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中直接以人力车夫为书写中心的，是1919年末写成并于次年初发表的《一件小事》。再有描写了众生相的《示众》，以数行写一位洋车夫在闹市中拉着车奔跑而不幸摔倒，这两篇都收录在《呐喊》小说集中。《一件小事》的篇幅短小，情节和人物也很简单，最初发表在《晨报·周年纪念增刊》上的时候只占了一块长条豆腐块大小的版面。时任编辑的孙伏园还曾一字一字地数过，这一行动也可见其在鲁迅的小说中以“短小”而引起注意的地方了：“《一件小事》在《呐喊》四小品中，篇幅是最小的。就通行的《呐喊》版本说，它只占了三面零两行。论字数，如只计文字，不计标点与空格，我曾数过一次，只八百七十九字。”(1)《一件小事》的地点不变，故事的发生和结束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几乎让人联想起西方古典戏剧的“三一律”。出场人物一共四个——“我”、车夫、老妇人和巡警，叙述“我”坐在人力车上，由车夫拉着车在清晨少人宽敞的道路上往工作地飞奔而行，途中却不料撞到一位老妇人。“我”料定老妇人是故意“碰瓷”，想要置之不理，车夫却十分正直地坚持要将老妇人扶起并送到巡警驿所，巡警叫“我”再雇车，“我”托他将车费交给那名车夫。车夫的举动使“我”自愧不如，且为此前自己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感到羞愧。
因其情节和人物的简单，《一件小事》曾被认为在艺术上是糟糕的、在文体上是可疑的。如成仿吾就认为《一件小事》“不能说是小说，并且即称随笔都很拙劣” (2)，李长之则认为《一件小事》竟然要属于鲁迅所写小说中“坏到不可原谅的地步”之一：“因为故事太简单，称之为小说呢，当然看着空洞；散文吧，又并不美，也不亲切，即便派作是杂感，也觉得松弛不紧凑，结果就成了‘吗也不是’的光景，《一件小事》和《头发的故事》都属之。” (3)
这些对文体上的“怀疑”，并非针对《一件小事》，如前引孙伏园的文章中就承认《呐喊》中的《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鸭的喜剧》《兔和猫》是四篇“小品”。周作人则认为鲁迅将其收进小说集只是出于出版条件的限制：“这一件事可能是实有的……当时也并不一定算是小说，假如在后来也就收入杂文集子里算了，当初这《呐喊》还是第一册出版的书，收在这里边，所以一起称为小说。” (4)这意思是说，《一件小事》只因为写成和将集结出版的时间巧，所以才能被“充数”放进小说集中罢了，但经过考证，(5)我们已经能知道《呐喊》的出版提案与筹划周期长达两年余，其间鲁迅对稿件和装帧都做了许多修改和要求，连错别字都一一订正了。这样的认真程度却能容忍一篇自己都把握不清的稿子放进自己定位为“小说集”的初著中滥竽充数？且此种推论，实际上也暗含了在文体和技巧上对《一件小事》的不认可，多少带了偏见。新时期以后，对《一件小事》的文体讨论也没有停止，这时有“散文化的小说”说法，(6)比起此前或直接归为“不成熟”“初创期的必然阶段”“分类失误”，或将“小品”换成“散文”(7)的附类更有理可依。
尽管《一件小事》在文体上的“暧昧”使其多受批评，但其反映人力车夫的内容题材与体现出的自省思想也使其得到肯定。如茅盾就辩护道：“《一件小事》……便是很深刻的自己分析和自己批评。《一件小事》里的意义是极明显的，这里，没有颂扬劳工神圣的老调子，也没有呼喊无产阶级最革命的口号，但是我们却看见鸠首囚形的愚笨卑劣的代表的人形下面，却有一颗质朴的心，热而且跳的心。在这面前，鲁迅感觉得自己的‘小’来。所以我对于这篇‘并且即称为随笔都很拙劣的《一件小事》’——如一位批评者所说，却感到深厚的趣味和强烈的感动。” (8)孙伏园说：“篇幅虽然小，内涵的问题却不小，在作者思想的进展上所占的地位颇大；所以《一件小事》的‘小’字，只有文艺的真实性，没有客观的真实性。” (9)
《一件小事》中存在两处单纯的对比转换，一是“我”在心理上的转变和情绪上的前后对比，二是“我”和车夫在道德上的“小大”变化和颠倒，这两组对比转换几乎组合起了整篇小说的结构和人物情节的出场及发展。所谓心理和情绪的对比转换简单地来说就是一种“先抑后扬”的手法，“我”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中是“一天比一天的更看不起人”的“坏脾气”，“因为生计关系，不得不一大早在路上走”“向车前横截过来”“破棉背心……终于兜着车把”等（下标了着重号的）用词，都隐晦地表露着“我”的不平心态。到了小说高潮部分老妇人摔倒在地，“我”的心理独白就更为直接了：“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又没有别人看见，便很怪他多事，要自己惹出是非，也误了我的路……我眼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憎恶。车夫多事，也正是自找苦吃，现在你自己想法去。” (10)
怪老妇人“碰瓷”、怪车夫不明就里还多管闲事、怪他们都碍了自己的事，要让车夫坐视不理、要让老妇人自作自受、要让自己的利益不能受损一丝一毫，“我”在小说前半段正是这样一个怀抱着“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 (11)一切的人。转折点出现在车夫坚持要将老妇人送去巡警分驻所“主动调解”，并且宁愿放弃自己即将到手的车钱时，随着环境描写中的风由“刮得正猛”到“小了”再到“全住了”，我的心境也由对他人充满恶意的怀疑一转而为“诧异”直至“惭愧”，这既是一次完整的自省，也显示出情绪前后的两极差异对比。
第二组对比即文中直写的“小大之比”：“我这时突然感觉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12)这段文字显然是夸张的写法，也几乎可以素描成为漫画中的最后定格场景，实际上反映的还是“我”自省的过程，只是将情绪感受以文字的形式漫画化了。也就是说，小说中两组结构性的对比都是为“我”的自省发生、完成而铺垫或设置或服务的，且这一结构设计是较为直接和明显的，也因此《一件小事》常被认为是“既然很短，意思又很是明白，所以没有需要说明的地方”。 (13)
钱理群以“多疑思维”来阐释这一过程，认为“在《一件小事》里，实际上是存在着两种思想（正反题）的：‘怀疑’与对‘怀疑’的怀疑（否定）……由于车夫的行动的启示，通过对怀疑的怀疑（否定），达到了某种‘肯定’（‘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14)他将此与鲁迅1922年所作的《无题》一文进行对照互读，此文实际叙述自己买西点时对伙计用手挡住糕点而防偷的行为由果然如此的愤怒至竟非如此的惭愧的心理变化过程，其情感转换结构与《一件小事》是极为相似的。尽管和另一篇杂文相似且都能从其中提炼出共通的一条情感/思维逻辑，但《一件小事》毕竟是小说，我们还应当看到鲁迅在创作时为了清晰地显现这两组对比、突出小事情大撼动的效果，对这一结构之外的枝桠进行了怎样的修剪和添色。
一般认为，《一件小事》是“五四”时期人力车夫题材中重要的一篇，更早的是1918年胡适、沈尹默发表于《新青年》四卷一期的同名诗歌《人力车夫》，刘半农发表于四卷二期的《车毯》，陈绵的短剧本《人力车夫》也发表在《新青年》（1920年第5期）上。另外还有汪敬熙1919年发表在《新潮》的小说《雪夜》，徐志摩1923年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谁知道》《先生！先生！》和郁达夫1925年发表在《太平洋（上海）》的《薄奠》等，各种文体都有与人力车夫相关的创作实绩。那么，《一件小事》中的车夫与其他作品中的相比有何异同呢？
以上列举的同类作品中最令人感到不幸的其中之一是少年幼童也被逼得要去拉车。在胡适的《人力车夫》中，车夫是一个年仅十六岁却已经有着三年拉车历史的少年，比起他人的同情，金钱和生存是他更急迫的考虑：“客问车夫：‘今年几岁？拉车拉了多少时？’车夫答客：‘今年十六，拉过三年车了，你老别多疑。’客告车夫：‘你年纪太小，我不能坐你车，我坐你车，我心中惨凄。’车夫告客：‘我半日没有生意，又寒又饥，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我年纪小拉车，警察还不管，你老又是谁？’客人点头上车，说：‘拉到内务部西！’”(15)汪敬熙的《雪夜》中的车夫虎儿因为父亲吸鸦片和酗酒不事工作，母亲和妹妹也不能挣钱，只能以自己的拼命拉车担起整个家庭的经济责任。小说中的虎儿十五六岁，同前诗中的小车夫一样，在十二三岁的年纪就迫于生存去拉人力车了，因此这篇小说甚而可以看作是《人力车夫》的“后传”。虎儿“身体短小，形容干枯……弯着腰，缩着头，两肩耸起，冷的口里直吁气”， (16)这样年纪就要在外拼命拉车挣钱，在家还要受父亲的打骂和指使，终于在一个雪夜里倒下了。这两篇作品都强调了车夫的年幼，也因而更显出世道的艰难和作者由此而来的于心不忍或道德困境，但未成年人何以就已经在拉车且“警察还不管”呢？
据史谦德在《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一书中的考证，早在1913年警局就有明文对街上洋车夫的行为和着装作了规定：“凡是低于18岁或超过50岁者、身体孱弱者、患传染病或有不良习惯者、长发者、酷暑严冬不戴帽者、赤膊赤脚者，都不准拉车。” (17)可知未成年者做人力车夫是被明令禁止的，警察之“不管”并非无需管，而是有意或无意地“没法管”。据1922年《京报》上所载《修正车夫规则》，警厅曾将车夫的年龄下限改至15岁：“京师警察厅因管理人力车规则前次所订者不甚适用，现由本厅详加修正……年在五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如犯以上七项之一，即行停止营业。” (18)同时，据社会学家实地走访调查，发现15岁左右的车夫仍占6%左右，其原因则是“近年来警界人员往往欠饷不发，以致对于管理人力车细则，未能认真办理。在街上往往发现十三四岁的儿童拉车，巡警也不过问。实因北京贫民太多，非有为他们根本筹生计的办法不可”。 (19)由此可见，胡适与汪敬熙所写的年少而车夫确为当时的社会实情，但选择将这部分实情作为人物的设定之一，则必定是作家们的“有意为之”。胡适笔下的人力车夫年幼而世故老成，直接用言语“解决”了“我”人道主义的道德困境；(20)汪敬熙笔下的人力车夫同样年幼，且不但在外辛劳，就是在家庭内部也受欺凌，因此作者所要指涉和批判的问题就不只是人力车夫这一职业的“有违人道”，还有鸦片、家庭专制对孩子的迫害，两作或隐或现，都可视为一种带有控诉色彩的悲剧作品。
对车夫工作恶劣环境的描写和渲染，其落脚点依旧是在突出车夫之悲剧色彩。如刘半农的短诗《车毯》，写车夫宁愿自己忍受寒冷，也绝不舍得动车上用来招徕客人的毛毯：“天气冷了，拼凑些钱买了条毛绒毯子，你看铺在车上多漂亮，鲜红的柳条花映衬着墨青底子。老爷们坐着车，看着毯子，亦许多花两三铜子。有时车儿拉，汗儿流，北风吹来，冻得要死。自己想把毯子披一披，却恐身上衣服脏，保了身子，坏了毯子。” (21)顾颉刚的短诗《春雨之夜》叙述车夫冒雨拉客回家，想多要些赏钱却被拒绝，羡慕着客人的家灯常亮，孤身的车夫最后只能把自己的人力车当作爱人，假想一些无法被满足的心愿。但在这种浪漫的氛围中，批判的力度也因此被削弱了：“夜深了，雨渐渐大了，人力车夫挣扎前行：大雨湿了上身，污泥沾满了下身，那避不了的汽车，如雷如电的飞来，激起一潭浊水，更溅得没头没面……到了家门口，他说，‘今天路途难走，请您多赏几个车钱吧！’雇主奔了进去大声嚷道，‘坐了好久的车，冻得两脚冷如铁，还要争钱！’……那惨淡的灯光，再照不到路上行人，那寒风猛雨，仿佛特地把交通断了……这时候，背上的汗也成冰了，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了，他的情侣，只有那一辆车，一盏灯了。” (22)王含光的短诗《雨天的洋车夫》则描绘了车夫在下雨天气里泥泞道路上更艰难拉车的场景，与车上顾客的安逸作对比，怒斥出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不公：“风正烈，雨正浓，可怜那洋车夫在泥泞路上行。风吹雨打的洋车夫，衣透了，鞋漏了，只道声‘行路难！’因他要吃饭，还努力着做工。坐车的如在屋中一般的舒服，吹人的冷风，湿人的急雨，于他们用金钱可以避御。同是人类而他们当奴隶，万恶的金钱！造出许多的不平等。” (23)
另一大不幸是车夫在工作中的意外伤亡。陈绵在1920年发表的短剧本《人力车夫》，叙述了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边缘挣扎的车夫一家四口，车夫李二是家庭中的经济支柱，某天却在拉车途中被汽车撞伤。巡警司空见惯地不作为，是一位路过的大学生向其伸出援手：“李二（手里拿着一节折断的车把，头上，流着血，慢慢的坐在炕上。）嗳呦！……李氏（脸色变白了，颠着说。）你这……这是怎么一回事？（颠着，撕下了衣襟，替李二缠头。）李二（喘着。）让汽车给碰啦！巡警看着汽车跑……没一个人管我……多亏这位先生，扶我回来。” (24)郁达夫的小说《薄奠》中，车夫是个真诚朴实的壮年汉子，一家上下都在节衣缩食只盼着早日能买下一部属于自己的二手人力车。主人公见了他的困境，有意将一块表悄悄留在车夫桌上，希望能在经济上稍加帮助，但车夫却坚持自己的不能要。主人公为之感动，由此对他的愿望在将来一定能实现抱有十分希望，却在不久后听到他的噩耗：“她的男人，前几天在南下洼的大水里淹死了。死了之后，她还不晓得，直到第二天的傍晚，由拉车的同伴认出了他的相貌，才跑回来告诉她……后来她自己也跳在附近的一个水池里自尽过一次，经她儿子的呼救，附近的居民费了许多气力，才把她捞救上来。” (25)主人公听后大感世事无常、天道不公，起初只是为车夫也为他的家人难过。然而当主人出钱为车夫从冥衣铺买来一辆纸糊的洋车，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路上时，在路人异样的眼光中，这种难过转而变为恼怒及至为出离的愤怒，且无可抑制地要为无法再发声的死去的车夫和被巨大悲伤打击到无言的车夫遗孀，向旁观者们、向世道大吼控诉：“猪狗！畜生！你们看什么？我的朋友，这可怜的拉车者是为你们所逼死的呀！你们还看什么？” (26)
《薄奠》的篇幅较《一件小事》长出许多，但同《一件小事》一样，车夫在小说中始终没有具体的姓名，只是一直以“车夫”或“他”代称，这在技巧上达到了以一个人物指代一类人的效果。另外，直到不幸溺亡之前，《薄奠》中没有特别明显的悲剧因素，车夫的正面形象与品质同《一件小事》的走向也很相似。但两者毕竟要表现的对象和要表达的情感不同，《一件小事》的重点在“自省”，《薄奠》的基调则是“控诉”。郁达夫此篇超出了其他对车夫悲剧作单纯暴露的作品，其包含的巨大情感能量在小说结尾“我”的大声控诉中达到了集中爆发，逼着读者不得不去正视和解决问题，其感染力和推动力是层层递进而且力透纸背的。
其实，人力车夫在拉车时往往会遇到种种突发状况，人身安全和尊严都很难得到保障。检阅当时各大小报刊，更频频可见车夫的种种悲惨遭遇，可见尊严之可笑、生命之脆弱、命运之不公。如1900年8月的《申报》就有《车夫猝毙》新闻，言一车夫在路中《陡患急病旋即倒毙》；1900年9月的《新闻报》有《车夫淹毙》新闻，一车夫为客人拉行李行至桥上时，因为鞋掉了不得不去捡，一不留神便失足淹毙；《申报》1902年3月和9月也登载有标题为《车夫伤毙》《车夫跌毙》的新闻。又有1920年《京报》一篇纪实，叙述车夫在繁华路段等生意，一位年轻顾客上车并要求车夫快快加速，承诺多给车夫一枚铜元。车夫于是卖命拉车奔跑，最后猝死在自己的人力车旁：“某日，一少年自高矗云际之层楼下，手持杖头跄行，频频视其臂上之时计，似有别约急待赶赴者。且行且呼曰洋车……洋车。于是人力车咸奔至，争先恐后……少年乃登，挥手杖叱曰走。少年坐车上，复促之曰快拏……快拏，可多给铜元一枚……车夫惊喜，绝尘而驰……越日，城西某校前，发现一男尸，僵卧于人力车侧……询之居人谓死者为人力车夫，昨日由某处载一少年狂奔至此，甫停车而气绝……噫，此人力车夫竟死于一枚铜元矣。” (27)
几乎每年每月各大小报纸都有类似新闻刊载，史谦德如此总结道：“北京的报纸经常报道车夫在拉车时猝死，或者被人发现横尸街头或坐毙在车中。车夫们忍病拉车，病魔缠身却无法休息。根据警方的观点，死伤车夫中部分是‘飞跑’所引起的，车夫们奋力疾奔，以便在一天里赚更多的钱，拉更多的客。警方曾试图禁止‘飞跑’，但是在北京拉车这一行当的现状，使得限速和其他这方面不合理的措施很难推行。” (28)尽管陈绵的《人力车夫》和郁达夫的《薄奠》中的人力车夫都遭受着生活的重压和生命的威胁，尽管悲剧的大小不可被比较，但至少还有人曾向他们伸出援手，记得他们并为他们祭奠，现实往往是更让人不敢见闻的惨状。对读“五四”作家与各大小报刊对人力车夫的书写，会发现所谓新文学作品在内容上和当时报纸上的报道其实差不离，甚至在技巧手法上也未必超出后者几高，某种程度上缀连构成了一种在人物、情节和叙事上都有迹可循的悲剧问题式“类型书写”。
与之对照可以发现的是，鲁迅在《一件小事》中几乎没有着墨于车夫的外貌、形体，而是侧重于他的行为动作，我们几乎找不到作者带有明显意图的类似上述强调人力车夫身上悲剧的语句。唯一对车夫外表做了修饰性描述的是“满身灰尘的后影” (29)，但这也是为了和“我”的光鲜“皮袍”作比较的一部分。更详细地说，是没有突出车夫不幸的描写，且似乎刻意淡化了其他作品中可能在车夫身上出现的“悲剧因素”，使他成为一个极为常见的普通车夫形象。这样的“淡化”，使得读者读罢后留在脑中的只有小说结尾那个高大到需要仰视的背影，由此，读者的视角与“我”的视角合二为一，达成了情感上的共振。
鲁迅不写人力车夫之悲惨，也许是小说材料本身就不具备，这已经无从考证，但就作品而言，材料到小说之间，一定是作家经过考量之后的创作筛选与呈现。《一件小事》中塑造的车夫既不年幼，拉“我”的那天的天气亦佳，甚至身体比“我”还健壮，一切都显示着“普通的日常”。在这三个面向上，《一件小事》与“五四”同时期其他人力车夫题材的作品完全背道而驰，但自省的情感力度却不亚于前面的控诉、愤怒或无奈，是一种在“几乎无事”的环境里的心灵地震，因此可称为“反类型书写”。
相较而言，不正写人力车夫而写作为雇主的自己之悲惨可怜的《一件小事》，尽管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人力车夫题材作品的固有“类型”写法，但也成了“否定之否定”的另一端。加上鲁迅自《一件小事》之后也不再继续人力车夫的书写，甚至可以认为，“人力车夫”对鲁迅而言已经由一个具体的对象转为自省的一种“符号”或“习惯”。因此，我们可惜地看到，“五四”后期的同题材作品在此后总无法超越对车夫的旁观式的同情和对自身的反思这两端，对此类作品的评价阐释也总不出“劳工神圣”“阶级论”和“知识分子反思”的范畴。直至1936年老舍将车夫作为主人公，描刻祥子起伏跌宕的一生，突破了此前人力车夫书写“虎头蛇尾”的类型与反类型定式，也是“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 (30)的历史上演。
注释
(1)孙伏园：《<一件小事>——<呐喊>谈丛》，章征天等编：《孙氏兄弟谈鲁迅》，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81页。
(2)成仿吾：《<呐喊>的评论》，李何林编：《鲁迅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页。
(3)李长之：《鲁迅批判》，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67页。
(4)周作人：《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41页。
(5)参见陈子善：《<呐喊>版本新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8期；施晓燕：《鲁迅小说集<呐喊>新潮社初版溯源》，《鲁迅研究月刊》2023年第8期。
(6)参见叶德政：《鲁迅<一件小事>等文的文体思考》，《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我认为鲁迅的小说《一件小事》等篇章的写法的特色，不但不能说它‘是不太成熟的痕迹’，而且是一种创新，这创新的主要特点便是小说散文化倾向。”
(7)林非：《<呐喊>中的散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刊》1983年第2期。
(8)方壁：《鲁迅论》，李何林编：《鲁迅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5页。
(9)孙伏园：《<一件小事>——<呐喊>谈丛》，章征天等编：《孙氏兄弟谈鲁迅》，第181—182页。
(10)(29)鲁迅：《一件小事》，《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1—482、482、482页。
(11)鲁迅：《记念刘和珍君》，《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页。
(12)鲁迅：《一件小事》，《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82页。
(13)周作人：《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41页。
(14)钱理群：《鲁迅“多疑”的思维方式——兼谈对<一件小事>的一点看法》，《走进当代的鲁迅》，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页。
(15)胡适：《人力车夫》，《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1918年12月）。
(16)汪敬熙：《雪夜》，《新潮》第一卷第一号（1919年1月）。
(17) [美]史谦德：《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袁剑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2021年版，第64、55页。
(18)季：《修正车夫规则》，《京报》1922年6月24日。
(19)李景汉：《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社会学杂志》第二卷第四期（1925年4月）。
(20)王彬彬：《知识分子与人力车夫——从一个角度看“五四”新文化阵营的分化》，《钟山》2003年第5期。
(21)刘半农：《车毯》，《新青年》第四卷第二号（1918年2月）。
(22)顾颉刚：《春雨之夜》，《诗》，1922年第一卷第2期。
(23)王含光：《雨天的洋车夫》，《新天津副刊》1925年第7期。
(24)陈绵：《人力车夫》，《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1920年4月）。
(25)(26)郁达夫：《薄奠》，《太平洋》第四卷第九号（1925年）。
(27)憶公：《人力车夫》，《京报》1920年11月1日。
(28)[美]史谦德：《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第55页。
(29)鲁迅：《一件小事》，《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82页。
(30)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第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232页。
文章来源：《上海鲁迅研究》202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