盟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主张通过与俄罗斯重新接触寻求和平；意大利兄弟党则支持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在对待欧盟的态度上，法国国民联盟与意大利北方联盟调整了反欧盟的极端立场，不再公开主张“脱欧”和“退出欧元区”，而主张强化边境管控和成员国自主权，更多地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荷兰自由党仍坚定地主张退出欧盟。为了谋求执政地位，一些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开始主动淡化极端立场，转而采取实用主义策略，从而扩大了参与执政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与作为议会反对派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之间的分歧。
四、美欧右翼民粹主义联动的多重影响
美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跨国联动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美欧关系以及对华战略带来一系列复杂且深远的影响。
（一）国际层面：重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右翼民粹主义在欧美全面复兴并席卷全球，给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带来了巨大冲击。第一，美欧右翼民粹主义加强联动会阻碍全球化进程的持续深化发展，增加全球经济局势面临的不确定性。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旨在减少美国贸易逆差、保护本国产业、扩大美国就业等，通过经济条件的改善来稳固自身的政治基础，并借此获取更大的政治利益，并通过遏制战略竞争对手维护既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巩固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同时，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对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妥协或跟随，可能进一步加剧贸易争端，甚至发展为全球贸易战，增加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降低投资者的信心，从而阻碍全球经济增长。
第二，美欧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联动会使反建制派与建制派的对立更加尖锐，加剧政治极化。为构建一个更有利于自身利益、更能对抗传统精英阶层的国际秩序，美欧民粹主义势力跨国联动不断加强，不仅增加了传统政治集团与社会精英维持政治局面的阻力，而且对西方传统政治格局和代议制民主构成了严峻挑战。
第三，美欧右翼民粹主义联动会破坏多边主义国际秩序，增加全球治理合作的难度。右翼民粹主义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色彩，强调国家主权与本民族利益优先，对国际合作则持质疑或排斥态度。右翼民粹主义倡导的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不仅会削弱国家参与国际事务及国际制度与规范建设的意愿，还会妨碍本国与他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进而导致多边合作信任缺失，降低全球治理的效能。
（二）区域层面：加深美欧传统盟友关系的裂痕
特朗普政府公开支持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冲击了欧洲主流价值观、建制派政党和政治议程，必然会加深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裂痕。与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加强战略叙事联动，是特朗普第二任期重构美欧关系的重要途径。在第61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万斯发表了一系列批评欧洲内部政策的言论，并声称“司法干预罗马尼亚总统选举”“制度压制德国选择党”等行为背离了欧洲的基本价值观，“构成欧洲最大的安全威胁”。这些言论的目的在于建构一种“美欧精英阶层联合打压右翼民粹势力”的叙事，以寻求更多国际支持并巩固特朗普政府的权力地位。这一叙事得到了欧尔班的积极呼应，他公开将特朗普称为“战友”，将布鲁塞尔视做“敌人”，并严厉抨击欧盟政客实行“双重标准”。美欧右翼民粹主义势力与欧洲主流政治围绕价值观的叙事竞争表明，美欧价值共识正遭受越来越大的冲击，这不仅会削弱跨大西洋关系的互信基础，也对美欧合作的政治基础构成挑战。
同时，美欧右翼民粹主义的跨国联动推动了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削弱了欧洲建制派力量。特朗普再度执政为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从欧盟手中夺取更多政策自主权提供了有力支持，也为其阻挠欧盟的对俄制裁、绿色改革等给予了有效的政治掩护。在2025年3月举行的欧盟峰会上，欧尔班拒绝签署欧盟支持乌克兰的联合声明，明确支持特朗普推动与俄罗斯达成和平协议。欧盟专家将此举视为“匈牙利、波兰等中东欧国家出现的民主倒退现象”，并认为这种现象与这些国家的“民粹主义的崛起以及特朗普的支持存在关联”。此外，在美欧经贸与关税争端背景下，意大利兄弟党领导人梅洛尼积极寻求扮演与特朗普政府磋商谈判的协调者角色，这会进一步增强该政党在欧洲的影响力，提升右翼民粹主义在欧盟叙事中的话语权，冲击欧盟内部的权力平衡与政治稳定。
（三）对华层面：给中国带来系统性压力
美欧右翼民粹主义主张的贸易保护主义、民族主义、排外主义等与中国倡导的全球化、全球文明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在理念上是相悖的，其跨国联动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在政治领域，右翼民粹主义坚持的“本土利益至上”会削弱国际合作框架的效力，干扰中国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进程，增加中国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难度；在经济领域，右翼民粹主义奉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容易引发贸易冲突，阻碍中国开展对外贸易，中国企业将面临更多的投资风险和限制；在文化领域，右翼民粹主义的排外性和“本土文化至上”会对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与交流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尽管对华政策并非美欧右翼民粹主义战略叙事的核心议题，但不排除它们会在与中国相关问题上加大协同力度。目前来看，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对华立场有被特朗普政府“带偏”与“同化”的风险。例如，美欧右翼民粹主义联动已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带来了一定阻碍。2023年12月，迫于美国的压力，意大利兄弟党领导的右翼政府宣布退出“一带一路”倡议；匈牙利作为首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欧洲国家，随着总理欧尔班与特朗普之间战略叙事联动的强化，将特朗普视做匈牙利“灵感来源”的欧尔班在中美之间面临艰难权衡。
此外，美欧右翼民粹主义跨国联动也会使中美欧三边关系发生结构性变化。美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联动给传统美欧同盟关系带来负面影响，理论上可以为中欧关系的改善提供机会，但在欧洲政党格局日益碎片化的今天，欧洲传统主流政党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之间的博弈加剧可能会降低欧盟整体对华政策的稳定性。近年来，美欧民粹主义势力通过炮制“陷阱论”“威胁论”等叙事诋毁中国，企图通过煽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而将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转嫁到国外。为避免美欧右翼民粹主义建构“反建制—反全球化—反华”的复合叙事框架从而对我们形成系统性压力，中国需构建多维度的应对体系：其一，建立右翼民粹主义发展趋势的动态监测机制，重点追踪其在对华叙事上的协同策略；其二，建立针对涉华负面叙事的分级响应机制，通过精准话语干预降低其对华负面叙事的不良影响；其三，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结构性改革，通过系统性矫正发展失衡、文化认同危机与跨国资本监管失效等来抑制右翼民粹主义的进一步蔓延。
美欧右翼民粹主义跨国联动已产生广泛的政治影响，使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但同时也应注意到，美欧右翼民粹主义跨国联动的长期效应仍受制于彼此核心利益不兼容、意识形态分歧、政策主张差异与执政经验不足等的影响。民粹主义作为西方民主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产物，会因相关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的变化而有所起伏，但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它仍将继续影响相关国家的政治决策、社会思潮以及国际关系的发展走向。美欧右翼民粹主义的跨国联动将助推全球右翼民粹主义的发展，其持续时间及全球影响有待持续观察。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