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民粹主义在中东欧地区的兴起是中东欧政治的新现象，也是民粹主义演化的经典案例。在波兰，作为民粹主义主导者的法律与公正党的崛起，一方面得益于国内政局的结构性变化，另一方面得益于法律与公正党的民族民粹主义政治策略。民粹主义的兴起恰恰发生在波兰转轨25年之后，而由包容性驱动的经济增长并未阻止民粹主义的崛起。2015—2023年，法律与公正党执政8年，该党以独特的政治理念重塑了波兰。在法律与公正党主政期间，波兰转轨初期的民主化、市场化和欧洲化共识被打破，民粹主义政治塑造了波兰的内外政策。2023年10月议会选举后，法律与公正党丧失政权，图斯克领导的公民纲领党重回波兰政治舞台中心，波兰的内政和外交开始发生深刻变化。图斯克政府面临如何处理法律与公正党执政遗产的艰巨任务。政府更迭并不意味着民粹主义政治的终结，民粹主义仍是波兰政治不可忽视的一种力量。
【关键词】波兰；民粹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法律与公正党
【作者简介】
孔田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欧剧变中波兰圆桌会议研究”（项目批准号：20BSS040）阶段性成果。
民粹主义政治是个热门的研究议题，然而学者对民粹主义的定义却争论不休。卡斯·穆德等人将民粹主义视为一种意识形态，认为它将社会分为两个对立的阵营：“纯洁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并将人民主权置于一切之上。卡斯·穆德阐述了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三个核心概念：人民、精英和普遍意志。民粹主义支持人民主权，但它倾向于反对对于多数人统治的任何限制，例如司法独立和少数人权利。民粹主义掌权导致了去民主化进程。
早在2007年，中东欧国家的民粹主义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他们对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进行了案例分析，指出中东欧民粹主义确实具有一些明显的共同特征。第一，东欧地区民粹主义者诉诸“全体人民”，而不是“腐败”和“无能”的政治精英。第二，民粹主义者（在不同程度上）反对“自由民主”的一个关键理念：政治多数应该在重要方面受到宪法的约束限制。中欧的民粹主义是公开的多数主义，所坚持的核心信念是多数人的同意，视其为政治合法性的最终基础。因此，民粹主义特别反对少数人权利的思想。第三，民粹主义者至少挑战了其所认为的转轨时期的“自由主义共识”的一些要素：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融入欧洲－大西洋组织、拒绝民族主义的语言和行为等。谢拉科夫斯基强调，不应当将中东欧独特的民粹主义政治文化与西欧的政治文化混为一谈。民粹主义者在中东欧比西欧更有可能掌权。在许多西欧国家，整合良好的国家机构通常能够抑制民粹主义。相反，在波兰、匈牙利、塞尔维亚和斯洛伐克，民粹主义者不费吹灰之力就接管了国家机构。有的学者则认为，中东欧激进右翼政党在投票选举中获得支持的原因不同于西欧国家的激进右翼政党：欧洲怀疑主义是中东欧地区民粹主义激进右翼政党获得选民投票支持的最常见驱动因素；本土主义（反移民情绪）是西欧激进右翼政党获得选票的最重要因素，但并不完全适用于中东欧地区的激进右翼政党；经济贫困对中东欧国家激进右翼政党没有影响。
匈牙利和波兰的民粹主义受到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匈牙利智库“政治资本”的研究报告聚焦匈牙利和波兰，认为威权民粹主义加剧了部落主义的发展。在整个中东欧地区，这种情况具有普遍性，因为那里的民主制度年轻、脆弱，民主规范较弱，“民粹主义建制派”可以改变整个社会的政治环境。学界逐渐形成了旨在研究中东欧国家民粹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并据此认为匈牙利和波兰对西方资本的依赖迫使它们遵循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东欧民粹主义政党开始打破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共识，“加厚”他们的民粹主义议程，将基于保守的发展型国家主义的经济计划纳入其中。有波兰学者以自卫党和库奇茨“公民运动”两个民粹主义政党为例，观察了波兰民粹主义的演化。一些学者则以法律与公正党为案例，提出了一种后共产主义民粹主义的理论模型，这种模型表现出了特定运动和政党的政治活动风格。在研究中东欧民粹主义的案例中，匈牙利案例的研究相对来说较为充分，而波兰案例的研究从系统性和理论性两方面而言则稍显不足。
一、前言
自20世纪90年代起，民粹主义逐渐成为一种“泛欧”的政治现象。穆德坦承，当下人们“生活在民粹主义时代精神之中”。民粹主义浪潮对“二战”后西欧由中左和中右势力主导的政治格局造成了直接冲击。而在中东欧国家中，民粹主义政治也大行其道，一些民粹主义政党还赢得了大选。自2010年起，民粹主义在中东欧地区的崛起日益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一般而言，匈牙利被认为是中东欧民粹主义潮流的引领者。波兰华沙大学教授博格丹·古拉尔奇克则认为，2005—2007年，法律与公正党建立波兰“第四共和国”的试验预示了匈牙利欧尔班政府的政策转向。2010年，欧尔班领导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简称“青民盟”）以超级多数赞成票在匈牙利大选中取胜，开启了匈牙利的民粹主义转向进程。2011年，法律与公正党在波兰议会选举中落败，该党主席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发表演说，誓言走匈牙利道路，称“总有一天我们会取得成功，在华沙拥有布达佩斯”。2015年，法律与公正党赢得波兰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胜利，为卡钦斯基实现其梦想创造了独特机会。2019年，法律与公正党再次赢得波兰两项选举，该党执政下的波兰偏离了“自由民主”方向，以议会多数席位优势修改法律，削弱权力制衡。波兰学者对法律与公正党的统治有不同的概括评价，如“新威权主义”“竞争性威权主义”“半威权主义”“软威权主义”“威权保守主义”等。匈牙利和波兰执政党的政治理念、政治实践兼具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风格，亦可称之为“民族民粹主义”。法律与公正党为波兰制定的政治战略建立在与民族主义和天主教元素有关的民粹主义口号基础之上。有波兰学者认为，法律与公正党的记忆政治，以民粹主义为表，以民族主义为里。法律与公正党的民粹主义政治倾向直接挑战了波兰从1989年开始的国家转型共识，其主导的民粹主义政治议程却在国际上引起了不同反响。2015年，杨－维尔纳·穆勒教授认为，“波兰转向威权统治，在整个欧盟和北约内部敲响了警钟”。欧盟视波兰法律与公正党政府破坏法治、取消权力制衡的举措为威胁，匈牙利则视波兰为志同道合、相互支持的伙伴。
随着经济转轨取得巨大成功，波兰的民粹主义转向令一些观察家感到困惑。波兰是中东欧经济转轨最成功的国家，其保持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是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小的欧洲国家。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无法解释波兰民粹主义力量的崛起，而匈牙利民粹主义的崛起是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后果，面临严重金融危机的匈牙利不得不接受国际金融组织的救助。波兰法律与公正党的政治理念一以贯之，没有变化，而匈牙利青民盟的政治理念经历了实质性的转型。波兰的民粹主义也较之匈牙利的民粹主义有更多的特殊性。虽然剧变后的波兰不乏民粹主义政党，但真正改变波兰的民粹主义政党无疑当属法律与公正党。
自2004年波兰加入欧盟后，伴随着左翼政党的衰落，公民纲领党和法律与公正党两个右翼政党之争一直主导着波兰政坛。上述两党之争不仅是“自由主义”政治与“保守主义”政治之争，还是建制派与民粹派之争。2015年，法律与公正党在波兰政坛的异军突起是对1989年之后转型范式的挑战，打破了波兰在1989年后形成的常态政治格局。波兰的民粹主义转向本身就是全球民粹主义兴起的组成部分。而作为有一定影响力的欧盟新成员国，波兰的政治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
波兰民粹主义政治何以兴起，以及民粹主义政治的兴衰如何影响了波兰内外政策值得深入探讨。本文试图首先从波兰政治转型历史中挖掘波兰民粹主义政治兴起的原因，探究波兰政治的结构性变化、法律与公正党的政治策略、波兰独特的社会政治条件对民粹主义政治兴起的影响；其次，探讨波兰民粹主义政治试验及其影响；最后，展望民粹主义政治试验结束之后波兰的政策走向。
二、波兰民粹主义政治何以兴起？
波兰民粹主义的崛起集中体现在法律与公正党在政治上的崛起。2015年和2019年，法律与公正党两度赢得议会大选。2015年、2020年法律与公正党总统候选人杜达连续两次赢得总统选举胜利。法律与公正党崛起以及波兰民粹主义兴起的原因值得深入探讨。
（一）波兰政治格局的结构性变化
法律与公正党在波兰政坛的异军突起绝非偶然，这需要从波兰独特的政治转型进程中去寻找原因。该党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波兰政治格局的结构性变化。1989年2月6日到4月5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与团结工会的代表举行“圆桌会议”，最终就政治和经济改革达成协议，从而为波兰的全面转型铺平了道路。随后举行的半自由选举以及组成的苏联集团内部第一个非共产党人政府，改变了波兰历史的发展方向。随着波兰人民共和国的落幕，波兰进入了第三共和国时期。曾经代表波兰统一工人党参加“圆桌会议”的雅努什·雷科夫斯基指出，团结工会当时面临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是如何围绕和平转型走向民主的理念动员社会力量，另一方面则是如何应付咄咄逼人的民粹主义、不断升级的要求、传统的波兰民族主义以及对过往历史的不宽容。法律与公正党代表的政治理念与波兰的政治转型如影相随。1990年5月12日，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成立了中间协议党，在某种程度上该党被称为2001年成立的法律与公正党的前身。1989年组建的波兰非共产党人政府总理马佐维耶斯基曾重重划出一条线，将社会主义的过去与“民主的未来”区分开来。他的意图是让共产党人对其主导的时代负责，让新政府对未来负责。团结工会内部对此意见不一：一派支持马佐维耶斯基的看法，主张面向未来，既往不咎；而另一派则不愿接受共产党人在新的政治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圆桌会议”协议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内的改革派与团结工会内部的建设性反对派达成的政治协议，中间协议党（和后来成立的法律与公正党）则代表了团结工会内部的非建设性的激进力量。中间协议党的纲领否定“圆桌会议”协议，强调要建立一个“新国家”，“摆脱后共产主义时期幕后的关系网络、特权阶层经济、甚嚣尘上的有组织犯罪以及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解决方案”。中间协议党的奥尔舍夫斯基曾领导剧变后波兰首届经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但时任内政部长马切雷维奇在议会众议院公布的关于高官在社会主义时期与情报部门合作的审查报告引发政治地震，直接导致了1992年6月奥尔舍夫斯基政府垮台。波兰时任总统瓦文萨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此奥尔舍夫斯基指责瓦文萨发动“政变”。法律与公正党领导人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一直对该事件耿耿于怀。2011年6月，卡钦斯基强调：“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日子，这是第一次尝试修复共和国，将转型转变为真正的民主化，建立一个法治和民主国家，一个公民享有平等权利的国家，一个不给那些直到最近还是压迫者的人以特权、不允许他们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发财致富的国家。不幸的是，这一切随着政府被推翻而终结。”应当说，早在“圆桌会议”期间，波兰政治分裂的种子就已经埋下。法律与公正党是波兰政党中少有的愤愤不平者，正是持续的愤愤不平导致该党倾向于采取较为激进的政治行动。
政治极化是波兰政治的持久性特征。剧变后，波兰政坛出现了众多形形色色的政党，但是主导波兰政治的是源自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左翼政党和源自团结工会的右翼政党。从转型开始到加入欧盟，波兰政治主要表现为左翼与右翼之争。这一时期，主流的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在国家转型和欧洲化问题上存在高度共识，均支持民主化、市场化和欧洲化。波兰政党持续分化组合，波兰统一工人党解散后形成了新的左翼政党，而团结工会发生分裂，出现了所谓的“上层战争”。1992年6月，中间协议党奥尔舍夫斯基领导的联合政府因政治清查问题而垮台，这一方面凸显了波兰政治冲突的严重性，另一方面显示了左翼和右翼主流政党维护“圆桌会议”后的波兰政治秩序的共识。波兰政治左翼和右翼之争涉及对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评价，如对1981年12月雅鲁泽尔斯基实行军管的看法等。在剧变后的波兰政治舞台上，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轮流执政。左翼政党曾两度执政，1993—1997年，以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为核心的民主左翼联盟与波兰农民党联合执政；2001—2005年，改组为政党的民主左翼联盟与劳动联盟联合执政；1995—2005年，波兰左翼政治家克瓦希涅夫斯基担任总统。然而，2002年12月，著名制片人雷温向阿戈拉公司索贿丑闻曝光，史称“雷温案”，这成为压倒波兰左翼政党的最后一根稻草。“雷温案”严重损害了民主左翼联盟的声誉，导致其支持率持续下降。尽管2004年5月左翼政府成功带领波兰加入欧盟，但是波兰左翼政党从此一蹶不振，在波兰政坛日益被边缘化了。2004年，民主左翼联盟的支持率下降到了10%以下。左翼政党的衰落从根本上改变了波兰的政治格局。
自2005年起，波兰政治从左翼和右翼之争转向了同为源自团结工会的两个右翼政党——公民纲领党和法律与公正党——之争。而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对垒也成为波兰政治的新常态，法律与公正党将其称为“团结波兰”与“自由波兰”之争。在2005年9月的波兰议会选举和10月的总统选举中，法律与公正党成为最大赢家。2005年11月至2007年10月，法律与公正党和激进的民粹主义政党——自卫党、极端的天主教政党——波兰家庭联盟组建的联合政府执政近两年。在这近两年的时间内，法律与公正党主导的联合政府进行了建立波兰“第四共和国”的试验。该政府以消除共产主义影响为名，清查社会主义时期与秘密警察合作者的行动在国内制造了恐怖气氛，加剧了社会紧张。该政府在治国方式上咄咄逼人，对政治对手存在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不惜以非常手段对付他们；在对外政策上保持亲美路线，与德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持续恶化，在欧盟内部获得了“麻烦制造者”的称号。法律与公正党允诺的波兰“第四共和国”并未带来国家的团结，相反加剧了社会的分裂。2007年10月和2011年10月，公民纲领党赢得波兰总统和议会选举，并连续执政8年，法律与公正党成为在野党。2015年5月，法律与公正党候选人杜达在波兰总统选举中胜出。同年10月，该党在波兰议会选举中取得决定性胜利，赢得37.58%的选票，获得了460个议席中的235个。单个政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这在1989年之后的波兰政治转型史上尚属首次。2019年，法律与公正党在议会选举中比2015年多吸引了230万选民的支持，赢得43.59%的选票，比2015年高了6.01个百分点。2015—2023年，法律与公正党以其独特的理念重塑了波兰政治。在左翼政党边缘化之后，法律与公正党成为波兰选民的另一种选择。沉寂8年的法律与公正党重回波兰政治舞台的中心。
（二）法律与公正党的民粹主义政治策略
法律与公正党为吸引选民的支持，采取了以下几方面政治策略。
1. 利用转型过程中被忽视的边缘化阶层和利益受损者的焦虑和挫败感
1990年1月1日，波兰开始实施“休克疗法”，推行时任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巴尔采罗维奇主导的激进的经济转轨计划，以迅速建立市场经济。自1992年摆脱衰退后，波兰经济保持了持续增长，被称为中东欧最为成功的转轨经济。在转轨开始后的20多年间，波兰的公共辩论一直由自由派主导，自由派视巴尔采罗维奇开启的转轨为波兰走向经济成功的必由之路，却不愿正视转轨带来的社会后果。然而，波兰的经济转轨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转轨后长期保持两位数的失业率，失业者、未受过良好教育者、老年人以及农村人成为转轨的输家。经济转轨也加剧了收入不平等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波兰的基尼系数从1989年的0.26增加到了1992年的0.29，2004年达到了0.38，2015年才下降至0.31。研究表明，波兰国民总收入的40%掌握在收入最高的10%的人手中。在2004年以及2007—2015年的公民纲领党执政期间，波兰继续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忽视社会问题。法律与公正党充分意识到了当时波兰存在着尚未满足的社会需求，也需要纠正新自由主义改革后出现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华沙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格杜拉认为，2015年法律与公正党选举获胜的根源是社会分层以及失意者对新自由主义“圆桌会议”共识占主导地位给其带来的挫败感。法律与公正党接触了被称为“波兰转型输家”的人及其子女这部分选民，因为社会排斥往往是“世袭”现象。波兰雅盖隆俱乐部观点门户网站主编卡什奇申认为，卡钦斯基最大的成功是为在转型过程中“被严重剥夺政治尊严和主体感的人赋予政治尊严和主体感”。转型25年期间，处在边缘的社会阶层在尊严（政治话语）和社会（物质地位）层面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视。在2015年的波兰选举中，法律与公正党提出的再分配政策吸引了转型利益受损者的关注。
2. 利用“阴谋论”动员选民
在剧变后的波兰，关于“圆桌会议”的“阴谋论”不绝于耳：“圆桌会议”的唯一目的是维护被削弱的共产党精英的影响力；“圆桌会议”达成的最重要的协议从未公之于众；会议过程和结果事先已经确定；会议只是为了把权力交给共产党政府认可的政客；会议并没有改变波兰，只是装点门面罢了；等等。一项研究表明，对“圆桌会议阴谋论”的支持与选民偏好的稳定性显著相关。在那些投票支持法律与公正党的选民中，信奉“阴谋论”的人形成了一个稳定的选民群体。尽管卡钦斯基否认“圆桌会议”为阴谋，但这并不能排除法律与公正党利用了相信“阴谋论”的选民。2010年4月10日，莱赫·卡钦斯基总统等96人乘坐的专机在俄罗斯斯摩棱斯克悲剧性坠毁，这成为波兰的国难。法律与公正党领导人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和马切雷维奇等是斯摩棱斯克空难“阴谋论”的鼓吹者。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称其政治对手图斯克应对空难负有政治责任。法律与公正党大肆利用非政府组织和天主教媒体散布关于斯摩棱斯克空难的“阴谋论”，抹黑图斯克政府。波兰科学院哲学与社会学研究所教授弗鲁贝尔认为，斯摩棱斯克空难标志着波兰民粹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开启，并将其称为“哀悼民粹主义”；在他看来，波兰社会经历了短暂的团结后，哀悼又产生了鸿沟，并制造了新的分裂。斯摩棱斯克空难发生后，法律与公正党主席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将纪念遇难者的活动变为了程式化的政治仪式。2010—2018年连续8年在4月10日，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及其支持者都会游行前往总统府，随后在总统府前点燃烛光，举行弥撒，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还会发表演讲。总之，法律与公正党一直利用斯摩棱斯克空难在波兰民众中引发的悲情共鸣谋求政治利益。
3. 以文化保守主义推动文化问题政治化，吸引核心选民关注
法律与公正党在民族认同、宗教、家庭等问题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强调要保卫波兰的传统身份和与天主教密切相关的价值体系，警惕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威胁；认为天主教会是波兰道德价值观的唯一合法来源，在教会之外只能存在威胁波兰国家基础的“虚无主义”；支持传统家庭观念，认为家庭是波兰的堡垒。“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LGBT）以及性别运动威胁着我们的身份，威胁着我们的民族，威胁着波兰国家”，LGBT和性别意识形态导致“儿童性化”，“是对家庭的攻击”。法律与公正党政治家宣称，只有法律与公正党才能捍卫波兰的家庭、宗教和儿童免受“LGBT瘟疫”和“性别歧视洪流”的侵害。在性别政治上，波兰天主教会是法律与公正党的盟友。天主教主教马雷克·耶德拉谢夫斯基将同性恋称为“彩虹瘟疫”，指责其想要控制波兰人的灵魂、心灵和思想。法律与公正党的成功不仅归功于其提出的再分配政策，还归功于这些政策与文化保守主义的结合。在2020年的波兰总统选举中，来自法律与公正党的时任总统杜达与来自公民纲领党的恰斯科夫斯基展开了竞逐。波兰时任司法部部长焦布罗宣称，这次选举是“杜达的白红与恰斯科夫斯基的彩虹之争”。天主教会中的极端保守派是杜达的坚定支持者，如支持法律与公正党的雷齐克神甫宣称这次选举是拉丁文明与反文明之争，投票支持恰斯科夫斯基意味着支持反文化、反道德以及反对上帝和正常家庭。雷齐克神甫还宣称，这次总统选举是在拉丁文明和反文明之间、在拥有来自梅什科的最美好文化的白色波兰与来自左翼自由主义的红色波兰之间进行选择。法律与公正党进行了充分的文化动员，将冲突叙事转化为文化战争，旨在反击自由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以及妇女生殖权、LGBT权利争论等对波兰传统价值观的威胁。
4. 以难民危机制造恐惧，强调保障波兰人的安全
虽然2015年波及西欧的难民危机对波兰影响甚微，但是法律与公正党的政治家利用难民危机在波兰社会制造恐慌气氛。该党将难民危机工具化，大肆渲染难民带来的威胁。卡钦斯基称难民将带来各种疾病和寄生虫，难民的到来将威胁波兰人的安全和福祉。卡钦斯基在议会辩论中，以瑞典、法国、意大利等国的移民乱象和实行伊斯兰教法警告波兰，反对接收难民。法律与公正党也不厌其烦地散布穆斯林难民对波兰文化的威胁，于是“伊斯兰恐惧症”开始在波兰社会蔓延。法律与公正党通过传播反难民叙事，将自身塑造为波兰人安全的保障者和波兰国家利益的捍卫者。
（三）波兰独特的社会政治条件有助于民族民粹主义的崛起
法律与公正党成功地利用历史上形成的波兰东部和西部在文化和经济上的鸿沟，在2015年和2019年两度赢得大选。波兰东部以农业为主，经济落后，比西部更为贫穷。波兰历史上形成的东西差距在社会主义时期和转型时期依然存在。波兰为天主教国家，东部地区的民众对宗教则更加虔诚。就波兰选民的分布情况来看，西部选民多支持公民纲领党，而东部则多支持法律与公正党；城市选民多支持公民纲领党，而农村多支持法律与公正党。法律与公正党利用上述地理、文化和经济上的鸿沟，吸引从转型和欧洲化进程中受益不多的工人、工会成员、老年人、宗教人士以及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居民的支持，以实现其执政目标，推行其波兰民族主义和天主教传统价值观。
波兰是欧洲政治极化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2022年，波兰的一项调查表明，79%的波兰人认为该国社会从未像现在这样分裂。伴随着左翼政党的衰落，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立与冲突成为波兰政治的主基调。二者的价值观大相径庭（见表1）。波兰学者的研究表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形成的阶级和阶层（“旧”）更有可能倾向于接受保守主义的价值观，而在政治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阶级和阶层（“新”）更有可能明显倾向于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冲突集中体现在法律与公正党和公民纲领党这两个右翼政党之间的冲突。在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抗中，自由主义处于守势，因为波兰缺乏自由主义的传统。尽管19世纪在波兰出现了自由主义思想，但是由于波兰被周边列强瓜分，波兰人对国家和主权独立的追求压倒了对自由主义思想的追求。制度转型之后，自由民主在波兰被奉为圭臬，波兰宪法制度也认可自由主义的原则。然而，自由主义并未在波兰社会被充分内化。究其原因，不仅在于波兰社会缺乏自由主义传统，还在于波兰人对国家缺乏信任。调查表明，挪威和西欧国家民众对国家表示信任的比重在40%—70%之间；而在波兰，仅有15%的民众信任国家。当缺乏自由主义传统与对国家的高度信任时，权力制衡对大多数人来说就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法律与公正党领导人卡钦斯基利用不同政治价值观、关于自由与平等的古老争端，成功地加深了波兰社会的政治极化。传统政治精英期望人民加入争取自由的斗争，但人民却期望政治精英帮助其实现平等。最终双方都感到失望，并且让一方与另一方的对立变得更容易。
三、波兰民粹主义政治：理念与实践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斯拉夫与东欧研究学院教授库比克概括了界定民粹主义的三种方式：观念的方式、政治战略的方式和社会文化的方式。民粹主义不仅是一种观念，而且也是一种政治实践——将其观念转变为政策的过程。波兰民粹主义政治实践丰富了我们对中东欧民粹主义政治的了解。
（一）法律与公正党的政治理念
法律与公正党的民粹主义植根于该党独特的以民族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民族是法律与公正党意识形态的基本组成部分，其首先是一个有机的文化和历史共同体，不是一个政治实体（公民共同体）。法律与公正党强调波兰历史经验的特殊性、天主教对民族认同的重要性以及文化和种族同质性的价值，并表达了其捍卫“波兰性”模式的坚定信念。法律与公正党倾向于以族群和宗教界定波兰民族，认为天主教会在波兰历史上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是波兰民族身份、道德、法律和国家的堡垒。法律与公正党政府时任外交部部长瓦什奇科夫斯基曾指出，法律与公正党代表了大多数波兰人所看重的价值观——传统、历史意识、对国家的热爱、对上帝的信仰以及男女之间的正常家庭生活。一些学者对法律与公正党2014年的选举纲领和2015年的议会选举策略的研究表明，该党认定公民纲领党（或称为“图斯克系统”）是波兰经济和政治问题的主要根源；欧盟的自由主义通过其性别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引发了文化和社会危机。法律与公正党认为，公民纲领党和欧盟在解构波兰民族意识和家庭价值观上难辞其咎。
法律与公正党是共识的打破者和挑战者。加入欧盟之前，民主化、市场化以及欧洲化成为波兰绝大多数政党的共识；加入欧盟之后，上述共识受到挑战。1990年之后的波兰政治秩序是“圆桌会议”的产物，波兰统一工人党与团结工会达成的“圆桌会议”协议为波兰的全面转型铺平了道路。剧变后，绝大多数波兰政治力量均对“圆桌会议”持正面评价，法律与公正党则对“圆桌会议”持有异议。卡钦斯基认为，“圆桌会议”只是一个交易，共产党的权贵得以保持其财富和特权，作为交换，团结工会的精英被拉拢参加政权。1989年之后，波兰形成了一种病态的体制，即“后共产主义”。卡钦斯基认为，原波兰共产党政权的精英在新制度下改头换面，保持了其优势，进行权钱交易，他们在传媒、经济领域以及国家机构（包括司法部门）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卡钦斯基看来，波兰社会经济转型的最大悲剧是后团结工会反对派坚信“圆桌会议”的安排是最终的，不需要重新谈判。2016年卡钦斯基认为，在过去的26年间，波兰人受到了共产党人和持不同政见者两个中心的操纵。由于诉诸舆论操纵和社会控制手段，在1993—2005年，波兰共产党人要么执政，要么掌握了很大权力。卡钦斯基认为，舆论操纵的目的是使天主教会、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感丧失信誉。他还列举了参与舆论操纵的媒体，包括《不》周刊和《选举报》等。法律与公正党的政治家认为“后共产主义”代表了波兰政治史上的一个时代，即国家不再是波兰人民共和国，不再是苏联集团成员，但尚未成为西方的一员的时代。法律与公正党政府时任副总理格林斯基提出了“第三共和国阵营”概念，特指“由共产主义中成长起来的圈子联盟。该联盟通过如下方式创造了财富和个人事业，其中包括赋权特权阶层和财产继承”。波兰政治学家、法律与公正党理论家克拉斯诺登布斯基认为，“自由民主”是1989年后的“精英项目”，它导致了波兰社会的原子化以及外国利益集团接管波兰经济，而且波兰已经有过三个共和国，需要建立“第四共和国”。法律与公正党不满1997年通过的波兰宪法，卡钦斯基将其称为“后共产主义宪法”。卡钦斯基在2016年法律与公正党代表大会上，称国家经过改造后形成的新国家与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卡钦斯基认为，公民纲领党已取代了被削弱的民主左翼联盟，成为主要的“后共产主义组织”，旨在捍卫过去30多年形成的建制派的利益。法律与公正党的政治家们尽管自己也身为波兰政治精英的组成部分，但是他们的民粹主义政治主张主要反对的是“后共产主义”政治精英。该党矢志打破波兰于1989年形成的“后共产主义”政治秩序，建立新的民粹主义政治秩序。
法律与公正党对1989年波兰的经济转轨战略持批评态度，认为民主机制包括选举程序、公民权利和媒体多元化，但从一开始它们就遭到了严重破坏；市场的主要任务是选择经济主体，奖励好的经营者，惩罚或驱逐坏的经营者，但其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未得到发挥。卡钦斯基认为，波兰未能解决就业、住房、医疗、养老和农村等问题。早在2010年，卡钦斯基就指出，“新自由主义概念”在波兰“未经讨论”或反思就被接受，导致了“巨大的社会破坏”，其后果包括失业严重、移民增加和工业被摧毁。卡钦斯基将新自由主义思想描述为一种“偏差”。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中，大部分资金都积聚在一小群特权人士手中。新自由主义思想代表了那些在20世纪90年代非常可疑的所有权变化中致富的人的利益。在2015年的总统和议会选举中，法律与公正党强烈抨击波兰的经济转轨，强调了波兰国家财产的“贱卖”、“数百万波兰人受骗”和“全面私有化计划的失败”。法律与公正党宣称，波兰已成“废墟”，经济增长是“统计”出来的；波兰越来越穷，成千上万的孩子在垃圾箱里寻找食物。波兰时任总理莫拉维茨基认为，“经济理论的二元论，即中央计划和新自由经济之间的敌对导致波兰不加批评地采纳了起源于西欧的发展模式，没有考虑到中东欧历史和社会的独特性。直到最近，我们用以发展波兰资本主义和福利的基础是由著名的‘华盛顿共识’的一系列规则构成的。这一模式的弱点是严重低估了‘后共产主义’现实的性质和负担。经典的新自由理论在我们地区未能真正奏效，然而，多年来该理论被视为不可违反的法则。其结果是实行的政策不可能适应国家的实际发展需要”。2016年，莫拉维茨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过去的26年波兰实行了这一模式，其结果是波兰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法律与公正党决意摆脱基于“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为波兰寻求新的转型范式和发展路径。
成立之初，法律与公正党党纲一方面强调波兰需要锚定其在欧洲结构中的位置，另一方面强调波兰在经济和文化层面（身份）面临的诸多风险。尽管法律与公正党否认自身为欧洲怀疑论者，强调该党为欧洲现实主义者，但不容否认的是，法律与公正党对欧盟的看法严重背离了欧洲主流观点。卡钦斯基认为，“欧盟是由一个国家主导的组织。我们不能隐瞒，这个国家就是德国”。在英国脱欧后，卡钦斯基强调，我们需要民族国家的欧洲，需要密切合作，最好组成一个拥有强大的拳头并在世界上可以依靠的邦联。他认为，欧盟需要的是更少的集权，尽管欧盟条约明确倡导其是一个民族国家的联盟，并未提到欧盟集权化。卡钦斯基认为，理想的欧洲不是联邦，而是松散的邦联。卡钦斯基也承认，这才是“祖国的欧洲”。莫拉维茨基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发表演说时，集中揭示了法律与公正党的欧洲观。他认为，欧盟已达到了超国家治理的极限，民族国家更能保障各国的自由、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而其他体制都是虚幻的或乌托邦的。他还提出建议：欧洲需要一个因其民族国家而强大的欧洲，而不是建立在民族国家废墟上的欧洲；欧盟面临的选择是，成为一个民主共同体还是一个官僚机器和集权结构，并且选择必须在投票箱中做出，而不是在官僚的办公室里秘密做出；建立一个由狭隘的精英统治的“超级国家”，将导致欧洲的衰弱和民族国家的反抗；欧盟应部分减少其权能，以使扩大的联盟更有效；欧盟应把精力集中在《罗马条约》赋予其权能的领域，在其他领域则要遵循辅助性原则。
（二）法律与公正党的政治实践
2015年和2019年，法律与公正党通过自由选举连续赢得波兰总统和议会选举，从而为该党推行的“良变”（dobra zmiana）提供了条件。
1. 政治体制变革
法律与公正党通过修改法律限制了独立机构的制衡作用。2015年法律与公正党执政后，首先向宪法法院宣战。该党与宪法法院的冲突一度成为波兰政治的焦点。2015年11月，波兰爆发宪法危机。法律与公正党主导罢免了早先任命的5名宪法法院法官，并往宪法法院中“填塞”了新法官。2015年12月，法律与公正党主导的议会通过了《宪法法院法》修正案，对波兰宪法法院制度的运作方式进行根本性变革。根据该法案，宪法法院的裁决需要法官的2/3多数通过，而不是原来的简单多数通过；宪法法院做出裁决时需要15名法官中的13名出席，而不是原来的9名出席；宪法法院做出裁决的时限从原来的2周延长到3个月和6个月。在野党认为，该《宪法法院法》修正案并不是在捍卫波兰宪法，而是在捍卫法律与公正党的利益，将使宪法法院陷于瘫痪。2016年3月9日，宪法法院做出裁决，认定议会通过的《宪法法院法》修正案违宪。但是，波兰政府拒绝公布宪法法院的裁决文件。2016年12月，由于波兰宪法法院时任院长热普林斯基退休，杜达总统任命了新院长。至此，法律与公正党实现了对宪法法院的控制。
2017年7月，波兰议会通过三项司法改革法案，涉及最高法院、国家司法委员会和普通法院。法律与公正党实现了对最高法院、国家司法委员会和普通法院的政治控制。然而，波兰在野党和最高法院前院长均指责上述司法改革法案违反宪法，削弱了司法独立。在波兰民众的抗议之下，杜达总统否决了其中两项司法改革法案。2017年12月20日，杜达总统签署了《最高法院法》和《国家司法委员会法》两项法律的修正案。2017年，法律与公正党主导改组了国家司法委员会，其25位成员中的15位之前由法官选举产生，现在则由众议院多数党文员选举产生。2018年，法律与公正党通过主导修改法律强制要求最高法院法官提前退休。2019年12月，波兰议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惩戒失职法官的法律。法律与公正党也对波兰政府司法部进行了改组。2016年3月，司法部部长焦布罗控制了波兰总检察院。随后，法律与公正党控制的议会做出决定，将司法部长和总检察长合二为一。此后仅数月之间，焦布罗便解除了波兰全国6 100位检察官中1 000位的职务，更换了11个省检察院的检察长和44个地区检察院的检察长。2017年7月，焦布罗又获得了任命和解除波兰普通法院院长的权力。波兰政府司法部时任副部长皮耶比亚克强调，“法官应该永远站在国家一边……当法官转向反对立法和行政当局时，法官的行为是危险的”。2021年10月，波兰宪法法院做出裁决，称欧盟条约的一些条款不符合波兰宪法。这一裁决直接挑战了欧盟法高于成员国法律的欧盟法律秩序。波兰宪法法院的裁决旨在为法律与公正党在不受欧盟法院裁决和欧盟委员会决议限制的条件下，实现其政治议程创造空间。波兰在野党指责法律与公正党颠覆民主规范，破坏法治；而法律与公正党予以否认，称有必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使制度更加公平和有效，并消除“共产主义时代”的残余影响。法律与公正党还加强了对公共媒体、国有企业、教育和文化机构的政治控制，扶持亲政府的民间组织。
2. 经济政策调整
2016年2月，莫拉维茨基总理主导制订的《负责任的发展计划》公布。2017年，波兰政府通过了基于《负责任的发展计划》制定的《到2020年负责任的发展战略（2030年展望）》。由于该战略由莫拉维茨基主导制定，因此被称为“莫拉维茨基计划”，其目标是把波兰建成一个现代化、创新型、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该战略以五大支柱为基础：再工业化、发展创新型企业、吸引发展资本、注重出口和对外合作以及实现平衡的社会和地区发展。“莫拉维茨基计划”建立在对1989年以来占主导地位的转轨范式和发展模式进行反思的基础之上。“莫拉维茨基计划”不仅是波兰经济政策的变化，而且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也是波兰经济制度的变革。对此卡钦斯基宣称，“我们必须最终摒弃破坏者巴尔采罗维奇的不幸的构想，依靠莫拉维茨基。这是对巴尔采罗维奇的最终否定”。法律与公正党政府十分重视国家的作用，莫拉维茨基曾经强调，“我们不相信‘国家主义’，但我们确实认为国家在促进经济现代化方面发挥着作用”。波兰人期望国家成为激发企业家精神及推动储蓄、投资和创新增长的力量。法律与公正党政府认为，波兰需要改变过去的过于依赖外资的发展模式，代之以更多地依靠国内资本的发展模式；应当从利用廉价劳动力的发展模式向利用先进技术的发展模式转变。法律与公正党致力于扩大政府在企业并购中的作用，从银行到能源部门等，致力于通过政府主导的并购形成国家级的超大型企业。法律与公正党强调“经济爱国主义”，强调关键经济部门的“再波兰化”，注重发挥产业政策的作用，认为波兰应在化工、金属、汽车、家具等领域保持竞争力，同时也应支持新兴且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部门的发展。为此，“莫拉维茨基计划”规定了国家重点支持的战略性部门。
3. 社会政策重塑
卡钦斯基承诺要建立波兰式的福利国家。2016年，法律与公正党政府推出了“通用儿童福利计划”，这是该政府的旗舰政策。根据该计划，法律与公正党政府每月向符合条件的儿童提供500兹罗提的福利金，因此该计划也被称为“500+计划”。2015年，波兰的家庭支出水平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排第12位。到2019年，此类支出翻了一番，达到了波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在经合组织国家中排名第7，高于芬兰和法国的水平。2015年，波兰约有90万名儿童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2022年，有近40万名儿童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法律与公正党政府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从2015年的1 750兹罗提提高到了2023年7月的3 600兹罗提。2023年9月，波兰总统和议会选举在即，时任总理莫拉维茨基宣布，自2024年1月起，最低工资将增加约18%，达4 242兹罗提；儿童福利金将增加60%，达到每月800兹罗提；每小时最低工资将提高到27.7兹罗提。与欧洲普遍提高退休年龄的趋势相背离，法律与公正党政府决定下调波兰人的退休年龄，男子的退休年龄将从67岁降至65岁，女子的退休年龄将从67岁降至60岁。法律与公正党政府还多次提高养老金水平，并为75岁以上老人提供免费医疗。
4. 外交政策转向
法律与公正党使波兰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并对波兰外交政策范式进行了重新定义。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法律与公正党对欧洲一体化未来的悲观看法，认为欧盟正在经历不可避免的解体，注定要失败。在法律与公正党执政之前，历届波兰政府均视欧洲一体化为其发展的机会，而法律与公正党政府则认为，欧洲一体化是一种风险甚至威胁。法律与公正党政府的外交政策充满了对抗性。法律与公正党政府指责公民纲领党政府与德国存在附庸关系，且未能重置波兰的对俄政策。可以说，法律与公正党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在寻找敌人而不是伙伴——无论是在国家层面（俄罗斯、德国），还是在非国家层面（移民－难民威胁）。欧盟被多数波兰人认为有利于德国和法国，不利于波兰主权。因此，波兰政府对欧盟往往持批评态度，尤其是在法律与公正党执政的8年间，波兰与欧盟围绕波兰的司法改革冲突不断。2016年1月，欧盟委员会启动与波兰政府的法治框架对话，这是2014年形成的欧盟法治框架的首次启用。2017年12月，在欧盟历史上，欧盟委员会首次针对波兰启动了欧盟条约第7条程序。欧盟委员会的决定体现了其两年来与波兰政府对话无果的失望和对波兰漠视欧盟基本价值的忧虑。除了启动欧盟条约第7条程序之外，欧盟委员会还对波兰发起了一系列法律行动，包括多次启动了针对波兰的侵权诉讼，并将有关案件移交给欧洲联盟法院，该法院多次做出了不利于波兰的裁决。对此法律与公正党政府认为，波兰已经成为欧盟委员会攻击的目标，因为欧盟“不同意修复和改革‘后共产主义’司法系统”，而且欧盟委员会对波兰司法改革的干预也超越了欧盟条约规定的权能。2021年，波兰司法部部长焦布罗指责欧洲联盟法院有“殖民心态”，并称欧洲联盟法院的裁决是根据欧盟委员会政治命令做出的政治裁决。2022年，欧盟以侵犯司法独立为由扣留了波兰从欧盟复苏基金申请的约356亿欧元的赠款和贷款。卡钦斯基认为，将欧盟复苏基金与成员国法治状况挂钩使波兰处于从属地位，并成为欧盟内最有影响力的成员国的殖民地。波兰与欧盟的冲突对前者在欧盟内的形象和地位造成了不利影响。俄乌冲突爆发后，波兰除了在欧盟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上的发言权有所提升以外，其在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上的作为乏善可陈。波兰和匈牙利志同道合，相互支持，反对欧盟对其内政的干预，被称为“波匈轴心”。此外，波兰试图利用经济领域的“三海倡议”和安全领域的“布加勒斯特九国”（B9）机制提升其在中东欧地区的影响力。
法律与公正党主政下的波兰弥漫着对德国的不信任感，该党的政治家不时抨击德国，称德国威胁着波兰的民族身份认同和国家主权完整。波兰政府官员也一再警告德国的“帝国野心”。卡钦斯基称德国引发了危机和主导了不幸之路。历史上对于波德和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勃兰特之跪”（也称“华沙之跪”），甚至被法律与公正党政治家穆拉尔奇克斥为“空洞的姿态”。波德两国在“北溪－2号”项目、对俄政策方面龃龉不断，在移民、生态、能源、安全等问题上也存在分歧。法律与公正党的政治家对德国在欧洲的作用心存疑虑，一些政治家激烈的反德言论以及亲法律与公正党政府的右翼媒体的反德话语，更是强化了德国在部分波兰民众中的负面形象。2022年10月，波兰正式向德国递交“二战”索赔照会，这成为波德关系中的新问题。
法律与公正党对俄罗斯的不信任感根深蒂固，主张对俄实行强硬政策。该党认为，俄罗斯的“修正主义”政策是对波兰和整个中东欧地区的主要威胁。法律与公正党认为，2008年的俄格战争、2010年的斯摩棱斯克空难、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以及2022年俄乌冲突的爆发对波俄关系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俄乌冲突爆发后，波兰主张对俄罗斯实行最为严厉的制裁，并不遗余力地支持乌克兰，不仅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而且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
法律与公正党政府继续奉行亲美政策，认为波美战略伙伴关系和北约是波兰的安全保障。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北约增加了在波兰的军事存在。近年来，波美防务合作进一步得到加强，波兰大量采购美国先进武器，如F－35联合攻击战斗机、先进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高机动性的M142自行火箭炮（HIMARS）和“艾布拉姆斯”坦克（M1主战坦克）。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在波兰部署了约1万名军人，开启了美国在波兰的正式驻军。在2022年的北约峰会上，美国宣布将在波兰为美国陆军第五军设立永久性的前沿指挥部。
四、民粹主义政治的衰落
波兰总理图斯克在2024年的新年致辞中指出，在波兰历史上，2023年将被铭记为一个“突破的时代”。2023年10月15日，波兰举行议会选举。公民纲领党领导人图斯克称本次选举是1989年以来波兰最为重要的一次选举，在波兰政治转型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事关波兰在欧盟中的地位。本次议会选举的投票率高达74.38%，创下了波兰转型以来的历史最高记录。其中，年轻人投票率从上届选举的46%上升到69%；妇女投票率高达75%，比上届增长了12%。公民联盟、“第三条道路”和左翼政党在选举中均守住了其选民基本盘。这三种政治力量的合作从根本上改变了波兰的政治平衡。主政波兰8年的法律与公正党虽然赢得了大选，但却输掉了执政权，图斯克领导的公民纲领党重回波兰政治舞台的中心。法律与公正党并未能在波兰续写匈牙利青民盟长期持续执政的成功故事，卡钦斯基力推的“良变”画上了休止符，波兰民族民粹主义的“非自由试验”也戛然而止。2023年12月13日，图斯克政府宣誓就职，波兰产生了剧变后罕见的由三个政党联盟组建的大联合政府，波兰政治进入了新时期。随着波兰的内政外交发生深刻变化，其民粹主义政策也逐渐走向衰落。
（一）国内政策的变化
对图斯克政府而言，当务之急是清除法律与公正党的政治遗产，拨乱反正，恢复法治。在法律与公正党主政波兰的8年期间，波兰政府以“合法”的方式取消权力制衡，加强了法律与公正党对宪法法院、最高法院、国家司法委员会等独立机构的政治控制。法律与公正党以自己的理念重塑了波兰政治，加强了对公共媒体的政治控制，使公共媒体成为政府喉舌。图斯克甚至被公共媒体和右翼媒体称为“德国间谍”、“俄国傀儡”和“布鲁塞尔替罪羊”。随着2023年议会选举落下帷幕，波兰的国家治理方式开始发生实质性变化。选举后执政联盟中的公民纲领党认为，法律与公正党政府的执政行为动摇了波兰法治，危及了波兰民主。在本次议会选举前，公民纲领党领导人图斯克宣称将以“铁扫帚”清理波兰。在选举结果揭晓之后，图斯克又称，此次选举拯救了波兰民主。他表示，“我们赢得了民主，我们赢得了自由，我们再次赢得了我们心爱的波兰”。图斯克承诺，波兰将再次成为一个法治国家。
图斯克政府执政后，开始采取行动清除法律与公正党的政治遗产。新任司法部部长亚当·博德纳尔向欧盟理事会总务委员会提交了一份特别的“行动计划”，以解决法律与公正党统治下波兰的“民主倒退”问题。博德纳尔还概述了波兰宪法重置计划，并开始罢免一些检察官和法官。2023年12月19日，波兰议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关于恢复国家的法律秩序以及公共媒体和波兰新闻社的公正性和可靠性的决议；12月20日，波兰议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关于国家司法委员会的决议。该决议指出，2018年、2021年和2022年众议院通过的关于法官（国家司法委员会成员）选举的三项决议违反了波兰共和国宪法。这表明，波兰执政联盟开始在议会启动清理法律与公正党主导通过的法律（或决议）的工作。2024年3月，波兰司法部部长博德纳尔发表声明，宣布法律与公正党主导任命的三位宪法法院法官系“非法”任命，卡钦斯基的密友、现任宪法法院院长普日莱布斯卡也不再有权担任宪法法院院长，宪法法院的“非法法官”参与做出的任何裁决都应被驳回，政府也将不执行这些裁决。随后，波兰议会众议院通过了旨在消除2015—2023年宪法危机的影响的决议，这是恢复宪法法院独立性的第一步。2024年4月12日，议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旨在恢复国家司法委员会独立性的法案。
此外，图斯克政府还开始整顿波兰的公共机构，以消除法律与公正党的政治影响。2023年12月20日，文化和民族遗产部时任部长显克维奇决定对波兰电视台、波兰广播电台和波兰新闻社领导层进行改组，并宣布了上述公共媒体新负责人的任命名单，以实现公共媒体的非政治化。12月30日，图斯克政府决定对法律与公正党建立的研究所进行改组，并解除理事会成员的相应职务。此举涉及的研究所包括战争损失研究所、共和国研究所、中欧研究所、世代研究所和西方事务研究所。可以预期，波兰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的董事会和监事会的组成人员也将发生变动。
要清除法律与公正党的政治遗产并不容易。波兰两个主要政党领袖之间的敌意并没有降低，来自公民纲领党的图斯克总理被法律与公正党领导人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视为宿敌。卡钦斯基称图斯克应对2010年的斯摩棱斯克空难负有“道德责任”。在波兰议会通过对图斯克政府的信任投票后，卡钦斯基走上讲台，指责图斯克为“德国特工”。他认为，新政府将结束波兰民主，削弱波兰主权，修改欧盟条约。波兰前总统瓦文萨评论称，卡钦斯基不会甘于放弃权力。法律与公正党虽然失去了执政权，但仍是波兰最大的在野党，也有相对稳定的社会基础。在执政的8年期间，法律与公正党通过政治任命将其支持者安插到宪法法院、最高法院、国家司法委员会等独立机构和公共机构，导致波兰的政治制度结构发生了变化。因此，波兰新政府恢复法治、实现公共媒体的非政治化等举措必将面临重重阻力。果不其然，图斯克政府改组公共媒体领导层的行动遭到了杜达总统、国家媒体委员会以及法律与公正党的反对。2024年1月18日，波兰宪法法院裁定图斯克政府对公共媒体采取的行动违反了宪法。公民联盟在竞选纲领中强调任何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将受到追究和审判，声称将把法律与公正党政府违反宪法和法律的高官诉至国务法院。毫无疑问，图斯克政府要兑现这些承诺也将面临抵制。更具挑战性的是，至少在2025年下届总统选举之前，图斯克政府在推进其政治议程时还会面临总统杜达的阻挠，因为总统拥有签署法律的权力，可以否决政府提出的司法改革法案。可见，波兰的社会和政治分裂仍将继续，要结束波兰人与波兰人的争斗并不容易。奥波莱大学的里德尔教授认为，法律与公正党在其执政的8年中，“广泛地夺取了对国家的控制权。他们实施的变革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扭转它们将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在经济政策领域，图斯克政府宣称将实行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关注国家的金融稳定。在社会政策领域，图斯克政府表示将继续保持法律与公正党政府时期的福利政策，并致力于增加社会福利。图斯克政府执政初期，决定于2024年给教师加薪30%，给公共部门职员加薪20%。同时表示，当通货膨胀率超过5%时，波兰将实行养老金的第二次指数化调整。图斯克政府还承诺，每月将向每个需要照顾婴儿的家庭提供1 500兹罗提的补贴。
（二）外交政策的变化
1. 重新回归欧洲
图斯克的欧盟履职经验有助于波兰重新回归欧洲，因为波兰面临着“第二次回归欧洲”的艰巨任务。图斯克曾经作为欧洲理事会主席带领欧盟度过多次危机，如难民危机、希腊债务危机和英国脱欧谈判等。此外，他还曾担任过欧洲人民党主席。鉴于此，图斯克所率领的波兰新政府将推动波兰重归欧洲主流国家行列，这也将有助于加强波兰在欧盟中地位。在法律与公正党执政期间，由于对波兰的司法改革问题存在严重分歧，波兰与欧盟的关系持续紧张，欧盟甚至冻结了向波兰提供的复苏基金。欧盟对亲欧的图斯克回归波兰政坛并领导新政府表示欢迎，因为图斯克的经验和对欧洲价值观的承诺将使他成为塑造欧盟未来进程的关键人物之一。欧洲理事会时任主席米歇尔在祝贺图斯克就任波兰新政府总理时称，“您的经验和对欧洲价值观的承诺将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强大、更团结的欧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向图斯克表示祝贺，称“您的经验和对我们欧洲价值观的坚定承诺将有助于建设一个更强大的欧洲，造福于波兰人民”。在法律与公正党统治的8年期间，波兰成了欧盟内部的“麻烦制造者”。俄乌冲突爆发后，虽然波兰在欧盟外交和安全防务政策方面的影响力有所上升，但在欧洲理念和欧洲一体化方向上波兰与欧洲主流国家观点渐行渐远。随着新政府的组成，波兰重回欧洲主流国家行列，与欧盟的冲突也宣告结束。亲欧的图斯克政府治下的波兰将是欧洲一体化的积极推动者，作为欧盟第六大经济体的波兰，也将成为影响欧盟内部力量平衡的重要力量。同时，由于波兰法律与公正党政府的“离场”，匈牙利却在欧盟内失去了志同道合的盟友。图斯克政府致力于恢复法治，实现被欧盟冻结的资金完全解冻。欧盟欢迎图斯克政府恢复法治的努力，并在2023年圣诞节前夕象征性地向波兰拨付了50亿欧元被冻结的复苏基金。图斯克政府承诺，波兰承认欧盟法的首要地位，并致力于执行欧盟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2024年5月6日，欧盟委员会决定结束对波兰的法治诉讼；5月29日，结束针对波兰的欧盟条约第7条程序。波兰新政府意识到，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已经转变为一个地缘政治实体，波兰的雄心是助推这一进程，并借此成为欧盟中实力强大的发达国家。波兰新政府强调，欧盟必须成为与其他世界大国平等的地缘政治参与者，并期望波兰在欧盟内扮演欧洲一体化领导者之一的角色。上文已述法律与公正党政府同欧盟的分歧限制了波兰在欧盟内的影响力，因此波兰亲欧政府的回归，更有利于该国在欧盟的安全与防务政策领域发挥影响力，以塑造欧洲未来的安全秩序。图斯克明确表示，波兰将参与欧洲“铁穹”防空体系建设，并宣布将在其任期结束时或最迟在下一个任期内使波兰加入欧元区。因为只要波兰置身于欧元区之外，就不能在塑造欧盟的未来时发挥主导作用。
2. 重启“魏玛三角”
图斯克政府强调，加强“魏玛三角”内部的合作将是波兰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之一。在法律与公正党执政期间，该党的政治家以反德叙事进行政治动员，卡钦斯基更是抨击德国企图将欧盟变成联邦德国的“第四帝国”。2022年，法律与公正党政府正式向德国提出“二战”战争赔偿，波德关系恶化。波德关系在图斯克政府执政后有望得到改善。德国时任总理朔尔茨在图斯克宣誓就职后向其表示祝贺，称图斯克的宣誓就职是推动波兰与欧盟之间的关系走向更紧密迈出的关键且“积极一步”。朔尔茨称，图斯克希望带领波兰回到它应属的欧盟中心，期待在改善与欧盟的关系以及德波关系方面双双取得进展。2024年1月16日，法国时任外交部部长塞茹尔内访问波兰，强调波兰正在重返欧洲，“魏玛三角”已经重启。
3. 持续奉行亲美政策
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波兰面临冷战结束后最大的安全威胁——成为北约东翼的前线国家，所以在安全上更加倚重美国主导的北约。图斯克政府认为，以美国为主导力量的跨大西洋联盟仍然是波兰安全的基石；波兰的目标是保持和加强美国在欧洲的参与度，同时本着北约与欧盟之间的战略和谐得以保障的精神，加强跨大西洋联盟的“欧洲支柱”。图斯克总理重申，作为北约东翼的成员国，波兰将履行其作为西方盟友的义务。他强调，“波兰将成为北约中一个关键的、强大的、主权的纽带，成为美国的忠诚、稳定的盟友，对其实力和重要性充满信心”。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强调，美国重视与波兰的伙伴关系，作为伙伴，两国都支持乌克兰，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也都希望开展能源等方面的合。2024年3月12日，来自波兰不同政治阵营的总统杜达和总理图斯克却一起访问了美国，这表明波兰对美政策有着跨党派共识。图斯克总理支持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军援，甚至直言不讳地批评美国国会拖延批准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法案。
4. 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保持政策连续性
俄乌冲突爆发后，波兰举全国之力，成为欧洲应对这场危机的外交中心和前沿基地。2023年波乌关系再起波澜，波兰时任总理莫拉维茨基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等援助，波兰社会对于支持乌克兰显出疲态，波兰极右翼政党自由与独立联盟开始挑动反对乌克兰的情绪。图斯克政府执政后，在处理波乌关系上，同法律与公正党政府不同，更加理性。图斯克认为，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立场和对乌克兰的全面援助不仅关系到乌克兰的安全，而且关系到波兰、欧盟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的安全。为此，图斯克表示波兰将继续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立场，支持乌克兰赢得战争胜利，并呼吁西方“全面动员”以支持乌克兰。图斯克总理强调：“波兰的任务，新政府的任务，也是我们所有人的任务，是大声而坚定地要求整个西方社会有充分决心在这场战争中帮助乌克兰。”波兰外交部部长西科尔斯基呼吁西方盟友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并进一步收紧对俄罗斯的制裁。而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也仍将是波兰新政府对乌克兰政策的核心。
2023年的议会选举结束了法律与公正党在波兰的8年统治，也为卡钦斯基主导的“良变”画下了休止符。政府更迭并不意味着民粹主义在波兰的终结，法律与公正党目前仍是波兰最大的在野党，也是民众支持率最高的政党，其对图斯克政府施政采取掣肘做法不令人意外。图斯克领导的波兰联合政府已经开始正常工作，2024年1月12—13日《共和国报》委托市场与社会研究所（IBRiS）进行的民调表明，56.3%的受访者对新政府的工作给予积极评价。图斯克政府在国内政策方面面临的挑战大于外交政策方面，其中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不利的制度环境下恢复法治。但是，图斯克政府要清除法律与公正党的政治遗产尚面临诸多困难。波兰外交最大的变化是该国再次回归欧洲主流国家行列，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应对俄乌冲突引发的欧洲安全危机。图斯克领导的联合政府结束了波兰民族民粹主义的试验，于是欧洲的一些观察家期望波兰能够像1989年那样再次成为引领欧洲新趋势的先锋及区域领导者。波兰能否在民粹主义已经成为其时代精神的背景下，走出与新自由主义或民族民粹主义不同的道路尚有待观察。
五、结论
波兰是中东欧国家实现成功转型的典型代表。转轨后，波兰成功地缩小了与西方社会在生活水平和质量上的差距，成为欧洲乃至世界大多数国家中经济增长表现方面的翘楚。有波兰经济学家认为，在转轨25年后，波兰进入了真正的“黄金时代”。不过，民粹主义的兴起恰恰发生在波兰转轨25年之后，包容性驱动的经济增长并未能阻止法律与公正党主导的民粹主义的崛起。在法律与公正党主政的8年间，波兰转轨初期形成的民主化、市场化和欧洲化社会共识被打破，民粹主义政治塑造了波兰的内外政策。法律与公正党在波兰政坛异军突起的原因，需要从该国独特的政治转型进程中去寻找。第一，由于转型后政治格局发生结构性变化和左翼理论衰落，波兰形成了保守的法律与公正党同自由的公民纲领党两党对峙的政治格局。第二，法律与公正党的民族民粹主义政治策略运用得当，而当时波兰独特的社会政治条件也有助于民族民粹主义的崛起。第三，法律与公正党成功地利用历史上形成的东部和西部在文化和经济上的鸿沟以及政治极化的格局，推动了波兰向民粹主义的转向。2023年10月的波兰议会选举，结束了法律与公正党主导进行的民族民粹主义试验。法律与公正党的下野并非源于其力量多么衰弱，而是源于波兰政坛左中右三方政治力量达成了推翻其统治的政治共识。伴随着图斯克领导的联合政府组成并开始施政，波兰政治进入了新时期。图斯克政府面临着清除法律与公正党政治遗产的艰巨任务。政府更迭并不意味着民族民粹主义在波兰的终结，目前法律与公正党仍是波兰最大的在野党，其理念未变，在波兰民众中的影响力犹存且不可小觑。民族民粹主义仍是波兰政治中不可忽视的一种力量，在2025年6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法律与公正党支持的候选人纳夫罗茨基击败了来自公民纲领党的候选人特扎斯科夫斯基。这再次显示了波兰民族民粹主义政治力量的韧性。
来源：《俄罗斯学刊》202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