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梁斌《红旗谱》——农村阶级斗争模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59 次 更新时间:2022-06-14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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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子东  

《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及《青春之歌》,是1949—1966年最主要的文学成就。在《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中,这些作品全部没有入选。也许当时海内外专家评委觉得这些小说的艺术价值,够不上“100强”标准。但是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角度看,尤其是当我们试图通过小说来讲述“中国故事”,“三红一创一歌”是一个不可忽视、不可遗忘的板块。


一 贫富矛盾与国共斗争

《红日》《红岩》《红旗谱》都是“革命历史小说”,黄子平在这六个字中间加了两个点,“革命·历史·小说”,一个文类概念变成了三个不同范畴:革命与历史的关系吊诡,历史与小说的界限微妙,革命与小说的缘分更值得玩味。按照黄子平的概括,“革命历史小说”就是“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以此维系当代国人的大希望与大恐惧,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讲述阅读实践,建构国人在这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体意识”。 [1] “三红”任务相同,但又有分工:《红日》描绘军事胜利,《红岩》强调道德信仰,《红旗谱》说明民心归属,主要叙述中国农民为什么会在历史发展中选择共产党,反对国民党。从故事的时间上看,《红旗谱》最早,写的是20年代到30年代抗日前的北方农村。从故事的内容看,《红旗谱》涉及中国革命当中最重要的农民问题。后来的《创业史》《艳阳天》,以及80年代以来的《红高粱》《古船》《白鹿原》等,其实都在延续或改编或重写《红旗谱》的故事。


梁斌(1914—1996)的《红旗谱》表面写两家穷苦农民和一家地主豪门之间两三代的恩仇争斗,实际写北方农村的阶级矛盾如何被引向政治斗争。小说有个序曲,大概20多年前(清末民初),地主冯兰池要砸掉防汛堤上的明代古铜钟。砸铜卖钱,借机强占40多亩“公地”。公地并不属于国家,是当地四十八村村民从前集资购买,古铜钟就是购地证明。农民朱老巩,见义勇为,赤膊上阵,拿铡刀护钟。严老祥也挥斧助战,四十八村村民都来围观。在小说里,在改编电影里,这都是一个非常戏剧性的经典场面。


冯兰池找来地主严老尚,骗走朱老巩,古钟还是被砸。朱老巩吐血而死,女儿也自杀,儿子朱小虎离乡背井闯关东。关于古钟,小说里没有细说,各种文学史和评论也很少提及,其实被砸掉的古钟有某种象征意义,代表了一种传统乡村民间社会的秩序和契约,或者说标志了不同阶级面对河水灾难的一种合作关系。古钟一毁,预示着穷富的矛盾从此不可调和。


小说开篇朱小虎已经40多岁,改名朱老忠,从关东回来,带着老婆贵他娘和两个儿子。此时严老祥的儿子严志和,走投无路正想闯关东,被朱老忠劝下,说关东也没有穷人活路,而且冯家砸钟之仇未报,心有不甘。陈平原曾经总结过中国历代武侠小说的三种主题,第一是“平不平”,第二是“立功名”,第三是“报恩仇”。只有“报恩仇”,才能最大限度拉长小说情节,增加故事动力,给人物行动以足够持久的道德理由。 [2] 朱严两家与冯家本已阶级对立,再延续砸钟世仇,两家后来两肋插刀不变色,明是阶级友谊,暗是侠义道德。


小说男主角,当然是坚决反抗、豪爽仗义、有勇有谋的朱老忠。冯牧说他“是一个兼有民族性、时代性和革命性的英雄人物的典型”,“不仅继承了古代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古代英雄人物的光辉性格,而且还深刻地体现着新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革命精神。” [3] 小说把所有优秀品质都堆在朱老忠身上,中国农民其他还有什么不那么优秀的地方,就找胆小怯懦的严志和、眼睛看不见的朱老明、“封建”固执的老驴头或喜欢吹牛的冯大狗等人来分担。在这部经过反复修改的集体创作中,朱老忠不会犯错,严志和老实巴交。严家两个儿子运涛、江涛,是革命主力,两人相貌接近,性格上也几乎没有分别。朱严两家是小说中的穷人代表。对立面冯老兰,就是当年砸钟的冯兰池,现已60多岁了,绝对的反派,在小说里没做过一件好事,甚至对自己做的任何坏事也没起过任何的怀疑——这是“五四”小说里所没有的人物。现代文学中,伤害子女的七巧,最后手镯“推”到手臂上,也有她的可怜;周朴园对侍萍的虚假忏悔,可能弄假成真。可恶人物亦总有可怜或至少可理解之处,50年代的地主就是刘文彩、黄世仁,还有冯老兰。冯老兰除了整天在阴暗的大院里算账,算计农民、求财、巴结官府以外,还好色,看中良家民女,还要霸占村民养的小鸟,总之,绝对反派。


到了80年代以后,《古船》《活着》《白鹿原》《生死疲劳》也都热衷于写地主,却又是另外一些不同写法了。那是后话。


冯老兰次子冯贵堂,读过“法科”,当过军官,还有点“新思想”,拆了家族祠堂办学校,对于农产品生产销售,也有一点科学改革的想法。当然在维护家族利益上,他和父亲立场一致,因为和保定卫戍司令是同学,直接联系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官僚,所以他的力量比冯老兰还要大。


朱老忠回来以后双方初次较量,竟然是因为一只鸟。运涛偶然捕获了一只漂亮、名贵的鸟,同村少女春兰为鸟笼绣了一个美丽的套。鸟在集市上可以卖不少钱,大家竞投,出钱最多的就是冯老兰。运涛、大贵一看冯老兰要买,故意不卖。地主托人来劝:老兰想要这个鸟,你送他吧,留个人情。他们不肯,结果鸟被猫吃掉了,是大贵的疏忽。而运涛说,你疏忽了,那也没办法,我们原谅。


这个情节不是“一石数鸟”,而是“一鸟数石”,既重新点燃了农民和地主之间的旧仇新怨,又加固了两家农民之间的义气情谊,还透露农民、地主居然有玩鸟的共同兴趣(到60年代这样的细节应该也要删改的)。


冯老兰当然记仇,不仅因为一只鸟,而且因为丢面子。不久军队抓壮丁,他就把朱老忠的长子大贵点出去。朱老忠想,两家四个儿子,有人会武也是好事。他还支持运涛、江涛去读书,好像有长远复仇计划——有文有武。运涛和村里女孩春兰要好,家人不准。春兰爸老驴头,一来嫌运涛家里穷,二来看不惯男女青年自己要好,就痛打女儿,把她关起来。这时冯老兰也贪恋春兰漂亮,派人许诺送车、送牛等,要春兰做小。老驴头也不答应,说辈分不对。春兰是《红旗谱》里形象最鲜明、情感最矛盾的一个人物,真心喜欢运涛。运涛识字,能读《水浒传》,认识了高小教员贾湘农。贾湘农其实是地下党县委书记(作家梁斌当时也是这个身份),祖父也是农民,但父亲是工人(符合先锋队的标准),本人坐过牢。运涛在贾湘农教育下,觉悟提高很快,某天突然失踪——去了南方参加北伐,临走和家人都没说,独独跟春兰告别:“希望你另找一个体心的人儿……”春兰急哭了,“你革起命来,就有好光景了,还看得起我穷人家闺女。”这时运涛才明白春兰的性格,瞪起眼睛说:“不管你等不等我,我一定要等着你!” [4] 郑重其事的山盟海誓,通常预示不幸、意外。失踪半年后,运涛突然来信,说在南方参加革命军,当上了见习连长。严志和对朱老忠说,严运涛做了官啦,当上连长啦!一下子严家在村里的地位瞬间提高,连春兰她爸也换了脸色,“他‘革’上‘命’,也做上官了”,这是农民对革命的理解。整部小说中,这是朱严两家最快乐的时光。想象儿子在远方的军威,盼望革命军快点北上。但是北伐军中途“清党”,运涛是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军队的,于是被捕,还被押到济南监狱。


消息传来,严家陷入灾难。运涛想见家人,怕以后见不着了。家人不只想见面,还想要营救。此时江涛已入保定第二师范,求老师给长官写信。严老师的女儿喜欢江涛——后来不少“红色小说”都有这类桥段,名人士绅富家女儿,常常不理门当户对的追求者,执意喜欢冒险革命的青年。


问题是探监救人都要钱,听到孙子出事,严志和老母气急去世,家里又要办丧事,又要救儿子,要借钱,怎么办?


涛他娘说:“一使账就苦了!”……一家人沉默起来,半天无人说话。江涛想:“上济南,自己一个人去,觉得年轻,没出过远门,没有经验。要是两个人去,到济南的路费,再加上托人的礼情,再加上运涛在狱里的花销,怎么也掉不下一百块钱来。家里封灵、破孝、埋殡,也掉不下五十块钱……”


严志和想:“一百五十块钱,按三分利算,一年光利钱就得拿出四五十块。这四五十块钱,就得去一亩地。三年里不遇上艰年还好说,一遇上年景不好,房屋地土也就完了。要卖地吧,得去三亩。”


涛他娘想:“使账!又是使账!伍老拔就是使账使苦了。他在老年间,年头不好,使下了账。多少年来,利滚利,越滚越多,再也还不清了,如今还驮在身上,一家人翻不过身来。”


这段文字将一个农民家庭的困境、绝境,写得一点也不夸张。无奈之中,他们只好找冯老兰,冯老兰因“鸟”记仇,当然不借。最后严家忍痛卖了三亩宝地。严志和病了,朱老忠和江涛去探监,通过关系,好不容易进到狱中,只见到运涛慷慨激昂喊口号,义正词严表忠心。“打倒刮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读者看了这段,当然佩服他的革命豪情,但也忍不住想:你知道你家人为了来看你,卖了地呵……运涛又对江涛、忠大伯喊,“叫春兰等着我,我一定要回去,回到锁井镇上去,报这不共戴天之仇!”


全知全能的叙事者告诉读者,这时候朱德、毛泽东刚在井冈山会师。运涛和朱严两家还要等很多年。


二 农民抗税与城市学潮

运涛入狱关在济南大牢,江涛接替了运涛的工作。两人外貌、性格、身份都很像。贾湘农派江涛回乡,进行“反割头税斗争”。这是梁斌亲身经历过的一个真实事件。“割头税”就是突然新加的一个税项,农民每杀一头自己养的猪,都要另交几块钱。税名义上给政府,实际是承包给地方富豪来收税。比如冯老兰保证向上交4000块,实际上能收到上万元。


农民已经要交各种地租、杂税,面对新税,一般农民也只能忍气吞声。江涛、朱老忠串联村中一些农民,大家觉得此事不平,一起鼓噪,形成了气势。大贵当逃兵回来,就在自家门口架杀猪锅。本来冯老兰派人架的杀猪锅要收税,但大贵他们说,我们杀猪免费,不收钱。这就形成对阵之势。


通过反割头税,小说写出农民被共产党“鼓动”,不是因为政治口号,而是因为经济实利。杀猪新税是政府通过寻租承包等契约形式联手富人欺负百姓。也就在“反割头税”过程当中,运涛坐牢已经一年,这时村里有农民要给大贵说亲。说谁呢?说春兰。


老驴头说:“老明兄弟!可轻易不到我门里来……”朱老明说:“我衣裳破,瞎眯糊眼的,进不来呀!”老驴头说:“算了吧,你的眼皮底下哪里有我老驴头啊?”朱老明说:“今天来,有个好事儿跟你说说,你喜欢哩,咱就管管,不喜欢也别烦恼。”老驴头呲出大黄牙说:“你说吧,咱老哥们有什么不能说的。”朱老明说:“咱大贵回来了,我说给他粘补个人儿,想来想去想到你这门里……”朱老明和老驴头说着话,他不知道春兰就在炕那一头,做着活听着。她听来听去,听说到自己身上,心上一下子跳起来,一只手拿着活计,一只手拿着针线,两只手抖颤圆了,那根针说什么也扎不到活计上。


这是非常传神的语言,非常精彩的情节。运涛坐牢,无期徒刑,村里人也是实心实意为春兰好,不能一直等,等得年纪大了。朱老忠在村里有点威望,儿子大贵又老实又强壮,本来春兰也应该动心。可是运涛在牢里刚刚一年……接下来村里所有利益相关者——朱老忠、贵他娘、严志和、涛他娘、江涛、大贵自己,人人都得对“粘补”这件事表态,人人都很为难。每个人表态的过程,是《红旗谱》中最精华的段落。对朱家来说,有人帮自己儿子找媳妇,好事;而且春兰,他们都很熟,关系密切。但是又很为难——运涛兄弟还在牢里,能把他的媳妇娶过来?如果问严志和、涛他娘,他们嘴里也说好,因为儿子“无期”了,不能让人家女人一直等下去。可是嘴里说好,心里都不乐意。大贵虽然喜欢春兰,觉得是个好媳妇,可是不好意思说。江涛是读过书的人,更难表态。不知道是朴素的农村道德,还是愚昧的人伦关系,总之是一种锥心痛苦的选择。当然最难的是春兰,春兰嘴里一口否认,这件事,直到整部小说完结,都是一个悬案。


几个主要人物,革命者运涛,大地主冯老兰,逃兵大贵,都围着同一个女人。类似情节《死水微澜》有先例,后来《白鹿原》田小娥更加厉害。为什么在乡村故事而且是“史诗”里,总会出现“一女多男”的情节结构?有多少是现实依据,有多少是读者需求?值得探讨。


“反割头税”从锁井镇蔓延到了县城,变成群众大会,严知孝老师的女儿严萍,看到江涛能在众人面前演讲,激动佩服。开会,慢慢又演变成游行,街上商店也停下来,有人撒传单,从杀猪税联系到其他地租、高利贷……渐渐地,口号就走向政治化,“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土豪劣绅!”同样的混乱场面茅盾早在《动摇》中就描写过,那是真的混乱,50年代《红旗谱》重新描述的混乱只是表象,背后是党的精心计划。县里的保安队也阻止不了群众,人们知道保安队不敢真的动武。游行示威成功,县长宣布暂缓税项,冯老兰遭受损失。从经济不满到政治集会再到游行再到冲突等景象,后来中国的读者都很熟悉。


在运动当中,江涛和贾湘农关系非常亲近。但小说中有一段,有点令人困惑。


他(贾)拿起江涛两只手在火上烤着,问:“嗯,你那位女同志,她怎么样?”又扳起江涛的脸来看了看。他们有一年不见了,今天见了面,心上很觉高兴。流露在他们之间的,不是平常的师生朋友的关系,是同志间的友爱。他几次想把嘴唇亲在江涛的脸上,见江涛的脸颊腼腆地红起来,才犹疑着放开。说:“告诉我,严萍怎么样?”江涛歪起头看了看,说:“她吗?还好。你怎么知道的?”贾老师笑着说:“我有无线电,你的一举一动我都知道。”


这两位是同志,还是“同志”?同志间的友爱,要把嘴唇亲在他脸上?


两人还有一段对话更加精彩。“反割头税运动”成功了,农民杀猪不用交钱了,江涛突然问贾湘农。“闹腾了半天,我还不明白,这个运动的目的是什么?”


贾老师扬了一下眉毛,笑了说:“运动在目前是为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嘛。组织起来向包商主,向封建势力进行斗争,他们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将来要在运动里吸收一批农民积极分子,打好建党的组织基础。”


江涛又问:“落脚石呢?”


贾老师伸出一只拳头,猛力向下一捶,说:“还是一句老话,最终的目的是起义,夺取政权哪!是不是这样?”


也就是说,农民反割头税,是为了不用交钱。贾湘农反割头税,是为了夺取政权。江涛处在两者中间,“闹腾了半天”,始终不知为了什么。


“反割头税”是成功的,接下来“二师学潮”却是失败。小说随着江涛的足迹,从农村写到了城市。一些主张抗日的武装学生,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在保定二师校园里,双方僵持不下。学生们没有食物,出去抢东西,也靠外面的群众“飞饼”——从天上丢一些饼给他们吃。江涛想通过乡亲冯狗子逃出去,又利用女友严萍的关系,请老师严知孝找卫戍区的司令陈贯群说情,但都不成功。在学生们准备强行突围前,军队开始进攻。梁斌本人并没有直接看到血腥的“七六”惨案,他依据同学们的第一手材料,在书的最后部分描写了悲惨结局,有十七八个学生死亡,五六个受伤,三十多人被捕,包括江涛。朱老忠、严志和也赶到现场,但两个老农民帮不了任何忙。这是“红色经典”当中很少没有光明结尾的作品。


三 农村阶级斗争的“红旗谱”模式

怎么评价这部小说?


第一,《红旗谱》提供了一种颇有文学史意义的农村阶级斗争模式。晚清小说写官场压迫民众,但农夫、妓女、地主、仆人都包括在“民众”里面。“五四”小说淡化官场,也写农民被压迫,但较少写反抗。《小二黑结婚》干部重登文学舞台,不仅官分好坏,农民也分先进落后。“人物四分法”到了《红旗谱》规模扩大,结构简化。二诸葛的落后,本来与父威“族权”迷信“神权”有关,三仙姑的落后,则牵涉乡间贫富势利,这些农村社会各阶级分析的细微之处,在《红旗谱》里,都被主要矛盾线索而简化了。《红旗谱》是长篇小说,明明有很多实在的细节,比如砸钟关系祠堂宗族文化,冯老兰儿子还想改变乡村生产方式,严志和、朱老明、老驴头、冯大狗等农户至少也有中农、贫农、佣农之分别……但是小说将这些较复杂的阶级秩序民俗矛盾,迅速概括为穷富矛盾与国共斗争的逻辑关系。《红旗谱》的农村阶级斗争模式本来至少有六个基本要素:穷苦农民、新式学校和地下党,对抗地主加祠堂加国府。但小说淡化了祠堂文化的功能,又直接描写小学老师就是地下党。《红旗谱》的这种农村阶级斗争模式,后来被不少作品重复、增补或者颠覆。《红高粱》在农村社会六元素之外,重新复活了第七种人——土匪,从而救活了革命历史题材。 [5] 《白鹿原》则将这六个要素重新组合,地主也靠国民党政权,穷人也跟共产党革命,但是学校教育和宗法祠堂却从对抗转为联手,于是“政权”“族权”“神权”在乡土层面互相制约。这些20世纪后期的重要作品,都是从《红旗谱》模式的基础上演变发展过来的。


第二,《红旗谱》不仅写农村“反割头税”的胜利,也表现了城镇“二师学潮”的失败。尤其是学生与军队血的对抗,省委撤退指令,是否太晚?贾湘农书记有没有预想到最后结局和代价?作家其实明知这是30年代王明路线的“左倾盲动”,但在50年代仍然选择歌颂英雄。 [6] 一方面《红旗谱》客观展示了革命历史中的错误与代价,另一方面小说还是将教育功能置于历史真实之前。归根到底,“革命历史小说”,也是“革命教育小说”(《红旗谱》《红岩》《创业史》都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组织出版)。


从艺术标准看,小说主要人物如朱老忠、冯老兰,非黑即红,非邪即正,都是类型人物,几乎没有内心矛盾和性格转变。江涛、运涛则是同一人物的变体。小说中越是主角越是扁平,反而一些次要人物严志和、春兰、老驴头等,更有生活色彩。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指出,“这部小说在描写北方民间生活场景和农民形象方面还是相当精彩的”, [7] 一些具体场景,比如乡亲们要将春兰“粘补”给大贵,还有大贵在野地里捉猪等,细节充满泥土气息。


小说作者梁斌(1914—1996),河北人,11岁小学就加入了共青团,亲身参与“反割头税”和“保定二师学潮”。他的作家身份和干部经历几乎同步,1934年就发表小说。抗战期间,担任县委领导,参加地下斗争。1949年以后任河北省文联副主席、作协河北分会主席。《红旗谱》有一个很长的酝酿过程,从1935年的小说《夜之交流》,到1942年写《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红旗谱》中的不同情节,早就在他的这些作品里出现过。真正写作期,是50年代中期,稿子送交中国青年出版社,由萧也牧、张羽等作家帮助修改。萧也牧自己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被批判,可他却为《红旗谱》的改稿做了很多工作。


当代文学生产机制,除了作家干部化和优厚的稿费制度、文学批评以外,还有一个集体创作模式:第一,通常写真实历史事件;第二,原作者是事件亲历者或参与者。“反割头税”时,梁斌自己家门口就架过杀猪锅;“二师学潮”之“七六”惨案那天,梁斌正好在养病,但不少参与者都是他的同学。从长篇结构看,“二师学潮”和整体结构不大和谐,前面讲农村阶级斗争,最后转到城市学生革命,可能是作家坚持要写亲历经验,并想以作品来纪念他的同学、朋友,他们在学潮惨案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作家毕竟在这集体智慧的红色经典中,也留下了一点个人印记。


当然,集体创作还有第三个特点,即编辑部与其他作家的参与,或润色文笔,或拔高主题。另外,不少作品会以未定稿或者征求意见本等特殊的形式出版,我们以后再讨论。


[1] 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9页。


[2]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97页。


[3] 冯牧、黄昭彦:《新时代生活的画卷》,《文艺报》1956年第19期。


[4] 梁斌:《红旗谱》,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以下小说引文同。


[5] 雷达曾称赞《红高粱》:“它与以往我们的革命战争文学都不相像……在审美方式上它是一次具有革命性的更新。”《灵性激活历史》,《上海文学》1987年第1期。


[6] “《红旗谱》中,关于政策问题曾经反复酝酿,开始也曾想正面批判‘左倾盲动’思想,后来想到,书中所写的这些人,在当时都是执行者,当然也有责任,但今天在文学作品中写起来,主要写他们在阶级斗争中的英勇,这样便于后一代的学习,把批判的责任留给我们党的历史家去写吧。”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人民文学》1959年第6期。


[7]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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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上海三联书店,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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