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以历史维度的传承创新、现实维度的制度优势和理论维度的价值建构，系统阐释了中国经济体系演进视域下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揭示了中国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制度密码与理论创新。文章指出，中国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创造性融汇市场经济活力与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既吸纳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效率，又以公有制为主体地位、政府宏观调控，实现对西方自由主义与苏联计划经济的“合题”性超越。这一体系的综合性优势体现在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和市场治理机制，形成“稳定与增长协同”的独特经济发展范式。在理论层面，中国以经济实践为基础，在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以以人为本的正义体系实现对传统范式的突破，为中国奇迹提供理论支撑，并为世界经济体系变革奉献了中国方案，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了兼顾效率与公平的中国智慧，推动人类文明向“人本逻辑”跃迁。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现代化经济体系；所有制；经济治理；以人为本；制度优势

一、问题的提出：中国为什么能够同时创造“两大奇迹”

党的二十大以来，学界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持续深化。本文聚焦中国经济体系演进视域中的中国式现代化展开探讨，这一研究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回应了现实的实践需求。从学术研究的个人经历层面来看，近年来在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及学术交流活动过程中，国外学者普遍关注一个核心问题：中国何以同时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往往难以兼具，部分国家虽曾在特定时期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如部分东亚国家创造了“东亚奇迹”，却未能保持发展的可持续性，最终爆发东亚金融危机；另有一些国家虽长期维持政治社会稳定，但经济发展迟滞，生产力水平与民众生活质量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中国在当代世界创造的诸多“第一”甚至“唯一”的成就，其背后蕴含的发展逻辑与实践密码，亟待进行系统性的理论总结与反思。从当前的全球治理变局来看，中国为什么能够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保持如此战略定力？尤其是在美国发动全球贸易战的背景下站出来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和全球化，展现大国的责任意识和战略定力？其核心原因在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党的创新理论的科学指引，悠久厚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给我们的战略智慧，也有我们强大的经济实力与现代化经济体系。一个国家的优势，从根本上看是制度优势，国家之间的竞争从根本上看是制度竞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布局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经济支撑，彰显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智慧和能力。基于上述理论与实践需求，本文拟从以下方面对中国式现代化展开深入研究。

二、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历史建构与创新突破

近代以来的世界经济是一种现代性和体系性经济。现代化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包含着理性化、工业化、市场化、都市化、民主化、法治化等，究其基础则是科技现代化、生产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等。而所谓全球化，就是现代化的全球性扩展，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经济体系，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经济思想或经济主义。从当代全球实践来看，市场经济是主流选择。从经济思想的角度看，比较早的是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的经济思想，基本上就是一种放任市场的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后来有了以哈耶克、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在承认有限国家干预的同时，仍强调市场优先。在西方也产生过“凯恩斯主义”，要求重视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但在资本主义世界，尤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以来是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什么叫自由主义经济？就是让经济在市场环境中自由地发展，由价值规律来支配，让价格围绕价值来波动，通过生产和销售产品获得利润，激发生产者的积极性，创造巨大的生产力，让产品越来越多，既满足人们的需要，提升人们的消费水平，也创造社会发展活力，促进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尤其是随着高科技的和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不仅有了大机器生产，还有了智能化生产，产生出巨量的丰富多彩的生产和生活用品，让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但是自由主义经济也有它的根本性问题，那就是由于私有制的作用，不同的人对社会财富的占有是很不一样的，生产资料的占有者有可能占有剩余价值，形成对于他人劳动及其成果的占有，形成剥削，造成贫富差距。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人的社会地位会发生分化，产生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形成了马克思所讲的劳动异化。所以，自由主义支配的经济体系是有活力的，能够激发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但是它也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分化，拉大贫富差距，引发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产生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开展了对资本主义的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后来就有了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是站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对立面来考虑问题的，力图消灭造成资本主义严重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由于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根本原因是私有制，社会主义国家就搞公有制。由于自由资本主义会造成阶级分化和阶层分化，社会主义国家选择把社会主义和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相结合，走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当时苏联经济在相当长时期里其实也发展得很好，要不然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进行长期的对峙。但是经历几十年的战略博弈，由于单纯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难以长期激发社会活力，加上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等复杂原因，导致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笔者曾经专门到俄罗斯去做过一些调研，也访问过罗马尼亚、乌兹别克斯坦等一些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们有的原来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搞过社会主义，又搞过资本主义，现在正处于徘徊甚至困境中，面临着很大的道路困惑。这说明，一个好的经济体系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极为重要。

从这种角度来看，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既是全球经济发展逻辑的一种合理性的延伸与传承，又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与创新。所谓合理性的延伸与传承，就是我们把迄今为止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种主要经济形式的优点都学习和继承下来了；所谓革命性变革与创新，就是我们前所未有地把这两种本来处于分离以致对立状态的经济体系融为一体，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根基，既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立足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对所有制结构等进行创新性重构。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经历了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到“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变迁，为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提供了强大支撑，激发了巨大的市场活力。我国对市场作用的认识经历了从辅助性作用到基础性作用，再到决定性作用的渐进式理论突破。这一过程中我国始终以社会主义为根基，逐步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并非简单地直接移植西方政治制度下的那种彻底的自由市场（Free market），而是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领导下，保留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按劳分配，保留了政府对于经济的宏观调控职能。这一体系既可以防止纯粹的市场经济可能带来的周期性经济危机，防止造成社会的巨大分裂，还可以通过有为政府来推动有效市场建设，构建独特的新型举国体制，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和快速发展。

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传承与创新路径并非预先设计，而是在实践中通过大胆突破与创造性探索逐步形成的。我们这一段历程其实走得非常之艰难，甚至可以说是惊心动魄。作为历史进程的亲历者，笔者对这一探索历程有深刻体悟。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先是学习苏联模式，逐步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希望能够在经济建设方面实现大跃进。由于急于求成的发展思路在实践中行不通，加之部分地方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经济困难时期。当时的中国人吃不饱，处于粮食短缺与物资匮乏的生存困境。为应对经济困难时期的物资匮乏，我国对城市人口实行口粮定量配给制度，并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实施严格的计划分配与管控。这一时期，经济运行呈现显著的短缺特征，形成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特有的物资短缺现象。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从建立在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这两种公有制基础之上的计划经济，逐步转向有计划商品经济，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92 年，党的十四大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决策，这一战略抉择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思想层面，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为标志，完成了从“计划经济意识形态”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思想跨越。它引发了经济领域根本性的思想变革，为改革开放纵深推进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既是“真理标准大讨论”所带来的思想解放的延续与深化，也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论典范。在政治层面，党的十四大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策，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转折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前者推动中国经济体制实现革命性变革与体系化创新，促使经济建设成为国家发展的核心任务，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大突破；后者则开启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移的进程，为中国社会发展指明正确方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道路问题。正是基于这一制度基础，我们通过10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实践，把中国建成了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市场经济国家”，从而具备了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资格，并于2001年获批成为WTO的成员。此后，中国经济、政治、思想、社会、文化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步入了一体化发展的快车道。也正是由于中国持续深化改革开放、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我国经济实现了长期快速增长。在21世纪头十年，我国GDP年均增速保持在10%左右，经济总量连续超越多个西方主要经济体。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并作出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大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其中包括“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取得重大进展”；明确了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其中包括“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在阐释到2035年的改革目标和分领域目标任务时，强调“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由“建设”到“建成”，这为我国快速健康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明确了路线图和时间表，指出了既有世界品格也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形成了“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一步健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的发展型改革之路。

三、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治理结构和比较优势

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造就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这两个世所罕见的奇迹，让中国由近代以来长期滞后，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跟跑，到现在与世界很多发达国家同行，甚至在某些方面展示出一定的优势，在部分领域开始了领跑。原因可从多个角度分析，但从根本上看，是因为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一种综合性优势，那就是把世界上迄今为止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几乎所有的优良要素进行系统性整合，使其形成一个有机有序体系，进而产生良好的系统性功能。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行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所强调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从总体上看，现代化经济体系包括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系等。

第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既稳定又充满活力的本质基础。所有制是社会经济制度的核心和基础，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从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到后来的各种形式的公有制和私有制，各国有不同的所有制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结构，这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通过市场化改革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制度创新，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鲜明的开创性和独特性。我们将公有制和多种所有制很好地内在结合起来，而且在国内的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领域形成不同方式、程度和水平，使所有制形式与生产力的发展需求相契合，促进社会的发展。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国不同地区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水平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某种正相关性。笔者是湖北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省里不时召集开会讨论湖北省的经济发展，在谈到湖北学习国内外榜样时，笔者主张湖北要向东南沿海省份学习，例如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等等。为什么？因为这些地方的民营经济发展很好，在地方经济中占比很高，尤其在高新科技和新兴产业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地方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活力，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从全国的总体布局看，公有制经济尤其国有经济仍然发挥着压舱石的作用，尤其是在关涉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的战略性产业方面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样我们既可以通过强大的公有制经济使社会保持稳定，同时也通过多种所有制把各种社会资源都集中到社会生产体系中来，发挥积极作用，激发社会生产活力。

第二，以按劳分配为主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使各种要素都能为社会作出积极贡献并得到合理回报。分配方式是社会经济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直接体现生产要素的社会价值，涉及社会公平正义。分配方式和所有制形式密切相关。在单一公有制条件下，生产资料属于社会，劳动者只能通过劳动来获取生活资料，社会只能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多种所有制要求与之相应的多种分配方式。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我国，按劳分配作为主要的分配形式，而多种所有制并存，要求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多种分配方式都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个人的资本、智慧、技术等都在生产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都可以相应地参与分配，这有利于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第三，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内在结合使中国现代化经济既有内生活力又有良好秩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对于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我们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和创造的历程，从市场的辅助性作用，到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再到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并没有放弃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而是一方面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激发市场活力；另一方面发挥政府的作用，努力构建公正平等的法律法规体系，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社会平台，创造良好营商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笔者曾对不同层级政府公务人员授课时指出，他们作为“有为政府”的代表，对市场健康发展所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最根本的是要将公权力用于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创设更多更优质的公共平台与公共服务产品，以此推动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在为 EMBA 学员等身家丰厚的企业家授课时，同样期望他们能将宝贵的资本与稀缺资源更多更好地投入造福社会、惠及人类的事业当中。

我国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内在地结合起来，把多种经济要素内在地结合起来，这在世界经济体制史上是第一次，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也是第一次，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更是第一次。而且这种结合创造出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也创造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正是通过二者的有机有序结合，我们的产业体系才能够做到创新引领、协同发展，市场体系才能够做到统一开放、竞争有序，收入分配体系才能既体现效率又能促进公平，城乡区域发展体系才能够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绿色发展体系才能够做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全面开放体系才能够多元平衡、安全高效。总之，我们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内在地结合起来，既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举国体制推动教育、科技和人才的一体化发展，全面发展新质生产力，促使经济社会发展始终行进在健康有序和高效的轨道上。

四、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价值取向和正义体系

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既是一个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实体性体系和实践性体系，也是具有自主知识意义的思想性体系和理论性体系。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提出：“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在这里，中国特色的自主经济体系为具有自主知识地位和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提供了必要和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思想资源，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形成了以人为本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人民的主体性体现了唯物史观的原则，是对人民主体地位、主体利益与主体力量的强调。”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核心的标识，在于其构建了以人为本的经济体系与经济理论。“以人为本”理念的实践远比理论阐述更具挑战性。我们虽不能断言西方经济体系完全背离以人为本，但其以私有制为根基，本质上是以社会中的富人群体、资产持有者为本，其他社会成员则依附于所有制体系与生产体系而存在。而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所关注、依托和服务的“人”，是具有完整意义的“大写的人”，涵盖全体 14 亿人口——既包括富人群体与具备卓越能力者，也包括低收入群体与社会弱势群体，也就是包括了处于公正平等社会体系中的全体成员。基于此，践行“以人为本”，实现“经济民享”，其实质就是“利为民所谋”，即党和政府一切工作的宗旨是为民造福。

前不久笔者专门邀请美国耶鲁大学著名学者托马斯·博格教授到华中科技大学连续做了5场学术演讲和学术对话，主题是全球正义与全球善治。我们从当代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开始谈起，然后谈到贫困治理问题、环境治理问题、持久和平问题，最后回到正义与善治主题，内容非常丰富和精彩。托马斯·博格教授是国际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弟子，罗尔斯长期研究正义问题。博格教授也长期研究正义问题，并努力付诸实践，在全球范围内关心和支持弱势群体。在对话交流中，笔者提出了一个关于正义的思维模式和评价体系的观点，即分析一个社会公平正义体系应该包含前提正义、原则正义、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这四者之间有时候是一致的，有时候是不一致的，有时候还是背反的，需要妥善加以处置。世界上迄今为止的思想理论家，大概都关注这四种正义中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正义，很少将其作为一个体系来作系统的思考和构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四维正义体系”即前提正义、原则正义、程序正义、结果正义重构经济伦理，超越了西方“资本中心”逻辑，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核心价值坐标。从脱贫攻坚的成果共享到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这一理论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思想支撑，更以“非西方现代化范本”的姿态，展现出对人类经济文明的范式创新。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观的践行与发展，努力关注正义要素的协同性和正义体系的全面性建构，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价值取向和综合性优势。

第一，坚持和保障前提正义。前提正义涉及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法律制度、伦理基础和市场规则，其核心在于确保经济体系运行的制度框架本身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尤其是坚持初始条件正义性，以确保所有参与者有平等的机会。我们必须承认，人是有差异的，无论是老弱病残的，还是来自东南西北和农村城市的，我们的政策得把所有人的复杂情况都纳入考虑范围，保障所有人平等的基本自由权利，给所有人以公平的机会，加强市场准入的公平性，加强产权的保护，通过制度设计来确保市场主体机会均等。我们尤其防止特权阶层的制度性寻租空间，将儒家经济伦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智慧，在现代转型中转化为对起点公平的追求。这里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要推动公有制主体地位巩固与多种所有制相互促进、协同共进。要加强“制度供给的供给侧改革”，努力超越传统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构建具有自洽性、前瞻性、包容性的新型制度矩阵，在制度根源处筑牢正义基石，为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持续演进的能力储备，努力实现“好的市场经济”的制度愿景。

第二，坚持和实施原则正义。原则正义涉及指导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政策的核心价值观，涉及运行规则的公正重塑，比如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等是促进经济制度运行规则的伦理正当性与实践有效性的辩证统一。要为所有人创造一个公正平等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实行统一的公平正义的原则和规范，消除任何形式的歧视，让所有人都能够有机会在公正平等的原则下出彩。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要坚持竞争中性和公平原则，强化代际公平原则和风险防控机制原则，确保各参与方的公平竞争和可持续发展。在数字化时代，要高度重视原则正义的数字化表达，努力将伦理要求转化为可执行的代码规则。要加强制度弹性的智能调控，努力开发基于大数据的政策动态校准系统。要重视文明价值的制度具象，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规则载体。通过坚持和实施原则正义，我们可以更好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制度范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从“自发秩序”向“自觉文明”跃升，在文明互鉴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体系，最终形成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序社会“三位一体”的制度文明新形态。

第三，坚持和实施程序正义。程序正义关注的是决策和执行过程的公正透明，要求现代化经济体系在治理过程中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其核心在于通过规范化的制度程序确保经济权力运行的公开性、参与性与可问责性。程序正义不仅关乎经济决策的科学性，更是市场经济法治化的核心支柱。要完善立法程序，坚持政策制定的利益回避机制，加强公众参与机制，利用技术提高透明度，构建经济决策的协商民主平台。要加强标准制定的多方共识形成机制，强化争议解决的对话型行政模式，建立政策传导的衰减系数监测体系。坚持程序正义，本质上是现代化经济治理从“权力本位”向“规则本位”的深刻转型，努力构建“制度—技术—文化”三位一体的新型经济治理生态，为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持续的制度动能，最终达成“良法善治”的治理境界。这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成熟定型的关键标志，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第四，坚持和实施结果正义。结果正义关注的是经济发展成果分配的伦理正当性与社会可接受性，其核心在于通过制度设计实现财富、机会与权利的合理分配，确保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发展红利。结果正义要求对财富和资源的分配公正，尤其是最终的经济成果的分配公平。这不仅涉及分配机制的效率与公平，更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集中体现。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结果正义包括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区域发展平衡等方面。当代中国强调共同富裕政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等。坚持结果正义，需要构建“市场基础—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三维分配体系，努力构建“效率兼容公平、增长蕴含共享”的新型分配范式，坚持付出与所得的合理匹配，保障最大多数人的合理利益和诉求，激发最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尤其是要动用组织的力量，关心和帮扶弱势群体，让他们也能够享受基本的安宁的生活。要以制度创新共建共享发展成果，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最终实现从“物质富裕”到“全面发展”的文明跃升，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中国方案。

由以上四个方面有机构成的现代化经济正义体系，从根本上推进了从“物本逻辑”到“人本逻辑”的范式转换，它以“以人为本”的公平正义为导向，通过“权利保障—机会开放—程序公正—成果共享”的多维框架，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核心价值坐标，实现市场多维主体性的系统性重构，“逐渐构建并不断完善了在分配、权益、机会、规则等方面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实现所有人的发展权保障。这种制度建构既突破了西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局限，又超越了传统计划经济的路径依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义范式与正义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一种以人民为主体的文明形态。其中，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正义体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能激发绝大多数人的奋斗精神，为中国经济赋予强大动力，展现出巨大活力，推动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它能够最大程度地保障绝大多数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各安其位、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协同合作，进而保障社会长期稳定。从具体成果来看，这一体系的结果是使有卓越能力的人能够成就伟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保障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合理权益，造就了一个比较庞大的中产阶级；保障了社会的弱势群体获得必要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使其分享社会发展成果。比如中国贫困治理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尤为突出。经过长期不懈地努力，特别是在新时代的十年间，我国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不仅“授人以鱼”，更注重“授人以渔”，通过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让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全体人民过上小康生活，逐步走上共同富裕之路。

五、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世界价值与文明启示

“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人类文明新境界，反映了人类文明创造的逻辑和文明进步的规律，同时也为世界文明的整体进步作出了贡献。”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当代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对世界先进经济体系有所学习和传承，吸收了人类经济发展智慧；另一方面又有所变革和创新，展示出独特的中国智慧、中国特色和中国优势，推进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变革与创新。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与发展，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制度创新成果，更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探索。它以独特的逻辑理路和实践成效，在全球化版图上标注了非西方现代化的成功坐标，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发展难题提供了思想启示与实践经验。

其一，对“现代化 = 西方化”叙事的根本性突破。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成功实践证明：现代化路径具有多样可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既非对西方模式的简单复制，也非对传统计划经济的固守，而是在坚守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市场经济的技术工具性，形成“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社会有序”的复合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打破了制度竞争的“非此即彼”的逻辑，证明不同文明传统、社会制度与经济模式可以通过兼容并蓄实现现代化目标。

其二，公平与效率辩证统一的全球治理方案。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以资本增值为核心逻辑，导致全球范围内贫富分化加剧、社会撕裂加深。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以以人为本的正义体系，尝试破解这一全球性难题。通过前提正义的制度设计（如产权平等保护、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保障发展机会均等；依托原则正义的价值引领（如共同富裕、碳中和目标），将伦理要求嵌入经济规则；借助程序正义的技术赋能（如大数据辅助决策、协商民主平台），提升治理透明度与参与度；最终通过结果正义的系统建构（如三次分配、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发展成果全民共享。这种“四维一体”的正义体系，将公平从抽象的道德诉求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框架，既避免了苏联计划经济“绝对平均”导致的低效，也超越了西方市场原教旨主义“赢者通吃”的弊端，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中国实践样本。

其三，文明互鉴视域下的经济制度创新范式。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另一重世界意义，在于其展现的文明包容性与制度弹性。在所有制结构上，它将公有制经济的稳定性与非公有制经济的灵活性有机统一，形成“国有经济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共生格局，既通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保障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经济安全，又通过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增强微观主体动能；在治理机制上，它突破“政府—市场”二元对立，构建“有效市场激发活力—有为政府弥补失灵—有机社会协同治理”的三元结构，在应对疫情冲击、全球产业链重构等挑战中展现出强大韧性；在理论建构上，它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中提炼创新动力，形成兼具科学性与民族性的理论体系，证明不同文明传统可以通过互学互鉴实现制度创新。

其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胸怀天下、关照全人类的世界历史性实践，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统一。”站在全球治理变革的关键节点，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价值超越了地域与制度范畴，指向更具包容性的人类未来。在全球化层面，它通过“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平台，推动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文明对话层面，它以“人本逻辑”超越西方“物本逻辑”，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活动的终极目标，“契合人们注重精神体验、追求精神境界的人生旨趣”，为破解生态危机、技术异化等现代性困境提供价值指引；在理论创新层面，它以“实践—理论—实践”的辩证逻辑，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这种以“共同发展”“公平正义”“文明互鉴”为内核的经济文明形态，不仅是中国对自身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更是中国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之问提供的智慧方案。

中国的探索为世界文明多样性提供了鲜活例证：制度创新没有标准答案，发展道路可以多元共生。未来，随着中国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的持续迈进，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所蕴含的治理智慧，如“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的机制、“公平与效率统一”的伦理、“发展与安全平衡”的逻辑将进一步彰显全球价值，推动人类文明在交流互鉴中迈向更具包容性、可持续性的新境界。

欧阳康，哲学博士，国家教学名师，教育部“长江特岗学者”，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哲学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马克思主义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社会认识论专业委员会会长，湖北省政协委员，中共湖北省委决策支持顾问，湖北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等。目前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驱动地方治理现代化”首席专家。

来源：《理论与改革》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