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纳日碧力戈，内蒙古师范大学人类学民族学学院教授，内蒙古师范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西南民族研究院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多元一体’观念的历史演进与当代价值研究”(25&ZD020)阶段成果。
【摘 要】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光是一个宏观上的政治架构，它更像是一个扎根在生活实践中、在平常日子里自然生长出来的生命体。试图跳出过去制度与政策研究的模式，借助本土人类学的视域，重新考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草根”逻辑后发现，这个超级共同体的形成过程符合“地天通”的宇宙观模式，拥有“形气神”交融一体论的核心支撑，通过“物感物觉—物事相指—象征意义”的整体符号化实践路径，在习以为常的风俗习惯和人际互动中整合完成。“泥土性”给共同体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习俗规范，而“日常性”成为它持续传递的内在脉络。梳理存在于地方性知识中的共存要素和认同机理，着重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所具有的“泥土性”和“日常性”这两个特征，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更贴近本土、心物合一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泥土性；日常性；本土知识；形气神；地天通
一、研究缘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主线，也是理解中国民族关系与国家建构的核心议题。当前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多从宏观的历史叙事、政治理论与文化整合视角展开，聚焦于大一统历史、制度建构、核心价值观等主题，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学理支撑。然而，这种宏观视角需要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基层根基与日常实践维度贯通起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不仅取决于上层推动与制度设计，更取决于基层“三交”、守望相助，润物无声、习以为常。
人类学本土观告诉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非外在于民众生活的抽象概念，而是深嵌于传统文化之中，根植于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价值体系。作为日常生活实践者的本土人，拥有深厚的本土知识与传统的民间智慧，在他们的宇宙观、世界观、社会观、道德观里，蕴含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深层逻辑。这种“地天通”的本土知识与民间智慧，以“形气神”守位一体为哲理内核，通过“物感物觉—物事相指—象征意义”的认知路径，将私与公、家与国、人与自然紧密联结，最终沉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泥土性与日常性特质中。
要研究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要回答好这些问题：中华民族共同体如何从泥土性与日常性中发展形成？我们如何创新发展“地天通”“形气神”等古代哲学思辨与“物感物觉—物事相指—象征意义”等现代符号理论？深入挖掘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泥土性与日常性，对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何种理论与实践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视角
梳理现有研究，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探讨主要集中于3个维度：一是历史维度，聚焦于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进程，探讨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命运与共关系；二是政治维度，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属性，将其视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核心价值理念；三是文化维度，从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出发，阐释中华文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凝聚作用。
在历史维度上，费孝通主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系统梳理了中华民族由众多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交融汇聚的过程，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民族实体，有其具体的生存空间、多元的起源、多元交融和汇集的文化、有汉族作为其凝聚的核心、有地区性的多元一体、有中原地区民族的混杂融合、汉族和其他民族相互交融和充实。中华民族进入21世纪以前，已经产生了两个重大质变——在法律上否定了民族不平等，事实上也有重大改变；中国走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陈连开在《中华民族研究初探》中指出，1950—1990年，大陆民族史学可以划分3个发展阶段：1950—1966年，以族别史研究为主；1978—1988年，地区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蓬勃发展；1988年后，围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中国民族史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范丽珠、陈纳认为，大一统的秦汉时代，“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文化理念实现制度化，并且行之有效，在融入孔儒教化体系后，成为“天下”理想的示范，超越族群和王朝，将各类人群吸纳进入同一个文化共同体，共同追求和实践大一统国家的理想。
在政治维度上，成为具有思想政治教育权威教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视角出发，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基本概念，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揭示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的政治逻辑。潘岳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习近平文化思想既蕴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也为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思想保证和精神力量。
在文化维度上，费孝通主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指出，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是一个由多元到一体的历史演进过程，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这一理论深刻揭示了中华文化多样性和统一性的辩证关系，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重要学术支撑。文化上的相互认同与包容，成为维系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断巩固与升华。刘玉才等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化史》指出，中华文明有自古至今未曾断过的连续性特点，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重视中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中华文化对全民族起着核心凝聚的作用，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国家的软实力体现在继往开来的文化事业中。在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的同时，应该加强全民的传统文化意识，增强民族自信心，形成民族凝聚力，努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上举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三维度研究立意高远、兼具道理与学理，同时也存在可拓展的空间：其一，现有研究多从宏观层面切入，对各族群众的日常实践、本土知识和民间智慧在共同体建构中的作用关注不足，有待深入研究；其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属性解读，多侧重于模板式的政治与文化属性，对其深植于土地的“泥土性”“日常性”特质挖掘不够；其三，研究视角多为外部视角，缺乏从本土人内部视角出发、进得去、出得来的“执两用中”解读。
此外，在人文主义、本土知识与民间智慧的研究领域，学界多关注其在生态保护、乡村治理、文化传承等方面的价值，虽有部分研究涉及民族文化与本土知识的关联，但尚未将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泥土性、日常性进行深度勾连、统合研究。在“地天通”“形气神”等本土认知框架的研究中，学者多从人类学、民俗学视角解读其在传统社会中的宇宙观与生命观意义，缺乏对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内在逻辑的探讨。
不同于以往宏大主题或外部观察的研究方式，本文将构拟式的看法悬置起来，尝试以“本土人的视角”，提取“本土知识”和“民间智慧”，基于此，析出“泥土性”和“日常性”这两个共同体形成的基本特征。与此同时，在同一个脉络中，借助“地天通”“形气神”等传统认知体系，以及相应的“物感物觉—物事相指—象征意义”这一整体性符号动力机制，深入挖掘并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基层社会内部生成的内在逻辑与凝聚方式。这一研究路径的核心在于重新构建认同的“在场体验”，其目标不只是回到共同体构建的乡土根基，找出潜藏在民众日常行为中没有被注意到的交往方式，更在于突出民间智慧在理论建构中的突出位置，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活水源头与地方性理论支持。最后，借助仔细解读“泥土性”与“日常性”的意义，本文努力突破宏观叙事的限制，准确捕捉并验证那种真正根植于本土生命经历与生活实践的共同体归属与认同。
三、围绕“泥土性”和“日常性”的研究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田野调查与概念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文献概括中华民族共同体、本土知识、民间智慧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奠定理论基础；通过对已有田野调查资料的分析，挖掘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体现的共同体实践；通过概念分析，厘清“泥土性”“日常性”“地天通”“形气神”等核心概念的内涵及其相互关联。
核心概念界定：其一，“本土人视角”，指立足特定地域民众的生存体验与认知逻辑，以民众的日常实践、价值观念与本土知识为解读依据，从内部理解共同体的生成与发展；其二，作为隐喻的“泥土性”，指中华民族共同体深植于土地耕作的物质实践，体现为对土地的依赖、敬畏与感恩，以及在土地之上形成的生产伦理、社群秩序与价值共识；其三，“日常性”，指中华民族共同体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通过饮食起居、交往互动、民俗仪式等日常实践得以传承与强化；其四，“地天通”，源自本土宇宙观，指通过特定的实践与仪式，实现天、地、人三者的沟通与和谐统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宇宙论基础；其五，“形气神”，作为本土生命观的核心范畴，指个体生命由形（形物）、气（生命能量）、神（精神内核）构成，三者相互关联且与天地自然、人类群体相通，是共同体生命一体化理念的核心；其六，“物感物觉—物事相指—象征意义”，本土认知与实践的核心路径，指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感知（物感物觉），建立事物与实践、社群的关联（物事相指），最终赋予事物以凝聚社群的象征意义。
（一）本土认知框架：中华民族共同体泥土性与日常性的思想根基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泥土性与日常性，并非偶然形成的特质，而是植根于本土知识体系中的宇宙观与生命观，以“地天通”与“形气神”为核心的认知框架，为其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根基。这种认知框架将人、土地、自然与社会视为一个有机整体，“道不离器”“格物致知”，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必然深植于泥土、融入日常。
1.地天通：共同体建构的宇宙论基础。“地天通”是本土宇宙观的核心范畴，其起源可追溯至远古先民的祭祀实践。《尚书》记载：“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最初的“绝地天通”虽带有宗教改革的意味，但其本质是对天、地、人三者关系的规范与整合。从本土人视角来看，“地天通”并非简单的“断绝天地交通”，而是通过规范祭祀仪式与主体，实现天、地、人三者的有序沟通与和谐共生，其核心内涵在于“天人合一”的宇宙秩序，体现了“由二生三”的思辨逻辑。
在本土认知中，土地是连接天与人的中介。苍天为万物提供阳光雨露，大地为万物提供生长根基，人则在土地之上耕作生息，“汗滴禾下土”的劳作成为地天通的隐喻。这种互动并非单向的索取，而是双向的馈赠与回报—人通过顺应天时、精耕细作滋养土地，土地则通过产出五谷杂粮滋养人类。这种“天—地—人”的本体论互构，不光给“地天通”这种实践模式打好了基础，也让中华民族共同体带有的那种“泥土性”特质，得到了比较深厚的宇宙观支撑。若从共同体形成的过程来看，“地天通”不单单代表大家共同拥有地理空间，它还体现为时空交融的认知结构，这样就能把有关农耕周期和自然韵律的乡土知识及其实践容纳进来，总结出何以共同的文化习惯丛。天命流行，阴阳对转，季节更替，民间借助祭祖追远、红白喜事这些习俗，把抽象的天道循环，变成了实在的伦理规范和生活节律，这种以乡土为根基、以时间为节律的活法，不光协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在历史传承中，把共同体的情感归属和文化认同，凝结成一种扎根泥土、难以剥离的精神归属。
从更深的层面着眼，“地天通”作为一种整体性认知结构，推进形塑了一个包容多元的宇宙图景，为共同体的整合创造了超越现实的精神联结，不管是南方种稻、北方植麦的农耕生活，还是游牧民族依水草迁徙的动态历程，尽管生产方式各不相同，但在根本层面，大家都共享“顺应天时、敬仰大地”的宇宙共识，这种跨地区的观念一致，促成了不同民族在精神源头上达到内在契合。特别要提的是，“地天通”并不是什么僵化的理论构想，而是一个不断通过实践得到强化的动态过程。不管是集体举行神圣祭典，还是共同治理农田水利，都需要社群成员高度协作，以行动确认彼此的存在，这类集体参与不仅是生存所必需的，也是增强社会凝聚的重要途径，客观上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深度融合，这样一来，土地就不再局限于私有财产的狭隘定义，而被赋予了神圣的公共意义。作为承载集体命运的基本场域，对土地“公共性”的深刻认同，极大地增强了成员间的命运相连，从而为中华民族“大一统”观念的形成，提供了来自泥土、坚实无比的思想根基。
2.形气神：共同体生命一体化的内核。“形气神”是本土生命观的核心范畴，构成了本土人对生命本质的认知。在本土知识体系中，“形”指形物，是生命存在的物质载体；“气”指生命能量，是连接形与神的中介，也是人与天地自然、社会沟通的桥梁；“神”指精神与灵魂，是生命的核心与主宰。“形气神”三者相互依存、相互转化，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同时，个体的“形气神”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天地自然的“形气神”、人类群体的“形气神”相通相融，形成“生命一体化”的认知。
从泥土性的视角来看，“形气神”的生命观与土地紧密相连。人的身体（形）源于土地，“人非土不生”，土地是生命的本源；人的生命能量（气）源于天地自然，阳光、雨露、土地中的“精气”滋养人的“气”；人的精神（神）则在与土地的互动中形成，对土地的敬畏、对丰收的期盼、对社群的责任，构成了精神世界的核心内容。这种将生命与土地紧密联结的认知，使得本土人对土地产生了深厚的情感依赖与伦理责任，也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泥土性有了生命观层面的支撑。
在四季变换里，那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老话，远不只是种地时的一个简单时间表，它其实给人们构建起较深层的“时间管理格局”。这个格局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规定了中和位育的生存规矩，原本零零散散的生命活动被整合起来，纳入一个知行合一的宇宙结构。在一年又一年的实际耕作里，犁头翻起来的不仅是地表的泥土，更是中华文明延续的内在脉络，通过这种土地和人互相塑造的日常实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不再是抽象的政治概念了，它变得像大地一样实在可触—它在千千万万个人的辛苦和传承里不断积累，最后铸成一种能跨过时代、特别牢固的根本认同。
民间社祭活动特别值得一提。比如腊月祭祀，当族人摆上粮食、跳起舞蹈来感谢神灵的恩赐时，个人的生命感受就跳出了自身的小圈子，变成了具有浓厚文化意味的集体行为。这时候，土地就不再只是生产资料，而是成了连接人间和神明、打通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世界的精神纽带。靠着这种仪式化的重新塑造，中华民族认同的逻辑，就在这些习以为常的民俗活动里，从日常的感觉慢慢升到了信仰的层面。
从日常性的视角来看，“形气神”的生命观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体现在五谷为养、顺应四时的膳食智慧中，春食芽、夏食叶、秋食果、冬食根，既是对自然物候的顺应，也蕴含着藏精养气的生命养护之道。人们依时令调配食材，以五味调和滋养五脏，使饮食不仅是果腹之需，更成为形气神与天地相通的日常实践。一碗小米粥、一屉杂粮馒头，承载着土地馈赠的厚重气息，亦维系着血脉传承的生活伦理。这种饮食智慧代代相承，无声地塑造着民族集体的生命节奏与文化认同。冬藏之令既至，蛰伏守静亦成养生要义，如《黄帝内经》所言“冬不藏精，春必病温”，人们遂闭户守中，养精蓄锐以应时变。
在交往方面，本土人注重“以气相通”，认为社群成员之间的情感共鸣与互助合作，本质上是“气”的相互流通与滋养；在民俗仪式方面，出生礼、成人礼、葬礼等仪式，都围绕“形气神”的传承与转化展开，通过仪式强化个体与社群、祖先的联结，实现生命的延续与社群的凝聚。
“形气神”的三位一体，不啻为一种独特的生命本体论，它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提供了超越政治契约的深层同构逻辑。在这种全息式的生命图景中，个体之躯并非孤立的原子，而是族与国生命共同体的微缩投射—个体的形气修持，在本质上即是对社群命脉的延展与护持。进言之，这一生命观有效消解了基于地域或族群身份构建的狭窄藩篱。在“气化宇宙”的视域下，无论居于何地、源出何族，生命皆被视为天地“气化”的产物与土地的馈赠。这种先于文化差异而存在的生物—宇宙论同源性，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铺垫了一种原初的、无可辩驳的先验共识。尤为关键的是，它将共同体的建构从宏大叙事拉回至“日用常行”的微观场域。在每一次顺应天时的劳作与修身中，抽象的共同体意识被转化为具体的生命体验。这意味着，共同体的凝聚不再是外在的制度规训，而是一种在具身实践中内生且持续强化的生命自觉，实现了从“物理生存”向“精神共在”的自然升华。
（二）“泥土性”：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物质根基与伦理秩序
泥土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建立的根基所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所具有的泥土性，不光体现在物质层面对于土地的依赖，还表现在人们在土地耕作实践中慢慢形成的生产伦理、社群秩序以及价值共识，这种泥土性贯穿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成为凝聚民族情感、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条重要纽带。
1.土地耕作：共同体的物质生产根基。土地是人类的“衣食父母”，它远不是死气沉沉的物质，反倒像有灵性的生命，那句老话“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本”，说的就是人和土地之间这种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
“治水社会”的互助合作是个好例子。在农耕时代，种地特别需要灌溉和防洪，这让人们不得不打破家族和地方的界限，靠很多人一起协作来对付自然带来的麻烦。黄河流域的农民为了治理水灾，结成跨地区的合作网络，这件事在客观上催生了早期国家的政治雏形，也变成了一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集体主义惯习。此外，各个地方发展出来的独特种地方法，随人口流动而流动，实现了跨地区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式的传播，中原的农业技术传到边疆，边疆的作物又传到内地，织成了一张多元一体的物质文明网络。共同的“时间管理格局”下的农耕生产，要求让大家遵守共同的时间节奏，二十四节气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时间智慧，它不光指导着以农业为主的生产安排，还成了各民族一起用的“时间表”，在同样的自然节律下，大家步调一致，不知不觉中就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集体记忆和生活习惯。
2.泥土伦理：共同体的价值规范基础。在长期耕作的日子里，本土社会慢慢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泥土伦理”。这个伦理体系以对土地的敬畏、感恩和守护为重心，由内而外扩展，构成了共同体的价值基础。
在人和土地的关系上，本土的智慧摒弃了掠夺式开发，转而相信“顺天应时、休耕轮作”这样的生态理性，“不违农时”的克制与“精耕细作”的勤劳，本质上是一种代际公平的观念。这种观念不仅顺应自然规律，更是对后代生存权利的伦理承诺，由此培育了中华民族深沉的忧患意识与长远眼光。在社群这个层面，土地的不可移动性带来了“守望相助”的邻里契约，面对繁重的农事和不可预测的灾害，单个个体很难独自生存，互助合作于是成为基于生存本能的道德律令。从“邻里帮工”到“患难相恤”，这种地缘纽带感极大增强了社群内部的黏合与韧性。推展开来，这种泥土伦理在宏观层面升华为一种“普天之下”的包容性天下观。虽然古语带有王权色彩，但它剥离了狭隘的族群占有欲，隐含着“土地乃天下人共有”的旷达，各民族在同一片土地上交错杂居、共同开发，不只是生计上的互补，更是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一命运共同体实存的伦理确认。
3.泥土象征：共同体的精神凝聚符号。在本土知识体系里，泥土早就不只是单纯的一种物质了，它沿着“对物的感觉—跟物有关的事情—成为某种象征”这么一条路径慢慢转变，升华为能够把民族认同凝聚起来的精神符号。
这种象征建构始于具身隐喻。本土观念笃信“身土不二”，视生命为泥土的转化形式。“入土为安”的终极关怀是生命始于土、归于土的隐喻。这种本体论层面的联结，使得个体对脚下的土地产生了近乎血缘般的依恋。在社群层面，泥土被抽象为“乡土”的空间标识。“故土难离”的情结，确立了社群的精神边界与归属感；而对土地神、城隍的祭祀，则通过仪式性的操演，将对土地的依赖转化为对社群集体命运的确认。最终，在国家层面，具体的泥土意象被升华为“神州大地”“中华热土”等宏大的政治象征。黄河、长江不再仅仅是地理水系，而是流淌的民族血脉；长城与故宫也不再止于建筑实体，而是耸立在泥土之上的文明标识。这些由泥土衍生出的超级符号，将亿万民众的情感锚定在共同的地理空间之上，完成了从“一方水土”到“大一统国家”的认同跃迁。
（三）“日常性”：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载体与传承脉络
若谓“泥土性”确立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体论根基，那么“日常性”则赋予其生生不息的现象学活力。共同体意识的韧性，往往不取决于宏大叙事的单向灌输，而取决于其在微观生活世界的嵌入深度。这种意识并非悬浮于生活之上的抽象教条，而是弥散在饮食起居的琐碎、人际交往的周旋以及民俗仪式的操演之中。正是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日用常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再生产的真实场域，使得抽象的“认同”转化为具体的“生活方式”。
1.日常饮食：共同体的物质交往与文化融合。饮食不仅是生理需求的满足，更是构建族群边界与跨界融合的“味觉政治”。在本土视野中，“民以食为天”的古训揭示了食物作为一种“流动的社会黏合剂”，贯穿于共同体建构的全过程。
在生产端，不同生计模式的互补性确立了各民族的“生态共生”关系。无论是农耕社会的“换工互助”，还是游牧区域的“草场共用”，本质上都是基于食物获取而形成的利益共同体。这种跨地域的生计协作，客观上编织了一张超越族群边界的经济依赖网。在技艺端，中华饮食史本身就是一部“舌尖上的交融史”。中原的面食技艺南下与稻作文化碰撞，北方的烧烤与腌制技术内迁与汉地烹饪结合，这种“味觉的杂糅”使得“你中有我”的格局在日常餐桌上变得具体可感。在消费端，“共餐”构成了最具仪式感的认同确认机制。无论是春节团圆饭的家族凝聚，还是那达慕、火把节上的跨族群宴饮，食物的分享打破了“我群”与“他者”的隔阂。这种“同吃一锅饭”的具身实践，将抽象的民族团结转化为具体的身体记忆与情感共鸣，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推杯换盏间完成了从生理满足到精神归属的升华。
2.日常交往：共同体的情感联结与关系建构。如果说饮食构建了物质层面的联结，那么日常交往则通过“互惠伦理”编织了紧密的情感网络。本土社会的交往逻辑遵循着“报”与“往来”的民间智慧，这种微观互动是共同体得以维系社会资本的核心机制。
就近邻关系而言，传统的乡土社会形成了一套严密的“道德经济学”。诸如农忙帮工、患难相恤等日常互助，不仅是应对风险的生存策略，更是一种“情感投资”。民间俗语“远亲不如近邻”的深层隐喻，在于地缘性的日常互动往往能超越血缘的疏离，构建出具有高度韧性的基层信任结构。
就族际交往而言，流动的日常生活不断消融着族群的心理边界。历史上的“茶马互市”不仅是物物交换的通道，更是“文化接触地带”，不同民族在此通过语言借用、习俗互鉴，建立起基于“功能性互惠”的信任关系。更为深层的是，各民族之间的通婚实践，将“社会性交往”转化为“生物性融合”，彻底打破了“彼疆此界”的藩篱。这种从市井贸易到血脉相连的层层递进，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再是遥远的政治想象，而是基于亲缘与地缘叠加的实体存在
3.民俗仪式：共同体的文化传承与意识强化。倘若日常饮食与交往是共同体意识的涓涓细流，那么民俗仪式便是其汇聚成河的“集体欢腾”时刻。作为一种高度程式化的文化操演，民俗仪式并非简单的风俗堆砌，而是蕴含着深层社会语法的“象征互动力场”。它遵循“物感物觉—物事相指—象征意义”的转化逻辑，将抽象的族群认同具象化为身体的动作与在场的体验。在这一过程中，世俗的日常时间被阻断，个体进入一个神圣的“阈限”空间，在此空间内，个体与社群、当下与历史的界限被消融，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得以在情感的高频共振中完成再生产。
岁时节令仪式是民俗仪式的重要类型，其与农耕生产、自然节律紧密相关，成为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民众共同的文化实践。例如，春节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无论南方还是北方、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有庆祝春节的习俗。贴春联、吃年夜饭、守岁、拜年等仪式，不仅承载着辞旧迎新、祈福纳祥的美好愿望，更强化了家庭团圆、社群和谐、民族认同的意识。端午节的龙舟竞渡、吃粽子等习俗，最初是为了纪念屈原，后来逐渐成为不同民族共同的节日习俗，通过仪式活动，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中秋节赏月等习俗，寓意着团圆美满，成为连接海内外华人的文化纽带，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首先，节令仪式本质上是对农耕律动与自然节律的社会化确认。春节、端午、中秋等核心节庆，早已超越了单一族群的文化边界，演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集体时间坐标”。以春节为例，无论是北方的守岁饺子，还是南方的围炉年糕，尽管形式各异，但其内核皆是指向辞旧迎新的“时间更新仪式”。这种跨地域、跨族群的“共时性操演”，使得亿万民众在同一时刻进行着相似的身体实践与情感投射。通过这种“超大规模的同步共振”，家庭的微观团圆与国家的宏大认同实现了同构，屈原的家国情怀与中秋的团圆意象被内化为一种“文化原型”，在周而复始的节律中不断固化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其次，人生礼仪确立了生命个体融入共同体的“社会性契约”。个体的生命历程并非自然的生物学过程，而是需要通过一系列“通过仪式”来获得社群的本体论确认。从诞生礼对新生命社会成员资格的赋予，到成人礼对社群责任的授受，再到婚礼中“拜天地高堂”所隐喻的家族与社会网络的联结，每一个环节都是个体向共同体让渡部分自我、融入集体的过程。尤其是丧葬仪式，它通过慎终追远的程序，将逝者从现实社群送入祖先社群，从而实现了“生者与死者”的跨时空对话。这种代际接续的仪式链条，将个体编织进一个绵延不绝的生命共同体之中，确保了文化根脉的纵向传承。
说到底，信仰仪式其实是在营造一个能够沟通“形气神”的神圣空间，不管是道教佛教那些有固定规矩的仪式，还是民间流传的土地神城隍爷的祭拜，本质上都是本土的“地天通”宇宙观在身体动作上的具体体现，这些仪式通常都要求整个社区的人一起到场，大家一块儿点香、祈祷、献祭，做着这些共同的动作，就好像在搭建一个超越日常利益计较的“神圣界面”。在这个界面里头，人和天地、人和神灵之间的互动，就转变成对社区伦理规矩的一种敬畏之心，这种靠着共同信仰来进行的仪式活动，不单是安抚了老百姓的精神层面，它还给不同的族群提供了一个可以互相观摩学习的信仰场所，比如说在一些多民族杂居的地方，不同信仰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一起祭祀，这恰恰从精神层面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格局何以形成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例子。
总的来说，民俗仪式作为一种“活生生”的文化承载形式，其最核心的作用，就是通过知行合一的操演，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变成大家可以真切感受到的心理沉淀。每个人其实正是在这一场场神圣和世俗杂合在一起的仪式里，才真正完成了对自我身份、对社区归属，甚至是对整个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那种深层认同和确认。
（四）认知与实践路径：“物感物觉—物事相指—象征意义”的共同体建构逻辑
中华民族共同体所具备的“泥土性”和“日常性”特点，不能简单看作固定不变的属性，而是通过一种很特别的本土认知和实践方式，也就是通过“物感物觉—物事相指—象征意义”过程，慢慢形成的。这种模式深深扎根于民间流传的智慧里，它构成了本土主体去认识这个世界、去编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思维，它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一种想法，而是沿着从感官上的直接触碰到事物之间的事理关联，再上升到精神象征层面，在具体的生命实践中，一层一层地积累起来，并且得到升华。
1.物感物觉：共同体建构的感知基础。放在“泥土性”这一背景里，这种理解就表现为生命个体和乡间风物之间深刻的本体论上的纠缠。对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来说，土地根本不是什么外在的东西，反倒是一个可以被摸到、被听到的活的生命，农民光着脚踩在田埂上，牧民“逐水草而居”，大地在向他们悄悄诉说“地力”是强是弱、草木是盛是衰。这种劳动中的感受，把身体上的辛苦转变成收获的快乐，在汗水和泥土混在一起的过程中，完成了人与土地在情感上的互相渗透。
就是在这样一天又一天的接触事物而产生情感的过程中，抽象的土地观念被拉回到具体的身体经验里。每一次闻到泥土的气息，每一次盯着作物和牧草的茂盛与枯萎，其实都在不知不觉中加深了人对土地的敬畏和依赖，这种建立在物的感觉上的深层体验，最后沉淀下来，变成对乡土、对村庄群体，甚至对中华民族这个整体最原初的归属本能。
从日常性的视角来看，“物感物觉”体现为对饮食、服饰、居所、日常用品等具体事物的感知。本土人通过品尝食物的味道、穿着服饰的舒适、住在居所的安全、使用日常用品的便捷，形成对日常生活的认知与情感。例如，通过品尝家乡的美食，唤起对故土的思念；通过穿着民族服饰，强化多元一体的认同；通过居住传统民居，感受社群的文化氛围；通过使用传统日常用品，传承本土的生活智慧。这种对日常事物的感知，让个体感受到日常生活中的社群联结与文化传承，为共同体的日常性建构提供了感知基础。
“物感物觉”作为共同体建构的感知基础，其核心在于通过具体事物的感知，建立个体与土地、社群、民族的情感联结。这种感知是直接的、鲜活的，能够让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真切感受到共同体的存在，为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奠定基础。
2.物事相指：共同体建构的关联纽带。“物事相指”是本土认知的核心环节，指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感知，建立事物与实践、社群、历史之间的关联。在本土知识体系中，事物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其他事物、实践活动、社群群体紧密相关，这种关联是共同体建构的重要纽带。
从泥土性的视角来看，“物事相指”体现为泥土相关事物与农耕实践、社群协作、民族交往的关联。例如，土地不仅是生产的载体，也与农耕仪式、社群秩序相关联—土地的开垦需要社群协作，土地的祭祀需要社群参与，土地的分配需要社群规范；农作物不仅是食物的来源，也与岁时节令、民俗仪式相关联—小麦的收割与中秋节相关，水稻的种植与端午节相关，五谷的祭祀与春节相关；农具不仅是劳作的工具，也与工匠技艺、社群互助相关联—农具的制作需要工匠的技艺传承，农具的借用需要邻里的互助合作。这种“物事相指”的关联，将泥土相关事物与社群实践、民族交往紧密联结，强化了共同体的泥土性特质。
从日常性的视角来看，“物事相指”体现为日常事物与日常生活实践、社群交往、文化传承的关联。例如，食物不仅是生理需求的满足，也与家庭团圆、社群分享相关联—年夜饭象征着家庭团圆，节庆美食象征着社群分享；服饰不仅是保暖装饰的需要，也与民族身份、文化传统相关联—汉族的汉服、蒙古族的蒙古袍、彝族的彝族服饰，都是民族身份的象征，承载着民族文化传统；居所不仅是居住的空间，也与社群结构、生活方式相关联—中原地区的四合院、南方地区的吊脚楼、西北地区的窑洞，都是不同地域社群生活方式的体现，承载着社群的文化内涵。这种“物事相指”的关联，将日常事物与社群实践、文化传承紧密联结，强化了共同体的日常性特质。
“物事相指”作为共同体建构的关联纽带，其核心在于通过事物与实践、社群的关联，将个体纳入社群与民族的整体之中，让个体在日常实践中感受到与社群、民族的紧密联结，推动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与强化。
3.象征意义：共同体建构的精神升华。“象征意义”构成了本土认知图式的终极一环，它是“物感物觉”与“物事相指”在精神维度的辩证综合。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语义附加，而是一种“本体论的飞跃”，即通过特定的文化编码，将具体的“物”从物理实在中抽离出来，升华为凝聚社群共识、强化民族认同的“精神标识”。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逻辑中，无论是厚重的泥土风物还是琐碎的日常器用，皆被编织进这一意义之网，成为连接个体心灵与宏大政治实体的中介性符号。
置于“泥土性”的视域下，自然风物被赋予了深沉的“根隐喻”特质。土地不再仅仅是生产资料，而被神圣化为“生命的母体”与“族群的摇篮”，构成了共同体成员共享的原初记忆；五谷与农具亦超越了工具理性，演化为丰收愿景与勤勉品格的物质外化。例如，民间文学对土地的咏叹与艺术作品对耕织图景的描绘，实则是在不断重申一种“人与土、人与人”的伦理契约。这些源于泥土的意象，经由代际传承的不断复诵，固化为一种集体表象，使得民众在每一次对土地的凝视与劳作中，都能确认自身在共同体历史长河中的坐标与归属。
转至“日常性”的维度，生活器物则通过“日用即道”的逻辑，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微观载体。饮食、服饰与居所，构成了民众触手可及的文化文本。诸如饺子与粽子，已非单纯的果腹之物，而是“可食用的历史”与“味觉化的忠诚”；四合院与红灯笼，亦非简单的建筑构件，而是家族和睦与家国同庆的空间隐喻。这些象征符号并非悬浮于高阁，而是通过春节挂灯、端午食粽等周期性的身体实践，将宏大的民族认同折叠进琐碎的日常生活之中。正是在这种“润物无声”的符号消费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基因得以在个体的感官世界中“软着陆”，实现了从外在规范向内在情感的自然转化。
概言之，“象征意义”的生成过程，实则是共同体精神家园的“筑基”过程。它通过赋予万物以灵性与道德内涵，成功地将个体的私密情感与宏大的民族认同缝合在一起。借由这一精神升华机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再是枯燥的政治说教，而是化作了民众内心深处最坚实的信仰基石与价值归依。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泥土性”与“日常性”的当代转化
审视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进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泥土性”与“日常性”特质，不仅是历史的积淀，更具有鲜活的当代在场性。面对现代性转型中日益凸显的个体原子化与社会离散化趋势，深入挖掘并推动本土知识与民间智慧的“创造性转化”，旨在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寻找具身化的群众基础、原生性的文化资源以及内生型的实践机制。
（一）夯实群众基础：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于日常生活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质上是一个将国家意志在民众日常生活中“软着陆”的过程。“泥土性”与“日常性”的当代价值，首要在于其能够修补被现代科层制切割的社会肌理，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再嵌入”。
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西南民族地区保留的“牛马亲家”习俗提供了一个极具启示性的本土样本。这种以牲畜借贷为媒介、超越血缘与地缘限制的“拟亲属互助联盟”，实质上是一种基于生产协作与生活互惠的民间契约。它将人与人的情感维系编织进红白喜事与互访探亲的日常节奏中，展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何在基层社会实现自发建构。
推动这一本土智慧的当代转化，意味着要在现代语境下重建“熟人社会”的信任逻辑。在乡村振兴场域，可借鉴“守望相助”的泥土伦理，将传统的互助传统转化为现代的农民合作组织，重塑“恋地情结”之上的社群认同；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则可将“牛马亲家”所蕴含的“契约式温情”引入邻里建设，鼓励居民基于兴趣或技能交换建立新型互助小组。这种从“乡土互助”向“现代公益”的转化，旨在通过情感治理，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再是悬浮的口号，而是化为邻里间自然流露的关怀与协作，从而在原子化的现代社会中重构出兼具温度与韧性的基层共同体。
（二）丰富文化资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本土支撑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泥土性”与“日常性”特质，构成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独特的“可持续文化资源库”。这些深植于民间智慧的本土知识，绝非前现代的文化遗存，而是具有强大解释力的内生性思想资源。对其进行挖掘与阐释，不仅旨在保存历史记忆，更是为了通过“创造性转化”，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符号资本，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源自本土的思辨智慧。
这一转化过程首先要求我们对传统符号进行“现代编码”。土地、五谷、农具等泥土性符号，以及饮食、服饰、节俗等日常性符号，应当超越博物馆式的静态陈列，融入文学、影视及数字传媒的动态生产之中。这并非简单的素材堆砌，而是要通过审美化的处理，赋予这些传统意象以新的形式感与时代内涵。借由大众传媒的扩散效应，使这些源于乡土的“旧物”转化为承载共同体认同的“新通识”，让受众在感性的审美体验中，潜移默化地接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逻辑。
更关键的一点在于，要想办法让那些来自本土的知识体系，真正进入国民教育所涵盖的知识范围里，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些带着泥土气息、贴近日常生活的知识，常常处在不被重视的位置。在具体的教育过程中，应该借助对课程设置的重新调整，把像农耕时节的计算方法、民间风俗中蕴含的道理这类内容，从仅仅是关于乡土的选修部分，变成每个人都得了解的文化基础内容，这不仅仅是在传递知识，更是在完成文化特质从一代人到下一代人的传递，要让年轻一代在一边学习一边实践的过程中，亲身感受到祖辈们传下来的生存智慧和价值观念，让他们在人生起步阶段，就能自然而然地形成对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的深厚归属感和价值认同感。
（三）创新实践路径：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地生根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泥土性”和“日常性”在当代的转化，最终会引向一种全方位、深层次的实践逻辑上的创新。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再局限于单一的宣传教育模式，而是需要努力构建一个各民族可以相互交往、交流和融合的实体场域，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多种多样的社会实践中获得一种“具身化”的表达方式。
构建基于“文化共情”的交往场域，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泥土性”和“日常性”为各个民族提供了天然的“接触地带”，借助对跨民族节庆活动、民俗展演进行现代意义上的重塑，我们试图创造出一种能让各民族“共同在场”的公共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面，不同民族之间并不是简单地“互相观看”，而是在共享欢乐与仪式感的过程中实现情感上的同频共振。这种从“他者凝视”转向“交互认同”的变化，构成了共同体情感凝聚的微观层面的基础。
编织基于“利益共生”的经济纽带，也是一个关键环节，物质文化的生产与交换活动，是强化民族之间联系的硬支撑。举例来说，应该充分利用传统手工艺这一“活态遗产”，推动建立起跨区域的“技艺—产业联盟”。让不同民族的工匠们在合作创作与利益共享的过程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互嵌结构，这种基于技艺传承的深度协作，把抽象的民族团结转化成了具体的利益联结，从而夯实了共同体的物质基座。
确立基于“伦理共守”的生态契约，同样不可忽视，传承“顺天应时、敬畏土地”的泥土伦理，并将其转化为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实践。引导各族群众在共同守护绿水青山的集体行动中，超越地缘与族别的差异，去体认“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深刻内涵，这种从文化共情、经济共生再到生态共守的立体实践路径，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维度都得以落地生根，真正化作民众日用而不觉的生存智慧。
五、结论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泥土性”和“日常性”的特点，绝对不是静置的一个文化标本，而是其生命力源源不断的根本特征。研究显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深受本土“地天通”的宇宙观和“形气神”生命观的影响和约束，它借助“物感物觉—物事相指—象征意义”这个符号实践路径，
在具体的生活场景里，实现了从对物质的依赖到精神上的认同。在这里面，“泥土性”是作为物质的基础和伦理的源头，它让共同体成员对自己脚下的土地有了绝对的忠诚感；而“日常性”，则是作为一个流动的实践载体，通过参与各种仪式活动，把宏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折叠进微小的生命节奏里。“泥土性”与“日常性”这种相互构造，揭示出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光靠政治上的契约来维系的“想象的共同体”，它更是一个“在大地上扎根、在日常里充满”的实际存在的共同体。
要理解这个实际存在的共同体，确立“本土人视角”可以说是一把关键的钥匙，当我们把目光从那些宏大的制度史往下挪，挪到基层的社会生活里，就能比较清楚地抓到那些被宏大叙事遮蔽的内生逻辑。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它到底是怎么在民众“日常的用度和经常的行为”里面，自发产生出来并且不断再生产的。这种视角上的转换，为深化落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要求，提供了一个新的认知视域，它提醒我们，共同体的建设，不能光是停在从上到下的各种宣传教育，更需要花力气去激活那些藏在泥土里、藏在日常生活中的本土思想资源，自下而上推动这些传统智慧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真正成为老百姓“内心里有、行动上能表现出来”的“生活信仰”，这样一来，国家认同的微观社会基础也就夯实了。
未来的研究有必要沿着这一“生活转向”继续深耕。一方面，应进一步拓展田野工作的微观领域，深入不同生态与文化类型的基层社区，捕捉更多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深描”案例，以丰富我们对“多元一体”底层机制的理解。另一方面，亟须打破学科壁垒，对本土概念进行更具普遍解释力的理论化重构。期待通过对“泥土性”与“日常性”的持续追问，能够提炼出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本土理论，为解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源自东方乡土的理论参照。
文章刊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