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撑，二者在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内在统一。从理论逻辑看，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契合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其“统一性”特征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特征高度契合，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从“利益认同”向“价值认同”升华提供经济纽带。从历史逻辑看，我国统一市场演进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始终同频共振。古代“大一统”格局下的市场雏形奠定民族凝聚的经济根基；近代市场发展困境加剧民族生存危机；新中国成立后，从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主导型统一市场”，到改革开放后的“市场主导型统一市场”，再到新时代“高水平制度型统一市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铸牢。从实践逻辑看，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以“五统一、一开放”为抓手，即统一基础制度筑牢认同根基、完善基础设施畅通联结纽带、统一要素市场激活发展动能、规范商品服务市场拓展消费空间、统一监管规则维护公平秩序、扩大开放拓展联动空间，将市场优势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效能。

关键词：全国统一大市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一统；共同性；中华民族经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交汇点，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原创性论断，并将其确立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为破解民族工作时代课题、凝聚民族复兴磅礴力量提供了根本遵循。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指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基本要求是“五统一、一开放”，即统一市场基础制度、统一市场基础设施、统一政府行为尺度、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统一要素资源市场，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1］。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纵深推进”纳入“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2］，标志着我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入制度型、深层次推进阶段，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从理论与实践的维度审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两个紧密关联、相互促进的战略议题。前者聚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整合市场资源要素，构建“全国一盘棋”的经济格局；后者致力于巩固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通过增进各民族共同性、包容差异性，塑造“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3］的精神共同体。二者共同服务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宏伟进程，在物质基础与精神凝聚、经济整合与民族团结的互动中形成彼此强化、互为支撑的协同效应。

当前，学术界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研究多集中于经济体制改革维度，重点探讨市场分割的破除路径［4］、要素流动的制度保障［5］、区域协调发展的实现机制［6］等问题；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则侧重文化认同［7］、政治整合［8］、历史分析［9］、社会治理［10］等议题，着力分析民族文化传承创新、民族团结教育、历史脉络梳理、边疆治理现代化等实践策略。然而，将二者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系统阐释经济领域市场整合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在关联的研究有待加强［11］，尤其是从理论、历史、实践三重逻辑解析二者互动机理的研究有待深化。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2］。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精神层面的认同形态，绝非单纯依靠文化宣传或政治动员即可形成，需要以经济融合为物质基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打破地域壁垒、促进要素跨区域流动、构建全国一体化经济循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物质载体与实践路径。

基于此，系统探究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不仅有助于丰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交叉研究，更能为新时代以经济建设推动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一、理论逻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关联

马克思主义关于共同体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属性，共同构成二者关联的理论基础，从学理层面回答了为何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助于支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问题。

（一）物质利益联结是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基础

共同体的存在以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为基础，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利益关系是维系共同体存续的重要纽带。在马克思恩格斯理论视域中，共同体并非抽象的精神集合，而是建立在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上的社会有机体，其形态随着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不断演进。从原始部落共同体到古代民族共同体，再到现代民族国家，每一次共同体形态的跃迁，都以市场扩张、分工深化、利益联结强化为前提。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揭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联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市场扩张推动地域整合，为民族共同体提供空间基础。商品交换突破地域限制，使商品价值获得社会承认。马克思指出：“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13］这揭示了交换活动对共同体边界的突破作用。随着生产力水平提升，市场范围从部落内部扩展到部落之间，再到民族内部乃至跨民族区域，地域壁垒的打破使得不同地域的人群形成稳定的经济往来，进而为民族共同体的地域认同奠定基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打通区域市场壁垒，本质上是推动市场范围从“地方市场”向“全国市场”升级，通过构建“全国一盘棋”的经济空间，将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人群纳入统一的市场体系。市场扩张推动地域共同体整合，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地域认同提供经济支撑。

其二，分工深化加强利益联结，为民族共同体提供物质纽带。马克思指出，“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14］，分工的深化使得不同群体之间形成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利益关系。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中，东部地区的技术优势、资金优势与管理经验，中部地区的农业资源、工业基础，西部地区的能源资源、劳动力资源与特色产业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专业化分工体系。这种经济利益的深度绑定使得各民族群体深刻认识到自身发展与中华民族整体发展密不可分，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

其三，物质丰富提升共同体凝聚力，为民族共同体提供认同动力。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15］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前提，也是共同体凝聚力形成的重要动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能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满足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物质保障。当各族群众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切实受益、感受到国家发展与个人幸福的直接关联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便会自然增强，进而形成“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的共识。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统一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契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其内在要求既包括“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16］，也包括“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7］，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最终服务于共同富裕目标。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环节，其“统一性”特征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特征高度契合，从制度层面回答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何能够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协同推进［18］。

一方面，市场的“统一性”消解地域与民族隔阂，为共同体意识培育破除制度障碍。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开放、竞争、统一的经济形态，地方保护主义、市场分割、区域壁垒不仅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更会强化地域本位主义，甚至间接加剧民族之间的隔阂与误解。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市场体系仍然存在制度规则不够统一、要素资源流动不畅、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等突出问题。”［19］部分地区对边疆民族地区特色商品设置隐性准入门槛，要素在跨区域流动中面临户籍、社保、资质互认等制度障碍，不仅制约经济发展，也可能导致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利益分化，削弱中华民族的整体凝聚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统一市场基础制度、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统一要素资源市场等举措［1］，消除市场分割等障碍，使各族群众能够在统一的市场规则下公平参与竞争、共享发展成果。这种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市场环境，能够有效破除地域与民族之间的心理壁垒，强化“全国一盘棋”的整体意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制度保障。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共同性”保障市场发展的价值方向，为共同体意识培育锚定价值坐标。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资本增殖”为首要目标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0］，注重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共享”的关系。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并非单纯追求经济效率的提升，而是以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价值导向，促进经济共享［21］，这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要求高度一致。例如，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推动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向中西部民族地区流动，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民族地区与全国同步发展；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支持民族地区建设沿边开放口岸、发展跨境经济合作区，使民族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开放前沿”，共享开放发展红利；统一商品和服务市场推动民族地区特色商品进入全国市场，为少数民族群众增收致富提供渠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市场建设，使各族群众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的整体发展是各民族发展的前提，各民族的发展又丰富着中华民族的整体内涵，从而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认同。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是从“利益认同”到“价值认同”的升华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是构建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3］的共同体认同，这种认同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经历逐步深化的递进过程，即从现实的利益认同出发，在情感上不断深化，最终凝结为稳固的价值共识。“各民族经济相依，是中华民族构建统一经济体的强大力量。”［22］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构建经济利益共同体，为这一递进过程提供了起点与动力，从认同形成规律层面回答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如何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问题。

从认同形成的规律看，利益认同是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基础。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体对群体的认同往往始于利益关联，当个体感受到群体能够为自身带来实际利益，自身发展与群体发展存在紧密关联时，才会产生对群体的归属感。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各族群众提供了广泛的利益关联点：对民族地区群众而言，统一市场意味着更广阔的产品销售渠道、更多的就业机会、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对内地群众而言，统一市场意味着更丰富的资源供给、更广阔的投资空间、更多元的消费选择。这种双向的利益满足，使各族群众切实感受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抽象的理念符号，而是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现实存在。

从认同发展的路径看，利益认同推动情感认同与价值认同的升华。当各族群众在统一市场中频繁互动，商贸往来促进跨区域经济合作、劳动力流动推动跨区域就业、文化产品流通带动多民族文化交流，原有的地域与民族偏见逐渐打破，形成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的情感联结。情感层面的互动进一步升华为价值层面的共识，使各族群众认识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共同的利益载体、情感家园与价值归宿。

二、历史逻辑：全国统一大市场演进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同频共振

历史逻辑是揭示事物发展规律的客观依据，回溯我国历史长河中统一市场建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互动历程，可发现二者始终同频共振。古代“大一统”政治格局下的市场雏形，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初步形成提供了经济基础；近代以来市场发展的困境，加剧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统一市场建设逐步深化，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巩固发展中华民族大团结。

（一）古代“大一统”格局下的市场雏形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初步形成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自秦汉确立“大一统”政治格局以来，统一市场的雏形便开始出现，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初步形成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当时，市场建设虽未达到“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现代形态，但其“统一性”特征已为民族凝聚提供了经济支撑，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经济基础。

秦汉时期，秦始皇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等政策，不仅构建了“大一统”的政治制度，也为市场整合奠定了制度基础。统一的度量衡消除了不同地域之间商品交换的计量障碍；统一的圆形方孔钱成为通用货币，打破了诸侯割据状态下形成的货币壁垒，使商品交换能够在广阔的疆域内顺畅进行；“驰道”“直道”等交通设施的修建，促进了商品与人员的跨区域流动。《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23］这种大范围的商品流通，使中原地区与周边民族地区形成了初步的经济往来，推动了“华夏民族”向“中华民族”的演进。

魏晋南北朝虽政权更迭、南北分裂，但统一市场雏形仍在曲折中发展，且推动中华民族的初步融合。北魏借“均田制”稳定农业生产，促进黄河流域商品流通；南方则依靠发达的水运网络使建康等地发展成为重要的商业中心，与北方通过绢马贸易等维持互市关系。在大规模民族迁徙背景下，随着北方少数民族的南迁内徙，游牧民族的畜牧产品与汉族的农产品形成互补，推动了广泛的商品交换。此外，北魏孝文帝推行的一系列汉化改革，不仅通过制度规范化促进了市场整合，同时增强了少数民族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为隋唐时期更为广阔的市场格局奠定了基础。

隋唐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大运河的开通以及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统一市场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各族群众对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得到新发展。大运河的开通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构筑起南北物资流通的交通网络，显著推动了南北经济的整合与互补。长安、洛阳、扬州等城市成为全国性的商业中心，中原商人、周边民族商人与域外商贾共同参与市场互动，进一步强化了“大一统”的经济格局，“唐人”成为更具一体化的民族共同体称谓，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进程中取得新发展［24］。

宋元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统一市场的范围与深度不断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地域基础与经济基础进一步巩固。宋代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打破了金属货币流通的地域限制；元代建立覆盖全国的驿站制度，使商品运输与人员往来更加便利；明代郑和下西洋客观上促进了海外贸易；清代通过茶马互市、丝绸之路等加强内地与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联系，使边疆与内地形成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利益关系。

（二）近代以来市场发展的困境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危机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一市场的发展陷入困境。这不仅制约了经济现代化进程，也加剧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使中华民族共同体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历史教训表明，缺乏国家主权保障的市场分割，必然导致民族利益受损与民族认同弱化，这从反面印证了统一市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存续的重要基础的规律。

一方面，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破坏了传统的统一市场格局，将中国市场强行变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附庸。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开放通商口岸，控制中国的海关与铁路，将中国市场分割为不同势力范围，在各自范围内实行排他性贸易政策，阻碍中国内部商品流通与要素流动，导致市场碎片化。这种格局使中国无法形成统一的经济力量，削弱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凝聚力。

另一方面，封建割据与军阀混战进一步加剧市场分割，使中华民族陷入内部分裂的危机。晚清地方督抚权力扩张，民国时期军阀为维护利益设立关卡、限制商品流通、发行区域性货币，制约了民族工业发展，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市场碎片化导致民族工业发展乏力、民生凋敝，进一步削弱民族凝聚力，使中华民族陷入经济弱、民族危的困境。正是在民族危亡的历史背景下，“中华民族”概念应运而生，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认识到，只有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才能摆脱危机，而统一市场正是国家统一与民族凝聚的重要基础。

（三）新中国成立后统一市场建设的深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篇章，统一市场建设也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从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主导型统一市场”，到改革开放后的“市场主导型统一市场”，再到新时代“高水平制度型统一市场”，每一次市场建设的深化，都伴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巩固与升华，印证了国家统一、市场整合、民族凝聚的正向互动规律。

1949—1978年，我国通过行政力量构建了初步的统一市场框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制度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薄弱的经济基础与复杂的民族问题，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整合市场。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发行人民币、统一财政收支、统一物资调配，消除了近代以来的市场分割与货币混乱局面。通过“一五”计划重点建设重工业，并推动内地工业向边疆民族地区布局，促进了要素资源向民族地区流动。修建鹰厦铁路、宝成铁路、兰新铁路等交通干线，连接了内地与边疆，为商品流通与人员往来提供了保障。此时期的统一市场虽以行政指令为主要手段，市场机制作用发挥有限，但通过“全国一盘棋”的资源调配模式，打破壁垒，使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形成了紧密的经济联系。例如，内蒙古的煤炭、新疆的石油通过统一调配支援内地工业建设，内地的粮食、日用品通过计划供应保障边疆群众生活。这种互帮互助的经济关系，重塑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集体认同，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团结与国家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统一市场建设逐步进入“市场主导”新阶段，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方向发展。党和政府通过一系列改革举措破除市场壁垒。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25］，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后，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大量商品的计划定价与流通管制，推动商品市场向全国统一化发展。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进一步对接国际市场规则，同时加快国内市场整合，例如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要素在区域间流动。市场机制的引入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使各民族地区的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东部沿海地区依托区位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成为全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中西部民族地区依托资源优势发展能源、原材料产业与特色农业，通过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北煤南运等工程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这种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区域经济格局，使各民族群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经济利益的深度绑定与发展成果共享使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从“政治认同”进一步延伸为“利益认同”，“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深入人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统一市场建设向制度型统一升级，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更坚实的物质基础与制度保障。党和政府更加注重通过制度创新破除市场分割。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6］，明确了统一市场建设的制度方向。2022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发布，从制度规则、要素市场、监管执法等方面系统部署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提出“五统一、一开放”基本要求，标志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入纵深推进阶段。同以往相比，新时代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更加强调“制度统一性”“要素流动性”“开放包容性”，这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进共同性”的特征高度契合。在制度层面，新时代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统一市场基础制度、统一监管执法，消除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制度壁垒，使各族群众在统一规则下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在要素层面，新时代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统一要素资源市场，推动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向民族地区高效流动，助力民族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在开放层面，新时代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使民族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开放前沿。新时代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深化，不仅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更使各民族形成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利益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制度认同、利益认同、价值认同的融汇中不断巩固。

综上，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演进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始终同频共振。统一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物质基础与利益纽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巩固与升华又为统一市场建设提供政治保障与社会支撑。

三、实践逻辑：推动市场优势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效能转化

实践逻辑是连接理论与现实的桥梁，也是将历史经验转化为现实行动的路径指南。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统一、一开放”重要论述，不仅是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总抓手，更是将市场建设优势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效能的关键路径。围绕制度筑基、要素赋能、开放联动的逻辑主线，构建市场建设、利益联结、认同提升的实践链条，有利于切实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一）以“统一市场基础制度”筑牢认同根基，构建“规则共守”的共同体

统一的市场基础制度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制度基石，也是消除隔阂、构建“规则共守”的共同体的前提。《建议》指出：“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信息披露、社会信用、兼并重组、市场退出等制度。”［2］当前，我国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在市场准入、产权保护、信用体系等基础制度方面仍存在差异，需通过制度整合进一步凝聚共识［27］。第一，统一市场准入制度，保障机会均等。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严禁各地自行制定限制性准入政策，消除对民族地区企业、少数民族经营者的隐性壁垒。推进“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简化民族特色产业准入流程。建立跨区域市场准入直通车机制，允许民族地区企业凭许可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经营，确保各族经营者在统一规则下公平竞争，增强制度认同。第二，统一产权保护制度，强化利益共享。完善民族地区自然资源、文化资源的产权确权制度，明确所有权、使用权与收益权。建立全国统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规范民族文化产品开发与交易。设立民族地区产权保护专门渠道，提供双语法律服务，将民族地区资源优势转化为各族群众的利益优势，强化利益共享认知。第三，统一社会信用体系，促进信任共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社会信用信息平台，推动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信用信息互联互通。建立跨区域信用联合奖惩机制，对守信主体给予全国范围内的政策优惠，对失信行为实施联合惩戒。开展信用赋能民族地区发展专项行动，结合少数民族传统信用观念培育现代信用文化，打破各民族之间的心理壁垒。

（二）以“统一市场基础设施”畅通联结纽带，构建“空间互联”的共同体

市场基础设施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硬件支撑，也是连接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物理纽带。《建议》指出：“健全一体衔接的流通规则和标准，高标准联通市场设施，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2］民族地区多位于边疆、山区，基础设施薄弱曾制约市场整合与民族交流，需完善交通、物流、信息网络，打破地域阻隔。第一，完善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推进连接边疆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重大交通工程，完善“八纵八横”高铁网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布局，推动草原牧区牧道与国省干线公路衔接。加强边疆民族地区支线机场与枢纽机场的航线连接，开通更多直达航班。提升边疆民族地区内河港口通航能力，构建“内联外通”的交通格局，缩短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的时空距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第二，构建全国一体化物流体系。建立全国统一的物流标准体系，消除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的物流技术壁垒。在边疆民族地区建设区域物流枢纽，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推动“快递进村”向“快递进牧区、进边境村”延伸。构建以特色产业为核心、电商为渠道、现代物流为支撑的融合发展新模式，建设产地仓实现“产地直发”，降低边疆民族地区物流成本。第三，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相较于东部地区，统一大市场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助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加显著［28］。加快5G、光纤宽带在边疆民族地区的部署，推动行政村、边境村全覆盖［29］。建设全国统一的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民族文化数字传播平台，支持民族地区发展数字电商、直播带货。开展数字技能培训进民族地区行动，提升少数民族群众运用数字技术参与全国市场竞争的能力，搭建各民族文化交流的信息桥梁。

（三）以“统一要素资源市场”激活发展动能，构建“发展共进”的共同体

要素资源市场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引擎，也是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的关键［30］。《建议》指出：“统一市场监管执法，加强质量监管。”［2］民族地区资源丰富但要素配置效率低，需推动要素自由流动、高效配置，实现发展共进。第一，统一劳动力市场，促进就业共进［31］。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宽民族地区城镇落户限制，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转移接续平台。建设全国一体化劳动力供需对接平台，开展双语职业介绍与订单式技能培训。加强少数民族劳动者劳动权益保护，推行契合民族文化特点的劳动管理模式，推动劳动力双向流动，实现各民族就业机会共享。第二，统一资本市场，促进产业共进。建立要素流动区域补偿机制，对民族地区重点产业给予要素配置倾斜。支持民族地区企业对接全国资本市场，设立民族地区产业发展基金，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开发。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民族地区的信贷投放，创新民族地区特色信贷产品。在民族地区设立证券、期货分支机构，开展资本市场知识普及，增强民族地区产业融资能力与发展动能，推动当地产业融入全国产业链、价值链。第三，统一自然资源资产市场，促进生态共进。加快民族地区自然资源资产确权登记，明确资源权属。建立全国统一的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平台，推动生态产品市场化交易。完善资源开发收益共享机制，明确民族地区在资源开发中的收益比例，确保少数民族群众分享资源开发成果，实现生态保护、资源开发、民生改善的有机统一。

（四）以“统一商品和服务市场”拓展消费空间，构建“供需互促”的共同体

商品和服务市场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础载体，也是连接生产与消费、促进各民族经济互动的重要纽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打破商品流通壁垒、规范服务市场秩序，实现供需互促。第一，破除商品流通壁垒。开展商品市场分割专项整治，严禁对民族地区特色商品设置歧视性准入条件，统一全国商品检验检测标准并推动“一地检测、全国互认”。实施民族特色商品品牌提升工程，整合分散品牌，提升民族特色商品知名度。开展民族特色商品进内地行动，设立体验馆并纳入政府采购，推动民族特色商品融入全国市场，促进文化传播与认同。第二，规范服务市场秩序。建立全国统一的教育、医疗服务标准体系，推动内地优质学校、医院与民族地区开展对口支援。运用互联网技术共享优质公共资源，并完善面向民族地区的双语服务供给，全面提升其公共服务水平。引导内地优质服务企业向民族地区拓展，培育民族地区本土特色服务企业，满足各族群众多样化服务需求。

（五）以“统一市场监管规则”维护公平秩序，构建“规则共守”的共同体

市场监管规则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守护神”，也是保障各民族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维护市场秩序的关键。全国统一大市场需建立全国一体化监管体系，保障公平正义［32］。第一，统一市场监管标准。制定食品药品安全、产品质量、知识产权等重点领域全国统一的监管标准，消除区域监管壁垒。建立全国统一的监管标准数据库，在民族地区组织开展监管标准培训，确保标准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执行，让民族地区企业与内地企业在一致性规则下公平竞争。第二，统一市场监管执法体系。建立民族地区、内地跨区域执法协作平台，明确跨区域案件管辖权划分、证据互认规则与联合执法流程。加强执法能力对口支援，派遣内地执法骨干到民族地区开展以案代训，提升民族地区执法水平。建立全国统一的执法监督平台，查处“选择性执法”“畸轻畸重处罚”，确保执法公平。第三，统一市场监管服务效能。在民族地区乡镇设立双语市场监管服务站，将基础监管服务延伸至“最后一公里”。建设全国统一的智慧市场监管平台，利用大数据实现远程监管、风险预警。针对民族地区市场主体开展合规指导上门服务，建立审慎包容的监管机制，弥合监管能力差距，强化服务赋能。

（六）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联动空间，构建“内外联动”的共同体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维度，也是推动民族地区从“边疆末梢”转变为“开放前沿”的关键。民族地区作为沿边开放门户，需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强化共同体“内外联动”属性［33］。第一，升级沿边开放合作平台。将民族地区边境口岸升级为跨境产业合作园区，整合通关、物流、贸易、金融等功能，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建立口岸与腹地间的联动机制，带动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推动内外市场联通。第二，推动沿边、内陆开放联动。衔接民族地区沿边开放政策与内陆自贸区政策，构建以内陆为生产基地、以沿边地区为出口通道的跨区域产业链分工体系。通过共同举办沿边开放博览会、跨境商品交易会，促进民族地区与内陆腹地市场互通、产业协同，形成开放合力。

四、结语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度交织的历史背景下，系统探究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贯通性，阐释市场一体化进程中由经济融合到社会联结再到文化认同的逻辑联系，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建议》提出“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一步凸显二者在“十五五”时期国家战略全局中的重要地位。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质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物的全面丰富”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机统一。要素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高效流动与优化配置，既能破除地域分割的“物理壁垒”，促进各民族深度交往交流交融；又能消融观念差异的“心理隔阂”，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物质基础与社会根基。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向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将超越资源配置的传统功能，成为各民族共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纽带，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持久且深厚的团结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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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的逻辑理路与路径选择研究”（24CKSJ14）；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体系结构与构建路径研究”（ZK01202401041）

引用格式：焦立涛，石雨菲．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逻辑［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6）：66-77．

焦立涛，山东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石雨菲，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