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梁斌《红旗谱》——农村阶级斗争模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2 次 更新时间:2022-06-14 10: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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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子东  

   《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及《青春之歌》,是1949—1966年最主要的文学成就。在《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中,这些作品全部没有入选。也许当时海内外专家评委觉得这些小说的艺术价值,够不上“100强”标准。但是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角度看,尤其是当我们试图通过小说来讲述“中国故事”,“三红一创一歌”是一个不可忽视、不可遗忘的板块。

  

   一 贫富矛盾与国共斗争

   《红日》《红岩》《红旗谱》都是“革命历史小说”,黄子平在这六个字中间加了两个点,“革命·历史·小说”,一个文类概念变成了三个不同范畴:革命与历史的关系吊诡,历史与小说的界限微妙,革命与小说的缘分更值得玩味。按照黄子平的概括,“革命历史小说”就是“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以此维系当代国人的大希望与大恐惧,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讲述阅读实践,建构国人在这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体意识”。 [1] “三红”任务相同,但又有分工:《红日》描绘军事胜利,《红岩》强调道德信仰,《红旗谱》说明民心归属,主要叙述中国农民为什么会在历史发展中选择共产党,反对国民党。从故事的时间上看,《红旗谱》最早,写的是20年代到30年代抗日前的北方农村。从故事的内容看,《红旗谱》涉及中国革命当中最重要的农民问题。后来的《创业史》《艳阳天》,以及80年代以来的《红高粱》《古船》《白鹿原》等,其实都在延续或改编或重写《红旗谱》的故事。

  

   梁斌(1914—1996)的《红旗谱》表面写两家穷苦农民和一家地主豪门之间两三代的恩仇争斗,实际写北方农村的阶级矛盾如何被引向政治斗争。小说有个序曲,大概20多年前(清末民初),地主冯兰池要砸掉防汛堤上的明代古铜钟。砸铜卖钱,借机强占40多亩“公地”。公地并不属于国家,是当地四十八村村民从前集资购买,古铜钟就是购地证明。农民朱老巩,见义勇为,赤膊上阵,拿铡刀护钟。严老祥也挥斧助战,四十八村村民都来围观。在小说里,在改编电影里,这都是一个非常戏剧性的经典场面。

  

   冯兰池找来地主严老尚,骗走朱老巩,古钟还是被砸。朱老巩吐血而死,女儿也自杀,儿子朱小虎离乡背井闯关东。关于古钟,小说里没有细说,各种文学史和评论也很少提及,其实被砸掉的古钟有某种象征意义,代表了一种传统乡村民间社会的秩序和契约,或者说标志了不同阶级面对河水灾难的一种合作关系。古钟一毁,预示着穷富的矛盾从此不可调和。

  

   小说开篇朱小虎已经40多岁,改名朱老忠,从关东回来,带着老婆贵他娘和两个儿子。此时严老祥的儿子严志和,走投无路正想闯关东,被朱老忠劝下,说关东也没有穷人活路,而且冯家砸钟之仇未报,心有不甘。陈平原曾经总结过中国历代武侠小说的三种主题,第一是“平不平”,第二是“立功名”,第三是“报恩仇”。只有“报恩仇”,才能最大限度拉长小说情节,增加故事动力,给人物行动以足够持久的道德理由。 [2] 朱严两家与冯家本已阶级对立,再延续砸钟世仇,两家后来两肋插刀不变色,明是阶级友谊,暗是侠义道德。

  

   小说男主角,当然是坚决反抗、豪爽仗义、有勇有谋的朱老忠。冯牧说他“是一个兼有民族性、时代性和革命性的英雄人物的典型”,“不仅继承了古代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古代英雄人物的光辉性格,而且还深刻地体现着新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革命精神。” [3] 小说把所有优秀品质都堆在朱老忠身上,中国农民其他还有什么不那么优秀的地方,就找胆小怯懦的严志和、眼睛看不见的朱老明、“封建”固执的老驴头或喜欢吹牛的冯大狗等人来分担。在这部经过反复修改的集体创作中,朱老忠不会犯错,严志和老实巴交。严家两个儿子运涛、江涛,是革命主力,两人相貌接近,性格上也几乎没有分别。朱严两家是小说中的穷人代表。对立面冯老兰,就是当年砸钟的冯兰池,现已60多岁了,绝对的反派,在小说里没做过一件好事,甚至对自己做的任何坏事也没起过任何的怀疑——这是“五四”小说里所没有的人物。现代文学中,伤害子女的七巧,最后手镯“推”到手臂上,也有她的可怜;周朴园对侍萍的虚假忏悔,可能弄假成真。可恶人物亦总有可怜或至少可理解之处,50年代的地主就是刘文彩、黄世仁,还有冯老兰。冯老兰除了整天在阴暗的大院里算账,算计农民、求财、巴结官府以外,还好色,看中良家民女,还要霸占村民养的小鸟,总之,绝对反派。

  

   到了80年代以后,《古船》《活着》《白鹿原》《生死疲劳》也都热衷于写地主,却又是另外一些不同写法了。那是后话。

  

   冯老兰次子冯贵堂,读过“法科”,当过军官,还有点“新思想”,拆了家族祠堂办学校,对于农产品生产销售,也有一点科学改革的想法。当然在维护家族利益上,他和父亲立场一致,因为和保定卫戍司令是同学,直接联系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官僚,所以他的力量比冯老兰还要大。

  

   朱老忠回来以后双方初次较量,竟然是因为一只鸟。运涛偶然捕获了一只漂亮、名贵的鸟,同村少女春兰为鸟笼绣了一个美丽的套。鸟在集市上可以卖不少钱,大家竞投,出钱最多的就是冯老兰。运涛、大贵一看冯老兰要买,故意不卖。地主托人来劝:老兰想要这个鸟,你送他吧,留个人情。他们不肯,结果鸟被猫吃掉了,是大贵的疏忽。而运涛说,你疏忽了,那也没办法,我们原谅。

  

   这个情节不是“一石数鸟”,而是“一鸟数石”,既重新点燃了农民和地主之间的旧仇新怨,又加固了两家农民之间的义气情谊,还透露农民、地主居然有玩鸟的共同兴趣(到60年代这样的细节应该也要删改的)。

  

   冯老兰当然记仇,不仅因为一只鸟,而且因为丢面子。不久军队抓壮丁,他就把朱老忠的长子大贵点出去。朱老忠想,两家四个儿子,有人会武也是好事。他还支持运涛、江涛去读书,好像有长远复仇计划——有文有武。运涛和村里女孩春兰要好,家人不准。春兰爸老驴头,一来嫌运涛家里穷,二来看不惯男女青年自己要好,就痛打女儿,把她关起来。这时冯老兰也贪恋春兰漂亮,派人许诺送车、送牛等,要春兰做小。老驴头也不答应,说辈分不对。春兰是《红旗谱》里形象最鲜明、情感最矛盾的一个人物,真心喜欢运涛。运涛识字,能读《水浒传》,认识了高小教员贾湘农。贾湘农其实是地下党县委书记(作家梁斌当时也是这个身份),祖父也是农民,但父亲是工人(符合先锋队的标准),本人坐过牢。运涛在贾湘农教育下,觉悟提高很快,某天突然失踪——去了南方参加北伐,临走和家人都没说,独独跟春兰告别:“希望你另找一个体心的人儿……”春兰急哭了,“你革起命来,就有好光景了,还看得起我穷人家闺女。”这时运涛才明白春兰的性格,瞪起眼睛说:“不管你等不等我,我一定要等着你!” [4] 郑重其事的山盟海誓,通常预示不幸、意外。失踪半年后,运涛突然来信,说在南方参加革命军,当上了见习连长。严志和对朱老忠说,严运涛做了官啦,当上连长啦!一下子严家在村里的地位瞬间提高,连春兰她爸也换了脸色,“他‘革’上‘命’,也做上官了”,这是农民对革命的理解。整部小说中,这是朱严两家最快乐的时光。想象儿子在远方的军威,盼望革命军快点北上。但是北伐军中途“清党”,运涛是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军队的,于是被捕,还被押到济南监狱。

  

   消息传来,严家陷入灾难。运涛想见家人,怕以后见不着了。家人不只想见面,还想要营救。此时江涛已入保定第二师范,求老师给长官写信。严老师的女儿喜欢江涛——后来不少“红色小说”都有这类桥段,名人士绅富家女儿,常常不理门当户对的追求者,执意喜欢冒险革命的青年。

  

   问题是探监救人都要钱,听到孙子出事,严志和老母气急去世,家里又要办丧事,又要救儿子,要借钱,怎么办?

  

   涛他娘说:“一使账就苦了!”……一家人沉默起来,半天无人说话。江涛想:“上济南,自己一个人去,觉得年轻,没出过远门,没有经验。要是两个人去,到济南的路费,再加上托人的礼情,再加上运涛在狱里的花销,怎么也掉不下一百块钱来。家里封灵、破孝、埋殡,也掉不下五十块钱……”

  

   严志和想:“一百五十块钱,按三分利算,一年光利钱就得拿出四五十块。这四五十块钱,就得去一亩地。三年里不遇上艰年还好说,一遇上年景不好,房屋地土也就完了。要卖地吧,得去三亩。”

  

   涛他娘想:“使账!又是使账!伍老拔就是使账使苦了。他在老年间,年头不好,使下了账。多少年来,利滚利,越滚越多,再也还不清了,如今还驮在身上,一家人翻不过身来。”

  

   这段文字将一个农民家庭的困境、绝境,写得一点也不夸张。无奈之中,他们只好找冯老兰,冯老兰因“鸟”记仇,当然不借。最后严家忍痛卖了三亩宝地。严志和病了,朱老忠和江涛去探监,通过关系,好不容易进到狱中,只见到运涛慷慨激昂喊口号,义正词严表忠心。“打倒刮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读者看了这段,当然佩服他的革命豪情,但也忍不住想:你知道你家人为了来看你,卖了地呵……运涛又对江涛、忠大伯喊,“叫春兰等着我,我一定要回去,回到锁井镇上去,报这不共戴天之仇!”

  

   全知全能的叙事者告诉读者,这时候朱德、毛泽东刚在井冈山会师。运涛和朱严两家还要等很多年。

  

   二 农民抗税与城市学潮

   运涛入狱关在济南大牢,江涛接替了运涛的工作。两人外貌、性格、身份都很像。贾湘农派江涛回乡,进行“反割头税斗争”。这是梁斌亲身经历过的一个真实事件。“割头税”就是突然新加的一个税项,农民每杀一头自己养的猪,都要另交几块钱。税名义上给政府,实际是承包给地方富豪来收税。比如冯老兰保证向上交4000块,实际上能收到上万元。

  

   农民已经要交各种地租、杂税,面对新税,一般农民也只能忍气吞声。江涛、朱老忠串联村中一些农民,大家觉得此事不平,一起鼓噪,形成了气势。大贵当逃兵回来,就在自家门口架杀猪锅。本来冯老兰派人架的杀猪锅要收税,但大贵他们说,我们杀猪免费,不收钱。这就形成对阵之势。

  

   通过反割头税,小说写出农民被共产党“鼓动”,不是因为政治口号,而是因为经济实利。杀猪新税是政府通过寻租承包等契约形式联手富人欺负百姓。也就在“反割头税”过程当中,运涛坐牢已经一年,这时村里有农民要给大贵说亲。说谁呢?说春兰。

  

老驴头说:“老明兄弟!可轻易不到我门里来……”朱老明说:“我衣裳破,瞎眯糊眼的,进不来呀!”老驴头说:“算了吧,你的眼皮底下哪里有我老驴头啊?”朱老明说:“今天来,有个好事儿跟你说说,你喜欢哩,咱就管管,不喜欢也别烦恼。”老驴头呲出大黄牙说:“你说吧,咱老哥们有什么不能说的。”朱老明说:“咱大贵回来了,我说给他粘补个人儿,想来想去想到你这门里……”朱老明和老驴头说着话,他不知道春兰就在炕那一头,做着活听着。她听来听去,听说到自己身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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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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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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