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中秋:以马列主义重建政治学基本原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2 次 更新时间:2025-01-20 00:58

进入专题: 马克思主义   列宁   政治学  

姚中秋  

 

摘要:现代政治学有两个思想和学术谱系:一个是自由主义政治学,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美式全球化时代,自由主义社会科学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推动我们重写政治学原理,我们理应把马列主义作为哲学基础,把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列主义的实践性理论转化为政治学的方法、概念、逻辑和命题。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唯物辩证法,据此可以重建新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把政治理解为改变世界的一种总体性实践;采取能动性中心主义研究取向;把政治性质的组织及其组织化机制和发展——指以生产力发展为中心的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政治能动性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世界体系和历史作为元方法。

关键词:马克思列宁主义 政治学原理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政治学原理都是需要重写的,问题在于怎么写。重写的关键在于另建基础。新政治学必须要有一套新的哲学基础,才有可能与一度占据主流地位的西方政治学区别开来,这样的重写才有意义。从现实和现代思想史两个角度看,这个新的哲学基础只能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列主义。

现实的理由很明显: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足以作为典范的现代政治已经从美国变为中国,而它是以中国化、时代化马列主义为指导的,要对中国政治进行内在解释,就需要把实践中的哲学转化为学术的哲学基础。从思想史角度看,现代政治学有两个思想和学术谱系:一个是自由主义政治学,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两者在哲学基础、价值取向、核心概念、基本逻辑等方面均存在重大差异。马克思、列宁曾经高度自觉地批判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迄今仍有现实意义。比如,用《哲学的贫困》来批判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今天仍然是高度中肯而十分有力的。过去几十年来,自由主义社会科学在全球学界占据主导地位。今天我们重写政治学原理,理应把马列主义作为哲学基础,把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列主义的实践性理论转化为政治学的方法、概念、逻辑和命题。以马列主义作为哲学方法,确实可以打开政治学研究的全新视野。比如,我们可以对政治有一个全新理解,据此才有可能有针对性地确定一个新的研究纲领。

一、政治是改变世界的最重要实践形态

政治学是研究政治的,政治学需要一场范式革命的根本原因在于,因为哲学基础的谬误,西方政治学对政治的理解存在严重偏差。马列主义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政治,更为科学地理解政治,具体地说,把政治理解为改变世界的一种总体性实践。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书中,马克思同时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创立了一种全新哲学。这种哲学的核心概念是实践。马克思断言:“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种实践是能动的、现实的、感性的,因而是革命的、批判的。这样的实践化解了长期困扰哲学的主客二分难题,实现了主体能动性与世界客观性的辩证统一。据此,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带有强烈政治意涵的价值命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据此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改变世界的唯物辩证法。

历史地看,生产力的发展全面、深刻地改变着宏观世界,因而马克思在随后写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初步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把作为一种实践活动的生产力的发展确定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但是,亚当·斯密、哈耶克等自由主义者把经济发展视为“自发秩序”,马克思也把纯粹的生产力发展过程(当然,这只是一种理论想象,现实中并不存在)视为“似自然”现象,毕竟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无数主体在行动、合作、互动,是很难具有自觉性的。因而,在一定时期内生产力实现发展,并推动社会各领域发生全面深刻变化,很难说它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

实践的根本属性是自觉性、能动性,以此为标准比较人类各种实践形态,我们或许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意义上改变世界的首要活动形态是政治。事实上,在形成唯物辩证法的理论自觉之后,马克思本人积极投入政治实践,参与全欧工人运动。由此以来,在西欧、在俄国,当然还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首先呈现为政治,先锋队政党组织、领导人民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的统治,自觉地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并通过灵活多样的政治机制推动国家发展。区别于西方各种哲学,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实践性,突出体现为政治性。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政治哲学,旨在探索改变世界的行动方向、方法的哲学。

运用马列主义,我们可以更为准确地理解政治的性质。政治总是自觉的,通常基于特定意识形态,并运用高度组织化的物质性力量即权力,寻求改变现状,或者改变权力、权利、利益分配格局,或者改变社会各个领域的活动规则、程序、制度,甚至通过革命颠覆现有秩序、建立全新秩序。政治实践最为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所揭示的实践辩证法的要义——自觉地、能动地改变世界。在人类多样的实践形态中,政治的自觉性和能动性最为突出,且其目的就是自觉地改变、塑造世界——即便保守主义也不例外,它是逆向地改变世界的政治。

基于唯物辩证法,我们可以给政治下一个简短的定义:政治是人们自觉地、能动地改变现实世界的至关重要的实践形态。这里有两个关键词。其一是“改变世界”。这个词指明了政治的目的不是维持特定秩序,而是“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古人普遍把政治理解为维持特定秩序,资产阶级同样如此理解政治,普遍存在于西方思想学术的“历史终结论”信念就清楚体现了这一取向——但这是虚妄的。不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政治都是改变世界的政治活动、社会运动、革命或者发展、改革。其二是“实践”。这个词指明了政治的形态不是思辨、言辞,而是集体行动,借助物质性力量现实地改变现状,这里的物质性力量就是组织起来并利用技术手段的人,最为极端的形式就是组织化的政治性质的暴力。因此,政治的核心是人的组织化,人组织成为政治共同体,按照特定理念展开集体行动,让现实合乎自己的目的,让历史按照自己的意志发展变化——这就是政治。

政治的性质决定了它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突出的中介性、总体性。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发展变化都带有一定的“似自然性”,政治却是高度能动的,组织化主体完全可以自觉地运用政治机制全面而深刻地影响这些领域,使之合乎自己的目的。人是有意志的,冀望历史按照自己的目的发展,政治就是意志与社会—历史之间的中介,且全面支配、影响社会各领域,从而具有总体性。政治凭借其高度组织化的物质性力量,可以决定个体的成败生死,可以支配或决定性地影响社会各领域的权利、利益与权力配置。唯物辩证法的要义就在于:一方面承认,对长时段历史进程而言,生产力发展变化具有基础性地位;另一方面又认识到,从改变世界的实践维度来看,政治居于优先地位。如列宁所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道理很简单:“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政治始终是人类历史进程中最为活跃的、总体性的能动性力量,因而政治学也就是社会科学中最为重要的学科。

二、以能动性中心主义为基础的政治学研究新取向、新方法

唯物辩证法也要求我们重新理解政治学的学科功能:既要“解释世界”,又要“改变世界”。实证主义哲学满足于“解释世界”,受此支配,美式政治学已基本沦为新的“乾嘉之学”,不关心现实的实践,而在观念世界中打转,自我循环。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作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新政治学应以此自勉,具有改变世界之志,深入丰富的政治实践,并且为了实践而建立和发展理论,当然也接受实践的检验,与实践同步发展。这样的政治学也就成为人们改变世界的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具有改变世界之志的政治学,研究作为改变世界的实践的政治,关键是采取能动性中心主义研究取向。基于实证主义哲学,西方主流社会科学主要聚焦于结构,新旧制度主义、结构—功能主义、席卷各门学科的量化研究都体现了这一点。方法论的结构中心主义在学术上是肤浅的,在政治上是保守的。唯物辩证法把政治理解为改变世界的实践形态,新政治学也就必然转向方法论的能动性中心主义。这是新政治学原理的总纲。在三大社会科学学科中,经济学、社会学固然可以偏向结构中心主义,政治学研究却应当是能动性中心主义的,因为政治区别于其他社会领域的根本属性就是自觉性、能动性。西式政治学对此不够自觉,掉入经济学帝国主义、社会学帝国主义泥坑,韦伯理论、历史社会学理论大行于政治学界,如此经济学化与社会学化的政治学实际上自我放弃了学科存在的理由。

新政治学聚焦于改变世界的能动性实践,这种实践当然是在给定结构中进行的,但能动性实践必然改变旧结构、塑造新结构,推动社会发展变化:“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政治是组织化主体自觉进行的能动性活动,规则、制度与各种政治经济关系等所构成的结构归根到底是能动性活动的产物。新政治学应始终瞄准政治能动性,全面深入地研究政治能动主体,研究其政治能动性的动因、塑造结构的作用机制,研究意识形态、组织、行动模式,研究社会不同领域、具有不同取向的能动主体的矛盾、斗争及其动态平衡,正是这种暂时的平衡塑造了“结构”。

政治能动性的源头是现实的、具有能动性的主体,在政治领域中就是政治性质的组织,因此,政治学要把政治性质的组织及其组织化机制作为主要研究议题,组织政治学是政治学的基础部分。

改变世界,需要运用物质性力量,在政治领域就是组织起来、集体行动的人。因此,组织、组织化是政治的中心环节。荀子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政治就是把人组织起来形成改变世界的物质性力量的机制,国家的形成标志着这种机制的一次历史性突破,这是一种最为普遍化的组织机制。只有那些建立了国家的群体才持续地改变世界,才创造出文明。列宁再一次强调了这一点:“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新政治学应当全面深入地研究历史上具有政治能动性的组织及其组织化机制。前者就是社会学所说的“权力精英”,但我们要强调的是,获得和运用权力的前提是精英自身组织起来,并掌握某种机制、技术,把更大范围的群众组织起来,成为一种物质性力量。方法论的能动性中心主义要求政治学首先研究组织起来并发挥政治领导组织作用的权力精英及其组织人民的机制。比如,研究中国古代政治,首先要研究皇帝、士人—士大夫群体及其组织民众的机制;研究当代中国政治,首先要研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组织人民的机制;研究现代各国政治,首先要研究其政党和权力精英集团及其组织民众的机制。为此,就需要研究意识形态——这是组织化的动员机制;研究制度——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理解为组织化的手段;研究政治行动——中心环节是组织化。

由此,新政治学拒绝方法论个人主义,也就拒绝“理性经济人”预设。政治行动主体不是原子化个体而是组织起来的人,是政治性组织,因此,至关重要的不是个体的偏好,而是组织存在的理由及其行动逻辑。

在现代世界,政治能动性首先表现为推动国家发展的意志和能力。因此,新政治学应当把发展的政治能动性作为中心研究议题。

政治的自觉性表现为人通过政治追求共同善。当然,不同集团、不同时代对此有不同理解。古代中国皇帝和士大夫群体比较自觉地追求道德的完善与风俗的改善。在现代化进程中,最大的共同善则是本国生产力的发展。英国率先发生工业革命,社会各领域随之发生全面而根本的变化,形成现代文明。马克思见证了这一点,提出了唯物史观:“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人们一度用这样的理论解释短时段的历史变化,这当然是庸俗的、不可取的。作为一种宏观历史理论,它非常适合于研究我们时代的政治。这个时代最大的政治就是“现代化政治”,核心是“工业化政治”,因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中心环节。

可见,工业革命塑造了全新的政治观念和形态,现代政治学也就截然不同于古代政治学。具体来说,要紧紧抓住工业化政治这个枢纽,从工业化视角理解现代政治。英国工业革命本身就是特定政治、政策即重商主义的产物。在英国初步展示工业化的力量之后,世界各民族、国家陆续把推动本国工业化确认为首要政治任务,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工业化政治”,美国的汉密尔顿,德国的李斯特,清末的魏源、林则徐、洋务派,都认识到了政治必须以工业化为中心,历史唯物主义则对此进行了最为系统的论述。工业化政治推动现代国家构建,这是为了发展的国家构建。因此,现代政治的主线不是自由化、民主化、理性化或纯粹形式化的民族国家构建,而是通过政治机制实现以工业化为中心和基础的发展。唯有从工业化视角进行考察、研究,才有可能最为准确地把握现代政治的深层逻辑。同样,政治学要发挥“改变世界”的作用,也必须以发展为中心,全面、深入地研究政治的发展能动性,研究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政党、政治制度有助于国家的发展与持续发展,这就构成“新发展政治学”。

现代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推动世界一体化,政治因素在其中发挥强大作用,推动形成世界体系,它是现代政治展开之舞台,研究现代政治、研究政治的发展能动性,必须以世界体系为方法。

古代乃至早期现代各民族、国家之间当然也是有联系的,但毕竟不是全面的、深刻的。工业化与内在扩张的资本主义结合形成现代帝国主义,把全世界所有民族、国家纳入同一体系并予以深度归化。世界已经一体化,但这个一体化的世界不是“平”的,而有一个绝对不平等的结构:西方工业化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是征服者、支配者、压迫者、剥削者,广大非西方世界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二战以后虽然陆续独立建国,仍面临极大外围化压力,经常丧失自主性。在这个体系中,不存在自足的“国家政治”,所有民族、国家的政治都是世界性的,都是世界政治的一个节点、一个环节;不同国家处在体系的不同位置,工业化程度不同,其政治任务也就完全不同,政治组织形态、国家形态必然完全不同。同在一个体系而政治价值、意识形态、道路、制度不同,必然形成对立、斗争。具体地说,西方工业化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竭力维持支配和垄断地位,广大非西方民族决意谋求独立自主与自主发展。两者展开长期而全面的斗争,这就是现代政治的底层逻辑,它制约着每个国家内部的政治格局与历史演变。世界体系就是现代世界最大的“物”,用历史唯物主义考察现代政治,首先就要抓住这个决定性的“具体历史条件”。研究现代政治必须以世界体系为方法,把研究对象放到动态演变的世界体系结构中进行考察,这才能避免西方中心论,保持研究的全面性、客观性,从而提炼出普遍性理论。

最后而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新政治学把历史作为元方法。

马克思创立以实践为中心的新哲学后,提出了新的知识论命题:“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改变世界的知识只能来自改变世界的实践,历史就是长期的、丰富的、持续积累的实践的总和。因此,马克思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以实践为中心的社会科学必然是历史科学,扎根实践、面向实践的政治学必然是历史政治学。历史政治学的要义在于,拒绝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辨,也拒绝形式化的量化模型,面向实践,尽可能广泛地考察置身特定历史条件的现实的人的政治实践,从中发现有益于人类“止于至善”的经验性规律。

历史政治学经过五年多的发展已取得颇为丰硕的成果,202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历史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论丛”,算是一个标志性的总结。此时我们应当认真思考如下问题:历史政治学如何真正有力地推动政治学的范式革命?历史政治学有两个思想渊源:一个是中国传统经史之学,另一个是马列主义。前一阶段,我们比较关注前者。现在看来,历史政治学要推动政治学的范式革命,至关重要的环节是对马列主义哲学方法的自觉,它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思想武器。西方学者把历史引入社会科学研究的努力,比如历史社会学、历史制度主义、量化历史研究,均有明显局限性。这就清楚表明,如果不能正确地理解历史,历史是无助于我们更好地解释世界的,更不要说发挥理论改变世界的作用了,因为其对历史的理解终究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历史不是空洞的时间过程,也不是给定的静态结构。在唯物辩证法看来,“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唯有把历史理解为改变世界的实践的历史,扭住能动性这个牛鼻子,历史方法才能让我们真正地别开生面,在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促成一场范式革命。

姚中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历史政治学。

本文发表于《天府新论》2025年第1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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