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5年第6期
［内容提要］西方政党组织的衰弱和党的支持基础的党外化或扩大化与党的魅力型领袖的集权化并行不悖，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社会结构的多元化、智能技术的发展导致政党和政治的个体化与民主化，而个体化又导致个体产生日益严重的疏离感和孤独感，进而追求新的归属感和政治组织的庇护。这种只要认同而不要承担组织义务的庇护表现为党员个体的自我决定期待日益强烈与对党组织信任度的下降并行，导致普通党员要求直接参与党的决策，而日益排斥党组织的中介作用和集体行动。这种民主化进程产生了双重效应：在扩大了选举范围、使决策扩大化的同时，又迫使政党不得不通过新的认同而组织起来；通过增强党的上层尤其是魅力型领袖的权力而超越传统的党的组织，又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民主。
［关键词］西方政党 数字化 个人化 民主化 集权化
一、政党组织结构和功能演化的基本原因
政党作为现代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政治组织，要想持续而有效地发挥作用，就要适应经济社会的变迁，不断改革组织结构，始终保持较高的制度化水平。实际上，西方政党从精英型政党到群众型政党、全方位型政党、卡特尔型政党、商业公司型政党甚至个人化政党的演化过程，就是通过组织结构的改革以适应经济社会变迁的过程和结果。尽管不是每个政党都是按照这一路径演进的，但是它反映了西方政党演进的基本路径和形态变化。以对这一政党演进的基本路径的认识为基础，可以对当代西方政党模式结构和功能的变化进行深刻的分析和认识。
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政党发生了重要变化。导致政党组织结构出现变化的基本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结构是政治结构的基础，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影响政治结构，因而作为政治结构一部分的政党组织也会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可以说，每种类型的政党形态都对应一定的社会结构。这一时期社会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大工业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阶级结构及由此导致的社会纵向分裂不断瓦解，多元化、专业化的各种服务业和科技产业开始涌现并蓬勃发展，中产阶层以此为基础迅速崛起并成为社会主要群体。阶级结构的变化使原来与传统的阶级和政党相一致的很多民众和党员的身份发生变化，他们与自己所属政党的疏离感日益增长，进而对参与党内活动不再热心。从根本上来说，传统政党的利益和纲领与党员个人的新的利益和诉求发生了背离，引发了普通党员对政党的不满和政党组织的代表性危机。各政党为了适应横向分化的多元化结构、争取更多选民支持、扩大阶级基础，纷纷改革传统结构。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政党寻求更为广泛的社会支持者，不再完全依靠党员。卡特尔型政党、商业公司型政党和个人化政党所依托的社会结构实际上是沿着多元化和专业化结构方向进一步发展的，这种发展会进一步削弱各政党的传统结构和利益基础，从而也会削弱政党组织及其利益。不过，在传统结构和阶级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传统大党不能也未完全脱离对党员的依赖。与此同时，多元化结构在多党制国家可能导致政党的数量大大增加，使政党政治运作复杂化乃至失序；而为了避免失序，要么主要政党寻求联合去争取执政地位（这种情况可能会维护政治稳定），要么强势政党领袖越过党的组织去吸引或组织选民，以争取执政地位（这种情况是在政党组织衰弱时的一种再组织或再控制方式）。
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例如，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上叶，欧洲国家经典意义上的群众型政党的组织较为严密，而美国的群众型政党的组织结构则松散得多，从来没有形成庞大而严密的组织。即便如此，美国的群众型政党相较精英型政党和后来的全方位型政党及个人化政党的组织结构还是更为严密的。精英型政党也是如此，欧洲经典的精英型政党是指议会中的议员组织，它们与基层的联系是非组织化的，无论是在议会内部还是在议会之外，都是一种松散的联系。在群众型政党发展以后，精英型政党日渐式微。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被政党研究者称为当代典型的精英型政党，它不但在初创时期是精英结构，而且在民族主义运动时期仍然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只是与左翼的工人运动进行了联合，利用工人运动取得政权后又分裂出来，回归精英型政党的模式，以精英模式长期执政。与西方经典的精英型政党只有松散的组织联系不同，它的组织结构严密而且有较严格的纪律，在这方面反而与群众型政党相似。实际上，很多政党都有自己的特色，并不是与政党类型的典型特征完全相同。组织结构的不同，既表明了政党的组织功能的强弱和意识形态有所不同，也会深刻制约它们的发展趋势，无论是数字化、个人化、民主化还是集权化的趋势和程度。
二是党员身份和选民参与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化改变了人的职业和经济地位，导致人的社会和政治身份发生变化，而身份的变化则会影响选民的投票意向。随着身份的改变，党员对政党的认同感逐渐消退，传统的群众型政党赖以维系的党员和选民基础不断流失，出现了广泛的去政党化现象。这不仅使政党和党员的数量减少，还引发了投票率下降。在西方国家，因政治不满情绪高涨、反党言论泛滥及普遍性疏离感加剧，出现了政党危机。这些症状折射出代表权危机，即政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与社会诉求有效对接的能力，从而难以实现全民参与。这种局面给政党带来了新挑战：为获取执政地位，既要重新赢得党员或党的支持者的支持，又要获得民意的广泛支持。面对环境变化带来的新挑战，一些政党采取了个人化改革和组织结构调整等措施。这时的选民逐渐从以集体或党派成员向以个人身份为单位进行投票转变。这种从政党的组织化身份向个人化身份的转变，是选民身份的根本性变化。
二战结束后，大多数西方国家宪法、政党专门法或其他相关法律都纳入了关于政党的条款以及实行对主要政党进行公共财政补贴的政策，这直接导致和强化了主要政党的国家化。公共补贴不仅使政党减少了对外部利益集团的依赖，降低了捐赠者对政党政策的干扰，也减少了其对党内的依赖，大大降低了党员和基层组织对政党高层的价值。
三是科学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的发展。这是政党组织和选民变化的重要推手。随着教育水平、科学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的发展，民众的政治认识显著提高，政治参与能力大幅提升，表达渠道更加多元，政治参与不必再像过去那样完全依赖政党组织。这导致普通党员越来越不再愿意接受传统政党所赋予的消极服从角色。具体来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尤其是智能技术的发展，政党领导人尤其是那些担任公职的领导人可以直接和随时进行网络联系或演播，及时方便地将最有个性和价值的政治信息和主张传播给每一位听众，而不再需要通过党的组织进行传达。同时，民众也可以借助电脑和手机等工具、通过各种民调和网络随时获取信息并表达自己的意愿，甚至可以通过特定数字平台与政党领导人直接进行对话，以期下情上达和上情下达。新的交流方式与选举活动推动和强化了政党工作的职业化，即将政党的信息交流与社会媒体的信息交流融为一体，增强政党的传播功能、扩大政党的动员范围。
阿德里·蒙波等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分析了影响政党数字化进程的因素：宏观层面涉及政治体制与选民群体特征，塑造政党的规范性社会环境；中观层面涵盖政党之间的互动机制，以及竞争对手间的竞争如何激发政党的数字化或创新动力；微观层面包括每个政党的组织特征对数字化的影响。相较于中观和微观驱动因素，宏观层面因素对政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相对有限。西方国家对政党的干预程度有限，因而国家的整体数字化趋势与各政党具体战略之间的关联度较低。从中观来看，“政党间的竞争与制度传播可视为推动数字化进程的主要机制。我们将其解读为模仿与反制的互动模式：当某个政党率先进行数字创新时，这种创新会对其竞争对手形成压力，从而迫使该党也推进数字化进程。研究表明，当今数字化领先的政党均非数字原生政党，这一事实印证了传播假设——尽管无法建立历史链条，但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等传统政党，很可能因西班牙‘我们能’党和法国‘不屈法国’这些最早的数字化政党的崛起而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最终超越对手并带动其他政党的数字化。”从微观来看，党内数字化程度通常较为落后，或者说远远落后于党外传播的数字化建设，这既是由于政党高层不愿放弃决策权，也由于传统的组织结构还存在一定的制度惰性。当然，不同类型的政党的改革意愿是不同的。
二、数字化对政党组织形态和功能的影响
当今的所有类型的政党都不同程度地借助数字技术来运作，这会使它们的组织结构甚至文化和意识形态发生变化。
对于传统政党而言，数字化意味着在实体组织中提升运用数字技术的程度，使政党的某些功能数字化或虚拟化，甚至在竞争压力下建立一些党的线上分支组织，驱动政党组织结构从垂直向扁平化转变，构建起实体组织和虚拟组织相结合的立体化组织架构。具体而言，近几十年来，为提高应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西方主流政党纷纷采用数字技术推进党的建设，建立起网络的党的分支组织和外围组织，使党员与党组织之间的联系日益数字化。许多政党通过修改党的章程，将党的虚拟组织正式纳入制度建设之中。例如，英国工党以此方式招募了大量党员，挪威工党在2000年的党章中正式确认引入网络虚拟党支部的建制，葡萄牙社会党也在2012年的党章中，在保留传统党组织的前提下，正式认可了线上各类党的组织单位。这些变化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党内层级的束缚。对传统主流政党而言，尽管党组织在结构上有一定程度的扁平化，但是实体党组织依然发挥着主要作用。
达尼埃莱·阿尔贝塔齐等人挑战了单向度的组织模式进化论观点，证明了那种认为政党必然向空心化、领袖中心化的组织模式发展的趋势，至少在现阶段并不适用于西方的一些政党，它们仍有较强的能限制党内上层集中权力的基层组织。他们的数据表明，即便是在产生了“强势领袖”的政党中，仍有一些政党能培育出由党的积极分子组成的党组织，实现政党精英、党员及支持者之间的有效互动。政党有明确的权力分立与纪律执行机制，主要通过党内宣传渠道而不是党外专业渠道来动员群众。这些政党对普通党员参与政治活动的领导动员和培养，反过来可以获得普通党员的积极支持；党员仍是选拔地方、区域、国家乃至超国家机构候选人的主要来源；党员仍是开展实地拉票和竞选活动的主要依靠。对这些政党来说，构建以党员为基础的组织架构，倚重党的积极分子，能帮助党有效应对竞争对手，突破孤立状态，提升社会关注度与执政公信力。完善的基层组织建设现在仍然是助力政党赢得支持率和实现发展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它在危机时期和选举低迷期是帮助政党渡过难关的依靠。“在你的党中，成员结构、分支机构、党组织成员，都是你在遇到问题或选举失利时可以依赖的力量。”
对于全新的数字型政党来说，它们主要依靠数字平台和虚拟组织来开展党的建设和活动。“没有数字技术平台就无法在组织上发挥作用”是这些政党的显著特征。尤其是像谷歌和脸书这样的影响力很大的线上平台，被很多政党用以公开有效地进行线上动员和组织。依靠线上平台进行选举，会大大削弱依靠实体组织选举的旧的政党选举模式，从根本上改变选举的逻辑。
数字型政党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党员的内涵和身份。数字政党的入党方式是支持者只需要在线注册并承认党章即可成为党员，没有正式的组织批准程序，普通党员也不需交纳党费。这大大降低了入党标准，可以最大限度地将支持者转变为党员。政党的各种活动也主要以线上方式进行，可以线上讨论所有重要议题、推举和选举各级代表和领导干部，以及捐款和参加课程培训等。数字型政党通常也不对党员和分支组织进行正式的级别区分，并允许所有支持者以平等的方式参与所有重要的内部决策和政党活动，这提升了支持者和党员参与的积极性和活跃度，在短时间内扩大了党的组织基础，缩小了它与传统大党在组织规模上的差距。例如，西班牙的“我们能”党在党员吸纳和管理方面引入了各种新手段，将党员称为“订阅用户”（Incritos）。要成为党的成员，只需要在党的官方网站上签名并同意党的政治纲领和组织规则，不排斥双重党籍身份和非公民身份。这些灵活的吸纳程序和较低的“党籍成本”，使该党成员在2014年成立不久就达到20万名，2018 年增至50多万名，此后持续增加。
商业公司型政党是近几十年来兴起的一种有较大影响力的政党类型，运用数字化的程度较高。与一般数字型政党的组织基础存在更多的政治性不同，商业公司型政党是以商业或企业公司为基础但在远超公司的范围吸纳支持者的政党。它以公司的领导为核心进行选举、参政或执政，履行政党职责，但没有正式的组织及组织功能。商业公司型政党这一概念和类型是由乔纳森·霍普金和卡泰丽娜·保卢奇在1999年提出的。他们在研究意大利政党政治时，认为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领导的意大利力量党（Forza Italia）代表了一种新型的像商业公司一样的政党模式。商业公司型政党不像卡特尔型政党那样主要依靠国家经费支持来开展活动，它主要依靠从党的领袖的私人公司获取经费来进行政治活动。贝卢斯科尼在投身政治之前是一位大企业家，他成立意大利力量党完全是用自己公司的资金和人员，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政治动员，这就为他个人控制全党提供了支撑。因此，这是一种将金钱与政治相结合的政党。但如果简单地说这种政党完全是由金钱控制的，也过于武断。因为它并不能完全控制选民，它在竞争中也会下台。同时，从功能特性上来说，商业公司型政党也是一种选举型政党，它没有党的代表大会，没有党的地方组织，只有很少的处于党的核心地位的党员，仅有“一个不重要的组织，其唯一的基本职能是在选举期间动员短期支持”。无论是核心成员还是非正式的党组织，都是政党领袖的附属。商业公司型政党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党的领袖，其次是核心成员，因此也可以说它是一种精英型政党。但它比传统的精英型政党有更大的动员能力，有更集中的领导力，或者说其魅力型领袖个人而不是精英群体的权力更大。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商业公司型政党是西方政党未来的发展方向。例如，荷兰学者安德烈·库维尔认为，商业公司型政党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卡特尔型政党的诸多局限。一方面，这种个人化政党的出现说明现代社会结构和科学技术使人们的政治参与尤其是向上流动的门槛降低了，这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它以市场经济的成功者取代职业型政治家，扩大了选拔政党领袖的范围。另一方面，由于商业公司型政党是由领袖个人主导，支持者将他们理想化为集企业家和政治家一体的魅力型领袖，其核心成员也多是商业精英和政治投机者，而非职业政治家，所以一旦政党领袖不再参与政治，商业公司型政党就会解体。这种无稳定成员的数字型政党被认为是像逐利公司一样运作的政党，几乎完全专注于选票最大化。21世纪以来，商业公司型政党已经扩展到西欧一些国家，荷兰自由党(Dutch Freedom Party)和英国脱欧党(Brexit Party)等就是这类政党。实际上，商业公司型政党也扩展到了北美。美国的共和党虽然不能算是商业公司型政党，但唐纳德·特朗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司型领袖的特质。这不仅表现在作为亿万富翁的特朗普动用自己的资金进行竞选、埃隆·马斯克这样的超级富翁在资金和数智技术上给其提供大量支持，更在于特朗普可以几乎不受共和党组织的制约，使整个党围绕着他来运作，使自己的权力大于至少近几十年和平时期历任美国总统所掌握的权力。
政党组织的数字化导致了其代表性功能的变化。传统上政党组织是决定民主代表制成败的关键因素，但随着政党组织基础的逐渐瓦解和普通选民大量参与选举，党的组织功能也发生了变化。传统上，政党组织的主要功能是以将个人融入政党组织的方式（包括通过组织进行投票、政治教化、扩展政治关系网络等）来参与政治，突出他们的社会政治身份，使人们融入政党建构的政治生活，并将有抱负的人培养成官员。现在，这些功能不再只由政党的实体组织承担了。同时，那些没有大量成员和严密组织的政党更容易改变政策，以与自己的选民保持一致，进而获得选民支持。由此看来，数字型政党在改变政党的组织结构、改变和重构集体决策机制、促进内部和外部的纵向和横向交流的同时，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政治竞争方式和民主形式。
三、民主化还是集中化？
让普通党员和支持者直接投票参与党内重大事务表决，似乎是增强了党内民主。然而，直接投票也可能会以另一种方式削弱党内民主，因为这种方式会在削弱基层组织权力的同时增强领导层的权力。在这一过程中，议程的设置、内部政策的制定、领导人的选拔、选举的发起以及投票时机的决定，都从党的组织向领导层倾斜。更为深刻的是，直接选举这种机制可能会改变党的决策的内在逻辑，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在党内复制了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问题，两者之间哪一种制度更能实现民主，取决于特定的政治环境。
过去数十年来，西方政党组织结构的深刻变革和运作方式的改革是按照缩小党的组织规模和削弱党的组织的权力的路径变化的，这同时催生和加强了魅力型领导人的权力和影响力。“政党战略的权重与方向越来越倾向于由领导层来主导。”波根特与韦伯分析了15个国家中的14个案例，发现党内权力向有利于领导人的方向转移。这种变化的最有现实意义的指标之一，就是直接选举党的领袖制度的制度化。现在，西方政党领导层的选拔已经不仅由全体党员直接参与推选，而且可以将没有党员身份的支持者纳入选举人和候选人范围。个人化趋势引发的跟风效应，对民众要求提高透明度和回应度的回应，对党员政治参与度下降的回应，是推动这一民主化进程的三大核心因素。
在政党衰落与政治个人化背景下，政党的“总统化”即领袖权力的扩大特别是领导层的直接选举制度，被看做弥合选民疏离的重要对策和制度。威廉·克罗斯与让-伯努瓦·皮莱2012年12月的研究样本显示，欧美68.8%的政党已经开放了领导层的选拔程序，由超出政党范围的更广泛的选举人团推举或任命的领导人通常也具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合法性，更能激发选举热情。值得注意的是，领导层选拔程序的民主化进程可能成为权力向领袖进一步集中的助推器，因为这是伴随着政党组织弱化和权力减小的过程而出现的。尽管在特定推荐时期，领袖仍要依赖党的组织，但他们也能在很多问题上通过直接与选民沟通绕过党的组织，从而使自己比党的组织有更大的权力。近些年来，一些政党领袖的个人影响已经日益超越了党的组织。同时，在通常条件下，当领袖对政党命运有决定性影响时，民众对他的支持程度也会增加。权力更大的领导人往往拥有更多资源来践行其领导使命，因而也更容易被媒体聚焦，获得更高的曝光度和知名度，这使他获得的选票会更多，在党内的地位也会提高。
概括来说，政党领袖影响力增大的直接原因有三：一是实行了直接选举政党领袖的制度，来自党外的广泛的选民可以与党员以同等的身份和权利参加选举，而不像过去那样要由政党组织来推举甚至决定领导人。二是政党资源越来越多地来自党外，这也使政党领袖不必依赖政党组织。三是党外选民选举权增加的同时也扩大了他们对政党政策的制约，这种党外制约的增加削弱了党内制约。
这就需要我们全面地分析政党危机这一问题。人们通常所说的政党危机，主要是指政党组织及党员数量的减少和组织功能的衰弱，但并不是所有功能的衰弱。例如，在最重要的选举领域，其功能可能并没有衰弱。因为这种选举已经不完全依赖于政党组织本身，而是由其领导层或魅力型领袖所控制。为什么虽然政党作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有组织纽带的作用衰落了，但在选举中仍能发挥主导作用？答案是政党“有多张面孔”。即政党的结构和功能可以分为组织的结构和功能、选举的结构和功能、执政或参政的结构和功能，三者相关并有一定的重合，但并不完全一致。例如，组织结构的衰弱主要影响的是组织能力尤其是党内组织能力的衰弱，但并不一定意味着整个政党动员和组织选举的功能的衰弱：对于传统的群众型政党来说，这会导致选举和执政功能的衰落，因为它主要是靠政党组织来运作的，但在数字或公司型政党中，这可能反而使其不再受组织的约束，动员范围更为广泛，同样可能使政党执政。数字支撑的政党的选举和执政都不是靠庞大的基层组织完成的，而是靠政党领导层和专业机构进行广泛的选举动员，领导层仍可以取得执政地位。换言之，党员和党的组织数量这一主要的衡量危机的指标，并没有对政党的选举和执政能力产生太大影响。尽管那些名义上的、不活跃的支持者纷纷脱党，或者他们懒得更新党员资格状态，但作为有积极分子联系的政党仍然可以为选民提供通畅的渠道。
一些政党研究者指出，培育内部协商机制是避免政党领袖专权的重要举措，这可以使党员从单纯的支持政党领袖扩展为更多表达自身意愿的参与，从而重振政党联系社会的功能。
在对1991—2017年挪威政党成员开展一系列调查后，一些政党研究者对其政党内部的协商和审议机制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代表性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重点分析了三个维度：一是审议能力，二是过去30年间这种能力是提升还是下降了，三是不同政党类型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他们发现在政党的分支组织中，尽管成员数量有所减少，但仍具有相当程度的审议能力，或者说政党的核心能力并未减弱。各政党仍保留了较完整的组织架构，成员通过选举代表参加党代会制定政策纲领，并推选领导人。由此看来，这些政党未采用传统的群众型政党的党员运作模式，未保有庞大的组织规模，仍是仅吸纳正式党员而没有将支持者与党员同等对待，并将党员基础视为民主合法性的重要保障，从而使政党组织继续发挥选举作用。尽管它也有党员直选产生领导人及政策的公投机制，但那只是政党常规运作流程的补充。这种内部协商机制或政党模式显然限制了魅力型领袖的集权。
一些学者探讨了政党领袖集权化的社会文化根源。齐格蒙特·鲍曼认为政党和政治的个体化趋势在催生民主价值观的同时，也会让个体感到困惑，这是因为脱离或疏离政党而使自己原有的政治主体性和政治身份消失，这就需要通过新的个人努力来争取自己新的政治主体性与身份认同。这种情况会让政党面临双重压力：既要满足个性化、灵活化、非强制性的参与需求，又要给支持者以政治主体性和身份认同，以使党有凝聚力和号召力。
费利克斯·布茨拉夫试图突破以往关于后物质价值观与个体化对政党的影响的观点，通过社会理论视角解析政党应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他通过访谈奥地利、德国和英国的党工，分析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不同的政党是如何感知并应对社会政治环境变化的；二是它们是如何通过构建政党组织、附属成员与支持者之间的新型政党与社会关系而实现转型的。他发现，在当代多元社会中，政治诉求的变化正在促使政党组织同步实行民主化与中央集权化，这种双重趋势催生了新型政党——社会关系中特有的矛盾。这表现在个体化进程催生了对多元性的全面追求，导致人们不愿长期尽义务于某个社会群体、组织或个人，曾经的集体关切逐渐个人化，应对现代生活的挑战成为个人而非集体的责任。但个体化后又产生了再集体化的诉求，这是由于脱离文化根基的个体越来越渴求方向感、象征性归属、社群认同以及一种新的“我们”。这种由“失控感”而对投身新的集体的需求，为政治组织吸引成员创造了新机遇，并赋予政党领袖和党组织建构新型政治集体的使命和机遇。不过，这种新的集体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旧的稳固的政党体系。正如鲍曼所强调的，当个人责任与身份建构带来的压力变得过于沉重时，民众可能会寻求新的集体性身份认同，创造新的政治参与方式，而这种参与方式并非传统的具有稳固组织结构形态的政党形态，这一次是对舒适而约束力较弱的集体的强烈渴望。
由此看来，社会理论为这种看似矛盾的政治现象提供了解释：政治个体化、非约束性诉求与对归属感的渴望使政治个体产生了重新融入政治组织的要求，两个看似相互矛盾的现象实际上在变化链条上具有因果关系。民众日益高涨的自我决定期待与集体组织信任度的下降，导致他们日益排斥政党组织的中介机制、共同决策和集体行动，要求个体直接参与。但政治个体的孤独感和疏离感又使他们产生了对集体的渴望。因此，当代政党组织的变化可能产生双重效应：它扩大了选举范围，使决策民主化，同时又不得不通过新的认同而组织起来，增强政党上层尤其是领袖的领导力。同时，由于这种政治悖论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是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政党组织的，不同政党在这些方向上的改革路径和程度因此并不完全相同。概括来说，过去20年间不同政党对这些变化的回应性改革大致有四类：一是扩大党员及支持者的参与渠道，二是深化政党与下属组织的个性化互动，三是自上而下地加强政党组织的集中化领导，四是引入政治分权机制与灵活性，并逐步摒弃统一纲领。
不同政党适应社会环境变迁的方式和能力有显著差异，这表现在不同政党在组织特性、纲领认同、成员参与度以及处理自身与社会关系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为认识这一点，我们可以对历史悠久的政党家族进行分析，这些政党有一个变化过程，而新兴政党一开始就是以新模式出现的。布茨拉夫选取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与奥地利人民党、德国社民党与基民盟（基社盟）、英国工党与保守党作为研究对象。这三对政党具有双重意义：它们既代表了传统经济与社会文化维度中意识形态差异较大的左右两方（并不是两极），又延续了西方发达国家政党组织的悠久传统。
一项对上述左翼社民党与右翼保守党党员的调查发现，两类政党的党员对个体化参与和建构新型集体及归属需求之间矛盾的感知和处理方式有明显差异。受访的社民党党员普遍认为，党的各分支机构的诉求日益多元化，难以或不应再整合到一个统一的组织中。他们期望成为政党政治事业的一部分，并希望为变革贡献力量。然而，在将个人理念融入集体愿景时，他们表现出更少的妥协意愿。党员们渴望让政党代表个人意愿，但又越来越不愿意接受政党的统一领导，即不希望党员为政党争取美好未来的集体事业作出贡献，却期待政党为党员实现个人抱负创造机会。他们期待参与决策、开放透明的指导机制和得到能够迅速高效且严格基于价值观作出决策的政治领导，但这种矛盾的诉求可能导致基层组织、中层干部与上层领导之间产生严重矛盾。若这些抱负受挫，他们便会轻易退出党的组织。这使社民党在应对相互冲突和模棱两可的期望时显得力不从心。与此相反，保守党选民对这种矛盾和不协调表现出较高的包容度。受访的保守党党员较少强调因支持者期望变化而必然引发紧张关系，他们更看重治理效能、效率、理性及选举胜利。与社会民主党人强调正式共同决策的必要性不同，保守党人更认为政党应非约束性地倾听支持者的声音。因此，保守党将民主化理解为既能满足被包容和被倾听的诉求，又能保持组织的集中化和专业化，但不必保持群众性的庞大组织结构。他们认为通过改革或许能化解个体与集体之间的这种现代性悖论，政党结构的民主化与集中化的矛盾可以解决并和谐共生，既有统一性，又不必使党员过多地受党组织的约束。这既顺应了现代主体的灵活多元需求，又实现了理想状态下的平衡发展。
左右翼政党以不同改革方式回应政党组织的衰落和个人化现象。左翼政党方面可以以英国工党为例，2016年，英国工党左翼领袖杰里米·科尔宾推行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与工党青年分支组织和工会加强联系，主张通过国有化、福利扩张等政策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渐进改革”。但很多党员或支持者越来越倾向于以临时性和项目导向的方式参与政党的社会活动，同时期待获得集中化和专业化的政治支持服务，以集中化摆脱个体所面临的孤立状态。显然，政党的改革与党员的要求和努力存在矛盾。右翼保守党的改革可以奥地利人民党（OVP）为例，因为它在组织转型方面走得最远。该党于2017年完成了从层级森严的传统群众型政党到以魅力型领导人塞巴斯蒂安·库尔茨为核心的只有松散组织联系的“政治运动”的转变。改革后该党的成员或支持者无需承担长期义务，只需投入数小时支持自己认为重要的党的事业，就可以成为党的支持者或党员。该党认识到，支持者渴望参与政治决策，但不愿承担长期的党员义务。为此，它通过打破官僚体系的等级架构、开辟参与渠道和沟通桥梁，例如开通网上民意征集机制，来回应党员及支持者的诉求。这既可以有效提升党的决策效率，又可以使支持者不受党纪的束缚。这样，政党在保持高度集权的同时，成功塑造出运动型政党的民主形象：一方面是开放性，另一方面是政策设计的专业化和集中化。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集中化与传统的将政治参与看做是为自上而下决策输送资源的工具已经有根本性的不同，因为这时的支持者或普通党员有更大的话语自由和选举表决权。由此看来，尽管左右两种类型的政党都面临个人化的诉求，但相比之下，右翼保守党在自我认知和组织改革方面展现出更为灵活的非正式决策机制和文化，这种组织理念更能回应上述社会政治矛盾，左翼政党将不得不重视这一挑战。
四、结论
从当代西方政党发展的实践来看，政党组织的民主化并不必然意味着赋予党员更多权利，有时可以，有时则恰恰相反。虽然民主化的初衷是回应普通党员或支持者的诉求，但个人化参与也可能使政党组织陷入高度自上而下的操控型后民主形态，甚至可以使党内领导层获得更为集中的决策权。当然，这种集中化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集权，它表现出两面性：一方面，政党领袖地位的提高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使党员避免组织的束缚，有利于提高政党的领导力，如果执政也可能提高政府的治理效率，那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过度的无谓政治争端；另一方面，在民粹主义盛行和政治极化严重的时期，政党领袖可能利用这一情绪或运动扩大自己的权力和影响，造成权力滥用，甚至有超出法律限制的可能。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家治理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