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我国的区域国别学研究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近年来发展迅速，成果颇丰。本刊特别策划此次笔谈，旨在系统梳理我国在区域国别学研究以及人才培养方面取得的成就与不足。笔谈汇集该领域7位专家学者，以构建我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为中心，结合多重视角深入探讨区域国别学建设的诸多议题。期待本次笔谈能够促进学界对区域国别学学科发展现状的讨论，为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区域国别学 自主知识体系 人才培养 全球治理
【作者简介】翟东升，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前，区域国别学研究方兴未艾，全国高校纷纷布局，一大批区域国别研究实体应运而生。从现状看，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虽已全面铺开，但仍存在诸多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笔者围绕区域国别学的学科交叉、知识布局、技能培养、资金获取及发展评价标准五大核心问题，对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提出若干思考。
一、区域国别学的学科交叉
在区域国别研究中，要真正实现对目标国核心国情要素的有机整合，关键在于推动学科内部形成实质性的交叉。当前所谓的交叉大多停留在物理整合阶段，仅是名义上的交叉融合，将不同院系、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纳入同一研究平台，却缺乏常态化、深层次的学术互动机制。即便偶尔有交流机会，学者们也常因知识体系、学术训练、话语范式的差异陷入“鸡同鸭讲”的窘境，难以形成真正的研究合力。
这一困境植根于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历史惯性。我国现代大学制度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其核心特征便是以学科为单位的高度专业化建制。许多大学依托单一的一级学科建立，甚至原本的综合性大学也被按专业拆解。这种模式在特定历史时期为快速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夯实各学科理论基础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时至今日，其固有的封闭性与交叉学科需要的开放协同形成了结构性矛盾。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期刊评价标准往往偏向单一学科内的精深研究，选题越做越细的“专才”在论文发表、职称评定中占据天然优势，而横跨多领域的“通才”往往难以取得与前者相媲美的成果。在这样的导向下，即便是在同一专业中不同细分方向的学者都可能出现“隔行如隔山”的情况，跨大类的深度学科交叉更是无从谈起。
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学科交叉，需要从学者个体与组织制度层面双管齐下。一方面，在个体层面，每一个区域国别学者需要突破单一学科的知识瓶颈和理论桎梏，系统掌握至少两门学科的核心理论与研究方法。还要有一批兼具深厚学术素养与卓越组织能力的领军人物，即能够有效协调不同学术范式、凝聚跨学科研究合力的高层次学者。另一方面，在组织和制度层面，需要让区域国别的通才型学者和实践调研型学者能够在学术界存活下来、发展起来。学界的基本准则是“不发表即出局”（publish or perish），但目前的学术发表市场明显更偏爱那些探讨普遍规律的理论性成果，区域国别学本身又侧重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特殊性，因此通才型学者和实践调研型学者的论文很难发表在顶级期刊上。在不改变当前期刊分级标准的前提下，区域国别学的学术成果应该侧重调研报告和厚重的学术专著，而不是顶级期刊论文。这是学科的特殊性要求的。
鉴于目前一代学者“专而不通”的知识结构是特定时代局限造就的，突破这一困境的重任自然落在了青年一代身上。正因如此，区域国别学博士研究生必须接受系统的多学科专业训练，能够读懂不同学科的学术论文、适应不同范式的研究逻辑、驾驭跨学科的研究议题。只有这批经过系统训练的青年学者成长为学科中坚力量，区域国别学才能真正蜕变为一门成熟的交叉学科。
二、区域国别学的知识布局
区域国别学有别于一般学科，其核心要义在于直接服务国家战略。因此，从国家战略需求出发，不同学科知识的关联度存在差异，有必要在学科发展和课程体系设计中考虑轻重缓急的次序。在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体系中，笔者认为，政治学、经济学与世界史是不可或缺的三大核心学科。
其一，政治学聚焦权力分配的逻辑。对区域国别研究而言，世界政治学与比较政治学是政治学的两大关键分支。世界政治学研究的是基于世界市场形成的政治思潮诱发的国内制度变迁，以及由此塑造的大国关系和大国秩序。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形成以来若干波扩张性政治思潮的冲击，这种冲击又催生了以本土文化与民族主义为基石的防卫性政治思潮，二者的碰撞，叠加各国自古以来形成的政治传统，塑造了当今世界各国彼此迥异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实践。比较政治学则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解释不同国家呈现的政治现象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为研究者提供精准、深入、具体的中微观静态知识。一言以蔽之，世界政治学侧重在一国中发挥举足轻重影响力的政治思潮与意识形态的影响，比较政治学则直击该国的制度安排与制度结构，二者的知识体系与研究视角结合，使研究者能更加清晰地构建一国权力运转的框架。
其二，经济学聚焦资源分配的逻辑。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利用经济学分析能够解答一系列关键问题。例如，从世界经济的宏观视角出发，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阿明（Samir Amin）与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学者相继提出并完善了世界经济的“中心-边缘”结构，有助于揭示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剥削机制、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的依附关系以及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在经贸往来、债务结构、货币体系等方面的本质差异。具体到国别内部层面，一国的利益分配格局会影响其国内政治联盟的分化，而国际金融与经贸格局又会与该国内部政治联盟的形成产生双向作用。对这种互动关系可以依托赫克歇尔-俄林模型（Heckscher-Ohlin Model）等国际经济学理论基础，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展开深入分析。
其三，世界史帮助区域国别学者理解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演进过程和各区域的现代化进程及其差异。通俗地说，就是讲清楚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是怎么来的以及各国之间为何如此不同。笔者认为，世界史对区域国别研究最大的贡献可能在于帝国史和现代化史：帝国是人类史上最为普遍和持久的宏观政治经济结构，它塑造了现代国家的制度、文化和疆域；现代化进程则是世界市场体系对全球各个角落的冲击与改造的过程。掌握了这二者，就可以从历时性角度把握每一个国家和区域的演进过程。
相较上述三者，外国语言文学、社会学、宗教学、人口学、传播学、地理学、国别法等学科知识属于区域国别研究中的拓展性、工具性和辅助性学科。这些学科虽能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更多元的分析视角和沟通工具，但其有效激活与深度应用往往需要以扎实掌握政治学、经济学、世界史三大核心学科知识为前提。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的“主干骨架”，三大核心学科为区域国别研究确立了理解目标国家政治运转、经济结构与文明演进的核心维度，而拓展性知识是附着于骨架之上的分支脉络。只有主干稳固，分支才能发挥补充与延伸作用。若脱离核心知识的支撑，则很可能陷入对局部细节的过度聚焦，最终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解读。
三、区域国别学的技能培养
区域国别学不是一个纯理论学科，而是有很强的实践导向的学科，因而对从业者的能力结构有较高的要求。该学科技能培养的核心是秉持实用导向，聚焦解决实际问题的实操能力。对区域国别研究而言，以下三种能力至关重要。
一是语言能力。当前不少区域国别学专业的研究生在本科阶段就读于外国语言文学专业，但传统的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侧重点与区域国别学的实际需求存在明显错位。对区域国别学而言，语言并非需要深耕细作的知识，而是用于沟通交流、获取一手资料的技能。因此，对区域国别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的语言培养在前期不应设置过高门槛，而应重点强化口语表达与听力理解能力，避免陷入“重读写、轻听说”的传统误区。
二是田野调查访谈的能力。区域国别研究者不仅需要掌握访谈提纲设计、抽样调查等若干基础方法，而且要注重实操层面的训练。例如，如何快速融入目标国的当地语境、如何与不同阶层的受访者建立信任等。在培养方式上，无论是在读学生还是青年教师，定期出国开展田野调查都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必要环节。但只是将年轻人派往海外并不等同于完成了田野调查。许多青年学生出国后，囿于自身阅历有限或一时难以适应文化冲击，习惯闭门不出，疏于主动拓展当地人脉。真正有效的田野调查能力培养需要提前开展拉练式的、由教师带队的集中训练，组织学生密集拜访目标国的政府部门、高校智库、代表性企业、主流媒体等，如果条件允许还包括拜访部分前政要，并开展多场高质量座谈会，让学生全程观摩学习如何联络约访、设置议题、践行外事礼仪、开展危机公关，以及如何做好调研记录、撰写规范的调研报告。古人讲“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句话用在区域国别研究上最恰当不过。
三是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的应用能力。这一能力已成为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辅助，能够大幅提升研究的效率与精准度。我国的区域国别学研究兴起的时间恰好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基本同步。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一样，人工智能也对区域国别学的发展产生了显著冲击。从挑战层面看，一是区域国别学研究面临与其他社会科学相同的问题，即部分学者借助人工智能“广种薄收”，产出大量缺乏价值的研究内容；二是人工智能对诸多传统区域国别研究工作形成替代，如对特定政策的解读、一国近期政治经济动向的归纳梳理等，人工智能的处理效率与精准度往往优于人工，这对专攻此类领域的区域国别学者构成了直接挑战。
值得庆幸的是，区域国别学研究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人工智能与区域国别研究的融合对我国而言机遇远大于挑战。例如，各国海量数据与信息的分析、整理与归纳，能够借助人工智能高效完成；人工智能系统可以通过分析卫星图像，自动识别村落分布、耕田面积、道路连通度等物理指标，形成区域发展的评估模型；在此基础上，实地调研团队可以再针对人工智能识别标记的重点区域开展访谈与问卷调查等。最重要的是，区域国别研究的核心在于人与人的深度互动，这是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在AI时代，目标国家的一手知识愈发稀缺，田野调查的价值与当地人脉资源的重要性也愈发凸显。能够“找得到人、说得上话、办得成事”的区域国别学者具有不可替代性，这也进一步凸显了与目标国各界人士开展沟通交流能力的重要价值。
四、区域国别学的资金获取
当前，对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思考多聚焦供给侧，但学科的发展离不开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平衡。一门学科的良性成长绝不能固守“闭门造车”的供给侧思维，更要精准对接需求侧的现实诉求，实现知识产出与人才培养的价值落地。区域国别学的人才培养有鲜明的国际化要求，硕士研究生至少应在目标国家生活半年，博士研究生则至少要在目标国家生活一年，这一培养标准直接推高了办学成本。据统计，在过去十年间，清华大学区域国别学博士研究生的生均培养成本高达120万元以上。那么资金从何而来？谁来为产出的知识产品与专业人才买单？
对区域国别学的人才与知识需求的核心来源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国家层面的战略需求。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我国在对外贸易、外交斡旋、国际援助等领域均迫切需要高质量的区域国别知识供给作为决策支撑。但仅依靠国家财政拨款，学科发展容易受限于预算规模，难以实现可持续、规模化的扩张。二是若干横向应用场景，这正是财政拨款之外的重要资金增量来源。具体而言，市场的横向需求可细化为以下三方面。
一是企业出海，服务于产业“走出去”。近两年外语学科人才就业形势向好，核心驱动力正是中国企业掀起的全球化出海大潮。越来越多的出海企业面临目标国政治动荡、政策变动、法律壁垒、文化冲突等多重风险，迫切需要既通晓当地语言，又能长期跟踪、预判目标国政治经济形势的专业人才。一般来说，区域国别学硕士研究生在毕业后，有相当大比例会进入企业就职，这就要求人才培养必须与企业需求精准匹配，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对目标国营商环境、法律体系、税收制度、资本管制、劳工政策、产业规划等具体政策的研判能力。在培养模式上，可以探索与大型出海企业签订委托培养协议，推行人才“订单式培养”，即校企双方共建特色课程模块，邀请企业海外业务专家担任兼职导师，并安排学生进入企业海外分支机构实地实习。这种模式不仅能为学科建设引入稳定的资金支持，改善学生海外调研的经费与条件，而且能实现人才培养的专门化，让毕业生快速适配企业的海外岗位需求。
二是全球宏观对冲基金以及为之服务的券商，服务于中国资本“走出去”。这类需求正处于快速成长阶段，而且更适合区域国别学博士研究生发挥专业优势。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跨境投资、海外资产配置等业务正成为国内金融机构的核心布局方向。这些业务高度依赖对目标国家和地区的基本面研究，包括政治稳定性评估、经济周期研判、监管政策跟踪、地缘政治风险预警等。相较纯经济金融专业教育背景的分析师，区域国别学博士具备更系统的跨学科知识体系，能够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多维度做出更具深度与前瞻性的研判。因此，可以与金融机构的研究部门、资产管理部门建立合作关系，承接定制化的海外宏观研究课题，或推荐区域国别学博士担任专项研究员，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服务资本出海的决策依据，进而为学科建设开辟稳定的横向科研经费渠道。
三是专业咨询公司的业务需求。这类机构以提供国别风险分析、海外项目可行性评估、政策解读、地缘政治咨询等为核心业务，服务对象涵盖政府部门、跨国企业、金融机构等。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动荡加剧，各类主体对国别咨询的需求呈爆发式增长，但市场上兼具学术深度与实操能力的专业人才十分稀缺。各高校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可与这类咨询公司开展深度合作，共同开展热点国别与区域的课题研究，承接政府和企业的咨询项目；还可以选派师生参与咨询公司的实地调研项目，将学术理论与一线实践相结合。这种合作模式既能盘活学科的智力资源，又能通过项目合作获得经费支持，反哺学科的人才培养与科研建设。
五、区域国别学的发展评价标准
区域国别学的研究范围覆盖全球数十个地区、近两百个国家及准国家行为体，研究对象的显著差异性为开展学科建设水平评估带来了现实挑战。这就如同在三块不同的田地上种植三种不同的水果，却要制定统一的标准来评判农民的种植水平，其难度不言而喻。正因如此，对这一学科的评估必须确立具备可比性的统一维度，不能简单地将经费、论文、内参、博士生数量等作为评价指标，这类评判方式显然有失公允。笔者认为，应建立一套超越特定地区与国别的普遍性评价标准。从宏观的发展视角出发，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需要历经三个层次分明、目标明确的发展阶段。
第一，自主建设阶段。这一阶段的核心评价标准是有没有通过确立自主核心概念、搭建核心研究框架、深入研究目标国的时代性问题，进而形成针对目标国别或地区的自主知识体系。这不仅要求完成对目标国一手核心国情要素的有机整合，而且要求学者能够从中国的诉求出发，确立对目标国研究的核心议题，彻底改变对大部分国家“知之甚少、言之无据”的局面。
第二，对标赶超阶段。这一阶段的赶超目标是曾在历史上对目标国有深远影响的国家。能否在对应研究领域达到甚至超越其曾有的研究水平，是该阶段的评判标准。例如，对标赶超英法对非洲的研究、美国对拉美的研究、日本对东南亚的研究等。
第三，全面引领阶段。这一阶段要求中国学者对目标国的认识能够超越其本国统治精英对自身的了解。这种超越和引领地位并非不可实现。目标国精英对本国的认知往往受限于本国发展水平较低、本土利益格局和意识形态偏见等因素的局限，存在“当局者迷”的困境，而中国学者对目标国的研究可以建立在海量数据支撑、人工智能和遥感分析、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长期深度调研与资料积累的基础之上。当然，对个别极不发达国家而言，由于其自身缺乏完善的现代化数目字管理体系，其学者对本国的人口结构、经济运行、资源分布、社会矛盾等基础情况的认知本身就存在偏差与空白，外部强国对其有更加全面的了解也是正常现象。当我国学者能够揭示目标国自身未能察觉的深层问题、潜在机遇或发展规律并精准预判其政策调整的长期影响、洞察其社会结构的隐性变化时，对目标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才真正臻于成熟。
六、结语
笔者指出了当前我国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面临的五大重要问题。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既要突破传统学科建制的封闭性、培育青年学者成为交叉研究的中坚力量，也要厘清知识与技能培养的关系，明确核心学理基石与拓展性知识的边界，强化语言、田野调查、AI与大数据应用等实用技能。同时亟须跳出对财政拨款的单一依赖，通过对接企业出海、资本跨境配置、专业咨询等市场需求，拓展多元化资金渠道。只有循着上述路径，逐步实现从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到超越目标国的研究水准，再到全面超越目标国精英对本国的认知，中国的区域国别学方能真正走向成熟，迈向世界一流水平。
（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6年第3期，是“重点学科巡礼笔谈·区域国别学”文章之一，注释从略，全文请见原刊，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