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戴 菁 胡志康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亮明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的“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行动导向”五大核心理念，蕴含着中国对全球治理本质的深刻思考。本刊对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欧阳康教授进行了专访，就这一倡议的理论逻辑、详细内容与实践路径展开深度解读。
一、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及其主要特点
记者：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这一重大倡议一经提出，就引发国际社会广泛热烈反响。欧阳教授，您长期致力于全球治理研究，请您先谈一谈全球治理倡议提出的重要时代背景。
欧阳康：习近平主席强调，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正是在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框架下的中国方案，它旨在维护这一体系并解决相关治理难题，推动全球善治。
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既是人类文明整体进步的必要条件，也是世界格局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形成和构建的。人类长期以来以民族和国家为单位而在特定地域生存、生活和发展。民族与国家间的矛盾与纠纷往往通过战争与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但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关系，因此也谈不上全球治理。
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现代化、全球化快速而又不平衡地发展，一些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急剧膨胀，强行通过战争来改变与他国的关系，甚至改变世界的政治格局以至地缘版图。两次世界大战正是由此产生，给人类带来极大灾难，也呼唤着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确立了帝国主义对亚非拉和太平洋地区的统治秩序，划分了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势力范围。
记者：从世界史角度来说，全球治理体系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进过程？
欧阳康：全球治理体系的演进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核心特征随国际力量格局与治理需求变化而迭代。第一阶段为二战后至冷战结束，是美苏两极主导的治理框架。政治上，联合国以“大国一致原则”缓解地缘冲突，但由于美苏争霸支配，全球治理呈现阵营化态势，难以应对非传统安全议题；经济上，WTO与布雷顿森林体系支撑一体化，却由西方主导，发展中国家话语权有限；格局上，两极对峙避免全球战争，却因阵营对抗导致世界分裂为两大对立阵营，与全球化多元需求的矛盾为全球治理变革埋下伏笔。第二阶段是冷战结束至21世纪20年代初，进入“一超多强”转型期。传统多边机制仍居核心，但“西方中心”惯性导致新兴经济体贡献与话语权不对等；治理议题拓展至气候、数字贸易等领域，传统规则空白滞后，各国认知分歧加剧治理赤字；2008年后，G20、金砖国家等成为新兴力量突破点，但由于美国推行单边利己主义，全球治理体系遭到阻挠。第三阶段为近年来，因单边霸权导致全球治理体系陷入危机。
回望全球治理体系演进历程，全球治理体系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对时代需求的回应、对国际公平正义的追求。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多边主义遭遇严峻挑战，全球治理赤字持续扩大，现行国际机制的三大短板（全球南方代表性不足、权威性遭到侵蚀、有效性亟待提升）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既是对联合国宪章精神的时代传承，更是对“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这一时代课题的系统性回应。
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是以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根本遵循，以解决全球治理赤字为目标，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一倡议既是对联合国精神的继承，更是对其的发展。它承认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客观现实，主张通过提升其代表性纠正历史不公；它强调联合国的权威性，反对任何违反国际法的单边行径；它聚焦治理的有效性，致力于补齐新兴领域治理短板。在人类面临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的今天，唯有坚持多边主义，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才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记者：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有哪些特点？
欧阳康：当前全球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和外交等呈现出极为复杂的交织状态，既展示着各国的实力与地位，考验着人类的智慧与秉性，也急速地推动着全球治理格局的深刻变革。
其一，和平从总体上看仍然是时代的总趋势，但如何有效管控战争则是当前的重要议题。二战后世界总体上保持和平格局，但局部战争不断，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等，特别是近期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对世界局势造成重要影响。战争的形式随着高科技的军事运用展示出全新形态。同时，全球共同安全威胁由传统领域渗透到非传统领域，网络空间、外太空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与金融、反恐、战争等传统安全威胁交织。
其二，发展仍然是世界各国的普遍主题，但对发展道路的合理选择与经济治理体系的合理建构则一直困惑着人类。二战以来，国家经济与全球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世界经济始终在自由主义与政府干预主义之间寻求平衡与调适。战后先后发生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东亚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等严重影响世界经济发展，造成全球性经济疲软甚至衰退。当前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但受制于单边主义经济政策，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增加，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仍会长期存在。
其三，政治多极化加速拓展，地缘政治关系日趋复杂，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冲突仍然存在。受经济趋紧与利益分化影响，国家及地方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更显复杂多变，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深刻变革。值得注意的是，各类全球性、区域性政府间与非政府组织蓬勃发展，相关国际平台数量增多、影响力提升，成为全球治理重要力量，推动全球治理的民主化进程。
其四，文化多样化发展，但不同文明冲突加剧。一方面，全球化推动了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不同文明、文化都得到了相应的发展，文化多样性持续增加；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不同国家与民族在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中更加趋同，也把各民族保存文化特异性提升到了文化生命线的地步。而对于文化特异性的过度强调甚至偏执守护，往往容易滋生排外情绪与对立心态。近年来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抬头，特别是恐怖主义严重威胁着人类生存与安全、挑战人类文明底线、扰动全球治理格局。
其五，社会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迅速扩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蓬勃发展。立足于高科技、数字化、智能化产业不断升级发展，各国需要重新定位自我在全球生产和消费体系中的位置。互联网深刻地改变着全球的信息传输与交往方式，也几乎改变着世界的一切。智能化思维方式嵌入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角落，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全新的手段。同时，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等产生了新形式的全球治理问题，全球数字鸿沟不断扩大，网络空间治理问题不断增加。
二、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意义和丰富内容
记者：您刚才谈了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的五个特点，那么如何看待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意义？
欧阳康：全球治理倡议作为应对当前全球治理困境的重要理念与实践方案，其时代意义深刻体现在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全球发展、维护国际秩序、提供公共产品等四个维度，为日益不确定、不断变化的世界注入了稳定性与方向性。
首先，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为破解冲突困境提供了新路径。全球治理倡议以“坚持推进国际共同安全”为核心，致力于构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系统性安全治理框架。一是，倡导以对话协商为争端解决的优先方式，反对武力威慑与单边制裁，通过“共商”机制推动冲突方回归理性对话，从根源上遏制对抗升级。二是，拒绝将国家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逻辑之上，反对“小圈子”与集团政治，主张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消解大国竞争对和平的结构性威胁。三是，强调地区热点问题的整体性解决，既回应直接冲突方的合理关切，又兼顾周边国家及全球社会的共同利益，防止局部冲突向全球性危机扩散，为世界和平筑牢理念与实践根基。
其次，在推动全球发展方面，为弥合发展鸿沟指明了新方向。全球治理倡议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为导向，重塑全球发展的价值与路径。一是，确立发展作为各国核心权利的地位，反对将发展问题政治化，推动国际社会聚焦减贫、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使发展成果惠及更广泛群体；二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范式，通过对接各国发展战略打破技术垄断与规则壁垒，为发展中国家创造公平的发展机遇；三是，推动全球发展机制改革，呼吁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发展机构中的话语权，使发展资源分配更加公平合理，从根本上破解对西方国家的发展依附困境，助力实现全球共同发展。
再次，在维护国际秩序方面，为推动秩序变革提供了新逻辑。全球治理倡议以“公平正义”为核心，推动国际秩序向合理化方向演进。一是，主张国际秩序改革应体现“代表性”与“包容性”，支持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机构中的份额与话语权，打破少数国家对规则制定的垄断。二是，坚持多边主义作为国际秩序的核心支柱，反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对国际法与国际规则的侵蚀，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三是，倡导“制度型开放”，推动国际规则体系向“包容性”转型，在尊重各国主权与国情差异的基础上，在共同利益领域形成普遍认可的规则，使国际秩序更能回应时代发展需求。
此外，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为解决公共产品供给失灵构建了新模式。全球治理倡议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内核，创新公共产品供给逻辑。一是，推动公共产品供给从“少数西方国家主导”向“全球共商共建共享”转变。二是，聚焦全球性挑战的紧迫性与关联性，在气候变化领域推动发达国家兑现资金与技术承诺，在公共卫生领域促进资源公平分配，在数字领域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扩大公共产品的覆盖范围。三是，倡导公共产品供给的“可持续性”，在满足当下需求的同时兼顾后代利益，例如在能源转型、生态保护等领域推动绿色低碳合作模式，避免短期利益对长期公共利益的损害，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持续供给提供理念与实践支撑。
记者：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五大核心理念，您认为这五大理念相较于既有全球治理理念有哪些创新突破？
欧阳康：全球治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以价值重塑、规则重构、实践革新为主线，构建了兼具伦理深度与实践效能的治理范式。
主权平等作为价值基石，针对某些国家“强权即公理”的现实，通过制度设计保障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权。例如，亚投行“项目筛选权共享”机制有利于打破传统多边开发银行的投票权垄断，使中小国家在基础设施投资决策中拥有实质话语权。
国际法治作为规则引擎，其创新在于构建动态包容性规则体系。全球治理倡议强调规则制定需兼顾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需求，例如《“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将气候标准与东道国产业政策衔接，既避免“一刀切”的环境限制壁垒，又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资金流向透明化，形成产业发展、环境保护、气候治理的良性循环。这种规则范式突破了传统国际法的静态框架，使规则演进与全球治理的复杂性动态适配。
多边主义作为协作网络，通过多层级机制嵌套实现治理效能最大化。上合组织“四个安全中心”的安全、经济、人文联动机制，将反恐合作与跨境电商规则制定、青年交流项目有机结合，形成“硬安全+软合作”的立体治理网络。这种机制创新不同于传统多边机构的碎片化合作，而是通过数字贸易协定谈判与能源安全对话的议程联动，使得解决安全问题成为经济合作的基础条件，同时经济合作成果进一步增强互信，实现治理目标的协同增效。通过解决安全问题为经济合作创造条件，以经济发展成果反哺人文互信，最终实现全球治理目标的协同增效。
以人为本作为价值锚点，体现为治理成果的民生转化机制。区别于传统治理的精英决策模式，全球治理倡议通过“小而美”项目直接触达基层。例如，中国与东盟合作的“菌草技术扶贫”项目，在东南亚推广耐旱作物种植技术，既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又通过社区培训提升民众参与治理能力，使治理过程本身成为改善民生的重要方式。通过“需求导向”的治理逻辑，将抽象的发展权转化为可感知的生活技能，增进了各国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行动导向作为效能保障，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落地实践的关键。全球治理的活力源于实践，关键重在行动，根本要看成效。治理成效取决于解决问题的能力，需统筹协调各项议程，标本兼治当前全球治理面临诸多难题，症结常在于“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动导向能推动各国跳出空谈，将方案转化为举措，破解治理赤字。同时，它能以合作成果消除信任壁垒，凝聚共识，避免“集体行动困境”。
这五条核心理念构成了“五位一体”的整体治理体系。主权平等明确“谁来治”的公平权力，国际法治确立“依何治”的法律权威，多边主义规范“如何治”的协同体系，以人为本锚定“为谁治”的初心使命，行动导向检验“治得好”的效能标准。唯有整体贯彻五条原则，才能提升应对挑战能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记者：全球治理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一道，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确定性。具体来说，您认为这一完整体系将如何塑造未来的全球治理格局？
欧阳康：全球治理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形成的四维架构，协同构建起了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的核心价值与科学体系，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与变革提供了系统性的中国方案。四大倡议彼此关联、相辅相成，全方位推动全球治理迈向新高度。
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治理筑牢经济根基。其聚焦减贫、粮食安全、工业化、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关键领域，秉持“六个坚持”的核心理念，致力于凝聚发展共识、搭建合作平台、促进经验交流、增强协同合力。通过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助力缩小南北发展差距，让发展成果惠及全球。例如，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与发展中国家开展技术合作，培育数字产业，提升数字基建水平，进一步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全球发展倡议有利于推动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夯实全球治理的物质基础，为更广泛的治理合作创造有利条件。
全球安全倡议为全球治理营造稳定环境。安全、和平、稳定的国内外环境是全球治理的基础。面对地区冲突、恐怖主义等传统与网络安全、外太空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的复杂局面，全球安全倡议以“六个坚持”为核心要义，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主张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统筹维护传统与非传统领域安全。在地区热点问题上，中国积极斡旋，推动相关方通过和平谈判化解矛盾，始终坚持劝和促谈，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
全球文明倡议为全球治理厚植价值底蕴。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碰撞日益频繁。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鼓励各国以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态度对待不同文明，摒弃西方文明优越论。全球文明倡议鼓励以实际行动推动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增进文化理解与认同，为全球治理凝聚价值共识，减少文明冲突和文化误解。
全球治理倡议为全球治理提供制度保障与行动指南。制度层面，它推动改革完善传统多边机制，解决全球南方代表性不足问题，同时针对人工智能、网络空间等新兴领域，牵头构建适配的治理规则与协调机构，填补规则空白，不断完善和更新现有全球治理体系。行动层面，它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引导各国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共同安全等议题上协同发力，比如推动建立全球碳市场、传染病预警网络。通过搭建合作平台、提供技术支持，助力发展中国家提升全球治理的参与能力与实际收益，让全球治理从理念落地为实际成效，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公正合理方向迈进。
四大倡议协同发力，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个维度出发，既能解决全球治理中的具体问题，又能从根本上改革与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全球发展倡议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全球安全倡议保障和平稳定环境，全球文明倡议凝聚价值共识，全球治理倡议优化制度机制。它们共同回应了全球治理中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普惠均衡的方向发展，引领人类社会迈向命运与共的美好未来。
三、现实挑战与应对策略
记者：如何看待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的难题及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欧阳康：当前全球治理中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地缘政治冲突与大国竞争加剧、多边机构效能不足、全球经济衰退与债务危机、粮食安全与资源短缺、贫困与社会不平等加剧、人工智能伦理与全球监管缺失、新兴领域治理缺位（如网络空间、外太空），等等。这些全球治理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与全球化时代现实需求之间存在根本性矛盾，具体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权力结构的历史惯性与现实力量对比存在脱节。一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机制的话语权与其实际贡献不成比例，导致全球治理体系难以回应新兴力量的诉求，最终增加全球治理赤字。二是，一些西方国家为维护既得利益，一方面通过“小院高墙”构建排他性规则；另一方面以国家安全、经济产业保护为由实施单边制裁，直接侵蚀联合国等国际规则的权威性。
其次，经济全球化与治理机制存在结构性错配。全球化催生供应链保护、数据跨境流动等全球性经济治理问题，这类问题时常突破国家主权边界，与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存在一定的矛盾。另外，“对等关税”不仅破坏全球产业链稳定，更将经济问题政治化，迫使发展中国家陷入更深层次的产业发展与市场准入问题。
再次，技术革命与治理范式存在代际鸿沟。一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催生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正在深刻影响人类社会，但治理规则仍未能与时俱进；数字经济一定程度上加剧技术垄断，发达国家掌握核心技术资源，而发展中国家因数字基础设施落后面临技术鸿沟。二是，新兴领域治理存在空白，网络空间缺乏统一监管框架，外空资源开发规则尚未建立，人工智能伦理标准被少数企业主导。三是，一些西方国家在技术治理中奉行“双重标准”，既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技术和产品转让、售卖，又通过组建技术联盟强化技术霸权，导致全球技术治理陷入“治理缺位”与“规则冲突”并存的困境。
此外，价值观念的割裂导致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失灵。如新兴领域的价值冲突尤为突出，在数字治理中，一些国家强调“隐私优先”，而一些国家主张“发展权优先”，两种理念在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上难以调和；全球南方国家因此提出“新发展观”，主张将发展权、环境权纳入国际法体系，推动治理价值向“发展—安全平衡”转型。
还有，文明叙事的对立与认知霸权的消解构成深层矛盾。一是，全球治理困境的深层根源在于西方主导的知识生产体系和国际话语权，西方理论将自身现代化经验包装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模式，忽视发展中国家的独特性，导致治理方案与南方国家实际需求脱节。二是，全球南方的觉醒正在打破这种垄断，南方国家推动“发展导向”的治理范式，形成“知识去中心化”趋势，因此，需要构建“既不依附西方，也不脱离自身实际”的治理路径。
记者：您刚才指出了全球治理中存在的很多问题，全球治理倡议正是推动解决这些问题的中国方案。这一方案的实施离不开多边合作机构的参与。您如何看待这些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应该怎样加强和发挥这些组织在全球治理的功能和作用？
欧阳康：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趋势之一，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全球南方的合作机制诞生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历史大潮。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本质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权力结构从单极化向“多元共治”转型的核心体现，并非简单的经济总量增长，而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话语权觉醒”与“制度性参与”的系统性突破。这种崛起并非是对现有体系的对抗性颠覆，而是基于自身发展诉求与人类共同利益，对治理体系进行“增量改革”与“价值补位”，其背后既有历史必然性，也承载着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公正合理方向演进的重要使命。近20年来，金砖国家、上合组织顺势而为，加强团结合作，倡导公平正义，谋求共同发展，逐步形成了多层次、多领域、全方位的合作架构，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展南南合作、实现联合自强树立了典范。在此过程中，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为内核的金砖精神以及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持续为国际秩序变革注入更多民主、平等和正义的力量，为全球治理发展演进带来了积极变化和重要启示。
中国与金砖国家、上合组织、全球南方等合作并非短期利益联盟，而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期协同实践。唯有以理念凝聚共识、机制强化支撑、各领域协同发力、中国主动引领、各个国家积极参与，才能构建更公正、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治理新格局，为人类文明进步注入南方力量。
其一，理念是合作的根基，需以共识筑牢价值纽带。要持续弘扬“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摒弃西方阵营对抗、零和博弈思维，深化“共商共建共享”理念认同。面对霸权挤压、发展权边缘化等共同挑战，可依托金砖峰会等平台，凝聚“反对单边制裁”“抵制规则霸权”的集体立场，在联合国、气候谈判中统一发声，打破少数国家对议程的垄断。同时，借“大金砖合作”扩容吸纳新兴力量的实践，以“平等对话、互利共赢”逻辑，让合作机遇转化为稳固共识。
其二，机制是合作的骨架，需靠实体平台提供支撑。要升级多边开发机构功能，新开发银行可扩大融资规模，拓展绿色与数字基建领域，完善本币结算体系，联动亚投行、上合开发银行形成“南南金融网络”。还需完善协调机制，借鉴“议题牵头国”模式明确分工，建立“全球南方政策协调中心”，汇总诉求形成集体意志，提升规则制定话语权。
其三，领域协同是合作的关键，需在实践中破解难题。要以全球发展倡议为指引，对接“一带一路”与金砖国家合作，加大基建投资、分享减贫与乡村振兴经验，帮助南方国家夯实发展基础。推动“大金砖合作”扩容，吸纳更多发展中国家，对接非盟、东盟等区域组织，构建全球、区域、国家的合作网络。在数字治理、气候应对等领域，联合制定“发展导向型”规则，为南方国家争取发展空间。
其四，作为“全球南方”的坚定一员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需践行四大倡议，通过“一带一路”与金砖国家合作带来基建、产业、技术等机遇，分享发展经验。推动“大金砖合作”等相关组织扩容升级，完善合作网络。更要阐释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将“和而不同”的智慧转化为治理规则，保障各国平等话语权，最终实现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治理格局。
记者：您认为中国如何从具体行动层面来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
欧阳康：中国作为负责任的重要大国，应当立足自身优势与责任担当，紧扣全球治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将理念转化为务实行动，积极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效，推动全球善治。
其一，以中国方案凝聚治理共识，强化国际认同。加强国际传播和宣传阐释，通过联合国大会、多边峰会等外交平台，推动全球治理倡议纳入联合国及相关国际机构的重要文件；将“共商共建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五大核心理念”等转化为全球治理的通用准则，重塑各国对全球治理的信任与信心。
其二，推动全球治理机构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架构。一方面，维护联合国核心权威，推进安理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传统机构改革，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与话语权；另一方面，推动现有多边机制更新（如上合组织扩容、金砖国家和全球南方的机制化协同化建设、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平台等），并牵头构建新兴全球治理机构；将区域合作机制（如中国—东盟自贸区等）与全球治理体系相衔接，形成“联合国主导+区域合作机制协同”的治理架构。
其三，聚焦重点问题挑战，分类施策，建立专项协调机制。针对国际金融、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重点领域，分别设立全球治理专项工作组或工作中心；整合科学家、政治家、社会学家等多方面力量，为每个领域制定短期应对方案与长期治理规划，防范全球性灾难风险。
其四，扩大公共产品供给，填补全球治理缺口。一是基础设施领域，通过“一带一路”项目输出基建技术与标准，建设跨境铁路、光伏电站等民生工程；二是公共服务领域，深度开展全球医疗卫生合作、升级“丝绸之路”奖学金以培养更多专业人才，提供更多的医疗设备、教育资源等惠及民生的公共产品；三是规则与技术领域，分享绿色能源、数字治理技术，弥补部分大国退出后的公共产品供给空白。
其五，抢占新兴领域话语权，构建超前治理体系。在人工智能、网络空间、极地、外太空等新兴领域，提前布局全球治理规则制定与机构建设。联合金砖国家、全球南方等成立相关新兴领域治理合作联盟或组织，牵头制定相关的AI伦理准则、南北极地开发、外太空资源开发公约等文件；建立新兴领域技术的智能预警平台，监测技术应用风险。
其六，推动多元主体共治。通过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充分尊重并保障中小国家的相关权益。推动企业、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开展全球发展中国家治理人才培养计划，提升治理人才素养与数量。
其七，在全球事务中彰显大国担当。在经济方面，可以将“一带一路”作为实践载体，推动沿线国家在贸易便利化、基础设施联通等领域的合作成果向全球延伸。在政治方面，要利用上合组织、“大金砖合作”和全球南方等平台联合发展中国家共同抵制新霸权主义和单边制裁，通过建立协调沟通机制，在国际事务中形成合力。
来源：《国家治理研究》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