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马克思主义先锋队政党在世界体系结构性约束下构建的，以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生产力超常规发展的一种发展型经济体制，这一过程具有自觉性、能动性、创造性与历史性。党的领导权作为能动性中介，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辩证统一，并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普照的光”。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是党建立对经济体系与经济过程的高水平领导权，包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更高水平认识，推动经济体系和经济过程达到高水平组织化，以高水平政治自主性协同多元社会群体及其利益，建立支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识形态并进行更高水平普遍教化。
关键词： 领导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政党中心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体现是，党自觉地、能动地、创造性地、历史地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领导权广泛而深入地弥散于其结构和过程之中，并推动其持续演进发展，迈向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同样以党的全面领导为其根本保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马克思曾阐述资本主义历史现象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党的领导权作为能动性中介，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辩证统一，并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普照的光”。但长期以来，学界对中国共产党构建、运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体性、自觉性、能动性、创造性的认识和研究严重不足，即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此也未加措意。
本文拟运用历史政治学方法展现、阐明党的领导权是如何能动地创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作为其“普照的光”的主要机制。首先宏观地考察工业化启动以来世界各国自觉建立“发展型经济体制”的历史，揭示马克思主义先锋队政党在俄国、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历史逻辑；随后揭示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自觉性、能动性、创造性、历史性，阐明本文基本命题：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本质特征；循此政治逻辑最后阐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是，建立形成党在经济体系与经济过程中的高水平领导权。
先锋队政党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逻辑
工业化与覆盖全球的世界体系近乎同步出现，经济体制之自觉选择与构建成了现代政治的重要乃至根本议题。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则在这方面实现了一次重大转折：经济体制构建的主体由政府变为政党，尤其是先锋队政党；政治抉择、决断的对象也从是否建立强大政府，变为选择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先锋队政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依循唯物主义辩证法，走上以社会主义吸纳市场机制之路，最后定型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工业革命塑造了全新的经济现实和观念。一方面，技术变迁日益加速，产业形态快速变化，社会各领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促进人们形成增长 或发展观念。另一方面，技术、产业进步引发激烈的民族、国家竞争，先发者构建世界体系，后发者既产生“落后焦虑”，又形成“发展意志”——实际上是赶超型发展意志；进而寻求建构实现赶超型发展的体制、机制——参照“发展型国家”概念，可称之为“发展型经济体制”。构建有效的发展型经济体制逐渐成为现代政治之根本议题，各国竞相展开探索实践，先后形成两种经典的发展型经济体制。
第一种是美国、德国等国统治者探索建立的发展型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即现代重商主义经济体制。18世纪后期，英国率先启动工业革命，形成领先其他国家的技术与产业优势。同在大西洋世界体系的欧美各国逐渐感受到巨大压力，寻求实现赶超型发展。美国形成于这一历史环境中，建国者不能不思考如何在世界体系内实现自主发展，汉密尔顿的思考最为敏锐、精深，在其收录于《联邦党人文集》的文章中阐明如下命题：为实现美国的自主发展，应建立强大的联邦政府：“在一个生机勃勃的全国政府下面，国家的自然力量和资源都导向共同的利益，能够挫败欧洲各国因妒忌而联合起来阻止我们发展的图谋。”担任财政部部长后，汉密尔顿向国会提交《制造业事务报告》（Report on the Subject of Manufactures），表达了坚定的工业化意志。为对抗英国拥有的工业化先发优势，他呼吁新成立的联邦政府采取有力措施，保护本国制造业，限制外国制成品输入。
李斯特更为自觉地反抗英国的意识形态与经济体制霸权。英国在工业化过程中系统实施重商主义，初步完成工业化以及对他国拥有优势后则转向自由贸易政策，学界也系统生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亚当·斯密学说渐成主流。它预设世界是“平的”，故李斯特称之为“世界主义学派”，一度广泛流行于当时处在边缘地带的德意志地区。李斯特明确指出，这一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工业化先发者有意实施的一种欺骗性策略：“这本来是一个极寻常的巧妙手段，一个人当他已攀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学说的秘密就在这里。”基于这一认识，李斯特抛开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返回历史，考察“英国凭以达到今天强大地位的国家政策的准则是些什么”，总结出11条成功经验，核心是通过贸易保护政策推动本民族工业化。而要实行这样的政策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作为我的学说体系中一个主要特征的是国家。”
可见，汉密尔顿、李斯特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率先实施工业化的英国所构建的支配性世界体系中实现本国自主发展。他们自觉抵制英国鼓吹的自由主义，主张建立强政府，系统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和产业政策。19世纪的美、德两国大体上就是如此推进国家发展的，形成发展型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即现代重商主义经济体制。进入20世纪，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做出类似选择，形成所谓“发展型国家”。这一体制的要义是，政府对市场发挥较为广泛而强大的领导作用，否弃了自由主义想象的并广泛传播的自由放任式市场经济体制模型。
第二种发展型经济体制是马克思主义先锋队政党在俄国、中国持续探索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马克思、恩格斯从理论上认识到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论证了由社会主义取而代之的历史必然性，但对社会主义的具体经济制度、体制、机制只有一些零散的构想。列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思想与政治武器。这个政治武器就是先锋队政党，它有两大根本属性——先进性和高水平组织化。历史已经证明，先锋队政党是“改变世界”的锐利组织武器。列宁提供的思想武器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辩证法，在不同时期分别呈现为革命辩证法与发展辩证法。列宁抓住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时机发动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机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二国际主流理论家断言，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进入社会主义的高度，对此列宁写作《论我国革命》（1923年）予以反驳，明确指出其错误认识的思想源头：“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列宁自觉运用这一辩证法，认为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世界主要矛盾，后者为俄国革命创造契机，因而俄国革命“是和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相联系的革命”。夺取政权后，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在人类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依据一种政治理论自觉构建一种社会经济体制，由此也不得不面对两大主要矛盾：一个是内部矛盾，即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相应的上层建筑与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另一个是外部矛盾，即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两大矛盾的唯一办法是实现生产力的超常规发展。于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转化、发展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辩证法：“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是大工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产物，列宁却将其转化为发展机制，这就形成“发展型社会主义”。发展型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先锋队政党作为高度自觉的能动政治主体，全面领导、组织、推动国家发展。党通过革命构建国家，也就为自己构建了全面的领导权，包括发展领导权；党高度能动地调整生产关系，探索建立有助于经济超常规发展的经济体制。初创期的马克思主义发现市场机制之弊而从理论上予以拒斥，现实地展开实践的先锋队政党为了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则以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框架接纳了市场机制。列宁领导俄国共产党从战时共产主义经济体制转到新经济政策，实际上就历史性地迈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继续探索，最终建立了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马克思主义先锋队政党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约束下，为了以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生产力的超常规发展，而高度自觉地、能动地、创造性地、历史性地构建出来的一种发展型经济体制。它与发展型资本主义体制形成一种不甚对称的镜像关系：一个是以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吸纳政府权力，另一个是以社会主义制度吸纳市场机制。在全局性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约束下，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本身难度很高，而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难度更高，要求构建主体具有坚定的意志和强大的能力。苏联共产党在这两方面都存在明显不足，结果市场化过程吞噬了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则凭借先进的高度组织化的领导权，将两者辩证统一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向高水平发展。
党作为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实现辩证统一的能动性中介
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命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在这一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需要高度自觉且能力强大的能动性政治主体进行领导、组织，马克思恩格斯将此重任交给无产阶级。通过观察西欧工人阶级状况与社会民主党理论、实践，列宁却发现：“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基于这一认识，列宁创建先锋队政党，仅吸纳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且以先进理论教化之，并明确指出：“把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显然是绝对不行的。”历史证明了列宁思想的真理性：布尔什维克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而自觉地、能动地、创造性地、历史地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在中国定型并向高水平发展。
先锋队政党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自觉性，源自“改变世界”的唯物主义实践辩证法。这一哲学革命由《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首倡，列宁的辩证法研究予以深化：“为自己绘制客观世界图景的人的活动改变外部现实，消灭它的规定性（=变更它的这些或那些方面、质），这样，也就去掉了它的外观、外在性和虚无性的特点，使它成为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客观真实的）。”历史唯物主义阐明，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主义须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但俄国、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掌握了辩证法的先锋队政党乃决意发挥主体的政治能动性，“改变外部现实”，由此形成坚定发展意志（will to develop）——具体化为工业化意志。循此，党高度自觉地、能动地调整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毛泽东尤其强调这一政治能动性对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他首先肯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进而提出如下命题：“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基于这一认识，党高度自觉地探索推动工业化、发展生产力的有效道路、体制、机制和政策，这就构成贯穿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大政治现象：改革。“放眼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和政党，能有这样的政治气魄和历史担当，敢于大刀阔斧、刀刃向内、自我革命，也没有哪个国家和政党，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推动这么大范围、这么大规模、这么大力度的改革，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征和显著优势。”正是通过持续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国共产党创造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先锋队政党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能动性，首先体现为科学的认识能力，它以“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为方法——毛泽东的《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文对此有过详尽阐述。党以改造世界为目的，在认识与实践的循环往复中发现、积累关于发展的政治知识，据以变革制度、机制、政策，形成经济体制发育成熟的螺旋式上升进程：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经过引入苏式集中计划体制，转向分散化与地方化，又经过“一大二公”，转而逐渐局部接纳商品经济，最终完整接纳市场机制，定型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带着发展生产力坚定目的、不懈地寻找最优经济体制的政治试验与发现过程。党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比较各种体制、机制之得失利弊，不懈前行；每个方向上的探索，即便当时是失败的，从长时段上看也都成为通往终点的必不可少的中介性环节。党的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历次党代会的政治报告，尤其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完整记录了党在实践探索过程中对经济体制的理论认识不断深化发展的过程。
先锋队政党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能动性还体现为变革机制、制度、体制的强大政治能力，这来自党的强大的全面领导权。“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一个领导权统摄的多元一体的复合权力体系。领导权是本源性权力，以其高水平的组织化，保持高水平的政治自主性；它又创生出专业化的立法、政治协商、行政、司法、监察等国家权力，分工管理国家各方面事务；还创设出各种社会性权力，分类、分层管理群众；通过党组织或党员的嵌入，领导权又内在于这些多元权力的组织和过程之中，发挥引领、控制、协调、监督等作用。”领导权是全面覆盖、深入穿透的，确保党的政治意志和改革方案能够得到贯彻落实。依靠这一领导权，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又在经济体制上多方探索，及时适应变化了的经济社会状况调整体制、机制、政策，而又保持社会政治秩序基本稳定，最终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先锋队政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造性体现在，以社会主义吸纳市场机制，把历史地形成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两种主要机制——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辩证地统一起来，从而不仅在公平上而且在效率上超越资本主义。市场机制是人类经济运转的普遍的基础性机制，但亦有其弊。到近现代，市场机制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发育成熟，弊端也充分暴露：服务于资本的剩余价值生产，社会各领域普遍市场化，资本构建全面霸权。资本主义市场扩张逻辑更是推动欧美工业化国家走向帝国主义，构建支配性世界体系，垄断先进生产力，妨碍非西方民族自主发展。鉴于市场机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马克思主义最初构想的社会主义基本上摈弃了市场机制。俄国、中国处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半边缘、边缘地带，绝无可能通过资本主义实现自主发展，市场机制却有通往资本主义的强大趋势，故布尔什维克党、中国共产党于建立社会主义之初便自觉遏制乃至消灭市场机制，且与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脱钩”，以构建国家发展自主权。但是，排斥市场机制、退出世界市场，也就无从充分利用实现发展所需之各种资源和必要的激励—约束机制。经过一系列挫折之后，中国共产党经由艰难的探索性实践，逐渐把市场机制与资本主义分离开来，使之中性化、工具化、方法化：“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在此基础上，党把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辩证地统一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进入资本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市场。古老的市场机制与普遍化的世界市场被转化为社会主义发展机制。放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中，这是具有高度创造性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亦坚信两者不可兼容，放在现代思想、政治发展史中，这同样具有高度创造性。
由此引发一个问题，即是本文基本问题意识：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都认为不可兼容的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何以能在当代中国实现辩证统一？答案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篇早期论文中明确指出：“同客观世界的任何事物一样，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也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彼此之间既有统一的地方，也有相矛盾的地方。”市场机制确有效率优势，“但同时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投机性、短期性、滞后性、不完全性和容易导致垄断行为等弱点”，同时，“从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来看，其与社会主义相矛盾的地方比与资本主义相矛盾的地方要更多一些”。两者在现实中的结合、统一绝不可能自发实现。事实上，在全球化时代，市场化是普遍趋势。但在某些国家，市场机制与偏于社会主义的体制框架没有实现平衡的、有机的结合，反而造成颠覆性政治经济后果，严重削弱国家发展能力。
可见，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辩证统一是高难度事业，中国共产党却凭借其先进性和组织化，作为能动性中介使之逐步辩证统一起来：一方面，对原有僵化体制、机制进行持续改革，但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发挥市场机制的效率优势，但自觉驾驭市场与资本，使之服务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发展，既释放日益扩大的社会领域的活力，又驾驭各种利益群体和社会组织，保持社会政治秩序稳定，在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市场具有强大的归化力量，即便是国有企业，也只能成为市场中的一个经营主体，按市场化原则组织和运转。但中国共产党拥有市场机制所不具备的能动性优势——组织化优势；凭借社会主义制度先在的总体性优势，党构建了对于市场的绝对政治主体性，从而成为市场体系与过程的领导性组织者，成为市场、资本及随之兴起的各种社会力量的领导性驾驭者。
当然，这是一个曲折复杂的历史性过程。从截然对立到走向统一，并不断寻找统一的具体机制、制度，每一步都经历了理论上的激烈争论、实践上的反复试错；既要突破理论上的束缚，也要克服旧体制的制约，还要控制社会政治的巨大震荡、平衡各个利益群体的得失。在实现这一辩证统一的历史过程中，发生过激烈的斗争，也经历过挫折。但中国共产党凭借其强大领导力，保证了这一历史进程的稳定性、连续性、合目的性。而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结合的每一步都带来经济社会的一系列发展变化，也就造成两者矛盾关系的新变化，这些新变化推动两者的辩证统一向新的均衡点攀升。作为一个矛盾统一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始终是一种发展中的“未完成体制”，这也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的内在必然性所在，其体制优势也体现于此，可以根据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主动灵活地自我调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定型和持续完善证明了政治能动性相对于市场机制的优势。考察人类历史可见，市场机制是无所不在的，市场形态却因时因地而异，其中的决定性力量是组织化的因而具有更强能动性的政治权力，故在古代中国，士大夫郡县制国家长期实施“重农抑商”政策，形成厚生主义体制，这一传统对当代中国也有影响；在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权力，市场机制也就以资本主义方式运转，并推动形成帝国主义；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党和政府的组织领导能力不足，本国市场也就被世界体系外围化，并滋生出高度离散化的社会，市场机制扭曲运转；在中国，党发挥全面领导权，为市场发展设定目的、方向和轨道，并统一于社会主义。因此，党的领导权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生命线，离开或者哪怕只是削弱这一能动性中介，这个对立面的统一体就会扭曲甚至瓦解而不复存在。
中国共产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社会主义实现了发展方法论的一次重要突破，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了学术范式的一次重大转换。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构想与苏式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都聚焦生产关系，尤其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把公有制或国营视为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中国也一度有过“一大二公”迷信。实践已证明，这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是有严重偏差的；从理论上看，相信只要建立了某种所有制形态或经济制度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终究是一种历史终结论式幻想，有悖于历史唯物主义。《德意志意识形态》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社会主义更是如此，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失败后认识到：不能“期待历史会顺利、平静、轻易、简单地产生出‘完整的’社会主义来……只有经过一系列建立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各样的、不尽完善的具体尝试才会成为现实”。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不可能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之初就形成一个完美无缺的生产关系，也要有一个不断成熟和完善的过程，例如，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就经历过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作为改革开放前奏之“真理标准讨论”的历史意义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由此把握唯物主义实践辩证法，摆脱关于社会主义的制度教条，充分发挥政治能动性，创造性地探索、寻找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机制。作为这种政治能动性之前提的党的全面领导权，也有效控制了变革所带来的风险，确保制度变革过程的稳定性、连续性、累积性。在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时期，邓小平多次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党作为确保对立面统一的能动性中介，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至于具体制度、机制，反而是可以与时俱进、灵活调整的。由此，社会主义成为一个“人能弘道”的历史性过程，当然，这个“人”就是高度组织化的先进性政党。
新时代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造的政治辩证法：一方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市场化改革日益深入推进；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突出强调党的领导地位，并明确提出：“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中心工作，党中央必须对经济工作负总责、实施全面领导。”由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并迈向高水平，这就决定了，“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
党的高水平领导权：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历史性的，必然要动态地向前发展，这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必然性所在。依据以上所澄明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发展的政治辩证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就是，建立党在经济体系与经济过程中的高水平领导权，在更高水平上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辩证统一。
当今世界正在展开新一轮高水平经济发展体制构建竞争。美国是资本主义的黄金家园，一直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守护者自居，尤其是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积极推广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与此同时，中国通过社会主义吸纳市场机制，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实现工业化，在越来越多领域取得竞争优势。于是，两条发展道路的竞争态势发生逆转。“中国冲击波”促使美国统治集团不能不寻求“变法”，基本取向是放弃新自由主义，转而采取贸易保护、科技封锁政策，利用政府规划与财税手段实施产业政策，推动制造业回流。此即所谓“新华盛顿共识”。其实质是重返汉密尔顿主义，构建新重商主义经济体制，目的是缓解去工业化—金融化造成的困境。但这一目标能实现吗？恐不乐观，因为遍观今日美国，找不到重建经济体制的能动性政治主体：福山等人再三指出美国已陷入“国家衰败”；而其政党组织形态与制度恰恰就是国家衰败之源，不可能指望其拥有解决国家衰败问题之能力。
在大洋此岸，中国共产党则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这是党的重大政治决断。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先锋队政党，先进性是其根本属性，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定正确的政治信念，始终自觉追求先进的道德与政治目标。这一持久而坚定的政治意志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设定了先进的目的与进步的属性：它必须有利于实现经济社会的合目的性发展，而此目的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因而它必须动态地实现自我发展与完善。宏观地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中国初步完成工业化、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之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与时俱进，向高水平推进，首先体现在目的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此做出明确规定：“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基于近年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参照，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应追求如下具体目的。
第一，实现生产力高质量发展。中国共产党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把生产力的发展视为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的基础，因而具有发展生产力的坚定意志——在很长时间内是工业化意志。这一意志推动中国共产党以社会主义吸纳市场机制。事实证明了这一体制的有效性。但当中国基本实现工业化，市场机制暴露出了其推动发展的限度甚至是自我否定倾向。这方面是有前车之鉴的：19世纪后期的英国、20世纪后期的美国在完成工业化之后，都在资本主义市场逻辑推动下走上“去工业化—金融化”歧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遭到侵蚀而无从恢复，社会、政治、文化各领域也随之全面退化，国家整体上经历了“去发展”甚至“去文明化”。前些年国内也出现了明显的去工业化—金融化趋势，各类资本在利润最大化逻辑推动下“避实就虚”。党发现这一点，及时采取有力措施，遏制资本无序扩张，进而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理念，积极推动新型工业化，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就是在这些实践基础上提出的，体现了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持续发展意志、高质量发展意志。实现高质量发展，当然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效率优势，但唯有在党的领导下，市场机制才能真正发挥高质量发展的效率优势。
第二，高水平地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具体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人民中寻找发展动力、依靠人民推动发展、使发展造福人民”。以社会主义吸纳市场机制，有利于生产力的更快发展，但市场机制终究是以剩余价值最大化为驱动力的，倾向于泯灭劳动者主体性，构建以资本为中心的分配格局。“内卷”一词广泛流行，表明民众对此已有不满。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遏制这种倾向，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为人民群众发挥创造性创造更大空间，并在更高水平上服务于全体人民的共同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此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第三，维护和发展世界市场的统一性、公正性，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冷战时期，世界市场一分为二。中国共产党的创新之处在于，进入西方主导、按资本主义逻辑运转的世界市场，凭借政治自主性保持国家发展自主权，有效利用世界规模的资源实现自主发展，在世界市场中持续扩大影响力，打破了西方的支配权与垄断权。西方转而发起脱钩断链，持续破坏世界市场的统一性。中国必须调整自己的世界角色，不只是利用世界市场实现自身发展，还应以主体意识维护和完善世界市场的统一性、提高其公正性。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均已体现出这一取向、内涵。基于这些实践，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作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开放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中国继续对外开放，但也要推动正走向封闭的西方对中国开放；不再单向吸引外商投资，还要进行规模日益扩大的对外投资。概言之，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核心是，渐进地构建中国的世界市场领导权，在世界层面上驾驭市场与资本，把不平等的支配性世界体系转化为全球发展共同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奠定物质条件。
达成这几个目的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是现有历史条件下唯一同时实现高效率与合目的性的经济体制，从而全面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怎么达成这几个目的？就推动现代化进程而言，政党因拥有意识形态和广泛覆盖、深入穿透的组织化能力，相比于官僚机构、军队等其他社会政治组织占有优势，先锋队政党的优势尤为明显。凭借这些优势，中国共产党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合乎逻辑地，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要将这些优势发展到更高水平。
第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造机理、运行规律、治理技术要有更高水平的认识、把握和运用。列宁曾说：“政治是一门科学，是一种艺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费力是掌握不了的。”构建和领导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最大的政治，既需要掌握关于其规律的科学，也需要掌握对其治理的艺术。党的领导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普照的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中心议题就是如何坚定党的领导权及其行使机制、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高度创造性，尤其是走向高水平阶段，也就进入了理论和实践的无人区，关于其规律的科学和治理的艺术，只能由中国共产党自主探索，并在实践中把握。在此过程中，需要自觉坚持和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始终瞄准生产力的发展和以此为基础的人的全面发展；需要自觉运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尤其是自觉运用长期改革实践积累形成的方法论，及时把握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矛盾形态及其内涵的变动，与时俱进地调整、创造各个领域的政策、制度、机制。
第二，要推动经济体系和过程达到更高水平的组织化。效率来自组织化，先锋队政党的优势就是组织化，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把经济、社会组织起来。只不过一度失之于“过”，“一大二公”与全面计划体制，促进了经济社会的组织化，却也限制了市场活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此予以矫正，探索中道状态：党为多元竞争的市场主体创造广泛自由活动空间，并通过其组织网络予以整合，诸如，通过法律体系和政府管理措施予以规制，通过宏观经济政策予以引导。这是一套政党中心主义的经济组织化机制，由此，无数市场主体高度分散的目的、行为达到一定程度的协同，追求各自利益的努力汇入实现民族、国家整体目标的轨道。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的是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发展的总体合目的性，这就要求党发挥更高水平的组织化优势，提高干部的能动性，推动党组织网络对经济体系和过程的覆盖和穿透，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所强调的，“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探索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有效途径”。但在此过程中也要防止走向“过密组织化”，以免压制市场活力。
第三，要发挥高水平政治自主性，协同多元社会群体及其利益，形成发展合力。引入市场机制后，经济社会主体及其利益趋于多元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部化，导致国内不同群体的利益分化趋于极化。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解决这一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具有解决这一问题的意志和能力：“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党由此拥有高度政治自主性，有意志也有能力超脱于各种市场、社会主体及其个别利益，进行公正而强有力的引导与协调。党的这一优势在新时代已有充分发挥：实现反腐常态化、扫黑除恶常态化，推动建立亲清政商关系，重构产业格局，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等。这些举措突破了各种利益固化藩篱，推动了社会各群体的再平等化，这就为产业结构升级、抵御外部猛烈冲击创造了社会政治条件。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党发挥更高水平的政治自主性，更加有力公正地协调多元社会群体及其利益，形成发展合力，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
第四，要建立支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更成熟的意识形态，进行更高水平的普遍教化。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致力于塑造民众对资本主义制度与资产阶级统治的普遍认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对此论述甚详。列宁则明确提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布尔什维克党、中国共产党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地建立社会主义，而后通过全覆盖的公共道德与政治教育体系教化群众，塑造普遍的“社会主义建设者”身份认同，奠定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文化与社会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党能动地构建出来的，需要意识形态给予强力支撑：“与自由主义设想的纯粹私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将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协调方式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经济体制，一方面是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另一方面是多层次、多维度的国家经济治理。国家经济治理一方面以正确认识和运用经济规律为前提，另一方面取决于集体利益、集体目标、集体知识的形成，从而最终依赖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但在现实中，支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识形态建设还须进一步完善，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扰乱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与认同。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构建先进的思想理论体系，证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历史—世界正当性与优越性；建立更有效的教化机制，塑造民众的体制认同、政治认同，进而塑造合目的发展共识。其中比较重要而具有挑战性的是，塑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能动主体——企业家与新兴社会阶层，形成“社会主义建设者”身份认同。美国政治大变局使得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格局发生剧烈变化，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
结 语
本文通过梳理中国共产党领导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逻辑，分析其在经济体系和经济过程中发挥领 导作用的政治机理发现：国家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合目的性发展，除了先锋队政党的全面领导，没有别的武器。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史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生产力发展的革命性突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地揭示了其似自然性、无政府性，构想了其反题——摈斥市场机制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历史地构成了合题。但这不是自发地出现的，而是先锋队政党通过自觉的、能动的、创造性的、历史性的政治实践构建出来的。党凭借其先进性和组织化，作为强大的能动性中介，把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对立面辩证地统一起来。这个统一体始终存在矛盾，党不断解决矛盾，创造新的体制机制，也就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走向更高水平，而它的运转与进一步发展有赖于党的更高水平的领导。党的领导权作为高度自觉、高度组织化的能动性力量，构建、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这一辩证的协同演进的总体性关系，就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构造机理与运转逻辑。
这一事实要求我们，在学理上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须遵循唯物主义发展辩证法，把握政治能动性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须坚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采取能动者中心主义进路，构建政党中心主义制度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由此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中国的发展成就，并通过阐明政治能动性对经济体制形成与国家发展的决定性意义，分析政党发展能力的构成与作用，为同样谋求发展的其他民族、国家提供具有实践意义的普遍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