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东南亚地区迎来了大量来自中国的南下文人，他们多在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工作，其中素有盛名的有谭云山、许杰、郁达夫、胡愈之、沈兹九、张楚琨、汪金丁（金丁）、巴人（王任叔）、刘延陵、杨骚、凌叔华等人，这些人都在东南亚各国居住过，同时也从事相关的文学工作，也有一些文化过客，如老舍、巴金、徐志摩等人，他们因为各种原因在东南亚逗留过一小段时间。当然也有从未来过东南亚的中国文人，如鲁迅、郭沫若、闻一多等人，但因为他们的文坛地位，其文学影响对东南亚文学的成长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其中影响最深远的当属鲁迅，张天白认为“南洋文化人，对于鲁迅先生有‘师生关系’或什么往来的，恐怕非常之少，但是，对于鲁迅先生的认识，恐怕是再亲切也没有的。只看鲁迅先生生前著述，到处受人欢迎，和鲁迅先生逝世的当时，全南洋的文化人（只要是文化人），都表示万分的关怀与悼念，就知道南洋文化界怎样欢迎鲁迅先生的精神，和鲁迅先生对南洋影响之大”。章翰（韩山元）曾这样概括：“鲁迅是对马华文艺影响最大、最深、最广的中国现代文学家。作为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鲁迅对于马华文艺的影响，不仅是文艺创作，而且也遍及文艺路线、文艺工作者的世界观的改造等各个方面。不仅是马华文学工作者深受鲁迅的影响，就是马华的美术、戏剧、音乐工作者，长期以来也深受鲁迅的影响。不仅是在文学艺术领域，就是在星马社会运动的各条战线，鲁迅的影响也是巨大和深远的。长期以来，确切地说，自鲁迅逝世后的四十年，鲁迅的高大形象，一直鼓舞着人民为正义的事业而奋斗。鲁迅一直是本地文艺工作者、知识分子学习的光辉典范。我们找不到第二个中国作家，在马来亚享有像鲁迅那样崇高的威信。”印度尼西亚著名华文作家黄东平在《一名与会者的心声》中坦承从事文学事业是受到中国新文学的影响，尤其是当年的左翼文学特别是鲁迅的影响。
精神偶像：“五四”新文化南传及巨大影响力
新马文学界注重鲁迅及其作品中的政治内涵和反抗精神，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鲁迅思想的深度发掘。早期的东南亚批评界和创作界并没有单独论及过鲁迅，鲁迅最初在马华文学界的登场可以追溯到1925年，这个时候鲁迅的影响是巨大的，同时也呈现出两极化的趋势。一方面鲁迅及其文学作品已经开始广泛影响东南亚本土文艺，如拓哥呼吁我们要发出“赤道上的呐喊”，南奎就认为南洋文学应该“呐喊几声”，要用微弱的声音去达到“呐喊者自呐喊”的效果，鲁迅文艺观成为当时批评家重点演绎的对象。即使在深受中国左翼盲目批评鲁迅的特殊时期，也有东南亚评论家站出来撰文力挺鲁迅，认为在南洋，如果能够有像鲁迅张资平那样的写小说的作家，那就好极了，因为“鲁迅派能使人们的心受着打击，而张资平派却能使有点革命性的青年愤激”。另一方面，当时东南亚文坛受到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以及国际上左翼思潮的影响，在马来亚兴起了所谓的“新兴文学”，在政治立场和文学立场上，与当时“围攻”鲁迅的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文人接近。1930年3月19日，化名为“陵”的作者这样评价：“鲁迅、郁达夫一类的老作家，还没有失去了青年们的信仰的重心。这简直是十年来中国的文艺，绝对没有能向前一步的铁证。”在这篇文章中，鲁迅被认为是阻碍中国新文学发展的“首席老作家”，是注重乡土风味的，接承19世纪左拉自然主义余绪的肉感派的消极落后者。另一位署名“悠悠”的作者认为鲁迅属于过去社会的文学，已经不再适合现在的社会了，“现在所需要的是普罗文艺，鲁迅既不是普罗文艺的作家，我们只当他是博物院的陈列品”。总体而言，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新兴文学的左翼话语下对鲁迅是批判姿态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当时马华文学界并没有很清晰的马来亚国族意识，更多的是将自己看作是中国新文学在东南亚的一个分支，因此对鲁迅的批判自然会倾向于激进的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认为“南洋文艺的方向应该无疑义地是‘普罗’底的，……（我们不至于）只是希望着有鲁迅似的‘绍兴师爷’的笔调描写这儿的人生”；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因为出于地理、人文环境等原因，东南亚地区和中国大陆之间的文学交流不能同步，东南亚本地文艺工作者跟随激进文艺路线，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本地文艺（特别是南来文人）在中国文学母体中的分量。吊诡的是，等到左翼文学主张的倡导在东南亚文坛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具有相当的话语权之后，本地文艺工作者又开始重新追随鲁迅，继承其开创的“五四”启蒙和国民性批判的文学传统。
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鲁迅成为中国左翼文坛的盟主，东南亚文艺界也开始调整对鲁迅的态度。东南亚文艺界不少作家把鲁迅当作导师，在写作中不断引用鲁迅的话作为自己写作的论据，而且鲁迅的一些文艺主张也被东南亚作家接受和传播，如马达针对当年的“两个口号”之争，认同鲁迅对于“国防文学”概念不清的认识，同时也批评当时左翼文坛的“关门主义”倾向。陈玉兰认为作家要继承鲁迅先生的实干精神，不要“空口争论”。阿生认同李润湖提出的提高文化水准的期望，不过也提醒批评文章不要像鲁迅笔下的阿Q那样无的放矢地批评同道。当时马华文坛响应鲁迅的文学路线，提出了“反封建的民族自由更生的大众文学”口号，方修认为这一口号来源于鲁迅，直接相应了“五四”文学传统中重视思想启蒙，强调反封反殖的革命路线，是马华文学思潮的一次重要发展。
1936年6月鲁迅病重的消息传到马来亚地区，本土文艺界人士非常关注。南鸿在文章中表达对鲁迅的敬意，称之为“中国文坛的灯塔，黑暗与光明正在斗争中的指路碑”。鲁迅病逝的消息传到东南亚后，当地华文报章发表了大量向鲁迅致哀致敬的文章。如《南洋商报》在1936年10月20日第二版刊出鲁迅逝世的消息。同一天，《星洲日报》《南洋商报》《星中日报》《光华日报》都刊发了鲁迅逝世的消息和数十篇悼念性的文章，都是强调鲁迅的逝世是文化界的大损失，向鲁迅先生之灵致敬，这些都让我们认识到鲁迅在东南亚文艺界的崇高地位。之后，梨涡《关于鲁迅的死》（《南洋商报》副刊《狮声》1936年10月22日）、紫凤《文化界的大损失》（《南洋商报》副刊《狮声》1936年10月22日）、刘郎《悼鲁迅先生》（《星洲日报》副刊《晨星》1936年10月21日）、陈烘《纪念鲁迅先生——读了他的杂感集后的掇拾》（《星洲日报》副刊《晨星》1936年10月22日起连载），还有《星洲日报》《新国民日报》《光华日报》《中华晨报》都刊出了鲁迅纪念专号。如《星中日报》副刊《星火》在1936年10月23日刊出4篇文章：分别是曙明《吊唁群众的导师——鲁迅》、陈培青《悼念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的思想转变及其他》、崭新《关于鲁迅先生》和辛辛《悼鲁迅》（诗歌），在1936年10月24日又刊出剑濡《鲁迅在中国的新文学堡垒中》、佐藤春夫《现代第一流作家鲁迅》、陈培青《悼念鲁迅先生》的续文。再如《南洋商报》文艺副刊《狮声》1936年10月24日的“纪念鲁迅专号”：阿剌《悼鲁迅》、阿生《这样的战士——悲悼鲁迅先生》、焉求《关于鲁迅》、军笳《向鲁迅先生之灵致敬》、二克《纪念鲁迅先生》。《南洋商报》副刊《文漫界》刊出英浪《导师鲁迅》（木刻）、戴隐郎《致敬》和新人《纪念因著述过劳而逝世的鲁迅》，还有一首诗歌《悼导师鲁迅先生》，作者是戴隐郎。1937年10月，在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的日子，东南亚文艺界、教育界、出版界、新闻界以及其他各界人士，在大世界体育场举行了盛大隆重的纪念大会，参加人数两千人。大会主席是青年励志社负责人胡守愚，也是当时《星中日报》的编辑主任。报告鲁迅生平的是无天，著名话剧家，时任新加坡业余话剧社负责人。当天参加纪念大会的团体单包括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馆、星中日报、上海书局、新国民日报、星洲日报社、总汇新报、民众学校、华侨中学、福州会馆等20多家报业、学校、会馆等机构，大量的知识分子、工人、学生的参与，对于扩大鲁迅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二战前东南亚文坛纪念鲁迅的活动，一直持续到1941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东南亚地区才告一段落。这一时期鲁迅研究总体而言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强调鲁迅战斗性的一面，突出他与黑暗社会制度的抗争精神。流浪认为鲁迅一生充满着反抗和战斗精神，他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绅士阶层的贰臣，同时又是“一些浪漫谛克的改革家的诤友！”再如《光华日报》（1937年10月19日）发表了寄鸿《抗战期中纪念鲁迅导师》，认为国难严重、时局纷乱之时，世界损失了一位革命文豪高尔基导师，中国方面也损失了一位文学青年的导师鲁迅先生，他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而且是提倡民族解放战争的文坛台柱。“在去年国难非常严重，时局也非常纷乱的当儿，世界损失了一位革命文豪高尔基导师；中国方面也损失了一位文学青年的导师鲁迅先生。这两个文坛巨人的逝世，使前进阶层的哀悼不过。他们的肉体虽已‘物化’，但那崇高伟大的精神，却仍缭绕于每个文人的脑膜上，永世不灭。……鲁迅导师一生不以虚荣为事业，虽在极艰难险恶的处境中，不息的努力，虽在病中，也喊着要赶快做。他是为民族为社会而努力的。”“鲁迅导师”的名头从这个时候开始不断出现在东南亚华人作家的表述中，而其中的“坚决刚毅的战士态度”则是最为东南亚文人所敬佩之处。还有同一版志明的《纪念鲁迅先生》、白莎《纪念鲁迅先生！》都强调鲁迅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伟大的时代巨人。南来作家张楚琨也提醒南洋文学界，学习鲁迅并不仅是学习他的行文措辞造句，还要学习他那种泼辣英勇的战斗精神。
其次是延续着对鲁迅的敬仰之情，强调鲁迅在东南亚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李润湖认为鲁迅与巴比塞、高尔基一样，是人类思想主潮生出的“骆驼一般的文化导师”。丘康写于1939年的《七七抗战后的马华文坛》，认为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之父，所有进步阶层的代表者，对鲁迅先生是极推崇的，就如马华文艺界从他逝世之日起，以出特辑、开会等纪念方式，将鲁迅先生的战斗精神永远刻在马华文艺工作者的心上，“马华文艺界从他逝世之日起，纪念的方式，出特辑，开会纪念。……鲁迅先生的精神，活着，永远活在马华文艺工作者的心里”。章翰认为随着日本侵略东南亚的步伐加快，保卫马来亚，为马来亚人民的生存权利与自由更生而战斗，成为社会运动的最重要任务。处在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战斗的时代，马华文艺工作者更深切地感到向鲁迅学习的必要，“保卫马来亚，为马来亚人民的生存权利与自由更生而战斗，成为社会运动的最重要任务。马华文艺界中的先进份（分）子，紧跟着这一时代的潮流奋勇前进。在这个时期，涌现了大量优秀的文艺评论家、诗人、音乐家、戏剧家等。处在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战斗的时代，马华文艺工作者更深切地感到向鲁迅学习的必要，当时，大家要强调、要突出的，就是鲁迅的硬骨头精神”。
南洋谱系：普及性的教育宣传功能下的鲁迅研究
二战结束后，东南亚文坛开始慢慢走出战争的创伤，恢复元气。这个时期对鲁迅的研究多与当时东南亚地区的反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结合在一起，强调鲁迅不仅是华人的精神领袖，也是属于所有被压迫的民族的精神领袖。1947年10月，时值鲁迅逝世11周年，关于鲁迅的纪念活动蓬勃开展起来。《星洲日报》于10月18日推出星华文协编的“纪念鲁迅先生特刊”，其中刘思《纪念导师几点意见》指出要展开鲁迅作品读研运动，组织鲁迅读书会，把鲁迅的作品翻译到东南亚来，从而对读者进行思想磨砺。刘思认为从思想领域和创作成就上看，鲁迅先生无疑是20世纪亚洲最伟大最卓越最辉煌的作家，糟糕的是他的著作主要是用华文写的，因此亚洲许多弱小民族国家，就是失去欣赏和学习的机会，我们应该尽快翻译鲁迅作品，应该使得参与弱小民族运动的战士们接受鲁迅先生鼓舞。胡天也强调鲁迅作品尤其是杂文，它有百发百中的威力，而且雄浑刚直，不避权贵，冷嘲热讽，直截痛快，这是鲁迅先生的伟大处，鲁迅无疑是变革中国民族精神的主要先驱之一。10月19日，新加坡各界代表在小坡佘街的海员联合会举行的鲁迅逝世11周年纪念大会，出席人员数百人，大会主席汪金丁认为“鲁迅先生是民族的光荣，他的战斗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表现”。著名报人胡愈之强调“鲁迅不仅是中国翻身的导师，而在整个亚洲亦然，他永远代表被压迫人民说话，对民族问题（的主张）是一切平等，教人不要做奴隶”。同日，新加坡各界在大世界游艺场举行“纪念鲁迅文艺晚会”，表演的节目有15个之多，歌、舞、话剧都有，这是马华文化艺术界的第一次纪念鲁迅的盛大演出。
1948年6月，英国殖民当局在马来亚实行“紧急法令”，所有的左翼倾向的进步倾向的民主力量都受到严厉的镇压，纪念鲁迅的活动在这一年开始停止了。一直到1954年10月19日《南洋商报·文风》以刊载“鲁迅先生逝世十八周年纪念专刊”纪念鲁迅，其中有范婴羊的《鲁迅思想片段》，强调的是鲁迅的硬骨头与坚持抗争的精神，而对鲁迅思想中的“五四”启蒙并没有提及。1955年3月25日，《生活文艺》刊发了一篇名为《向鲁迅先生学习》的短文，作者认为鲁迅当年面对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与当时东南亚各民族所面对的殖民统治下的冷战氛围是一样的，我们要学习鲁迅先生“独当一面地进行着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长期喋血奋斗”。
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东南亚各国政治经济政策的调整，华人文化被有意打压之后，鲁迅的现实批判和反抗精神变成了一种传承在东南亚现代文人心中的地火。“马华文坛崇拜鲁迅都来不及，没人敢以鲁迅自居，与他平等观之，只敢视他为精神偶像，亦步亦趋地跟随（他们想像的）鲁迅，拾其牙慧。……另一方面，在论述鲁迅的时候，他们也有很大程度的选择、变形乃至扭曲——比如马华文坛表现出来的鲁迅是如此的果断决绝、激进乐观，仿佛其行动的背后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和迟疑，也没有和共产党有任何不协调之处，然而如果仔细辨析鲁迅的文字，即可知道上述印象只是一个错觉。”这种精神图腾式的崇拜在20世纪50年代，随着新加坡南洋大学的创立、槟城的钟灵中学刊物（如沙漠风社出版的文艺杂志《沙漠风》（1954—1973）、逍遥天主编的《教与学月刊》（1960—1973）），南北呼应，迎来了一次高扬鲁迅精神的热潮。其中1954年10月第7期《沙漠风》筹备了“鲁迅逝世十八周年纪念特刊”，由7个人执笔，讨论鲁迅的文学作品和人格魅力。东南亚战后著名作家兼评论家赵戎、方修、方北方等人都以鲁迅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并将鲁迅的风格贯彻到自己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里面。当时有论者言“在《马华新文学大系》的《理论批评二集》和《剧运特辑》中，有很多短小精悍的理论批评文章基本上都可以说是鲁迅式底杂文，……在《马华新文学大系》的《散文集》中，则更有不少杂文的基本内容是和鲁迅杂文一脉相承的，那些被鲁迅所批判过的，否定过的‘阿Q性’学者、文人、帮闲艺术家等等，往往在一般杂文作者的笔下得到了广泛反映。……在马华新文学史上，只有真正接受鲁迅底教导，真正追随鲁迅的文艺工作者，才能坚持走坚实底文艺道路，负起新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人物”。
据20世纪50年代活跃的左翼学生领袖林清如、陈国相等人的回忆，鲁迅的《阿Q正传》《祝福》都是五六十年代新加坡华校生的必读作品。1956年出版的《耕耘》，有专门纪念鲁迅的特辑。孟毅认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加坡作家苗秀、赵戎、絮絮、洛萍、谢克、于沫我等人的现实主义创作，都是循着鲁迅“着重于反映下层人民的痛苦生活和描写小人小事”的现实主义传统的优秀作品。同时期的华文教育界也将鲁迅精神作为华文文学重要的教育环节。南洋大学的《大学青年》在第六期出版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25周年纪念特辑，褒扬鲁迅的横眉冷对、针砭时事的斗争精神，让当时的进步学生将他视为精神偶像，以他的作品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这个时期的新加坡高级华文的教材，如林徐典主编的《华文》第一语文第三册，在介绍鲁迅的时候，也是强调其小说反封建，反旧礼教，替不幸的人们发出呐喊和带来希望，强调其杂文对社会的讽刺力量。除新马两地之外，像越南的男高创作的《志飘》也“或多或少继承并发挥了鲁迅的创作风格”。还有鲁迅在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缅甸等国的翻译本的播散，都是鲁迅影响力的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的作品经常被南洋作家改写，成为极具生命力的文学典范。如阿Q的南洋之旅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丁翼《阿O外传》（1971）开门见山要为阿O立传，说这个阿O是死了半个世纪的阿Q的孽种。小说通过类比，展示了鲁迅笔下的阿Q其人其行在南洋被延续，继续着作家继承鲁迅国民性批判文学传统的自觉意识。方北方的短篇小说《我是阿Q》（1962）讲的是一种做人要有阿Q精神，不要太钻牛角尖，借此对黑白颠倒的世风日下的现代社会的讽刺。李龙的《再世阿Q》（1991）中鲁迅笔下的阿Q投胎南洋，作者开宗明义，为这位南洋阿Q—Stephen Q—立传。孟紫的《老Q自供书》（1990）、李龙的《再世阿Q》（1991）都是借用阿Q的南洋旅行，其现实批评目标直指向新加坡的“讲华语运动”“推广传统文化”的双语政策。南治国从萨义德旅行文学的理论出发，分析“阿Q”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方式和影响、接受，他认为鲁迅笔下的阿Q众相，欺软怕硬，有些狡猾自不待言，精神胜利法的种种表现也或隐或现地体现在南洋阿Q众相之中，而且新马华文作家笔下的阿Q还具有很多未庄的阿Q所没有的南洋色彩；同时南治国也指出鲁迅笔下的阿Q能让我们了解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农村的社会现实和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南洋的阿Q众相则反映了殖民主义、资本主义之下光怪陆离的南洋社会现实。
2015年开始，马来西亚本土学者庄华兴以冷战视角关注20世纪50—70年代的马华文学发展，其中也对鲁迅在东南亚这一议题有所关注。庄华兴认为20世纪几位重要的鲁迅研究专家，其中章翰仅仅注意到鲁迅革命精神的反帝反殖民地的一面，方修偏重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角度谈鲁迅的后期思想，王润华讨论的是鲁迅在南洋的后殖民霸权文化，这些研究都只见树木不见树林，往往忽视了鲁迅思想在战后冷战氛围中作为思想斗争工具的使用。庄华兴认为，二战后东南亚华人选择以左翼与共产主义斗争来对抗英美冷战战略，左翼也借民族情感争取华人的支持与拥护，鲁迅精神这时候成为新马文化界青睐的有力武器，一方面加强族群内部凝聚力以应对冷战，另一方面借以维系华人民族情感。鲁迅的反殖反帝与反封建斗争思想被挪借到新马，随之而来的是民族主义思想，从而加强了新马华侨的中国民族主义意识。“易言之，为了对抗殖民霸权，新马华人仅偏好战斗的鲁迅以及1930年代的鲁迅，并把鲁迅与当地左翼势力结合，形成了左翼鲁迅与华人民族意识的统一。”另外，庄华兴认为文化冷战与鲁迅之间的关系，其背后的逻辑实际上是为马华现代主义文学的崛起添加注脚。他认为鲁迅在东南亚被左翼思潮借用的同时，《学生周报》《蕉风》等适时而生，并成功改变新马文坛的审美趣味，鲁迅与左翼、与现代主义的关系要放置在“冷战期间的马华文学的整体只是配套，否则直落得空扰攘”。
片面的深刻：留台/旅台背景的新马学者的鲁迅论述
马华文坛有着一支重要的海外军团，那就是饮誉世界华文文坛的赴中国台湾的马华作家，他们通过台湾当局的侨生政策而进入台湾各大学深造，之后一部分回到了马来西亚，成为马华文坛的重要力量，另外一部分则留在中国台湾，成为马华当代文学的延伸板块，他们受到台湾研究界的影响，对鲁迅的东南亚影响的认知有着片面的深刻性。作为学贯中西的前辈学者，王润华的鲁迅研究代表东南亚鲁迅研究的高度，他出身马来西亚，求学于中国台湾、美国，后返回东南亚任教。他的研究既带有中国台湾和留美学生的理论功底，同时又有着东南亚本土经验的投射。2000年他发表的《从反殖民到殖民者：鲁迅与新马后殖民文学》是其鲁迅研究的代表论文，其中详细勾勒了鲁迅在新马两地文学的被接受历史，认为我们在营造一个“世界性的鲁迅神话”，以“领导左翼联盟之后：鲁迅打着左派与革命的旗帜登陆新马”“纪念鲁迅逝世活动：鲁迅神话在新马的诞生”“战后的鲁迅：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战斗精神”“鲁迅的经典传统：文学品味与价值的试金石”等洋洋洒洒结构自己的观点，归到结尾，认为“‘个个是鲁迅’与‘死抱了鲁迅不放’到学术研究”是新马学术界的进步。进而把郑子瑜、林万菁和自己的研究定位为“鲁迅已经从街头走向大专学府，作为冷静学术思考的对象”的学术的开始。2016年，王润华发表了《解开鲁迅小说遗传基因跨族群与语言“生命之谜”：从绍兴到东南亚》，以东南亚代表性小说家的鲁迅基因遗传小说个案，以典型人物、故事情节与主题意义为例，解开他们小说人物的鲁迅遗传密码，从而揭开鲁迅与东南亚小说中受贫病、愚昧、恶势力各种压迫欺诈的小人物的生命共同体。同时，他将印度尼西亚华文作家黄东平、越南现代作家南高等人与鲁迅的精神渊源进行了勾联，希望将鲁迅的文学作品与理论与域外社会对话，在撞击与交流下，形成“亚洲世界的鲁迅”这一新的文学视野。在王润华最新编辑的论文集《鲁迅在东南亚》中，王润华认为自己开始建构“东南亚的鲁迅学”，是自己作为东南亚的鲁迅学者的一种学术新努力。
就王润华的研究，其论述精辟，但有一个重要的观点让人不能认同，那就是从后殖民理论出发，认为“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通过它所设立的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典范，从殖民时期到今天，继续影响着本土文学。鲁迅便是这样的一种霸权文化。……在新马，虽然政治、社会结构都是英国殖民文化的强迫性留下的遗产或孽种，但是在文学上，同样是华人，却由于受到英国文化霸权与中国文化极深之不同模式与典范的统治与控制，却产生二种截然不同的后殖民文学与文化。一种像侵略殖民地如印度的以英文书写的后殖民文学，另一种像澳大利亚，纽西兰的移民殖民地的以华文书写的后殖民文学。”他的观点来自后殖民理论中殖民性与本土性的冲突，可是把鲁迅作为后殖民的霸权文化，理论先行，言过其实。结合对王润华学术研究的综合考察，他的“后殖民”在其他地方都用得比较随意，如一篇名为《我的后殖民记忆》自序中，满篇都是日据时期、英殖民者的新村、马共活动等的介绍，从这个序言可以看出，王润华的“后殖民”更多地接近于“殖民地之后”，“后殖民书写”更接近于“殖民地之后的书写”。
同样出身马来西亚，求学于中国台湾，最后任教和定居于台湾的黄锦树是马华赴台学者中的重要代表。他在1991年赴台期间就在反思中国文学对马华文坛的巨大影响，曾言“马华杂文写作者学到的只是鲁迅的尖酸刻薄，毫不留情与专断，殊不知如果去掉那过人的才情、学养、洞察力及知识分子的勇气，剩下的也不过是位酸腐的绍兴师爷而已”。黄锦树直接将小说与病理联系到一起，他认为鲁迅当年弃医从文最大的动因是为了拯救中国人的心灵，然而他的作品只透露出一个悖反的结果：他越真实地反映社会的弊病，越暴露晚清以降国民性改造的无效，晚清政府是无药可救的。黄锦树认为马华知识分子与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分享着同一个病理结构”，两者对“中国性”的向往难以掩饰其“恋尸”的心理意图，而中国晚清一代的贡献是寻找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类似“肿瘤”的存在物，这是一个与中国传统不可分割的，内在于传统文化同时又指向外在的他者。在黄锦树这里，他认为小说是一个“异形”，它是“不断增殖的病原体”，或者说是“癌细胞式的，恐怖的再生产”，认为鲁迅所坚持的启蒙传统更接近是对“一种时代病症，一种病理的剖析”，是对提振民心、鼓舞国魂功能的追求。就“坏孩子”黄锦树而言，他也不敢断然否定鲁迅在东南亚文坛的影响力，回忆早年留学台湾，他曾说“当时去图书馆看的多数是台湾的或者鲁迅他们那个时代的书”，当他在近作中颠覆鲁迅其人其文形象的时候，他也必须承认鲁迅在中国现代白话小说中的奠基人地位，也认为“论现代中国作家对东南亚华人的影响，没有人能超过鲁迅，尤其是整个左翼。因此，思考华人问题，不可能绕过鲁迅”。
结 语
从百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南传东南亚，到许杰、郁达夫、胡愈之等南下文人的短期逗留与文学影响，再到东南亚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热潮和鲁迅风格的流传，最后到开始对鲁迅其人其文进行学术性的探讨与研究，“五四旗手”“民族魂”“精神传承”都是东南亚鲁迅研究的关键词，我们可以把鲁迅在东南亚的研究历史视作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影响力的重要表现，但东南亚地区各国中文教育参差不齐，无法保证有系统地培养中文人才，加上各高校的师资阵容也不尽相同，如马来西亚尚有本土学者的同仁群体，而新加坡高校师资多为国外学者加盟，其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少之又少，所以，未来鲁迅研究在东南亚仍须努力。
注释从略，详见《南方文坛》202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