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瑜，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影视文化、基层传播、新闻社会史。

文章来源：张慧瑜.独众时代的文化传播：《牛来》反转的文化症候[J/OL].天府新论,1-7[2026-09-07].https://link.cnki.net/urlid/51.1035.C.20260905.1612.002.

摘   要：移动互联网与智能算法的深度融合，推动传播形态从大众传播向独众传播转型，从机构主导的中心化传播向虚拟个体的去中心化传播转型。独众社会形成了数字洞穴式空间和分身化、原子化的独众式主体，构建起依托社交平台的个体表达与算法聚合的传播格局。动画电影《牛来》的破圈成为独众社会文化传播的典型案例。一方面，观众在短视频等社交平台发布吐槽、剪辑片段、玩梗等二创内容，这些零散的观影感受被算法捕捉并放大，逐渐形成全民参与的舆论热潮；另一方面，不同于电影工业流水线生产的文化商品，非专业人员的“手搓”质感呼应了原子化个体反抗精英审美的情绪。网友通过对电影文本的拼贴、挪用和戏仿，完成对专业话语的嘲讽和反抗，表达了普通人对资本垄断、技术崇拜与行业内卷的不满。不过，网络空间的集体式狂欢，创造的是一种没有行动的行动感，算法产生的传播效应很快会转移或消散。独众时代的文化传播既要善用个体自组织力量，也要反思行动被表达替代的结构性困境。

关键词：独众时代  独众社会  文化传播  文化症候  《牛来》

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与智能算法的广泛应用推动社会传播形态从大众社会、分众社会转向独众社会。每一次传播媒介的革新都推动社会传播形态的变化。15世纪中叶印刷技术革命推动了书籍、报刊的规模化传播，为大众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媒介基础。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普及，打破了大众媒体单向度传播格局。互联网传播呈现平台化、社交化、圈层化、粉丝化等特征，受众被分割为一个个封闭的兴趣圈层，粉丝文化成为分众时代的标识。2020年以来数字和智能媒介完成了对社会传播形态的又一次重构，社交平台从社交属性向社会化服务全面扩展，智能算法实现了信息的个性化推荐与精准分发，使个体的社会化交往主要通过数字媒介在虚拟空间完成。在这种背景下，现代社会从圈层化的分众社会转向原子化的独众社会，社会空间也从集体化的公共领域转向个体性的数字洞穴，独众社会和独众式主体开始来临。独众社会以数字洞穴为空间载体，以分身化、原子化的独众为主体，将个体表达与算法聚合的大众效应相统一，每一位使用者既是孤立的数字个体，又是经由共同的算法与符号连成的整体，“独”与“众”由此互为条件。

独众时代的文化传播重塑了新闻传播与舆论生成机制，深刻改写了影视文化的生产逻辑和传播路径。近些年，中国电影上映引发的舆论事件愈发频繁，从票房造假到撤档风波，从性别议题到爱国情绪，舆论风向已经成为电影产业链上不容忽视的一环。2026年有两部电影形成了破圈效应，一是“五一”档上映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观众在自媒体上的口碑效应翻红，二是暑期档的动画电影《牛来》依靠网络二创、玩梗带来票房反转。从动画水平和影像表达来看，《牛来》都略显粗糙、稚嫩和简单，但正是这种“抽象”“反差萌”“手搓感”反而激发了网友的观影和解读热情，使其以“烂片”标签引发舆论热潮，成为这些年电影文化舆情的最新例证。基于此，本文从独众时代的文化传播切入，分析《牛来》事件背后的传播机制和文化症候。

一、动画电影《牛来》的反转

2026年8月5日，动画电影《牛来》上映，没有宣发预算，没有路演，也没有预告片，宣传材料仅一张水墨国风海报。海报有点像“古早”的电脑绘画，一头披红斗篷的小牛跋涉向远方，右侧是一句题记“牛生是可以预演的，在梦里…”。这部影片由导演信雨萌和母亲孙丽芳两人耗时五年手工制作，讲述一头生下来就站不起来的小牛，在牛妈妈的守护下重新站起来的成长故事。电影上映首日票房仅342元，上映9天票房累计7169元。按照正常的市场逻辑，这部电影很快会从影院下档，但却经历舆情反转，在一个月内累计票房突破5000万元。与其说这是电影自身实力的体现，不如说是电影引发的舆论流量激发了移动互联网时代观众的参与热情，最终演变为一场名副其实的“牛来事件”。从发酵到高潮再到回落，《牛来》在一个月的时间经历了舆论潮汐的三个阶段。

第一，惊讶和吐槽的发酵阶段。看完电影后，有观众在网上吐槽《牛来》，认为这部“奇葩”电影建模塑料感强、动作僵硬得像PPT翻页、角色五官不对称、画面频繁穿模、配音声中夹杂着老式座机通话般的底噪、字幕里还有错别字，等等。有观众把屏摄画面剪辑成短视频发到社交平台，使用“被海报骗进影院”“史上最烂国漫”等标题。这些吐槽视频最初只在小圈层传播，但粗糙的、“辣眼睛”的画面自带强烈的冲击力，很快被短视频算法放大。越来越多的博主参与转发和点评，标题越写越夸张。很多网友带着“我倒要看看有多烂”的猎奇心理走进影院，看完后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新的吐槽视频，形成了“越吐槽越想去看”的滚雪球效应。8月14日前后，《牛来》话题登上热搜，实现了破圈传播。

第二，二创和玩梗的高潮阶段。热搜之后，关于电影的讨论不再停留在吐槽影片质量上，随着网络玩梗全面铺开及二创内容的批量生产，讨论话题从电影本身延伸到了对股市和社会的调侃，“牛来”迅速成为一个网络模因开启了“病毒式”传播与扩散。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魔改名场面。片中牛妈妈满世界找儿子“牛来，牛来”以及牛来找妈妈的“妈妈，妈妈”段落，被剪成各种洗脑的鬼畜音视频，成为全网流传度最高的梗。电影中还有大量不知所云却自带哲理的对白，如“时间会证明牛来的”“昨天的明天是今天，明天的明天是现在”“满足你的胃，它会治愈悲伤的”。网友把这些台词逐句配上各种画面做成表情包，戏称其为“哲学包装下的鸡汤裸奔”。一段豹子喝牛奶后发问“少了点妈妈的味道”、牛回答“这是爸爸的专属”的对话，更是被截图疯传，成为影片最具争议也最出圈的名场面。二是玩片名梗。“牛来”谐音“牛市来”，恰逢股市行情低迷，大量股民把这部电影当成许愿现场，专门买票去看，祈祷牛市到来。片中一段小牛被石头绊倒、四脚朝天的画面被单独截出来，被网友命名为“绊倒体”，用来调侃自己炒股被套牢的姿势。一时间，评论区里全是“牛来了，我的钱呢”之类的玩梗发言，有人甚至调侃这是“股民的春节档”。三是二创涌现。网友发展出“X来”的造句格式，“狗来了”“猪来了”“钱来了”“好运来了”等，以及“来都来了”“万物皆可来”等各种二创涌现。有人用AI把各种角色和物种套进电影，牛头、狗头、熊猫头轮番上阵；有人做真人模仿，对着镜头还原片中小牛摔倒的姿势；还有人自制表情包，把“妈妈，牛来”配在各种应景的图片上；等等。

玩梗带来的流量迅速转化为《牛来》的票房。据猫眼专业版数据，8月15日，《牛来》单日票房冲到876万元，排片从最低谷的个位数场次猛增到上万场；8月16日，单日票房突破600万元；8月17日，单日票房超800万元，压过了同期上映的几部热门影片；8月18日，累计票房突破2000万元；8月20日，累计票房突破3000万元；上映第22天，也就是8月27日，累计票房正式突破5000万元。一部首日票房仅342元的电影，在3周多的时间里完成了票房十余万倍量级的逆袭，也创下了国内院线电影极高的投资回报率纪录。院线看到流量红利，紧急加开场次，各大城市的影院都出现了排队观影的场面。在豆瓣网站上，一星差评和反讽式五星好评交织出现，评分本身已经失去意义，更多人在借评分表达立场。舆论很快分成两派：质疑的一方从专业角度出发，认为影片的画面和叙事达不到院线公映标准，这种粗糙的电影消耗观众的信任，担心有可能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后果；支持的一方则看重一对母子耗时五年独立创作的情怀，把这场观影当作集体解压的社交狂欢，认为大众买票更多是参与网络玩梗，而不是单纯消费影片本身，这是对主流影视工业套路的一种戏谑反抗。随着个人二创带来的巨大流量热度，官方机构和商业品牌也加入对“牛来”符号的借用、拼贴与模仿中，不仅各大官方媒体争相报道“牛来”出圈现象，各地文旅、公安等职能部门也将其运用到文旅推广、反诈宣传等工作中，如“北京发布”以“鸭来”推广北京烤鸭美食品牌，海南警方用“盔来”提示电动车驾驶人佩戴头盔，等等。众多乳品、餐饮、电器、汽车等领域的商业品牌也纷纷借“牛来”流量宣传推广自身产品。与此同时，各种次生谣言也同步滋生。网络上流传着影片骗取政府补贴、资本幕后操盘炒作、全国强制下映等说法，舆论场信息混杂、真假难辨。这些现象都说明“牛来”已经从单一电影消费演变成了全社会参与的文化狂欢。

第三，舆论回落阶段。随着暑期档收官，讨论声逐渐平息，票房增长放缓，影院排片开始回收。流量来得快去得也快，《牛来》最终会回归一部普通动画电影的命运。从无人问津到全网刷屏，电影本身的好坏反而变得次要，人们借一部电影完成了一场集体的情绪宣泄。

二、独众时代的文化传播

传播媒介是塑造社会形态的重要力量。2020年以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及人工智能日益嵌入日常生活，整个时代的传播环境逐渐呈现出独众化特征。在此背景下，大众传播、分众传播时代所形塑的大众社会、分众社会开始向独众社会转型。独众社会的出现有两个标识：一是数字洞穴式的虚拟社会场景，围绕个体建构的专属化、私人化空间，取代了大众式的公共空间；二是独众式的主体形态，这是一种独立且孤独的原子化主体，该主体通过手机、电脑、AR、VR等媒介装置，主动进入并沉浸在数字洞穴中。大众社会与分众社会分别以整体性和细分圈层为传播前提，独众社会则把传播起点下沉到一个又一个掌握自媒体的个体，其聚合方式主要依靠算法对流量的控制和对兴趣的识别。《牛来》通过普通网民的自发二创、玩梗共情实现票房与热度的逆势反转，是独众时代文化传播的典型案例。

独众传播区别于大众传播一对多、专业化主导的模式，其特点是个体独立、大众聚合。每一位网民都是独立的传播节点，个体碎片化表达经由圈层传播与算法放大，层层汇聚为公共文化舆论。《牛来》由非专业的素人耗时五年用电脑创作完成，这本是一部快速下线的小众作品，但是观众观影之后，在短视频等社交平台发布吐槽、剪辑片段、玩梗二创等UGC内容，个体零散的观影感受进入数字洞穴。这些二次创作形成的跨媒介叙事打破了“作者中心论”的叙事权威，推动叙事权力从专业的文化生产者向受众转移。普通受众既是信息接收者，也是内容生产者与意义阐释者。算法在这一过程中并非单纯的信息分发工具，它同时参与个体认知与社会关系的塑造，并不断重组人与信息、人与群体之间的连接方式。算法不断把相关内容推送给兴趣用户，分散的个体逐步聚合，形成全民参与的舆论热潮，共同完成对这部电影的意义再生产。这反映了独众传播自下而上的情绪共振，全民共创实现了出圈的效果。数字洞穴取代了广场式公共空间，每个网民沉浸在算法推送的专属信息隧道之中，却又因为共同的文化符号实现跨圈层聚合，这正是独众社会特有的传播悖论：个体高度原子化，却可以临时凝聚成声势浩大的文化现象。

独众社会造就了分身式的独众主体，这同样塑造了大众面对《牛来》复杂的接受心理。独众主体具备分身化特征，网民在数字洞穴中拥有多重数字身份，可以切换不同角色参与文化实践，观看、玩梗、二创、共情多重身份可以同时并存。很多观众并非单纯为影片的艺术价值走进影院，而是以数字玩家的姿态参与这场文化事件：一部分人抱着猎奇心态打卡观影，把粗糙画面作为玩梗素材进行二次创作；一部分人共情母子追梦的逆袭故事，为平凡热爱发声；还有一部分股民群体带着祈福的心理完成观影消费。分身代表着数字主体在时空上的多重自我，它并非固定的某种身份，而是在动态的认识与实践中不断生成感知或行动。同一个观众，线下是影院里的观影者，线上变成段子创作者与话题讨论者，多重数字分身同时展开文化实践，形成一边吐槽制作缺陷、一边为草根坚守初心点赞的矛盾舆论图景。这种矛盾并非个体态度的紊乱，而是分身化主体在不同情境下调用不同身份的结果，粗粝的画面既是被嘲弄的对象，也是草根真诚的证物，观众在玩梗与共情之间反复滑动，构成舆论场的多声部。这种多声部并不削弱传播强度，反而以持续的争议维持话题热度，使影片始终处于被讨论的状态。独众主体的分身化意味着接受不再是单向的，每一次观看都可能转化为一次再生产，这正是独众传播得以持续放大的主体条件。

同时，独众主体是再中心化的原子个体，算法把用户置于个人数字小宇宙中心，外部事物容易成为自我情绪投射的载体。大众并非单纯消费电影文本本身，而是将自身社会情绪投射到《牛来》之上。观众把反抗专业化审美、向往真诚坚守的情绪寄托在这部作品上，影片成为情绪载体，承载着普通人对资本垄断、技术崇拜与行业内卷的不满。但这种联结又是临时的，属于独众社会典型的碎片化社会联结，如同当下流行的搭子文化，这场文化聚合依靠共同情绪维系，情绪褪去之后热度便会消散，并不形成稳固长久的社群共同体。热度由算法制造，也随算法迁移，当新的文化符号占据注意力中心，旧的情绪共振便迅速让位于新一轮聚合，独众社会因此始终处在不断聚散的文化节律之中。由此，《牛来》既证明独众传播能创造大众传播体系难以企及的传播奇迹，也暴露其依赖情绪、难以沉淀的结构性限度，这正是独众时代文化传播最值得辨析的双重面向。

三、“玩抽象”与反精英主义

“玩抽象”成为围绕《牛来》出现频率最高的标签，我们要追问的不只是它为何爆火，而是“玩抽象”究竟在玩什么，它又如何从一种语言游戏滑向反精英主义的集体快感。网络语境里的“抽象”，是从哲学中与“具体”相对的范畴挪移而来，如今却用来命名看不懂、无法归类的事物，它以意义模糊、解读多元为特征，拒绝单一价值评判，既包含戏谑调侃，也暗含审美认可。《牛来》正是这种暧昧性的文化载体，故围绕它的二创才能无限生产，“妈妈，牛来”的魔性台词被反复拼接，原始文本在挪用中被不断改写，产生新的意义，每一次转发都是一次再命名。

首先，“抽象”体现为丑萌共生的反差。影片粗糙的建模、笨拙生硬的动作、违和的配音属于“丑”，而这种脱离工业模板、毫无人工雕琢的野生质感，又形成了独特的真诚感。 “丑”不再是被贬斥的对象，而成为纯粹的证明。其次，“抽象”体现为荒诞与意义暧昧。表层无逻辑、不专业、荒诞滑稽的影像，却承载着普通人追梦、逆袭的反叛精神。网民既可将其当作娱乐玩梗的荒诞笑料，也可解读为反套路、反AI、反精英的先锋表达。意义的开放与暧昧，让不同圈层的网民都能在同一画面里完成自我投射。最后，“抽象”体现为娱乐与疗愈的功能暧昧。青年群体通过“玩抽象”消解现实内卷的压力，在无意义的玩梗解构中对抗宏大说教——越是在现实中动弹不得，越需要在无意义的狂欢里确认自己还活着。

独众时代传播权力下沉，普通网民通过吐槽、二创、点赞、买票等实践重新争夺文化评判权，他们把“手搓”的技术短板，转化为对抗资本内卷、坚守初心的文化符号。这类符号化、碎片化和戏仿式表达往往不仅承担娱乐功能，也成为青年群体表达情绪诉求、进行文化协商乃至温和抵抗的重要方式。“玩抽象”本身就是一个双重动作，它既嘲讽了作品，也嘲讽了规定“什么是好作品”的精英标准。戏仿、挪用、解构让精英话语在荒诞的重复中失效。当“妈妈，牛来”的魔性台词被反复拼接，当小牛绊倒的“绊倒体”被用来比喻被套牢的股民，反精英、反权威的情绪在一次又一次的玩梗中被释放。“抽象”由此成为一种软性反抗的语法，它不正面进攻，而是通过戏谑让权威显得滑稽，通过无意义让“意义”失去位置。这是一种成本极低、收益即时的快感经济学，它无需改变生产与分配的物质条件，只需在符号层面暂时悬置既有设定的评价秩序，反精英主义的快感正是这种话语权失而复得的快感，观看与转发本身就成了抵抗的姿态。

这种反精英情绪并非孤立出现，它与近年来“内卷”“躺平”“丧”等网络亚文化所持续表达的现代性焦虑和无力感具有相通的社会文化心理。后疫情时代放大了个体面对不确定性的无力感，大经济环境则让“努力就能成功”的精英叙事遭遇落空的危机。冯小刚执导、雷佳音与胡歌出演的《抓特务》，艺术水准不差，首日票房约2400万元，但宣发过程引发争议，很多网友把《抓特务》指认为一种高高在上的精英叙述，正好与《牛来》形成了舆情相反的效果。观众对《牛来》除了嘲讽之外，也有对由母子构成、无资本无团队的弱势主体的同情，恰如影片中那只生下来站不起来、在牛妈妈守护下重新站立的小牛，也让一些观众对“站不起来却终于站起”的弱者产生共情。《牛来》的“玩抽象”是独众时代的一次文化实践，它以暧昧的姿态完成对精英话语的嘲讽与反抗，以荒诞的狂欢承载着普通人的无力与不甘。它既是一次话语权的想象性争夺，也是一种无行动的行动；既是疗愈，也可能只是又一次消费。

与此同时，《牛来》也引发了关于“手搓”与“AI生成”的讨论。电影破圈之后，大量网友借助生成式AI工具，在极短时间内制作出建模更加精细、画面更加流畅、视听效果更符合工业标准的二创动画，但这些技术上更为“达标”的作品，却很难复制原片所形成的讨论热度。这一反差揭示了独众时代文化生产的另一重悖论：一方面，数字技术不断降低创作门槛和成本，使普通个体获得前所未有的生产和表达能力。借助AI大模型和标准化提示词，用户可以轻松制作出专属的“牛来”风格影像。另一方面，生成式AI又依据既有数据、算法逻辑和用户偏好组织内容生产，使文化产品在不断优化的同时趋向模式化、标准化和可复制化，这也就是为何AI生成的《牛来》动画被网友评价为“原版过目不忘，新版泯然众人”“优化后没有了灵魂”。在独众时代，算法与人工智能已经弥散在文化生产、传播与接受的各个环节中。算法原本通过个性化推荐将每个人置于属于自己的数字空间之中，但这种高度的个性化本身又建立在大量的数据和计算之上。生成式AI进一步把这种算法逻辑延伸到文化生产过程中，批量制作出看似独一无二，却真正缺乏艺术“灵韵”的作品。《牛来》以一种技术上“不合格”的方式跳出了当下普遍的文化生产惯性，无意中迎合了观众对高度模式化、标准化文化产品的审美疲劳。随着越来越多的观众走进影院，他们并非专为猎奇或“审丑”而来，也不只关注动画的硬性技术指标，影片中独特的色彩搭配和构图、富有哲思的台词都被看见并讨论。所以当生成式AI越来越容易制造技术上完美的图像，粗粝、偶然和不可复制反而获得了一种稀缺性。当个体都越来越依赖算法认识世界和表达自我时，那些无法被充分优化、难以被标准复制的经验，倒反会成为最吸引和打动人的因素。

四、无行动的行动感：独众社会的主体状态

《牛来》事件值得进一步追问的，不是一部烂片何以爆红，而是它所呈现的主体状态。网友通过网络吐槽、观影、玩梗等方式，生产出一种参与感与行动感，这是一种没有行动的行动感。这一主体状态是独众社会的结构性产物，它的历史前提是后冷战时代普遍的无力和去行动化。

《牛来》的观众买票、转发、创作表情包、录制二创，在各个社交平台造梗，这种参与感发生在文本消费与意义生产上，不指向任何现实处境的改变。文本越空洞，越能容纳这种投射。《牛来》的“烂”不是缺陷，而是空洞的抽象，观众可以从中获得多重解读。这里需要区分两种行动：一种是朝向现实的行动，它以改变处境、介入结构为目标；一种是行动的幻象，它以“我”的想象性表达和参与为满足。《牛来》事件是第二种，观众并非没有行动，观众的行动是转嫁到文本之上，以文化消费替代了朝向现实的行动。每一次转发都带来“我正在行动”的满足。行动感是真实的，行动却是悬置的。表达越是充分，现实越是纹丝不动。

这种主体状态有其历史前提。1991年冷战终结之后，全球似乎经历了一场行动的系统性收缩。福山宣告的“历史终结”以“没有替代方案”（TINA）的话语成为新的常识，利奥塔所说的宏大叙事在解构中退场。政治由此被还原为协商与审美化“表达”，真正的结构变革被排挤出可想象的范围。这一历史处境带来的不是行动的消失，而是去行动化。人们并非不能行动，而是把行动的可能性悬置起来，在“不做”与“表达”之间划上等号。新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加固了这一结构。功绩社会把每个人塑造为自我剥削的奋斗者，以持续的竞争耗尽主体的行动能量。人在一定程度上被原子化地抛入风险之中，却缺乏传统共同体或组织化的行动依托。于是“无力感”不再是个体的偶然情绪，而成为几代人的结构性底色。这正是无行动的行动感的社会心理基础。

独众社会为这一底色提供了当代的传播形态。在平台算法与手机“小屏”的支配下，大众社会被不断分众化、小众化，“分众”又进一步蜕变为孤独的“个体”，每一个人都沉浸于、区隔于算法划定的圈层之中。独众社会的成员既处于原子化的“独处”状态，又随时经平台瞬时“聚集”。正是在这种独众结构中，现实行动力被分解为一系列的操作：一次转发、一个梗、一张表情包，就等于“参与了”“表达了”“在场了”。支持《牛来》变成了给账户“开光”的祈福仪式，无数被套牢的股民各自在屏幕前完成一次并无现实效力的“许愿”。而“绊倒体”的流行则暴露出这种狂欢的底色，最红的梗不是“牛来”的祈愿，而是小牛被石头绊倒成为戏拟无人能够改变自身处境的梗。

每个人都曾在屏幕前的狂欢里感到被理解，又在关掉屏幕后独自面对被原样保留的现实。网络表达由此完成了对行动的替代。它保留了行动的外观，如发声、聚集、声势，却抽空了行动的后果。在这一状态里，参与度越高，现实越被原样保留。人们以让渡行动为代价，换取一种即时、易得却转瞬即逝的“在一起”的幻觉。部分观众买票走进影院，并不只是为了观看影片本身，而是为了体验由共同发笑和吐槽构成的集体仪式。影院提供了一个身体在场的公共空间，人们从各自孤立的数字空间进入影院，在共同的情绪感染下暂时聚集，获得短暂的集体归属感。影片散场之后，这种临时性的联结随之消散，个体又重新回到各自的数字洞穴之中。这种症候体现的不是“观众怎么了”，而是独众社会如何同时制造了行动的渴望与行动的无能。当这种独众传播进一步被生成式AI代替，连孤独的主体创作也被机器代劳，主体性会愈发稀薄，无行动的行动感也走向终结。

五、结  语

《牛来》事件的启示不止于一次依靠网民自发玩梗而出圈的成功，更在于独众时代需要在个体表达与公共文化之间重建平衡。一方面，应健全新大众创作的扶持和展映机制，让“手搓”作品获得公平的成长通道；另一方面，应完善影视评价体系，以多元包容的标准对抗情绪化狂欢。《牛来》事件呈现了独众时代文化传播的新机制与新症候。一部制作粗糙的独立动画，不靠宣发而凭借网民自发的吐槽与二创实现票房反转，其传播路径由无数个体的零散表达经算法聚合而成，这印证了独众传播自下而上的运行逻辑。围绕《牛来》展开的玩梗狂欢，也折射出当代文化心理的多重症候。观众以抽象命名这部难以归类的影片，在丑萌荒诞与意义暧昧中形成反精英主义的快感。更深一层看，网民的转发观影与二创并不指向现实处境的改变，它以表达替代行动，使参与感得以即时满足而现实却保持原样。这种无行动的行动感根植于后冷战时代行动想象力的收缩，又在独众传播的原子化个体与聚合机制中被放大。《牛来》事件具有双重面向。一方面，它证明独众传播能创造大众传播难以企及的传播奇迹，为国产影视在宣发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实现破圈提供了新的可能；另一方面，它依赖情绪聚合难以沉淀，文化热度随算法迁移而迅速消散。独众时代的文化传播既要善用个体自组织力量，也需警惕行动被表达替代的结构性困境。如何让网络空间的集体狂欢转化为持久的公共讨论，使反精英的情绪宣泄走向对文化生产秩序的实际改变，是《牛来》事件留下的真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