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把握四大全球倡议的全球叙事，有必要在世界场域与中国实践的互构中理解这一叙事的缘起、机理与指向。就叙事缘起而言，四大全球倡议在旧有西方中心主义全球叙事陷入多重困境的背景下出场。就叙事机理而言，四大全球倡议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叙事起点，形成基于人类社会普遍关切问题的叙事逻辑，呈现世界问题与中国方案辩证统一的叙事特征。就叙事指向而言，四大全球倡议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价值依循、以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为实践依托、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指引，为人类文明进步与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新型全球叙事。
【关键词】四大全球倡议 全球叙事 人类命运共同体
202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这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新时代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重大全球性倡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要求“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四大全球倡议正是聚焦当前全球可持续发展、世界和平与安全、人类文明进步、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等突出问题进行的针对性论说和方案呈现，在构成一种公共话语标识的同时兼具鲜明现实导向，成为我国面向国际社会的新型全球叙事。就当前学界研究而言，在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之前，已有学者关注到三大全球倡议的话语叙事问题。例如，从和平发展叙事的视角分析三大全球倡议的内容呈现与实现要求，从国际传播视域分析三大全球倡议国际认同的塑造与提高，等等。在四大全球倡议形成之后，四大全球倡议的国际话语权建构问题也开始受到关注。然而，既有研究尚未就四大全球倡议全球叙事的内在逻辑展开深入考察，为此有必要从世界场域与中国实践的互构中进一步把握四大全球倡议全球叙事的生成、机理和指向，从而更好地理解其出场境遇与世界意义。
一、叙事缘起：西方中心主义全球叙事及其困境
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扩张活动致使原本相对孤立的民族、国家和地区被强行纳入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的世界市场，进而开启了人类社会从局部联系的人群走向密切联系的整体的世界历史时期。伴随这一进程，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建构起为自身殖民掠夺、经济渗透和政治控制提供合法性支撑的话语叙事体系，其核心在于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将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制度体系和价值观念视为全球发展的唯一正确路径，并以此构建世界历史的解释框架，成为全球叙事的最初样态。步入21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内生矛盾激化与国际格局变迁，这一延续数百年的叙事体系日益暴露出其固有的历史局限与困境。
（一）西方中心主义全球叙事的主要表现
“全球叙事是一种通过建立具有稳定倾向的全球性叙事框架，从而实现跨越不同国家疆域与文化边界以描述现实世界、知识演进与人类活动的叙事活动。”其不仅塑造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框架，而且深刻影响着价值观念传播与国际话语权分配。兼顾各方的普遍性、基于现实的客观性和话语标准的稳定性等是全球叙事的基本要求和特征。然而，建立在贸易倾销、殖民扩张、战争掠夺等行径之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全球叙事是用“血与火”书写而成的，其首要目的是为自身野蛮行径做辩护、为资本持续扩张做铺垫。按照不同叙事逻辑和话语标识，西方中心主义全球叙事具有多重表现。
其一，“传统－现代”的线性叙事。传统和现代是一对具有鲜明时间向度的概念，通常指向人类社会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历史趋势。然而，这一发展趋向背后蕴含的动态、复杂社会历史现象却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忽视，取而代之的是简化的线性历史逻辑。在线性历史逻辑的叙事体系中，传统被理解为落后的、愚昧的、僵化的，现代则被视为进步的、文明的、发展的，传统必然迈入现代，甚至现代需要否定传统。在当代著名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S. N. Eisenstadt）看来，这种叙事方式和发展观“强调按一种普遍的进化尺度衡量所有社会的单线发展”。诚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开启了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拥有对现代化的绝对解释权。这种线性叙事无非是为了维护西方全球霸权、压制非西方世界自主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宣扬“传统－现代”线性叙事的同时将自身置于现代的位置之上，非西方国家对这一叙事的接受也就意味着其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和价值理念的肯认。显然，这一叙事体系内在契合了西方国家对普遍主义的话语需要，暗含着西方中心论的取向。
其二，“文明－野蛮”的对立叙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坚持线性叙事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世界是由多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组成的客观事实，然而多样化的民族和国家在其视野中被以文明与野蛮进行划分，文明与野蛮处于绝对对立状态。黑格尔（G. W. F. Hegel）、基佐（F. P. G. Guizot）等一众西方思想家就是持有西方（欧洲）文明与东方野蛮观点的典型。例如，黑格尔以自由意识进展为尺度，将世界历史划分为东方、希腊、罗马、日耳曼四阶段，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世界处于“历史的幼年时期”，属于停滞的“非历史”的阶段，西方世界尤其是日耳曼世界处于“完满的成熟和力量”的“老年时代”，“散播一种更为高贵的光明”。基佐亦将欧洲文明神圣化与理性化，宣称其“已经进入了永恒的天意的轨道，按照上帝的意图前进”。在这类思想观念的影响下，“文明使命”“文明托管”等话语在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大行其道，将对外扩张包装为文明对野蛮的征服与教化。针对这一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其最终目的在于“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资本主义文明世界。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眼中，“‘文明’这一进程在他们自己的社会内部已经完成。从根本上来说，他们自认为自己是一个现存的，或者是稳固的‘文明’的提供者，是一个向外界传递‘文明’的旗手”。这在本质上是为资本主义发展逻辑披上“文明”的外衣，而将非资本主义形态视为“野蛮”的叙事建构。然而，这种以“文明”自居的叙事恰恰自带无法消解的野蛮底色，因为“资本主义文明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基础上的，它无法克服和消除文明下的野蛮本性”。
其三，“支配－从属”的等级叙事。西方先发资本主义国家以自身为策源地，通过商品输出、殖民扩张、技术传播等手段将世界各民族国家强制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这在打破世界各国原本孤立发展局面的同时，“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支配－从属”关系。这种不平等关系随着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持续强化，无论是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依托依附理论揭示的“宗主－卫星”式的全球支配结构，还是伊曼纽尔·莫里斯·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以“世界经济体”为分析单位，将近代以来的世界格局系统概括为“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层级体系，均是对资本扩张塑造的不平等依附关系的阐述。正是这种不平等关系支撑着西方全球叙事的建构，这一叙事将西方世界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置于支配者、主导者地位，将非西方世界定格为从属者、依附者角色，后者必须依附前者，刻画出既具地理意义又具价值意义的等级依附秩序。例如，西方国家往往将亚洲东部区域称为“远东”，将拉美定义为“后院”，将非洲塑造为“黑暗大陆”形象。这些话语标签看似约定俗成的地理称谓，实则是将西方中心主义嵌入全球认知的隐性工具，其将非西方世界置于以西方为中心的空间坐标系，以此否定其他国家的文明主体性。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曾指出：“美国自建国以来笃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价值，声称自己有义务传播这些理想。这一信念常常成为美国的驱动力。”这一评价无疑是中肯的，西方国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西方国家将自身标榜为自由、民主、人权的代表和模范，以此遮蔽非西方文明的自主性与创造力，进而为自身对全球资源的掠夺和支配提供合法性解释。
总之，在西方中心主义全球叙事的主导下，世界历史始终被放置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等的对立中进行言说，人类文明的发展始终伴随着“文明优劣论”“文明冲突论”等论调。这从本质上看都是在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和利益侵占提供话语包装和叙事辩护。
（二）西方中心主义全球叙事的当代困境
尽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叙事充斥着“普世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等根本问题，但是由于其在经济、资源、科技、军事等方面占据的领先优势，这一全球叙事曾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然而，进入21世纪，全球格局发生深刻变化，这一主导全球数百年的叙事体系面临多重困境。
第一，经济增长陷入困境，旧全球叙事的认同感持续动摇。经济全球化既为西方中心主义全球叙事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和挑战。不管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还是欧洲债务危机，都暴露出当今金融化、虚拟化的资本主义经济面临危机调节机制失效、增长动力不足等窘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版图”。不管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还是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合作平台与多边机构的建立，都在逐步打破西方主导的经济体系及全球叙事霸权，为传播多元发展理念、构建新型全球叙事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民主政治问题频发，旧全球叙事的吸引力不断下降。“近现代西方民主的内容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是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及资产阶级取代封建统治阶级而逐步确立起来的。”无论近现代西方政治制度 如何演变，民主始终被西方国家用于自我形象的构建，形成了诸如“民主灯塔”“民主旗帜”等话语标识。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民粹主义运动在西方世界兴起，但无论是左翼民粹主义运动，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还是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如英国的“脱欧”运动，都未能带来实质性的变革，反而影响西方自身政治体系的稳定。显然，西方政治运动不仅未 能书写全球叙事新篇章，反而显现出西方旧有叙事的矛盾，致使其全球吸引 力、感召力不断下降。
第三，文化观念冲突不断，对旧全球叙事正当性的质疑加剧。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资本主义全球扩张逐步由显性的暴力强制转向隐性的文化渗透，诸如个人主义、消费主义、自由主义等理念通过电影、电视剧、音乐、广告等各种文化产品和各种传播渠道输送至全世界。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被嵌入各类文化符号，潜移默化地影响各个国家的文化主权和民族文化根基。有学者曾对此指出，“帝国主义像过去一样，在具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活动中，也在一般的文化领域中继续存在”。这一论断揭示了帝国主义在文化领域长期存在、持续渗透的内在逻辑。近年来，随着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与民族文化认同的不断强化，这种单向度的文化传播模式遭到越来越多的排斥，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消费主义与环保主义、宗教信仰与世俗价值观冲突不断，进而加剧了对西方中心主义全球叙事正当性的质疑。
第四，国际格局深刻变革，旧全球叙事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在冷战结束后，世界多极化趋势愈发明显且不可逆转，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国际格局深刻变革。中国、巴西、印度和南非等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东盟、非盟、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拉共体等地区合作机制影响力不断提升。波兰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科勒德克（Grzegorz W. Kolodko）坦言，“从七国集团到二十国集团，全球政策结构比例正在发生变化”，“一个全新的世界正在冉冉升起”。在此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众多西方国家不但不主动顺应这一变化，反而试图通过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维护自身霸权，这不仅改变不了其自身话语权下降的事实，而且会加剧国际社会的不确定性和经济风险，致使其全球叙事的信任危机不断扩大。
随着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与历史局限在全球化时代集中暴露，西方中心主义全球叙事主导地位的松动与表现范式的瓦解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必然，这愈发凸显了打破既有叙事霸权、构建新型全球叙事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这一诉求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性交汇下，尤其是在新时代中国的发展成就和国际实践中获得了深厚的现实根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初步成功实践和取得的显著成就，新时代以来‘东升西降’、‘中治西乱’的鲜明对比，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看到了新的希望，有了新的选择”。作为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中国的现代化实践积极助推解决全球性问题，这在超越资本逻辑固有局限的基础上，为构建新型全球叙事提供了坚实的实践支撑。更重要的是，新时代中国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价值指向为这种新型全球叙事提供了价值引领，使之朝着各国人民携手并肩、共同发展的美好世界迈进。
二、叙事机理：聚焦世界问题的中国方案呈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国际层面的话语叙事建构与传播既体现在对自身发展路径和成就的言说之中，又体现在对世界性议题的参与和方案呈现之中。为了填补西方国家在应对关键全球问题时的“缺场”，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全球叙事的历史局限，新时代中国致力于为解决世界问题提供新型全球叙事。这一叙事呈现普遍性与特殊性、世界性与民族性相统一的发展逻辑和叙事特质，而四大全球倡议恰恰是这一叙事的典型呈现。
（一）叙事起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美国学者奥兰·扬（Oran R. Young）认为，在全球化的系统中“再也不可能出现孤立绝缘地在一个有限空间区域中发展，而不与全球范围内运行的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现象”。因此，在全球化深入演进的背景下，任何发展命题不仅需要充分考量各民族各国家自身的发展条件，而且要将世界维度纳入考量范围。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程就是充分贯彻这一理念的典范。面对新时代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党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显然，这“两个大局”既是新时代党谋划各项工作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深刻理解和把握四大全球倡议的提出的逻辑起点。
一方面，四大全球倡议植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实践进程。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生死存亡境地，自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百余年伟大奋斗取得的经验，是四大全球倡议得以生成的重要原因。例如，全球发展倡议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发展理念直接源于脱贫攻坚、推进共同富裕、生态文明建设等实践；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则是“以和邦国”“和而不同”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新中国多民族和谐共生、团结奋斗的实践在国际维度的延伸。这种从经验到理念升华的过程，在本质上就是将中国内部实践中被验证有效的经验提炼为具有全球适应性的公共产品的过程，是在推动民族复兴的同时助力世界发展、实现自身发展与全球贡献的双向统一的过程。另一方面，四大全球倡议是直接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产物。进入21世纪，虽然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是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确定、不稳定、不可预测因素明显增多。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研究“事关长远、事关全局、事关根本的重大战略课题”，“特别是要深入研究如何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重大问题”。四大全球倡议精准锚定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面临的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大核心议题，是对当前世界缺乏应对理念和路径的直接回应。这种回应同样关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世界历史的发展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得以提出的前提，也是其得以实现的重要基础。四大全球倡议通过提供非意识形态化、非地缘博弈性的公共产品，证明民族复兴与全球共赢的兼容性，既是对百年变局下全球需求的回应，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
据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构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体性内容和关键性变量”。因此，将“两个大局”作为四大全球倡议的全球叙事起点既符合其生成背景，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其建构逻辑。
（二）叙事逻辑：基于人类社会普遍关切的问题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面对全球变局，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叙事呈现理念与现实、承诺与行动的巨大落差，逐渐陷入霸权困局与解释困境。与此同时，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始终以人类社会普遍关切的问题为导向，积极将发展成就和宝贵经验贡献给世界，在打破国际社会对中国认知偏差的同时为全球发展提供多元路径参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国际话语场中“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四大全球倡议蕴含的丰富概念、范畴和表达就是中国话语国际呈现的典范。这样的话语叙述并非由中国向世界单向度、霸权式的强制迁移，而是聚焦人类社会普遍关切的安全、发展和秩序问题并开放吸收各国意见的集中呈现，充分展现了中国旨在解决重大全球性问题的治理态度。
正是基于问题导向的叙事生成逻辑，四大全球倡议自提出起就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而非悬浮的“口号式”叙事。第一，全球发展倡议聚焦可持续发展问题，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叙事。当前，全球发展面临南北差距、复苏分化、发展断层、技术鸿沟等一系列问题，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度滞后。为此，全球发展倡议提出“六个坚持”，将“发展优先”置于首要地位，并兼顾人的全面发展、创新驱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问题，为全球发展提供了全面、系统的解决方案。第二，全球安全倡议聚焦和平与安全问题，推动构建全球安全叙事。当前，全球安全问题尤为突出，地区安全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传统安全威胁和网络、生物、气候等领域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叠加，直接影响人类的前途命运。为此，全球安全倡议提出“六个坚持”，提倡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统合差异化需求和多样性问题，以整体性的应对思路取代传统碎片化的处理模式。第三，全球文明倡议聚焦人类文明进步问题，推动构建全球文明叙事。当前，人类文明进步面临巨大挑战，部分国家仍以文明优越自居，推行“价值观外交”，将文明标签化、工具化，加剧文明隔阂，损害文明多样性。为此，全球文明倡议以“四个共同倡导”为基本内容，号召在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推动文明交流、创新与发展，共同应对影响人类文明进步的全球性问题。第四，全球治理倡议聚焦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问题，推动构建全球治理叙事。当前，国际秩序进入激烈的动荡变革期，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甚嚣尘上，西方中心主义的治理逻辑难以适应多极化趋势，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为此，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包括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和注重行动导向在内的“五大核心理念”，刻画出全球治理的前提、保障、路径、遵循和原则互相贯通的逻辑理路，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指明了方向。
可见，四大全球倡议以多元话语适配不同受众。针对发展中国家，侧重发展优先、平等合作；针对发达国家，侧重文明互鉴、安全共治；针对国际组织，侧重基于联合国框架展开行动。这种叙事逻辑让不同国际对象都能从倡议中找到价值契合点，呈现平等包容的叙事底色。更重要的是，这种叙事的问题导向不局限于某个或某类国家问题的解决，而旨在全人类共同问题的解决，因此更容易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三）叙事特征：世界问题与中国方案的辩证统一
20世纪美国传播学家沃尔特·费希尔（Walter R. Fisher）提出叙事具有三层含义：第一层是包括描述和轶事等在内的个性化形式；第二层是包括论证和叙述在内的一般化形式；第三层是用来理解人们决策、话语和行动的概念框架，如戏剧化。实质上，费希尔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叙事的本质特征应呈现为一般性与特殊性、完整性与标识性的统一，而这亦构成全球叙事的建构要求和特征所在。四大全球倡议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了这一特征，因其经由中国实践总结提出，又直接面向全球，实现了世界问题的现实指向与中国方案的实践回应相互支撑、有机融合，是世界问题与中国方案、世界需求与中国贡献的辩证统一。
一方面，四大全球倡议的叙事建构需要把握世界与中国的共性。四大全球倡议涵盖的发展、安全、文明、治理等问题既是世界普遍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二者之间具有共性，这为中国方案走向世界场域奠定了基础。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扩大、阶级矛盾激化等问题的根源。为了缓解上述矛盾、维护资产阶级利益，资产阶级选择将本阶级利益说成普遍利益，将内部问题包装为全球问题，将本国危机转嫁给世界各国。与此相反，社会主义中国从不避讳自身的不足，面对发展、贫困、生态、腐败等问题，始终保持正视问题的自觉和积极解决问题的勇气，积极寻找自身问题与世界问题的共性，并以自身经验、智慧、方案推动世界问题的解决。四大全球倡议就是这种努力的典范，它们既不是脱离世界现实的理想主义，也不是局限于自身利益的功利主义，而是以问题为导向、以实践为基础、以共赢为目标的系统性方案，深刻诠释了“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的共生逻辑。
另一方面，四大全球倡议的叙事建构还要突出中国的在场与贡献。有学者指出，作为重要的媒介、手段、场所甚至是竞争对象，话语既不与强权政治竞争，也非强权政治的补充，相反它是强权政治本身，行动者通过话语对他人的行为施加影响，产生政治主体并定义社会关系。还有学者更直接地指出，“话语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建立、维持和改变权力关系，并且改变权力关系在其间得以获得的集合性实体（阶级、集团、共同体、团体）”。可见，话语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影响力，它既是权力延伸的隐性工具，也是价值共识的凝聚纽带。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的信任不仅源于理念的吸引力，而且源于行动的可信度，而话语既是理念的表达，也是行动的言说，是二者的统一载体。四大全球倡议的话语叙事突出中国的在场与贡献，旨在用中国实践证明全球治理可以有多元路径，发展不必依赖“新殖民主义”的掠夺，安全不必依靠“军事同盟”的威慑，文明不必遵循“优劣排序”的逻辑，治理不必屈服“少数国家主导”的规则。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今天，这种基于事实贡献的话语叙事能更有力地争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认同。“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加大援外力度，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未来，这些具有中国话语特色的国际公共产品将同四大全球倡议一道成为化解全球危机、重塑全球秩序、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中国方案。
三、叙事指向：为人类文明进步与世界和平发展提供新型全球叙事
基于上述叙事机理的分析，四大全球倡议的叙事建构并非止于问题回应与方案供给，而是更具有面向长远未来的叙事指向。在旧有西方中心主义全球叙事陷入困境的情况下，中国要想科学谋划、有效掌控国家发展与国际竞争的战略全局，就必须构建一套既能够充分体现自身文明底蕴、价值理念与战略目标，又能够为世界秩序转型与人类共同未来作出贡献的全球叙事体系。以“中国－世界”互构语境为重要参照系的四大全球倡议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其立足全新的世界交往逻辑与发展理念，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价值遵循，以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为实践依托，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指引，为人类文明进步与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一种兼具中国立场与世界意义的新型全球叙事。
（一）新型全球叙事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价值遵循
为确保叙事逻辑自洽与实践引领效果，无论是宏大叙事还是微观叙事都蕴含相应的价值支撑、体现相应的价值立场，而新型全球叙事的价值属性显然需要立足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普遍需求。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首次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包含的六大核心理念是超越国家、民族、文明差异的最大价值公约数与最广泛价值共识。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共识是不同主体开展对话、协调行动的“共同语言”，不仅有助于通过集体合作推进共同利益，而且有助于降低“在‘世界应当如何秩序化’这一问题上产生冲突的程度”。正是在这一逻辑基础上，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四大全球倡议筑牢了价值根基，四大全球倡议构成全人类共同价值在世界重大领域的具体展开。
基于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深刻把握，四大全球倡议系统性解决方案的提出与推进都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底层逻辑，确保倡议不偏离人类整体利益。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四大全球倡议提供了贯穿始终的价值指引。全人类共同价值包含的六大核心理念并非零散的价值观念，而是逻辑严密、内涵贯通的价值体系，其为全球发展倡议提供“发展正义”的价值基点，为全球安全倡议筑牢“共同安全”的价值基础，为全球文明倡议注入“文明平等”的价值内核，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平等合作”的价值准则，确保各项倡议始终围绕人类整体利益推进，不偏离全球共同诉求。另一方面，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从理念共识转化为实践行动。四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个关键领域发力，通过机制搭建、项目推进、规则完善等务实行动，将全人类共同价值从抽象理念转化为破解全球问题的具体路径。例如，就全球发展倡议而言，成立“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扩大全球发展倡议项目库等举措不仅是对“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的践行，而且把全人类共同价值融入推动全球发展的全链条，让各国人民在一个个务实项目中切实感受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意蕴，以普惠包容践行公平、以互利共赢彰显正义。总之，全人类共同价值与四大全球倡议倡导的价值理念高度契合、相得益彰，全人类共同价值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框架，以人类整体利益为出发点，为构建更具包容性、公正性的新型全球叙事提供了价值引领。
（二）新型全球叙事以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为实践依托
任何一种叙事的建构都不是静态的逻辑建构，而是以实践发展为根基、随实践变化而动态调整的。四大全球倡议的生成和推进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深度融合，其叙事建构是实现价值规范与事实逻辑的统一。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源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创造，又蕴含全人类共同价值取向，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就世界而言的最高成果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丰富和发展使四大全球倡议实现了从话语言说向文明实践的转化。
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四大全球倡议的内涵特征深度契合，前者为后者的推进落实提供了现实载体。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基于自身发展实践而形成的区别于传统现代化模式的文明样态，它既遵循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兼具自身鲜明特征。例如，“以人民为中心、协调发展、和平发展，既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充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而若没有“五大文明”蕴含的协调发展、共同富裕等文明诉求，就难以形成坚持发展优先、以人民为中心的全球发展倡议。事实上，四大全球倡议的每一项内容都根植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实推进，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发展、安全、文明、治理这四大全球核心议题上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四大全球倡议直接面向全球性议题，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走向世界场域。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一种全新的文明类型，虽以特定的现代化为基础但以超越现代性为旨归。因此，人类文明新形态虽以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基础，但以全人类的文明诉求为指向。四大全球倡议分别从发展基础、安全保障、文明活力、治理秩序等关键维度为其走向世界提供了支撑，不但使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逻辑得以延伸至全球场域，让不同国家在参与中感知其可行性与优越性，而且能够通过重塑全球治理的价值导向与规则体系，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符合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方向演进。正是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丰富和发展与四大全球倡议的推进与落实的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在中国实践、中国经验与世界问题、世界发展的互动中，一种新型全球叙事得以展开。
（三）新型全球叙事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指引
目标的设定是确保叙事有效性和影响力的核心要素，新型全球叙事必须摒弃西方中心主义全球叙事目标的虚假性，始终面向人类文明进步与世界和平发展。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党的二十大报告从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五大方面勾勒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图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重大课题给出的时代答案，既“打破了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文明分界线，也逐渐突破了西方霸权主义对全球发展的绝对支配地位”。四大全球倡议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根本目标。
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抽象的理念，而是贯穿四大全球倡议的逻辑主线，规定了四大全球倡议的方向目标，四大全球倡议则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大核心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可操作、可落地的全球行动。首先，从四大全球倡议的内涵看，“共同体”理念本就是四大全球倡议的重要内容。全球发展倡议提出“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全球安全倡议提出“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全球文明倡议提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这些内容直接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指向。其次，从四大全球倡议的作用看，四大全球倡议各有侧重又相互衔接，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致力于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解决发展鸿沟问题，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物质基础；全球安全倡议通过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破解国际安全问题，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安全保障；全球文明倡议聚焦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消弭文明冲突问题，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价值共识；全球治理倡议关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应对治理失衡问题，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搭建治理框架。最后，从四大全球倡议的影响看，虽然四大全球倡议提出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已得到众多国家的响应和支持。以全球发展倡议为例，截至 2024年，这一倡议已经动员近200亿美元发展资金，开展了1100多个项目。这既印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影响力与感召力，也表明四大全球倡议并非中国的“独角戏”，而是各国共同参与、共同受益的“大合唱”。中国始终以世界发展的推动者、国际安全的维护者、人类文明的促进者、全球治理的参与者的角色推动构建着眼人类文明进步与世界和平发展的新型全球叙事。
石德金，哲学博士，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喻志荣，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6年第4期，是“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栏文章之一，注释从略，全文请见原刊，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