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层危机日益显现。全球治理倡议立足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真理力量与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有机融合，凝练为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五大核心理念，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注入文明动能。针对全球治理面临的治理体系改革滞后、治理结构失衡、新兴议题频发等外部挑战，和文明优越论盛行、权力结构固化、工具理性主导等内在困境，全球治理倡议通过重塑全球文明对话的平等基础，以激活全球治理体系的创新动能，对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具有深远世界意义。
【关键词】全球治理倡议 人类命运共同体 文明价值 世界意义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既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临日益复杂的风险挑战，全球治理正处于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关键当口。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国际社会亟须共同破解的重大时代课题。在这一关键历史节点，习近平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中方愿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倡议立足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系统回答“由谁治理、如何治理、为谁治理”等关键问题，既为破解全球治理困境提供了新范式，更从文明维度塑造了全球治理的价值导向，展现出重要的文明价值与世界意义。
一、全球治理倡议奠定全球治理文明价值基石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而理念的升级亟须文明的滋养与赋能。全球治理倡议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真理力量与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有机融合，其思想光芒凝练为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五大核心理念，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指明了方向、原则与实践路径，也为其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文明动能。
（一）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当代表达
全球治理倡议以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为思想基石，将马克思主义从历史理论转化为现实治理方案，回应全球治理困境。马克思通过唯物史观揭示人类共同体的演进规律，从“自然共同体”下的农耕文明出发，迈向以资本逻辑为纽带的“虚幻共同体”，最终走向“真实共同体”下的新型文明形态。这一演进过程彰显了马克思的深刻洞见，文明的本质并非抽象概念，而是根植于历史变革与物质实践的动态过程。当代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层危机，正是“虚幻共同体”在全球扩张的历史延续。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资本逻辑取代人类理性与社会公正，其运行机制“是在‘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这种文明形态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不断出现新的结构性失衡，使人从生产与交往的主体沦为被动对象。正如马克思指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这种异化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文明层面的危机，揭示出以物化关系取代人的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局限。
全球治理倡议以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为思想基石，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是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理想的当代表达与实践转化。这一转化要求超越文明隔阂与对立，将人类社会引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新阶段，既是对马克思强调文明是相互交织、彼此影响的有机整体思想的践行，更是对西方文明理论将文明视为“被时间和空间分隔开来”的孤立观点的超越。正如马克思指出：“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这揭示出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都是人类实践创造的成果，都对人类永续生存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因此，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才能开阔人类文明的时空、涵养人类文明的活力。
以世界历史视野审视国际社会命运与共的大趋势，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五大理念。第一，“主权平等”与“国际法治”共同构成了解构“虚幻共同体”中权力等级结构的制度保障。前者确保所有国家平等参与全球治理的权利，后者则为此构建起稳固的规则基石。第二，“多边主义”和“以人为本”达成了路径与目标的辩证统一。“以人为本”锚定全球治理的终极价值归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福祉的提升。“多边主义”是达成这一目标的根本路径，以确保治理过程与成果具备真正的开放包容性。第三，“行动导向”是连接理念蓝图与现实成效的关键桥梁。这要求把宏大叙事转变为落到实处的合作项目及全球公共产品，以治理成效巩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五大理念环环相扣、互为支撑，为超越资本主导的全球交往模式提供了清晰的路线图，这条路线图的终点正是马克思所描绘的“真正的共同体”的崇高理想，“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二）彰显中华文明治理智慧的时代价值
中华文明历经五千余年的传承发展，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独特的文化智慧为解决全球性议题提供了宝贵经验。《尚书》中有“濬哲文明”，“文”象征着治世之道，“明”则体现统治者应具备的治理能力。唐代孔颖达释为“经纬天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强调通过构建和谐统一的社会结构实现万物共生共荣，并将其延伸至个体修养及国家治理领域，体现出古人对理想社会秩序的设想。
全球治理倡议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推动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与中华文明治理智慧创造性结合。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共生、共业、共天哲学理念的当代生命力，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提供价值层面的指引。第一，以“共生”重塑全球治理的主体结构。“共生”哲学源自中华文明“天下为公”的最高秩序理想。天下既是一种秩序理想，也是一种构建世界秩序的路径。习近平指出，“人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全球治理倡议将这一传统智慧进行现代转化，倡导“共同发展、共同治理、共同受益”的现代治理理念，在价值层面确立了多元主体平等参与的权利基础。第二，以“共业”创新全球治理的伦理维度。“共业”思想根植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哲学智慧，强调人与自然、个体与整体、当代与未来之间存在联结，体现出全球性挑战具有整体性，主张要在全球治理过程中树立命运与共的伦理意识，在形势平稳之时就对风险进行预判。习近平强调：“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显示出对全球治理复杂性、联动性的深刻把握与积极的应对方法。第三，以“共天”革新全球治理的方式路径。“共天”突出治理的过去、现在、未来三者统一，要求全球治理应世界之变、答时代之问，既应解决气候变化、生态赤字、环境赤字等历史遗留问题，还要应对人工智能等新兴挑战，既要尊重既有国际法治之正，又要通过机制创新回应时代之新。
共生、共业、共天构成全球治理的文明范式，以共生确立权利基础，以共业强化伦理支撑，以共天完善方法体系。三者共同阐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可能、何以持久的文明逻辑，为全球治理倡议的落实提供了哲学指引。
二、全球治理倡议直面现代文明治理困局
当前，二战结束后形成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遭遇重大挑战，这并非单一制度缺陷所致，而是根植于现代文明发展的内在矛盾。现代文明在推动物质进步与社会繁荣的同时，也积累了思想、制度与价值层面的系统性失衡，表现为治理能力衰退、权力格局分化与文明方向迷失。全球治理倡议正是在深刻洞察这些内外困境的基础上提出系统性回应。
（一）应对全球治理外部挑战与适应性危机
习近平指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保护主义阴霾不散，新威胁新挑战有增无减，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全球治理体系的外部环境正经历全方位重构，其适应性与合法性面临严峻考验。
全球性风险加剧与治理体系改革滞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经济、科技、生态、安全风险相互交织，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与治理赤字相互叠加。联合国《2025年人类发展报告》与《2025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2024年全球所有地区人类发展指数增长均陷入停滞，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可持续发展目标整体进展滞后。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同时存在50多场各类冲突，超过1亿人流离失所。部分国家承担国际责任的意愿下降甚至逃避国际义务，治理体系“灰色地带”不断扩大，全球治理出现功能减弱甚至失灵迹象。
西方中心主义造成全球治理结构性失衡。二战后建立的世界体系建立在“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的西方治理逻辑上，在国际组织运作、规则制定和议题设置上长期受制于少数发达国家。冷战结束后，美西方一度认为人类历史从此“终结”于西方政治文明，并试图以其政治模式、价值体系和发展路径作为普世标准，将全球治理纳入“单一现代性”的轨道，西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不断向外输出政治经济改革观念，南北经济差距不断拉大，治理成果长期分配不公平，且现有治理体系无法充分反映各国的利益和诉求。
新兴议题涌现与传统治理机制的失能。经济、安全、法治等传统议题相互交织，人工智能、气候危机、公共卫生、资源安全、网络安全、外空治理等跨领域、跨体系的新兴议题层出不穷，但既有的多边机制在应对时反应迟缓。例如，在经济领域，当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等新业态迅速崛起后，平台垄断、数据滥用、新业态劳动者权益受损等问题不断显现，部分国家现有的制度体系凸显出制度供给不足和适配失调的问题，全球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同步下降。
全球治理倡议并非以取代现有体系为目标，而是通过包容性改革与制度创新，致力于增强全球治理的代表性、公平性与可持续性，直面当代全球治理的外部挑战，在危机深处发出具有文明意蕴的回应。
（二）破解全球治理内在缺陷与转型困境
现代文明治理困局既体现在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的外部挑战，也表现在内在价值体系的失衡之中，两者相互交织，形成难以破解的恶性循环。恩格斯指出，“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在全球化时代，文明的进步并未带来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秩序，反而催生了更为复杂的结构性不平等现象。这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表现为一种以冲突为核心的话语叙事，它加剧国际局势紧张，引起理念异化、主体分裂和机制碎片化现象，其负面溢出效应大幅削弱全球治理的整体效能，使其陷入难以自我调整的结构性困境。
文明优越论解构治理合法性。有的西方国家出于文明优越感，推行“西方中心主义”，关闭交流互鉴的大门，将全球推入对立分裂的深渊，从根本上压制了人类文明创新创造的活力，并阻碍了构建更为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的进程。当全球治理体系受单一文明逻辑的支配，其制度的正当性肯定会受到质疑，即便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现代化模式不断变化，“但其骨子里的资本至上、弱肉强食、两极分化、霸道强权的本性没有任何改变，其弊端愈益明显。”由此可见，新的世界秩序必将是融合全球治理智慧、更为公正公平的文明共同体。
权力结构固化抑制制度创新。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要实现现代化，关键在于理念与制度的同步创新。现有体系中的机制创新高度依赖既存权力结构，缺少内生动力。传统机制因制度僵化、利益固化而反应迟缓，引发规则滞后与协调缺失。治理创新沦为“权力再分配”的附庸，技术进步无法有效转化为公共福祉，这种制度惰性使全球治理失去面向未来的适应力。
工具理性主导导致价值理性缺位。现代文明对效率与技术的极端追求，导致全球治理变成以指标量化、利益协调为核心的工具治理，缺少社会正义、人文关怀等评价指标。如中华文明的“和合共生”、非洲文明的“乌班图”精神、伊斯兰文明的“公正互助”等非西方传统智慧被排除在主流治理话语之外。治理体系过度依赖经济数据和安全算法，全球治理缺乏人文底色与平等对话的空间。
全球治理倡议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霸权，以多元共治破解权力垄断，以价值理性平衡工具理性，直指内在缺陷的文明根源，为陷入困境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新的哲学基础与价值指引。
三、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全球治理秩序文明转向
习近平指出：“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构建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全球治理倡议通过重塑全球文明对话的平等基础，以激活全球治理体系的创新动能，引领全球治理迈向更具活力、更可持续的新阶段。
（一）重塑全球文明对话的平等基础
习近平指出，“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全球治理倡议立足文明平等视角，推动全球治理权力结构实现根本性转变，为全球文明对话奠定平等基础，使世界上所有文明与国家，都能在全球治理进程中拥有应有的话语权。
推动治理原则从权力主导向共商共建共享转变。习近平指出，“世界要公道，不要霸道。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应对全球性挑战必须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这超越了传统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再以国家实力强弱划分治理话语权，而是为各国在治理议题发起、国际规则制定与治理成果分配中享有平等权利提供机制性支撑；同时从价值导向层面反对任何以文明优越论或意识形态划线为依据的排他性安排，推动全球治理迈向真正意义上的多边协商与伙伴关系构建，使治理过程真正体现多数国家意志、治理成果切实满足各国合理诉求。
推动治理体系从传统制度框架向新型机制转变。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守正创新，基于现行国际体系核心原则，“倡导构建一个更加包容、公正、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为应对共同挑战提供制度保障。”在“守正”层面，习近平指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从未过时，反而更加重要。”倡议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创新”层面，为进一步围绕全球治理倡议凝聚共识、协调立场，中国在联合国推动成立“全球治理之友小组”，旨在围绕全球治理领域的重大议题加强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这从制度上提升了“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与发言权，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均衡、包容的格局演进。
推动治理主体从南北失衡向平等参与转变。全球治理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推动“全球南方”从边缘走向中心，汇聚治理合力。习近平指出，“‘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中国与“全球南方”广大国家一同将“现代化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一国都不能掉队”的庄严承诺落实在实际行动中。上海合作组织日益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和改革的积极推动力量，金砖合作机制的代表性也进一步扩大，中国还牵头成立“全球南方”智库合作联盟，展现了文明共治的生动实践。
（二）激活全球治理体系的创新动能
随着全球力量格局加速向多极化演进，国际社会亟须超越短期应对的思维，形成具有前瞻性、创新性的治理方案。全球治理倡议通过推动治理主体、治理领域与治理路径创新，激活全球治理体系创新动能持续释放。
引领实现全民参与治理的价值转向。全球治理是关乎全人类福祉的重要事业，其合法性与生命力源自最广大人民的深度参与和切实受益。习近平强调，“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保障各国人民共同参与全球治理、共享全球治理成果”。为此，必须充分汇聚政府、研究机构、企业、民间社会组织等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合力，形成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配置的良性互动格局。只有当民众切实感受到全球治理带来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全球治理体系才能实现高效、有序地运转。
引领构建综合治理新范式的实践转向。全球治理倡议统筹传统安全与发展议题和新兴领域挑战，推动形成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治理新范式。习近平强调，“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国际社会广泛共识。”在传统治理领域，中国同国际社会携手合作，在安全、经济、金融、贸易等关键领域持续深化协作，把发展议题置于全球议程核心位置，努力构建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的安全与发展格局。在新兴治理领域，全球治理倡议主张在联合国主导下建立高效、包容的全球治理架构，并以《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全球数据安全倡议》等为重要参考，推动世界各国在数字、安全、生态等前沿议题上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规则体系和行动框架。
引领拓展多元现代化路径的发展转向。习近平指出，“世界文明是多样的，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全球治理倡议以文明多样性支撑发展普惠性，尊重各国根据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发展阶段和现实国情选择现代化模式的权利，为治理体系注入动力。如中国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开创发展中国家组建多边金融机构的先河，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不同于西方范式的制度选择，更为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有力支持，突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单一路径迷思，增强了全球治理体系面向未来的适应力。
从本质上看，全球治理倡议既是一种价值理念，也是一种引领未来的治理方法论。它以文明为源、以制度为形、以共生为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实现价值逻辑、制度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引领全球秩序迈向以文明价值为核心的新阶段。
四、全球治理倡议引领世界文明发展方向
全球治理倡议不仅是对当前治理危机的回应，更是对世界文明未来走向的深邃思考与战略引领。它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相互衔接，共同构成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整体，推动国际关系实现从求同存异到同球共济的历史跨越，开辟了世界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一）塑造超越文明隔阂的全球价值共识
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国际社会从权力对抗走向价值认同，从文明隔阂迈向共生共进，通过塑造超越文明隔阂的全球价值共识，为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提供新的价值坐标。
尊重文明多样性，夯实价值共识的文明根基。多样性是人类文明最本质也是最重要的属性。唯有保持多样性，社会方能持续迸发活力、促进良性竞争，多元主体间才能不断交流学习。唯有相互包容、互学互鉴，才能使世界文明百花园更加多姿多彩。全球治理倡议将文明多样性视为人类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让“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成为实现全球治理平衡与和谐的文明途径。
弘扬共同价值理念，构建普遍认同的道义支撑。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各国人民普遍认同的价值目标，构成了全球治理倡议的价值基础。习近平强调：“我们要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全球治理倡议与全人类共同价值均超越了西方“普世价值”所隐含的文化中心主义与制度单一化倾向，倡导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多元表达，从而在不同文明之间建立起坚实的共识之桥。
凝聚国际认同基础，增强全球共治的精神纽带。“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频发，各国面临许多共同威胁和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或独善其身。”全球治理倡议致力于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与积极认同，1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迅速明确表示欢迎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高度评价该倡议，认为“其核心理念与联合国坚守的信念高度契合，有力回应了国际社会对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强烈呼声”。这种日益壮大的新型国际认同，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文明转向提供了强大的价值驱动力。
（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实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占据全球治理的制高点，为全球治理的范式转换提供了价值支撑。习近平强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全球治理倡议以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
以发展合作夯实共同繁荣。全球治理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相互呼应，坚持以发展为核心议题。自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以来，中国通过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多次高级别会议等多边平台不断扩大合作范围，已有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全球发展促进中心网络。同时，中国将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升级为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并增资至40亿美元，支持20多个国际组织在60多个国家实施项目，惠及三千多万人，在减贫、粮食安全、气候变化、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取得务实成果，为弥合南北差距、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注入动能。
以安全共建维护共同安宁。全球治理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协同推进，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维护世界和平，中国系统构建新型安全观理论框架，强调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与原则，高度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倡导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并将人的安全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紧密结合。全球安全倡议以“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挑战集团政治，重塑大国互动模式。这些实践超越集团对抗的旧思维，为构建普遍安全的世界做出重要贡献。
以文明共兴推动共同进步。全球治理倡议是全球文明倡议的实践篇、行动篇、保障篇，全球文明倡议为全球治理提供人文支撑，二者相辅相成。中国依托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以及多层次的文明对话与合作机制，不断加强各国在教育、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互学互鉴，并将持续面向发展中国家开展文化、文明领域发展合作项目与专题研修研讨项目，全方位拓宽文明交流的深度与广度。中国同世界的交流交融不断加深，世界投向中国的目光更加理性友善。更重要的是，全球治理倡议通过文明共兴的理念，突破了以往以技术、制度为中心的治理逻辑，强调文明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文化前提，为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注入坚实基础。
结语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入深水区，既孕育新的机遇，也提出更高的治理要求。全球治理倡议是新时代中国向世界贡献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既回应了当代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深层危机，也提供给国际社会一份以文明价值为依托的治理方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一战略部署为全球治理倡议的持续深化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政策支撑，使倡议从理念宣示稳步走向制度化、体系化阶段。未来，全球治理的航程依然充满挑战，唯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汇聚各国智慧与力量，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凝聚文明共识，全球治理的航船方能在时代巨浪中把握方向，驶向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未来。
张士海，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李鋆洋，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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