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维护全球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历史成果正成为重大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金砖国家和全球南方的重要论述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重要方向，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为全球未来发展注入确定性内涵。当前，全球南方在全球格局的变动中首当其冲地遭受更大冲击，以其三重身份构成全球治理的主客体统一体，具有推动全球治理向善发展的内在意愿和强劲动力。大金砖协同全球南方机制体系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与治理功能，这为全球治理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客观性基础和有效的主体性力量。大金砖机制协同全球南方以“四大全球倡议”，特别是“全球治理倡议”为核心大力拓展中国与金砖国家、全球南方合作，全面加强全球南方国家间的机制性联系，以共同实现现代化为具体目标，促进全球治理更好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迈向新的历史高度。
当前全球治理格局正处于深度转型期，全球秩序正发生理念和战略层面的时代性变化，二战以后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及价值观遭遇严重挑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维护全球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历史成果构成重大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对金砖国家、全球南方和全球治理作出了系列重要论述，包含着更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全球治理等深刻内涵，为全球未来发展指明了重要方向。在全球新旧秩序的转换过程中，全球南方作为崛起之中的重要力量，既是全球治理中亟待发展提升的重要客体对象，也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主体力量，而由中国参与并发起的金砖机制则提供了有效的治理工具和载体，为金砖国家和全球南方共同合作并引领全球治理及其体系的发展打开了广阔的空间。本文主张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特别是“全球治理倡议”为核心，以大金砖机制协同全球南方，全面加强全球南方之间的战略合作，努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健康发展，促进全球南方国家更加快速进入现代化进程，为全球治理树立良好的治理典范。
一、金砖国家、全球南方与全球治理倡议
中国长期以来高度重视全球南方，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通过金砖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发展同全球南方的多领域全方位深层联系，与全球南方相互合作共谋发展。在当前全球秩序和多极化格局加速演进的趋势下，全球南方正在日益成为构建全球治理新格局的重要推动力量，而金砖国家作为全球南方的发展领先者具备协调全球南方共同发展的能力和意愿，两者相互协同对于维护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金砖国家和全球南方的重要论述，为进一步加强金砖国家和全球南方之间的机制性联系指明了方向，而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则为金砖国家和全球南方合作发展提供了更为具体的框架原则。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心金砖国家和全球南方的协同发展
中国始终心系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一贯坚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积极构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关系，为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谋求福祉。在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系列论述中，就范围而言，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性认知以及机制性联系的建立，经历了从金砖国家到大金砖，再到全球南方的发展历程，同时这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体内涵的认知扩展过程。
金砖国家自其成立之初就具有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以国家的体量实力及发展潜力作为衡量标准，促进具有共同发展境遇、相似发展历程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团结协同，从而实现国家间的优势互补、经验互鉴、成果共享。对于金砖国家在全球化时代中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砖国家发展不能独善其身，必须在谋求本国发展的同时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从空间分布来看，金砖国家是散布于多个大洲的“点”，金砖机制依据经济逻辑而将各成员国联系起来，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作用。同时，中国、俄罗斯、印度作为金砖创始国具有重要的地缘关系，在文化、经贸等方面存在着悠久的历史联系，成为金砖机制中最为重要的力量。金砖国家之间的经济、地缘关系初步构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共同体的框架，为进一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具体可行的手段与途径。“金砖之父”吉姆·奥尼尔在创建“金砖”（BRICs）这一个概念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着眼点主要基于“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这一特征。金砖国家的不断扩容赋予了“金砖国家”更为丰富的涵义，通过构建更加紧密多样的经济合作关系乃至经济共同体，打造更加广阔的“大型新兴市场”。“金砖+”模式是在2017年金砖国家厦门峰会上由我国倡导的金砖合作创新模式，“体现了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陷入停滞乃至衰退的背景下，非西方世界捍卫全球化原则和改革全球政治经济既有秩序的决心与能力”。在2024年金砖国家喀山峰会上，金砖国家首次实现了成员国扩员，并设置了金砖伙伴国制度，提出了“五大金砖”等高质量发展建议，在成员数量和发展机制上实现了双重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砖国家要顺应历史大势，把握发展机遇，合力克服挑战，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建设性作用”。金砖机制在获得自身发展的同时有力地推动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发展。
在大金砖合作之外，中国还高度重视与非洲、阿拉伯国家、加勒比地区的合作交流，这些发展中国家都具有“全球南方”的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概念进入中国视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全球发展的动力、前景、趋势更加深刻的全面性认知与整体性把握。就内涵而言，“全球南方”并不是一个有着明确成员、战略目标和体制机构的国际组织或者国家集团，而是一个具有相似历史经历和发展水平、在现行西方主导下的国际体系中相对处于弱势、又具有强烈独立意识和发展诉求的发展中国家群体。“全球南方”的概念在内涵上具有模糊性，但在形态学意义上赋予了发展中国家实体性，鲜明地表现出全球社会在空间维度上的直观性与集团性差异，表达了发展中国家内部一致性特征所包含的“共同命运”。新的历史任务需要新的历史主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崛起之中的全球南方息息相关。作为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传承、弘扬、升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有力回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南方’应当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携手共进，走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列。”全球南方自身的塑造过程印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实现，而全球南方共同身份的认知确证也将继续推动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延扩展。
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金砖国家和全球南方的重要论述包含着历史发展逻辑。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发展全球经贸关系首先是中国经济发展逻辑的必然延伸。国家间的贸易是双向的互通有无、互利互惠，一国一支独大的经济发展既不可持续，也会导致两极分化的动荡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大潮中，“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这是中国基于发展需要作出的战略抉择，同时也是在以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化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中国的经济发展逻辑决定了中国是全球化最为坚定的参与者、维护者和推动者，中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发展更加牢固紧密的关系是中国经济保持旺盛活力与强劲动力的必然选择，也是发展中国家共同实现经济社会良好发展的最优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经之路”，“在各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今天，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紧密联系，各国都是全球合作链条中的一环，日益形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人类社会在全球化趋势下最终将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实现人类大同，这是历史发展逻辑的必然指向和最终归宿。
（二）全球治理倡议引领全球南方协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有力回应了全球治理的时代需求，回答了“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等重要问题。全球治理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形成的四维架构，协同构建起了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的核心价值与科学体系，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与变革提供了系统性的中国方案。“治”体现出问题导向，以处理好实际事务为目标；“理”体现出本质思维，以顺应客观规律为依归，全球治理所具有的这种标本兼治的特征，确立了全球治理倡议在四大倡议中的重要地位，确立了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在全球秩序重塑中的前置权，为全球发展提供了可选择的运行方式和保障手段。
推动全球治理的首要目标是形成“价值共识”与“制度合力”，即“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实施全球治理的终极任务是实现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即“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与全球南方的现实境遇和利益诉求不谋而合。在全球治理变革中，全球南方面临着严峻挑战与重要机遇，以相似的历史阶段、共同的现实诉求以及强劲的发展潜力具有三重身份，在推动全球治理发展中拥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其一，全球南方具有推动全球治理正确发展的迫切需求和良好意愿，是全球治理秩序合理变革的推动者。其二，全球南方具有全球治理主体和全球治理客体的双重性，是全球治理主客体的统摄者。其三，全球南方具有人类文明内涵丰富化、人类文明进程多样化的重要意义，是全球多元文明的承载者。在全球治理的发展过程中，全球南方作为全球治理推动者赋能全球治理以动态性，全球南方作为全球治理主客体统一体赋予全球治理以实践性，全球南方作为多元文明的承载者保证了全球治理的价值中立性，在客观上成为推动全球治理形成新格局的重要力量，保障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朝着更加公平正义的方向前进。全球治理离不开金砖国家和全球南方的鼎力支持，需要全球南方深度参与到全球治理中来，在推动全球治理良好发展的同时，获得自身更快更好的发展。具体而言，全球治理倡议对于全球南方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坚持主权平等原则，有利于提高全球南方的话语权与国际地位。主权平等原则是《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主权平等，真谛在于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主权和尊严必须得到尊重，内政不容干涉，都有权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主权平等原则的内涵十分丰富，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包含着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自主权等内容，在实质上是大国小国、强者弱者之间基于规则形成的对等契约以及去暴力化的合作共识。对于全球南方而言，落实主权平等原则就是要坚持各国文明平等发展权，尊重各国发展自主权，摒弃任何种类的文化中心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优越论，“确保各国都能在多极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都能在遵守国际法前提下发挥应有的作用，确保世界多极化进程总体稳定和具有建设性”。坚持主权平等原则彰显全球南方的地位和作用，扩大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参与全球治理的参与度和获得感，这是全球治理体系能够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
第二，坚持国际法治原则，有利于提高全球南方的民主化程度和法治化水平。坚持国际法治原则包含着规则制定和遵守执行两个方面。从规则制定的方面来看，国际法的制定程序涉及更高层次的制度民主化，是国际法的合法性来源。“国际社会应该按照各国共同达成的规则和共识来治理，而不能由一个或几个国家来发号施令”，坚持国际法治原则首要地要求扩大规则制定的参与范围，让更多的全球南方国家更大程度地参与规则制定、程序制定，形成更大的共识性成果，促进提高国际机构和组织的民主化程度。全球南方作为治理的主客体统一体表明，治理具有“自律性”或者“自主性”的含义，这就意味着国际法的制定愈加透明化、民主化，全球治理的效用也就越高。从规则的遵守执行来看，全球南方能够通过对国际法的遵守执行快速提高自身法治化水平。国际法治既是形成国际秩序的基础，也是国际秩序要达到的良好形态，当前全球南方的社会法治化程度普遍较低，是亟须垫高的法治“洼地”。全球南方遵守执行国际法，有助于提高本国社会法治化程度，为国际经贸文化合作交流提供更为良好的内外环境，从而推动全球南方获得快速高质量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第三，坚持维护多边主义，有利于全球南方实现平衡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就是顺应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要求，解决好资源全球配置造成的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失衡问题”。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根本上而言就是要处理好全球权力和资源的分布配置问题，保障全球各方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一是通过维护规则多边主义以实现全球力量平衡，支持自主自愿、民主开放的多边主义，拒绝被动裹挟、封闭垄断的伪多边，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保障全球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的政治安全和国家主权。二是通过维护互惠多边主义以实现全球利益平衡，坚持各方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坚持各方的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拒绝唯我独尊的规则民族主义，坚决反对封闭排外的极端保守主义和以邻为壑的利己主义，保障全球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的经济安全和自主发展。
第四，坚持以人为本，有利于全球南方的人口治理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口问题，在谈及全球贫困人口治理时，他强调指出“这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一些国家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在全球治理中，人口治理具有跨边界、超国家的属性，人口治理绕开主权与人权之争，舍弃意识形态化的人权观，着眼于自然人和社会人的统一属性，以保障全球人口特别是贫困人口的生存权、健康权和发展权为治理内容，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为具体、最为显著、最见成效的对象目标。随着全球经济文化发展的成果共享日益扩大，全球南方人口的需求正逐渐从最基本的需求转向集中在教育、医疗等更高级需求，全球人口治理的重点相应地也在升级变化，从而也要求着全球治理的理念、手段与实践不断与时俱进更新发展。
二、大金砖机制协同全球南方的体制优势及治理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砖国家喀山峰会上的发言中指出,“把金砖打造成促进‘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主要渠道、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先锋力量”。作为全球南方的发展领先者，金砖国家同属全球南方，引领全球南方共谋发展实现现代化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路径；作为面向全球南方的国际机制，金砖机制除了在整合新兴国家经济潜力、促进全球经贸等方面发挥治理作用外，还兼备政治与安全合作等功能。大金砖协同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中具备重要的战略价值和治理功能。
（一）大金砖机制协同全球南方推动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上，习近平主席高度肯定了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呼吁“金砖国家作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要坚持弘扬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进‘大金砖合作’，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金砖机制立足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全力参与全球化进程，以追求区域发展和全球善治为目标，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循序切实发展，具有符合全人类诉求和时代要求的战略价值。
首先，大金砖机制顺应新型全球化与传统全球化交织更替的时代契机。新型全球化是对全球化的继承发展，但新型全球化并不是要简单代替传统全球化，而是在既有全球化的成果基础上对全球化的继续发展，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符合全人类共同理念、最大化全人类福祉的方向转型。当代世界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由西方崛起而形成的“人类共同体”，正在被由世界各国的普遍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而形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代替。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本质是推动全球化的转型，构建有别于传统全球化模式的新型全球化”。金砖机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作为机制内核以及终极目标，抓住新旧全球化的转换契机，致力于区域善治和全球善治，持续推动全球化嬗变转型。
其次，大金砖协同全球南方表达共同利益诉求。金砖国家和全球南方基于相似的历史境遇与相近的发展阶段，具有共同的利益诉求。一是全球南方国家要求获得更为公平的国际环境和机遇。西方发达经济体一直享有过度的技术红利和资本红利，形成了事实上对于发展中经济体长期的剥削和掠夺，加大了全球南北发展鸿沟。从根本上改变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广大全球南方国家迅速摆脱落后境遇，获得更大发展机遇的基本诉求。二是全球南方国家的政策共识集中于发展议题。当前由西方主导的全球性重要议题一般集中于环境保护、人权等方面，这些议题大多数属于后现代议题，反映的是西方国家的发展阶段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诉求。而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社会认知普遍聚焦在个人福祉的增加，国家政策侧重于发展经济、提高效率、增加社会财富等方面。全球南方国家只有通过自身的团结合作，引导全球议题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设置，才能摆脱西方国家的外部干扰，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实现社会快速稳定转型。
再次，大金砖协同全球南方符合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的共同需求。金砖机制是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发挥作用下形成的国际秩序的有益补充和加强，金砖国家与全球南方之间的合作将共同加强区域治理与全球治理。一方面，金砖机制的存在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当代世界大国权力更替最深刻的变化在于单一霸权逐渐演变为多极世界，区域性力量不断上升，基于霸权的世界观正在不断坍塌，这是区域性机制存在的历史依据。在这一历史转变过程中，发展中国家通过抱团取暖共同应对机遇和挑战，而金砖机制作为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代言者，对于改变不合理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金砖机制契合了区域秩序的需求，填补了区域治理的权力真空。全球层面的无政府主义与区域层面的秩序需求，是区域组织存在的现实性依据。国际联盟、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次第出现，维系了现代全球治理体系，对于全球秩序和平演化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从实质上而言，由于不存在真正的超国家权力机构，全球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仅仅依赖宏观性、协调性的全球机构无法有效满足区域秩序的需求，金砖机制的创建有效补充并加强了全球治理体系及治理效用。目前，政治安全、经济金融以及人文交流共同构成了金砖国家伙伴关系的三大合作支柱。金砖机制通过促进新兴国家和全球南方的经济发展、政治安全合作，对于稳定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特别是亚洲大陆的安全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最后，金砖国家与全球南方具有共同的人口治理诉求与目标。当前全球南方的人口特征体现出全球南北之间的重要差异。一方面，发达工业国家在生产力进步的推动下相继经历了两次“人口革命”，即生育革命和老龄化，人口观念、人口结构、人口历史出现了重大变化。另一方面，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依然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处在人口历史的转型变革期，表现出与发达国家迥异的人口特征。人口结构的差异构成了全球南北之间的鲜明对照：全球北方（主要指发达国家）总体生育率下滑，人口总量加速减少，人口素质属于高技能型，但人口结构趋向消费型；全球南方国家的情况则比较复杂，但从总体来看，生育率相对较高，人口数量增加相对较快，虽然人口素质属于低技能型，但人口结构趋向生产型。这一差异导致了全球南北方之间巨大而持久的张力，既有可能成为激化全球结构性矛盾的客观因素，也有望成为弥合全球发展鸿沟，助推全球南方发展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因此，金砖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需要进行有效的人口治理，积极回应所面临的人口问题，包括生存权、健康权、发展权等，两者具有相同的治理内容、治理目标和治理任务。
（二）大金砖协同全球南方具有重要的全球治理功能
全球治理是一种超国家现象，但全球治理在事实上体现在部门性和地方性的框架中。在大金砖的形成以及与全球南方的发展交流过程中，大金砖协同全球南方开展部门性和区域性合作，不但在经济、安全、军事等领域展开了一系列重要合作与治理，而且中、俄、印等具有地缘联系的金砖创始国，与东南亚、中亚、中东等区域国家共同推动区域治理快速进步，为全球治理的理论和实践注入了丰富内涵。
第一，大金砖协同全球南方机制的核心是治理，具有多中心、非暴力、非强制性、以合作协商为主要方式等多方面治理特征。大金砖机制形成了以会议、论坛、系列文化活动为主要形式的“全方位、多层次架构”，全面推动成员国官方和民间的合作深化发展。以此为依托，大金砖与全球南方协同机制正日益完善，形成了包括主体机制、多边机制、智库机制、交流机制、社会领域合作机制等在内的治理体系。在主体机制上，主要面向全球南方的机制有“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CRA）等机构或机制，发挥主要的治理效用；在多边机制上，中国主导创建的“清迈倡议多边机制”(CMIM)，“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中国—中亚机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多边机制或者机构，加强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联系；在智库机制上，中国主导创建了“金砖国家智库”“‘一带一路’智库”“全球南方智库合作联盟”等智库合作机制，作为各国人文与学术交流的平台，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智力资源与政策策略支持；在社会领域合作机制上，形成了诸如“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金砖国家女性工商联盟”“金砖国家民间理事会”等民间机制，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社会、领域之间的合作深化，尤其重视推动全球南方国家的女性职业发展。
第二，大金砖机制作为新型国际化组织，是全球南方推进新型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抓手。大金砖机制的主要特点体现在三个“新”，这也成为能够推动全球治理形成新秩序的可靠依据。一是大金砖机制具有新的组织特点，不是以意识形态和制度差异（特别是政治制度）作出区处，而是与所有具有共同愿景的国家为友以共谋发展。二是大金砖机制赋予全球经济新的生机与发展动力。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24》的数据显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23年仅传统的“金砖五国”GDP总和就占据了世界GDP总量的32.1%，已经超过了“七国集团”（G7）的GDP总和（30%）。金砖机制囊括了富有潜力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俄罗斯、印度、伊朗等大国，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是推动21世纪全球经济起飞的强力引擎。三是大金砖机制推动新的全球化发展，致力于改变不平等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致力于经济普惠和成果共享以消除发展鸿沟，致力于不同文明之间的互惠互利、互通互助以达到多元繁荣。
第三，大金砖机制具有明确的发展目标和独特的核心功能，为全球治理的实施提供了可选择的机制体制。世界重要国际组织或者机制均起源于重大的全球性危机，金砖国家也是成立于国际金融危机蔓延，特别是欧债危机爆发且有外溢风险的历史时期，其目的为保障新兴国家利益，促进全球稳定发展，从而“有利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同时，大金砖机制的独特性核心功能集中在经济发展，紧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围绕“致力于建立更公平正义和互惠互利的新型合作平台，在成员国之间强化共识，在资金注入、技术转移、贸易互补、基础建设等方面为成员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动能”。金砖机制从成立之日起，就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以应对全球性危机为目标，致力于共同发展和世界和平,为全球治理的实施提供了具体可行的手段与方式。
三、大金砖机制协同全球南方推动全球治理更好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是发展中国家可靠的长期合作伙伴，也是支持全球发展事业的行动派和实干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具有强烈的使命意识和共同体意识，不遗余力推动完善大金砖协同全球南方机制体制，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合理的治理格局,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奋斗。当前，全球治理实践是构建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健康发展的关键，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全球治理所针对的是根源性问题，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是系统性工程，全球治理体系的规则、机制、机构的建立涉及的是全球权力的分布与制衡，这是根本性、系统性、长期性的艰巨任务。大金砖应不断强化协同全球南方的机制性联系，以“四大全球倡议”特别是全球治理倡议为核心，完善发展协调机制体制，细化深化全球治理规则，充分展开全球南方国家间全方位的治理合作行动，使其在全球治理实践过程中共同走向现代化。
第一，以全球发展倡议为基础，完善大金砖协同全球南方的韧性社会共建互助机制。当前，在疫情、区域冲突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背景下，韧性社会理念已经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金砖国家和全球南方应将建设韧性社会及其互助机制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目前金砖国家已经建立了“新发展银行”等实体机构，以及“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等机制安排，这些机构、机制有助于金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韧性社会建设，对于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今后需要进一步从多层面强化韧性社会共建互助机制。一是公民素质韧性协同共建机制。在数字时代，人类面临更加复杂、深刻、多样的外部世界，这对于人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提供了更为良好的基础。大金砖与全球南方应围绕数字技术，在提高公民的数字素养、认知程度等方面建立国家间共享交流机制。二是城市社会韧性建设共享协同机制。城市聚集着庞大的人口与财富，具有良好的物质基础，是对抗危机与发展社会韧性的重心。大金砖与全球南方应在城市之间建设更多“一对一”“一对多”的联系机制，在发展经验、治理实践、特色制度等方面展开深度交流。三是环境韧性互动共建机制。环境韧性建设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国际社会需要承担的共同课题。大金砖和全球南方可以在经验学习、制度引进等方面探索更多协同体制制度，特别是通过环境保护的市场化和产业化，探索更多支持可持续发展的金融协同机制。
第二，以全球安全倡议为前提，完善大金砖协同全球南方的安全共建机制，构建利害共担的安全共同体。在总体目标上，通过金砖国家、上海合作机制、“一带一路”倡议等成熟机制，加强全球南方安全合作，维护共同安全，构建多层次共同安全体系，在全球南方国家中推动形成亚洲安全共同体、金砖国家安全共同体、全球南方安全合作机制等有机联系。在具体机制上，继续建设完善金砖国家与全球南方危机应对机制、责任共担机制、互信机制与风险分配机制等。
第三，以全球文明倡议为指导，完善大金砖协同全球南方的文化交流机制，构建多元包容的文明共同体。多元文明和文化交流为全球治理提供可理解性以及价值中立性等文化内涵，全球治理以促进多元文明繁荣和文化交流融通为重要任务。金砖国家和全球南方通过增强民间社会之间的文化交流，强化全球治理的文化根基，形成建制力量与民间力量相互补充、纵横交错的全球治理格局。在总体规划上，金砖国家与全球南方应不断加强国家间基于历史的、地缘的文化联系，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文化发展、文化共处等。在具体举措上，在文化节、体育竞赛、留学旅游等方面推出更多更好的项目规划；要实现从活动式的青年交流机制向日常式的大众交流机制转变，从政府主导的交流机制向推动民间社会与机构共同参与的交流机制转变，鼓励民间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之中。
第四，以人口治理为核心，完善大金砖协同全球南方的人口发展与治理机制。全球人口治理的任务主要涉及人口福祉和人口问题两个方面。一方面，应着眼人口发展，以增进人口福祉为目的，不断完善协同机制建设。对于全球南方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医疗、教育、健康等方面是人口福祉的集中诉求领域，是建立多样化机制体制的重要领域。另一方面，应围绕人口问题，以缓解发展弊端为目标，建立并完善协同机制。人口数量与质量的关系、人口与资源和财富的关系、人口结构，特别是劳动力跨国流动等重大问题，具有宏观性、整体性和关联性等特征，事关社会中长期的发展规划与前景，需要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建立起系统性的体制机制，例如可建立人口增长规划协调机制、劳动力与移民流动规范制度等，从现实和未来两个维度共同处理好人口问题。
第五，以大金砖协同全球南方继续强化全球治理的新兴国际组织体系构建。在全球南方的推动下，已经建立起国际调解院、“全球治理之友小组”等国际机构或机制，在维护国际组织和国际体系继续发挥作用的同时，大金砖协同全球南方需要继续努力地构建新的机构和机制。一方面，针对目前的特朗普关税战，大金砖与全球南方应积极推动构建反特朗普关税战的攻守同盟机制、“公平与正义联盟”，进一步着眼于构建全球反霸权、反霸凌机制。另一方面，应更积极主动在金砖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建立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重要分支机构或机制，增加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权重和话语权。
第六，大金砖协同全球南方以坚持以人为本为核心构建新型全球价值观体系，全面推进、引领全球治理变革的价值取向。一是要以中国实例具体阐释以人为本的全球文明内涵及其意义。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引领者，要善于通过中国实例、中国成就阐释以人为本的具体含义，并在向世界传播扩散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其内涵并使其具象化。二是通过以人为本为核心构建新型全球价值观体系。在“四大全球倡议”的引领下，金砖国家和全球南方应积极在国际上旗帜鲜明地提出和倡导更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发展观”“自由观”“民主观”“人权观”“公平观”“正义观”“安全观”“文明观”等，强化全人类共同价值，提高全球南方对全球治理理念与价值观的引导作用。
第七，以大金砖协同全球南方共同维护全球信任体系。全球信任体系是世界秩序稳定运行的核心机制，直接关系着全球贸易、和平均势、货币流通、人员往来等重要方面。金砖国家与全球南方应将维护全球信任体系作为核心共同任务。一是要在金砖国家和全球南方引进信任机制，提出构建信任机制的理念、框架和具体措施，推动全球南方之间的互信不断提高，为国际社会树立建设信任关系的良好典范。二是将促进国家信任、地区信任、全球信任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础和具体目标，通过建立良好的信任链条、信任网络、信任系统，促进国家间、地区间乃至全球范围形成更多的包容性认知和共识。三是将全球信任体系的构建与“四大全球倡议”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达到发展与信任共进、安全与信任互促、文明与信任相融、治理与信任互为基础的良好境界。
第八，通过大金砖和全球南方协同发展，加强高质量“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形成全球南方国家硬实力与软实力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一方面，继续发挥“一带一路”增强沿线国家和区域的经济实力等硬实力的作用。在金砖国家和全球南方继续大力推进高质量“一带一路”建设，最大限度增进与世界上所有国家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努力在全球范围内消除经贸关系障碍，扩大贸易领域，提升贸易额，增加双边或多边投资。另一方面，提高“一带一路”经济先导对于软实力发展的重要作用。当前“一带一路”在发挥经济先导作用，带动沿路沿江沿海国家和地区实现共同发展的同时，应注重促进文化交流、文化发展、文化互鉴，用好“一带一路”丰富的软实力资源，增强全球南方软实力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