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中秋:以国家整合为中心的大一统理念:基于对秦汉间三场政治论辩的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0 次 更新时间:2022-11-07 23:3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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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中秋  

   内容提要:大一统是中国的根本政治价值,对其进行研究不能局限于《春秋》公羊学的抽象义理,也不能局限于边疆问题或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王朝的局部政治实践。本文重返秦汉大一统国家构建的历史进程,以历史政治学方法解读其间发生的三场重要政治论辩、对话:秦统一之初的封建、郡县之辩;李斯反对淳于越,寻求学术一统的论述;汉武帝与董仲舒的策问-对策。分析这些追求国家一统的实践性思想文本可以确认:大一统理念以推进国家整合为中心,包含空间、政治结构、精神与社会、时间四个维度,体现为疆域一统、政治一统、文教一统、古今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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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以来,大一统是中国的根本政治价值,学界既有研究集中在三个方向:一是对儒家,尤其是《春秋》公羊学大一统学说的哲学史研究;[1]二是边疆视角的研究,聚焦于中原王朝处理边疆问题的理念和政策;[2]三是围绕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引发的王朝正统性问题的政治史研究。[3]这些研究有得亦有失:第一类仅研究学说而忽略实践,后两类只涉及政治的局部,与大一统作为根本政治价值的地位不相匹配。这些研究均未能从政治学角度揭示大一统之完整含义。

  

   大一统是一个政治价值命题:大是动词,意为以之为大,即重视、强调、推崇,所谓大一统,就是以国家一统为崇高价值。中国自诞生起就是超大规模的,但大一统理念始于孔子;战国时代,各国为天下一统而战;秦汉两朝均有自觉的一统诉求,前赴后继,构造出了大一统国家。秦汉国家的构建过程就是大一统理念实在化的过程,欲得大一统理念之真谛,莫过于研究这一历史进程,而它从秦始皇统一全国持续到汉武帝复古更化,历时百年,不同思想政治力量从不同方向用力,这就决定了实践中的大一统理念有复杂的内涵,甚至存在张力。对此思想-政治互动演进之历史过程,尚缺乏必要的政治学研究。本文据此认识出发,以历史政治学方法解读秦汉之际三场重要政治论辩、对话,揭示蕴含其中的大一统理念和制度:第一场发生在秦统一天下后的政权构造过程中,以封建、郡县之辩为中心,最终确定了政治一统的理念与制度;第二场发生在八年之后,由封建、郡县之辩引发,以政治权力统合社会性意识形态权力为中心,但未成功;第三场是汉武帝即位之初与董仲舒的政治对话,确定了文教一统的方向。在这些论辩中,法家、儒家、秦始皇、汉武帝均反复提及“一统”一词,可见大一统是共识,但其内部也充满张力。经由历史政治学的解读可见,实践的大一统理念以推进国家整合(national integration)为中心,[4]包含空间、政治结构、精神与社会、时间四个维度,体现为疆域一统、政治一统、文教一统、古今一统。

  

  

   秦初坚持郡县制:以政治一统巩固疆域一统

  

   秦王嬴政即位第二十六年,秦国扫灭东方各国,构造了一个在人口和疆域上都史无前例的国家。秦始皇君臣着手为其创制立法。

  

   秦王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5]

  

   自尧舜以来,天下最高统治者之号为“王”。春秋以来,王室衰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6]随后出现“伯”,挟天子以令诸侯;进入战国,诸侯则纷纷突破礼法约束,自行称王,与周王齐平。齐王一度不满足于此号,与秦王约定各称东、西帝,引发各国强烈反对而作罢。但这已表明时人观念,帝之名号比王崇高,故秦扫灭六国、“六王咸伏其辜”后,嬴政即准备称“帝”。秦始皇明确指出其理由:新国家体之规模远超三代和战国时代的列国,需提升最高统治者的权威,方能巩固其秩序。

  

   群臣、博士首先指出新政制与三代之根本区别。五帝建立最早的中国行封建之制,至周亦然。从政治结构上看,封建制呈现为多中心权力的间接统治。周王分封诸侯,诸侯分封卿大夫,皆有治理权力,因而天下呈现为多元权力中心格局;惟有卿大夫对庶民进行直接统治,周王、诸侯只是间接统治。如此不均衡的权力分布格局造就了孔子观察到的权力逐渐下移之大势,[7]最终形成群臣、博士所指出的情形:“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8]

  

   诸侯相争,推进历史进入“战国”状态。战争制造国家,各国竞相变法,建立、完善王权的直接统治机制,商鞅变法让秦国实现了制度上的弯道超车:强化王权,普遍设县,王权通过县政府与基层乡里直接统治民众,拥有强大的人力、财力动员能力。秦国凭借这一制度优势对东方各国作战,新占之地分设为郡、县。全国统一后,形成了“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局面。这里出现了“一统”字样,显示秦朝君臣心目中的一统是政治与法律的一统,即中央政府作为单一权力中心,以统一法律直接统治所有国民。

  

   奇怪的是,群臣博士最终提请嬴政审议的名号却无视其要求,没有“帝”字。推测博士对此有抵触情绪:博士以东方儒生为主,在其所诵读的五经中,帝有两个含义:第一,宗教上的帝,即天的人格化形态;第二,政治上的帝,即“五帝”,均为圣王,死后获“帝”之谥号。博士不愿轻易授予此号,嬴政乃自行确定“皇帝”之号,[9]这里已透露出儒生与秦王之间存在的巨大观念差异。嬴政同时下令废除谥号之制:

  

   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10]

  

   秦始皇指出谥号制之弊在于放任“子议父、臣议君”,可见在其观念中,政治秩序稳定之关键在于维护王、皇帝的“势”——这是法家的基本理论,李斯后面论及“主势”,即皇帝作为主权者的绝对权力位格。不过,秦始皇也深受当时流行的阴阳家思想的影响,以之构建王朝正统性:

  

   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11]

  

   这里涉及大一统理念的一个重要维度:正统,即统治权正当性(legitimacy)。秦始皇以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构建秦朝的正当性。“五德终始说”是一套基于数理天道论的统治权转移理论:天道被数理化,由一套数理逻辑贯通,万事万物均被编织在一个严密的体系中,具有同一质性的万事万物按预定法则同步变化。统治权的转移也在其中,新统治者当按此同一性原则创制立法,其政权即具有天道的正当性。当时战争日趋扩大,国家随时有灭亡危险,各国国王亟欲维护其统治权,又有一统天下之志,对此理论极为热心,“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12]秦始皇援引这套理论为新兴的超大规模国家构建天道正当性。汉儒继承了这一思想,其为《春秋》公羊学大一统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接下来的议题是建立何种地方政治制度,君臣内部出现重大分歧:丞相等人在此指出新国家面临的规模难题——远。距离始终是有效治理的硬约束,群臣博士以封建制作为解决方案。[13]但从历史进程看,这是一次倒退:战国时代,封建制就已崩溃,商鞅变法率先在秦国实行直接统治,消灭了封建制残余。秦国进军东方,新占地区普遍建立郡县制,以至于覆盖全国。当然,覆盖范围逐渐扩大,必然导致直接统治的效能衰减,群臣选择了最省事的路线:退回封建制——这当然是反大一统的。李斯力排众议,维护新生的政治大一统制度:

  

   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14]

  

   “一统”一词再次出现。李斯指出了郡县制国家的财政运作原理及其政治效应:政府向国民普遍征税,以部分税收供养皇家子弟和功臣,其人在财政上依赖政府,政府可在政治上严密控制,避免其成为自主的权力中心。这样一来,国家内部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挑战皇权的绝对地位,可保国家政治稳定。秦始皇同意李斯的意见:

  

   始皇曰:“天下共苦战鬬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15]

  

   秦始皇指出,本朝历史-政治正当性就在于顺应人心、结束战乱,维护郡县制则可永久消除再度发生诸侯间战争的危险,他据此坚定了维护郡县制的政治意志,在全国范围内推动郡县化。他同时采取一系列配套措施,推动集中化权力的覆盖和穿透:封建制的权力多中心性是以军事权力多元化为基础的,直接统治的政治逻辑要求政府垄断暴力。政府统一日常生活的各种标准,这有助于塑造国民共同的生活方式。[16]创造国语、国文是西欧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的重要环节,秦朝的情形与此略有不同,其功能则是一样的,这是政治统一、法令统一的基础,也是国家认同的前提。[17]强制迁徙豪富到都城,置于中央政府就近全面监督之下,旨在遏制社会性权力的滋长,维护政治权力的排他性支配地位。以上种种措施,用意在于推动民众的国民化,维护政治一统。

  

   何休解释大一统之义曰:“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又曰:“即位者,一国之始,政莫大于正始。”[18]秦朝在空前规模上实现了疆域一统,秦始皇君臣为之创制立法,初步实现了政治一统,这就是“正始”——而且是中国历史最大的一次“正始”。但我们看到,在此过程中存在教条主义、现实主义之争:群臣、博士是五经教条主义者,迷信五经所记封建之制,拒绝树立皇权的崇高地位,不顾郡县制的事实,谋求再封建化。这是反大一统的。法家则是现实主义者,肯定疆域一统、政治一统的事实,且视之为新政权的历史-政治正当性,坚定维护这两个“一统”,持续提高权力的覆盖面和穿透力,推进权力中心主义的国家整合。这就是法家的大一统理念。这种大一统理念在秦国形成得很早:春秋中期由余曾向秦穆公论述治国之道:“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19]商鞅则以“抟”为治国之根本:“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抟也,是以圣人作壹,抟之也。”[20]抟就是整合众人为一体。秦始皇、李斯则为这一理念找到了可行的制度形态——直接统治的郡县制。

  

因此,秦朝是中国大一统国家之“始”,奠定了大一统的基本政治架构。而学界一般认为,现代国家的根本特征就是以官僚制实现直接统治,实现高水平国家整合,因而秦朝大一统国家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国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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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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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海》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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