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作家的一天——1936年8月5日的鲁迅日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3 次 更新时间:2022-01-11 08:4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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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子东  

   一 大陆新村9号

   1936年8月5日,我们现在知道,这一天距离鲁迅(1881—1936)生命的终点还有两个多月,但鲁迅并不知道,或者说他大概知道,但不确切。鲁迅怎么度过他的一天?当时,鲁迅住在上海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一座砖木结构、红砖红瓦的三层楼房,一楼黑铁皮门内有个小花园。走进台阶是会客室,有西式餐桌、书橱、留声机,工作台据说是瞿秋白送的,还有一个玻璃屏风,屏风后面是一个中式的八仙桌,日常用的餐桌,还有衣帽架。二楼的前间,朝南的房间,是鲁迅的卧室兼工作室,有书桌、藤椅、黑铁床。这里,建筑面积222平方米,使用面积估计也就一百五六十。三楼有阳台,有周海婴和保姆的卧室。

  

   这个一百五六十平方米的大陆新村9号,是除了绍兴老家和北京八道湾四合院以外,鲁迅一生里住过“最阔气”的住宅了。

  

   晚清和民国时期,大部分作家都不能完全靠稿费谋生。非常有名的作家,很多时间也要有别的谋生方式,或者编报纸杂志,如李伯元、吴趼人、黎烈文、孙伏园,包括后来的金庸等;或者在大学当教授,如胡适、周氏兄弟、闻一多、老舍、沈从文、朱自清等。极少数作家,在某一时期进入“官场”,鲁迅在教育部当佥事,胡适任国府驻美大使,陈独秀、郭沫若、茅盾也都曾经是职业革命家。但这些都是特例,人数远比办报教书的少。即使是职业革命家,表面身份、日常工作也还是要办杂志、编报纸,比方说夏衍、茅盾在香港。

  

   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期间,周树人每月津贴60元。之后,任教育部佥事俸银200多元。 [1] 厦门大学,400大洋聘约,转到中山大学应该更多。1927年到上海后,基本上专业写作。有几年也在南京大学兼职“特约著述员”,每月300块。

  

   《鲁迅日记》里对收支有清晰记载。月平均有300元到500元收入,固定100元寄给母亲和朱安,另外100元自己买书。余下来生活费用的也就是200元左右,小康偏上。鲁迅去世以后,许广平很后悔没有让他抽更好一点的、贵一点的烟,以至于损害了他的肺。抽烟还要挑牌子,可见后期鲁迅在经济上谈不上富有——看美国电影不会吝啬,跟北新书局谈版税是要计较的。

  

   有人算过一笔账,鲁迅从1912年到1936年这24年里总收入124400银圆,其中55000元是薪金、讲课费,另外一半多一点是版税、稿费。 [2] 24年12万,每年就是5000元了,每个月差不多就400元了,如果平均来说,算不上发财,但也够生活。这是民国时期的中国作家的一个典型。

  

   二 1936年8月5日鲁迅日记

   1936年8月5日的日记,全文如下——

  

   5日 昙。上午得赵越信。得依吾信。得吴渤信。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下午岛津(津岛)女士来。晚蕴如携蕖官来。三弟来。夜坂本太太来并赠罐头水果二种。夜治答徐懋庸文讫。 [3]

  

   鲁迅日记通常纯粹记事,平实简单,这一天已算比较详细。两天之前8月3日的日记就是三个字——“雨,无事。”无事也要记一下。

  

   8月5日日记提及三封来信、四个来访。我们在这其中最关心两件事:一,鲁迅和许广平、海婴去了须藤医院;第二,鲁迅这一天写完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三天前鲁迅的日记里就说过收到徐懋庸的信,所以这三四天里有了这篇文章。

  

   最后几年给鲁迅看病的,主要就是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须藤父亲是杂货商,几个堂兄都曾在上海经商。早在1893年,须藤考入日本的第三高等医学院,十年后毕业参加日本陆军,曾经驻扎朝鲜。1918年退役,中校军衔,之后就到上海开医院。医院有一两百人,规模不小。鲁迅是通过内山完造认识须藤医生的。这之前,鲁迅看过不少日本医生,十几二十位,看得最久的就是这位须藤。因为鲁迅自己学过医,又在日本待过,和医生能够用日文交流,这些都是原因。医院离鲁迅的住处是2.4公里,往返也比较方便。

  

   鲁迅去世是1936年10月19日,须藤医生撰文《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 [4] ,1936年11月15日发表,不到一个月。但内容接近的日语文章,则发表在1936年10月20日到23日 [5] ,即鲁迅先生去世第二天(写得真快)。根据《鲁迅日记》,最后的三年鲁迅请须藤医生看病,一共150次以上。须藤对鲁迅一生的健康状况比我们知道的多。他说鲁迅七八岁开始牙就不好,治乳牙以后“因为蛀牙的缘故夜里疼得睡不着,让父母很困扰,甚至被父母斥责连这点疼痛都无法忍耐” [6] 。那时绍兴没有牙医,最多就是拔牙的,其他人牙痛就去求仙问菩萨,所以鲁迅的蛀牙恶化,牙根腐坏,到23岁,大部分牙齿已经缺损,27岁装了假牙。因为牙病导致胃扩张、肠迟缓,以及其他消化器官均受影响。鲁迅到死,他的食量只有常人的一半。鲁迅“常常说自己生来就不知道饥饿和美味为何物”。这个也还是须藤的原话,“因其消化器官机能的衰退造成营养不良,其结果就是筋肉薄弱,当他自己觉察到时,体重已不到四十公斤。由于先生天生体质特异的缘故,不管是原稿的起草或是读书研究,常常都是在夜间进行,已成为他的生活习惯,加上体质筋骨虚弱,神经过度疲劳,成了恶性循环。” [7] 所以,须藤医生认为鲁迅弃医从文也是牙痛的结果。

  

   据须藤记载,鲁迅的病情1936年1月开始恶化。1月3日鲁迅的日记就说,“夜肩及胁均大痛”,就去了须藤医院。3月2日,“下午骤患气喘,即请须藤先生来诊,注射一针。” [8] 连续几天都有记载,3月8日说,“须藤先生来诊,云已渐愈。”可是到了5月8日,日记里记载都是自己在发低烧。

  

   三 鲁迅之死:误诊所致?

   《鲁迅传》的作者朱正说须藤的医道不高明,只是因为来往久了,鲁迅对他有信任 [9] 。周建人(鲁迅的弟弟)曾告诉鲁迅,须藤是日本退役军人,乌龙会的副会长,鲁迅说:“还是叫他看下去,大概不要紧吧。” [10] 史沫特莱(鲁迅的美国友人)要介绍个肺病专家,鲁迅开始还不同意,到了5月31日,病情严重,冯雪峰看不过去,就去找了茅盾,茅盾做翻译打电话给史沫特莱,请来了一位美国医生叫邓恩。

  

   鲁迅在散文《死》里面讲到了这个美国医生——

  

   今年的大病……原先是仍如每次的生病一样,一任着日本的S医师的诊治的。他虽不是肺病专家,然而年纪大,经验多,从习医的时期说,是我的前辈,又及熟识,肯说话。……大约实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险了的缘故罢,几个朋友暗自协商定局,请了美国的D医师来诊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欧洲的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

  

   D医师的诊断却实在是极准确的,后来我照了一张用X光透视的胸像,所见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诊断相同。 [11]

  

   这么悲惨的情况,人家说病没法治了,鲁迅还能够用幽默的笔墨书写。《死》是鲁迅最好的散文之一。同一次诊断,周建人后来在1949年的《人民日报》上写文章 [12] ,说鲁迅病重时也曾看过肺病专门医生,医生说病严重,但还可治。“第一步需把肋膜间的积水抽去,如果迟延,必不治。须藤却说肋膜下并无积水,但只过了一个月,他又说确有积水。”才开始抽水。

  

   到底在5月底之前,鲁迅的病是怎么医治的,怎么诊断的?

  

   鲁迅自己在5月15日致曹靖华的信里说,“日前无力,今日看医生,云是胃病,大约服药七八天,就要好起来了。”

  

   就是说5月的时候,须藤医生诊断是胃病,吃药七八天。

  

   5月23日,鲁迅又写信给赵家璧说,“发热已近十日,不能外出;今日医生开始调查热型,那么,可见连什么病也还未断定。何时能好,此刻更无从说起了。”

  

   到了5月份的时候,发烧的原因都搞不清楚。

  

   我们后来知道这段时间正是鲁迅为“两个口号”论争操碎心思的时候。严家炎教授在2003年《中华读书报》上撰文 [13] ,说须藤先生在鲁迅死后应治丧委员会要求,写了一份医疗报告,可是这个报告有可疑。须藤说是1936年3月开始抽肋骨积水,但多方资料显示,比方说鲁迅自述、周建人文章、鲁迅书信等,实际是在美国医生诊断之后,到1936年6月才开始抽积水。

  

   病医不好也许不全是医生责任,但是改动报告,推卸责任,显然有违医德。40多年后,1984年,上海鲁迅纪念馆将馆藏的鲁迅X光片请了23位医学专家研究,读片以后的结论是——根据病史摘要和1936年6月15日后前位X线胸片,一致诊断:一、慢性支气管炎,严重肺气肿,肺大皮包;二、二肺中上部慢性肺结核病;三、右侧结核性渗出性胸膜炎。根据逝世前26小时的病情记录,大家一致认为,鲁迅死于上述疾病基础上发生的左侧自发性气胸。

  

   这个结论从医学上证明了须藤医生误诊,如果死于肺结核是自然死亡,如是自发性气胸,其实是可以抢救的。10月18日凌晨,自发性气胸,如果当时立刻抽气减压,有可能转危为安。

  

   8月5日日记除了写鲁迅夫妇为了儿子去须藤医院之外,还有一件事情更加重要,就是“答徐懋庸文讫”。《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是鲁迅晚年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却不一定是鲁迅自己写的。此文关系整个30年代中国文艺界的思潮变化和派别斗争。

  

   四 “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

   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文艺界至少有六次文学论争,鲁迅卷进了其中的五次,而且都是主角。最后一次就是“两个口号”之争,影响深远,对晚年鲁迅的心力也是消耗巨大。如果说之前鲁迅一直“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那么这一次却是有苦难言。原因是这次论战离文艺思潮远,离政治人事近。以前自以为与右派论争,鲁迅理直气壮;这次是和“自己营垒中人”暗战,鲁迅不大擅长。

  

鲁迅在《花边文学》序言里说,“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 [14] 这里所谓“同一营垒的青年战友”,指的是廖沫沙。廖沫沙60年代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文革”初他和邓拓同属“三家村”。年轻时,革命文青廖沫沙写文章令鲁迅很不开心。详细情况很琐碎,都是一些文字误解,但鲁迅对于这些误解不会忘却。有人化名绍伯,在《大晚报》副刊调侃鲁迅气量狭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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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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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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