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与新大众文艺兴起，存在深度协同互构关系。主流媒体变革是媒体融合改革的深化，体现为新闻生产传播智能化迭代、改造商业互联网平台、构建社会服务全媒体平台三重维度。新大众文艺以普通人为创作主体、数字平台为载体、日常生活为内容，实现创作主体与形态革新，彰显人民性。二者以“以人民为中心”为价值内核，主流媒体为新大众文艺提供价值引领与资源支撑，新大众文艺则为主流媒体注入内容与话语活力。智媒技术还将重构形成兼具基层化、群众化、游戏化特征的智媒社会生态系统，二者的深度协同，是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路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下文简称《纲要》），提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生成式内容生产为基础的智媒技术，正在推动媒介生态发生结构性变革，主流媒体作为意识形态主阵地，需要通过系统性变革来回应智媒技术的挑战。这既是2012年以来从“中央厨房”到县级融媒体、再到媒体深度融合的深化，也是新时代“全党办报”工作方针的创新。与此同时，《纲要》指出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随着移动互联网的繁荣，一种以普通人为创作主体、以数字平台为传播载体、扎根日常生活的“新大众文艺”蓬勃兴起，成为当代文艺生态中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共享相同的媒介环境，主流媒体的变革需要回应新大众文艺所代表的新大众参与文化生产的趋势，而新大众文艺的发展也离不开主流媒体的公共赋能。本文以媒介与社会的辩证关系为理论视角，梳理智媒时代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与新大众文艺兴起之间的协同机制，展望智媒社会生态系统的未来特征，为新时代全媒体传播体系的构建与新大众文艺的繁荣提供理论基础。
智媒时代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历史脉络与三重变革
智媒时代的到来，标志着媒介形态从数字化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转型，这为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提出挑战。主流媒体的转型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升级，也是传播逻辑和媒介功能的重构。
2012年以来，中国媒体融合改革经历三个发展阶段，为智媒时代的系统性变革提供历史经验。第一阶段是以“中央厨房”为重点的生产机制改革。从2015年开始，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加快建设“中央厨房”融媒体中心，构建“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传播”的工作格局，实现媒体内容生产从“分散化”到“集约化”的转变，让主流媒体具备全媒体内容生产的能力。“中央厨房”标志着媒体编辑指挥系统的重大转型，通过解决“怎么生产”的问题，为智媒时代的技术变革提供内容生产机制。第二阶段是以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为重点的传播下沉。在2018年8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从国家层面推动基层融媒体中心建设。县级融媒体的重点是整合县域内的媒体资源，构建基层主流舆论阵地、综合服务平台和社区信息枢纽，实现主流媒体传播从中心向边缘的下沉。因此，县级融媒体中心解决主流媒体“在哪里传播”的问题，让主流媒体真正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第三阶段是以“媒体深度融合”为重点，推动主流媒体打破媒体与政务、服务、社交等领域的边界，构建数字平台时代的全媒体生态。2020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指出要“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以开放平台吸引广大用户参与信息生产传播”。媒体深度融合推动主流媒体与新技术、新平台、新生态的互融互通，以互联网思维强化平台的开放性、服务性和公共性，解决主流媒体“如何发展”的问题。智媒时代的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正是在这三个阶段改革的基础上，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生成式内容生产等智媒技术，对媒体融合改革进行的全面深化与升级。
新闻生产与传播的智能化迭代。在内容生产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改变传统编辑部的“策、采、编、审、发”全流程，机器人写作广泛应用于体育新闻、财经数据等内容创作，提升了生产效率；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与大数据分析的结合，帮助创作者通过用户画像精准把握不同群体的信息需求，实现内容的个性化生产与精准化供给，实现从“中央厨房”到“数据驱动＋智能生成”升级。在传播层面，智媒技术推动传播方式从“单向灌输”向“互动传播”的转型。依托5G、VR、AR等技术，主流媒体的内容呈现日益多样化，从传统的图文、视频向沉浸式体验延伸，以互动性新闻增强信息的在场感与吸引力；算法推荐技术的应用使得主流媒体能够突破传统传播渠道的限制，将优质内容精准推送给目标用户，传播路径从县级融媒体的基层矩阵升级为“算法推荐＋精准触达”的全域传播。在媒介生态层面，通过大数据分析用户的阅读、点赞、评论、转发等行为，主流媒体能够依据传播效果及时调整内容生产策略与传播路径。这种实时反馈机制，使得主流媒体能够更好地回应社会关切，重建与社会生活的有机联系。可以说，智媒时代的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是2012年以来媒体融合改革的深化，也是主流媒体适应智媒技术发展的内在需求，通过不断强化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进一步壮大主流意识形态舆论阵地。
商业互联网平台对主流媒体的影响。21世纪以来，主流媒体与商业互联网平台的关系经历从“内容寄生”到“生态博弈”的转变。在互联网发展初期，商业平台以免费搬运主流媒体内容为主要方式，成为主流媒体的内容“转播者”；而随着平台发展成熟，其逐渐掌握媒介传播的主导权。以腾讯、B站为代表的商业平台，凭借其强大的算法技术与用户基础，占据可观的市场份额。主流媒体在商业平台上开设的公众号、账号，需要在平台的规则体系下进行内容生产。这种平台影响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而且体现在话语体系与传播逻辑的层面。
商业平台的算法推荐以“流量为王”为中心逻辑，往往过于追求用户停留时长与点击率，容易导致内容的同质化、低俗化与碎片化。在这种逻辑的影响下，部分媒体为追求市场占有率，不得不迎合商业平台的传播规则，弱化自身的价值引领功能，陷入“自我边缘化”的困境。同时，相对于商业平台更易获得用户数据的现实情况，主流媒体难以获取精准的用户数据，进一步削弱其内容生产的针对性与传播效果。在媒体与平台的博弈中，研究者指出，媒体的使命在于，从技术消费者转变为平台化网络的主动构建者，面对商业平台造成的影响，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需要通过打造自主可控的新媒体平台，掌握关键用户数据与传播节点，摆脱对商业平台的过度依赖。从中央媒体的人民日报客户端、央视频，到地方媒体的“南方＋”“潮新闻”，主流媒体纷纷加大对自主平台的投入，构建全媒体矩阵。在保持自身价值立场的前提下，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传播生态，实现与商业平台的差异化竞争。
社会服务全媒体平台的系统搭建。主流媒体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承担着宣传党的大政方针、反映人民心声、引领社会风尚的职责使命，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使命实现方式也随着媒介形态的变迁而不断调整：20世纪80年代，新闻改革推动主流媒体聚焦改革开放共识，走向信息化、专业化方向；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改革催生都市报的兴起，深度报道成为新闻专业主义的新规范，主流媒体承担着社会公共讨论的职能；进入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的生存危机使得主流媒体使命的实现面临新的挑战；而智媒时代的到来，为主流媒体提供新的契机。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不是放弃宣传使命，而是在新的媒介环境下，实现从宣传到社会服务平台的功能拓展，完成从媒体属性向社会化管理的转变。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化价值引领，通过优质内容生产，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社会风气；二是拓展公共服务，依托自主平台，提供政务服务、生活服务、文化服务等，增强受众黏性；三是参与社会治理，通过舆论监督，搭建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桥梁，参与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主流媒体要适应互联网的话语体系，用“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语言回应公共关切，主动出击，赢得群众认可。
新大众文艺的主体重构与形态革新
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各种新技术的兴起，让广大群众参与的“新大众文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生力军。普通大众借助智媒时代各类传播平台，广泛参与文艺创作，从受众和围观者，转变成文艺创作的主体。新大众文艺的生成与演进，呈现技术赋权与人民主体性凸显的时代特征，既是数字时代人民文艺的生动实践，也是新闻传播领域“群众办报”传统的创新发展。1948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指出，“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倡导“开门办报”，要求走好互联网时代的群众路线。新大众文艺同样强调群众作为创作主体的地位，是新时代人民参与文化建设的重要方式。
新大众文艺在创作主体、传播媒介和内容表达等方面，已形成一种共生共创的新型文艺形态。第一，创作主体是新大众，即普通人、网友成为文艺创作的主体，如从事文学创作的素人作家、利用短视频进行影像书写的UP主等。智媒技术的发展使得文化生产的门槛大幅降低，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剪辑软件，就能让普通人成为文艺创作者。外卖员、农民、卡车司机、返乡青年等普通人，纷纷走进文艺生产的中心，他们的日常生活、工作状态通过数字平台进入公共视野。例如，范雨素、李文丽、施洪丽等家政女工作家把生命故事变成自我成长的篇章，把家政工作的辛劳变成劳动者共情的话语。又如，北京谷仓乐队参与村民共创村歌活动，让村民参与创作的村歌变成村庄的文化名片。这种“人人都是创作者”的文艺理念，打破专业艺术家对文艺生产的垄断，彰显文艺的全民性。第二，传播载体是数字媒介。新大众文艺不再依赖传统杂志、出版社、剧院、电视台等专业化机构，而是依托网文平台、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等数字渠道进行传播，突破传统媒体的单向度传播，让群众的创作能够实现自主传播。短视频平台的算法推荐技术，能够根据用户的兴趣爱好，将大众创作的作品精准推送给目标受众，实现广泛传播。同时，数字平台的交互性与社交性，使得作品可以及时获得互动和反馈，弹幕作为一种新的文艺评论形态，也可以形成一种参与感和口碑效应。这种传播方式让群众的创作能够实现内容生产和传播的自主性。第三，内容表达的生活化，即新大众文艺的内容源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充满生活化与在地性。在乡村领域，县域本土博主聚焦乡村振兴中的真实变迁。例如，李子柒的作品通过拍摄农业生产、非遗传承等内容，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之美与乡村生活之美。在城市领域，打工者的非虚构写作、外卖员的诗歌反映城市新工人的生存状态。这些充满人间烟火的内容表达，使得新大众文艺具有较强的情感穿透力，容易实现共情。
在文艺形态方面，新大众文艺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以文字为载体、以文学为媒介，如素人写作、非虚构文学、基层作家等，这是文学创作类的新大众文艺；二是以视听为载体、以影像为媒介，如短视频博主、播客、二次元创作等，这是网络视听类的新大众文艺；三是以文艺表演为载体、以群众文艺为媒介，如文艺直播、展演活动等，这是群众文旅融合类的新大众文艺。由于新大众文艺的数字化、业余性和群众性，评价新大众文艺不应该只用专业化或市场化的单一标准进行评价，而应该同时强调其参与性、公共性和社会性等多维度评价指标。新大众文艺的兴起让人民群众真正成为文化建设的主体，推动文化建设的全民参与。一是推进文化民主。新大众文艺通过技术赋权，让普通民众获得文化表达的话语权，让普通民众能够自主创作、自主传播，将自身的声音传递到公共领域，实现“让每个人的声音被听见”。二是彰显人民性。新大众文艺是新时代“人民的文艺”的鲜活实践，以普通人为创作主体，以日常生活为内容。从打工者的文艺创作到乡村的村歌共创，新大众文艺让文艺回归人民，成为人民表达情感、凝聚共识的重要载体。三是文化传承的创新。新大众文艺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新的路径。例如，短视频平台上的非遗传承人，通过几十秒的短视频展现传统技艺的魅力，让非遗成为“活化”的传统。这种文化传承，是群众自发的、生活化的传承，让传统文化更好地扎根基层、扎根群众。
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与新大众文艺的互构
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确立党报党刊的功能和基本理念，明确提出要在管理上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落实“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理念。通过推动干部带头写稿、群众广泛撰稿，大众媒介改变以往单向度传播的逻辑，具有平台性和互动性，成为党联系群众、动员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舆论阵地。在智媒技术的语境下，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形成深刻的互构关系，这种关系是“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在新时代的数字化重构。数字媒介的一大变革意义，就在于它提供新的场景或者说社会信息环境，从而带来关于自我和他人的新的可见性。这种可见性的变化不仅在微观层面为网络传播带来新的心理和社会效应，更在宏观层面推动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位。新大众文艺借由这种新的可见性，让普通民众从文艺传播的被动受众转变为创作主体，民间的日常表达与文化创作得以突破传统传播的壁垒进入公共视野；而主流媒体也因这种可见性的重构，得以更清晰地看到民间文艺的创作活力与群众的文化需求，让主流价值的传播能够精准对接人民的日常生活，重塑新时代媒体与大众、主流文化与民间创作之间的传播关系。
从社会影响力维度看，主流媒体必须在社会层面具备实质性的广泛传播力与舆论引导力。如果一个媒体覆盖面广却缺乏公信力与感召力，或虽有鲜明立场、优质内容却缺乏广泛影响力，其都难以真正构成“主流”。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发挥“全党办报”的传统，通过党和政府主导的媒体改革，整合各方资源、培养传播生态，让主流媒体始终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主阵地；新大众文艺则继承“群众办报”的理念，通过技术赋权让群众成为文化生产的主体，让群众的创作成为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维度上实现协同发展的可能。
主流媒体对新大众文艺具有支撑作用。面对互联网和新媒介环境而催生新的文艺形态，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扩大工作覆盖面，延伸联系手臂，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他们，用全新的政策和方法团结、吸引他们，引导他们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新大众文艺的持续健康发展不仅在于个体创作的繁荣，还应该思考“怎么组织这些分散的个体、多样的大众文艺，使之具有真正的大众性、人民性”，在这个过程中，主流媒体具有不可或缺的支撑和引导作用。面对开放化的网络平台，新大众文艺容易受到商业平台“流量为王”的影响，出现迎合低级趣味、违背公序良俗的内容，这就需要主流媒体凭借其资源、平台、价值引领优势，保障新大众文艺健康有序发展。一方面，主流媒体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底色，以自身的内容生产与传播，为新大众文艺树立标杆：通过开设新大众文艺专栏、发掘和推广优秀的素人作品，批判低俗化、同质化的创作倾向；或借助文艺评论，引导素人创作者树立正确的创作观，将个人表达与社会价值相结合，实现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的统一。另一方面，主流媒体借助专业资源，为新大众文艺发展与传播注入动能。比如，可以将优秀的网络小说、短视频、微短剧进行改编，转化为影视剧、纪录片等形式，扩大作品的传播范围；或通过自主平台的推荐，让素人创作者的作品进入主流视野，实现新大众文艺的公共性建构，让群众的文化创作成为社会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新大众文艺在与数智技术共生过程中，也会出现如版权归属与责任主体虚化、算法偏见与文化挪用失准、情感操纵与人文精神式微隐忧等现实问题，这需要主流媒体彰显公信力，履行社会监督职能，推动平台规范化建设，监督示范行为，为新大众文艺创作提供可持续的健康生态。
新大众文艺也为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注入活力。未来的内容生产需要强调对话思维，关键在于祛除“宣教气”，增强表达的平等感、参与感、互动感、亲和感，让“对话”真正融入主流媒体。媒介技术的发展重构社会传播渠道和文化生成环境，文化与媒介二者是相互影响、双向互济的关系，“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既需要依靠主流媒体的全媒体传播体系，也需深入赋能主流媒体的网络传播生态。新大众文艺让人民群众从媒体的外部参与者，转变为媒体内容生产的源泉，让主流媒体的变革始终扎根人民、依靠人民。主流媒体在传统的内容生产中，容易陷入“精英化”“同质化”的困境，可能造成内容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脱节。新大众文艺的内容源于普通人的生活，充满烟火气与现实感，能够为主流媒体的内容生产注入活力。例如，大众在短视频平台发布的内容可以直接被主流媒体转载，这些内容的主题涵盖家庭亲情、个人成长、生活变迁等各个方面，使主流媒体更加适应网络语境的传播话语，从而引起观众情感共鸣。平台的本质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大众传播”，而是一种高度分化甚至趋向个性化的传播，这与主流媒体面向社会的无差别“大众传播”属性形成差异。因此，主流媒体应主动寻找“破圈式嵌入”策略，在尊重个性化分发的同时实现跨圈层传播。而新大众文艺恰好形成适应网络语境的传播话语，富有情感共鸣，能为主流媒体实现跨圈层传播提供有效的实践路径。
每到岁末年初，各大主流媒体根据不同主题对大众日常的传播内容进行收集整理、二次创作，形成年终总结视频，这已经成为记录和反映时代发展的细腻笔触。同时，广大新大众文艺的创作者不仅成为主流媒体采访与报道的对象，还登上视频类文化节目的舞台，成为主流媒体进行内容制作的共创者。此外，新大众文艺创作风格类型各异，特色鲜明，这些多样化文化内容的传播改变受众接受习惯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媒体的创作思维与话语模式，主流媒体通过短视频、直播等形式，以贴近群众生活的叙述视角，将严肃的政策内容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内容，实现“润物细无声”的传播效果。主流媒体在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引领民间舆论场时，应从“晓之以理”转向“动之以情”，从“高谈阔论”转向“家长里短”，用大众习以为常的生活化、个性化、网络化的语言，变严肃单调的官方叙事为受众喜闻乐见的民间叙事，化抽象为具体、化含蓄为直白，化话中有话为浅显易懂，在生动、形象、简单的语境中，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可见，新大众文艺的繁荣，既为主流媒体深入人民生活、反映群众心声提供资源沃土，也为其内容生产与话语变革提供深层动力。
新大众文艺所代表的全民创作趋势，让主流媒体成为全民创作的组织者和服务者，也成为低语境传播的重要载体，能进一步消解官方叙事与民间话语的隔阂。主流媒体通过平台吸引素人创作者，可以将新大众文艺纳入自身的全媒体生态，增强内容生产的活力。二者的协同发展虽然面临商业逻辑与价值逻辑的张力、算法霸权的影响等困境，但只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引领，构建智能向善的算法体系，建立常态化的协同机制，就能打造主流引领和全民共创的文化宣传生态。
智媒社会生态系统的未来特征
智媒技术发展不仅推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还将重构社会的媒介生态，形成智媒社会生态系统，这一系统将对社会生产、生活、社交、文化等各领域产生长远影响。数智媒介并非单纯的传播工具，其媒介性深刻形塑着文艺作品的生产、传播与接受模式，而新大众文艺的中心价值在于以人民性为导向，实现媒介技术赋能与大众主体性的统一。有学者指出，数智时代的大众文艺实现从知识分子“代言”到大众“自言”的转变。新大众文艺是百年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当代延伸，而数智媒介让文艺的广场性、现场性得以复兴。延安时期的街头说书、群众演剧，如今通过县域融媒体平台、乡镇文化社群等方式下沉传播重心，而这些都离不开数智媒介。智媒社会生态系统具有基层化、群众化和游戏化的特征，为主流媒体与新大众文艺的深度协同发展提供新的路径。
智媒社会生态的基层化。基层化是指的是在智媒技术的支撑下，社会成员将以兴趣、地域、价值为纽带，形成各类线上线下融合的基层，基层成为社会生产、生活、社交、文化的基本组织单元。有学者提出新大众文艺的“亲和空间”，指人们基于共同活动、兴趣和目标，而非共同种族、阶级、民族或性别与他人建立联系的空间。这一空间既可是实体的，如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与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等组织的“爱故乡·村歌计划”，以新老村民共同参与的方式，在重庆、福建等地创作村歌；也可以是虚拟的，如贵州榕江“村超”引领形成的文化生态：通过短视频平台共享训练日常、共创赛事话题，组建乡村足球文化的线上社群。这种基层化的组织形态是对“全党办报”集体协作、全民参与回归，“全党办报”是依靠党和人民的集体力量，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办报格局，而智媒时代的基层化，则让这种集体协作从传统的行政体系和媒体体系，延伸至各类民间基层，形成党媒引领和基层联动的全新协作形态。在基层化的生态下，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进一步向基层下沉，通过打造基层化的传播平台、服务平台，将主流价值传播融入基层生活；新大众文艺则将以基层为创作单元，形成基层共创、基层传播、基层共享的文艺生产模式。
智媒社会生态的群众化。群众化是指在智媒技术的赋权下，群众将成为智媒社会的重要主体，群众的需求、创作、参与将决定智媒社会生态的发展方向。有学者指出，数字平台与参与式文化共同构建开放共享的“数字集市”，打破专业与非专业的创作壁垒，让“人人都是艺术家”成为现实，也让无数普通民众得以在此“摆摊卖艺”，实现文艺创作权的平民化再分配。智媒时代的群众化，与“群众办报”中的群众一脉相承，从传统的工农通讯员升级为智媒时代的全民创作者，让群众从媒体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智媒社会生态的内容的创作者。例如，育儿嫂范雨素通过写作讲述自己的北漂生活，“外卖诗人”王计兵通过诗歌记录骑手在城市中的日常，“沂蒙二姐”吕玉霞以乡土诗歌书写农人情怀，这些“无名者”的创作通过平台获得广泛关注，正是新大众文艺在智媒时代的发展成果。新大众文艺将成为智媒文化生态的主流，群众的创作、表达和参与是智媒社会生态的核心活力。这种全民参与的实践，既延续“群众办报”的集体协作传统，更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让文化生产力得到解放，成为智媒社会生态蓬勃发展的动力基础。
智媒社会生态的游戏化。游戏化是指在智媒技术的支撑下，游戏的思维、机制、体验将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生产、生活、社交、文化、传播等各个领域，通过互动、激励、闯关、打卡等游戏化机制，提升群众的参与度。有学者提出新大众文艺的“游戏现实主义”，其重点在于以游戏性叙事重设现实，通过卢多叙事（ludonarrative）、涌现叙事等方式，让受众从“读者”转变为深度参与的“玩家”，“让粉丝活跃自如地投入跨语境共创互动”，在互动体验中触碰现实本质。游戏化将成为主流价值传播的重要方式，主流媒体可以通过打造游戏化的传播产品，将严肃的主流价值、政策内容转化为生动有趣的游戏体验，让主流价值传播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参与。例如，网络文学作品《我的治愈系游戏》所展现的，在现实世界与恐怖游戏世界之间穿梭的主人公，带领读者一同体会紧张刺激的闯关过程，也感悟互助友善的情感价值。游戏化将成为文艺创作与传播的重要机制，通过游戏化的激励机制，激发群众的创作积极性。网络文学中的“痛爽文”正是典型，小说《十日终焉》以生死游戏为框架，将普通人的生存困境转化为“临届考验”式的闯关任务，既满足群众的创作参与感，又通过“爽点与痛点并置”的叙事，传递出直面困境的精神内核。同时，游戏化的互动体验，如弹幕互动、虚拟创作、沉浸式体验等，也将丰富新大众文艺的表达形式，提升作品的互动性与体验感。这种“以游戏寓言现实”的创作逻辑，让新大众文艺在娱乐性与思想性之间找到平衡，成为智媒社会游戏化特征的重要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围绕提高文化原创能力，改进文艺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孕育催生一批深入人心的时代经典，构筑中华文化的新高峰。智媒时代的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不仅是媒体技术与文艺领域的创新，也体现了“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统一的”，是“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理念在数字时代的全新发展。二者的协同发展，既是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必然要求，也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路径。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既要发挥主流舆论的引领作用，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共同书写新时代中国文化繁荣发展的新篇章。
张慧瑜，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影视文化、基层传播、新闻社会史、对外传播及非虚构写作，主要著作有《视觉现代性：20世纪中国的主体呈现》《主体魅影 中国大众文化研究》《文化传播：转型时代的中国电影》等。
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6年第8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