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关乎国家治理与民族复兴全局，深刻体现中华文明发展的内在机理和时代价值。其一，大一统思想从传统天下观发展为一统观，以动态平衡维系多元一体格局，凸显治理效能；其二，文化认同借助历史逻辑与伦理道德的双重建构，形成超越族群差异的价值共识；其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理论、历史、实践层面辩证统一，通过社会各层面的整合实现从空间共存到情感共生的升华；其四，文化赋能依托记忆传承、价值凝聚、精神家园建构与实践创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内源动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既是传统政治文明的现代转化，也是构建共有精神家园的文明再造工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基础。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 大一统 文化认同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文化赋能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坚持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边疆民族地区工作的主线”，“无论是出台法律法规还是政策措施，都要着眼于强化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核心在于深化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实现共同繁荣。目前，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研究主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展开，涉及多个研究视角，如现代国家建构视角、文本解读视角、民族关系视角、领土空间建设视角、文化认同视角、宏观理论视角以及个案实践视角等，但很少有成果论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文化意蕴与实践逻辑。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在多元一体格局基础上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的过程。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体实践而言，思想建设更为重要。本文以大一统思想为逻辑起点，系统阐释从天下观到一统观的历史嬗变，揭橥民族共同体的政治文化特质。一是通过分析文化认同的历史逻辑与伦理道德维度，论证其作为精神纽带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价值凝聚作用；二是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三重逻辑出发，深入剖析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互动范式；三是从历史维度考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演进规律，从现实维度探索民族互嵌的创新发展机制。
一、大一统思想：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思想基础
大一统作为中国重要的政治文化思想，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思想基础。大一统思想不仅体现在地理疆域的整合，更体现在政治制度、文化认同、社会秩序等多个维度，在当代又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成为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与西方民族—国家理论不同的是，大一统思想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和中国的统一性，涉及国家认同、国家治理、边疆治理和中华民族发展等重大问题。于历史中国而言，大一统更侧重国家属性，重点处理由疆域和族群引发的国家认同问题。大一统的最初设计，就是强调政权的合法性和政治秩序的合理建构，是思想形态与政治实践的结合。历代有为君主无不以大一统为政治目标，但事实上大多数并未实现一统天下的恢宏气象。从这个层面来讲，大一统成了历代有为之君的权力操纵术。当大一统思想未付诸实践时，往往采取以族群（别）划疆界的方式来宣扬“华夷之辨”，大一统成为一种与地理疆域、行政治理、文化认同等配套的复合型疆域观。由此，大一统不仅成为中国传统疆域观的核心范式，更以制度建构与意识形态整合的双重路径，逐步确立政治共同体的结构性框架，并在历史演进中逐步内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内核。
1.历史源流：从天下观到一统观的思想流变
民族统一、政治一体是历史发展的主流趋势。从天下观到一统观的思想流变，反映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互构演进模式，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逻辑。其流变历程既体现出对地理空间的实践认知，也展现出文化认同与政治统合的双向调适。周人通过分封制构建起以周天子为中心的政治差序格局，将地理空间与宗法伦理结合；儒家以“修文德以来之”的理想化天下，打破血缘限制，建构文化共同体；孟子通过“定于一”的政道哲学重构，在“天命靡常”与“民惟邦本”的基础上建立了王权合法性的伦理维度。这三个历史性转折共同熔铸出大一统思想的复合型文明基因。大一统思想萌芽于春秋，定型于战国。《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中的“大一统”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战国时期的“天下九州”“体国经野”等思想，这些无不蕴含着民族统一、政治一体的价值追求。
秦汉时期，大一统思想逐渐成为主流思想。郡县制将天下观具象化为可操作的行政体系。董仲舒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伴随天下一统，汉民族的主体地位日渐突出。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原政权占据着丰饶的土地，且人口众多，在生产力和文化发展水平上均优先于周边民族，逐渐形成一个历史旋涡。因此，以汉民族为核心的华夏民族团体便成为日后多元一体格局的雏形。中原文化的高度成熟，使周边民族产生一种慕华情结。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提升为大一统政权的核心价值体系。这一思想不仅成为历代王朝思想正统的典范，而且成为夷夏之辨的文化根基，历代王朝也以此来“德润四方，化及夷狄”。魏晋南北朝胡汉交融的制度创新，加快了边裔民族政权华夏化的进程。隋唐科举制和辽金“南北面官”二元治理体制，打破士族垄断，深化了多元一体格局，充分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不是简单的文化同化或武力征服，而是通过持续的价值重构与制度创新，在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实现政治整合。总之，大一统思想成为维护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思想基础之一。
2.制度韧性：动态平衡的治理辩证法
在历史实践维度，中国大一统的历史实践绝非简单的疆域扩张史，而是一部以制度创新破解文明治理难题的演进史。历代王朝通过治理方式的迭代演进，构建起多民族国家治理的“中国范式”。大一统实践始于秦代郡县制改革，经过汉代意识形态整合，形成“车同轨、书同文、量同衡、行同伦”的制度框架。秦代郡县制突破封建宗法桎梏，开创“中央—郡县—乡里”垂直管理体系，而汉代思想与实践层面的大一统则从地理单元、文化符号、经济基础、社会规范四个维度塑造治理共同体，构成古代中国“大一统”治理模式的四大支柱。具体而言，车轨标准化突破了地理阻隔，文字统一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度量衡革新奠定了共同经济基础，伦理整合则创造了价值共识。秦汉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不少政权在大一统思想影响下进行弹性制度改革。唐代羁縻制以“因俗而治”化解边疆离心力问题，元代行省制通过“犬牙交错”打破地理割据惯性，清代改土归流以“渐进替代”实现边疆内地化，这些制度设计突破了单纯军事征服的局限。同时，通过科举制将精英选拔从门阀垄断转为知识竞争，官僚体系与典章律令构建起跨越地域和族群的治理网络，形成超越地域的秩序准则。制度设计与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自我调适中持久存续的过程。换言之，大一统在制度与治理层面的体现是制度韧性与文化活性的辩证统一，二者的动态平衡主要通过因革损益来构建制度演进的连续性谱系，在礼法互嵌的制度框架和修齐治平的价值共识中实现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范式转换，在制度供给与文化认同的双向互动中完成政治共同体的空间整合和中华文明治理智慧的升华。
3.实践锻造：超越族群的政治文化共同体
大一统不单是政治的统一，更是思想和文化的统一。秦汉时期构建的大一统空间治理体系，通过郡县制与官僚制的结合形成多层次行政控制网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延续奠定了结构性基础；董仲舒“天人感应”说构建的宇宙阐释论，将阴阳五行与儒家伦理融合，既为皇权统治提供了形而上的哲学依据，又形成了制约君权的灾异谴告机制；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叙事框架，不仅确立了华夏文明连续性的书写范式，更在时间维度上塑造了“百代皆行秦政制，万年咸用始皇心”的制度传承意识。这三重维度的文明构造——空间治理的制度刚性、天人互动的哲学思辨、古今通变的历史意识——共同构成中华文明演进的核心范式，在政治实践与文明理念层面完成了对前代政治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
无论是王朝统一还是分裂，天下一统始终是政权建立者的政治抱负。如前秦苻坚在统一北方后所说的，“吾统承大业垂二十载，芟夷逋秽，四方略定，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餔”（《晋书·苻坚载记》）。隋唐结束了300余年的政治分裂，唐太宗打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固有思想，与边裔民族进行推心置腹的交流。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他力排众议，认为“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资治通鉴·唐纪八》）；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他说“朕以天下为家”；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他指出，“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资治通鉴·唐纪十三》），认为边裔民族与华夏民族一样，君主应以德服天下，不应胡乱猜忌以致生兄弟民族之仇恨。他视“夷狄”“中华”为一家，宣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唐纪十四》），阐释了“中华一家”的理念。元代再次实现大一统，唐宋时代的边疆政治势力在元朝直接以行省或土司制度接替。清雍正帝认为，中国大一统始于秦，塞外之族统一中国始于元，而极盛于清。“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清实录·世宗实录》）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民族意识高涨，民族凝聚力增强，逐渐从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转化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
4.政治效能：多元一体的文明型国家范式
大一统政治传统与多元一体文明格局共同构成中国文明型国家范式。大一统思想通过中央集权行政体制的实践，形成一种超大规模的国家治理；多元一体文明格局通过农耕—游牧、中原—边疆、华夏—边裔之间的互动，最终形成文明包容型的“文化中国”特质。一体化的政治效能为文明交流交融提供制度保障，文明形态的包容性消解了地域与族群之间的张力。
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民族保持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密码，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逻辑主线，大同、和合、共和等理念都是大一统思想的延伸。在历史进程中，大一统思想始终发挥着维护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作用。大一统的核心要义是追求政治统一，人们在实践中不会因为政权建立者的身份而相互排斥，而是在一定文化标准下达成政治共识，形成民族凝聚力。“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族政权问鼎“中国”后，开始建元称帝，认为自己所建政权是中国正常王朝的更替，竞相争夺“中国”正统。“永嘉之乱”后，汉赵建立者刘渊自诩汉朝继承人，打出天下正统旗帜，宣称“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晋书·刘元海载记》）。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并实行汉化政策，成为践行大一统的重要标志。至宋辽西夏金时代，契丹辽和女真金皆称“中国”，耶律阿保机自诩是大唐政治遗产的正统继承者。西夏政权建立者元昊在称帝前就自称“兀卒”，即相当于中原天子。他把中国天子称为“黄天子”，把自己称为“青天子”，“时元昊自称兀卒已数年。兀卒者，华言青天子也，谓中国为黄天子”（《续资治通鉴长编》）。党项王族为了打造政权正统性，高攀追认北魏拓跋氏为其祖先，“臣祖宗本后魏帝赫连之旧国，拓跋之遗业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代建立后，不仅采用汉式年号，而且效仿汉制建立太庙，为大蒙古国历代先君制定庙谥，承袭了中原王朝的礼制传统。可见，在王朝政权的国家秩序建构中一直包含效仿汉制和践行大一统思想的创举。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与国家秩序的重构相互交织在一起，“统一寰宇”“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四海之内若一家”“混一六合”“协同内外”“天下定于一”等理念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脉相承。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传统治理智慧的现代转换。大一统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深远的心理影响，不但锻造了各族人民对政治稳定性重于其他因素的认同，而且成为近代民族主义最可依赖的政治文化源泉。大一统是节约统治成本最有效的模式，使“中国”变成多数人所认同的多元民族共同体。大一统思想为多民族文明型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了理论与实践范式，也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对话提供了中国经验。
二、文化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思想内核
“认同”一词原属于古典哲学本体论讨论术语，后经心理学引申阐发，最终被广泛运用于各学科领域，其内涵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对某一族群归属的认知和情感依附。认同分为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等，其中国家认同是最高层次的认同。国家认同的本质就是政治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夯实政治认同基础，铸牢政治共同情感。正如美国学者戴维·伊斯顿所说的，“不管习俗、宗教、社会经济地位、国籍等方面有多少不同之处，但就存在着政治共同体感情这一范围来说，由于他们参加了同一个公共政治单元，成员们会占有对彼此的同情和忠诚”。政治共同情感主要是指在一个社会或政治共同体中社会成员之间因共享的历史文化、社会道德和价值目标等而形成的情感联结。换言之，政治共同情感的基础就是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因此，培育和巩固历史文化认同基础是构建现代国家认同体系的逻辑必然。二是健全多元一体政治整合机制。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国家认同与各民族认同并存，如何处理国家统一性与民族多样性之间的张力问题，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建设的重要议题。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国家统一性和民族多样性的辩证统一，是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命题。
1.文化认同的历史逻辑
文化是民族的基本属性，是人群凝结成民族共同体的基础，也是“民”成为“族”的重要条件，反映着民族的历史和未来。认同是凝聚的前提，是团结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指不同个体或群体寻求并认可共同文化的过程，是他们对所属文化的归属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质上就是历史文化认同的结果，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共同体意识形态建设的重中之重，是中华民族实现团结和睦的灵魂之所在。
中国历史上的文化认同与历史上的大一统思想密切相关，文化认同也是历代政权建立、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的根本。纵观中国历史，尤其在政权一统天下时，人们的国家观、疆域观与民族观表现得相对平和；反而在政权分裂之际或受外来冲击时，民族意识和国家观表现得尤为强烈，甚至连疆界都划分得十分清晰，此时的民族意识完全上升为共休戚、共存亡、同命运的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在内在历史文化认同与外在政治危机双重作用下产生的思想结果。加强民族团结、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培育共同体意识，最长远和最根本的就是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历史时期的文化认同，对于边裔民族而言，不仅体现在形塑自己政权的合法性上，更体现在历史书写的文明叙事和四夷“渐慕华风”的文化归属感上。例如，司马迁对早期帝系的建构以及对匈奴、南楚、西南夷的族系追溯，十六国时期边裔民族向华夏寻根，如前秦氐人苻洪、后秦羌人姚氏分别认定其先祖为有扈、有虞氏之苗裔（《晋书·苻洪载记》《晋书·姚弋仲载记》），这些叙事都体现出边裔民族对“中国”或“华夏文明”的认同。在儒家文化向心力作用下，周边民族政权君臣主动学习并效仿中原文化。南北朝时，建立汉国的刘渊主动学习《毛诗》《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其子刘聪年幼通晓经史，工草书，善属文。建立后赵的羯人石氏族、建立诸燕的鲜卑慕容族、建立前秦的氐人苻氏族等，均广交儒生，敦崇经学、儒学，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善于天文。北族君臣对儒学的学习既提高了本族的文化素质，也激发了其民族意识。辽、金、西夏的统治者颇为推崇儒家思想，如契丹耶律阿保机尊孔崇儒，曾下诏“皇太子春秋释奠”（《辽史·义宗倍传》），西夏仁孝皇帝直接尊孔子为文宣帝（《宋史·夏国传》）。元代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元史·武宗本纪》），清代加封其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清史稿·世祖本纪》），称其为“万世师表”（《清史稿·圣祖本纪》），还允许其后代世袭爵位。元清时期，主流思想仍以儒学为主，不分民族和地区，坚持“一道同轨”。
从“渐慕华风”的文化浸润到“华夷同风”的互动融合，最终形成现代民族国家语境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这一历史轨迹深刻反映了中国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进逻辑。
2.文化认同的伦理道德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认同的基础，而文化自觉则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力保障。中华文化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两汉之后，在倡导出世的佛教文化影响下，主张入世的儒家文化更加凸显出纲常礼教的一面。与西方传统理性文化相比，中国文化注重人的价值，思考如何为人处世，如何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轴心时代的文化思想，尤其是儒家和道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总基调。这些纲常伦理既嵌入封建宗法体制，也渗入中国人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和知识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财（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等理念，将道德论、认识论、知识论整合在一起。这些理念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一是对域外文化兼收并蓄，二是对国内各族文化进行大整合。其中，兼收并蓄主要体现在文化涵化力上，即对外来文化进行消化吸收，使其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如佛教中国化与宋明理学的形成。文化整合主要体现在文化融合力上，即在华夏（汉）文化基础上兼容中国境内其他民族文化，最终形成三种类型的文化：一是以地理方位为准，如北方文化、江南文化、中原文化、西域文化、关东文化、西方文化等；二是以地理环境为准，如大陆文化、海洋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草原文化、高原文化、运河文化、绿洲文化等；三是以行政区划为准，如齐鲁文化、徽州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巴蜀文化、关陇文化、青藏文化、八桂文化等。这些文化在传播交流中博采众长，各显特色，最终形成独具一格的文化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包容凝聚性，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和谐宽松的环境，鼓励并促进深层次的互动交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道德理念、精神观念和思想文化内核，绵延千年影响至今，“和合共生”“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等理念，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塑发挥着颇具向心力的聚合作用。以“和合”“大一统”思想为标志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蕴含着民族共同体思想，彰显出各族人民对共同体的价值追求。这种跨越时空的思想精华通过代际传承，厚植于中华民族精神血脉，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因。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典型的内陆型农耕文明，“万物一体”“天人合德”的心理，铸成传统文化崇尚和谐的一面。和合理念又上升至“厚德载物”“和而不同”“中庸尚和”的高度，熔铸成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一统”“和合”理念，无疑成为维系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文化兴盛的精神内核，其中的“内聚性”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正是发挥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凝聚性特点，只有“结合”才能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只有“结合”才能更好地解决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的问题，同时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型提供新途径新方法。
文化的根本价值主要体现在它的思想性，其背后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揭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发掘“大一统”的史实不是为了回避历史矛盾，而是为了纠正错误史观。加强文化认同，就是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不断巩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就是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逻辑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新时代党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主线，深刻揭示了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规律和中华民族的发展趋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途径。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从未间断，中华民族即使在最孱弱的时候也没有分崩离析，靠的就是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
1.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论逻辑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既是对当前民族关系特点和趋势的概括总结，也是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和共同繁荣发展，消解民族事务领域矛盾冲突，抵制民族分裂、民族认同分化和民族歧视的新思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可以说，人与自然的交往、人与人的交往，促进了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同样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也需要这些交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界定民族时指出，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在语言、地域、情感等方面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共同体。马克思指出，“‘民族’……一词被人们用来称呼许多印第安人部落，因为它们的人数虽然不多，却各有其独特的方言和地域”，“阿提卡的四个部落……操同一方言并占有一共同领域，它们已溶合为一个民族”，这表明共同语言和共同地域对民族的重要性。恩格斯在谈到民族特征时也多次提到这些共同特征。他指出，“应当愈来愈多地使那些大的、有生命力的欧洲民族具有由语言和共同感情来确定的、真正自然的疆界”，“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众多的人口和整片的领土”。他在谈到日耳曼民族马尔克制度时指出，血统联盟是整个民族制度的基础。随着人口的增多和民族的继续发展，这种联盟愈来愈被人们忘却，共同的世系愈来愈不被认为是实际的血缘亲属关系，“余下来的仅仅是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方言”，部落联盟的融合使各个部落领土“融合为一个民族（Volk）的整个领土”。以上这些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观点。列宁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明确指出民族具有地域和语言等方面的共同特征。斯大林驳斥了石普林格尔“民族是思想相同和语言相同的人们的联盟，与地域无关的文化共同体”和鲍威尔关于“民族就是相对的性格共同体”等错误观点，认为民族首先是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并不是偶然凑合起来的，也不是内部缺少联系的集团混合物，而是一个在历史上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是其基本特征。总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对民族形成与发展规律的总结，对我国民族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既是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也是各要素普遍联系发展的结果。第一，关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其大致沿着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的序列发展，民族的形成是在人员流动杂居、部落整合和血缘混融的基础上广泛接触、长期交往的过程，在每个发展阶段都会形成某种共同特征。随着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的不断增长，民族共同体中的传统血缘联系逐步削减，文化、经济、地域、语言等因素则愈加显著。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民族共同体是部落的地方局限性迈向文明的结果，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生活资料更加丰富，使物品交换更加频繁，而交易中心点的扩大又促进了城市的产生。因此，社会组织从原始部落制到阶级社会国家制，是部落向拥有更广阔地域的民族发展的结果，也是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在民族形成后，受诸多因素影响，各族民众不断进行分化与整合，甚至会形成新的民族，即次生态民族。恩格斯指出，“从中世纪早期的各族人民混合中，逐渐发展起新的民族……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大多数从前罗马行省内的被征服者即农民和市民，把胜利者即日耳曼统治者同化了”，揭示了民族发展中的特殊现象。次生态民族与原生态民族之间具有“同源异流”或“异源同流”的特征，这一现象在历史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论述，深刻揭示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面。第二，在民族共同特征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坚持联系的、发展的观点。民族共同体的各个特征之间始终处于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状态。斯大林指出，“只有经过长期不断的交往，经过人们世世代代的共同生活，民族才能形成起来”。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与社会发展相辅相成，社会发展制约民族发展，民族发展反过来也制约社会发展。在新的生产力驱动下，民族之间的联系愈加密切，甚至形成经济共同体。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指出，“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共同的历史渊源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的地缘和族源，其中地缘是民族形成的基本条件，族源是民族凝聚的关键要素；共同的生产方式是民族形成的重要经济条件，对民族形成的其他条件起着制约作用；共同的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是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具有共通性的精神价值的体现；共同心理认同即民族的心理归属感，是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时刻激发各族人民的内聚力和向心力。这六个共同特征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定义的时代升华，更加注重民族发展的地缘、族源、文化和生产方式，符合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客观实际，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交往的主体是个人、群体和国家，其中人是根本，交往的客体主要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精神等方面。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民族共同体建设起着重要作用。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认为，民族融合现象一直存在，民族实体最终会消亡。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交往联合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论述尽管角度不同，但其内涵一脉相承，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逻辑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所蕴含的民族关系特点和趋势，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各民族在中华大地上不断地进行着交往、互动，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质言之，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本身就是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
首先，各民族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早在夏商周三代，族群就已经在华夏政权话语体系内被划分为东夷、南蛮、西戎与北狄，不同族群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环境和物质资源，相互争夺，最终被整合成“大一统”政治体。商、周时代，边裔民族种类衍袭逐渐增多，有些趁中原王朝衰败之际伺机入主中原，加深了民族交融。秦汉时期，匈奴、鲜卑、乌桓以及西域诸族都被纳入华夏体系，在民族融合基础上形成了民族共同体——汉族。魏晋南北朝时，“五胡入华”，中原民众一度南迁，南北民族在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上相互交融，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民族大融合。高欢本为渤海汉人，因其祖父高谧犯罪而被流放至怀朔镇，后世居此地，至高欢时，其三代“故习其俗，遂同鲜卑”（《北齐书·帝纪第一》），申令三军“常鲜卑语”（《北齐书·高乾传》）。隋唐时期，政权呈现鲜明的胡汉共治特征，统治集团成员血统多承袭鲜卑，尤其是河朔地区出现大规模胡化现象。唐朝在控制边裔民族地区上采取羁縻政策，在处理民族关系上采取和亲、因俗而治等策略，允许各民族相互通婚，这加深了各民族的相互交往。五代十国及辽宋夏金时期，契丹、沙陀、党项、女真等族纷纷建立政权，后期与宋政权并峙。随着政权之间的相互征战，辖境内的民族也频繁迁徙，北方民族大量进入中原与汉族杂居，中原汉族再度南迁，为新的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础。从元代开始，中国基本保持了大一统格局。此时，契丹、奚人、室韦、女真等北方民族经过辽宋夏金时期的杂居交融，已被认定为新“汉族”，“女直、契丹，同汉人”“女直生长汉地，同汉人”（《元史·世祖本纪》）。至清代，中国现今的疆域版图雏形基本形成。元明清三代既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分布格局形成的奠基期，也是中华民族深度交融的拓展期。
其次，各民族共同开拓了辽阔的疆域。共同开发疆域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本民族开发自己聚居区，二是中央政权开发边缘区，三是不同政权之间相互开拓且经营边疆区。在中国历史上，这三种情形均有体现，其中尤以第二种为重。秦朝拓展“河南”“西南”“岭南”之地，迁徙内地民众数万户戍边。汉朝开拓河西、河套、巴蜀、滇黔，徙民百万有余。北魏将后燕治下的汉族、慕容鲜卑族的官吏及能工巧匠迁移至平城，将北燕治下的营丘、成周、辽东、乐浪、带方、玄菟六郡百姓迁往幽州，将北凉姑臧三万余户迁徙至平城等，民众迁移带去了先进生产力，对当地社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唐代屯垦边疆，边疆民众内迁，共同开发了边疆社会经济，仅玄宗年间就屯垦五万顷左右。宋代之后，开边互市，专门设置盐茶转运司。明清时期，茶马贸易、绢马贸易盛行，各民族间经济互动成为常态。移民、屯垦戍边和经贸往来，使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加强，边疆地区得到历史性发展。正是有了历史上各个阶段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才有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各民族间的互动往来以及各民族政权的民族政策和思想实践，共同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3.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逻辑
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生产力的发展使不同地域、不同个体、不同利益群体彼此联系在一起，有些凝聚成具有共同特征的共同体。人们通过全方位交往交流交融，形成更加完备的制度规则，进而促进更高层次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在中国历史上，不同政权的政治改革与制度调整冲破了狭隘的地缘文化观，使胡汉语境逐渐消解，各族人民在交流碰撞中走向融合。
民族问题是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安稳、边疆稳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中，妥善处理民族关系、坚持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始终是党的民族工作的重点。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成为衡量民族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尺。改革开放以来，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趋势愈加明显，随着生产力发展，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民族分布从静态走向动态，呈现出大流动、大融居的新特点。劳动分工的细化，人口资源的流动性也成为时代特征。另外，交通和信息技术日趋完善，使得民众信息共享能力不断提升，一定程度消除了地域和心理层面的隔阂，加深了各族人民情感交流，增强了文化认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发展方向。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先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重要论断，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概念，避免了把“民族融合”简单等同于“民族同化”的误解，凸显“合”的特征，强调民族关系中“和而不同”与“和谐”的一面，旨在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共同团结进步。交往交流是前提，交融是本质要求。交融不是消除民族差异，更不是消灭哪个民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融合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合”思想以及新时代民族大融居大流动实际相结合的成果，是民族工作具体实践、党的民族理论政策不断丰富和探索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进程，必然是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途径”。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就是要促进各族人民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团结统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个方面，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具体面向高度契合，“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全方位嵌入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体现，是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实现民族互嵌，就是要打破民族地区“平行社会”态势，“积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创造各族人民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因此，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互促进。
四、文化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思想实践
马克思主义认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民族意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注重物质层面的交往，也要注重精神层面的交往交流。各族人民之所以形成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不只在于血缘与地缘层面的亲密关系，更在于对“文缘”价值的精神追求，即各族人民共创历史传统、文化记忆和民族精神，以及在生活实践中形成彼此认同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文化向度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从历史上深刻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客观性与自在性，一统、交融、和合、互鉴理念是“多元一体”民族格局形成的思想黏合剂；二是从思想文化上诠释天下国家、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共生逻辑，打破传统“华夷之辨”的价值分殊，超越西方民族国家理论范式，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叙事方式。历史与文化的互嵌互补，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的鲜明特色。
1.历史固本：共同体的记忆赓续
守正创新，赓续文脉。中华民族具有守正创新的传统，所谓“必将立隆正然后可也”（《荀子集解》）、“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史记·礼书第一》）、“在位明察守正”（《后汉书·卷二十六》）等，都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历史实践。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只有守正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强化历史记忆、增进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举措，便是赓续文脉。历史是文化传承的基础，史书是文化传播的载体，修史是文明传承的重要方式。盛世修典是历代传统，翔实的历史材料为文化传承提供了资源和素材，为后世提供历史借鉴，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记载与历史研究为文化传承提供了方法和途径，促进了文化传播和发展。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献记载了多民族国家的历史面貌，以《史记》为首的历代“正史”书写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史。以儒家为核心的正统观、夷夏观，也深刻影响着史家修史的态度与史书体例。无论前朝政权是否为汉民族所建，后代王朝皆为其修史，这充分体现出对文脉延续的重视。其中，不少民族政策言论以及君臣文人士大夫的思想观念史料，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以及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互动提供了翔实的材料。历史上辉煌的盛世、民族团结的佳话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都是中华民族共同历史记忆的重要内容。重视历史价值，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注重文化传承工作，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
2.思想铸魂：共同体的价值凝聚
尊重文化差异，寻找价值“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过于强调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一定程度上会弱化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文化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物质形态的文化多元性，如饮食习惯、衣着服饰、建筑风格等；二是精神形态的差异性，如语言文字、节庆礼俗、伦理道德等。如何在民族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找到共性元素，是我们需要不断探索和研究的问题。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在文化上寻根问祖，要深入发掘共同的文化资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凝聚价值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滋润着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园，是驳斥西方“普世价值”观、反对霸权话语体系和批判错误思潮的有力思想武器，可将其作为各族人民价值观的评判标准；要坚决反对狭隘民族主义，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正确处理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增强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中华民族历史观要以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为基点，从中华民族演进发展规律入手，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趋势；要加强文化交流互鉴，正确看待各民族的共同性和差异性；要搞清楚各民族间“同”的共性和“异”的特色，要在尊重差异、理解个性的基础上“求同存异”；要始终明白中华民族是历经数千年而日渐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要明白多元民族共同缔造了多元民族文化，共同绘就了中华文化美丽画卷。
3.情感共筑：共同体的精神家园建构
精神家园建构本质上属于以情感为纽带的文明认同，是将抽象的民族认同转化为可感知的情感体验，核心在于通过动员机制将多元文化要素转化为集体精神文化符号。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需要依托历史记忆、文化符号和共同价值观来激发情感共鸣，共塑集体记忆，形成情感共振。精神家园建设以文化为载体，通过各种文化活动，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形成“符号—情感—认同”的递进逻辑。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核心，重构历史叙事。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和文化观，在思想上引领精神家园构筑，在观念上引导中华民族成员在共享情感体验中建立起超越地域和族裔的精神共同体。近代以来，在封建主义与殖民主义的背景下，中华民族概念应运而生。中华民族不仅是中国版图内各民族的总称，也是中国各民族精神层面的统称，它是传统文化中的民族与现代国家在意义层面的结合。而今，“中华民族”概念更多的是表达中华儿女对祖国的认同感。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共同体，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家国情怀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本质上反映的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即坚持以文化价值为底线，以民族情感为依托，建立对国家、民族、文化及制度体系的认同。构建政治一体、经济互通、文化交融、情感相近的交融共生格局，形成守望相助、休戚与共的精神系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新时代精神家园建构要在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情感话语体系，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各民族情感需求形成有机共振，从而实现从政治共同体向情感共同体的深层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持久动力。质言之，要以文化为经，情感为纬，在制度保障、技术赋能和代际传承中形成动态建构模式。
4.实践拓新：共同体的融合路径
夯实文化根基，发掘文化资源。中华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形成多种文化资源，其中蕴含着深厚的共同根脉，深入发掘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就是要让各族人民意识到中华文化的传承是各民族互动的结果。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没有违背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走向民族融合这一基本规律。发挥传统文化资源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历史记忆阐释。寻找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中留存下来的史料记载、文物古迹、记忆片段，即文化中体现共同体意识的部分和各族人民普遍认同、共同遵守的思想精髓。换言之，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印迹。第二，精神文化诠释。提炼跨民族共享文化符号，在不同群体中塑造可视化文化共识，重释“天下大同”“和合共生”理念，发掘共同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品质，形塑政治判断力、坚定思想引领力、熔铸信念意志力，充分展现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精神。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需要从“物理叠加”转向“化学反应”式的有机共生，通过制度设计保障民族交往深度，利用技术创新激活文化活力，构建和谐有序的共同体生态。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始终要以人的联结为核心，让文化融合成为各民族自发参与、共同受益的实践过程，以价值重塑来凝聚精神共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质上就是要夯实中华民族认同感的基础。只有具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性，才能进一步提升文化自信。
结 语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其历史文化意蕴与实践逻辑既是对中华文明演进规律的总结，也是对新时代民族复兴道路的回应。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大一统思想为根基，以文化认同为内核，以交往交流交融为实践路径，以文化赋能为创新动力，构建起一套贯通历史与现实、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完整理论框架，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何以形成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又何以在现代化进程中持续巩固共同体的精神纽带与制度韧性。
在历史长河中，各民族通过经济互通、文化互鉴、情感互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新时代的共同体建设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根本方向，通过制度保障夯实交往基础，以教育引导深化交流内涵，借发展机遇促进交融质效，在推动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同时构筑起精神家园的共有根基。这一实践逻辑既传承了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历史智慧，又彰显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创新突破，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在守正创新中开辟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新境界。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文化意蕴与实践逻辑，既证明了中华文明和合共生理念的当代生命力，也为多民族国家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从大一统到共同体，从文化认同到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民族以深厚的文明积淀诠释了如何在不消除差异性的前提下实现政治整合，如何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坚守文化主体性，如何将历史经验转化为解决现实问题的智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必然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互为表里，是增强国家凝聚力和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重要内容，不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思想根基，而且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制、民族关系、疆域治理和文化建设提供中国方案。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程中，需要坚持历史与现实的辩证统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动力，在守正创新中凝聚发展共识。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
[2]《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民族出版社，2024年。
[3]〔英〕米勒：《论民族性》，刘曙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
[4]王伟光：《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意义、理论内涵和现实路径》，《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9期。
安北江（1988-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突厥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101）。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12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