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使民族领域的思想激荡与叙事变革日益凸显，世界历史进程呼吁新的民族叙事。马克思主义文明观通过批判资本逻辑的文明悖论与“虚假共同体”本质，与中华文明“和而不同”“民本思想”“变易思维”深度契合，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建构提供了文明指引与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以唯物史观构筑科学历史观，以辩证思维破解民族发展难题，以“术语的革命”革新文明叙事范式，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发展提供了范式变迁与话语创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现了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通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民族叙事的范式变革，谱写了“两个结合”视域下当代中国民族叙事的实践创构，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民族叙事提供理论遵循，为世界文明浪潮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关键词：民族叙事 中华民族共同体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 “两个结合” “术语的革命”
作者郑要，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学研究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党史党建）教研分部讲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地址：上海市，邮编201204。
在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交织的时代背景下，人类社会不仅经历着新技术革命、生产力飞跃、政治制度重塑的时代变革，更蕴藏着思想领域的激烈冲突与叙事逻辑的根本转变。民族领域出现了更为复杂多元的现实问题，传统的二元对立文明观、文明冲突范式、西方中心主义等理论框架面临叙事困境，单一线性民族叙事、碎片化民族叙事、排他性民族叙事等丧失了诠释力，迫切需要新的民族叙事实现理论引领与范式转型。“中华民族共同体”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理论根基，是破解“古今中西之争”这一历史难题的标识性概念，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民族叙事的关键话语范畴。
一、理论溯源与历史契合：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明根基与思想基础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我们可以将民族看作是人类社会在原始部落、古代部族、氏族社会的基础上，由拥有相同语言、文化认同、经济生活、地域区划的人们构成的一种共同体形态。民族叙事，是民族共同体依托集体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通过建构、阐释与传播民族经验与价值体系，以塑造民族集体身份、凝聚共识、确立主体性为目标而形成的整套话语体系与阐释框架。民族叙事也是各民族构建身份认同、传承文化记忆、凝聚共同价值的重要叙事形式，内在蕴含着自我与他者相互对话、共生发展的可能。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标识性概念，深刻回答了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它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民族共同体叙事根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藏的文明观相契合，超越传统的王朝史观和地方民族主义，以西方文明叙事为镜鉴，回击了西方中心主义与殖民文化的“虚假共同体”叙事，谱写了以“两个结合”为根基的当代中国民族叙事。
（一）叙事内核：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民族共同体叙事内涵
人类文明演进既包含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到更高的社会阶段的单向度发展方式，也蕴藏着世界多民族文化形态的“共相”发展，特别是在马克思所言的世界历史开辟之后，民族作为共同体的形式之一，因其承载着独特的文化基因与历史记忆，包含着厚重的集体意识与价值观念，逐渐成为文明演进视域下极具标识性的叙事话语与实践载体。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文明演进规律的探索、文明研究方法建构、文明的价值旨归及未来走向等进行了深刻剖析，虽未明确提出“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但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形成过程中，生成了关于“民族”的立场观点方法，并为“共同体”形式找到了“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理论创构与价值旨归。通过深刻总结“文明民族”“民族国家”“民族压迫”“民族问题”等人类社会发展演进中的重大命题，对民族与阶级、民族与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解放的重要性、民族所彰显的文化的一般性与特殊性问题等均作出了深刻剖析，并在“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中加以阐明，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理论溯源与叙事逻辑。
马克思、恩格斯描述了人类文明演进的民族特质及形成条件，强调了民族作为“实体”共同体所包含的重要因素，如作为民族精神与集体记忆的物质载体的语言、历史、文学、社会制度等因素，马克思谈到以“经常性的通讯联系”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并指出“这是以文字形式表现的社会运动为了摆脱民族局限性而应当采取的一个步骤”。马克思还界定了民族和国家两种形态，强调作为文明的表征形式，民族和国家存在区别，“在《告工人阶级书》中说到国际的政策时，我讲的是各个国家而不是各个民族，我所揭露的是俄国而不是较小的国家”。同时，恩格斯也强调“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nationale Staaten）的趋向，成为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杠杆之一”。
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证的民族并不是超越阶级的抽象整体，而是根植于特定时代的阶级关系、阶级矛盾、阶级联盟，例如，工人阶级“代表整个民族的真正的和被正确理解的利益，因为它尽量加速革命的进程，而这个革命对于文明欧洲的任何一个旧社会都已成为历史的必然，没有这个革命，文明欧洲的任何一个旧社会都休想较安稳较正常地继续发展自己的力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到“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私有财产”这个新因素“形成了新阶级”，分工的产生带来生产资料私有制，致使“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从而造成“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带来了民族的压迫。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时期对波兰、爱尔兰和第二国际民族问题的剖析，深刻阐释了阶级、平等、解放运动等与民族的关系问题，并对阶级斗争提供指导，提出排除民族压迫的重要性，以及消灭剥削的前提是民族平等，“每一个波兰的农民和工人，一旦从自己的闭塞状态中觉醒，参加为共同利益进行的斗争，首先就会碰到存在民族压迫的事实，这一事实到处都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第一个障碍”。马克思、恩格斯也通过“民族自尊”等强调了“意识”共同体的重要性，提出了“虚假共同体”的桎梏，指出排除民族压迫是“自由人联合体”形成的条件，“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④马克思指出，“如果整个民族真正感到了羞耻，它就会像一头蜷身缩爪、准备向前扑去的狮子”，“连丝毫没有民族自尊心的人也会感觉到这种民族耻辱”。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中国和俄国的考察，进一步强化了民族的“实体”共同体与“意识”共同体的相互作用，提出“特有的历史的条件”“文明程度”等是决定民族革命方式、民族解放运动成效的重要因素，尝试找出东方社会“跨越卡夫丁大峡谷”的可能性。恩格斯在对波斯和中国进行对比分析时，强烈谴责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使“所有中国人普遍奋起反抗”，提出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一场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同时强调了“对于起来反抗的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规则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反抗的民族所刚刚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马克思在对比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时，借用黑格尔的两极相联规律来讨论“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的影响，指出“英国的枪炮”促使“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但由此所催生的“惊心动魄的革命”也影响了向中华民族开炮的西方列强，“不仅称霸世界的列强和它们的臣民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阶级和阶级之间发生冲突的迹象日趋严重，而且现时的列强相互之间的冲突正在一步步尖锐”。马克思在对俄国进行考察时提到“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恩格斯在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时提到俄国的“公有制”对于西方的“行将建立的公有制”的影响时，强调将其“作为民族活动的一个起点”并“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来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不是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最好的机会”，从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给民族的灾难。
综上，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包含着对文明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人民性、实践性等独特分析，其中，蕴藏着极为丰富且深刻的对民族的论述，包含着对资本逻辑所造就的民族与阶级、社会、国家的深层关系的批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叙事逻辑、方法特质与实践方向，为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二）镜鉴意义：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对资本逻辑文明叙事的批判
民族共同体作为共同体形式之一，内在包含着自我与他者间的镜鉴意义。随着资本逻辑对世界历史的开辟，民族的地理边界被打破，民族叙事也加入到世界现代化的叙事进程中。西方资本主义民族叙事，以资本增殖逻辑将同质化、线性化的民族发展观念输入世界历史进程，试图建构以“区隔”与“排斥”为内核的民族叙事话语，炮制为特殊利益服务的、脱离人的对象性活动的“虚幻共同体”，致使彰显共同体凝聚力的“内在叙事”，被异化为资本霸权、利益分割的“外显叙事”；私有制逻辑与霸权主义话语隐藏在资本增殖下，转变为“民族分裂”“殖民主义”的叙事陷阱，并逐渐渗透至民族叙事的知识生产领域，使民族叙事物化、工具化和异化，沦为资本全球扩张的意识形态载体。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民族叙事即透过资本繁荣发展的表象，看到了资本对人的异化和对民族的压迫，阐明了资本逻辑所带来的“文明悖论”。马克思、恩格斯首先肯定了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与民族发展之间的关系，“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了世界市场的开启带来资本主义的文明传播，但由于资本逻辑伴随着从“原始积累”到“剩余价值剥削”的逻辑转变，资本的全球扩张产生了对民族的压迫。马克思指出，“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迫使尚处于封建野蛮阶段的民族迅速脱离野蛮、走向资本主义而文明化，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文明所暴露的杀戮、掠夺和奴役的野蛮本性及其对民族的影响。“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流通和交换领域的磅礴发展只是为了掩盖“工厂主的罚金簿”的生产方式和实际生产状况，资本主义文明是以“血与火的文字”记载在人类文明绵延不绝的编年史中。世界历史的开启即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文明悖论”，这种“文明悖论”不仅造成了民族的压迫与冲突，也消解了人的“对象性活动”在历史运动中的主体地位。马克思提到资本家不是作为“感性个人”而存在的，而是作为“资本的人格化”的表征，看似为积累个人财富而对剩余价值进行剥削的背后，实质是资本主义文明资本积累的内在要求，人的“独立性”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资本增殖逻辑造就的“原子化的个人主义”与“普遍的物化”，致使民族叙事丧失了平等交往、互利共生的文化本质，转而将“分”与“异”、“冲突”与“掠夺”作为民族叙事的核心逻辑。在这种逻辑主导下，民族叙事存在资本异化、工具化的深层风险，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尖锐张力中彻底失衡，这种共同体是“虚假共同体”的意识形态载体，因其缺乏真实伦理联结、以利益为唯一纽带的叙事底色，注定走向内部分裂与外部冲突。
在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考察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创构了由“抽象共同体”到“真正共同体”的叙事逻辑，提出了“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同体形式。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马克思认为，“虚幻的共同体”之所以虚幻，是因为将国家和阶级作为个人利益的表达，然而这与“自由人”的目标偏离，并造成了一种新的桎梏。“民族”为“自由人”提供了更为合适的共同体形式，因“民族”保存了文化的一般性也呵护了文化的特质，给予文明以多样性特征。“自由人的联合体”超越西方民族主义所造就的“虚幻共同体”，将人的对象性活动纳入文明演进的历史进程中，塑造了区别于西方神性文明观或宗教叙事下的弥赛亚主义，既包含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未来文明形态的愿景，又蕴含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族-国家关系的重构，它不仅是共产主义文明形态的象征，更是文明民族的聚合体，为人类文明演进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民族叙事。
（三）历史契合：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民族叙事上的结合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辉煌灿烂、举世无双的中华文明”。尽管由于西方文明的冲击，中华民族曾遭遇民族危机，中华文明曾面临“失语”的境地，但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记忆、价值理念与精神追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话语与实践进路，可以说，中华文明的民族叙事在文明价值旨归、文明交流交往以及文明发展动力等方面，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所强调文明的实践性、历史性与人民性内在契合。
中华文明的民族叙事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结合”，是中华民族“和”“合”“共”的文明观与“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同体意蕴的内在契合。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其中“和”“合”“共”的共同体意蕴是贯穿始终的核心精神脉络，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与行为准则，为民族叙事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自由人的联合体”思想，是马克思在对资本逻辑的文明悖论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的未来社会理想图景，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了人的异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商品交换关系所扭曲，“自由人的联合体”则是一个摆脱了异化状态的社会形态，在这个联合体中，人们不再受剥削、受压迫，在平等、互助的关系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这一思想蕴含着鲜明的共同体意蕴，强调个体与集体的辩证统一，追求全人类的共同解放与幸福。中华文明的民族观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意蕴的内在契合，为中华文明的民族叙事奠定了“天下大同”的文化主体，赋予多民族以“和而不同”的文化交往，推动“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形成。这种经由“结合”的民族叙事全然区别于西方的民族分裂叙事与“中心论”的文明等级论，民族分裂叙事将民族之间的关系置于对立的框架下，破坏了地区与世界的稳定，在历史上曾多次引发民族冲突，而“中心论”的文明等级论则将西方文明奉为圭臬，用以衡量甚至贬低其他文明的价值，导致文明之间的隔阂与冲突。
中华文明的民族叙事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结合，是中华民族“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深度融合。“民为邦本”是中华文明中极具代表性的民本思想，《尚书·五子之歌》中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孔子主张“仁者爱人”，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重视农业生产以保障百姓的衣食住行，推行轻徭薄赋以减轻百姓的负担，设立监察制度以防止官吏欺压百姓等，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对人民价值的重视，为民族叙事奠定了深厚的民本基础。马克思主义始终将人民放在重要位置，“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重要目标，也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核心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科学思想体系相结合，深刻揭示了人的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为民族叙事注入了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中华文明的民族叙事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结合”，还体现在中华民族哲学思想蕴含的“变易”思维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辩证思维的有机结合。中华文明传统变易思维蕴含阴阳相生、生生不息、革故鼎新、物极必反等朴素辩证智慧，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以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为核心的科学辩证思维具有内在契合性，二者的有机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体现。传统变易思维以动态发展、包容转化、守正创新为特质，为民族叙事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与内生精神动力；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以唯物论为基础，以科学规律为遵循，为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系统的方法论支撑。二者深度融通，为中华民族叙事注入了鲜明的辩证维度：一方面，变易思维推动民族叙事扎根中华文明沃土，以“生生”精神强化历史连续性，以“和而不同”“包容差异”筑牢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基础，支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以“革故鼎新”锚定民族复兴与天下大同的价值指向；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赋予民族叙事科学的理论品格，帮助人们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整体与局部的辩证关系中把握民族发展规律。这种结合使中华民族叙事既葆有鲜明的文化主体性与历史厚重感，又具备严谨的科学性、系统性与前瞻性，为引领中华民族在复杂环境中坚定前行、实现伟大复兴提供了深层思想支撑。
中华文明的民族叙事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结合”是相互成就的。在立足于本土文化传统民族叙事上，有助于破解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文化张力，既避免了“全盘西化”的误区，又克服了“文化复古”的局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精神力量；在中西方文明叙事的镜鉴视角上，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文明叙事霸权，证明了非西方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可能性，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文明发展道路提供了借鉴。“面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及深层逻辑，中国共产党基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对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本质有着清醒的认知，对中华民族内外关系中所面临的矛盾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可以说，中华文明的民族叙事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结合”，是历史的选择、理论的必然、实践的需要。在新的历史方位上，继续深化二者的结合，既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立场，又要传承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话语体系，让中华文明在与马克思主义的互动中焕发新的生机，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二、范式变革与话语创新：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文明立场与叙事话语
西方传统的民族叙事因其具有本体论上的西方中心论、认识论上的原子化个人主义，易使民族叙事走向碎片化或中心论，丧失了其作为共同体形式的价值属性。而固化的民族-国家、文明冲突等宏大民族叙事范式，致使民族叙事陷入“表述危机”。正如马尔库斯（George E. Marcus）与费彻尔（Michael M.J.Fischer）指出：“现时代的表述危机是一种理论的转变过程，它产生于一个特定的变换时代，与范式或总体理论处于支配地位的时期让步于范式失却其合理性和权威性的时期、理论中心论让步于现实细节中心论这一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民族共同体作为文明视域下的叙事话语，包含着人类认知世界、表达经验、构建意义的文明传承方式，也蕴藏着科学研究范式与知识生产方式的转换。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以唯物史观构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科学历史观，以辩证思维阐释世界多民族发展存在的问题，以“术语的革命”（revolution in terminology）破除资本现代性所建构的话语牢笼，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注入了独特理论内核、文明范式转型与叙事话语创新，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特别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史料体系、学科体系提供了方法遵循。
（一）唯物史观立场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科学历史观
马克思主义对唯物史观的建构与其文明观的形成是密不可分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基督教神学观进行思考后，经过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形成了认识世界的唯物史观基础，随着唯物史观走向成熟，映射历史与实践的文明观得以正式建构。当马克思作为《莱茵报》的编辑想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时却颇为烦恼，无论是康德与费希特的先验哲学，还是黑格尔的以现代社会为基础的思辨哲学，都在关涉“物质利益”的难题面前频频失语，“现实人道主义在德国没有比唯灵论或者说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思辨唯心主义采用‘自我意识’即‘精神’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
马克思在对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进行批判时强调，蒲鲁东忽视历史条件与社会现实，“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历史运动”。在论述“德国民族性”问题时，马克思提到，“最后，‘批判’、‘认识’即精神活动能提供精神优势，其实只是一种词句上的同义反复；批判凭借无限的自我意识，使自己凌驾于各民族之上，期待着各民族跪在自己脚下乞求指点迷津，它正是通过这种漫画化的、基督教日耳曼的唯心主义，证明它依然深深地陷在德国民族性的泥坑里”；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批判“《和平民主日报》所鼓吹的那种掺了水的傅立叶主义”时讲到：“直到现在每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相比都具有某种优点。但是，如果批判的预言是正确的，那么任何一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相比都将不会具有某种长处，因为所有的欧洲文明民族——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现在都在‘批判自己和其他民族’并‘能认识普遍衰败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基于“文明民族”的阐发，揭露了民族国家或者说资本主义民族所形成的抽象的“无限的自我意识”的民族形式，否定了“纯粹的、纯哲学的哲学”，认为它“不提供任何独立的东西”，从而强调“现实的人的活动”的重要性。
“文明是实践的事情”，“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摒弃了传统的理性主义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将“文明”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和成果，强调“真实的历史的运动”中人的对象性活动是理解文明的真正基础，“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唯物史观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科学历史观，赋予了民族叙事以文明实践性、历史性与主体性，将民族问题置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考察，在意识形态的叙事冲突中，为文明研究和民族叙事构筑了一种新的理论探索、提供了新的叙事话语。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体及未来发展绝不是西方本体论意义上抽象化、本质化的、绝对精神、绝对意志的共同体，而是以各族人民为主体，充分发挥各族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活力，遵循‘五个共同’的历史逻辑，深化各民族血脉相融、经济相依、信念相同、文化相通、情感相近，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以礼仪、伦理为基础的多元一体的历史连续体、文明体和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构建遵循唯物史观的科学历史观，尊重本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现实，关注民族作为文明实体的物质意义，并在历史演进轨迹中验证了唯物史观所造就的历史合力和文明价值，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叙事既受物质生产水平制约，又因文化认同、文明觉醒等因素而呈现中华民族的独特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唯物史观为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科学历史观提供了指引与遵循，正如恩格斯所言：“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面前。”
（二）辩证思维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科学方法
马克思提到，“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辨证运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科学性体现在探索“历史之谜”和认知文明问题时所采取的辩证思维方式。马克思曾特别强调辩证法的本质应该是批判的、革命的，驳斥了黑格尔沿着基督教神学以绝对精神为辩证运动主体的唯心主义历史目的论。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民族叙事中，详细论述了文明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民族文化的特质与共性等问题，提供了具有辩证思维的叙事框架。马克思深刻考量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民族叙事的“抽象意义”和理性主义下的民族意涵，利用“否定之否定”“对立统一”“量变质变”等基本原则，具体运用在对民族统一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国家与民族、民族的物质属性与意识属性等多重民族问题的思考之中，将民族从资本主义的“虚幻共同体”的民族叙事中解救出来，赋予民族以主体性特质。
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研读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古代社会》后，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并提到：“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的这个重新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恩格斯通过摩尔根的分期，引入从氏族到“文明民族”的更迭，也对文明发展进行了分期，即原始时代、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认为任何民族都会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而由原始野蛮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但不同民族在进入文明时代时，会基于自身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而显现出某种特殊性、个性，即民族自身所独具的生存技术、经济条件、制度状况、文化水平等因素，综合影响进入文明时代的方式。马克思在《英国状况》中论证工业发展时，用“文明程度”的辩证思维来阐释“需要”理论，“文明程度的提高，这是工业中一切改进的无可争议的结果，文明程度一提高，就产生新的需要、新的生产部门，而这样一来又引起新的改进”。“‘共同体’是描述群体而非个体的概念，共同性或共同意识是维系共同体群体性存续的关键因素。”在民族意识层面，马克思强调了民族意识觉醒、民族自尊心问题，处于民族中的主体，不论其是否深刻认识民族问题，只要民族压迫出现时，个体都会受到影响。因此，民族自发形成的“磁场”，使民族中的个体形成具有凝聚力的群体，由此产生的民族自尊心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发展的观点、联系的观点、辩证的观点以及实践的观点，均包含着丰富的民族理论意涵，这些观点有益于克服民族研究中的实体主义与二元论，有益于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在统一关系”。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所坚守的辩证思维，将民族叙事从西方民族叙事中的享有主权的、本质上有限制意义的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言的“想象的政治共同体”的叙事逻辑中转换出来，为推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血脉相融、骨肉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提供了辩证思维的方法基础，在面对民族发展问题、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民族交流等方面，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的选择，赋予了科学的思维方法。
（三）“术语的革命”为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提供文明范式变革
以语言或话语为载体的文明史研究中，通常表现为以文化、精神为研究内容的意义空间生产，或以概念研究为内容的知识生产，在这一研究范式中，文明既是概念史研究对象，同时也是思考和阐释“他者”的重要方式方法。“文明”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中是实践的、开放的、交互的有机体，因此，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既包括文明内涵的话语叙事，也包括文明与其他因素互动进程中形成的基本理论框架与思维方式，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民族叙事提供了话语逻辑、主体意义与文明形态。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提出“文明是话语性的实践”，西方民族叙事话语沿袭资本的逻辑，并伴随着现代化的话语霸权与宰制，致使民族叙事一度陷入“文明失语”“文明植入”“文明冲突”的境地，造成民族叙事的话语困境与实践迷雾。
西方资本逻辑下的民族叙事存在着不可调和的话语危机、形态危机与主体危机。在话语层面，“民族”概念的内涵消解与话语对立致使西方的民族叙事陷入不可调和的冲突之中。现代化的进程由西方率先发起，西方掌握现代化成果后通过资本增殖逻辑不断鼓吹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牢牢把握话语权，在对待“自我”和“他者”时是“双重标准”，对“自我”进行美化的同时对“他者”采取话语霸权，甚至污名化的叙事逻辑，将“民族”视为政治工具。如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illiam Said）的“东方主义”理论指出，西方传统民族叙事中的“自我”与“他者”划分，本质上是西方出于文化霸权目的构建的话语体系。西方传统民族叙事常以简单的线性逻辑为脉络，将民族发展描绘为从起源、崛起、辉煌到引领世界的单一过程，利用利己原则和零和博弈方法消解民族特性、强化制度主体。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宏大叙事中，西方文明选择将本国的制度文化作为高阶的文明形态，将由利益集团形成的利益共同体作为最高级共同体。西方民族叙事的“主体危机”，表现在消解主体和解构话语之中，以排他性的集体记忆与话语对立，刻意泯灭其他民族的历史主体性与文化价值，是一种不平等的话语权力运作。比如，以勒庞主义为开端的极端右翼民族主义，为转嫁危机、摆脱经济困境的单边主义等经济民族主义，以及思想殖民主义的民族形式（如文化民族主义）等，均在21世纪再次涌现与“抬头”。这些民族叙事的西方范式，严重侵扰民族交往与文明交流互鉴进程，严重侵害民族的主体性、相关国家治理与世界文明进程。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民族叙事提供了一场“术语的革命”，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叙事的知识谱系话语、范畴和体系的颠覆性重构。马克思主义不仅影响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民族主张”，更推动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叙事。中国特色的民族实践实现了一场内生性的“术语的革命”，突破了西方“民族-国家”二元对立的民族叙事，建构了中国特色的民族叙事话语。
三、主体建构与现代转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当代叙事与世界意蕴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纳入“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连通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到当代中国民族叙事的生动体现，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养料，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与人民性，持续增强各民族的文化自信与认同感，为世界文明浪潮贡献了新的民族叙事，为解决全球民族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
（一）传承文化血脉，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与人民性
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赓续的最佳注解，是将“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和薪火相传的文化自觉，谱写至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华章的实践确证。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将民族精神与文化品格熔铸在国家发展的磅礴血脉之中，将民族气节与文化传承牢牢把握在国家进步的命脉之中，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彰显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属性。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赋予了文明与文化以实践性与价值属性，人民群众是文化创造的主体，也是文化成果的享有者。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指中华民族在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自主选择、自主创造、自主发展的能力与地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构建始终将传承文化血脉放在重要位置，坚定维护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思想，推动各民族文化繁荣发展，使中华民族文化成为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精神纽带。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本质属性，也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根本立场。李大钊曾言，“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满足各民族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文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在文化创造方面，我国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鼓励各民族群众积极参与文化创作，挖掘和整理本民族的优秀文化资源，重视对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培养了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推动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机制建立。如河南安绣扎根新疆搭建民族团结致富平台，设立3个实训基地、1个服务办事处，累计常态化培训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绣娘，开展普通话教学、政策宣讲、技艺传授，实现“技艺传帮带、民族团结心、产业共发展”。新疆和田实施“文化润疆”工程，以约特干故城为核心载体，通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结对共建、联合文创开发等形式，推动各族传统技艺互学互鉴，实现文化资源共享、文旅产业协同发展，持续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实践性和人民性与中华民族的具体民族实践相结合的生动叙事，增强了各民族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推动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当代实践注入了丰富的中国特色与文化内涵。中华民族共同体对文化血脉的传承，本质上是文化自信的生动实践，既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守住了文化主体性的根基，又以“以人民为中心”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价值指向，使各民族文化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实现了“各美其美”与“美美与共”的有机统一，为文明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
“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中华文明植根于历史积淀的文化资源，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无论是遵循中华传统文化，基于本民族自然条件、文化特质，找寻五千余年未曾中断的独特文化基因，还是关注文明的现代转型所带来的技术升级的现代化场景，抑或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创造新的文明形态等，都“必须顺应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大趋势，深刻理解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精神和文化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民族本性与文化特质，并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民族凝聚力和时代向心力。
（二）赓续历史文脉，构建共同体理念的当代中国民族叙事
“中华民族有自身独特的历史，解析中华民族的历史，就不能套用西方那一套民族理论，要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遵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在当下世界突发性事件频发、现代性问题凸显的情况下，挖掘中华民族共同体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意蕴，并将其建构为独特的知识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叙事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结合，为共同体理念注入了兼具科学性与真理性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柢。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为我们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丰富理论资源，既关注文明民族由于各自自然条件、历史沿革、文化形式的不同所创造的特质，也探索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价值追求与共性条件，为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理论与文明发展道路提供了理论养料与重要指引。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是立足中华民族历史文脉，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实际相结合，不断丰富和完善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叙事体系。毛泽东鲜明提出，“要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主张，团结各民族人民共同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打破了民族隔阂，唤醒了各民族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了各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推动了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平等合作与共同发展，构建起“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使中华民族共同体从理念走向实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日益频繁，“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成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核心主题。新时代，强调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应“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全国多地开展文物活化利用工程，让文化“活”起来。如新疆多地活化丝绸之路历史遗存，保护性开发古城、古寺等历史遗址，以真实文物史料佐证边疆地区多民族聚居交融的历史脉络，印证各民族共同开拓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通过整理和传播各民族的英雄史诗、民间故事、传统节日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彰显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统一性，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例如：甘肃天水深挖伏羲文化承载的同源共融、大一统精神，依托各类文化阵地开展常态化宣传教育，以共通历史文脉凝聚各族文化共识；广西民族博物馆搭建多元文化展示平台，打造“五彩八桂”等特色陈列体系，常态化引入全国跨区域文明特展与非遗联展，集中展示壮、瑶、苗等各民族优秀文化与交融发展历史。坚持以历史文脉传承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依托多元文化资源夯实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种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民族叙事，既符合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历史逻辑，又适应了新时代民族工作的现实需求，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正是如此，它摒弃二元对立的线性文明观与对立冲突的传承方式，在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传承与创新中，通过对历史文脉与历史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贯通中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叙事。
（三）创新文明形态，在世界文明浪潮中贡献新的民族叙事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叙事下对民族发展问题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是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宏大视域下，将马克思主义“自由人的联合体”与当代中国民族叙事的“命运与共”深度结合。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是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文明形态的再次考量，是对资本主义运用现代文明钳制民族发展、泯灭文化特质的历史必然的抗议与打破，超越了西方个体利益共同体的局限，超越了民族利益的局限性和民族-国家研究范式的局限性，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形成新的民族叙事范式的重要步骤。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着眼‘两个大局’，深刻总结国内外民族工作经验教训，深刻洞察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趋势，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种以民族团结、共同发展、和谐共生为核心特征的民族叙事的新形态，它突破了西方传统民族理论中“同化论”“冲突论”的局限，从中国实际出发，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前提下，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与发展机会，推动各民族在共同发展中实现共同繁荣，形成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明发展格局。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是站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崇高理想之上思考民族问题，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中国价值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相互依存、命运与共、合作共赢的核心理念，以及中华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其中蕴藏着通往人类文明新形态重要价值，超越了价值相对主义和中心主义的弊端。尤其是在西方中心主义、民粹主义有所抬头的日益不稳定的国际环境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揭开了西方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民族叙事的面纱，将其所带来的民族困境昭然天下，实现了民族层面对“西方中心论”的结构性超越、对“文明冲突论”的系统性批判，以及对“国强必霸论”的总体性解构。
马克思曾言：“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以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谱写当代中国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叙事，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的理论结晶，更是破解现代性民族困境、回应西方资本逻辑所造就的“文明悖论”的思想创举。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以唯物史观锚定历史方位，挣脱西方资本逻辑下“虚假共同体”的桎梏，以辩证思维化解“多元与一体”的张力，重塑民族发展的科学范式，以“术语的革命”打破西方话语宰制与霸权，构建起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民族叙事。从文化血脉的传承到历史文脉的赓续，从主体意识的铸牢到文明形态的创新，这一叙事既坚守“民为邦本”与“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契合，又彰显“变易”思想与“辩证”思维的范式构型。在世界百年变局与文明转型的交汇点上，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与“五个共同”的民族实践，为人类社会解决民族问题、推动文明互鉴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面向未来，唯有持续深化“两个结合”，在实践中丰富当代中国民族叙事的特色与内涵，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真正成为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精神纽带，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注入不竭动力。
当今世界的变革从更深层次来说是文明观的变革。人类文明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世界文明的宏伟进程呼吁新的民族叙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进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探索是一场打破传统的民族－国家文明叙事和民族话语范式的伟大尝试，为西方现代性造就的民族问题提供了中国注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形态、发展样态及未来建构，必将伴随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征程继续前行，必将伴随着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深刻阐释而呈现出面向未来的开放性与可能性，并在与世界多民族主体的交流和碰撞中生发出自己独特的理论价值与实践魅力。
原文发表于《民族研究》2026年第4期，注释和参考文献删去。引用请务必以期刊发表版本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