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艺术传播研究》2026年第5期
内容摘要：面对媒介边界日益模糊、传媒格局深刻重构的新挑战，本文以“媒介是观念的延伸”为核心命题，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基石，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梳理了媒介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维度上的演变特征，揭示了其从表象到本质的双重属性，阐释了科学技术在驱动媒介形态革命性变迁、重塑社会观念体系过程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媒介形塑了我们所存在的世界，决定了我们的境况；媒介管理的本质是观念管理，需要推动治理理念从传统管控向现代共治模式转变，建立并完善管理和发展相协同的机制，不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营造有利舆论环境、提供强大精神支撑。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 辩证唯物主义 符号系统 介质系统 媒介治理
“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越来越错综复杂，越来越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1]——这一情形是如此生动而真切。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意识形态领域局部呈现出多样、多变并存的态势。思想意识的复杂交织与局部多元趋向构成了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特征；同时，媒体格局与舆论生态正在经历结构性重组，互联网的地位从传播工具上升为信息社会的基础设施，在舆论阵地中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2]在此背景下，亟待立足于媒介转型、社会变迁与技术演进的三重变化，对媒介的形式规定性与本质规定性展开深层追问，系统把握媒介演化的内在逻辑，为精准而科学的治理实践提供坚实的认知基础。
一、媒介作为观念的物质性实践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3]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4]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5]——自人类文明诞生之初，媒介便不仅是信息的载体，更是观念的物质性实践。
媒介（及媒介技术）作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塑造社会存在的关键力量，又是观念的物质承载；既是特定时代生产方式的产物，又能反过来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杠杆。每一次媒介技术的跃迁，都极大改变了媒介的表现方式：从刻录于甲骨、金石之上的祀戎赏罚与王权天命，到印刷术催生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再到电子媒介塑造的“地球村”与互联网带来的赛博空间，媒介不仅革新了人类的感知方式和思维模式，还重构了社会关系乃至文明形态。
迄今，媒介已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构成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重要变量。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需要梳理媒介演变的基本逻辑，认清科技的核心驱动作用，深刻理解媒介即观念的实质，探索与之相适应的媒介治理新范式——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更是一项紧迫的实践任务。
二、媒介的状态：静态与演化
媒介作为观念的物质化呈现，其存在方式与时间、空间密切相关。从历时性维度看，媒介处于永恒的技术演进与形态变迁之中；从共时性维度看，各类媒介构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表意系统。这两种特征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媒介的本质。
（一）历时性分析
从历史纵深考察，媒介一直未停止演化的步伐，且呈现出清晰的阶段性特征。其每一阶段都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时代精神相呼应，由此可以概括出三种形态：
一是经典形态——如甲骨、金石与纸本。这类媒介一次生产、独立传播，其材质和生产工艺决定了其稀缺性、权威性与持久性。它们的缘起是为了承载帝王功业、宗教法典、历史文献，一度服务于权力阶层并控制了知识的生产与解释渠道。其经典性体现在对权威、秩序与永恒的追求上，媒介本身即权力，负责维护传统社会等级结构的稳定性，如毛公鼎、汉谟拉比法典等。
二是现代形态——如电影、广播与电视。机械化大生产与无线传输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可大规模复制的近代媒介；机械复制技术消解了传统艺术的灵晕，使其从神圣的仪式中解放出来，[6]成为平民可消费的商品。电影、广播、电视的模式是典型的一次生产、多次复制，凭借其广覆盖特征与低成本优势，建构了“大众传播”生态与景观社会[7]。这些媒介的“现代性”特征使其成为构建现代国家认同的重要力量，也使其成为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文化工业”对大众进行意识塑造的核心工具[8]。
三是最新形态——互联网新媒体。在此，传统媒介形态与边界被打破，生产与消费互文、制作与传播杂糅，媒介进入“后现代”阶段：在信息表达方面，其核心特征是去中心化、碎片化与互动性，体现在对一切元叙事的怀疑、对差异与边缘的强调、能指与所指的分离与狂欢上，“人人都有麦克风”成为现实；在终端呈现方面，一切载体都可以演变为媒介——以视觉载体为例，从手机小屏到车载中屏，从室内屏到室外屏，从中远距离的屏幕到近距离的眼镜，信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在叙事方面，从宏大走向微小，从统一走向多元，从确定走向游牧。传统媒介大权旁落，其话语主导权在去中心化传播中逐渐瓦解，真实与虚拟的边界模糊，人们生活在一个由泛媒体环绕、碎片化信息和算法推荐共同构成的“超真实”环境中。
（二）共时性分析
在特定的历史或时代断面，媒介呈现出相对静态的共时性结构，保持显著的稳定性。
文字、图像等静态媒介具有长时段的稳定性：文字能够以其抽象的符号系统，承载复杂的思想与逻辑，跨越时空阻隔，成为文明传承的基石；图像通过直观的视觉形象，固化特定瞬间，进行切片叙事，形成集体记忆的视觉档案。它们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是权力与知识体系得以建立和延续的基础，承担着将核心价值内化为普遍、稳定的社会认知的功能，直至今日依然是信息的主要呈现方式。
相比之下，音视频则呈现出中时段稳定、短时段演变的特征。演变是持续的，如从影院大屏到手机小屏、从横屏到竖屏、从中长剧集到微短剧集、从胶片到数字流媒体，承载与传播技术不断迭代；稳定是持久的，其基本语法如蒙太奇、声画关系等在数十年间保持相对成熟状态——无论呈现视听的终端形态如何演变，都必须尊重基本的影像逻辑。这种特性使视听媒介既能形成相对统一的视听文化，又能持续刷新用户体验，保持对大众感官的吸引力与塑造力。
在文图、音视频背后，数据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数据不只是文图的数字副本，而是还将其解构为可计算、可重组、可学习的元材料。它将静态字符与像素还原为比特流，使固化的意义获得无限再生的可能。数据赋予文图以活性，使其得以参与智能运算与跨模态生成，打破“一生产即定型”的宿命。最终，文图从历史证物变为未来参数，媒介也借此完成从存储到运算的范式跃迁。
（三）历时与共时的辩证统一
媒介的历时性演进与共时性结构并非彼此割裂，而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历时性的技术革命不断冲击和重塑着共时性的媒介结构与权力格局——印刷术打破了手抄本时代的知识垄断，互联网则颠覆了大众媒体的传播中心模式；另一方面，任何时代的共时性结构都对新兴媒介形态具有强大的规训与吸纳能力，新兴媒介需要在经典叙事模型中进行吸纳与渗透，在与传统媒介权力结构的互动与博弈中确立自身的位置与形态。
媒介既是动态发展的技术成果，也体现出相对稳定的文化权力结构；它既有历时性演进所带来的解放潜能，也蕴含新的共时性结构可能形成的隐性支配。唯有准确识别这种辩证关系，才能对媒介使用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实现“把握正确导向，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9]的目标。
三、媒介的本质：实体与表征的辩证统一
媒介形态纷繁复杂，其发展则呈现稳定与波动并存的特征。要理解媒介演变的内在逻辑、媒介如何承载和延伸观念，就需要探究其构成、剖析其内在本质。参考语言学家的策略[10]，媒介皆可以细分为“实体—符号系统”和“表征—介质系统”两个部分。
（一）实体—符号系统：内容与形式的矛盾运动
媒介的符号系统承载着信息表达的核心功能，是媒介的实体部分，可以分为“内容”与“形式”两个基本要素——前者即媒介要传达的信息与意义，是观念的本体；后者即承载信息的文字、图像、音视频等形式，是观念的容器。但形式并非中立容器，正如麦克卢汉认为的“媒介即是讯息”[11]，形式本身就在传递观念，并悄然塑造着人们的感知方式与集体意识。文字的线性逻辑培育了深刻、抽象的理性思维；视频的同步性和立体感强调感官的直接冲击与情感的即时共鸣；互联网的交互性与超链接则塑造了去中心、扁平化的认知模式。
内容与形式是辩证统一的，特定的内容总是寻求与之相适应的媒介形式，不考虑内容的形式则往往“流于形式”，两者有机融合，即构成媒介的完整表意机制。比如，宏大的历史叙事需要书籍、电影、电视剧等长篇幅、深描写的形态，而即时、碎片化的情绪表达则更适配动图、微短剧等形式——就目前而言，难以想象短视频作品可以承载史诗的厚重，长剧集也难以及时精准捕捉用户的细微感受。这意味着对媒介的认识和管理，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内容”的审查上，而必须深入到对“形式”所隐含的认知偏向和价值导向的洞察与引导中。
数据，已经在实际上打破了内容与形式的藩篱。
（二）表征—介质系统：能指与意识形态建构
“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不同趋向的根源”[12]，媒介的介质系统——物质承载层，主要包括“载体”和“渠道”两方面。前者主要指甲骨、石碑、印刷品、收音机、电视机、手机等物质载体，借此让用户感知；后者则指的是人畜力、机械运输、无线电、直播卫星、互联网等传输手段，借此抵达用户。根据具体的载体和渠道的不同，两者的结合可分为紧耦合和松耦合两种状态：甲骨、石碑等与人力的结合属于松耦合，此时，载体对渠道的依存度较低；而收音机与无线电、手机与互联网的结合属于紧耦合，意味着载体和渠道不可分离，一旦分离，介质系统便丧失了功能。
载体和渠道建构的介质系统，让媒介的“能指”有所依附，其运作机制正是通过“能指”来指向“所指”——这种指向有较强的关联性，但并非天然固定或一一对应的，而是带有鲜明的历史性特征。例如，在我国当下语境中，通过报刊特别是党报党刊传递的内容往往是权威的、可信度高的，介质系统与符号系统高度统一；通过电视机传播的信息，权威性与非权威性混杂，因为电视机这一终端载体已经不再由广播电视台所垄断，而也为商业视听平台提供了展示的空间，承载了更多的符号系统；而通过互联网经由手机等终端传达的内容，由于介质系统和符号系统的多元互联，更需要用户进行仔细的甄别和判断。
（三）媒介决定了我们的境况
在媒介环境特别是全媒体传播体系之中，我们所感知的世界是媒介营造的现实，是不同介质系统对符号系统进行重构的景观。这个景观并非现实的镜像反映，而是经过意识形态编码的“象征性现实”，即“媒介就是我们的境况”[13]。媒介格局的本质是意识形态场域。因此，对意识形态阵地的争夺，须针对不同介质系统的特征，差异化地调用不同符号系统，使特定的意义连接被塑造为“自然的”“常识的”“可信的”，从而确保主流观念和先进文化能够有效地通过媒介系统进行传播。
四、媒介的发展特点：平台化转向
媒介的发展是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统一，是符号和表征的融合；其各种形态的演变遵循着由技术驱动、与社会结构互动的内在逻辑，总体上呈现出集约化、高效率、去中心化等典型特征。
（一）集约化：覆盖面与成本的双重革命
集约化是媒介演进的基本趋势，主要体现在介质系统方面，其外在表征为“广覆盖”与“低成本”两个维度。具体而言，从雕版印刷到机械印刷，从无线广播到移动互联网，每一次技术飞跃都显著地打破了知识传播的时空壁垒与经济屏障，拓展了信息的覆盖范围，降低了信息复制的边际成本，最终使得信息像空气一样广泛渗透，趋近于“人人可及”。这种集约化不仅是经济层面的——使得资源被日益精准地利用，更是社会层面的——为实现更大范围的社会动员和文化普及提供了物质前提。
（二）高效率：经典性与通俗性的时代张力
媒介的高效率运作，主要体现在符号系统方面，并呈现为“经典性”的“慢”与“通俗性”的“快”两种模式：“经典性”追求深度、严谨与长时段的稳定性，对应着书籍、电影、电视剧等形态，旨在进行系统性的意义建构与文化传承，其效率体现在思想影响的持久性与深刻性上；“通俗性”则追求速度、冲击力与即时反馈，以短视频、多频道网络（MCN）账号为代表，其效率标准是单位时间内的注意力捕获速度与情感共鸣强度。在“注意力经济”时代，“快”的通俗性往往在流量上占据优势，但“慢”的经典性仍是社会认知的压舱石；二者有时此消彼长，但并非取代与被取代的关系，而是在不同的社会功能层面并行发展，共同构成媒介效率的一体两面。
（三）去中心化：权力重构与传播的弥漫性
去中心化是互联网新媒体的典型特征，它表现为反权威的“平台与自组织”、弥漫性的“葡萄藤效应”和“病毒式传播”。随着信息网络和智能终端的快速发展，传统金字塔式的、主流媒体掌控的传播权力结构已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以大型平台为枢纽、无数节点自组织连接的网状结构——这赋予了个体前所未有的表达权，催生了“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景观。信息如同病毒般在复杂网络中自主复制、变异与扩散，既能瞬间点燃全球热点，也使得谣言与极端情绪极易泛滥，传播路径因此变得更难预测与控制。
传播成本趋向于零，使信息的触达突破了地理与阶层的边界；生产与传播门槛的消解，则让内容生态从精英主导的经典秩序，滑入经典标准与大众趣味在算法博弈中动态共存的新格局——当每个个体都成为潜在的传播节点，权力便从中心机构离散出来，权威被稀释却无孔不入。成本革命催生了内容民主化，内容民主化倒逼权力结构重构；这意味着媒介不再是单向输送的管道，而是分配注意力、连接供需、塑造文化层级的新操作系统——媒介已经走上了平台化的必然进程。
五、媒介的发展趋势：融合与重构
媒介的发展趋势，既是生产力飞速发展的结果，也是观念物质化的必由之路，深刻影响着文化形态与社会治理。这主要体现在解构和建构两个方面。
（一）媒介本体的消融
当今的媒介不再孤立，而是在一个巨大的“褶子”系统[14]中相互折叠，进而生成新的形态。媒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被折叠、展开和重组，并表现出以下特征：主体性质模糊——主流媒体、自媒体等传播主体，以及AIGC工具，突破原有的角色与分工边界，使各类传播内容趋同、难以甄别；业务边界模糊——信息、娱乐、电商、社交等不同形态融为一体，彼此难以区分；形态边界模糊——文字、音频、视频、AR/VR多种形式相互嵌入、多元糅合成为常态。载体无处不在，业态千变万化，信息随处可见，不同媒介、技术和产业能够交织融合，形成复杂的融媒体生态。
在发展趋势的深层，是符号系统与介质系统的统一带来的全面的“融合”——媒介自身两个系统之间开始融合，介质系统不再是中性的容器，而间接成为符号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比如：选择短视频平台本身就意味着选择了快捷多变的内容风格与消费体验，使用VR眼镜则直接定义了内容的沉浸式特性。
（二）意识形态传播格局持续调整
技术催生了媒介间的融合，每一次技术的迅速发展，都意味着对内容权力的争夺。今天的媒介变化，很难再循着报纸、广播、电视、网络这样的媒介类型“脉络”逐一讨论。纸张与屏幕之别、有线与无线之分，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已经被打破；算法进入传播以后，信息的抵达方式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生成式人工智能把这一变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是这一融合的典型标识。此时，技术已超越介质系统，直接进入符号系统，数据、价值观、叙事逻辑与美学风格继而深度融合，媒介生产从信息传递延伸至内容创造，并拓延了媒介实践的边界。
与此同时，传播主体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生变化。社交媒体降低了内容生产和发布的门槛，用户可以随时参与信息的制作、转发和评论。一条信息进入网络之后，其意义也可能在流通中发生变化。传统传播中相对稳固的生产者、传播者和接受者关系逐渐松动，“葡萄藤效应”和“病毒式传播”又使信息扩散呈现出更强的偶然性和突发性，“对人们的工作生活、社会行为、思想意识产生了巨大冲击，构成了越来越复杂的大舆论场”[15]。今天的意识形态传播也因此置身于更为复杂的媒介环境之中，技术、平台、内容和用户共同参与着舆论的形成。
总体而言，媒介的发展趋势显现出技术推动、结构调整与社会重构相互作用的逻辑。其间，传播资源进一步集中，信息流动又显示出多中心、去中心的特点，平台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也日益紧密。技术影响着传播的速度和范围，并大举进入内容生产与观念流通的具体过程。意识形态传播格局的变化，即发生在这些日常而持续的媒介实践之中。
六、媒介治理新思考：从管理形态到管理观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掌握信息化条件下的舆论主导权，必须做好媒体融合发展这篇大文章。”[16]“媒介即观念”由此具有了更加具体的现实含义。媒介治理需要沿着新的变化路径重新审视自身的对象，将数据、平台与观念置于同一传播过程中加以考察。而治理观念的调整，最终也要落脚于对现实媒介运行方式的认识。
（一）数据管理：抓住符号系统的核心
数据是符号系统的集大成者，已经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是信息生产传播的基础。因此，需要加强对数据资源、语料库的管理、整合、分析与使用，探索对舆论态势的精准感知、对风险隐患的精准预警，对内容生产进行前瞻分析，对传播效果进行精准评估，为智慧治理奠定基础。管理部门的角色定位需要从以上率下的管理者向自下而上的服务者延伸，通过政策引导和资源协调，为主流媒体和各类依托新媒体的传播主体提供数据和平台支持，推进数据服务的公共化和均等化，维护好新大众文艺的生产传播秩序，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
（二）平台管理：介质系统的最新呈现
平台集合符号与介质系统，是目前媒介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是各类符号与介质的承载，已经成为“超媒介”，是信息生产传播的枢纽和“关键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中不可或缺的枢纽式力量。由此，需要抓住头部和重点平台，督促其落实内容审核、算法推荐等方面的义务，以点带面，以子集带全集，带动整个网络生态的改善；需要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共同体，明确平台企业的主体责任，推动行业自律，明确治理规则，形成政府、平台、社会、网民共同治理的良好生态，实现由管制向共治转变。
（三）观念管理：市场与政府的互动
在发挥有效市场作用方面，要认识到媒介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和逻辑，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应当尊重媒介发展和传播规律，充分尊重各类主体的意愿，按照统一规则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给予各类主体较为明确的预期，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引导各类资源有序进出，实现帕累托最优。在发挥有为政府作用方面，要意识到仅靠事前的强制约束和事后的严格管理，是难以摆脱被动性的，因而需要主动借助媒介的经典性（如影视剧）深入阐释和巩固主流价值，利用媒介的通俗性（如微短剧）对主流价值进行广泛传播渗透；需要对媒介进行合理定位与前瞻布局，分类用好不同媒介形态，使其从不同角度发挥作用，实现寓导向于生产传播。总之，应超越传统的技术工具论和内容管控思维，树立起符合时代特征的媒介治理观——以观念管理为着眼点，以数据管理为核心，以平台治理为基础，以共建共治共享为路径，在探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实践中，做到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媒介已经成为观念的延伸，其演进史是科技驱动下观念载体不断革新、观念疆域不断拓展的历史，深刻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我们要深刻把握新时代文化发展背景和新文化形态下的媒介变迁历程，强化对社会观念的生产、流通与消费及再生产过程的管理，进而有效引导社会思潮、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17]，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和有利的舆论环境。
注释
[1]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0页。
[2] “社会思想意识复杂多样、相互交织，我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使意识形态领域局部多元多样多变的趋势日益明显……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发生深刻变化。……管好用好互联网，是新形势下掌握新闻舆论阵地的关键。掌握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就是守护国家主权和政权。”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学习出版社2018年版，第215—216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6页。
[4]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5]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参见同上。
[6] “艺术作品的可机械复制性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把艺术作品从它对礼仪的依附中解放了出来。”参见[德]瓦尔特·本雅明：《摄影小史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9页。
[7] “景观并非一个图像集合，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通过图像的中介而建立的关系。”参见[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
[8] “整个世界都要通过文化工业过滤。正因为电影总是想去制造常规观念的世界，所以，常看电影的人也会把外部世界当成他刚刚看过的影片的延伸……以为外部世界就是银幕上所呈现的世界那样，是直接和延续的。……工业社会的力量留在了人类的心灵中。”参见[德]霍克海默、[德]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3页。
[9]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18页。
[10] “用符号这个词表示整体，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参见[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95页。
[11] [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3页。
[12] 列宁：《马克思的学说》，载《列宁选集》(第二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5页。
[13] [美]W.J.T.米歇尔、[美]马克·B.N.汉森主编《媒介研究批评术语集》，肖腊梅、胡晓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1页。
[14] “更确切地说，一具有包裹和展开的潜能，而多则既与它在被包裹时所制作的褶子不可分，又与它在被展开时的褶子的展开不可分。”参见[法]吉尔·德勒兹：《福柯褶子》，于奇智、杨洁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182页。
[15]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76页。
[16]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77页。
[17]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33页。
作者简介：
孙剑，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媒体融合发展司，艺术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媒体融合、影视和艺术学。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孙剑.媒介即观念：趋势研究与治理革新[J].艺术传播研究,2026(5):63-71.
孙剑：《媒介即观念：趋势研究与治理革新》，《艺术传播研究》2026年第5期，第63-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