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刘绍铭教授晚年的学术与散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21 次 更新时间:2023-08-22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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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子东  

二〇〇〇年夏志清在香港岭南大学“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说: “感谢刘绍铭和王德威。如果没有身边这两位朋友的鼓励催促,我今天不会来香港开会。他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刘绍铭是王德威的老师。我的哥哥夏济安,是刘绍铭的老师。我就夹在中间,我总是舅舅或叔叔。我感到非常高兴,我哥哥的学生现在成为这么著名、这么多产的学者。而且是这么多年的老友。刘绍铭在美国翻译推广中国文学最有贡献。……他编译的英文版的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作品选集都好,又厚又漂亮。”(《再读张爱玲》,刘绍铭、梁秉钧、许子东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55页)

刘绍铭教授近日去世,《读书》让我写篇文章。我首先就想起当年和刘教授一起筹办张爱玲会议的台前幕后很多往事。在岭南大学,刘教授多年来一直是我的“领导”,有时是文学院长,有时是中文系主任。但我和同事们一般都不叫他“主任”或“院长”,而是称刘教授。更多时候,就简称“教授”。

二〇〇〇年某日,刘教授来到我的办公室,说准备召开一个关于张爱玲的研讨会。记得他在一张纸上写了四个名字,夏志清、李欧梵、白先勇、王德威,说这四个人,能来两个,会就好开了。我自从一九八四年参加杭州“寻根文学”会议以后,就知道开会最重要的就是请对人,比什么规格、景点,甚至议题更重要。结果李欧梵和白先勇因故不能来。夏志清已经多年不来亚洲了,却愿意参加这个会议。刘教授说夏志清来是好,但是“他可能会乱说话”。我当时不知道这个“乱说话”是什么意思。岭南校方规定只能报销经济舱,还是靠王德威,从蒋经国基金会那边寻求赞助,帮已退休的夏志清夫妇买了商务舱。夏志清一来就宣布,“此生最后一次来香港了”。后来看,果然如此。

刘教授对这个会的最初构想,是受哈罗德·布鲁姆学术上的启发。他想策划一个作家与评论家专场,有意将朱天文、黄碧云、钟晓阳、王安忆、苏童等一般被认为比较受“祖师奶奶”影响的海内外作家聚集一堂,以讨论“影响的焦虑”。不过,后来发现很多作家,如王安忆、黄碧云等,其实并不承认自己是“张派传人” 。“基于这种考虑,我们把第二天分场的题目由本来要突出的师承的焦虑,依许子东的建议,淡出为‘张爱玲与我……’。这题目有容乃大,很管用。在这个范围内发言的作家,因无焦虑,畅所欲言,真情流露。”(刘绍铭:《再读张爱玲·缘起》,《再读张爱玲》,ⅩⅡ页)其实,不承认师承也可以是一种焦虑。

研讨会议在当年十月二十四日到二十六日召开,会议的真正意义,是具体展示了中国内地与海外学界在张爱玲这个题目上的学术分歧。

会议具体议程是刘教授和我,还有也斯(梁秉钧)一起商定。第一场当然最受瞩目,我们安排郑树森、王德威、刘再复、温儒敏宣读论文。夏志清事先声明不读论文,我们就请他还有黄子平在第一场做讲评(尽量兼顾学术会议规范),实际上希望他有个即兴演讲。郑树森的题目是《夏公与张学》,主要追溯夏志清小说史与耶鲁新批评学派的渊源。后来藤井省三在北大开会时说“曾亲眼目睹夏志清变成夏公”, 语带讽刺。王德威的论文讲“重复、回旋与衍生的叙事学” ,若干年后《小团圆》出版,更验证这种论述角度的意义。之后宣读论文的是时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温儒敏,题目是《近二十年来张爱玲在大陆的接受》,虽然指出张爱玲文集的正版盗版上百万,已成鲁迅、金庸之外拥有最多读者的现代作家,但同时张爱玲作品的内涵,却在文化生产商品操作中层层剥落,成为九十年代流行文化符号。北大学者的这个评论角度显然与前面郑树森、王德威、刘绍铭等人尊崇“祖师奶奶”的语气有很大反差。第四位宣读论文的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原所长刘再复,当时是香港城市大学的访问学者,他的研究一向充满热情:“我们如果要在鲁迅、张爱玲、沈从文、李劼人、萧红这五个作家中选择一个最卓越的作家,我肯定会在鲁迅与张爱玲之间选择,然后把票投给鲁迅。这是因为,这两位文学家,一个把天才贯彻到底,这是鲁迅;一个却未把天才贯彻到底,这是张爱玲……张爱玲在迅速把自己的创作推向高峰之后,也迅速抛弃自身的审美特点,演成一场悲剧。这场悲剧使张爱玲的创作高峰过于短暂,从而变成一个夭折的天才。”(《再读张爱玲》,37 页)

接下来,就是那场著名的刘夏论争了。夏志清表示:“如果张爱玲的天才是夭折(is a failure),那鲁迅更加失败(is more of a failure)……做个左派的文坛领袖,这是鲁迅的妥协,他后期的勇敢是假的勇敢,被人利用和控制。张爱玲后期再也无法达到应有的成就,鲁迅亦然。”(《再读张爱玲》,56 页)

学术会议出现面对面的论争,十分罕见,而且都是名家权威,还事关现代文学史的关键课题。关于这次讨论,刘再复后来补充过几篇文章。他和夏先生关系很好。我以为批评鲁迅失败,就是刘绍铭教授担心的夏先生“乱说话”,其实还不是。夏先生待人接物像个老顽童,说话毫无顾忌,比如初见陈子善就说“你是陈子善?这么老了”,见到张隆溪又说:“你怎么这么矮?”众人大笑,陈子善、张隆溪也无法生气。有个女秘书向来宾敬酒,夏志清看了半天说:“你脸上的酒窝是真的还是假的?”刘教授告诉我一个更经典的例子,说夏志清在纽约某酒店办婚宴,老板过来问是否满意,喝酒太多的夏志清站在新娘子边上说:“办得很好,我下次结婚再来…… ”

刘教授一生对学界有多方面的贡献。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台湾大学外文系的学生白先勇、李欧梵、欧阳子、王文兴、陈若曦等创办后来在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现代文学》杂志,其发刊词便可能出自刘绍铭之手。香港很多人知道他翻译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他早年的博士论文研究曹禺的戏剧,此外还写过《吃马铃薯的日子》《二残游记》等半自传体的小说。刘绍铭和葛浩文主编的英文版《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选集》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美国成为一个学科做出重要的贡献。学术界更多人知道他组织翻译夏志清英文版《中国现代小说史》,这部小说史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整个学科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书里有一个核心观点叫“obsession with China”,批评中国作家太顾虑中国的问题了。刘绍铭译本把这个观点译为“感时忧国”。那么大家对此就比较接受,因为“感时忧国”在中文语境里,容易让人想到屈原、杜甫的传统。

这一切都是刘教授到香港岭南大学任教之前的成就。晚年寓居( 定居? ) 香港二十多年,刘教授的学术研究和散文写作,有几个特点。第一是私人感情投入。本来,文章要有情感,这是文学的传统。但俄国形式主义之后的西方文论,强调文学批评不是“文学”,而是研究“文学”( 更准确地说,是研究“文学性”) 的一门科学。文学批评要变成可教可学可考试的“科学知识”,才适合进入现代民主社会的教育系统,并向所有纳税人开放。所以自“新批评”之后,文学批评的主流不太再依靠评论家的个人情感,以及印象、才气、趣味、灵感等等。刘教授大半生在北美执校,当然熟悉西方学院游戏规则。他有次对我的一篇论文提意见,专门指出,论文要“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意思是多引文、多注释)。但与此同时,他在看了我的博士论文《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 重读文革》以后说,这样的理论文章,学术腔调,一生写一次也就够了。教授是主任、院长,不用太担心每年再发C 刊论文,所以可以在晚年的研究中,从心所欲不逾矩。记得有一次他在阅读友人推荐的《长恨歌》第一章后感慨:“不看了,这些要靠理论才能读的小说,我以后不看了,人生有限……”但教授的“随心所欲”也不是海阔天空,他的研究重心始终在他个人性情珍爱方面,具体说就是张爱玲的文字和夏济安、夏志清的著作,还有一直心心念念的“旧日香港”。

六七十年代夏志清曾委托在美教书的刘绍铭,帮张爱玲找工作( 或客座大学) 机会,因此刘教授收到不少以“绍铭:”开头的张爱玲亲笔信。我听白先勇好几次重复他们在台北与张爱玲共进午餐( 或晚餐? ) 的难忘经历,却反而很少听刘教授回忆他与张爱玲的私人交往。只有一句感慨分量很重:“认识张爱玲,我这一辈子也没白活。”一般这种批评家作家关系,会引出很多私人回忆,或资料考证,但刘教授的张爱玲研究,却始终聚焦在新批评层面,即专心研读张爱玲的文字。“兀自燃烧的句子”一语,已成定评。因为比较缺乏这种“兀自燃烧的句子”,教授甚至对《小团圆》也略有失望。这是一种非常老派(old school)的文学批评,感情非常投入,甚至是对文字的一片痴情。但我以为这始终是文学批评的一种境界。

近年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有系统地、不顾商业利益地推出夏济安、夏志清兄弟的著作和书信日记等,刘教授在这方面贡献不少,为夏氏兄弟的文字做编辑修订不辞辛苦。

除了张爱玲研究和校对夏氏兄弟著作外,旁人可能不太注意的,是刘教授晚年对香港文学的持久关注。刘教授在岭南大学的讲座教授就职演说,就是从黄碧云的小说谈起。这并不意味着黄碧云已是一个伟大的作家,而是说明教授的一种学术姿态,以关注香港文学,尤其是与九七有关的香港文学为己任。有一年刘教授还召集浸会黄子平、中大王宏志、岭南陈清侨和我,一起制订编写《香港文学大系》的计划,可惜没有获得RGC的支持( 不知道香港研究资助局想支持什么) 。教授安慰我们说这是“非战之罪”。

刘教授一生的多方面成就,翻译编书,学术研究,组织会议,文学创作等等,其中晚年成就最高的文体却是散文。周作人早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卷》的导言里就曾说过,现代散文是晚明小品与英文essay(散文)的结合,其繁荣应在“王纲解纽”之时。香港的文人散文,传承的是梁实秋、林语堂、钱锺书的传统,几位杰出的散文家如董桥、陶杰、刘绍铭等,都是受过正规英国文学及语言训练,又还能保留中国传统文人性情,独抒胸臆,不拘一格。刘教授晚年的书评随笔,文字老到,笔墨潇洒,既是文学创作,也是文学批评。

一九九〇年刘绍铭在《一九八四》东大版前言中自白:“二十年来,我翻译过不少英美小说。有些是为了满足个人兴趣,如马拉默德的《伙计》,辛尔的《傻子金宝》,但以诚惶诚恐的‘使命感’从事的,只有《一九八四》。”我以为,在感情投入( 个人趣味) 和散文格式( 挑战规范)以外,刘教授晚年学术文字的第三个特点,也正是“诚惶诚恐的使命感”。

做“领导”不易,校园政治复杂,一言难尽,写出来或许也是半部《围城》。记得有一次和刘教授一起参加一个学院行政会议,很长很闷,出来后我问教授:您常常要这样开会吗?他说:“人在江湖,……”既反感洋人在汉学领域的统治地位,也延续着英文在香港学界的惯性优势,这是香港特殊的“江湖” 。刘教授对“学院江湖”的超越主要就是他的性情散文和学术小品,黄子平曾为刘绍铭编了一本散文集。生命不息,笔耕不止。他有偏见,却不妥协。对夏氏兄弟的推崇,也是既出于公心( 学术价值),也包含私情( 师生情谊)。心底里,他觉得自己是夏济安的学生。

抄一句《一九八四》东大中文版封四的话:“……只要你肯说,不论情况怎样朦胧,人性还可以延续。别人听不到你说什么,但只要你自己保持清醒,那就保存了人性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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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读书》2023年4期 ,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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