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考察现代世界历史可以发现，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进行世界性支配的根本权力来源是其率先完成工业化，拥有基于现代工业化生产体系优势的军事优势。但资本主义的内在机理使其经济必然金融化-去工业化，全面深刻地侵蚀了这一支配能力；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始创之发展型社会主义予以完善、发展，在超大规模国家实现工业化，拥有了明显的工业化生产体系优势，并据以构建军事优势。内外两股力量合流，推动帝国主义进入其消亡之最后阶段。

关键词：帝国主义；去工业化；发展型社会主义；世界体系

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以来，世界政治的基本主题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间的全方位斗争。列宁认识到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写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论著，全面揭示帝国主义的形成、构造与运转逻辑，并提出如下判断：“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1]列宁反复论证指出：进入帝国主义阶段，除马克思重点分析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矛盾之外，又在世界层面形成殖民地、半殖民地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两大矛盾日趋尖锐，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必然趋于灭亡。[2]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半个世纪，历史发展大致依循这一预言：西欧老牌帝国主义衰落，殖民统治体系瓦解，苏联、东欧、以中国为代表的众多新独立国家走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据此于1957年作出“东风压倒西风”的判断[3]。然而，历史发展总是曲折的，进入20世纪后期，世界政治出现一次全面反向运动：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崩溃，“民主化第三波”席卷全球；最纯粹、规模也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则建立了空前庞大的帝国；作为帝国主义表现形态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几乎席卷了所有民族、国家。于是，帝国主义消亡论遭到普遍质疑。[4]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历史又在经历一次大转折：全球化时代美国的全面去工业化严重侵蚀其支配世界的权力，中国通过发展型社会主义建立完整、独立的超大规模工业化生产体系，两者合流，推动帝国主义进入消亡之最后阶段。

本文拟对这一论断予以论述。这里首先阐明我们的理论依据、方法论取向。现有帝国主义研究普遍忽略了作为其根本力量基础的工业化生产力维度：帝国主义支持者大谈自由主义价值或联盟的力量，“软实力”理论大行其道；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各种批判性理论多聚焦于帝国主义新型支配方式，如文化帝国主义、数字帝国主义、生态帝国主义等，这些讨论固然展示了帝国主义的当代复杂面相，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神化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支配体系的适应性，带上了历史宿命论色彩。我们断言帝国主义进入消亡之最后阶段，基本理论依据是辩证唯物史观。它首先告诉我们，帝国主义是一种历史现象，有其起源、发展、也就必然消亡。在研究方法上，它要求我们穿透帝国主义支配的各种表象，深入分析其支配权之根本来源，揭示致其衰败之内在矛盾与外部制约力量。本文据此分析认为，帝国主义世界支配权之根本来源是少数国家所拥有的相对强大的物质力量——首先是工业化生产体系优势，然后是以此为基础的军事优势。这构成本文论述之前提性命题。

我们将首先返回现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兴起、演变的历史，对此前提命题予以论证。随后阐明最后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正在丧失这一双层优势，首先是绝对丧失，即资本主义逻辑驱使美国经济去工业化；其次是相对丧失，即中国通过发展型社会主义实现工业化，相对于美国已初步具有工业化生产体系优势。内外两种力量合流，推动帝国主义走向消亡之最后阶段。

一、工业化生产体系优势：帝国主义世界支配权的基础来源

国家间关系总体上处在“丛林状态”，可以不受限制地相互使用组织化暴力，此暴力水平则由国家的经济状况决定，因此，国际关系学界早就把工业化视为现代国家实力之主要源泉，保罗·肯尼迪系统描述了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经济力量的转移推动现代大国兴衰更替之历史过程[5];英国学派据此构建了“全球转型”理论，认为古代世界是无中心的多元世界，进入19世纪则逐渐形成不平等的中心-边缘结构，其推动力量主要就是西方的工业化生产体系优势。[6]这些实证研究给我们按照唯物史观认识现代世界政治提供了事实依据，据此我们认定，基于工业化生产体系优势的军事优势是帝国主义世界支配权之根本来源；这是本文的前提性命题，我们将据此解释现代帝国主义的兴起、鼎盛和衰亡。

在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中，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现代现象。但其语词构成已表明，现代帝国主义与古代帝国间是有共同之处的：两者都运用军事优势进行广泛征服，建立等级性统治体系。当然也有重大区别：前者的军事优势来自现代工业化生产体系优势，故其拥有古代帝国无法想象的征服和支配能力。不过，同为现代帝国主义，欧美各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支配能力也有过很大变化。这一点也进一步确证了如下命题：工业化生产体系是帝国主义世界支配权之首要的、根本的权力来源。

我们首先对列宁的帝国主义概念予以扩张性解释。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把帝国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7]但在《意大利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文中，列宁又说：“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根本不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可以医好的病变（像包括考茨基在内的庸人们所想的那样），而是资本主义基础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8]历史地看，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较早完成工业化的英国、法国等国同样凭借军事优势进行广泛征服；由此上溯到前工业化时代，西欧各国竞相征服并最终占有整个美洲，建立大西洋世界体系，而这是现代资本主义形成之关键环节。

可见，资本主义与大规模暴力征服相始终，这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的：资本追逐增殖最大化的逻辑推动其持续扩张、寻求垄断。马克思批判性地揭示了这一点，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则肯定性地称之为“可扩展的秩序”，只是绝口不提追逐资本增殖最大化的逻辑又驱动资本主义以暴力开路，进行超经济剥削。因此在西欧，作为一种有组织暴力机器的现代国家是与资本主义协同演进发育的：资本主义为日益集权的政府提供财政基础，建立官僚机制、常备军等，这一进程构成历史社会学详加讨论的历史发展环节——“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这个新兴现代国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自觉地以其组织化暴力机器支持资本主义剥削机制穿透传统社会结构，尤其是进行海外扩张。国家通过征服和殖民统治，积极服务于资本增殖，这极大地不同于古代帝国的政治经济逻辑而构成现代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就是以日益强大的国家组织化暴力支持资本主义扩张、建立和维护垄断、进行世界范围超经济剥削的现代政治经济现象。

西欧资本主义赖以实现资本增殖最大化的形态是历史地发展变化的，帝国主义的形态也就随之发展变化，从而形成时间序列上的三种政治经济形态：15世纪末到18世纪末即工业革命完成以前，西欧资本集中于大西洋体系的远距离贸易，相应形成贸易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进入19世纪，以英国为首，欧美各国通过资本主义道路陆续完成工业革命，形成工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19世纪末的英国、20世纪后期的美国则逐渐发展成为金融资本主义-帝国主义。

马克思在分析商业资本形成、发展的历史时指出，在古代西方农业民族的间隙中存在一些商业民族，他们主要进行远距离贸易，常有暴力或欺诈性质：“只要商业资本是对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商业利润就不仅表现为侵占和欺诈，而且大部分是从侵占和欺诈中产生的”[9]；“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它在古代和近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在迦太基、罗马，后来在威尼斯人、葡萄牙人、荷兰人等等那里，情形都是这样。”[10]远距离的贸易远征是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各民族的传统。

从15世纪末开始，西欧的贸易远征活动从地中海扩展到大洋，首先向东方寻找财富，与诸多历史性国家相遇，但无力征服之，乃加入早已存在的印太贸易网络充当掮客。[11]但这种边缘性地位是无从建立垄断地位的，资本主义也就无从发育。贸易远征队转而集中于美洲，美洲民族的文明水平相对低下，故贸易远征队长驱直入；王权政府继而介入，推进大规模殖民，消灭或支配土著，逐渐形成“大西洋世界体系”。西欧各国资本在其中进行大规模远距离贸易，这就形成贸易资本主义——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第一种形态。从中可见，暴力征服是现代资本主义形成的基本条件，沃勒斯坦、布罗代尔对此进行过全面研究。[12]

大规模、远距离贸易对国家的武力保障提出更高要求，也就推动形成了贸易帝国主义。《德意志意识形态》准确刻画了这个时代的经济与政治形态：“商业和航运比那种起次要作用的工场手工业发展得更快；各殖民地开始成为巨大的消费者；各国经过长期的斗争，彼此瓜分了已开辟出来的世界市场。这一时期是从航海条例和殖民地垄断开始的。各国间的竞争尽可能通过关税率、禁令和各种条约来消除，但是归根结底，竞争的斗争还是通过战争（特别是海战）来进行和解决的。最强大的海上强国在商业和工场手工业方面都占有优势。”[13]《资本论》第一卷更为明确地论述了贸易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基础：“在英国，这些因素在17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过渡时间。”[14]为争夺贸易机会和垄断权，西欧各国间展开激烈竞争、频繁爆发战争，其形态、性质和后果不同于古代帝国间战争，而十分类似于列宁所分析的19世纪后期至一战期间列强瓜分世界的竞争和战争，即帝国主义的争夺与战争。

贸易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为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在17世纪，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不可阻挡地集中于一个国家——英国。这种集中逐渐地给这个国家创造了相对的世界市场，因而也造成了对这个国家的工场手工业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是旧的工业生产力所不能满足的。这种超过了生产力的需求正是引起中世纪以来私有制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的动力，它产生了大工业——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15]辉格党控制下的英国作为“军事-财政国家”，积极使用军事手段解决国际贸易争端。[16]因此，工业革命与其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不如说是帝国主义征服、支配的产物，后者拓展了市场，建立了超经济剥削、积累机制；强大的军事压力也构成技术改进、进步的强大动力。加州学派关于早期现代江南与英格兰经济发展的比较性研究表明，没有国家权力构筑内外垄断，单纯依靠市场化的商业甚至贸易繁荣，是难以启动工业革命的。[17]

工业革命推动贸易帝国主义发展为工业帝国主义，世界历史由此发生了一次根本转折。率先完成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将其工业生产力转化为战争能力，相对于前工业化民族、国家享有绝对代差优势，这才有了“西方的兴起”。早期现代西欧贸易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支配范围局限于大西洋世界体系，而它位于世界边缘地带，人类文明中心仍在欧亚大陆，明清时期的中国、莫卧儿帝国、波斯的恺加王朝、奥斯曼帝国陆续达到其古代文明的巅峰状态。工业革命打破了这些文明之间的均衡，赋予西方国家相对于欧亚大陆历史性国家以绝对军事优势，以及进入非洲内陆的先进技术能力。[18]到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支配范围从大西洋体系急剧扩张，形成覆盖全球、绝对不平等的单一世界体系。

从中国视角可以清楚地看到工业化生产体系扭转历史进程的决定性作用：乾隆末年，马戛尔尼来华，请求中国开放市场，遭拒绝后只能悻悻而去。约半个世纪后，林则徐奉命禁绝鸦片贸易，英国却悍然发动了战争。就在这两个事件之间，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拥有了相对于中国的“坚船利炮”优势。此后，若干欧美国家陆续实现工业化，俄、日实现半工业化，同样拥有了侵略中国的能力。中国连遭失败，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几个历史性国家的命运与中国类似，印度甚至沦为殖民地。

工业化同样打破了早期形成的大西洋世界体系的均衡，实现了新老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权力更替。工业化进展较快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原有贸易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拥有日益明显的优势，开始夺取其殖民地，比如英国夺取荷兰、葡萄牙的殖民地，美国夺取西班牙的殖民地、建立岛屿帝国。

由以上历史事实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帝国主义征服、瓜分、支配整个世界的力量之首要的、根本的来源，是基于工业化生产体系优势的国家军事优势。国家的组织化暴力是帝国主义进行征服、实行支配的直接力量，其基础则是新兴的工业化生产体系。体系意味着工业化生产链条的完整性与自主性，尤其是完整而自主的重工业，其生产能力可以直接转化为国家战争能力，尤其是远距离战争能力，从而得以进行世界范围的征服和支配。帝国主义的其他权力都是以工业化生产体系为源泉的：对非工业化民族、国家，唯有在暴力征服之后，才能构建起政治支配权；基于暴力的威胁及以此为基础的政治、法律支配，西方资本才能长驱直入，构建经济支配权；凭借以上三者，主要在英美形成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才得以广泛传播，并拥有了文化霸权。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也适用于世界层面，帝国主义世界支配权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基础是工业化生产体系优势，中间是军事优势，上层是政治、法律、意识形态、金融、市场等方面的支配机制。当然，后者对前者确有反作用，且日常地、直接地发挥作用，学界对此给予了较多关注；但前者归根到底是起决定作用的，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够进行世界范围的支配，还是因为掌握了绝对优势的物质性力量。

由以上历史事实也可看到，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是一体之两面。资本追求增殖最大化，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看起来是经济性的，但实现资本增殖最大化的最简捷机制却是暴力。因此，现代资本主义的发育不仅没有消灭国家，反而极大地强化了国家，并以各种方式、渠道、机制控制国家，创造出资产阶级国家形态。它自觉服务于资本主义，积极运用资本主义创造的技术强化国家暴力机器，并大规模地对内、对外使用。资本主义的扩张本性与卢森堡所揭示的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驱使资产阶级国家持续进行对外征服，控制殖民地、半殖民地和依附国，进行超经济剥削。[19]因此，现代资本主义是与现代国家同步形成、发展的，历史社会学对此已有大量研究；本文则强调指出，现代国家从一开始就自觉地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和超经济剥削，从而具有帝国主义面相——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经济理论普遍遮蔽了这一点。

刚刚过去的美式“全球化”也与新型帝国主义互嵌为一体。[20]仅从意识形态上看，美式全球化的理论表达是新自由主义，其核心主张是开放与自由交换；过去几十年，所有民族、人口确实卷入世界性分工、交易网络，以至于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否认其帝国主义性质。然而，19世纪英国、法国的自由主义都是自由帝国主义[21],美式新自由主义则与新保守主义互为表里，后者的核心主张正是自由帝国论。[22]美国毫不犹豫地运用其军事优势发动战争，目的在于确保美式资本主义穿透一切障碍，覆盖全球，进行超经济剥削。同样的逻辑驱使美国正在肆无忌惮地运用其国家机器和联盟体系打压中国企业。不论什么时代，变换何种名目，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和运转都绝对地依赖于帝国主义的暴力开路与护航。没有帝国主义，就没有现代资本主义。

至此，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以工业化为中心环节的现代世界历史叙事框架：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形成依赖帝国主义；贸易帝国主义驱动的超经济积累为工业化创造了条件；工业化构建了欧美各国相对于其他民族的绝对军事优势，帝国主义由此至其成熟状态，西方列强得以建立覆盖全球的支配性世界体系；在这一世界性剥削体系中，金融帝国主义发育成熟，低成本地支配全世界；但它所滋生的去工业化又深刻侵蚀、瓦解了帝国主义的世界支配权。

二、去工业化：帝国主义消亡的内因

历史是辩证运动的，资本主义逻辑内生出帝国主义自我衰败的两种机制：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的不平衡性造成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资本追求增殖最大化的动力推动帝国主义国家经济的去工业化。这两者持续侵蚀帝国主义世界支配权之根基。

早在贸易帝国主义时代，大西洋世界体系即已爆发“世界大战”。根本原因在于，在其中成长起来的西欧各国资产阶级逐渐控制日益集权的国家，使之服务于资本的对外扩张，资本的垄断权之争直接转化为国家间的战争。这些战争经常卷入、牵涉多个西欧国家，甚至波及印太地区，因而带有世界大战性质，且产生重大连锁反应。

进入工业化时代，帝国主义战争的必然性则在于“赶超型工业化”所造成的资本主义发展之不平衡。一战爆发后，列宁探索帝国主义战争的根源，提出如下命题：“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23]这种不平衡主要由工业化启动时间与条件的差异所决定：英国最早完成工业化，享有明显竞争和战争优势；其他国家在压力驱动下采取赶超型工业化战略，且以此为中心推进现代国家构建，强化国家对内、对外的能力；后发者在工业化进程中的每一步进展都推动其与先发者的矛盾趋于尖锐；当其完成工业化之时，这一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工业化增强了新兴强国的战争能力，更激发了其挑战先发者垄断地位的政治意志，双方最终走向战争。帝国主义之间爆发战争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不平衡与其追求垄断的内在本性。后发的德国、美国完成工业化，与英国发生矛盾，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德、美日之间的矛盾又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两次世界大战极大削弱了西欧帝国主义的世界支配权，远在大西洋对岸的美国却挽救了帝国主义世界支配体系。立国之时，汉密尔顿试图通过建立集权政府推动制造业发展，但南方种植园经济却日益严重地依附于工业革命进程中的英国。南北之争归根到底是国家发展道路之争，南方沉溺于“自发的”依附性农业经济，北方主张自主推进工业化。双方矛盾不可调和，引爆内战。北方的军事胜利打开了美国工业化大门，为推进工业化，日益强大的联邦政府大力支持“内部帝国主义”，驱逐、消灭印第安人，夺取其土地，吸引世界各地移民垦殖。由此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拥有显著的人口与资源优势，并利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创造出面向大众的大规模工业化生产体系，从而取得了相对于欧洲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业化生产体系优势。[24]

由此，美国拥有了进行世界性征服、支配的能力。19世纪末，美国从老牌贸易帝国主义国家西班牙手中夺取美洲和太平洋殖民地。两次世界大战主要发生在欧洲，欧洲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体系遭到严重破坏，美国反而持续扩张其工业产能。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化生产体系优势易位，西欧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沦为附庸性帝国主义，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全面接受美国的支配——这倒有点接近于考茨基所说的“把卡特尔政策运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帝国主义”[25]。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由此得到缓解，以所谓“价值观同盟”自居。二战后，美国领导其同盟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凭借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先发优势取得胜利，福山宣告历史已经终结，资本主义在美国达到最成熟状态，并扩张覆盖全世界。美国成为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综合运用各种机制，支配世界所有民族、国家。盛极则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内在固有的各种矛盾于此也发展成熟，以各种方式侵蚀、破坏、毁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最明显的矛盾是，资本主义覆盖一切民族、国家，也就意味着资本的空间扩张达到极限而无可扩张，而这与资本积累逻辑直接冲突。资本乃寻求结构性扩张，推动金融化；金融化的另一面就是去工业化，帝国主义世界支配权的根基由此遭到持续侵蚀。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讨论生息资本时区分生产资本与金融资本，并指出，“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货币资本家阶级也增长起来”[26]。这就是经济的金融化。资本的唯一目的是货币性收益最大化，从事生产、商业、贸易只是不得已的迂回手段：微观地看，对个别资本来说，通常需要首先从事生产活动才能积累形成金融资本；宏观地看，在特定历史时期如西欧殖民美洲或工业化时期，从事远距离贸易或工业生产的收益较高，资本大量涌入，但是，资本的目的决定了其必然偏好货币的直接增殖：以钱生钱。在金融活动中，“资本的运动被简化了，中介过程被省略了”[27],资本生产利润的效率也就达到最高水平。因此，金融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比较明显地出现在资本主义工业化成熟并展开帝国主义掠夺之时，因而被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视为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希法亭的著作以《金融资本》为题[28];列宁也把金融资本支配生产资本作为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

进一步分析可见，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霸主国的金融化总是最为发达的，主导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方向和数量。马克思早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就敏锐指出：“随着国债的产生，国际信用制度出现了。国际信用制度常常隐藏着这个或那个国家原始积累的源泉之一。例如，由于没落的威尼斯以巨额货币贷给荷兰，威尼斯的劫掠制度的卑鄙行径就成为荷兰资本财富的这种隐蔽的基础。荷兰和英国的关系也是这样。在18世纪初，荷兰的工场手工业已经远远落后了，荷兰已不再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工商业国家。因此，荷兰在1701—1776年时期的主要营业之一就是贷放巨额资本，特别是贷给它的强大竞争者英国。现在英国和美国之间也有类似的情形。今天出现在美国的许多身世不明的资本，仅仅在昨天还是英国的资本化了的儿童血液。”[29]阿瑞基在此基础上引入美国案例，建立现代世界历史四个体系积累周期变动的模型，包括热那亚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和美国周期，每个周期都有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两个阶段；20世纪后期，美国就进入金融扩张阶段。[30]

金融化与去工业化是一体之两面[31],甚至可以说，“去工业化本身就是金融化的结果”[32]。不过，去工业化-金融化本身是一个过程，两者的效应在不同时期是不平衡的、变动的。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前提是拥有强大的工业化生产体系，而去工业化是一个颇为漫长的历史过程，只要未到临界点，霸主国就仍能保持这一优势，支持其军事优势，并为金融扩张保驾护航。因此，金融化-去工业化过程可粗略划分为两个阶段，在其前期，金融优势叠加工业化生产体系优势的长尾效应，帝国主义反而达到其繁荣和权力的巅峰：英国于19世纪70年代开始金融化-去工业化，然而，所谓“维多利亚时期”的国民生活最为优裕，帝国统治如日中天。美国亦然，20世纪中后期开始金融化-去工业化，尤其是里根时代放松金融管制，反而经历了全球化时代的繁荣，甚至不再受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困扰；美国的帝国统治权覆盖全球，仅用金融手段或者意识形态工具即可轻易操纵、支配其他国家。[33]在这个时期，工业化时代积累的军事优势仍足以让帝国发动战争。这样，金融化时期的英、美两国就呈现为比较典型的“军事-金融帝国主义”。从资本形态和世界支配权的范围和强度来看，在此时期，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进入其最高阶段。但在繁荣表象的底层，金融化持续地抽空工业化生产体系的资本、人力。一旦过了临界点，工业化生产部门的资本回报率持续下降，资源持续逃离，最终溃散，这就进入金融化-去工业化的后期，内部的现代社会-国家结构与对外的帝国主义世界支配权均从根基处逐渐坍塌，以至于崩溃。

美国学界早就注意到内部的去工业化现象，但一度视之为正面现象，认为其体现了产业的高级化，提出所谓“后工业社会”理论[34];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据此极力倡导金融化，鼓动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出现所谓“过早去工业化（prematuredein?dustrialization）”现象[35]。但关注底层社会变化的社会学家最早注意到，去工业化严重的“铁锈地带”形成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36],并影响美国选民的政治倾向，不少研究认为特朗普的兴起与去工业化之间是有直接关系的。[37]美国是离岛型国家，马汉[38]明确指出，美国统治全球的军事能力主要依靠“海权”，但今天美国已失去制造军舰的能力。有学者悲观地说：“数十年的去工业化和缩小规模，没有给美国留下制造和维护一支舰队的船厂。”[39]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援助乌克兰时的窘境也清楚揭示了制造业衰败对帝国主义支配的毁灭性效应。

美国统治集团逐渐从高科技优势幻象中清醒过来。作为帝国主义者，他们很清楚，美国资本的世界剥削特权是以帝国主义支配权为前提的，帝国主义支配权的建立与维护则依靠强大而绝对的军事优势，军事优势的基础则是工业化生产体系优势。据此，美国统治集团提出“再工业化”战略。拜登当局的政治立场截然不同于特朗普当局，在这一点上却殊途同归。区别仅在于两者的策略有所不同：特朗普当局主要通过供给侧措施，包括赠款、贷款、税收优惠和其他激励措施，推动投资主导型增长；拜登当局则转而将产业政策作为其经济战略的核心，推动《通胀削减法案》《芯片法案》《两党基础设施法案》和《美国救援计划》等立法，旨在提高美国经济的生产能力和基于地方的投资。这一所谓“新华盛顿共识”实际上放弃了新自由主义，回归汉密尔顿主义。[40]当然，美国统治集团也充分利用各种帝国主义机制推动再工业化：通过贸易战、科技战等措施，蛮横地遏制中国的产业升级、市场拓展；通过施加压力或策动变乱的方式推动制造业的空间重新配置，即从作为其依附者的欧洲，以及东亚流向美国。可见，美国统治精英十分清楚其世界支配权之根本来源是依托于工业化生产体系优势的军事优势，近年来内外政策之主要用意就是恢复、重建、强化这一双层优势。

但这一战略性努力的成效如何，大可怀疑。[41]资本主义驱动去工业化已持续数十年，产业链已高度残破，金融化全面推高生产、生活成本；美式民主制度造成福山所说的“国家衰败”，政府严重丧失了推动工业化的组织动员能力；同时，国民收入、福利也基本上是不可回撤的。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与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逻辑同时决定了，美国几乎没有再工业化的可能性。[42]面对已经完成工业化的社会主义中国，美国必然逐渐丧失军事优势，其世界支配权的坍塌、消亡将是不可避免的。

三、发展型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消亡的外因

过去数十年间，金融化-去工业化虽从内部侵蚀、瓦解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支配权的根基，但其终究长期享有绝对先发优势，其所建立和操控的世界支配机制运行了上百年，并塑造了西方优越论之类的意识形态，故其世界支配权还是比较牢固的。故若仅有内部侵蚀，帝国主义即便最终走向消亡，过程也是极为漫长的。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43]从外部挤压、摧毁帝国主义支配的武器的批判力量今天已经初步形成，这就是中国通过发展型社会主义建成的超大规模工业化生产体系。

工业化塑造了支配性世界体系，最初是在大西洋世界体系，而后扩张到全世界。先发者凭借工业化生产体系优势而享有全面的经济、政治、文化优势，后发者面临巨大生存压力，不能不寻求“富强”，主要是推进工业化。19世纪中期以来的德国、美国固然如此，日本、俄国、奥斯曼帝国同样如此；在各个历史时期摆脱殖民统治、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亚非拉各民族同样如此。现代世界政治的基本主题就是：后发民族、国家普遍寻求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但后发者面临先发者设置的重重障碍：首先，工业化国家享有绝对先发优势，后发者被卷入世界市场，只能进行“不平等的交换”。[44]其次，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构造和维护各种支配机制，从军事、政治等方面控制后发者。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把所有后发民族、国家全方位地“外围化”[45]：在经济上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46],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被剥夺国家自主性，后发民族、国家为了富强而进行的政治经济变革，普遍是自由主义性质的，其结果总是加剧经济的依附性和国家的离散化，推进工业化的能力日趋衰败，晚清、民国的中国就是典型。因此，英国完成工业革命两百年来，仅有极少数国家完成工业化。

首先是若干欧美国家通过资本主义方式实现工业化，最为重要的是德国、美国。其统治精英比较清醒地认识到英国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归化力量，拒绝自由贸易学说，建立相对强大的政府，自主安排国家发展战略，核心是系统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集中力量推动工业化，最终取得成功，赶超英法等国。但资本主义使之走上与英法相同的帝国主义道路，反而强化了帝国主义的世界支配力量。尤其是一战结束后，美国逐渐将其整合为单一的帝国主义体系，共同维护资本主义世界剥削体系，反而增加了其他后发民族推进工业化、实现国家发展的难度。整个20世纪，世界范围内工业化的步伐反而放慢了。

明显的例外是苏联、中国。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德国、美国加入帝国主义行列之后，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或依附性国家通过资本主义实现工业化，从而摆脱被支配命运的可能性就不复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就在于，为这些民族、国家指明了推翻帝国主义统治，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进而推进工业化的理论和组织武器。在这里，列宁主义的意义更为直接而重大。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化，尤其是一战爆发前后的沙文主义转向充分表明，欧美各国工人阶级因为分享工业化和帝国主义的好处而基本丧失革命性，列宁运用唯物辩证法，创造性地发展了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始终高度客观地认识世界形势，这就形成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着力分析其内在矛盾，这就形成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理论；构建改造世界的能动主体，这就形成先锋队政党理论；探索改造世界的路径，这就形成发展型社会主义理论。列宁高度自觉地运用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为遭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剥削、压迫的人民，构建了一个能动的解放与发展的总体性理论。”[47]列宁主义指引欧美以外的民族、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削弱、瓦解帝国主义的世界支配权，主要有政治、经济两条线索。

俄国处在帝国主义统治链条的薄弱环节，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抓住沙皇军队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的契机发动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退出战争，帝国主义世界支配体系由此崩塌一角。随后，列宁领导创建共产国际，尤其是在共产国际二大上“转向东方”，明确提出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是：“一方面团结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维埃运动，另一方面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这些民族根据自己的痛苦经验深信，只有苏维埃政权战胜世界帝国主义，他们才能得救。”[48]共产国际积极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帝民族民主革命，为其指明社会主义道路，并提供组织武器——无产阶级先锋队政党。世界政治由此进入全面体系化斗争阶段，寻求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反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到20世纪中期，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陆续在政治上独立、建国，世界范围内的殖民统治体系瓦解，老式殖民帝国主义不复存在。

不过，帝国主义并未灭亡，而是更替了形态，形成所谓“新帝国主义”“无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根本原因在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在世界范围内保持着明显的工业化生产力体系优势。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一度实现了工业化，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缺乏向上突破的能力和机会，在生产力维度上始终未能打破西方阵营的优势。二战后新独立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更是受困于后发劣势和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约束，无从实现工业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工业化生产力体系优势维持了其世界性支配权。

不过，中国共产党发展完善了列宁始创的发展型社会主义，领导中国实现了工业化，为打破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力量基础。

19世纪末以来，西欧各国工人阶级享受到工业化和帝国主义的好处，社会民主党人满足于在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平台上争取改善工人福利，这就形成“分配型社会主义”。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抓住历史契机发动革命，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还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乃返身为其构建经济基础：“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文化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49]基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与发展辩证法，列宁把社会主义转化成发展机制，这就形成“发展型社会主义”。它有如下构成性要素：先锋队政党全面发挥领导作用；依据历史唯物主义，高度重视工业化，围绕工业化构建国家；为维护政治独立，采取重工业优先战略；主要依靠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内部积累。[50]

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之后，同样走上发展型社会主义道路，运用党的全面领导权，全力推动工业化。

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十分清楚，苏联、中国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推进工业化对其构成根本威胁，因而对其长期采取遏制政策，进行政治颠覆、技术封锁和市场封闭。发展型社会主义是在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斗争中艰难、曲折发展、壮大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缺乏韧性，走向失败。中国汲取教训，吸纳市场机制，进入美国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但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定维护国家的政治自主性和发展自主权。邓小平曾论述过这一抉择的历史必然性：“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51]中国共产党自主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心是推进工业化，并在工业化之初优先推进重工业，建立军事工业部门；又高度自觉地追求工业体系的完整性、自主性。因此，中国的工业化从一开始就是体系化的，国家的超大规模也使这一点具有可能性。

中国的超大规模也使得体系积累周期规律继续发挥作用，并有可能终结该规律。阿瑞基指出，在四个周期的转换中，承接资本转移的后起者的规模更大，组织化程度更高。[52]美国已是规模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就成为资本主义积累周期的终点。社会主义中国的规模大于美国、组织化程度高于美国，资本追求增殖最大化的逻辑驱使美国、西方金融资本流入中国。中国共产党凭借高度组织化的政治自主性，驾驭国际资本服务于中国的自主发展。于是，资本主义机制成了最后的帝国主义的掘墓人。

中国完成工业化对于帝国主义是致命的，现代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最强大的工业化生产力体系处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之外的局面，对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垄断被初步打破，帝国主义世界支配权的根本来源也就从根基处遭到动摇，从而走上消亡的最后阶段。

这个阶段将持续多久或者能否最终完成，主要取决于中美双方能否有效地实施各自已经确定的高度竞争性的国家发展战略，在美国是再工业化，在中国是遏制金融化-去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新型工业化。[53]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与自由主义的政治逻辑决定了美国无法遏制金融化，再工业化也就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则有可能保证既定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但这要求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思想和政治的高度自觉并全面领导经济体系与过程：第一，在理论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始终把发展物质生产力放在第一位，持续推进新型工业化，保持工业化生产体系的完整性，坚决遏制去工业化-金融化趋势；第二，在政治上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以高度组织化的先进政治团体领导、操作经济体系的运转，确保其始终服务于广大人民的全面发展；第三，把解放生产力的事业从国内扩展到整个世界，推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把世界历史转变成为生产力持续发展的无尽过程。“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已表明，中国正在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54],其中的核心是普惠的工业化。这是结合了历史唯物主义与“修文德以来之”的中国文明传统的人类发展大道。中国凭借自己的工业化生产体系优势发挥领导作用，推动非西方世界的工业化，必然持续削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优势，瓦解其帝国主义世界支配权。

四、结语

本文运用辩证唯物史观宏观地回顾现代世界历史发现，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历史运动均有辩证性质，在经历了兴起、鼎盛之后已走上最后的消亡之路。

对美洲的贸易远征与殖民地争夺战推动西欧各国构建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日益强大的国家运用其军事能力进行帝国主义征服和统治，构建大西洋世界体系。

贸易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通过推动资本原始积累与技术发展，为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工业革命是人类生产力发展的一次革命性突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以之强化帝国主义征服、支配能力，助推资本主义在更大范围内的扩张，把所有民族、国家纳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剥夺其工业化的机会和条件。

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帝国主义支配所获之“横财”，实现了经济社会的繁荣。但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又推动其经济金融化-去工业化，从而持续侵蚀其社会结构、国家能力与帝国主义的世界支配能力。

帝国主义的全面支配取消了广大后发民族通过资本主义道路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可能性，列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创建先锋队政党作为高度组织化的历史能动主体，领导发动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通过社会主义推进工业化，形成发展型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之外开辟了另一条工业化路径。

中国共产党更加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与发展辩证法，通过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制度吸纳市场机制和资本，进入世界市场而又保持高度自主性，最终建立独立而完整的工业化生产体系。此时，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去工业化进程也已过临界点。两股力量合流，帝国主义的消亡进入最后阶段。

现代帝国主义的兴衰史验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55]本文将其运用于世界层面、少数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之所以长期享有世界支配权，归根到底是因为其率先完成工业化，享有了工业化生产力体系优势与军事优势，据以构建和维护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世界性霸权。边缘地带、中心地带的各种力量前赴后继地冲击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终究未能撼动其支配权，原因就在于始终没有构建出足够强大的物质性批判力量。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就在于，一个非西方、非资本主义的超大规模国家构建了一个规模空前且高度自主的工业化生产体系，现实地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业化生产体系优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此为根本。由此，帝国主义现实地走向消亡，世界规模的生产力大解放、大发展的全新历史进程，将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引领下渐次展开。

参考文献与注释略，请查阅原文。

姚中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

出处：《政治经济学报》第31卷（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