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昊 周光辉:从大一统到统一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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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德昊   周光辉  

摘要:中华民族从自在实体向自觉实体的转化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标志。中华民族共同体自觉意识的形成根植于自身长期以来的观念与实践,成形于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民团结奋斗、救亡图强的历史进程。在历史上,大一统观承受了王朝更迭、外来文化冲击和各民族融合引发的变革,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自在发展状态的重要文化和心理纽带。近代以来,由传统大一统王朝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不可避免,以“天下大一统”为理想愿景的大一统观也经现代观念的重构,转变为追求“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现代统一性理念。从大一统观念下的自在共同体转化为统一性观念下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天下一统的文化愿景被重构为多元一体的身份意识,向内凝聚的政治结构被重构为集中领导的团结意识,文明一脉相承的历史哲学被重构为文明发展的历史意识。以现代统一性观念为基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使中国能够在维系统一的基础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和自觉意识虽然是在近现代出现的,但其形成和演变却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它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在有中演化”。正如著名民族学家费孝通所总结的那样:“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中国古代的大一统王朝国家是民族共同体得以形成、巩固和延续的最主要载体,维系大一统王朝国家的大一统观则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实体能够在数千年间长期传承发展的重要思想观念,它承受了王朝更迭、外来文化冲击与各民族融合所引发的剧烈变革,并将文化、政治与历史共同体的发展纳入具有连续性的时间谱系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家葛兆光称中国的共同体意识并不是“想象的”,而是“实际的”。大一统观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自在状态的观念根基,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自觉意识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文明源流。

近代以来,随着现代民族国家形态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形成与传播,建立在强制、世系或宗教基础上的传统超大规模政治共同体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其国家权威的道德合法性摇摇欲坠,其因规模而累积起来的竞争优势也被技术和制度变革所抵消。不论是历史悠久如奥斯曼帝国,还是武力强盛如沙皇俄国,区域内现代民族共同体的兴起总是意味着传统超大规模政治共同体的瓦解。但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却有着独特的表现形式与内在特质。区别于民族主义对其他大规模传统政治共同体的解构性作用,“中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将前19世纪帝国的幅员、人口和政治文化保持在主权国家和民族范畴内部的社会”。中国在从超大规模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历史变革中,成功构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克服了地方主义的分离倾向,最终避免了像其他传统帝国那样走向瓦解的命运。

以建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内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鲜明的统一性。尽管现代世界的所有国家都强调主权独立、国家统一的重要意义,但现代中国的统一性特征既体现了对国家统一、民族解放等现代性价值的重视,又继承了大一统观念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模式。这使得中华民族从自在实体向自觉实体的转化呈现出文明发展的延续性与现代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通过对大一统观及现代统一性观念的阐释,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形成的观念根基及历史逻辑。

一、大一统观与中华民族自在共同体的维系

大一统的说法最早出现在《春秋公羊传》中,“大一统”是对“王正月”的解释和延伸。从思想史的文本来看,《春秋》大一统意指一统于周历,即天下万物都要纳入周天子所主导的时间秩序之中,也就是由“王”所决定的“正月”。如果说大一统观念是一种面向共同体的观念,那么它的空间想象并不是由王朝权力所规范的国家,而是由特定文化的政教秩序所规训的天下。天下一统于天子的关键不在于让天子拥有对天下人生杀予夺的大权,而在于让天下都服膺于由中国所主导的文化秩序。在农业时代的交通、通信和组织技术条件下,大一统观念对文化内涵的强调产生了强大的整合性力量。凭借书写文字的统一和以道德文化知识为基准的选官制度,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精英间形成了强大的文化认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呼吁就体现出,在现代民族主义尚未形成前,作为文化共同体的天下已经具有了与之效能类似的感召力量。虽然在天下一统的文化秩序中存在华与夷的身份畛域,但华夷界分主要来自文化修养和生活方式,并不是不可逾越的身份等级或血缘屏障,因而能够在历史发展中实现华夷身份的转化。中国古代多次发生的大规模族群融合就体现了这种强大的整合性力量。“即使几个由北方游牧民族为统治民族的王朝,虽具有农牧两种文化结合的鲜明特点,仍以中国传统制度和文化为主体。因而中国历代王朝更替,统治民族时或不同,但中华文化传统从来未被割断。”也正因如此,大一统中国在历史发展中得以不断突破宗教、族群、地域等身份界别的限制,其所代表的共同体规模也不断扩大。

秦汉以来,以皇帝制度、郡县制度为核心特征的帝制国家形态取代了周代的分邦建国制,形成了向内凝聚的中央集权政治结构。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文化愿景需要有“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来落实。离开皇帝制、郡县制和科层制官僚体系的帝制国家形态,“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思想文化主张就不可能成为现实。大一统理念也随之转变为描述、证成帝制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理论,这使得本义为强调政治时间之“统绪”的大一统观也具有了强调国家政权一统、强化中央集权的内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才称秦代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而至迟从元代开始,“知识阶层当中就已经出现将‘大一统’理解为‘大规模统一’的现象”。元明清三代所修的“一统志”实际上就是在“统一”的含义上使用“一统”概念。此外,中国人长期将统一视为和平、繁荣与秩序的前提,是良政善治的直接体现。“甚至在中原的统一国家形成之前,政治家和学者已经纷纷推出了各自的统一蓝图。”对统一的追求和渴望也使得大一统观在政治上逐渐演变为强调国家统一,并通过向内凝聚的中央集权国家来保障统一的理论。尽管古代中国的政治统一强调的是皇帝治权的一统,不同于现代国家领土和主权观念下的统一,但这同样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上形成了维系统一政治共同体并反对地方割据分裂的政治传统。因此学者费正清称:“中国历史中表面的统一,实际只占全部时间的三分之二,而统一的理想则相沿无改。”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对国家统一的偏好与追求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观念根基。向内凝聚的中央集权国家直接承载着中华民族自在共同体的巩固与强化,即便在分裂割据的年代,人们也怀有重建统一共同体的渴望,这是民族共同体能够长期维系的精神动力。

除了对文化愿景和政治秩序的规范外,大一统观还是一套历史哲学,能够消解重大历史变革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自在状态的冲击。原初意义上的“大一统”是关于政治时间的正统性论说。“大一统”之“统”指的不是“统治”而是“统绪”,是政治时间的开端。在公羊学看来,天下治权在黑、白、赤三统间循环兴替,所谓“一统”是相对于黑、白、赤“三统”来谈的。公羊学的“大一统”既强调尊崇、发扬今世之“统”,也即天子之“正统”,同时也要在“大一统”的前提下实现“通三统”,即在天命的转移中实现文明的传承与延续。三统循环说后来又结合了阴阳家的五德始终说,黑白赤三统的运化寓于金木水火土五德的循环往复之中。不论是三统循环说还是五德始终说,这些固然是缺乏科学根据的迷信,但这一说法将天命的流转与大一统国家统治权的变易理论化,大一统王朝的更迭被纳入统一的时间秩序和文明谱系之中。这一历史哲学体现了用文明传承来吸纳发展变革的观念。王朝更迭只代表天命所有权的变迁,天下背后的文明传承并不会被颠覆,而是被真正有德的“天子”更好地践行。兴衰迭起的历代大一统王朝都把对华夏文明的传承作为正统性宣称的重要一环。如学者许纪霖所说:“在王朝认同背后,是对其所代表的天下价值观的肯定。王朝只有代表了天下,才是一个在士大夫心目当中拥有合法性的正统王朝”。在大一统的历史观中,王朝可以兴替但文明的延续则是一以贯之的。由此,大一统权力秩序的波动被纳入文明延续的叙事框架中,大一统在历史实践中的断裂,化为在历史书写中的连续不绝。这种历史叙事强化了维护、重建大一统的政治文化心理,并最终推动了大一统政治在历史现实中的长期维系和不断重建。文明发展一脉相承的历代大一统王朝以“中国”或“中华”作为自我认同的重要符号,这是保障中华民族作为自在实体得以长期发展的重要条件。

通过对帝制中国文化、政治与历史发展的证成与巩固,大一统观成为在古代维系中华民族自在状态的重要思想观念,并“经汉代‘独尊儒术’的传播机制早已内化为社会集体行动的无意识”。在接续的理论引申与历史阐释中,大一统观超越了具体的经学文本,成为一种内涵丰富的文化主张、政治实践和历史哲学,塑造了中华民族对文化繁荣、政治统一和文明传承的共同偏好,巩固了中华民族休戚与共、守望相助的自在共同体状态。

二、从“天下大一统”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大一统观念服务于追求“天下大一统”的王朝国家,而现代统一性观念则基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意识。伴随着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变革,大一统观念中政治一统的思想被重构为现代统一性观念中对多民族国家统一的追求。尽管帝制中国已经在客观上表现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特点,但其思想内核仍是大一统观,中央政府与边疆民族地区乃至与地理和文化心理上更加遥远的藩属、外国之间,更多地形成了一种以天下思想为根基的仪礼秩序,制度化的政治与行政统属关系并不显著。明清时,大一统王朝推进了包括贵州建省、西南改土归流以及新疆建省在内的许多强化政治与行政控制的变革,虽然此时的中央政府并不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自觉,但仍在客观上推动了向“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转型的历史趋势。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和交流也在这一进程中变得更加紧密。

自晚清以来,向“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设进程具有了更明确的自觉性。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凭借军事与技术上的优势击碎了天朝上国的旧梦。外夷不仅不再是教化和征服的对象,反而对中国本身造成了关乎生死存亡的威胁。面向新的时代背景,近代中国人开始承认“中国只是万国之中的一国,而且是被西方列强欺侮的一国”。从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走入现代国际关系,传统大一统观所承载的文化、政治和历史共同体,只能通过由法律和制度边界所形塑的国家来承接。在清朝末年,以条约疆域为限的中国版图已经深入人心,在中国领土之上生活的各民族不仅是大清的臣民,更是中国公民。“清末新政时期,不仅日常习惯,而且清朝官方颁布的正式条例、国家章程和重大法规上,以‘中国’作为国名自称的办法,更为流行并且相当正式。”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国籍法《大清国籍条例》中,除题名为“大清”外,正文中关于本国国籍的说法全部由“中国”或“中国人”来表达。国籍法的制定明晰了国民身份的法律资格,反映了国家认同建构的方向。对大清朝廷的效忠不再是各民族同处一国的主要原因,更在于对“中国”和“中国人”身份的认同。在这样的背景下,不论国家政权的制度设计如何演化,任何要试图继承中国认同的政权都必然要维系既有的“中国”族群、地域和历史文化。“近代中国的首要任务就在于维持秦汉以来的大一统国家政权,特别是清代形成的领土版图,动员广大的社会力量,抵抗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与主权的侵蚀,让中国摆脱日益加剧的危机,走向独立自主。许多现代性因素在中国的展开,都与这一时代主题息息相关,也只有促进了这一过程,才能具备基本的合法性。”在晚清时,天下大一统观念下的华夷秩序让位于万国观念下的中外之分,“国家”取代了“天下”成为构建共同体的主体性单元。

在民族主义思潮于近代中国萌芽时,早期的民族意识主要源于晚清国家内部族群压迫的权力结构,因此“中华民族”一词在诞生之初主要指代的是汉族,对中华民族的呼号起初更多地体现了推翻国内民族压迫制度的要求。随着建设民族国家的自觉意识日益强化,中华民族成为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重要概念,因而得到了普遍的关注和讨论,其具体内涵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具有争议。晚清的维新立宪派主张建立一个包含王朝国家版图上各民族的大中华民族,使得国家统一与民族建设相辅相成,因此近代的维新派思想家大都在“大统一”的含义上使用“大一统”的概念,而非将其作为一个公羊经学的概念来讨论。作为近代今文经学家的代表性人物,康有为在痛陈联省自治之害时搬出了《春秋》大一统之义,但他几乎完全是在国家统一的层面上使用大一统的概念,他称中国“以统一立国”,统一是“长治久安之至理”,而“分裂则必分争而大乱”。梁启超在称中国为“天然大一统之国”时,既提到了风俗、语言和文化的同质性,也论及了中国内部因地形地貌而不容独立割据长期存续的特点。在梁启超看来,“同类意识,宜扩大不宜缩小,使吾先民常以秦人爱秦、越人爱越为教,则秦越民族性之异,又宁让德法?”晚清的立宪派思想家杨度也引春秋之义,接续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发展,视中华民族为具有包容性的文化民族。可以说,大一统的话语之所以在现代中国仍然具有感召力和生命力,正因为其对中华民族作为自在共同体的历史经验的肯定与证成,是我们维护现代中国统一性的重要思想源流。与维新派对大中华民族方案的坚持不同,诸如章太炎、邹容等早期革命者更多地运用民族冲突的叙事框架来描述明清鼎革的王朝更迭和清王朝的统治模式,从而唤起革命的情绪、强化革命的力量。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兴中会曾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作为革命口号,这两句口号改自朱元璋的讨元檄文,并在此以“鞑虏”和“中华”作为满汉两民族的指称。

辛亥革命胜利后,包括孙中山先生在内的早期曾主张“排满革命”的革命派政治和知识精英,在清王朝覆灭后也大都转向了大中华民族的立场,肯定多民族共同创造、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在救亡图存的历史关头,革命派关于民族国家建设基本立场的重大转变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排满的民族革命曾在推翻王朝国家统治上起到了政治动员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清王朝的覆灭,民族压迫的权力结构也被推翻,坚持排满革命的立场既不利于中华民族整体的独立与解放,更不利于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的和平与发展。巩固多民族共存的统一国家,继承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共同体规模,才能更好地抵御外部势力的侵扰并推进追求富强的现代化进程。

尽管民国初年共和政治的实验很快演变为中央权威弱化下的军阀混战,但是强调国家统一、文明一脉相承的现代统一观念在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近代以来,面对外敌入侵和内部的动荡,“向往统一应是社会各阶层与各政治流派都能认同的时代愿望”。即便在近代军阀混战的动荡局面中,也没有任何军阀宣布成立新的国家,反而普遍把重新实现国家统一当作最主要的政治目标。因此有学者称:“中国国家统一的观念与情感如此深厚,以至有的首领争辩说,地方主义所增强的局部力量,也是有益于国家的。这种论点,只有假定最终国家恢复了统一,才可以说得过去”。天下大一统向国家统一的诉求转化既是对重要历史观念的现代重构,也承接自大一统观中希望“天下归一”“定于一”的主张,这源于政治领导权归于一统会带来秩序与繁荣的观念。这种对国家统一、文明延续的理念也反映在民族共同体观念的变迁上。民国初年曾被热捧的“五族共和”理念因其与民族自决、国家统一的现代主张存在一定张力,因而也被进一步强化为中华民族的一体论。到20世纪20年代,诸如孙中山等革命者已经将民族主义的目标明确锚定在中华民族的概念上,明确提出要汉族“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治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行为的不断加剧,民族危机不断深化,中华民族的概念也进一步深入人心,从政治与知识精英的论战中所建构、使用的概念,成为被中国人所普遍接受、认同的符号。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一历史关头,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深刻经验和集体记忆进一步强化了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一员的真实感受。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建立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已经成为没有争议且具有强大正当性的建国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民族关系的制度化不平等被彻底纠正,尽管中华民族内部不同民族的差异性仍然存在,但各民族同属中华民族的身份内涵也被明确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理念得到了政治、法律和制度上的全面肯定。基于天下一统愿景的大一统观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中被彻底重构为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内核的统一性理念。

在大一统理念下,自在发展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长期维系,因此从“天下大一统”向“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过渡是自然的,是在长期存续的历史文化共同体之上形成的自觉意识,更容易得到普遍的支持。在大一统理念的现代重构中,其中关于服色、正朔的经学理论逐渐失去了生命力,而其中与天下一家、中央集权和文明发展一脉相承的思想内核则因其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设和巩固相契合而得到了更显著的展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一统’的精神内核并没有随着时代变局彻底消失,而是通过某些特定的阐释渠道得以复兴和变相传播”。这种观念的延续与变革使得“中国是唯一的在20世纪以前是农耕帝国后来却将它的政治凝聚性保持到了20世纪末的国家,既是一个民族又是一个国家,并且将这种状况保持了下来”。因此在从传统王朝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没有像其他传统超大规模政治共同体那样分裂为多个小型民族国家,而是在既有的领土和人口基础上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

三、现代统一性观念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任何民族都是以一定的政治结构组成民族,其最高形式就是国家。”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实体的核心标志就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它区别于欧洲先有国家而后建构国族的路径,而是在大一统理念下先有一个长期延续的自在共同体,又在近现代的历史变革中凝聚了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代统一性观念以古代大一统观为重要的思想源流,成形于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救亡图强、建设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自觉建构的历史过程。伴随着思想观念的延续与变革,在现代统一性观念下,天下一统的文化愿景被重构为多元一体的身份意识;向内凝聚的政治结构被重构为集中领导的团结意识;文明一脉相承的历史哲学被重构为文明发展的历史意识。

(一)多元一体的身份意识

学者杨向奎将“王者无外”视为大一统的最高境界。所谓“王者无外”并不是帝王无止境的扩张欲望,而是“天下一家”的愿景,即天下同系于天子的政教秩序中。在大一统王朝国家时期,“天下一家”的文化愿景既为各民族文化的多元发展留下了空间,又为维系、巩固多民族统一体提供了思想基础。在近现代建设民族国家的历史中,天下一家的文化愿景被重构为多元一体的身份意识。正如民族学家费孝通所总结的那样:“众多民族各有其发展的历史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多元性;有着长期在统一国家中共处并发展其统一不可分割的联系,最终自觉联合成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中华民族的一体性。”

一方面,多元一体的身份意识是现代统一性观念下的一体性认同,它以长期维护中华民族自在状态的大一统天下观为重要根基。在大一统观念中,“华”与“夷”都有资格共享“天下”这一文明共同体,双方只是因道德知识上的差异在天下之中构成了文明的中心与边缘。“这一‘中国天下’的共识,其内涵绝非狭隘的‘汉人国家’所能概括。”在大一统王朝的兴衰迭起过程中,主导族群尽管发生多次变化,但他们总是以“中国”或“中华”自居。这使得“中华”之名无法成为某一民族的专属称谓,而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这种观念既塑造了大共同体认识,又为容纳华夷差异提供了基础。在华夏中心主义的族群等级意识被现代民族主义和现代民族革命所彻底打倒后,“天下一家”的天下观能够相对顺利地重构为中华民族共属一体的身份意识。在民国初年,蒙古王公在反对蒙古独立的通电中曾强调:“数百年来,汉蒙久为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勃兴建筑于由各民族复合而成的大共同体之上,且大共同体身份认同的形成并不与内部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多样性构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中国境内各民族尽管具有差异性的历史文化传统,但却仍能保有对于中华民族的一体性身份认同。

另一方面,多元一体的身份意识也源自维系“天下一家”愿景的长期努力。在古代大一统王朝中,诸如郡县制、科层制官僚体系等具体的制度形式从未在全国范围造成整齐划一的国家形态,而是主张通过“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而实现“天下一家”的理想境界。在“天下一家”的大一统叙事中,政治一统意味着和平、繁荣与秩序,而分裂则意味着“强者挺锋镝,弱者填沟壑”的混乱局面。“正是‘派生于超越一切政府形式的统一国家理念’这一历史传统,使得中国作为一个政治统一体在‘儒家死亡’以后继续存活下来。”在历史发展中,大一统王朝逐渐形成一套调和一统与自治的成熟做法。正是在这样的制度建设与国家形态下,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历史和文化的多元发展是客观现实,作为统一共同体的长期延续也是客观现实。多元与一体的互动和交融,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独特的文化和心理结构,直接影响着国家和制度建设的延续与变革。许多处理边疆和民族问题的政治和制度设计在现代大一统国家的建设中仍然延续了下来。这些行之有效的制度设计与政治实践,正是来自过去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遗产,在现代性观念的改造下得以延续,使其能够在新的国家形态下有力地发挥维护民族团结、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在这一历史遗产之上,国家形态的历史变革反而进一步激活并强化了多元一体的身份自觉并将其融入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之中。

(二)集中领导的团结意识

多元一体的身份意识体现了建构国族认同的主张。在全球民族主义浪潮下,这种建设现代国族和国家认同的诉求虽然具有普遍性,但如何落实这一诉求则产生了多样化的实现机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源于传统王朝国家大一统格局,形成于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这一特殊的历史起点和历史情景塑造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即通过集中领导实现民族团结并建构现代国族与国家。强调集中领导与民族团结的现代统一性观念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追求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政治偏好,也是关键历史情境下的理性抉择。

集中领导的团结意识接续了长期以来多民族团结一统向内凝聚的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是文明连续的前提,也是文明连续的结果。”大一统观自诞生之初就服务于中央权威的集中和强化,中国古代大一统国家在政治实践与制度设计上也体现出向内凝聚的政治结构。向内凝聚的政治结构直接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长期维系着中华民族作为统一共同体的自在发展。近代以来,在外部势力和外来观念的冲击下,传统的中央集权体制既不得人心,又腐败低效。要想完成救亡图存、自立自强的历史任务就必须进行制度变革。近代以来轰轰烈烈的变革与革命虽然打倒了传统的王朝国家形态,但建设一个具有强大中央权威的国家的呼吁仍然强烈。学者杜赞奇感叹:“20世纪初期的中国,其特点是国家弱,国家主义话语强”。民国初期的混乱与纷争也显示出,基于分权自治理念的政府缺乏统合全国的必要能力与资源。面向新的历史阶段,通过重建向内凝聚的现代政治结构来推动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维系国家统一已经成为近代革命者不约而同的选择。十月革命胜利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列宁主义政党组织模式的东传,能够实现集中领导的政党成为建构现代国族与国家的统合性主体,政党所主张的意识形态也发挥了凝聚人心、整合文化、地域和族群多样性的功能。因此有学者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和政党理论不是单纯地移植到了中国,而是接续了中国大一统的秩序逻辑”。但与大一统王朝时期的政治结构不同,在现代统一性观念中,实现集中领导的中央权威是依照特定纲领、制度而开展行动的现代政治组织,因此对中央权威的强化与巩固须在政治制度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基础上进行,这也是现代性价值在现代统一性观念中的体现。

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集中领导的团结意识也是建立和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理性抉择。孙中山曾痛陈四万万中国人实在是“一盘散沙”,“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在近代革命者看来,民族主义的首要功能在于实现民众的团结,通过改变中国人“一盘散沙”的现状来扭转中国积贫积弱、任人欺辱的格局。唤起民众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不能等待零散的自发性行动,必须依靠权力集中的组织化力量。中国古代的大一统理论就有通过强化中央权威来实现繁荣与秩序的主张,这一向内凝聚的理念在近代民族危亡的历史背景下很快与民族主义的诉求相结合,“成为了近代民族主义者抵御西方最值得信赖的思想资源”。能够实现集中领导的政党组织成为主导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核心力量。在集中领导型政党的统合与号召下,各民族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都纷纷参与到救亡图存的斗争,这进一步巩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命运与共、休戚与共的团结意识。现代统一性观念内化于中华民族争取独立与解放的实践中,集中领导的团结意识不仅是民族危亡关头的集体共识,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当代,中国共产党把“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身的责任。

(三)文明发展的历史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文化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更是历史共同体,其文明发展是一脉相承的。自古以来,华夏先民就具有极为强烈的历史意识,人们相信对历史的记录和研讨有助于发现政治、社会乃至自然的变化规律。大一统理论对政治时间的敏感进一步强化了古代中国的历史意识,数千年的历史记录被整合进文明发展的时间秩序之中,文明传承的政治谱系至今仍是我们理解历史的基本框架。尽管进化论、历史唯物论等现代理论重塑了传统史观,但关于国家统一、文明传承的历史叙事反而在新的理论范式下得到了进一步强调,现代统一性的历史叙事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中,形成了文明发展的历史意识。

文明发展的历史意识是历史叙事框架的现代性重构。古代中国的历史书写讲究“春秋笔法”,即寓褒贬于历史叙事之中,儒家的经义、道德与价值成为建构历史叙事的主要框架。作为官定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倡导大一统观是传统历史叙事的应有之义。史书中充斥着对华夷秩序的恪守、对忠孝节义的提倡和对儒学道统的维护。此外,儒家史观还存在着是古非今的倾向,从“法先王”的政治信条出发,理想世界存在于上古的政治神话之中,政治发展的目标是回到过去而不是走向未来。随着古典政治神话在近代的破产,以及诸如进化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等观念的东传,基于经史传统的大一统叙事发生了巨大变革。自19世纪末《天演论》被介绍到中国,“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取代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历史循环论,成了主导近代中国人看待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叙事框架,也成为中国人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新视角。“落后就要挨打”的经验教训取代了天朝上国的自矜自傲,“自强”成为激励近代中国人奋发图强的刚性话语。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基于生产关系变迁的历史分期论开始影响中国的思想界。在20世纪30年代,知识界还爆发了围绕中国历史分期的社会史论战。人们对中国历史的审视跳出了对帝王家谱的反复陈说,开始以文明、国家、社会、人民和阶级作为叙事的主体。从传统经史叙事到进化史观再到唯物史观的转变,新的叙事框架一方面激发了中国人求发展、求变革的热情,另一方面在历史上长期存续的历史共同体并没有被解构。

现代统一性观念下的历史叙事是面向整个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叙事。作为一个历史共同体的经验已成为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础。现代民族共同体的塑造不仅源于各式各样的国家和民族理论,“更根植于人们心中共同的感受。人们觉得构成国家共同体与领土是天然的,是客观上真实存在的,其历史源远流长”。这种基于历史共同体意识的真实感受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和心理纽带。孙中山十分珍视中国长期以来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经验,他指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中,正是这种意识才使我们能作为一个国家保存下来”。中华民族作为历史共同体的自觉意识并不是现代民族国家对历史的重新建构与主观性反推。对于现代中国人而言,重要的并不是“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而是如何更好地挖掘中华民族作为真实的历史共同体的长期经验。在对待古今文明的发展变革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虽然源于民族主义思潮的现代思想,但仍具有接续并发扬古代中华文明的历史自觉。

大一统观本身就具有吸纳历史变革强调文明传承的历史意识,但其最初主要聚焦于王朝更迭所引发的激烈变革,并基于天命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正朔、服色、德运等具有神秘色彩的经学概念。在实现了对现代理论的整合后,现代统一性观念在文明一脉相承的内涵上调和了各族群、各地域以及传统与现代之间可能的对立,并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号召构成了驱动当代中国人奋发图强的集体共识。

四、结  论

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外部压力的刺激,但从根本上保持了自身独特的形式与内容,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变革在领土空间、族群结构和历史文化上具有相当强的历史连续性。考虑到传统中国的超大规模,这种民族国家建设的延续性则显得尤为罕见。现代中国所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筑于传统政治、历史和文化共同体之上,这是国家现代化变革历史延续性的根源所在。

在古代中国,大一统观成为中华民族作为自在共同体长期维系的文化和心理纽带。近代以来,传统大一统观所依托的经学文本和封建王朝体制走向消亡,但大一统理念中偏好团结统一、文明传承等契合现代民族主义诉求的观念却得以进一步发扬。在近代中国人救亡图强的历史进程中,传统大一统观经过现代性观念和价值的重构表现为现代统一观,成为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观念基础。可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一方面根植于文明传统,另一方面则直接源于中华民族救亡图强的历史进程,展现了突出的统一性特征,呈现了多元一体的身份意识、集中领导的团结意识和文明发展的历史意识。

在现代统一性观念的参与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消解了地方民族主义观念对国家共同体的解构,克服了外部势力对民族生存造成的冲击,促进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和完善,推动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正如毛泽东所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以统一性观念为基底,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既体现了现代性特征,也呈现出具有自身文明特色的表现形式。因此,对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实践的解读离不开对统一性理念与价值的诠释。

原文刊发于《学海》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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