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佳 张慧瑜 王洪喆:以媒介作为方法:关于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发展路径的对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66 次 更新时间:2021-07-28 10:49

进入专题: 中国新闻传播学   本土化   方法论  

王维佳   张慧瑜   王洪喆  

摘要:本文三位作者对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路径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学科知识视野、问题意识和方法论的问题。以中国为"坐标"放眼世界,作者们首先关注了当代知识生产中本土与国际、特殊与普遍的辩证关系,继而将"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格局的变化作为背景,讨论如何以媒介为方法去回应各种新的时代命题。最后,本文提出新一代学者应该在认识论、方法论和知识视野上开辟新的格局,解决学术生产专业化与实践知识匮乏的难题。

关键词:中国特色新闻学; 国际传播; 基层传播; 技术与政治


一、 “中国特色”:本土与国际的辩证理解


王维佳: 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道路是近年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屡被提及的概念。新的时势环境使得学术知识生产中“国际”与“本土”的关系问题重新获得了生机与热度。新闻传播学当然也很有必要去回应这一问题。从我们这一代的经历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全球化高峰时段是我们接受完整高等教育并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年代。很长时间以来,“国际”与“本土”关系,更像是一个纵向的结构:现代化知识勾勒了从落后到进步的阶梯,而推动“本土”进行“转型”与“接轨”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因此,“国际化”并不意味着不同“本土”之间的横向互惠交流,而是众多个“落后”的“本土”改造自身,向一个先进范本朝圣的过程。

这样一种全球化时代的知识氛围塑造了一种很特别的时空秩序观:在时间上,全球化规则确立前的“本土”现代经验是不重要的,甚至只能作为错误教训来反省;在空间上,一个扇形的“知识—权力”体系重新形成,中心辐射边缘,边缘彼此隔绝。20世纪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各种政治连横努力基本都终止了,新出现的只是一些区域性的、缺少秩序变革诉求的贸易联系。这一点造成全球边缘区域之间信息和知识的沟通极为匮乏,离开了“第三世界”这类想象力,知识分子的世界视野受到很大局限。这种“知识—权力”体系自我稳定的压力大大压缩了反思性的空间,不仅所谓“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性隐而不现(雷迅马,2003),连胁迫性的冷战社会科学都成了奠基性的主流知识范本(辛普森,2017)。

一个世纪巧合性地构成一个轮回。多年前我曾引用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十九世纪原画复现”的说法概括当时全球化高峰期的世界景观(Badiou, 2008),这种跨越百年的相似性也被很多政治经济学者的研究所证明。如今看来,历史又向前一步,与一战前“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相似的“全球化时代”似乎也逐渐接近尾声:中美关系博弈加剧、保护主义抬头、族群矛盾升温、社会危机加剧,引领全球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也面临失信与衰落的命运。没想到,开始于20世纪晚期,被赋予特定文化政治内涵的“全球化”无法成为一个不尽的“趋势”,而只能是一个有限的“时代”。

面临无处“接轨”的本土学者蓦然回首,却发现中国的崛起成为一个显著问题。我想,这应是“中国特色”被提出和讨论的重要背景。与之前的“转型”“接轨”相比,这一取向很大的进步自然是破除了西方现代化的迷信,重视自身历史经验的开发和总结,使知识的自主性成为可能。然而,能够冲破旧的“国际化”秩序,并不意味着能够构建一套新的世界观体系。在“本土”与“国际”之间,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连接方式。

张慧瑜: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与中国的二元结构中,对外,“三个世界”的理论被发展主义或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所取代,中国对标的是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范例”,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不在我们的知识视野内,而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被选择性遗忘(包括冷战时期中国自身的经验);对内,当代中国被现代中国取代,“革命”史叙述变成“现代”史,这种叙述忽略了中国曾经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现代殖民体系和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扮演的特殊位置。

改革开放以来,主要借助美国传播学理论重新建立起来规范化、学科化的新闻传播学科,是一种倒错的主体结构,空间上以西方等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为理想自我,时间上以中国革命、现代化的实践为被放逐的他者,这就造成难以寻找主体性的内在焦虑。直到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出现了各种倾向的重新找回或“召回”主体性的尝试。其实,20世纪90年代在人文社会学科有过对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的讨论,引申出中国为何没有理论的焦虑,以及对西方理论是否适合中国经验的反思,在文学、社会学、法律等领域也产生了一批以中国本土经验为核心的理论阐释1。我想中国与西方、本土与国际是一个贯彻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基本问题,没有一个纯粹的中国或者本土,也没有一个抽象的西方模式和国际范本。20世纪的中国主体是一种“缠斗”状态,在与传统、历史的纠缠中和与西方、现代的斗争中完成自我改造和革新。缠斗也是一种辩证的过程,是批判性地面对现代的挑战,也批判性地面对历史的重负。只有经过彻底的斗争和自我否定,才能把他者转化为自我,把自我锻造为有自主性的主体。当然,这种改造是双重的革命,既是政治的、社会的变革,也是精神的、文化的革新。

近些年新一代社会学和传播学学者如雷迅马和辛普森等,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科学的范式和传播学科进行自我反思,让我们看到发展主义、区域研究、传播学与美国的国家政策、冷战环境之间的呼应关系,也可以看出强调价值无涉、规范化的社会学科与“政治”的“良性”互动。“接轨”虽然是改革时代的共识,但是中国传媒业态的改革经常是一种半接轨或者说嫁接状态,在这个意义上,确实需要从中国经验出发,建立一套自主性的解释框架,“削”中国的“足”来适西方的“履”不可取,刻“旧”舟来求“新”剑也是枉然。如中国广电的基本制度是“四级办广电”,至今没有被打破,否则县级融媒体改革也无从谈起。这种“四级广电”的制度并非广电行业的专利,如中国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卫生监督体系也是四级体制,广电、公共卫生都是事业单位,而非纯市场行为。这种自上而下根据行政划分来构建的信息基础设施,其目的是实现全覆盖,尤其是在城市社区和乡村基层也有基本的信息媒介,如中国的邮政网、农村广播网、农村电影公益放映体系等都有覆盖到基层的特征,这与新中国成立之前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有着密切关系。在根据地时期,文化、传播是群众动员、社会建设的重要手段。如果把这些特殊的制度放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横向”比较中,就可以找出中国经验的某种普遍性。中国主要依靠国家力量来完成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建设,尤其是面对欠发达、贫困的农村地区,在资本和技术双重匮乏的前提下,中国发展出了一套低成本的、全覆盖的社会动员、组织和治理模式。

王洪喆: 关于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新闻传播研究应该借鉴马克思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76,p.210)中所反复教导的政治经济学方法:

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因而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

在具体研究中,我与方晓恬博士合作的关于1980年代“北京调查”的研究,算是对这种从抽象到具体,再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尝试(方晓恬、王洪喆,2019)。不同国家在20世纪的不同时期都开始应用社会调查和量化统计的方法进行受众调查,这是普遍性的一面;但历史语境的具体性又决定了,启动这些调查的目的和所遵循的理论具有非常丰富的本土性。所以研究不能刻舟求剑,而是如马克思所言,要对“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有自主的认识,从而丰富对于普遍性的理解。需要强调的是,这也是近年来中国研究领域的一般方法论,柯文所说的“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并不是要把“西方中心”置换为“中国中心”,而是要反对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即反对将任何世界历史中的区域经验当作所有社会都必须遵循的普遍道路(澎湃新闻,2018)。普遍性育于多样性之中,我们只能通过不断地对具体经验和历史的认知上升到对于普遍道路的理解。


二、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时势与挑战


张慧瑜: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的不同区域始终处在剧烈动荡之中,从“阿拉伯之春”到“占领华尔街”运动,再到欧洲债务危机、难民危机,再到近两年的中美贸易战、今年新冠疫情“陡然”蔓延全球,都意味着后金融危机时代充满了不确定性、各种“积重”累计爆发。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冷战终结意味着苏联模式的失败,那么2008年的金融危机则意味着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秩序遭遇困境,这也意味着20世纪作为两大阵营、两种人类制度大对抗的冷战真正终结。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处在什么位置上以及扮演什么角色,需要重新反思和理解。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率先进入一种“后冷战”状态;20世纪90年代中国更大规模向西方开放市场,到2001年加入WTO,成为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中的一员;到2008年前后中国经济高速起飞、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也经历了一些深刻的变化。这40年的历史,我们经常看到两种状态,一方面是“环球同此凉热”,中国已经深刻地融入世界体系之中,美国发生危机,中国也无法“独善其身”,而且中国与海外有着更密切的经贸关系,不仅在欧美国家,在亚非拉地区也有很多中国投资,世界的风吹草动显然也会震动中国;另一方面中国又经常处于或“滞后”或“超前”的“例外”状态。这些都使得思考中国经验、反思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需要更多的参数和变量。

       具体就新闻传播学科而言,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借助从西方(主要是美国)翻译大量的传播学理论而完成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化。90年代末期和新世纪之初,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很多高校都先后成立了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传播学科也逐渐从翻译、引进转型到本土化的过程。近些年,随着中国新闻、传媒业的发展,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兴起,新闻传播研究也发生了一些转向。一是,重新反思传播学理论的西方属性和美国“特色”,意识到传播学理论话语产生于西方现代化的本土经验,特别是狭义的传播学是一种有美国特色的传播学,和20世纪美国的崛起以及冷战宣传等有着密切关系,如《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胡翼青,2012)、《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刘海龙,2015)等对传播学理论的再反思;二是,重新反思90年代以来中国的媒体改革以及“媒介化政治”的形成,如王维佳在《媒体化时代:当代传播思想的反思与重构》(王维佳,2020)中提到媒体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媒介化政治”以及数字时代所带来的“赛博迷思”,这些都导致媒体建制派陷入信任危机,中国如此,西方更是如此;三是,尝试阐释中国信息技术、信息产业的发展经验,2010年之后阿里巴巴、腾讯以及后起之秀字节跳动等中国互联网公司纷纷崛起,在海外学习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青年学者洪宇、唐旻等研究中国通信制度、互联网公司兴起的过程。

这些新的研究显示了新一代新闻传播学者更有理论自觉和学术自主性,前者指的是对西方新闻传播理论有反省,不再像八九十年代那样把这些“理论套路”当成不言自明的“先进”知识,而是放在西方社会、政治的特殊历史中来认识;后者指的是重视中国经验以及中国的特殊性,尝试在中国经验与西方理论中建立更多层次的对话关系。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其实还有一些困境和难题,如全球视野不足、中国意识不足、对新技术不敏感等。

王洪喆: 在我的理解中,新闻传播学的典范知识、新闻传播职业的典范伦理和认同,同我们所处时代之间的互构关系,是新闻传播学的核心关切之一,也是当下新闻传播职业再生产面临的关键挑战。

在《作为劳动的传播》(王维佳,2011)的最后部分,作者指出新闻从业者劳动状况的“自在”和“自为”,不能脱离新闻传播专业的知识生产、职业认同和意识形态去理解,即必须回到社会再生产的历史分析去理解传播劳动。某种程度上,《媒体化时代》(王维佳,2020)可以被看作是这一问题意识的具体展开,从而也就并不偶然地践行并拓展了丹·席勒在《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席勒,2012)中所运用的历史方法。而这种将文化和劳动综合起来进行历史化分析的方法,又回应了转折时期剧烈变动的建制化新闻传播知识和职业的再生产,成为认识新的普遍性的智识努力。

新闻传播专业当下所面临的转型,学人和职业工作者在认识论上尚未能充分把握。思维惯性和形式逻辑会使得我们习惯性操演“技术迭代与社会变迁”的线性解释框架,从而错失了对这个典范化尚且不足百年的领域的自反性认识。

新闻传播知识的建制化与资本主义在整个20世纪的历史运动有着直接的互构关系。这种知识型假设了新闻人的职业自治、公众监督和知情权,同媒介市场地位和商业化运作之间“自动”的共同演进。由此,如同哈贝马斯对19世纪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所做的历史考察,现代市场新闻业和新闻传播学科的兴起也可以被看作是20世纪资本主义运动的阶段性产物,它的持续运转建立在新闻职业的阶级代表性、技术和产业条件、阅读公众与政治参与、政治文化之间的特定历史构成关系当中,进而新闻业在今日所面临的危机和新闻传播学科的转型,也必须被还原到这些历史条件解体重组和资本主义的当代转型当中去理解。

如《媒体化时代》中所不断提示的旧有建制化力量的溃败,可以启示我们发问:在“历史终结论”终结之后,新的建制化过程会在怎样的历史运动中诞生,是否还会遵循20世纪的旧有范式,学科的时代使命会坐落在哪里?这些都将是学科所面临最急迫挑战。

王维佳: 的确,新闻传播及其专业知识与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有直接的同构关系,自然也会随着时势的变化而转型。如果说前一时期的新闻传播研究受到大众媒体繁荣发展和全球化理念一匡天下的影响,那么当前这两个要素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并对已有的知识体系形成强烈的冲击。我曾经专门讨论过数字化时代新闻生产变革的问题,分析了已维系近两百年的传统媒体产业模式为何会逐渐走向终结(王维佳,2020)。通信效率的提高和智能计算的进步带来了内容采制的社会化、内容分发的平台化,以及将信息服务、用户反馈、注意力售卖进行无缝衔接的新模式。这种极高的获利效率自然使大量资本和社会资源逃离传统媒体(以及其他的传统信息服务行业)而涌入新兴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数据分析能力的提升带来了效果反馈的迅捷和精准,而平台企业的垄断权力碾压式地凌驾于无数内容生产者之上。从社会文化上看,这两点变化极大地压缩了知识分子自主性反思、创新和表达的空间,是传播的商业机制走向极致的结果。同样重要的是,当作为传播渠道的互联网企业从具体而繁杂的信息生产中剥离出来,吞噬各种社会资源,并开始主导和规范各种信息传播活动时,它已经在数据通信网络之上构筑了一层新的传播基础设施,也是一层新的权力体系,并与国家、社会、产业资本、金融资本构筑了各种新型的复杂关系。新闻传播学停留在以往问题意识和研究范式中的微观观察已经难以与时代前沿对话。我们不仅要对传播实践领域复杂政治经济变动现象进行汇总和阐释,也要在此基础上形成对技术、资本、政治之间关系的新洞察,还要关注到信息经济背景下无数人的工作、生活处境等社会领域的新变化。这些问题召唤着传播学者冲破旧范式的象牙塔,重新走入传播实践的田野,构建新的历史与社会想象。

至于世界局势的变化,说起来似乎十分宏大,但是却细致入微地影响着我们学术判断和问题意识的一些根本面向。“后金融危机”时代是一个全球经济的重要历史转折点。2008年之后,世界贸易与产值的比例几乎没有发生变化,这是半个世纪以来停滞时间最长的一次。与此同时,全球贸易的总规模、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与全球产值比例也在金融危机之后一蹶不振。种种现象显示,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处于停滞状态,甚至正在发生逆转。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发展非常引人瞩目。以新中国成立后搭建的完整工业体系为基础,加上改革开放后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引进技术,中国企业开始迅速地在全球产业链中向上攀升,在很多高科技领域展现出后来居上的趋势。与此同时,外汇储备迅速扩张并长期持有大量美债的中国经济开始向发展中国家寻求更广阔、更可持续的投资空间,由此开启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一系列区域性经贸、金融、产业合作都开始蓬勃发展。这一系列变化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保护主义的抬头和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战。近来已经频繁有学者用“新冷战”来描述我们正在经历的国际关系转变。

这些转变对于新闻传播研究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以“媒介”作为研究对象,似乎使得这个学科天然拥抱着互联互通的普遍主义想象。这种想象在肇始于冷战的现代化知识工程和冷战后的“历史终结”“平的世界”中显得如此正确、合理、自然。突然间,主权控制、市场保护、贸易壁垒、科技竞争、遏制排外成为全球传播业中的新趋势,过往主流知识的解释力与合理性正在全面溃散。面对华为、中兴、字节跳动等通讯传播企业遭遇的扩张困境,我们不得不重新从权力控制的角度来审视世界传播格局,把国家、国际组织、跨国企业、全球资本等作为理解网络控制与发展的重要分析对象。这些新涌现出的问题也让我们不能再将新闻传播研究关注的焦点仅仅放在内容生产及其文化影响上,从数字通信科技、网络传播设备到基础网络运营再到跨国商业平台,传播研究关注的层面也需要大幅度拓展。近年来新闻传播领域的物质转向、STS转向(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转向),以及对网络基础设施的研究热情应该也是寻求自我突破的一种努力。


三、 以媒介作为方法回应时代命题


王洪喆: 新闻传播实践几乎已经渗透到现代社会的所有关键领域,如吕新雨(2018)提示的“传播为花托”,但是新闻传播研究和教学却高度的“内卷化”,缺少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联系,缺少与时代命题和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联系,这是目前新闻传播学科的首要矛盾。当然,由于历史原因,内卷化不同程度地广泛存在于各个传统学科,而新闻传播研究在20世纪的出现本来是作为打破学科隔离,以时代的问题意识驱动的新兴领域(Peters & Simonson, 2004)。这种起源基因也使得这个学科在历史上一直具有较强的自反意识,不断泛起“领域的躁动”(Gerbner, 1983; Fuchs & Qiu, 2018)。可是这种躁动往往被学人误读为寻求学科建制化合法性的焦虑,但其实恰恰相反,新闻传播研究的本体焦虑一定是在于它是否更新了问题意识,是否回应了时代命题,是否产出了与历史、未来、世界、民族国家、个体日常生活血肉相连的有机知识、故事与人才——总而言之,是否抵抗了内卷化的趋势。

就中国的传播与媒体研究而言,Zhao(2009)提出了五个“重新(Rs)”:将这一领域“重新扎根历史、重新嵌入社会、重新定义社会变革的行动者、重新介入意义和社区的建设、重现乌托邦的想象力”。随后王维佳和赵月枝合著的《重现乌托邦:中国传播研究的想象力》(王维佳、赵月枝,2010)将传播研究与人文精神讨论的若干议题形成勾连。这些在中国新闻传播研究中重新激起“领域躁动”的努力,为更新该领域打开了局面。

我个人的研究也是在这样重启“躁动”下起步。具体而言,我的问题意识集中在理解20世纪信息技术发展路线的历史构造、知识类型与社会后果。特别是为理解信息技术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研究必须“重新扎根历史”。中国在拥有全球最快速发展的电子工业和信息经济的同时,关于信息社会的发展理念和相关研究却长期落后,这是理论滞后于实践、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在信息传播领域的具体体现。我一直尝试用跨学科方法来清理20世纪中国信息化道路的历史经验,围绕自革命年代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信息化的技术社会史,探讨了信息技术发展路线及其隐含的不同社会理想与技术政治,试图揭示其间的演进路径与内在逻辑,特别是对冷战构造与国家社会主义路线之间的关系从技术政治的角度进行了再审视,对认识信息技术之于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构造及其历史遗产提出了一些可能论域。

受这些过往经验的启发,重启“领域的躁动”,我们是否可以“以媒介作为方法”,重新想象新闻传播研究的当代定位,推动“以媒介为中心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在此提出如下可能的论域:1.国内外媒介史、媒介考古的理论与实践;2.从媒介技术角度重新讨论政治经济史、物质史、艺术史、文化史和思想史;3.媒介史与全球史、冷战史、中国现当代历史的交叉研究;4.关于信息社会和信息技术的社会史、思想史和区域国别研究;5.媒介与未来学研究;6.围绕新媒介(数字技术)展开的劳动、消费、文化工业、国族、性别、身份认同、监控、治理、社会想象、全球化等问题的研究;7.新媒介与游戏研究的理论与实践;8.新媒介与后人类主义、新物质主义研究的理论与实践;9.围绕新媒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王维佳: 我很认同“媒介问题”应该在高等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可以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领域之一。当然,这个前提是克服洪喆所说的学科“内卷化”。然而,我想在“内卷化”之外再加上一条感性的评价,就是主流传播研究知识贫乏、视野狭窄却又孤芳自赏的“小资产阶级气质”。与之形成对照,我十分欣赏法国学者阿芒·马特拉对传播研究范畴的一个综合性概括。他认为,人类传播涵盖了财产、人员和信息的诸多交换和流动回路,其中包含了交通道路、远距离传输网络和象征性交换手段等(Mattelart,1996)。这一界定不但超越了“媒体”,甚至超越了“信息”,将传播学观照的范畴进行大幅度地扩展,自然也最大限度地容纳了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广阔的历史经纬,理所应当具备“高等”和“纵深”的属性。我也曾经从自己的研究兴趣出发,勾勒过一个传播史研究的宏观脉络,这或许是一个颇有野心的研读计划,但也可能为传播学拓展出一片新的空间:首先是将阿契美尼德、罗马、蒙元、奥斯曼等众多古代帝国的传播问题纳入考察和分析的视域。这些帝国如何通过交通网络、通信手段和文化传播达成幅员辽阔地域的治理,特别是如何处理各种跨越种族、民族、语言、宗教和思想体系的沟通协调。这些久远的钩沉或许可以激发当代问题的启示,“跨体系”的交流困境不正是近几百年来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全球传播难题?甚至也是很多国家内部族群矛盾的关键?

       第二个领域我借用阿布-卢格霍德的书名来概括,叫作“欧洲霸权之前世界体系”的传播问题(Abu-Lughod,1989)。从古代一直到工业革命之前,横跨欧亚大陆的陆路贸易和覆盖东亚、东南亚、南亚的海运贸易是世界经济的核心链条。中亚的伊朗系、突厥系商人,沟通中国南海、印度洋的阿拉伯海运,以及晚近以美洲白银强行挤入世界经济的欧洲殖民商人,这些力量承载着现代西方帝国主义之前全球沟通的骨架网络。在这个“贸易打造的世界”(Pomeranz & Topik,2017)中,跨文化交流的各种问题都已涌现,与当今“西方中心”的全球文化状况相比,彼时的传播体系或许具备更多的横向性、多元性和包容性。

第三个领域是形塑了两个多世纪以来全球传播样貌的帝国主义网络系统(也或许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晚期欧洲绝对主义国家形成时期)。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殖民、帝国扩张、大国争霸、霸权协调都是资本主义发展逻辑中可以预料的情节,不可与古代的帝国相提并论。因此,只有读懂了资本主义,才能读懂现代的全球传播历史。在这一领域,西方国家军事力量、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共同构建的交通网、有线网、无线网和大众传播网等基础设施,围绕这些基础设施展开的网络控制博弈,通过这些基础设施形成的对殖民地国家的攫取与压制,借助这些基础设施所展开的冷战和热战,附着在这些基础设施之上的宣传与思想控制,以及为合法化这个网络体系而构筑的话语体系等都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

第四个领域是跨越19—20世纪的,反帝反殖的民族主义、国际主义运动,以及各殖民地区构建自主性发展道路的尝试。正是在这些地区艰苦而顽强的反抗中,我们才能够通透地理解传播、主权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一战和二战之后,大量亚非拉国家如何向帝国主义声索传播网络的主权,如何尝试横向联系并要求建立国际新秩序,如何利用传播系统来解决国内严重的公共卫生、基础教育问题,如何构建新的革命性或民族主义话语进行社会的引导与治理,等等,在新自由主义发展方案逐渐失信的当下,我们迫切需要从这些历史经验中汲取更多的灵感。

第五个领域终于回到当代,但总的来说也更像是第三个领域帝国主义时期的逻辑重演,只不过传播系统由于技术和产业的发展而变得更加复杂。“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席勒,2018)可以成为这一时期传播研究的一个基础命题。从数字信息技术到基础通信网络构建与运营,再到附着其上的平台资本主义和非物质劳动,这些问题当然都涉及主权、政策、产业结构、资本的劳动控制和大国博弈的方方面面,延展出众多前沿问题。这一时期与帝国主义时代最大的不同也许是中国问题的出现。一个以不断革命摆脱殖民命运,构建了完整的传播主权和工业体系,最终在信息时代向外拓展影响的案例,不能仅仅在全球霸权转移的维度上理解,更不能在单一民族国家框架内分析。中国的传播问题挑战着已有的认知框架,也是中国新一代学者最应勉励做出贡献的领域。

在这五个领域之外,或许还可以补充传播的思想史和众多社会文化的考察作为补充,也可寻找传播学与人类史研究的交叉领域,从而对更早期的传播史进行探索。这一宏大的研究体系自然与我个人对于国际传播和发展传播的兴趣有关,但其实也是受到各种时代命题激发的产物。丰富性中当然蕴含了各种错漏的风险,但作为对传播研究基础框架的探索,我认为这些风险成本与想象力拓展的收益相比,不值得被过分强调。

张慧瑜: 相比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传播学研究相对年轻,又偏重应用研究,如大部分经典的传播学理论带有美国“特色”,与分析美国政治选举、商业营销和冷战宣传等有着密切关系。近些年随着互联网技术、信息产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不是传播学从其他学科借鉴研究方法和理论,而是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发生“数字转向”和“媒介转向”,数字化、信息化成为讨论当代社会的“媒介”基础,这使得人文社会研究有了一种“媒介”自觉,媒介从“透明”变成可见、可触的“介质”,这种媒介自反本来是20世纪之初现代主义艺术的“看家本领”,到了21世纪借助数字、云端技术,人们有可能生活在一个高度虚拟、仿真的世界中,反而突然意识到需要借助各种各样的“眼睛”和“屏幕”才能看见和感知。这种后人类的媒介体验或人类的后媒介体验成为一种时代症候。在这种背景下,传播学有可能变成一种“元科学”,进而媒介史、媒介物质史也成为学术“热点”,就像洪喆所列举的九大研究论域,显示了传播学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朝阳学科。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如何理解现当代中国与20世纪媒介变革的关系。媒介和新技术发明、技术革新有关,但与技术政治、社会制度更相关。我目前的研究兴趣偏重历史,有两个关注点,一是基层传播,二是根据地时期的新闻传播实践。基层传播是想研究媒体、媒介与基层社会的关系,不用“社区”,而用基层,是想突显20世纪中国社会改革和建设恰好是通过把底层社会基层化来完成的。基层传播在基层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新闻媒体是高度基层化的,从报纸、电影、广播、电视等,每个县、每个省、市都有基础性的新闻传媒机构,这也是中国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在第三世界中是非常特殊的,这种媒体的覆盖性和共享性,既是国家主权的延伸,也是社会主义对信息平等的诉求。在基层还存在着很多更“原始”的媒介形态,如黑板报、宣传栏、标语等,网络时代则与论坛BBS、微信群等网络社群相关。二是基层传播的特征不仅依赖于基层化的媒体,更依靠基层工作者以及各种读书会、俱乐部、文艺活动等,也就是国家、政党的力量介入基层治理,介入不是管理和包办,而是培育、引导和赋权,把基层变成组织化的、合作化的空间。基层治理得好,底层社会有可能变成良性的社区;基层治理得不好,就会变成第三世界现代化过程中常见的“贫民窟”。从这里可以看出,与社区所面对的理论化的、现代化的都市中产不同,基层治理所面对的恰好是欠发达的、乡村的、非都市的空间和主体。

这种基层传播的经验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根据地历史有着密切关系,或者说根据地时期的“危机”状态形成了这种从基层出发的社会改造模式。“没有根据地,何来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很多做法都和根据地有关,根据地时期的社会、政治实践形塑了一种特殊的政党品格和治理制度。根据地是一个缺少技术和资本的空间,是那些中心城市、铁路网络、工业化之外的非现代、非都市的区域。对于弱势的政治力量来说,只能在边缘的“薄弱环节”建立根据地(汪晖,2020)。简单地说,根据地所开创的是一种空间的游击战和流动中的社会建设。用流动的空间回应城市、铁路等现代性(殖民性)的压迫,在流动中积累力量、完成自我发展,这就需要充分地动员乡村,把妇女、老人等弱势群体变成生产和革命的主体。这种流动的空间又带来了流动的艺术和流动的媒介,如木刻、戏剧等,都是高度流动性的,媒体也是一样,比如把报纸如何发到农村,不是靠市场的方式,而是靠邮递员的邮发合一制度。流动的媒介又塑造了流动的主体,这也就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的逆向流动的知识分子主体,如下乡干部、下乡文艺工作者、知识青年、邮递员、电影放映员、送法下乡的法律工作者,等等,这些流动的主体使得信息、文化、技术与底层群众产生密切的互动,也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的扩散”。这种流动的主体又形成另一种主体状态,就是培育扎根基层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赤脚医生、代课老师、基层通信员、技术员等来自于基层、服务基层的科技、医疗、文化工作者。这些都是中国在现代化发展中形成并延续至今的社会制度。


四、 重建自主性、探索新边疆


王维佳: 新的问题意识,必然与新的提问方式联系在一起,在反思以往知识结构、思想形态,回应各种新的时代问题时,新一代学者应该如何在认识论、方法论和知识视野上开辟新的格局,又如何解决学术生产专业化与实践知识匮乏的各种难题?在这方面,我认为首要问题还是通过实践调研和历史挖掘重新构造一种“横向整合”的知识视野,重塑我们的世界观念。这一方面是由于近些年来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存在感大幅提高,遍布亚非拉的庞大基础设施建设和蓬勃发展的经贸往来使得中国的实践步伐远远超越了“本土”的知识汲取和理论提炼速度。更不用说,过去的“接轨”式现代化思维严重挫败了横向世界知识积累的延续性,众多区域性的历史和实践知识都成为亟待填补的空白。我个人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从2016年开始,连续几年先后在南亚和非洲多个国家调研了中国的电信和广电网络运营商,观察它们的投资和运营给所在地区带来的影响。也正是这些初步的探索,给我既有的知识结构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跨国实践领域蕴含的社会发展问题、国家主权问题、网络控制问题不断涌现出来,又推动我展开进一步的历史探寻和现实考察,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正反馈机制。这一过程中,我在方法论上感受最深的是不少全球史学家提出的“平行历史与横向整合”的策略。用约瑟夫·弗莱彻的话说,“如果没有一种宏观历史、一种尝试性的总体联系图式,至少是一种历史的平行论述,我们就不可能看清某一社会的历史独特性的全部意义……整合史学就是探索、描述和解释这种相互联系的历史现象。”(Fletcher,1985)这种观念给我很大启发,也推动我开始尝试将前面讲到的“扇形知识结构”边缘的历史与实践进行勾连、整合。

也正是在调研实践的过程中,我越发清晰地认识到,在当前的技术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建立在完备主权基础上的平等秩序具有一种遥不可及的意识形态空想性。也正因为如此,特定历史条件下诞生的“中国模式”其实很难被复制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从世界经济的进程来看,网络控制和通信技术互联互通的内在要求虽然并不能简单导向“自然垄断”,但确实给基于民族国家的自主性发展理论带来了很大挑战。我们当然可以把“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这个大帽子扣在今天的世界体系上。然而,面对信息技术、运输系统、金融体系、能源结构等世界经济支撑体系的高度垄断性和统合性,面对众多发展中国家严重缺乏进口替代能力也不甘隔绝于全球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对未来世界秩序的选择空间其实是十分有限的。这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提出了很多严峻的重大理论问题,如果中国能够在未来成为世界发展的一个范本,那么她所提供的方案与以往的全球体系有何不同?各个地区“本土”与“国际”之间的联系会形成一种新的拓扑结构吗?如何能够在全球基础架构由一方或几方主导的条件下保障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性空间及其横向沟通联合?要回应这些问题,我们不但要填补众多历史与实践知识的空白,也要采取一种极端谨慎和务实的态度,要从专业学术的窠臼中解放出来,重新担负起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政治情怀。

       张慧瑜: 听维佳讲过几次到南亚和非洲调研的感受,确实重新打开了理解“欧美世界之外的世界”以及理解中国自身发展历史逻辑的空间,对我的启发是从文化、文本、产品背后看到通信基础设施、国家主权与国际传播的关系,也就是“软实力”背后的“硬实力”。这十余年,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也成为经常被讨论的话题,这个话题回应了中国经济崛起的事实。在一种后设的视野下,把中国的特殊制度和历史经验描述为一种晚发国家完成现代化的典范,如维佳所说,这种特殊性很难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复制。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处于什么位置以及在未来有可能处于什么位置,还存在很多未知数。中国模式的暧昧之处还在于叙述的主体是抽象的国家,当下我们很难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来想象一种新的国际视野。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分析概念大多是18世纪、19世纪的语言,如个体、国家、帝国、市场、资本、垄断等,再加上后冷战时代全球流行的身份政治,使得性别、种族、文化身份等差异化政治成为一种可见的、被默许的小政治。在国际舞台上,起主导作用的是各种意义上的大国与跨国、垄断型企业,个体、中小企业、小国处于依附状态,使得21世纪的世界体系呈现一种“封建”气息和泾渭分明的等级化结构。虽然也谈合作、联合和共同体,却很少谈合作的基础是什么、谁和谁联合以及这是谁的共同体等问题。传播的基础功能是交流和沟通,而移动互联网所带来的是黑镜子似的铁幕、隔阂和更深度地监控。就连这个时代最具批判性的话语仿佛也返璞归真,回到最启蒙的话题,何为自由、平等和公正?

另外,维佳在《媒体化时代:当代传播思想的反思与重构》一书中提到一个观点,就是媒体建制派的失败,显示了二战后形成的专业主义的、市场化的公共媒体与中产阶级市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出现了问题,这一方面与互联网、移动自媒体挑战了传统媒体机制有关,另一方面也显示公共媒体与受众、与群众的脱节。这确实不只是西方主流媒体的现象,中国也存在类似现象。这并非要像《娱乐至死》的作者尼尔·波兹曼所“怀旧”的那样回到以印刷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公共理性的时代,因为对于第三世界来说,这种“公共理性”的界限是精英政治和发达资本主义的中产阶级社会,对于底层或者被全球化所抛弃的群体来说,他们也是媒体建制派的“吃瓜群众”。这引出来一个经典问题,就是技术的进步,固然能赋予更多的人表达和发言的机会,但如果不改变既有的政治、社会结构,这种“进步”也是有限的,甚至是保守的。这需要我们更深入地思考技术、媒体和政治的关系,即便在技术落后、媒体资源匮乏的环境下,如果有相对平等化的政治,被动的受众也有可能变成有创造力的主体,而不仅仅是消费主义时代的“文本盗猎者”。

王洪喆: 我因为本科读工科,文科的基础是比较薄弱的,这使得我对人文社会科学不同学科的理解从一开始边界感就比较模糊,再加上传播学“十字路口”的历史属性,我一直觉得面向“问题”的学术与学科专业知识的成长并不矛盾,同样知与行也并不矛盾。但在现行学术体制下,新闻传播学研究往往将这些领域割裂起来处理,形成与前述相类似的另一个层面的“内卷化”,在“知”的一端虽译介西方理论,却很少吸收应用理论、研究本土问题,进而去修正发展理论,回到对于普遍性的探索;而在“行”的一端也很少产出独立可推广的应用型成果,更多的是作为附属于其他社会政经博弈过程的游说力量(lobby power)而存在。这使得学术在知识和实践上的创新都比较匮乏,恰恰不利于学科自主性和专业性的成长。维佳提出的横向全球视野的知行,慧瑜提出的基层传播探索,都是在不同维度上为克服此类问题提供了可行的、面向未来的有效路径。相应地,我的工作方式更趋向于将历史作为一种“横向”和“开放”的未知领域,尤其是对于20世纪历史的动力学探寻。这个距离我们最近的世纪,具体而微地塑造了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和我们思与行的方式,然而其真实的展开过程对于今天的我们却变得越来越陌生、难以辨认。4维佳提到很多亚非国家在当下的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政治经济矛盾和意识形态困境,无不关联着20世纪未竟的革命之后的主动遗忘或强制抹除。危机纪元的到来,是20世纪能量的最终耗尽,抑或是新的历史动力的重启?在更长的周期里,瘟疫与“漫长的中世纪”也正是亚欧腹地的旧帝国瓦解、新的知识和技术交汇孕育的时代。人注定不会再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时代正紧急召唤新闻传播学人向知识的边疆进发,向孕育着希望的历史与世界的深处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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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全球传媒学刊》2020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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