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福柯的话语-权力框架虽在传播学研究中被广泛援引，但其方法论实践长期被遮蔽：话语常被还原为静态文本，话语研究亦与文本分析混同，进而削弱其作为权力分析入口的功能，使权力重新落入意义操控的解释框架。为此，本文以话语为切入，对话语-权力分析加以理论澄清，并提出方法论重置：其一，将话语还原为以陈述为单元的“事件”，强调其生成条件与物质实践；其二，将权力分析回归话语运作过程，确立在地化与经验性的提问路径；其三，在数字媒介环境中设置检验场，通过“tradwives”实践展示该分析在平台化、算法化与情绪经济条件下的运作。该现象不作为经验对象，而作为方法论显影场。研究表明，数字媒介不仅未削弱福柯方法论的解释力，反而使话语的事件性、权力的关系性及主体化过程中的差异与不稳定性更加凸显。
关键词：福柯/ 话语/ 权力/ 平台/ tradwives/
作者简介：李敬，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出处：《新闻记者》(沪)2026年第4期 第65-82页
一、引言
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腿”会被视为如此不雅……儿时听到的最早的训诫之一，就是……“记住，西班牙女王是没有腿的。”“奶妈，那她有什么呢？”“肢体，亲爱的，这就是我们所称呼的，手臂和腿都是肢体。”
——《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Christie，1977/2010)
阿加莎的童年片段常被视为维多利亚礼仪的温和插曲，但在福柯视野中，它显露的是潜伏于语言中的规训结构：一个词汇因触及身体联想而被替换，一次告诫则划定了身体位置与可言说的边界。语言不再只是表达媒介，而是持续生产可思、可说与可见之物的权力机制。由此，福柯并不关心主体如何“使用”传播，而是揭示传播如何成为权力运作与沉积的方式。
然而，这一视角进入传播学后，并未真正改变问题结构——传播学与“话语”的相遇始终是“有限的”。过去20年，“话语分析”虽成为主流方法，但“话语”多被缩减为文本、语篇或修辞工具，失去其生成性、事件性与制度技术维度。这种误读不仅存在于经验研究中，也在理论内部造成分裂：例如，在推崇媒介考古学时，以“物质性”的胜利为由，将福柯的“话语”方法贬抑为纯粹的文本操作。
当“话语”被降格为文本，其力量亦随之消隐：我们难以把握话语如何与制度、技术、装置共谋，进而生成主体、分配权力与塑造真理。由此形成双重困境：理论上无法触及权力动力学，实践上难以识别媒介化治理机制，更遑论抵抗与重构。要走出这一困境，必须将话语从“文本陷阱”中解放，重新置入权力-知识-装置的网络，使其恢复行动性。
传播学与福柯之所以呈现“有限”的相遇，并非偶然，而是源于若干长期形成的研究取向。①
(1)意义的文本内化倾向
在以阐释学、符号学或内容分析为主的方法中，意义常被视为可从文本内部提取的对象，文本因而成为分析中心。尽管英国文化研究已对此作出反思：霍尔(Stuart Hall)的“编码/解码”模式与莫利(David Morley)的受众研究均强调意义的生成过程与差异性，但文本仍常构成分析起点。福柯的方法则进一步去中心化文本：“话语”恰恰反对“深层意义”，文本不再是意义的容器，而是制度、知识与权力关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2)主体追寻倾向
传播研究常围绕“谁在说话”“谁在操控”展开，将权力归于媒体所有者、生产者或意识形态装置等主体。这一路径虽具解释力，却倾向于将权力集中化。福柯则转向权力的关系性运作：不再追问主体，而是分析权力如何通过话语规则、制度程序与技术装置得以实现。在此，主体不再是起点，而是效果。
(3)文本作为方法起点的惯性
在以语料收集、编码与分类为基础的研究中，文本既是对象也是方法起点，其生成条件因而常被遮蔽，如算法排序、制度规则与技术结构。媒介考古学、STS与平台研究虽已部分突破此限，福柯则更进一步，将文本还原为事件，将语料还原为制度化实践的结果。
在这一转向中，媒介不再是信息通道，而成为权力-知识关系的组织场域；传播亦不再只是信息流动，而是社会现实的生成机制。正如Couldry与Hepp(2017)所指出的，社会是在媒介化过程中被持续建构的。语言、技术、制度与身体在协同实践中共同生产可见、可言与可思之物。福柯的方法论所提供的，正是将传播置入这一生成结构中的路径，因此，它并非外部批判，而是一种问题结构的内部重置。
以话语为切口，方能进入权力分析。若将“话语”化约为“文本”，则“权力”亦会被还原为施行意识形态的威权。福柯所揭示的权力，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关系网络，通过具体实践、规范机制与知识形态持续生产主体、规范与真理。在后福柯语境中，女性主义与文化研究进一步发展出“差异政治”，强调权力的异质性与断裂性：差异不仅无需被消除，反而可成为抵抗与重新结盟的资源(Young，1990；Sawicki，1991)。规范正是在对差异的吸纳与重组中获得更新与扩散。由此，传播不再是中立通道，而成为规范生产、主体化与权力重组的场域；从话语及其微观机制出发，传播研究方能把握社会秩序的生成与重写过程。
在传播学中，福柯话语理论应作为分析栅格，以话语、权力与媒介的生成条件为对象，从而超越文本与主体中心范式。基于此，本文分三部分展开：
第一部分：澄清话语，拒绝文本阐释，并讨论方法论如何落地传播研究。话语不是文本，而是事件、网络、制度力量的运动。这要求我们重新回到陈述(statement)的分析：陈述不是“句子”，而是“在何种条件下，一个表达可以被发出、接受、关联、扩散”。同时，通过对媒介话语的具体讨论，为话语方法论进入传播研究奠定基础。
第二部分：通过话语进入权力，拒绝意识形态分析。权力不是中心，而是关系、策略、装置性的作用方式。只有当话语回到其事件性之中，我们才看见权力如何在话语中隐身、在知识中分布、在制度中被布置，以及在主体内部被内化。
第三部分：在前述话语-权力方法论的讨论基础上，将理论问题安置于当代数字媒介环境之中，对其分析效力进行一次方法论层面的检验。以“传统妻子”(tradwives)的亚文化为对象，但并不作为需要被系统描述或经验解释的研究案例，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方法论显影场：通过这一媒介实践，具体展示话语如何在平台化、情绪化与去政治化的生活方式表达中获得规范效力，权力又如何经由媒介机制、可见性配置与主体化过程被重新组织，从而演示福柯式话语-权力分析在传播研究中的可操作路径。
二、话语的澄清：从文本到陈述的研究转向
(一)作为“事件”的话语：陈述的运动
福柯的话语分析方法在传播学领域被广泛运用。例如，在研究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某一议题时，研究者往往通过关键词设定，抓取微信、微博、小红书、抖音等平台中的相关文本，再以词云或可视化方式呈现所谓的“话语分布图谱”。这类研究在方法上无疑是规整的：它通过定量或定性编码，对海量语料进行筛选、统计与归纳，呈现出某种可描述的“话语格局”。然而，正是在这种规整之中，话语的复杂性与厚度被显著削弱：话语被化约为可测量的语言工具，或被理解为特定主体的身份表达，其生成性的运动被冻结为静态的结果。
在这一意义上，话语成为“已然完成”的语言——一种“死去的语言”。庞大的数据化文本当然可以讲述一个“精准的故事”，但那更接近反映论中的“明镜”，只是被动再现外部现实，而不具备任何生成张力。这种静态的话语观，与福柯所强调的“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形成了根本背离。
在福柯的思想脉络中，无论是知识考古学还是谱系学，话语始终被理解为“运动中的事件”。变化的只是权力显形的方式，而非话语的事件性本身。话语并不是“被生产的对象”，而是贯穿于技术进程、制度运作、行为样式与传播机制之中的实践形态(福柯，2010：84)。因此，诸如“某种话语如何在新媒介环境中被生产”的问题，若仅停留在社交媒体文本层面，便难以触及其核心；更为关键的是追问话语的撒播机制、其在社会与家庭场域中的嵌入方式，以及在传播过程中所遭遇的对抗、联合与变形力量。话语所裹挟的根本问题始终是：为何出现的是这一话语，而非其他话语？它又是如何排斥、压制或替代其他可能性的？(福柯，1969/1998：28-29)
在福柯看来，话语是由“陈述”(statement)构成的网络，而非由语词或句子堆叠而成的文本整体。陈述的关键不在于其语言形式，而在于其功能。首先，陈述的主体不同于具体的“说话者”，它并不关心表达者的身份、立场或深层动机；即便是看似空洞、浅薄的网络言论，甚至是纯表情式的回应，只要能够在特定条件下出现并被接续，便可能成为陈述。问题不在于“谁在说”或“说得是否深刻”，而在于：为何这种表述能够在此时此地被发出？
再者，陈述之所以成为可能，在于它能够与其他陈述发生关联，反之，“在没有联结范围的存在的情况下不能发挥作用”(福柯，1969/1998：104)。因此，孤立的表达——无论多么精致、出自多么权威的主体——若无法被回应、转发、反驳或改写，便无法进入话语运动之中。相反，某些内容粗糙、立场激进的短视频，正是因为引发了大量评论、争议与对抗，而成为具有高度联结力的“强陈述”。所谓“高流量”，并非文本质量的结果，而是陈述在网络中形成强关联、跃升为关键节点的表现。
正因如此，“没有一个陈述不是以其他陈述为前提的”(福柯，1969/1998：108)。一旦某个陈述被卷入关系之中，无论多么陈词滥调、微不足道，它都成为事件，一个无法被语言或意指穷尽的事件(福柯，1968/2010：57)。话语并非预先存在的整体，而是在无数陈述的聚拢、排斥、变形与合谋中暂时凝结为一种“关系的整体”，即我们所看到的媒介话语场。
(二)“知识”的话语：在意见与科学之间
当话语被理解为事件，它便超越了以文本为中心的符号学分析模式——而这一模式恰恰是传播学中最为熟悉，也最容易滑入的路径。符号话语分析曾为揭示科学话语的建构性提供重要工具，但也遭到了科学技术社会学(STS)的反思。柯林斯(H.M.Collins)指出，话语分析过度地把“文本”当作终点，即把“话语建构”当成解释事实之“虚构”的终点，而忽略了事实背后的物质实践、技术等，也忽略了方法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ity)，错误地把方法神圣化(Collins，1992：301-326)。这一批评与福柯“话语不等于文本”的立场高度契合。
福柯真正关切的是“知识”(savoir)的话语形态。这里的知识并非成熟的科学体系，而是科学得以成立之前，那一整套尚处于合法化运动中的规则、实践与制度网络。知识既体现在理论文本中，也深度嵌入医院、教育机构、行政调查与福利体系等具体实践之中。福柯追问的不是科学史的线性进步，而是：知识如何形成并不断更新？它如何使新的对象成为“可被认识”的对象？(福柯，1969/2010：79-80)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知识考古学始终保留着批判性底色，将“真理如何成为可能”的问题指向知识、规范与主体边界的历史化质询(李敬，2020a)。
这意味着一种内在的质询立场：不将任何被赋予自然合法性的概念视为前提。例如，在考察社会道德实践时，“道德”本身并非先在的关键词，而是经由合理化与规范化过程被锚定为“知识”的结果，媒介道德话语被看作使某种道德实践得以成立的话语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新《婚姻法》中“感情破裂”被确立为离婚的正当性理由、深圳“蛇口事件”中围绕市场改革所展开的伦理争论，以及主流媒体中关于利己/利他行为的日常评述……正是在这些相互竞争、挤压、并置与合谋的陈述运动中，“道德”作为一个可言说的对象才被逐步锚定并规范化(李敬，2020b)。
(三)“文本”之外的话语：走出阐释学
传播学传统深受阐释学影响，长期聚焦于文本、意义与阅读。然而，福柯的话语分析恰恰构成了对阐释学的反动。话语并不试图揭示句子背后的深层意义，也不存在需要被挖掘的语言本质；它只停留在表层，考察句子之间的关系，追问“为何说出的是这些句子，而不是另一些”(哈金，1979/2001：76)。话语的力量不在于意义深度，而在于陈述在空间中不断发生的碰撞、联合与变形。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话语构成了对传统语言学与思想史的方法论反转。思想史关注的是“已说出的东西中所说的是什么”，而话语分析则转而考察断裂、缺口与再分配，追问在何种规则之下，某些陈述被构成为合法、普遍的“可说之物”(福柯，1969/1998a：28，188)。问题不再是意义的阐释，而是言说条件的生成。比如在《词与物》的前言中，福柯以博尔赫斯中国百科全书的荒诞分类开篇，通过对“知识秩序”的惊异描述来揭示我们对知识可能性的先验限制。他写道，某种分类体系本身可能“打破我们习以为常的思想地标……并持续扰动与威胁我们对同一与他者的长期区分”(Foucault，1970：1)，正是在这种对知识排列秩序的反思中，福柯展现了作为知识秩序的话语，是如何被条件化的：为何有些陈述成为“可说”，而有些陈述则被遮蔽和边缘化。
这一反文本立场对媒介话语研究提出了更高的实证要求。研究对象需从“文本”转向“规则与条件”，从词频统计或主题编码等静态操作，转向对话语如何被格式化、再生产，并与技术和制度交织形成可见性的分析(Couldry & Hepp，2017)。一次舆情事件、一项政策声明，乃至一条短视频，都是复杂装置中的节点，其内部的规则、可见性条件以及被遮蔽的经验，都有待被重新发掘。
三、话语之中：权力的运作逻辑
(一)重新设定问题：超越意识形态分析框架
“话语”与“权力”几乎总是形影不离，但二者的关系却常被误置。研究者往往以一种高度熟悉的方式进入问题：将权力视为操控文本的幕后主体，将话语理解为意识形态工具，于是研究从“谁掌握叙事”“谁被压制”“谁代表主流”等问题展开。这种发问方式表面上具有批判姿态，实际上却悄然复活了传统革命理论的权力范式：一个中心化的权力意志被假定为叙事起点，而被压迫者则被塑造为与之对立的整体性主体，话语因而被简化为再现、遮蔽或操控的“意识形态内容”。一旦话语被还原为“文本”，权力分析也随之退回意识形态框架之中。
然而，理解权力始终离不开话语，福柯的话语分析本就预设了这一前提。从知识话语的构型分析到权力的谱系研究，从考古学到谱系学，福柯确实开启了重要的方法论转向；但在这一断裂之下，其内在连续性同样显著：福柯在早期著述中便已“关注社会世界里的控制机制和管理干预机制的出现、扩展与巩固”(杜斯，1984/2001：167)。无论是疯癫被理性捕捉与驯服的历史，还是临床医学的诞生，都已构成对现代权力运作方式的历史性重写。
换言之，权力的运作②从来就潜伏在话语网络的深处。
在《词与物》中，对社会制度的直接质询一度退场，转而聚焦科学话语的构型，这也使福柯招致“失去批判锋芒”的质疑。对此，他在《知识考古学》引言中回应：“敬请你们不要问我是谁，更不要希求我保持不变，从一而终。”(福柯，1969/1998：19)然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早期对社会控制机制的关注被重新凸显并系统化，话语分析由此转向权力分析。
当权力被引入话语分析时，福柯首先指出：“在每一个社会里，话语的生产一经发生，就立即受到一系列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与再分配”(Foucault，1971：52)。但关键在于，这种控制并不等同于压制。压制只是法律意义上的权力术语；若要理解权力何以稳固并被接受，就必须看到，它之所以有效，并非因高悬于社会之上，而是因为“它贯穿于事物、产生事物、引发乐趣、生成知识，引起话语”(福柯，1976/1998：436)。
正因此，福柯反对意识形态式的权力分析。在这一框架中，权力总被归因于某一“操控主体”；而在福柯看来，权力与话语一样，是无中心主体的生产机制，是历史性话语得以成立的条件。权力并非主体所“使用”的工具，而是由关系网络持续生成，从而使特定行动成为可能。
因此，传播学若要与福柯相遇，就必须放弃“幕后施压者-受压迫者”的二元结构，停止以“谁控制女性形象”“谁垄断媒体叙述”等问题为起点，而转向更基础的追问：当下可言说的女性身份话语由哪些陈述构成？何种规则使部分陈述成为“主流”，而另一些被排除为例外？陈述得以成立的条件是什么？
这并非对权力的弱化，而是拒绝将权力重新还原为意识形态的幻象位置。在福柯那里，权力不遮蔽真理，而是生产真理。
(二)权力技术运作中的话语彰显：相似符号与差异化话语实践
正如本文开篇所言，若放弃对“话语”的精读，或将其误解为传统阐释学意义上的“文本”，便无法抵达福柯所关切的权力域。将话语还原为语义解读的对象、将说话者视为意义来源，或执着于作者意图，都会把话语从其实践性、技术性、制度性与物质性条件中剥离，使之沦为符号或意识形态的回声。
在福柯那里，“知识话语”并不指向意义本身，而是“一个特定时期和一个特定领域被接受的认识的所有程序和所有结果”(福柯，1978/2010：145)。它与权力的关系也并非抽象命题，而只能在经验性的、在地化分析中加以辨识：不存在自运的知识，也不存在脱离情境的权力；唯有具体研究，才能“赋予知识和权力一种严谨明确的内容”(福柯，1978/2010：145)。因此，不能停留于意义层面的表面相似，而必须转向其生成条件与差异结构。
当今天的读者看到18世纪的两本著作《延年益寿的艺术》(The art of prolonging life)和《国内医学：或关于疾病预防与治疗的论述》(Domestic Medicine：or a treatise on the prevention and cure of diseases)时，会倍感熟悉，因其内容几乎与当代“健康传播”无缝对接。先看第一本的部分目录：
缩短寿命的因素
第一章 婴儿期的过度呵护与照料
第二章 青年期的身体放纵
第三章 心智能力的过度消耗
第四章 疾病：不当的治疗方式、猝死类型、自杀倾向
第五章 污浊空气：大城市中的群居生活
第六章 饮食无度：精致烹饪、烈性酒……”(Hufeland，1859/1797：xii)。
再看第二本的节选：
我们建议家庭不仅要自酿酒，也要自制面包。面包是饮食必需品，其制作需极尽用心：不仅要用优质谷物，还要妥善加工，且避免添加不健康成分。我们认为，以售卖为目的制作的面包，往往更注重外观而非健康。最好的面包既不过粗也不过细，通常是小麦粉与黑麦粉混合制成……肥胖者不应食用油腻的高热量饮食，应常吃萝卜、大蒜、香料等温热且能促进排汗与排尿的食物……(Buchan，1791③)
这些内容几乎让人们误以为在翻阅当代生活杂志或医学科普文章：从婴幼儿护理、空气质量、饮食节制、家庭面包制作到忌食油腻……仿佛是一套常识化的“健康生活法则”。若止步于此，我们或许会得出一个直观的结论：18世纪末的欧洲就已经出现了某种朴素的“健康传播”④，与权力无涉。
但福柯提醒我们：问题不在于“话语说了什么”，而在于“话语出现的条件”。
福柯在《性史》中明确指出，“18世纪末出版了大量有关身体健康、长寿艺术、让孩子健康并尽可能地延长生命的方法、改进人类后代的方式的著作”，它们是与“种族主义”相关的，尽管“还只处于萌芽状态”(福柯，1976/2005：82)。看上去中性的健康知识，只是内容层面的表象，若被文本意义所迷惑，研究者便失去拷问话语条件的能力，而这正是权力运作的深刻结果。
事实上，话语的流行与变形始终与权力技术的变动同构。15、16世纪以罪责与忏悔为中心的性道德话语，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逐步被医学化的科学话语取代。伴随而来的，是新的权力技术：以儿童为对象的教学法、以女性身体为对象的医学、以生育为对象的人口学。儿童、妇女与生育成为新的知识对象，教育、医学与人口学则成为权力载体。这些“新技术”被纳入医院、学校、档案、统计与行政实践等“规范要求之中”，性也由“死亡和永久惩罚”转向“生命与疾病”(福柯，1976/2005：76)，原本分散的私人行为被转化为可治理的公共对象。
与此同时，围绕“反常的性”的科学话语虽由医学与心理学联姻而成，虽科学性不足且高度道德化，依然具有强大的规训力量，并产生深远影响，“其中国家种族主义是它的夸张的和连贯的形式”(福柯，1976/2005：77)。
由此回望18世纪末的“健康传播”，其看似中立与科学的表层背后，是资产阶级对自身身体进行“教化”的需求，是为了塑造更强健、更自律、可治理的“阶级身体”。换言之，这并非关于个体生活方式的私人建议，而是新型权力技术在生命层面展开治理的方式。
权力必须深深根植于话语之中。18世纪末的健康文本绝非个人选择的知识传递，而是权力技术、知识形态与身体治理的共谋产物。若研究仅停留在语词统计、文本阐释或意义比附之上，便会失去对话语如何在制度-技术-身体的交织中生成、扩散并分配权力的洞见。因此，传播研究想要突破“文本陷阱”，就必须把注意力从语词的意义转向话语的生成条件、媒介化再生产机制与权力的微观实施路径。唯有如此，话语才能从“文本”被重新置回其真正的位置——作为事件、作为技术、作为实践，是权力得以运作的关键组成。
(三)权力与话语的同构：知识主体的诞生与权力的隐匿
在前述健康话语中，权力并未以显性禁令出现；相较之下，古典道德训诫则以不断重复“不可”的禁止形式现身。若缺乏谱系学视角，我们往往只能识别这种显性的“司法-话语”(juridico-discursive)权威，而忽视那些以科学与中性面貌出现的话语。正如本文开头所引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回忆，即便“腿”这一中性能指，也因性联想而被视为不雅，需以“肢体”替换。
需要强调的是，揭示科学话语中的权力性，并不意味着将知识还原为虚假意识形态，也不否认其实践的物质基础。真正的问题在于：权力为何能够在话语中隐身，并以不被察觉的方式运作？对此，福柯给出了关键提示：“若是权力完全厚颜无耻的话，它会被接受吗？”(福柯，1976/2005：56)
现代权力之所以持续有效，正在于其不再主要以强制或暴力出现，而是扎根于分散、在地化且流动的关系之中。“元权力”并非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一意志，而是由无数力量关系联结而成(福柯，1976/1998：438)，并在冲突与协作中不断调整、增强或颠覆(福柯，1976/2005：60)。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权力关系之网与话语陈述之网呈现出结构同构：二者皆无中心主体，而通过事件扩散、关系联结与实践重复发挥效力。福柯指出，政治权力往往依赖那些“表面上与政治无关”的机构，而“真实力量处于人们料想不到的地方”(福柯，1971/1998：238)，如家庭、学校与医院等权力的微观枢纽。
权力进入这些场域的路径，正是通过话语。18世纪末，儿童“不成熟的性”、女性歇斯底里与“性倒错者”等对象之所以被“发现”并治理，正是因为心理学、精神病学与医学话语提供了可言说的框架。话语并非描述既存对象，而是在生产对象；所谓“自然的性经验”，不过是被知识装置建构的“虚拟统一体”(福柯，1976/2005：100)。
在这一过程中，权力通过话语行使规范性原则，并以揭示事物本质的权威姿态出现。知识话语塑造了新主体性，使个体心甘情愿将自己理解为“性的身体”，并以“健康”、“优生”、“心理机制”等范式来治理自身。在这样的自我理解中，主体是自由的；与此同时，知识话语优雅地避开了权力，权力只被人们认作法律条文与禁忌，而忘却了它与话语的深度缠绕。
(四)话语与权力的不可分割性：抵抗的内在生成
重新回到“话语”本身，我们便会发现，将话语理解为纯粹的文本是一种极度贫乏的想象。知识话语的运作从不是抽象发生的，而是嵌入在具体的物质配置之中：家庭空间的布局、学校宿舍的规制、医院的临床演示与档案管理，都是话语得以实施的重要条件。正是在这些实践中，话语与权力共同构成了复杂的“配置”(dispositif)，而“配置使陈述-事件形成一个整体”(福柯，1968/2010：67)。
因此，知识话语与权力无法被视作彼此分离的范畴。“知识和权力构成一种分析栅格”(福柯，1978/2010：145)，这一栅格并非由两个独立要素拼合而成，而是在生成过程中始终交错、相互塑造的结果。若某种话语不符合特定时期的科学话语规则，缺乏合理性与可接受性，便无法成为知识要素；同样，若某一机制无法依照知识体系中确定的程序与方法运作，也无从构成权力机制。因此，问题不在于界定知识或权力的本质，而在于描述具体的“知识-权力网络”。
这一视角同时避免了将权力重新置于意识形态的高地。当知识与科学被简单视为权力的外在建构物时，理论分析往往走向虚无与怀疑主义。福柯强调，权力关系并非仅仅鼓励、歪曲或限制知识，而是通过沟通、记录、积累与转置体系，使知识得以形成；而这些体系本身，正是一种权力形式(福柯，2019：311)。
在具体的传播与交往关系中，权力通过观察、记录、问询与安排，不断生产新的知识对象：早熟的孩子、歇斯底里的女性、性异常的病人、过于活跃的学生。“性经验”被医学与心理学抽取、限定并转化为知识，并“以各种形式成为广泛传播和消费的对象”，“流通于社会肌体中相对广泛的教育或新闻机构”(福柯，1976/1998：446)。与此同时，被知识捕捉的主体又将自身理解为知识的承载者，从而进一步强化权力的运作。
由此可见，权力虽是分散、流动且无中心主体的，但在具体传播关系中仍呈现出清晰的战术合理性。福柯指出，权力在局部层面具有“暴露性”，其逻辑与目的往往可被辨识；而在战略层面上，它却表现为“隐名的、无声的伟大……模糊性”(福柯，1976/1998：347)。正是在这种张力之中，抵抗得以内生。
因此，福柯的政治理论并非描绘一个无所不在的“铁笼”(iron cage)，而是揭示权力网络内部始终存在的对抗点。权力之网越是扩散，它内部就越充满“无数个点”的对抗(瓦尔泽，1983/2001：404)。这意味着与其寻找某个决定性的革命时刻，不如在话语网络与传播链条的脆弱环节中，辨识并分析力与力之间的持续较量。
四、方法论的检验场：数字媒介中“话语-权力”分析的一次展开
话语不是文本，权力不是意识形态。前文对福柯话语-权力理论的澄清，只有在具体的媒介语境中才能检验其方法论效力。尤其在当下高度平台化、视觉化与算法化的数字媒介环境中，话语的生成、连接与扩散依赖于全新的制度与技术条件，如何在这一媒介条件下安置福柯式的话语-权力分析，构成了这里的核心问题。
近年来在欧美数字媒介空间中浮现的“tradwives”相关实践，提供了一处高度制度化、技术化的显影场。本文并不将其作为需要被穷尽描述的经验研究对象，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方法论场域：借由这一实践，可以具体展示话语如何在去政治化的生活方式表达中获得规范效力，权力又如何通过平台机制、情绪回馈与可见性配置被重新组织，从而呈现话语作为陈述网络与权力配置的运作逻辑。
Tradwife一词由“传统”(traditional)与“妻子”(wife)组合而成，用以指称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以#tradwife或#tradwives等主题标签自我标识的女性群体。她们通过高度视觉化、情绪化和审美化的内容生产，塑造出以上世纪50年代美国中产家庭为理想原型的性别秩序图景：稳定的核心家庭、明确的性别分工、温柔而顺从的女性气质，以及对家庭劳动与母职责任的积极认同。该网络文化现象于2024年进入中文语境，被译为“娇妻文化”，该译法虽在修辞上贴合，却容易遮蔽其背后复杂的政治语境与话语分叉。因此，本文仍沿用“tradwives”一词，以强调其并非孤立的生活方式潮流，而是嵌入特定话语网络与权力配置之中的政治文化现象。
在当代数字媒介环境中，tradwives的兴起并非偶发的审美回潮，而是一个涉及规范争夺、主体生产与平台权力的复合过程。其扩散依托于短视频平台与图像社交网络，在算法推荐与互动机制的推动下迅速获得可见性与情绪共鸣(Sykes I，2025：833；Richards et al.，2025：11)。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批判这一文化现象的“反动”和“倒退”，而在于追问：tradwives话语何以成为可能？构成这一话语的陈述网络如何运作？这些陈述之间是否存在差异与冲突？数字平台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权力角色？
(一)规范的争夺：tradwives的出现与话语再组织
在福柯的生命政治分析中，现代社会并非仅通过强制性压迫来运作权力，而是通过规训(discipline)技术与治理技术的交织，生产出一个以“规范”为核心的社会形态。规训权力作用于个体身体，通过训练、校正与自我管理，使身体成为高效而可控的对象；治理权力则面向人口层面，围绕生育、健康与生命过程展开调控。二者相互配合，生成一种持续运作的规范化社会(society of normalization)(福柯，1976/2005：90-92)。在这一社会形态中，规范并非静态的道德法则，而是不断被生产、内化与争夺的结果。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当代性别平等话语在过去数十年中逐渐成为性别政治中的主流规范，并不意味着其地位不可动摇。相反，规范一旦成功地确立自身的普遍性，便同时制造出反规范化的空间。Tradwives话语正是在这一张力中浮现。通过复古化的家庭美学、对性别差异的强调以及对顺从与家务劳动的重新肯定(Sykes I，2025：833)，这一话语体系将主流性别平等叙事描绘为破坏家庭稳定、否认女性气质与制造关系危机的“新规范暴政”，从而为自身的出现提供合理性。
然而，tradwives并非简单地回归传统。其策略性之处在于，它并不以直接的政治宣言呈现，而是通过生活方式叙事与审美化实践，将另一套“应然”的性别秩序自然化。自由选择、自我实现与情感满足等自由主义语汇被重新编码，用以支撑对顺从与家庭角色的认同。由此形成的，是一种“反规范化的规范化”过程：它反对主流性别政治所确立的规范，却同时试图生产新的规范结构。
在福柯的框架中，话语由陈述构成，而陈述之间从不整齐划一。Tradwives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整体，而是由右翼政治话语、后女性主义话语、女性气质话语、宗教话语、情绪话语以及平台算法逻辑共同编织而成的陈述之网。正是这种内部差异，使其既具扩散性，又充满张力。
(二)陈述网络与规范性真理：数字语境中话语力量的生成
理解tradwives的影响力，需要从话语作为“陈述网络”的视角入手。福柯强调，话语不是命题的总和，而是由各种陈述共同构成的网状结构；陈述之间的连接方式、形成条件、权力位置、可见性与排除机制共同决定了一个话语的力量。Tradwives话语网络的核心任务在于创建、流通并固化一种关于“何为真实女性”“何为家庭秩序”“何为幸福生活”的真理政治。
话语不是文本，陈述不是语言的单位。2024年3月，共和党对总统国情咨文的正式电视回应(GOP rebuttal/Republican response)⑤事件，构成tradwives话语网络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当女性参议员Katie Britt在厨房场景中以“家庭主妇式”语调发言时，权力并未消失于“个人风格”，反而以更柔性的方式被重新配置：家庭空间取代政治空间，妻母身份覆盖公民身份，情绪化与照料式语调替代理性辩论。这一试图讲述“规范性真理”的表达引发热议，并在赞同与嘲讽中形成话语的共振与漩涡，成为一个“事件”。值得注意的是，倡导回归男性养家模式的tradwives亚文化虽兴起于2016年，其社交媒体扩张却发生在2020年之后。福柯的“话语-权力观”帮我们找到线索：不能仅停留于数字空间的“文本”，而应将现实实践视为陈述本身。话语乃是持续运动的网络，现实中的政治实践不断被吸纳为新的节点，推动这一话语之网扩展，并加速权力的流动。
在数字空间中，tradwives的真理政治依赖审美化与情绪化呈现。家务劳动被光线、滤镜与柔焦处理(Richards et al.，2025：11)，由琐碎劳动转化为治愈、舒适与优雅的生活方式；复古妆容、整洁空间与从容动作共同构成视觉伦理，使家庭生活以美的形式自然化。福柯指出，真理政治的力量源于“可见性”，而算法推荐使相关内容反复进入用户视野，即便其未主动搜索(Cooper，2024：33)。在此，审美成为知识通道，可见性构成真理前提。
多重陈述在勾联中被组织为规范语法。右翼话语中的“文化保存”“家庭危机”“人口下降”，被转译为家庭美德与亲密关系，助长了激情驱动的政治关系(Richards et al.，2025：9；Ballos，2024：69)；后女性主义的“自由选择”被编码为“选择顺从”与“选择家庭角色”，使顺从脱离权力不平等而转化为自我实现(Richards et al.，2025：11；Cooper，2024：29)。传统女性气质陈述赋予其情绪与道德价值，使顺从呈现为温柔、优雅且可欲的美德(Richards et al.，2025：7)。这种混合一方面吸收自由主义合法性话语，另一方面将其导回保守性别结构。宗教陈述进一步强化该结构，将家庭秩序神学化，并将顺从转化为宗教义务(Beamish，2024：43)，从而使主体在自我治理中内化规范，将其理解为自由选择。
然而，陈述网络内部并非整齐一致。Tradwives之所以成为强势话语，不是因为其陈述无矛盾，恰因不同陈述之间的冲突提供了重新解释、自我调整与吸纳新主体的空间，使话语具有扩散性与灵活性，能够吸附更多主体，话语也正是在这种不均匀性中生成力量。以#居家女友(#stayathomegirlfriend和#sahgf)为例，其在审美上接近tradwives，但缺乏对男性的顺从逻辑，创作者多无子女且不以家庭责任为导向(Sykes I，2025：834；838)。在该标签下，家务被塑造成对抗工作的方式，并转化为自我关怀实践，美容消费也被塑造成居家女友告别职场后自我关怀疗愈体系的一部分(Sykes I，2025：840-841)。这种叙述延续了流行女权主义的“个体化赋权”逻辑(Banet-Weiser，2018)，而非传统妻子所强调的关系义务或家庭秩序。
因此，两者虽在反主流女性话语上存在交叠，但在规范基础、权力关系与行动逻辑上差异显著。Tradwives的兴盛正源于此：其内部同时容纳激进右翼与温和保守主义，融合宗教、消费主义与后女性主义话语，并在传统性别观念与自由主义策略之间运作。差异并非障碍，而是网络动力，其扩散性正来自对内部矛盾的暂时遮蔽。
差异性陈述既增强扩散能力，也生成脆弱节点。话语内部存在权力等级：混血创作者虽认同tradwives，却因“种族纯洁性”遭排斥(Deem，2023：12)，黑人女性亦缺乏白人女性所拥有的性别特权(Bower，2025：1048)；部分实践者并未完全拒斥，如佩蒂特(Alena Pettitt)仅反对“令人反感的元素”，同时强调性别平等(Pettitt，2020a；2020b)；也有创作者并非右翼支持者，只是被传统的生活方式所吸引，拒绝主流女权中坚强独立的女性形象也是出于对现实问题的逃避，从而转向另一个可以感到轻松自在的传统主义家园(Deem，2023：13)。
同一话语承载差异主体，并被策略性取用，其内部充满不均衡与脆弱节点，从而影响稳定性。权力在微观实践中持续运作，并通过对“他者”话语的吸纳实现扩展。曾一度以酷儿(queer)女性为主体使用者的“#田园风(#cottagecore)”话语，原本为非规范性欲望与关系想象提供了某种数字化的栖居空间，但有研究发现，自2022年起，Tumblr平台上与#cottagecore相邻的标签逐渐从烘焙、园艺等审美实践转向母性、宗教与家务劳动(Allen et al.，2026：9)，类似的转向也出现在TikTok等平台(Cooper，2024：33)。Tradwives话语对原本与之对立的酷儿话语的侵入与占用，并非数字空间的特有现象，⑥而更是话语-权力运作的常态。话语的生成并不依赖于排除他者，而往往通过对其他陈述的吸纳、勾连与重组得以发生；正是在对“敌对”话语的侵入与改写中，它们被重新编码为可用的陈述资源，并被纳入新的规范阵营。这种微观而持续的权力流动，本就是话语-权力关系的基本形态，只是在数字媒介环境中因可见性与扩散机制而更易彰显与加速。
因此，tradwives话语并非向心结构，而是多方向展开的陈述网络。⑦其成立并非消除差异，而是在冲突与协商中维持运作，由此生成一种柔性而有效的规范性真理。
(三)差异的政治性：权力关系中的敞开结构
陈述网络始终处于运动之中，是开放而非封闭的结构。尽管tradwives整体呈现保守主义取向，但其内部的分叉与张力，正是其持续调整与扩散的条件，并使权力关系保持开放性。
研究指出，一些支持tradwives的女性并不将自身视为被规训者，而是作为“父权亚文化的卓越管理者”(Deem，2023：13-14)。其选择未必出于对父权秩序的全面认同，更可能是一种对主流生活路径的拒斥：通过反动表达，将父权结构重新带入公共讨论，从而激发对性别规范与亲密关系的再思考(Sykes S & Hopner，2024：479-480)。
因此，tradwives不能被简化为保守意识形态的附庸。尽管其宏观结构包含对性别政治的反向表述，但在实践层面呈现出复杂的主体生成过程。这些实践并非单向灌输，而是在规训与安抚、限制与承诺之间展开，回应当代不确定性与情绪焦虑。在此过程中，权力并非自上而下地施加、抑制，而是以福柯所说的“力与力的较量”的形式，在具体情境、策略与陈述之间持续展开。
Tradwives内部的主体差异可被理解为差异的政治性运作。性别平等理论提出“差异政治”，正是强调差异并非障碍，而是理解与结盟的资源。正如Sawicki所言，差异是“发现和理解他人与自身的新途径”，其目的“不在于抹平差异，而在于从中学习并寻找结盟的基础”(Sawicki，1991：45)。
由此反观tradwives亚文化，我们或许可以提出一个尚未被充分讨论的问题：在同样承受资本逻辑与规范压力的现实条件下，那些选择不同生活路径的女性主体之间，是否存在理解与对话的可能？这种可能性并不意味着对现有权力结构的浪漫化，也不预设政治解放的方向，却提示我们，权力关系并非封闭体系，而是始终敞开的策略场。在这一场域中，生活方式成为政治，情绪成为治理，视觉成为陈述，而微小而具体的主体实践，亦可能在不经意间重新配置规范的边界。
(四)陈述的条件：平台权力与可见性配置
话语扩散植根于平台的可见性分配机制之中。平台通过算法驱动的推荐系统，将用户行为数据(如观看时长、点赞与停留)转化为内容筛选与放大的依据，使特定叙事在信息流中持续被推送与强化(Cooper，2024：13)。在这一过程中，诸如#慢生活等审美化标签，往往将用户引向“传统妻子”内容，而这些视频又以精致家庭生活与柔性美学包装其背后的性别秩序与意识形态(Cooper，2024：33)，使可见性本身逐渐转化为意义合法化的来源。
平台界面进一步影响了话语的运作方式。拼接(stitch)、合拍(duet)与二次创作等功能使tradwives内容不仅被观看，还被复制与变形，形成集体参与的“陈述再生产链”。审美化的格式页因平台的滤镜与镜头模版等而获得可重复性，构成一种视觉规范，特定的家庭化主体成为可效仿的身体样板。评价和回馈机制构成社会层面的规范化路径：创作者所获的点赞、评论量越多，主页的曝光就越高(Simpson，2024：30)，由此进一步强化了既有模式的重复生产，并通过情绪奖励机制压低批判性表达的可见性。此外，品牌合作、营销联盟使家庭化生活方式变成可销售的内容，家务影像成为收益来源(Richards et a1.，2025：11)，规范因此拥有资本回路而不只是文化力量。
因此，tradwife话语并非依赖“爆款”，而是在标签、算法与用户参与的循环中，通过大量相似内容不断放大同一套陈述形式。社群中反复出现对现代性别政治的否定、对传统性别角色的强调，以及“家庭生活比职场更具成就感”的叙事(Stotzer & Nelson，2025)。这些主题持续显现，使视频由孤立文本转为陈述节点。例如，在TikTok的#tradwife标签页面中，厨房、花边围裙等元素被反复调用，组织为可被认同的女性身份形式，从而使tradwife成为被制度性放大并持续流通的话语事件。
平台治理进一步划定边界。极端内容更易被移除，而以生活方式呈现的保守政治则常以“非政治化”形式规避治理(Deem，2023：16)。对tradwives的分析应转向其运作条件，将平台视为话语生成的权力机制，考察规训、治理与商业逻辑如何共同塑造主体。
五、余论
在福柯诞辰百年之际重回“话语”⑧，或许并不需要再多一次的致敬；但恰恰是在传播学与福柯理论历经了漫长而密集的“相遇”之后，我们才逐渐意识到，这一相遇在方法论层面始终是不充分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被悄然遮蔽。传播学确实从福柯那里获得了新视界——“权力的毛细血管”“规训”“主体化”等概念，伴随着几乎无处不在的“话语研究”；但在具体实践中，话语却往往被化约为文本，与文本分析混为一谈。
“话语”与“权力”在福柯那里从不是可以彼此拆分的对象。正如本文所述，福柯的谱系学分析建立在话语之上，而考古学时期已隐含对权力的关切。因此，若不能真正理解话语，就无法进入权力分析；“流体权力”“规训”等概念也只能停留于抽象层面，难以真正进入传播研究的经验世界。传播学因其对文本的惯性依赖，始终难以彻底走出文本，从而与福柯的方法论相遇有限。
然而，理解权力从不是一条平坦之路。尽管在概念上我们已经熟悉“毛细血管”式的权力运作，也意识到它意味着对意识形态范式的超越，但权力关系的切实操演，始终依赖于对复杂话语运动的耐心分析。在这一研究中，我们甚至回到18世纪欧洲的“健康话语”——其在文本内容上与当下“健康传播”形态相似——以此探问权力运作下的话语彰显何以可能：相似的符号之下，何以承载着迥异的话语实践？更重要的是，现代权力如何藏匿于话语的内部？正如福柯所言，“若是权力完全厚颜无耻的话，它会被接受吗？”正是这些问题，引领我们踏上接近权力分析的艰难路径——铺展在流沙般变动不居的、永恒运动与永恒结网之中的、作为“事件”的话语之链。
经由理论的层层澄清，方法论仍需进入经验世界加以检验。Tradwives媒介文化并非作为经验案例被引入，而是一次方法论的彰显，用以呈现福柯话语-权力分析在平台化、算法化与情绪经济条件下的展开。数字媒介并未削弱其解释力，反而使话语的事件性、权力的配置性与主体化机制更加可见。在此，tradwives话语并非影像文本的聚集，而是多主体、差异化的陈述在碰撞中展开的力量较量：既汇聚又分叉，既强大又显露脆弱，其保守立场亦为主流叙事的更新留下张力。这并非完整的经验研究，其目的不在于解释某一文化现象，而在于借助这一典型场域，使福柯方法论得以落地，并在更新传播研究路径的同时接受检验。
当然，任何一次具体的经验安置，都不可能穷尽一套理论方法论的全部维度。话语-权力分析指向跨制度、跨历史的复杂网络，其意义只能在不断回返实践与持续校正中展开。话语研究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捕捉文本之外的“事件性运动”，当分析由文本转向陈述、由主体转向配置、由意识形态批评转向权力网络描绘时，话语-权力分析便不再只是理论立场，而成为一种兼具批判力与穿透力的方法路径。但话语所蕴藏的批判之力，绝不在于裁断是非、占据价值高地，而是拒绝承认一切与本质理性相绑定的自然史；它要在秩序之中重新辨认混乱，在表面的安宁之下，看见并分析那“一连串导致胜利或失败的细微环境”(福柯，1976/2004：251)。这里没有旁观者，这是一片战场，而我们都身置其中。
注释：
①需要指出，这三种倾向并非对传播学整体的否定，而是对其常见取向的诊断：当文本、主体与材料被视为前提时，话语生成机制即退居幕后。本文尝试转向以陈述、规则与装置为入口，追问“何种条件使表达成为可能”，从而将分析重心由主体与意义转向生成机制。
②此处所指的是，早在写作《癫狂史》之际，福柯便已开始关切政治权力的运作问题。福柯对话语历史的考察，本身就是一种新的历史学实践，其所对立的并非单纯的事件史或观念史，而是以权力统治者为中心的宏大历史叙事；相应地，这一历史学关切的是“当下的历史”，旨在还原战败者的话语，书写主流历史表层之下的沉默历史。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考古学阶段的话语分析已然缠绕着权力的影子。但需要区分的是，在《癫狂史》与《临床医学的诞生》等早期著作中，福柯尚未对“权力”作出明确的概念化界定。正如他在1976年6月与A.丰塔纳、P.帕斯奎诺的访谈中所回顾的那样，当时关于权力的讨论主要仍停留在法律意义上的权力术语，或马克思主义国家机器层面的宏观权力理论之中，人们满足于论战式、笼统的权力概念，而对权力进行真正细致、具体的分析尚未展开，“人们不知道从哪一方——从右还是左——提出这个权力问题”，直到1968年五月事件之后，这项工作才逐步开始。因此，本文所强调的考古学与谱系学之间的延续性，并非指“权力”概念在理论层面的连续展开，而是指福柯始终持续关注政治权力的运作实践；至于权力关系的系统性概念化，则是在谱系学阶段才被明确提出的。
③该文本为数字版，无页码。文献出处https://gffggc8b7027400244740skccob59b5qb66no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cache/epub/74359/pg74359-images.html。
④这里是用当代“健康传播”的概念来照见18世纪文本中有关健康知识的传播机制，而并不意味着当时已有与当代相同的专业学科与媒介体制。
⑤该发言视频可参见：https://0/watch?v=dolUwgrzLGQ&utm_source=chatgpt.com。
⑥有研究指出，社交媒体文本必然根植于异质的话语意义之中，且由于平台环境的结构性特征，帖子总是与同一信息流中的其他内容建立关联(Di Sabato & Hughes，2020：33)；围绕这一现象，有学者表达了对意义与语境失控的担忧。然而，从福柯的话语-权力方法论出发，这一现象并不能仅被理解为数字空间中的文本特性或传播机制问题。相反，福柯的视角促使传播研究超出狭义的“文本-话语”框架，将分析重心转向话语作为事件的运动本身：陈述之间持续发生的争夺、勾连与变形，并非偏离或异常，而正是权力关系经由话语展开的常态性运作。
⑦将福柯的话语分析方法用于当下媒介现象并非没有风险。相较于福柯所分析的历史话语形态，当下的话语尚未完成制度化沉淀，其知识型与权力配置仍处于变动之中，也更容易受到研究者视角的介入影响。然而，数字平台环境同时提供了一种此前难以获得的分析条件：话语的生成、接续与扩散过程被实时记录，陈述之间的联结不再只能通过历史回溯加以重建，而是以标签、算法与互动痕迹的形式直接显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tradwives并非作为一个“已完成的话语体系”进入分析，而是被视为一个仍在展开中的话语事件，其价值不在于给出最终判断，而在于展示话语如何在当下平台条件下被生产、放大并获得现实效力。
⑧福柯并未在其全部著作中以同一方式使用“话语”概念。若从其晚期自述的“知识-权力-主体”三条分析轴线来看，话语研究本身也经历了关注重心的转移：在《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中，话语主要被理解为知识得以形成的历史条件，其核心在于陈述的规则、话语的分布方式以及知识型的构成；在中期的谱系学中，话语逐渐与权力机制紧密联结，成为治理与规训得以运作的技术之一；而在晚期，对主体化过程的关注，话语进一步嵌入了自我关系与伦理实践之中。本文并不试图对这一理论演变作系统梳理，而是以考古学意义上的“陈述分析”为方法论起点，在承认权力维度不可回避的前提下，重新强调话语作为一种生成知识与可说性条件的实践形式。这一立场旨在回应当下传播学研究中将话语过度简化为意识形态或文本意义的倾向。
原文参考文献
[1]彼得·杜斯(1984/2001)。福柯论权力与主体性。《福柯的面孔》(汪民安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
[2]福柯(1968/2010)。论科学的考古学(给巴黎认识论小组的答复)。《福柯读本》(汪民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3]福柯(1969/1998)。《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4]福柯(1969/2010)。法兰西学院候选陈述。《福柯读本》(汪民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5]福柯(1971/1998)。论人性：公正与权力的对立(福柯、乔姆斯基与埃勒德的讨论会)。《福柯集》(杜小真编选，第214-256页)。上海远东出版社。
[6]福柯(1976/1998)。米歇尔·福柯访谈录。《福柯集》(杜小真编选，第428-447页)。上海远东出版社。
[7]福柯(1976/2004)。《必须保卫社会(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钱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8]福柯(1976/1998)。求知之志(《性意识史》第一卷)。杜小真编选，《福柯集》(第289-389页)。上海远东出版社。
[9]福柯(1976/2005)。《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10]福柯(1978/2010)。什么是批判？(索邦大学演讲)。《福柯读本》(汪民安主编，第135-14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1]福柯(2010)。思想系统史(在法兰西学院课程总结)。《福柯读本》(汪民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12]福柯(2019)。《刑事理论与刑事制度(法兰西学院课程系列)》(陈雪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3]李敬(2020a)。《传播学遇见福柯：一种新的质询》。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4]李敬(2020b)。媒介话语中的社会道德研究——基于知识考古学的框架。《新闻界》(11)，46-60。
[15]迈克尔·瓦尔泽(1983/2001)。米歇尔·福柯的政治观点。汪民安等主编，《福柯的面孔》(第398-417页)。文化艺术出版社。
[16]伊安·哈金(1979/2001)。米歇尔·福柯的不成熟的科学。载汪民安等(编)，《福柯的面孔》(第70-104页)。文化艺术出版社。
[17]Allen O M,Zu Y,Trujillo M Z,et al.From flowers to fascism? The cottagecore to tradwife pipeline on Tumblr.Social Media+Society,2026,12(1).
[18]Ballos,A.(2024).The Propaganda of TradWives and ShieldMaidens: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Far-Right Radicalization of Women and its Connections to Right-Wing Extremist Theory[Master's thesis,University of Alberta].1-80.
[19]Banet-Weiser,S.(2018).Empowered:Popular Feminism and Popular Misogyny.Duke University Press.
[20]Beamish,K.J.(2024).Age of empowerment:A feminist discourse supporting traditional wives.DISSENTING VOICES,13,43-57.
[21]Bower,L.J.(2025).The thorn in feminism's side:black feminist reconceptualization and defence of #tradwives and the #tradwife movement.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34(7),1037-1053.
[22]Buchan,W.(1791).Domestic Medicine:or,a treatise on the prevention and cure of diseases.A.Strahan,T.Cadell.
[23]Christie,A.(1977/2010).An Autobiography.William Collins & Sons.数字版PDF(HarperCollins e-books.)检索于http***
[24]Collins,H.M.,& Yearley,S.(1992).Epistemological chicken.In A.Pickering(Ed.),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pp.301-326).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5]Cooper,S.(2024)."Since When Do We Celebrate Not Having Talent?":Common Tropes and Counterstory in Tradwife TikTok[Master's thesis,Indiana University].1-66.
[26]Couldry,N.,& Hepp,A.(2017).The Mediated Construction of Reality.Polity Press.
[27]Deem,A.(2023)."Feminine,Not Feminist":Trad Truth-making on Social Media.Ethnologia Europaea,53(2),1-20.
[28]Di Sabato,B.,& Hughes,B.(2020).Back to the Future? The Tradwives Movement and the New Forms of Conservative Consensus Building.Anglistica AION: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24(1),25-40.
[29]Foucault,M.(1970).The order of things: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Pantheon Books.
[30]Foucault,M.(1971).The order of discourse.In R.Young(Ed.),Untying the text:A post-structuralist reader(pp.52-64).Routledge & Kegan Paul.
[31]Foucault,M.(1980).Power/Knowledge: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1972-1977(C.Gordon,Ed.).Pantheon Books.
[32]Foucault,M.(1975/1995).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Vintage Books.
[33]Hufeland,C.W.(1859).The art of prolonging life(E.Wilson,Ed.).John Churchill.(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797)
[34]Pettitt,A.(2020a).Men are not toxic:A year of advocating traditional family values.The Darling Academy.
[35]Pettitt,A.(2020b).What is a Trad Wife? Debunking myths about Trad Wives.The Darling Academy.
[36]Richards,I.,Jones,C.,& Trott,V.(2025,Sep 25).Neoliberal capitalism and the political aesthetics of tradwife imagery.Distinktion:Journal of Social Theory.1-16.
[37]Sawicki,J.(1991).Disciplining Foucault:Feminism,Power,and the Body.Routledge.
[38]Simpson,S.(2024).Traditional wives and feminine lives[Master's thesis],Malmo University.1-69.
[39]Stotzer,R.L.,& Nelson,A.(2025).The(Anti)Feminism of Tradwives.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1-14.
[40]Sykes,I.(2025).From 'girlboss' to#stayathomegirlfriend:The romanticisation of domestic labour on TikTok.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28(3),830-848.
[41]Sykes,S.,&Hopner,V.(2024).Tradwives:Right-Wing Social Media Influencer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53(4),453-487.
[42]Young,I.M.(1990).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