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干部”与“官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67 次 更新时间:2022-06-14 10: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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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子东  

   在中国文学史写作上,一般古代或现代文学史,章节标题多为大家名作,比如曹植、陶潜、李白、杜甫、明代四大奇书、《红楼梦》,或者鲁迅(有时分为两章)、茅盾、巴金、曹禺、老舍等。

  

   可是各种“当代文学史”(迄今至少已有72种 [1] )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章节标题大都不用作家名字,而是先分题材,革命历史小说、农村小说等,整个分类颇有计划经济的风格。一方面,的确因为五六十年代文学比较有“计划”,有“文艺军队”的战略部署与战术策略;另一方面,今天说“有高原无高峰”或有争议,回首“十七年”,的确是“有名作无大家”。“红色经典”都是作品比作家有名,题材比风格重要。

  

   《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在这个历史阶段,整整“十七年”或者“三十年”,只有两部小说列入100强——浩然的《艳阳天》和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等,是否也属于20世纪最重要的百部中文小说——我们可以再讨论。但不管怎么样说,王蒙这个短篇的重要性却是毫无疑问的。

  

   一 20世纪后半叶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作家

   王蒙(1934— )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没有之一。王蒙在时间上贯穿始终,在每一个文学转变阶段都有作品,有评论,都引领风骚。王蒙和茅盾一样,既懂政治又爱文学,对两者都十分忠诚。怎么处理文学和政治的紧张关系,是20世纪后半叶的文学家的重要课题,王蒙在这方面有比较成功的平衡和探索(虽然也和茅盾一样,有委屈和困难)。茅盾参与过中共建党,1949年后任文化部部长,王蒙也是文化部部长,而且是作家中极少数的中央委员。王蒙50年代就写长篇《青春万岁》;80年代初《春之声》《布礼》等意识流实验,引人关注;他的《活动变人形》,代表当时反思小说的水准;1989年有《坚硬的稀粥》,后受到批判。王蒙70岁后还不断地推出“季节”系列长篇小说,系统回顾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时,王蒙是唯一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的作家。

  

   但是这么漫长、辉煌的创作过程,在今天乃至今后的文学史上,王蒙先生最重要的代表作,恐怕还是他20多岁时写的短篇《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认为这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最重要的一个短篇?

  

   我的看法可能会令一些人惊讶:因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20世纪50年代的《官场现形记》——可能王蒙先生,或者李伯元醒来,都会奇怪这个联系,容我慢慢解释。

  

   二 20世纪50年代的《官场现形记》

   《官场现形记》,属于“五四”以前的、中国文学前所未有后来也少见的对“官本位”社会形态的全面批判,其文学史价值长期以来被低估。无论是捐官和腐败的必然联系,还是金钱在官场中的运作规则,或者师生、同乡、亲属和性关系在政治制度里的调节作用,乃至商业、军队、外交、救灾等各个领域不同又相通的贪腐规则,李伯元的长篇都有巨细无遗、一视同仁的无差别批判,并且批判还不露感情,讽刺还不显锋芒。小说把官场问题视为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其细节力量和现象分析,远超过思想和时代局限。当然,《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社会批判的广度和细节远远不如《官场现形记》,但是思想高度不同。甚至,王蒙原意不在批判,而是歌颂为人民服务的干部群体,只是稍微指出一点需要警惕、可以改进的地方。但王蒙这篇小说却在半个世纪之后,又一次把官场置于文学矛盾中心,重新成为小说里的中国问题的焦点。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这不完全是王蒙的原意,这是被读者的兴趣、评论家的包围、领导的指示、文学史的书写,最后合力造成的一个文学史现象。

  

   王蒙自己根本不会用“官场”这个话语。有一次和他一起做节目《锵锵三人行》,提到周扬50年代在文艺斗争中的种种策略教训,我好奇说周扬当时会不会有仕途的考虑?比方说官职、权位等。王蒙先生当场就说:在周扬的词典里,恐怕没有“仕途”这个词汇。所以,50年代的王蒙应该也绝不会觉得他所写的是“官场”,而是一个青年教师参加革命工作碰到的问题。小说创作原意就是警惕官僚主义,或者是检讨青年成长历程。

  

   李伯元他们当年认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关键在官场,这个想法被“五四文学”否定了(或者至少轻视了)。“五四”的视野不仅是关注“官”,也不仅是关注“民”,而是关注“人”。第一,关注个人与社会的对抗——清醒的“狂人”,孤独的“超人”,“沉沦”的男人,还有拯救女人而失败的知识分子。第二,观察被侮辱者会不会也损害他人,穷到阿Q、祥子,富到吴荪甫、“财主底儿女们”,最典型的是中间状态的李石清等。第三,体会女人们如何“从困境走向困境”。总之,从20年代到40年代,很少官员主角,华威先生、魏连殳或者病愈候补的“狂人”只是例外。少有官场舞台。“五四”主张“人的文学”,探索官民、穷富之间相通的国民性,并不以为官民必定势不两立、穷富必然你死我活。“五四作家”并不认为解决官场的问题就能解决中国所有的矛盾。官员坏,当然,但换别人做官,会好吗?革命好,诚然,但阿Q的革命梦美好吗?

  

   “官场”在小说中重新出现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小二黑跟小芹的恋爱遭到双方父母反对,更遭到村干部破坏,但最后得到“好官”区长支持,如愿结婚。从赵树理的“解放区小说”开始,小说人物有一个最基本的四分法,“好官”对“坏官”,邪不压正;“先进”帮“落后”,民众进步。“解放区文学”的人物四分法,在美学趣味上是晚清“官民对立”模式的重现和修正。从政治上讲,“好官”加“群众”就等于“人民”,“落后群众”如果不跟上的话,就会失去“人民”的资格。“人物四分法”也是“人民文艺”的关键。

  

   三 革命机器的内部矛盾

   《小二黑结婚》将晚清官场故事模式翻转,过去官场只会压迫人民,现在“新官场”为人民服务。官员/官场的概念,逐渐被干部、领导、同志、公仆等新的话语所取代,隔了十几年,王蒙写的已全部是干部队伍内部矛盾,以全新语境重现官场内部“忠奸对立”的传统模式。毛泽东在王蒙小说里发现官僚主义问题。 [2] 官僚主义这个角度,点出了干部公仆与官员官场两种话语系统之间的隐形联系。

  

   青年教师林震调到组织部工作,十分兴奋,这是很有朝气,十分正直,非常诚实的一个青年,对当时的组织部——正是管理“官场”的机构——充满了期待,眼里不容沙子。小说里群众只是背景,如麻袋厂工人、不收钱的车夫等,大部分故事都发生在组织部里面。林震的上级是工厂建党组组长韩常新,身材高大、衣着整洁,长得英武,但粉刺较多(“粉刺”标志负面角色)。在工作中韩常新弄虚作假、贪图荣誉,到麻袋厂里了解建党情况,对厂长王清泉作风问题视而不见,对厂组织委员魏鹤鸣的汇报情况不闻不听,回头却能写一个非常漂亮的、上级很喜欢的“抓建党,促生产”的总结报告,让林震目瞪口呆。类似的例子多了,林震就去找副部长刘世吾。

  

   刘世吾当然是小说里最精彩的一个人物,没有这个人物,这部小说不会这么出名。刘世吾也是20世纪中国小说中最重要的干部/官员形象之一。这是一个老谋深算的副部长,深藏不露,平时装糊涂,有条件时,办事非常有效率,在我看来,他是一个精致的官僚主义者。当林震因为干预工厂事务受批评时,刘世吾表扬林震动机是好的,但又说“这是一种可贵的、可爱的想法,也是一种虚妄”。林震感觉受挫折时,有个女干部赵慧文,请林震“到我家坐坐好吗?省得一个人在这儿想心事”(本来就是同志间的纯洁关系,坐坐就真是坐坐……后来秦兆阳等《人民文学》编辑修改小说结尾,将林震和赵慧文关系向爱情方向发展了——这也是当代文学生产机制中“集体创作”的一个范例 [3] )。赵慧文家里有小孩,他们一起听柴可夫斯基的《意大利随想曲》,然后就议论组织部的人事关系。

  

   一般来说,能够和在公司单位里的人议论其他同事尤其是领导的是是非非,说明俩人关系不同寻常。但赵慧文和林震也就是议论而已。他们谈论韩常新的问题,也讲到刘世吾,说“刘世吾也有一句口头语:就那么回事。他看透了一切,以为一切就那么回事”。原来赵慧文也曾经像林震一样意气风发、嫉恶如仇,但是在组织部日子久了,单位里压力大了,也就失了朝气、激情。反过来,劣币淘汰良币,韩常新倒是升了副部长。后来,麻袋厂王清泉和魏鹤鸣的冲突又升级了,甚至引起党报的注意,组织部内部就出现了争执、僵持的局面。小说结尾,林震只好去找更大的官——周书记,“隔着窗子,他看见绿色的台灯和夜间办公的区委书记的高大侧影,他坚决地、迫不及待地敲响了领导同志办公室的门”。

  

   总之,干部之间的矛盾,不同层级总有正反双方。厂里有一级,组织部又是一级,说不定之后区委书记与区委常委会又有一级。官场内部的冲突,总要找更高的官员解决问题。理论上,干部应该朝向下看,首先考虑群众利益。实践中,官员却一层层往上看,先看领导意思。这种新的(是吗)官场游戏规则不仅出现在小说里,也出现在小说外——小说发表后才几个月,仅《中国青年报》和《文艺学习》就收到评论稿1300多篇,包括不少著名作家、评论家的文章,很多支持,但也有批判。李希凡说《组织部》“激烈地批评了一个党委机关,一个具体化到北京的一个区委,甚至在它隐射的锋芒上,还不止于此”。 [4] 马寒冰说:“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市果然有这样的区委会,中央和北京市委居然不闻不问,听其存在,这是不能相信的,也是难于理解的。” [5] 正反双方争论果然一级级上升,到1957年3月16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讲话既批评王蒙,更批评李希凡:“王蒙的小说有小资产阶级思想,他的经验也还不够。但他是新生力量,要保护。批评他的文章没有保护之意。李希凡说王蒙小说写的地点不对,不是典型环境,说北京在中央附近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是不能说服人的。” [6] 于是,争论到此为止(马寒冰因批评王蒙而被上级批评,承受不了压力而自尽,再过一年,他的观点又是正确的,王蒙被划成右派)。 [7]

  

   小说里有两个关键点。第一就是林震与刘世吾性格异同,一个激动、热情,一个世故、圆滑,但他们却心心相通。为什么相通?原来他们都爱好文学,都爱好俄罗斯、苏联小说。林震以苏联小说《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当中的女英雄为榜样;刘世吾喜欢看《静静的顿河》。好像在官场里面,不管你是新鲜血液,或者是支撑的树干,看严肃文学的书都是一种有生命力的表现。所以不爱看书的韩常新,刘世吾就看不起他——这个细节,是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官场想象,试图证明官僚主义老将刘世吾可能曾经也有过林震般的初心。放在20世纪中国小说的脉络中看,曾朴他们当年也相信科举“考”出来的官总比花钱“捐”来的缺要好些。时代不同了,但是希望官员喜欢读书,假定知识分子做官至少会好一些——这种作家与读者的无意识文化期待仍然在延续。

  

第二个关键点是林震与刘世吾的仕途命运。如果刘世吾以前也像林震这样,这么激情,这么正直,这么勇敢,那小说是不是也在暗示,将来林震向刘世吾的方向演化、转变也是一种不可避免,是一种规律呢?(再读《静静的顿河》也没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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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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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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