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秦始皇继承秦国和东方六国山岳祭祀传统，对天下名山进行系统清理，确立了十二名山的国家山岳祭祀体系。西汉的高祖、文帝基本延续了秦代的山岳祭祀，至武帝通过亲祭华山、亲登嵩山、登礼天柱山、亲祭恒山以及封禅泰山，形成“五岳”神格高于众山的局面。至宣帝神爵元年诏书定制，最终确立以五岳为代表的国家山岳祭祀体系。由于大一统皇权的加持，从名山到五岳的演变过程，就是秦汉国家神圣空间建构的典型样本。
关键词：名山 五岳 神圣空间 秦始皇 汉武帝
一、问题的提出
山岳崇拜是人类最古老的信仰之一。将山岳神圣化，主要源于人类对自然力量的敬畏、对生存环境的依赖，以及山岳本身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崇高地位。罗马尼亚宗教思想家米尔恰·伊利亚德提出著名的“圣显”（神圣及其显现）理论，认为世界之所以成为一个我们能够理解的宇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自我显现出一个神圣世界。伊利亚德通过对世界不同文化体系关于“宇宙山”的比较分析，指出一些神秘的山峰成为把尘世与天国联系起来的宇宙之轴。这些神秘的山峰，逐步从民间信仰走向官方祭祀，成为一个集团、一个区域乃至一个国家的“名山”。如《国语·周语上》所载“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当夏、商、周作为方国部落兴盛之始，神灵便降临到他们住地附近的山上，因此他们“因名山升中于天”，对这些神灵进行祭祀。从先秦至秦汉，随着大一统政权的建立与巩固，国家对天下名山确定等级、秩序，并将名山中的五座山进一步神圣化为“五岳”。
对先秦至秦汉时代的五岳问题，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顾颉刚有专文《州与岳的演变》《四岳与五岳》进行探讨，认为从“岳”的起源来看，先秦时将“四岳”作为一个整体，专指西方同属一个山系的四座山，其后因部族的迁徙，“岳”的观念流播到中原，并与四方结合，形成基于东、南、西、北方位的四岳。及至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当西汉武、宣二帝之际，四岳才扩充为五岳，形成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和中岳嵩山为代表的“五岳”说。顾颉刚进一步总结道：“四岳者，姜姓之族之原居地，及齐人、戎人东迁而徙其名于中原；是为两周时事，为民族史及地理志上之问题。五岳者，大一统后因四岳之名而扩充之，且平均分配之，视为帝王巡狩所至之地；是为汉武、宣时事，为政治史及宗教史上之问题。”田天进一步提出五岳形成的“两阶段说”，即“五岳”作为一个概念的提出与成熟和这一概念在国家祭祀中的实现。牛敬飞认为不能仅据东周至秦汉的现实疆域变化来判定五岳理念的产生及五岳定名，主张东周时期“四岳”“五岳”理念可能已经形成且已定名，甚至已产生以“四岳”“五岳”为中心的山川等级理念。杨华考察了先秦诸子学派的山川祭祀理论和制度设计，认为儒家形成了“五岳四渎”的系统设计，“五岳”的政治地理构想可能在战国时期的儒家话语中就已经存在。
基于上述理论资源与学术史脉络，本文旨在探讨五岳“圣显”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对秦汉大一统国家建构的意义。具体而言，秦皇汉武如何通过祭祀、巡狩、封禅等礼仪实践，建构与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相适应的统一神权，从而将分布于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的五岳，塑造为秦汉大一统国家的神圣空间，并由此揭示“五岳”在空间建构层面，对于秦汉大一统国家的独特价值和作用。
二、秦汉国家对五岳的祭祀
先秦关于名山大川的祭祀，史籍并无系统记载。司马迁撰《史记》时已不无感叹：“自五帝以至秦，轶兴轶衰，名山大川或在诸侯，或在天子，其礼损益世殊，不可胜记。”《史记》接受了《尚书·尧典》所载舜帝巡狩四岳之说，认为“五岳四渎”为古已有之的祭祀传统。《史记·封禅书》称：“昔三代之（君）〔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渎咸在山东。至秦称帝，都咸阳，则五岳、四渎皆并在东方。”杨华认为这是用秦汉帝国“大一统”文化下的“五岳四渎”来理解上古各国山川神祇的变化过程，实际上可能是各地构成的一个个区域文化的“祭祀圈”，随着秦汉帝国的统一，被整合成一个覆盖全国的大祭祀体系。田天也认为“五岳四渎”在先秦以至于汉初，都只存在于礼书中，是一种理想化山川祭祀体系，直到汉武帝中后期，五岳祭祀才逐步进入国家祭祀中。至汉宣帝神爵元年诏书后，“五岳四渎”皆有常祀，这一格局作为国家祭祀的地位才真正得到确立。以下对秦、西汉的山岳祭祀情况进行具体论述。
（一）秦代的山岳祭祀
对天下名山大川第一次进行系统清理、整顿则始于秦始皇。秦始皇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后，“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按照“殽以东”的六国之地和“华以西”的秦之故土，确立了十二名山、六大川的山川祭祀格局。《史记·封禅书》记载了秦代国家祭祀体系中名山大川的序列和地望。其中“殽以东”原东方六国之地有五山二川：
于是自殽以东，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会稽，湘山。水曰济，曰淮。春以脯酒为岁祠，因泮冻，秋涸冻，冬塞祷祠。其牲用牛犊各一，牢具珪币各异。
而“华以西”秦、蜀之地有七山四川：
白华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华山，薄山。薄山者，衰山也。岳山，岐山，吴岳，鸿冢，渎山。渎山，蜀之汶山。水曰河，祠临晋；沔，祠汉中；湫渊，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祷塞，如东方名山川；而牲牛犊牢具珪币各异。而四大冢鸿、岐、吴、岳，皆有尝禾。
秦起于西方，特别重视秦地之山川，华山、薄山、岳山、岐山、吴岳、鸿冢等六山以及河、沔、湫渊等三川均在秦地；蜀地早于东方六国并入秦，所以也将蜀地的渎山、江纳入；对于东方六国原有山川之祠，原周地的太室，三晋之地的恒山，齐鲁之地的泰山、济水，越地的会稽和楚地的湘山、淮水，也纳入到国家祀典中。在秦代山川祭祀体系分为三级，第一类是列于祀典中的山川之祠，皆由中央的祠官太祝主持日常祭祀，一年之中春、秋、冬三季按时祭祀，即“春泮冻，秋涸冻，冬塞祷祠”；第二类是其他未列入祀典的名山川诸鬼及齐地八神之类的祠庙，天子亲临时则祭，离开之后就不再祭祀；第三类是郡县及边远地方的神祠，“不领于天子之祝官”，而由“民各自奉祠”。
（二）西汉前期的山岳祭祀
至西汉初年，基本延续了秦代的山川祭祀。楚汉争霸时高祖即于二年（前205）六月在关中“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时祀之”。此事亦见于《封禅书》所载，高祖在雍地立黑帝祠于北畤后，定下“有司进祠，上不亲往”的制度，同时“悉召故秦祝官，复置太祝、太宰，如其故仪礼”，并下诏曰：“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至汉文帝前元十三年（前161），有一次增崇诸祠的行动，除雍地祭祀天帝的诸畤，“其河、湫、汉水加玉各二；及诸祠，各增广坛场，珪币俎豆以差加之”。对山川祠中的河水、湫渊、汉水加增祭品，对诸祠的祭祀规格均有所提升。两年后的前元十五年夏四月，文帝在雍地郊见五帝后，又“赦天下，修名山大川尝祀而绝者，有司以岁时致礼”。由此可见，在文帝大规模兴复名山大川祭祀之前，部分名山大川曾经绝祀，包括五岳在内的名山大川很多在诸侯国内，皇帝一般不再祭祀。所以文帝时有“始名山大川在诸侯，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领。及齐、淮南国废，令太祝尽以岁时致礼如故”。《史记正义》注曰：“齐有泰山，淮南有天柱山，二山初天子祝官不领，遂废其祀，令诸侯奉祠。今令太祝尽以岁时致礼，如秦故仪。”齐国有东岳泰山，淮南国有南岳霍山（汉武帝号天柱山为南岳），在齐、淮南二国被废后，文帝恢复了本归天子祭祀的东、南岳，由中央的祠官太祝负责。牛敬飞认为文帝此举“似是在遵循《王制》‘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的逻辑下实现了‘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至武帝元鼎四年（前113），“于是济北王以为天子且封禅，乃上书献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县偿之。常山王有罪，迁，天子封其弟于真定，以续先王祀，而以常山为郡，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郡”。
关于西汉济北国的变迁，依据《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文帝前元二年（前178），以原齐国之济北郡置王国，封齐悼惠王子刘兴居为济北王；三年，兴居反，国除为郡入汉。十五年，复置济北国，封齐悼惠王子刘志。景帝前元四年，徙济北王志为甾川王，同时徙衡山王刘勃为济北王，武帝后元二年，济北王刘宽谋反自杀，国除，其地尽入泰山郡。另据《汉书·诸侯王表二》，济北王自勃起，传三代，其中勃在位1年，景帝前元六年，其子刘胡继位，在位54年，至武帝天汉四年（前97）去世。则武帝元狩元年上书献泰山及其旁邑者即为济北王胡。关于西汉常山国的变迁，依据《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文帝前元元年（前179），复立赵幽王子刘遂为赵王，常山郡属之。景帝二年（前155），削赵常山郡，地入汉。中元五年（前145），以常山郡为国，封子刘舜为常山王。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常山国除，复为郡，旋分真定等数县置真定国。常山郡本当治真定县，武帝元鼎三年，真定别属真定国，常山遂徙治于元氏。另据《汉书·诸侯王表二》，武帝元鼎三年，常山王勃嗣，废徙房陵，以宪王子刘平封真定王。
济北王献泰山及其旁邑，常山王罪迁后以常山为郡，从而“五岳皆在天子之郡”。汉武帝致力于大一统国家建设，将极具象征意义的五岳均纳入天子直接控制下，体现国家对五岳祭祀权的统一。
（三）武帝、宣帝对五岳祭祀的定制
武帝即位之初，就非常重视山川祭祀。建元元年五月武帝诏曰：“河海润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祀，为岁事，曲加礼。”依颜师古、如淳所注，对山川祭祀予以规范，“岁以为常”，并进行增益。元封元年（前110）武帝在去泰山封禅的途中，先祭祀华山，然后亲登中岳嵩山。
武帝祭华山，并未亲登，而是在山下新建的集灵宫进行。《汉书·地理志》京兆尹下有华阴县，班固自注“太华山在南，有祠，豫州山。集灵宫，武帝起。”现存东汉延熹四年（161年）的《华山碑》的碑文称：“孝武皇帝修封禅之礼，思登假之道，巡省五岳，禋祀丰备。故立宫其下，宫曰集灵宫，殿曰存仙殿，门曰望仙门。”
武帝亲登嵩山，不仅获得异兽驳麃，礼祭夏后启母石，更是发生山神显灵事件，“从官在山下闻若有言‘万岁’云。问上，上不言；问下，下不言”。武帝对此非常满意，诏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无伐其草木。以山下户三百为之奉邑，名曰崇高，独给祠，复亡所与”。武帝为了报偿太室山神，将山下三百户封为崇高邑，专门奉祠太室山。
武帝还亲登天柱山，将其确定为南岳。元封五年冬，武帝行南巡狩，“登礼灊之天柱山，号曰南岳。”南岳本有衡山、霍山二说。经过武帝此次巡幸，正式确认庐江郡灊县的天柱山为南岳。《汉书·地理志》庐江郡下有灊县，班固自注“天柱山在南。有祠。”晋人郭璞认为“霍山，今在庐江濳县西南，别名天柱山。汉武帝以衡山辽旷，移其神于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为南岳”。颜师古注曰：“灊，庐江县也，天柱山在焉。武帝以天柱山为南岳。”
对于北岳恒山，武帝于天汉三年（前98），在完成泰山修封后，西归长安时亲祭恒山，并举行了瘗埋玄玉的礼仪。对于恒山的地望，《汉书·地理志》常山郡上曲阳县条，班固自注：“恒山、北谷在西北。有祠。并州山。《禹贡》恒水所出，东入滱。”
对于泰山，自元封元年（前110）完成泰山封禅后，汉武帝引用儒家经义称：“古者天子五载一巡狩，用事泰山，诸侯有朝宿地。其令诸侯各治邸泰山下。”其后在泰山修明堂，并按照经义，对泰山“五年一修封”，“凡五修封”。这表明武帝巡省五岳的计划，有儒家经义作为依据，如果经义亦无，只好自我作古，“颇采儒术以文之”。《汉书·郊祀志》称“自封泰山后，十三岁而周遍于五岳、四渎矣”。
宣帝仿效武帝，“颇修武帝故事，谨斋祀之礼，以方士言增置神祠”。于元康四年（前62）下诏将亲祭天地山川，次年即神爵元年（前61）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并于此年颁布诏书，制定巡祭五岳四渎的固定礼仪：
制诏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阙焉无祠。其令祠官以礼为岁事，以四时祠江海雒水，祈为天下丰年焉。”自是五岳、四渎皆有常礼。东岳泰山于博，中岳泰室于嵩高，南岳灊山于灊，西岳华山于华阴，北岳常山于上曲阳，河于临晋，江于江都，淮于平氏，济于临邑界中，皆使者持节侍祠。唯泰山与河岁五祠，江水四，余皆一祷而三祠云。
此次诏书的重点是确定以四时祠祀江、海和洛水，祈求风调雨顺。但正是此次诏令，确定了五岳四渎的祭祀地点和固定的礼仪规格，明确由使者持节祠祭，其中泰山与黄河是一年五祠，江水是一年四祠，中岳泰室、南岳灊山、西岳华山、北岳常山以及淮水、济水，均是一祷加三祠。荀悦《汉纪·宣帝纪》所载诏书与此相同。汉武帝通过亲祭五岳特别是作为五岳之首的泰山，将对五岳的祭祀权收归中央，提升五岳之祭的规格，汉宣帝承其余绪，确定五岳祭祀地点和规格。五岳祭祀经过武宣定制，在西汉后期和整个东汉一直行用不衰，奠定了后世五岳祭祀的基本范式。
三、秦汉皇帝巡狩对五岳的形塑
秦始皇建立了由皇帝制、官僚制和郡县制组成的中央集权体制，对广土众民进行专制统治。皇帝的专制权力，体现在对现实的疆域空间和理想的神圣空间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支配。秦汉皇帝通过巡狩、封禅等礼仪，进一步强化了疆域空间和神圣空间的控制。
（一）秦始皇巡狩与五岳
秦始皇凭借武力统一六国、拓土开边，同时勤于政事，“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为了安定天下、巩固统治，还曾多次出巡。对于秦始皇出巡的动机，如秦二世所言“以示强，威服海内”。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始皇在二十七年（前220）到三十七年（前210）的11年间，先后五次出巡。除第一次为关中故地外，其他四次都是到原东方六国之地，其中两次到齐、一次到燕、一次到楚。为了便于讨论，简述秦始皇五次出巡的基本情况如下：
1.第一次出巡是在二十七年（前220）。《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秦始皇在大一统国家建立次年即巡狩位于西北边境的陇西郡和北地郡，体现了对秦国故地的高度重视，“可以看作西抚西土的政治行为，应当也有礼敬西地先祖遗迹和传统祀所的内容”。
2.第二次出巡是在二十八年（前219）。《史记·秦始皇本纪》记：“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禅梁父。刻所立石……于是乃并勃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始皇还，过彭城……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上自南郡由武关归。”《史记·封禅书》也记载了秦始皇在齐地的行程安排，“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祠驺峄山，颂秦功业”，接着“上自泰山阳至巅，立石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从阴道下，禅于梁父”，然后是“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秦始皇此次出巡，在东方的齐地举行了一系列重要的祭祀礼仪，“祠峄山”、封禅泰山、“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并在峄山、泰山、之罘、琅邪台树立具有“纪念碑”意义的标志性石刻。在返程时，经过彭城、衡山、南郡、湘山、武关，最后回到咸阳，这条路线由东向西、横贯楚地。
3.第三次出巡是在二十九年（前218）。《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东游。至阳武博狼沙中……登之罘，刻石……旋，遂之琅邪，道上党入。”《史记·封禅书》载：“其明年，始皇复游海上，至琅邪，过恒山，从上党归。”此次东巡的目的地仍是齐地，沿途经过了之罘、琅邪、恒山、上党，并在之罘留下了之罘刻石和之罘东观刻石。
4.第四次出巡是在三十二年（前215）。《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之碣石……刻碣石门……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史记·封禅书》载：“后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从上郡归。”秦始皇以碣石为此行终点，并刻石于碣石门，在返程时巡视北部边境后，经上郡回到咸阳。
5.第五次出巡是在三十七年（前210）。《史记·秦始皇本纪》：“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自琅邪北至荣成山……至之罘……遂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史记·封禅书》载：“后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会稽，并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不得，还至沙丘崩。”秦始皇此次历时10个月的出巡，先是南行达到云梦，然后沿长江顺流而下，抵达此行的目的地会稽山，然后又北行到齐地的琅邪、成山、之罘，在返程至平原津时生病，最后死于沙丘平台（今广宗西北）。在始皇帝病死后，赵高、李斯继续载尸而行，“遂从井陉抵九原”，“行从直道至咸阳”。秦始皇此行，在九嶷山望祀虞舜，在会稽山祭祀大禹、望祭南海，并立刻石于会稽山上。
秦在原东方六国之地确定了五座名山，在秦始皇四次东巡中，先后前往除嵩山以外的泰山、湘山、恒山、会稽山等四山，在泰山举行封禅之礼，在湘山、会稽山举行祭祀之仪，还在泰山、会稽山立下刻石，进一步确立这四座名山在帝国祀典中的神圣地位。秦始皇承袭了秦国悠久的石刻传统，并听取了齐鲁儒生刻石颂德的建议，自第二次出巡亲登峄山开始，后面四次出巡均留下石刻，包括第二次出巡的峄山石刻、泰山石刻、琅邪石刻，第三次出巡的之罘石刻及之罘东观石刻，第四次出巡的碣石门石刻和第五次出巡的会稽石刻。如同统一度量衡一样，文字的统一也是秦始皇的一项重要政治文化措施。这些石刻均以秦统一文字后通行的小篆书写，被树立在东部沿海主要是齐地的山巅之上（碣石门除外），其意义如同李斯所言“更克画，……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对秦始皇功德的颂扬，实质是显示秦对六国的征服，向黎民百姓和天地神祇宣示皇帝的权威。
秦始皇四次东巡，三次达到齐地，采用如同铭文所言的“登于峄山”“登兹泰山”“巡登之罘”“遂登之罘”等亲自登临、亲自祭祀的方式，以泰山封禅之礼为核心，整合原齐地的名山大川及八神之祠，将这些祭祀场所和祭祀礼仪纳入国家祭祀体系。齐地的名山大川和八神之祠本为诸侯之祭，如八神则分别为天主（祠天齐）、地主（祠泰山梁父）、兵主（祠蚩尤）、阴主（祠三山）、阳主（祠之罘）、月主（祠莱山）、日主（祠成山）、四时主（祠琅邪）。对于先秦山川祭祀之礼，《礼记·王制》将其分为天子和诸侯两个层级，即：“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齐地原有的山川诸神，泰山、济水处于第一等，已列入秦国祀典，其他名山大川及八神由地方自行祭祀。秦始皇在齐地的巡行致祭，已初步建立以泰山为中心的宗教祭祀圈，同时正逐步把泰山塑造成五岳之长。
（二）汉武帝巡狩与五岳
汉武帝为西汉最有雄才大略的皇帝。武帝自建元元年（前140）登基，至元光元年（前134）正式主政后，在对外战略上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政治、军事举措。元光年间以马邑之谋为起点启动了抗击匈奴的战争，元朔（前128—前123）年间对匈奴战争取得主动，收回了河南地，至元狩二年（前121）降匈奴昆邪王，将河西走廊纳入汉王朝领土，元狩四年将匈奴驱逐到大漠以北，基本解除了北部边境的威胁。此后，元鼎六年（前111）平定南越，元封元年（前110）平定东越，元封二年平定西南夷，元封三年平定朝鲜，基本奠定了西汉的疆域。
在以武力推进九州一统、天下平定之际，汉武帝开始对国家的文治倾尽心力。与秦始皇类似，汉武帝也热衷外出巡行，在位五十四年，各类巡行、出游达三十余次，其中东行11次，含至泰山8次；至汾阴5次；幸甘泉13次，幸雍10次。元鼎四年（前113）是汉武帝出巡具有标志性的年份。《史记·封禅书》载此年“天子始巡郡县，侵寻于泰山矣”。《史记·平准书》称此年“天子始巡郡国”。《史记·匈奴传》载汉元鼎三年，“乌维单于立，而汉天子始出巡郡县。”汉武帝在元狩年间击败汉王朝的宿敌匈奴之后，已将对外征战的主要目标，转为盘踞在帝国南部边境地区从东到西的东越、南越和西南夷。武帝此后对东部、南部的巡狩，正是将此三地纳入国家版图后进一步加强文治，落实文化、宗教大一统的重要举措。
在汉武帝三十余次巡行的行程中，伴随着诸侯王朝见、受计、巡边、治河、“飨外国客”等政治、军事、外交等事务，以及系列祭祀活动。武帝先后在泰山举行过一次封禅大典（元封元年）、五次泰山修封之礼（元封五年、太初三年、天汉三年、太始四年、征和四年）和一次有禅无封的高里禅礼（太初元年），基本遵循了泰山“五年一修封”的惯例。泰山有封禅修封之礼、上帝明堂之祭，西连缑氏、东笼渤海，为五岳之尊、巡狩之始。对于泰山之外的其他四岳，武帝于元封元年祭华山、登嵩山，元封五年登天柱山（号曰南岳），天汉三年祭恒山，完成对此四岳的亲祭，五岳祭祀都是在武帝封禅或修封泰山的途中完成。此外，作为泰山封禅或修封的配套典礼，武帝还先后在肃然山、高里、石闾举行禅礼，又曾效仿秦始皇前往碣石、琅邪、成山、之罘举行祭祀活动。在汉武帝的巡狩、封禅礼仪的塑造下，泰山成为五岳祭祀的中心和东方地区的祭祀中心。
秦皇汉武正是通过封禅和巡游，以取得东方神祇的认可，从而实现全国神权的统一。秦始皇通过东巡致祭，力图整合战国时代东方六国的祭祀传统，收纳不同来源的祭祀对象，但因秦祚甚为短暂，这一整合过程并未完成。汉武帝则在秦始皇和汉初诸帝的基础上，依据方士和儒生的建议，在继承国家东、西部地区宗教祭祀场所和祭祀仪式的基础上，维护了雍地五畤的祭祀传统，开创了甘泉泰畤和汾阴后土为首的天地祭祀中心，塑造了以五岳祭祀为重要代表的神圣空间。
结论
春秋战国至秦汉的思想家一方面认为“天下”是天所覆盖的下界，涵盖的范围是“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的世界，另一方面又在“天下”的四方和中心设定东、南、西、北、中五岳，以“五岳”作为天下兼具自然、人文地理内涵的分区和坐标，这是对大一统天下进行的整齐化、系统化的神圣空间设计。在这样的思潮影响下，秦始皇继承秦国和东方六国山岳祭祀传统，对天下名山进行系统清理，确立了十二名山的国家山岳祭祀体系，除衡山外，华山、太室、恒山、泰山入选这十二名山，并列入祀典，由中央的祠官太祝主持日常祭祀。西汉的高祖、文帝基本延续了秦代的山岳祭祀，至武帝时将位于济北国的泰山和衡山国的霍山收归中央管辖，形成“五岳皆在天子之郡”的局面。武帝自元封元年开始，亲祭华山、亲登嵩山、登礼天柱山、亲祭恒山以及封禅泰山，“自封泰山后，十三岁而周遍于五岳、四渎矣”。至宣帝神爵元年诏书定制，形成“五岳、四渎皆有常礼”的格局，以五岳为代表的国家山岳祭祀体系最终得以确立。
由于秦皇、汉武等帝王的积极开拓，秦汉国家的疆域和控制范围得到极大的扩张。秦汉王朝通过实施巡狩、祭祀、封禅等礼仪，建构与中央集权相应的统一神权，将分布于核心区域内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的五岳，塑造成为大一统国家的神圣空间。秦始皇对新征服的六国之地特别是东部、南部领土的四次巡行，包括在东部沿海地区树立以歌功颂德为主题的石刻，是向黎民百姓和天地神祇宣示皇帝的权威。汉武帝多达三十余次外出巡行，有计划地亲祭五岳特别是举行泰山封禅之礼，将泰山塑造为五岳祭祀的中心，将帝国不同区域的宗教祭祀进行有机整合，致力于建构一个兼容并包、推陈出新的神圣空间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