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秦一六合是中华统一史上的一件大事，然其大一统建设，因涉及地域整合、族群融合及国家制度调适，过程颇为曲折。战国以降，东方诸夏国家质疑秦国崛起模式，持续推动夷夏之辨，由此塑造“我者”与“他者”对立的意识形态界限，致使秦面临严峻的大一统危机。及至战后，为化解危机并实现周秦之变，秦王朝决定在东方系统性地铺设“秦制化网络”，以管控和整合诸夏族群。“秦制化网络”以秦国模式为核心架构，意图消解诸夏原有统治结构，是早期中华王朝大一统工程的关键实践，但其在诸多层面存在隐患，导致非但未能成功统合东方社会，反而引发东方势力的反噬。秦无力完成大一统事业，造成王朝速亡。这其中尚有许多复杂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作 者：熊永，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原 载：《文史哲》2025年第6期，第78-90页
对于古代王朝大一统的研究，学界较多从大一统理论的历史构建、少数民族的中华大一统参与以及大一统实践的历史反思等视角展开，成果颇为丰富，多有启发价值。若转换视角，从秦统一前后面临的国家认同危机及其大一统建设路径切入，或能有所发覆。事实上，秦虽抟成统一新局，但因族群构成与统治面貌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央王朝面临严峻治理挑战。帝国通过向新秦地开辟交通线、派遣新地吏，系统性铺设“秦制化网络”。此种统治网在东方社会如何展开？王朝郡县权力、东方贵族残余势力以及各区域新黔首之间，围绕“秦制化”与“东方化”又展开了何种博弈？“秦制化网络”又隐藏着哪些结构性危机，造成帝国大一统事业的最终崩溃呢？
一、秦的“他者”遭遇与国家认同缺失
中国古代的天下观素有广、狭之分。前者往往被理想化地引申为超越族群、地域的宽泛概念。如《诗经·小雅·北山》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时，“天下是无限延展的世界，或者是由中国与夷狄所组成的世界”，田崎仁义、平冈武夫以及西嶋定生等学者多持此论。基于这种理念，“当时所谓‘王天下’，实即等于现代人理想中的创建世界政府”，是“一个关于未来世界的乌托邦想象”。而狭义的“天下”就是“中国”或“九州”。即在前近代时期，它意为“郡县堆积形成的天下”，始皇帝将其付诸实现。我们可以将这种天下理解为“以户籍、地图为基础将各个时代所实现的州县—编户百姓支配实体化的实际支配领域”。对此，许倬云先生说：
秦代国祚只有二世，真正努力铸造帝国结构，其实只有秦始皇一代君臣，他们综合战国许多政治改革的经验，建构了行政网络与交通网络，二者配套，于是奠定了“中国”这文化共同体所寄托的政治共同体。嗣后两千年，“中国”屡乱而不散，实因秦代打下的基础。
在秦始皇整合周代统治网络之际，新的统一王朝与东方旧有族群在何种情境下相遇？考察史实，问题颇为复杂。事实上，统一前后，东方社会强烈排斥秦的制度与文化，视其为冲击东方价值体系的异类，并开始从内部自觉分裂，划出“我者”与“他者”的意识形态界限。
时人论及秦与六国的关系时称：“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此论将秦塑造成“虏天下”的“他者”，视其统一为奴役。谈及文化与价值观时，言：“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此处“天下之士”实指强烈排斥秦国制度文化的东方士人。他们组成“我者”，呼吁东方国家停止内斗，一体同心抗秦，“且天下尝同心并力而攻秦矣”。正是在此鲜明意识形态对立中，秦与东方诸侯被置于敌对立场。秦人虽不断挫败天下兵，迫使天下来宾，但也“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即便秦已完成统一，东方仍不断抵抗。据《史记》记载，在秦末反叛中，各地“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陈苏镇先生的研究表明，秦末反叛非秦本土之叛，实则仅是东方社会的动乱。由此可见帝国东西方分化之深、对立之剧。
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古人重天下意识而轻国家意识。那么，在同一天下网络中的秦与东方，为何会以“我者”与“他者”的身份遭遇？这个问题的背后，隐伏的实则是一种历史文化的规模感与优先意识。这是周人的政治遗产，周“对中国天下观的贡献并不在延续这些殷商以来颇为机械的方位和层次的观念，而在育孕出一种文化的天下观”。在这种观念下，体现出一种相差有别的层次感。因此，在“地理意义上必然有中心与四方，在族群意识中就分‘我’（中心）与‘他’（边缘），在文化意味上就是‘华’（文明）与‘夷’（野蛮），在政治地位上就有‘尊’（统治）与‘卑’（服从）”。所以，对“天下”的解读，不当局限于地理认知的肤表，还应看到，它“更多是一种对文化体系的界定和对既存政治秩序（即天命所归）的肯定”。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化厚植的“中国”才是最初始、最根本的“天下”。即便后世将“天下”想象为无垠之地，亦以不得动摇中国核心利益为前提。
也就是说，夷夏之别导致秦在统一过程中面临严峻的族群认同问题。在此背景下，则出现一种引人深思的现象：春秋时期的楚与战国时期的秦，均具有“一天下”的实力，且同属于九州的地理畛域，也是周王朝天下政治网络的组成单元。但在其他诸夏国家叙述中，它们均不具备“一天下”的政治资格。以至于楚庄王最后不得不接受霸政规范，转而融入诸夏体系。及至战国中后期，秦借商鞅改制之力崛起于西土，并逐步东进扩张，“虎狼的秦国既已‘出柙’”，军事统一已成既定之势。前288年，秦昭王彻底否定周代王者的权威，正式提出了称帝的诉求。此举引发“天下”历史书写的显著变化：《史记》在战国初、中期仅仅24次言及“天下”，而至战国末期，“天下”则涌现了252次。这十倍陡增的背后，“天下”迅速收窄为一个具体的文化地域，东方诸国被塑造为唇齿相依的“我者”形象，共同抵御被视为“他者”的秦夷，以防“天下”沦丧。
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也敏锐察觉到：“战国中期以前，一些历史文献，比如《左传》《国语》《论语》《墨子》和《孟子》很少提及秦国，即使提及，也很少涉及秦国文化的不同方面。”但及至战国晚期，“不少历史文献开始提到秦国，认为相对于中原诸国，它是一种来自异域和更加落后的文化——它来源于和蛮族的混合，并吸收了蛮族的传统”。在此历史书写下，秦就是“不识礼义德行”的夷，“秦伯卒，何以不名？秦者，夷也”，更被塑造成有“吞天下之心”的“虎狼”，并最终被贴上了“天下之仇雠也”的标签。显然，此类书写意在重振华夷之防，促成“天下”再度聚合，以避免文明的“中国”堕入黑暗。
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说，秦的胜利，无疑是蛮夷的胜利。这种巨大的政治历史落差，给东方士人带来了一种“文明陷落”般的精神失落。对此，客居赵国的鲁仲连说：
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即肆然而为帝，过而为政于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
材料中，东方知识界斥秦为“上首功之国”，视其“弃礼义”为背离诸夏价值观之举，实为贬抑秦以军功爵崛起的制度模式。对此，东方士人宁蹈东海，亦拒为秦民，凸显文化对抗之烈。无独有偶，《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秦昭王四十七年（前260），新秦地上的人口流失问题已经十分严峻，“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及至秦昭王五十二年（前253），这个问题依旧未有缓解，“周君、王赧卒，周民遂东亡”。与之相似，出土秦简中，朝廷亦颁发《亡律》来阻遏这种人口流失。
可以这样总结，秦在天下中被视为“他者”，并非自始就有。事实上，楚、秦皆曾被纳入周代“天下”网络，然两国崛起导致叙事模式剧变，引发一系列将楚、秦边缘化、剥离性的操作。此举成功迫使楚国放弃地方独特性，转向“诸夏化”，楚国后来甚至成为诸夏国家领袖，抵抗被重塑为蛮夷的秦国。及至战国中晚期，具备统一实力的秦国遭遇相同困境，被塑造为“他者”。上引虎狼之秦的政治污名化、东方知识精英“不忍为之民”的文化排拒以及东方庶民避秦流亡的国家认同危机，都属于这一问题范畴，但此举却未再成功阻遏秦的军事东进，秦亦未放弃自身政治军事文化的独特性而融入东方。
历史发展因时而异，并非单线和单向。统一后，曾被视为“他者”的秦国成为重塑天下格局的主角。新建立的秦王朝面临统治原周代天下的正统危机。而化解这种危机，实现王朝大一统，实有两种途径：一是秦王朝效仿楚国，改弦更张，实现“东方化”；二是东方诸夏国家接受秦王朝，完成“秦制化”，达成周秦之变。
二、“秦制化网络”与新秦地、新黔首统合
战国以降秦的“天下”遭遇，表明其面临的结构性困境，不在于能否统一，而在于更深层次的国家统合。在萧启庆先生看来，国家统合（national integration）是指：“消弭构成国家的各部门——包括区域、民族、阶级——之间的差异而形成一个向心力高、凝聚力强的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community）。‘国家统合’虽为政治统合的一个层次，但亦牵涉经济、文化乃至心理等方面。……一个国家能否统合得视其幅员之宽狭、国民同质性的高低及统治阶层的背景与政策而定。”
由此论延伸，笔者认为从秦昭王至始皇帝时期，秦面临两大关键问题：统一与统合。统一是秦国东进扩张的必然结果，但“统合”则高于“统一”。统合的实质在于秦国如何消弭六国故土的分离意识，并培育新黔首对新王朝的认同感。统一之前，秦往往被视为文化贫瘠的夷狄。统一之后，多样化的诸夏区域并入秦王朝，东方及边疆元素汇入，过往治理人群与统治面貌发生根本性变化。在新的天下格局中，秦王朝又该如何与征服的新秦地及新黔首互动？
学术界普遍以“网络统治”理论解释其中关联。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提出“社会是由多重交叠和交错的社会空间的权力网络构成的”，而“最大者是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的网络——社会权力的四个来源”。许倬云先生认为：“秦始皇统一了天下，普遍设立郡县，将全中国收纳于同一个行政网络……于是‘中国’由同一个中心，控制全国于一个庞大的复杂网络，整合了行政、经济、文化、教育及国防，多种功能于一体。”胡鸿则以华夷关系为对象，提出了“华夏网络”的概念：“华夏网络首先是地理意义上华夏国家所控制的郡、县、乡、里等聚落以及其间的交通线所连成的网络，进而还包括在此地理空间网络中流通的物资、信息、文化以及政治权力，在帝国中央权力的统一调度下，可以在某一结点集中广大区域甚至整个网络的力量。”
在既有论述基础上，本文提出“秦制化网络”概念。其核心特征有三：第一，“秦制化网络”不完全等同于“华夏网络”，前者甚至遭到后者强烈抵制。秦的“他者”遭遇，恰恰说明秦在战前没有全盘接受东方诸夏化的主张，而是保持了独特的“秦制化”崛起模式，“秦通过耕战体制下的军事成功，似乎反证了出现问题的是东方诸国，他们的局限性暴露了出来”。第二，“秦制化网络”呈现三层制度架构，共同构成大一统王朝的系统性建设：“中央层”是统治网络设计核心，是治理理念的输出源头；“郡县层”，尤其是新征服地区的郡县，是王朝统治网络的结点或“接点”；“乡里层”是统治网络的末端。三者形成“设计—传导—控制”的垂直治理链。第三，“秦制化网络”在完成军事征服以后，力图在政治模式移植与意识形态统合层面实现双重突破，重构帝国政治文化基因。
前引迈克尔·曼将“意识形态”置于社会权力四大来源之首，这其实也是秦王朝在东方新地铺设“秦制化网络”时面临的首要难题。秦在统一战争中掌握军事主动权，于帝国建立之际的封建郡县之争中，又控制了建制化政治权力。然而，在统一前的漫长时期内，东方知识精英始终占有意识形态优势。战后，随着秦与东方政治角色关系的转变，秦需重构以“秦国模式”为核心的天下大一统理念，以遏制东方六国政治实体思想舆论的复燃。
东方知识精英过去通过“夷夏之辨”消解秦国统一天下的正统性，此举旨在凸显秦国模式的独特性及其与诸夏国家的结构性差异，但发人深思的是，秦在战后非但没有否认这种独特性，反而将其宣传为政治优势。对此，普鸣（Michael Puett）谓之为“作”，即秦国模式的独特性是一种“创作”，秦王朝也将自身视为“创作帝国”。“秦遵循这一模式，将全国统一于一套新的统治体系，似无意将自己的帝国与前朝建立联系。始皇反而昭告天下，强调他以一己之力创作出一个中国历史上崭新的、前所未有的时代。”“当秦昭告新王朝成型之时，却选择去强调这一时刻的断裂性，让自己彻底与过去决裂。”位于东方六国的秦石刻反复提及的“皇帝作始”“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著纲纪”，正是在宣扬秦国模式乃是完全更化的超越产物。
由此，秦王朝不再承担被污名化的“罪秦”形象，反而将舆情危机转化为“罪六国”话语体系。在新叙事中，自诩文化优越的诸夏国家因屡次“畔秦”“背盟”“畔约”“为贼”且“贪戾无厌，虐杀不已”，招致秦“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随后，秦更以拯救东方黔首的崭新姿态宣称“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振救黔首，周定四极”，致使东方民众呈现“庶心咸服”“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莫不安所”的归顺状态。
秦帝国在意识形态领域提出新主张之后，下一步便着手以“秦制化网络”重塑东方政治地理空间，首要难题即消解旧有统治网络。统一前东方诸夏地理网络存在两极趋势：微观上的“区域网络稠密化”与宏观上的“网络断裂与隔离化”。后者造成诸夏网络不再完整和畅通。这一点不难理解：战国七雄割据一方，各国依据战场形势，依托城郭险要、广置郡县，导致单一区域内统治网络迅速稠密化。然从宏观视角观之，因诸夏国家互相防备，华夏网络被分割为众多孤立单元，断裂为相对隔离的板块，不复完整。贾让曾批判战国时代各国竞相筑堤，其目的非仅防水患，实为以邻为壑：“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自利。”由此可见，战国七雄大量实施“互防式”城防工程与“以邻为壑式”堤防工程，致使战国时代地理格局呈现支离破碎之势。
诸夏网络由东方政治经济精英构建，旨在流通物资与政治权力。为实现秦制化统治网络的顺畅运行，秦帝国不得不对东方地区实施“腾笼换鸟”。所谓“腾笼”，即破除诸夏网络的人为圈隔。为此，秦帝国一方面于东方新秦地推行大规模、长时段的地理格局再造。时人记载其举措为“夷郡县城”“毁郡县城”“堕坏名城”“坏诸侯之城”“夷其城郭”及“堕坏城郭”，而秦廷表露其目的是“决通堤防”“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另一方面，朝廷也在系统摸排东方地理信息，并核验、修订具体内容，并最终绘成舆地图：“其旁郡县与椄（接）界者毋下二县，以
为审，即令卒史主者操图诣御史，御史案雔更并，定为舆地图。”
秦廷重整疆理，意在以“秦制化网络”取代东方诸夏网络。此举成效显著，若非如此，刘邦西入咸阳时，萧何也不会弃金帛而独取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刘邦日后得以详知“天下阸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正是基于此。
“换鸟”策略包含两部分机制：其一，系统性徙出东方政治经济精英。秦将“赵王迁流于房陵”，又将赵贵族迁入咸阳，“赵王子赵奢为惠文王将……子孙因以为氏，世居邯郸。秦灭赵，牧子兴徙咸阳”；另徙楚国严王之族至蜀郡严道县，“秦灭楚，徙严王之族以实此地，故曰严道”，徙楚国大姓于陇西郡，“权氏出自子姓……秦灭楚，迁大姓于陇西，因居天水”。此外，更强制“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因东方国家并未实行小家庭制度，此类迁徙的规模当尤为宏大。其二，向“秦制化网络”注入本土血液。秦以赏赐动员本土资源东进：首先是罪民群体，通过君主“赦免”实现罪籍向庶民的身份转换；随后本土黔首也被赐爵而出。随着帝国统治地域的不断扩大以及“秦制化网络”不断稠密化，“新地吏”不敷使用，以至于在本土触犯秦律的官员，只要愿意东出，则可继续出仕，“令为新地吏及戍如吏。有适过，废，免为新地吏及戍者”。
通过“腾笼换鸟”，东方诸夏网络被完美地拆解并分化到“秦制化网络”中，“由于驱逐原住民，切断当地传统的氏族秩序，从他方移居的募民与原来乡里的族制秩序也切断，故对新移民赐予爵位以形成新秩序，结果就施行县制”。
秦帝国力求拆解“东方诸夏网络”，即便有残存部分，亦被圈隔于“秦制化网络”之中，从而阻止东方复辟原有政治体。此外，秦在经济上亦不能使东方自足，朝廷开始管控盐铁等重要资源，致使秦本土对东方资源产生虹吸效应。秦首先迁徙山东工商业者至蜀郡临邛县，如“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随后，秦帝国在本土与新地建立大规模粮仓群，名义上是由国家直接支配粮食，“丰则籴，歉则粜，以利民也”，实则是控扼山东的粮食命脉。随着驰道的修建，陆路和漕运并用，东方粮源大规模转出，“又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经此，东方盐铁粮等物资高度依赖“秦制化网络”，陷入以秦本土为中心的驰道经济圈。当秦帝国需对东方施压或作战时，便能借助畅通的“秦制化网络”便捷调配兵力与物资，彰显其集中力量的功能。
在国家推动下，东方新地的“秦制化网络”稠密化轨迹日益显著。统一战争时期，秦军战绩卓著，领土扩张迅猛，置郡多为取地即设，临时性强且变动频繁。设郡进度滞后于军事推进，如最后降秦的齐地，仅以一句“遂灭齐为郡”而一笔带过，“秦制化网络”的铺设未及制度化。待秦在东方实施“腾笼换鸟”后，“秦制化”进程加速推进。一个力证是，学界虽对秦郡数目与郡名争议不休，但公认东方及边地的郡县数量战后持续增长，表明“秦制化网络”结点愈发稠密。在日渐稠密的“秦制化网络”中，秦“缮津关，据险塞，修甲兵而守之”，之后“良将劲弩，而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由此可见，秦于东方铺设的统治网络旨在控制交通最优、形势最险要的区域。降至汉代，此类据点大多仍为区域中心。秦王朝郡县体系正常运转时，这些“秦制化网络”的中心结点上递中央，下触乡里。
然而，深入基层或边区的乡里社会作为秦制化网络的脆弱末梢，既决定皇权下县效能，也更易遭受反郡县势力冲击。为消除此隐患，帝国持续提升管控水平，其范围不再限于秦制化网络原铺设区，而是拓展至稍具农业条件的山间河谷，致使交通脉络日益复杂。里耶秦简9-2346记载，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士伍“居台”负责传送迁陵县令拔的乘用之马，然“行到暴【诏】谿反（阪）上，去谿可八十步，马不能上，即
（墮）。今死。敢告”。至始皇三十年，迁陵丞昌前往贰春乡，乡吏竟然指错路，“乡【渠、史获误诣它乡，
失】道百六十七里”。从中可见山险，但亦可见秦制化不惧山险。且秦洞庭郡迁陵县官署设置在武陵山脉腹心地带，官府直接管理蛮夷的更役，“迁陵守丞兹敢言之：迁陵道里毋蛮更者”。而从濮人、杨人、臾人等蛮夷部族被统称为“黔首”，表明部分成员已纳入秦政府管辖体系，“都乡黔首毋濮人、杨人、臾人”。
三、“秦制化网络”的系统性崩溃与帝国速亡
《过秦论》在对比秦统一前后的巨大历史反差时说：“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挈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贾谊振聋发聩的“何也”历史追问，成为后世大一统学者孜孜探求的历史课题。主张秦帝国网络统治的许倬云先生也曾探讨这个问题：
在“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时，有听众提问，秦代既有如此组织，却何以国祚短暂？我以为，一则秦廷中央，在始皇之后，不再有足以指挥这一复杂系统的能力，于是一切服从中央的大网，即不能运作自如。
前文已述，“秦制化网络”是一个系统化工程：中央上层设计乃其核心，郡县则犹如网络联结的结点、“接点”，民间社会则为末端。始皇崩逝其实只是导火索，内因实系“秦制化网络”在各个层面都存在巨大隐患，方才最终导致系统性崩溃，引发帝国速亡。
（一）“秦制化网络”顶层设计中的路线张力
“秦制化网络”在顶层设计之初便蕴含内外张力，导致帝国统治集团的内部紧张与分裂。统一之始，丞相王绾建议始皇在东方推行郡国并行制：“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此论实质是将秦本土与东方社会差异化，主张因地制宜、“因制制宜”，形成秦制化与东方化并存的国家建设思路，即汉初郡国并行制的雏形。但引人深思的是，此议竟获朝廷高层广泛支持，“群臣皆以为便”。而这一个“皆”字，就“说明在秦廷高级官吏中，赞同分封的人也很多”。
事实上，秦国内部关于大一统建设是“东方化”还是“秦制化”的路线讨论，持久且深入，贯穿统一进程始终。早在秦昭王时期，《商君书·徕民》篇便直指秦国崛起模式存在根本缺陷：
今三晋不胜秦四世矣……三晋之所亡于秦者，不可胜数也。若此而不服，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夺其民也。
《徕民》篇的作者将“取其地而不能夺其民”归因于军功爵制：“此其所以弱不夺三晋之民者，爱爵而重复也。”此论表明：奠基于商鞅爵制改革的“秦制化”道路难以适应东方社会，甚至引发新占领区民众的情感抵制。故而主张摒弃商鞅旧制，改革秦国传统的爵复体系：“王行此，十年之内，诸侯将无异民，而王何为爱爵而重复乎？”
如果说《徕民》篇重在解决东方民间社会的“秦国认同问题”，那么吕不韦推行的秦国“文治化”转型则触及制度上层设计。学界对吕不韦时代的国家转型已有诸多探讨，此不赘述。概言之，吕不韦推动的“文治化”转型有两个重点：其一，在制度上层为封建制预留空间，“众封建，非以私贤也……其封建众者，其福长，其名彰”，此举旨在放弃“秦制化”，回归“东方化”；其二，吕不韦意欲以职业文官体制取代二十等爵制的军功集团，终结战时体制，使作为统治网络枢纽的郡县遍布文教精英。史载吕不韦“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说的就是这层深意。此举内涵在于放弃秦国模式的独特性，注入东方历史文化基因，以实现“秦制化网络”向“东方华夏网络”的转轨。钱穆对此评价，可谓卓见：“然其在秦所努力者，实欲将东方学术思想之全部，移植西土；不仅如商鞅、范雎诸人，只求在政治上有所建白而已。”
文教精英同样是抵制“秦制化”路线的关键力量。其实，战后的秦王朝曾积极寻求与东方文化精英合作。史载秦通过博士制度广纳东方学者，“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随后在“上尊号”与“封禅”等重大礼仪事件中，皆可见其活跃身影。但问题是，东方知识精英期待秦正确处理周秦关系，成为继承性政权（“不作”），而非颠覆传统的“创作型帝国”（“作”）。前节提及，秦廷将自身政治文化的独特性塑造为统治优势，宣称秦国模式是与诸夏文明割裂、更化的超越产物。故始皇帝要求文化精英在议帝号时，要兼顾其事业“自上古以来未尝有”的特殊性。但此举引起东方文化精英的极大反感。对此，姚中秋敏锐察觉到，“群臣博士最终提请嬴政审议的名号却无视其要求，没有‘帝’字。推测博士对此有抵触情绪……博士不愿轻易授予此号，嬴政乃自行确定‘皇帝’之号，这里已透露出儒生与秦王之间存在的巨大观念差异”。
现在可以这样说，“秦制化网络”在上层设计时，便引起朝廷内外政治、军事、文化精英的长期抗辩。战后始皇帝虽以一己之威权，否决王绾之议，在超大规模国家中强行推行纯粹划一的郡县制，但此举亦无视功臣诉求，致其与帝国政治军事精英渐生嫌隙。同样，始皇为排除“秦制化网络”中的东方因素干扰，一度刻意疏离东方知识精英的政治参与，“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无视其“东方化”诉求，终致双方形同陌路，乃至引发焚书坑儒的极端历史事件。朝廷内外张力的持续累积，使“秦制化”蓝图始终面临随时被撕裂的隐忧。
（二）“秦制化网络”在东方郡县结点铺设的隐患与危机
“秦制化网络”在郡县的铺设，同样存在一连串问题，最终引发连锁效应，导致危机的结构性、系统性爆发。在超大规模国家铺设“秦制化网络”，亟需大量已完成“秦制化”的本土人力资源。然而，秦奋六世之余烈，方才完成巴蜀以及三晋部分地区的“秦制化”。而始皇帝灭掉东方六大国，只用掉十年时间。朝廷为迅速稳定局势，急于全面铺设“秦制化网络”以控扼东方，这无疑会诱发官僚队伍的供应危机。这一点，由迁陵县缺吏状况可见一斑。朝廷最后不得不放低“新地吏”的选任标准。据里耶秦简8-1445记载，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启陵乡守“夫”因违法当坐，反被改任临沅司空啬夫，职位不降反升。对此，简牍整理者认为，临沅存在“时毋吏”的窘状，应是“夫”被“调往临沅的原因”。尽管地方官府屡次上谒，朝廷也一再放低选官标准，但仍无法解决“居吏少，不足以给事”的困境。
此举虽能暂时缓解官僚资源匮乏之局，但也给“秦制化网络”的建设埋下极大隐患。据秦简记载，秦国本土官员如果弄虚作假、欺上瞒下、逃避职责，即“诈避事”，原需罚二甲并永不叙用，“所避唯（虽）毋论，赀二甲，废”，但随着新秦地官员紧缺，朝廷改将此类罪吏派往新地任职。例如，“庆”在担任冤句令时，为应付考课而作假，其本应“废官”，但他却出任新地吏。定阴“忠”依律请示朝廷，于是皇帝下制书明确这种情况不算废官，类似情况以后地方无需上请，“诸当废而为新地吏勿废者，即非废。已后此等勿言”。即便这样，亦有秦国本土官员为逃避成为新地吏而选择逃亡。
这个问题十分严重，影响深远。也就是说，本应作为“秦制化网络”枢纽的东方郡县，竟充斥着庞大规模的秦国罪吏群体。这些体制破坏者肩负铺设秦制之责，与东方精英西调形成尖锐对比，此类“非精英化”的罪吏东遣，终使东方“秦制化”成效严重弱化。
最大恶果，便是造成“秦制化网络”内卷化，进而阻滞整个国家治理体系。郡县中的部分新地吏非但没有成为东方社会“秦制化”的中坚力量，反而蜕变成东方地方势力的庇佑者，直至被消融为“东方诸夏网络”的一部分。这一点不难理解，秦为管控战后的东方局势，对新地治安尤为关注，相关责任自然落到新地吏卒身上。如秦简记载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左右南郡发生了“绾等畏耎还走案”。此案中，秦吏卒在与反寇作战过程中有退缩不前者，战后均被问罪。但根据脱离战场的时间顺序，他们分别完为城旦、鬼薪，或耐为隶臣妾。朝廷对新地吏卒“儋乏不斗”的处罚尤为严厉：“令：所取荆新地多群盗，吏所兴与群盗遇，去北，以儋乏不斗论。”有学者将“儋乏不斗”释为“伿乏不斗”，意即惰弃不战。按秦律，吏卒有此行为，当斩。朝廷除了严加约束维稳东方的新地军事人员，对负责新地治理的官吏，要求也较为严苛：
廿六年正月丙申以来，新地为官未盈六岁节（即）有反盗，若有敬（警），其吏自佐史以上去繇（徭）使私谒之它郡县官，事已行，皆以彼（被）陈（阵）去敌律论之。吏遣许者，与同罪。
材料中，从始皇二十六年正月丙申日开始，在新地为官不满六年的，如果辖区内出现反盗、警事等动乱事件，自佐史以上的新地吏，如在外徭使或私自外出到其他郡县官府，将依“被阵去敌律”予以严惩。许可其外出的官吏，也将被同罪论处。由此可见，朝廷视维稳东方为新地治理第一要务，将权责、压力全部下沉给新地吏卒。
这种对新地吏卒的“过密化”要求，实则加剧了“秦制化网络”的内卷化困境，非但未能促成东方社会“秦化”以实现高效统治，反而诱发新地吏的群体性制度恐慌，导致秦对东方经略的普遍阻滞。对此，《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说：
数岁，陈胜起山东，使者以闻，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二世怒，作色。叔孙通前曰：“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二世喜曰：“善。”尽问诸生，诸生或言反，或言盗。于是二世令御史案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诸言盗者皆罢之。乃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叔孙通已出宫，反舍，诸生曰：“先生何言之谀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几不脱于虎口!”
这段材料蕴含多重信息：第一，陈胜反秦为实，然二世拒信此事，所以“二世怒，作色”。其拒信原因大抵有二：一者如叔孙通所言，“秦制化网络”已于东方铺就，帝国被联结为一个高速运转的统一体，“夫天下合为一家……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二者朝廷对新地吏素行严苛监管，严防新地生“反盗”或“有敬（警）”之事。然此严密防范下，何能生反？第二，能够上达天听的诸生竟也遭受“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诸言盗者皆罢之”的严厉处罚，表明看似畅通之“秦制化网络”已陷入信息梗阻的困境。第三，引人深思的是，叔孙通说陈胜起义是“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但他提出的解决方法，却是令“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此议等于又将权责转嫁、下沉给了新地官吏。而新地吏若据实上报造反，便会遭到朝廷追责，甚至诛杀。若隐匿不报，则无法调集资源平乱，待到局势崩坏之际，还是难逃诛戮之劫。
对此，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曾提到一则案例，当时的攸县县令刚上任时，苍梧郡的郡守和郡尉对他说：
利乡反，新黔首往
（击），去北当捕治者多，皆未得，其事甚害难，恐为败。
材料中，苍梧郡的长官一开始就提醒新任的攸县县令，利乡局势不稳，恐酿叛乱（“恐为败”）。然中央遣员查问时，苍梧守、尉俱否认曾言官军“恐为败”。也就是说，作为地方大员的郡守、郡尉，也不敢承认自己说过的话。
这番现象值得我们深思。长此以往，帝国内部的离心趋势必将持续加剧。叔孙通尚惧“我几不脱于虎口”而迅速叛秦逃亡，“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新地吏面对这种困境时，又何尝不会倒向东方呢？《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陈胜起义之时，会稽郡守殷通竟然对项梁说：“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时也。吾闻先即制人，后则为人所制。吾欲发兵，使公及桓楚将。”无独有偶，沛县县令也同萧何、曹参等人商议起事，“沛令恐，欲以沛应涉”。项羽、刘邦等人出于对秦人天然的不信任，最终选择诛杀秦吏。但殷通、沛令等新地官员所表露的合作意向，或也并非虚妄。
（三）“秦制化网络”在东方民间社会的统合漏洞
秦以本土一国之人力资源，推动六国之秦化进程，然东方郡县结点尚且难敷其用，遑论深入乡里社会？其实，秦素以东方贵族为政治对手，不以平民阶层为虞，故将民间新黔首视为失语群体，以“庶心咸服”虚饰舆情，导致忽视经营东方民间社会，这才是国家建设的败笔。
在秦国关中本土，朝廷通过军功爵制（瓦解乡里齿序传统）、家庭分异政策（裂解宗族血缘组织）以及持久的迁徙活动（破坏地缘共同体），建成“秦制化网络”，摧毁了父老豪强主导的自治秩序。皇权的基层下沉与运作不再以乡里父老层的支持为媒介，传统地方精英遂退出治理体系，乡里共同体由此崩解。
但帝国建立后，出现了迥异局面。如前文所述，仅靠秦本土培养的制度人才，已不敷东方郡县使用，遑论支援东方基层社会改造。朝廷最终不得不降低标准，就近启用原有六国吏员或可靠新黔首，以完成“秦制化网络”的末端铺设。正如陈侃理所说的那样：“秦汉国家规模宏伟，而官僚统治有其限度。国家行政权力渗透到广大基层社会，不得不在官僚之外吸收本地社会内部成员，授予他们一定的官方身份，让他们承担日常行政事务。这些似官又非官的人，在秦汉时期主要处于县乡以下的‘里’这个行政层级，出任里正、父老之类的‘里吏’。”陈平、萧何、刘邦即属此类。
此乃重大隐患，意味着帝国将新地治理权让渡于本土乡里势力。这无疑会造成“秦制化网络”东方基层铺设的空虚化：表面观之，秦帝国东方郡县统治结点数量迅速稠密，规模看似宏大，但单个结点却十分空虚，改造效果甚微。且越往“秦制化网络”的末端，譬如基层乡里，这种空虚化越严重。
“秦制化网络”在东方乡里形成的空虚局面，导致帝国难以将本土模式有效移植至东方广阔民间。例如，朝廷曾强力推行“匡饬异俗”的意识形态整理运动，然收效甚微。睡虎地秦简《语书》颁发于秦王政二十年（前227），主旨是讲楚地民俗与秦法格格不入，妨碍了秦国制度的地方建设，即“害于邦”。此令颁布距离秦置南郡已近半个世纪，但现实情况仍是：“今灋（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乡俗淫失（泆）之民不止，是即灋（废）主之明灋（法）殹（也），而长邪避（僻）淫失（泆）之民，甚害于邦，不便于民。”尤须注意的是，不遵秦法者不仅限于民众，亦涉及官吏。无独有偶，有学者注意到，秦在关东强制推行本土屈肢葬，但同样遭到东方民间社会抵制，甚至包括基层官吏，折射出诸夏习俗的稳定性。此外，秦国本土的小家庭制度也未畅行新地，里耶秦简出土的南阳里户籍简牍，其中不乏联合家庭的踪影。东方民间社会活动中，到处可见“父老”的重要参与，秦帝国的基层统治力量十分薄弱。
综上可见，秦帝国不可能借未秦化的本土势力实现东方社会的秦制改造。在基层已经空虚化的“秦制化网络”，也完全谈不上对东方各地人群的分割包围，他们反被吸纳为“东方诸夏网络”的一部分，使得东方乡里共同体社会得以保存。正因如此，项羽方能依托江东乡里组织迅疾起兵，也有说出“我倚名族，亡秦必矣”的底气。而且，因为秦帝国在东方新地“决通堤防”“夷去险阻”的大规模地理格局再造，客观上拆解了六国戒备体系，促成战国后东方地理结构的二次融合。东方各国各支民间反秦力量得以串联、交融，直至汇流。秦末陈胜吴广派遣多支势力去六国串联，约定共同向西伐秦，便是力证。
秦末，中央权威日衰，秦与东方势力之强弱发生局部逆转。东方乡里共同体的自我保护意识也趁势复苏，地方精英自发性地组织起来，并联合乡里父老，显示出了惊人的组织能力，果断承担起了六国贵族没有完成的抗秦任务。此时，本就空虚薄弱的“秦制化网络”顿时崩解，郡县结点迅即被东方地方势力切割、包围，“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相立为侯王，合从西乡，名为伐秦，不可胜数也”，“燕、赵、齐、楚、韩、魏皆立为王，自关以东，大氐尽畔秦吏应诸侯，诸侯咸率其众西乡”。反秦势力终从民间而起，并以平民阶层之胜利为终。
结 语
以“秦制化网络”的东方铺设为背景，重新讨论秦帝国大一统建设的诸多问题，涉及地域整合、族群融合与国家转型，颇为复杂。我们可以提炼出这样一条关键线索：
秦本为西周“天下”政治文化网络的一部分，战国时却被剥离出“诸夏天下圈”，致“天下”裂为“我者”与“他者”。东方诸国与秦尖锐对立，意欲迫使秦放弃自身政治军事文化特质而融入东方。
及至帝国建立，作为“他者”的秦面临严峻的大一统危机。而化解危机实有两种途径：一是秦效仿楚，改弦更张，实现王朝“东方化”，回归诸夏文化圈；二是秦迫使东方社会“秦制化”，完成周秦之变。显然，秦选择了后者。为推动“秦制东进”，帝国在东方新地系统性建设“秦制化网络”：王朝中央是网络设计者与核心，遍及全国尤其是新秦地的郡县则是网络的结点与中转站，而基层乡里社会则是网络统治的末端。
为引导东方舆情，秦帝国宣称，独特的秦国模式不是一种野蛮与落后，而是一种超越诸夏结构的创作性产物。与既往政治传统决裂的秦王朝是一个“创作帝国”，它更能促成国家实质性的统一。
在重塑秦国模式合法性的论述基础上，帝国着手以“秦制化网络”重塑东方的政治地理空间。为确保帝国统治网络的畅通无阻，秦对东方地区实施了“腾笼换鸟”策略。所谓“腾笼”，即打破“诸夏网络”人为构筑的地理区隔壁垒。为此，秦帝国在新秦地强力推行“决通川防”“夷去险阻”的大规模地理格局改造工程。所谓“换鸟”，意指将寄居于原有“诸夏网络”中的东方政治经济精英调离故土，随后迁入忠于秦制的“新地吏”与故地黔首，以此向“秦制化网络”注入可控的本土治理力量。
秦国统治阶层希望通过“秦制化网络”的统合，将东方势力分割并控制在利于秦本土的规模之内，未来东方各地政治演进方向也不出“秦制化”的范围，从而彻底阻绝东方旧政体复辟，最终将其纳入秦王朝大一统治理体系。但实际上，“秦制化网络”在各个层面都隐伏着系统性隐患。
首先，在顶层设计阶段，“秦制化网络”便存在显著张力。朝廷内外的政治、军事、文化精英长期与始皇帝激烈抗辩，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紧张与分裂，致使“秦制化”蓝图有随时被撕裂的风险。
其次，“秦制化网络”在郡县结点的铺设亦存在结构性缺陷。在超大规模国家实施秦国模式，需要大量已完成“秦化”的本土人力资源；秦以本土一己之力，实在难堪重负，最终被迫降低新地吏选任标准，广泛任用“罪吏”赴东方以缓解官僚资源短缺之状。秦廷此举，酿成硕大恶果：这些欺瞒作假、逃避职责的“罪吏”本就是秦国体制破坏者，何堪肩负铺设“秦制化网络”之重任？更为严峻的是，秦为管控东方战后局势，不断收紧新地吏治理政策。近乎苛责的“过密化”要求，事实上造成了“秦制化网络”的内卷，激起新地吏的制度性恐慌。最终，“新地吏”非但未成东方社会“秦制化”的中坚力量，反蜕化为地方势力庇佑者，直至被消融于“东方诸夏网络”之中。
长此以往，帝国内部的离心力越来越大。这就造成一个悖论：秦帝国开创中央集权制度的初衷是为提升王朝整体能力，但若统合失败，反使局部问题演变为全局负担。
然而，秦帝国统合进程的最大败笔，在于对东方民间社会的轻视与忽视。秦国崛起得益于商鞅模式对民间力量的整合，但至战后阶段，却因种种缘由难以有效掌控东方民间社会。其中关键原因在于秦国统治阶层的贵族出身，导致其素以东方贵族为政治劲敌，却漠视平民阶层，此举必然造成“秦制化网络”在东方基层社会的空心化。
最后，“秦制化网络”在东方乡里社会的空虚态势，直接削弱了帝国将本土模式移植至东方民间的能力，使东方基层共同体社会得以存续。随着秦末中央权威式微，本就薄弱的“秦制化网络”迅速瓦解，东方地方精英趁势复起，果断承担起了六国贵族没有完成的抗秦任务。受益于“秦制化网络”对东方地理结构的重构，各地民间反秦力量得以串联、交融，终汇成洪流。反秦之火，终成燎原之势，导致帝国速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