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佳:“点新自由主义”:赛博迷思的历史与政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6 次 更新时间:2022-03-20 21:4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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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佳  

   摘要:近几十年来,将数字化和网络新媒体的发展塑造成技术奇观,并不断为其赋予"民主"、"开放"、"去中心化"的政治经济属性,一直是传播研究领域和大众文化中的主流观念。一群明星学者和流行论著由此脱颖而出,他们通过阐述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各种本质技术特征,为人们展现一个互联互通、充满弹性的新经济愿景,并许诺建成一个自由平等的"赛博空间"。本文将这些数字乌托邦思想放回到美国战后的历史脉络中,追溯它的形成经历,挖掘它的思想内核,解析这些思想与美国新保守主义政治力量及其经济政策之间相互依存、相互配合的紧密关联,试图由此更清晰地把握这些被称为"赛博迷思"或"数字乌托邦"思想的政治内涵与政治影响。

   关键词:赛博空间;赛博迷思;新经济;新自由主义;互联网政治

  

  

游击队战士与数字化巫师

  

   2013年1月,年仅26岁的程序员,网络积极行动主义的倡导者阿伦·斯沃茨(Aaron Swartz)面对美国联邦检察官多达11项的重罪指控和可能长达35年的监禁,在纽约的寓所中自杀身亡。两年前,这位年轻而富有理想的网络专家,带着信息共享和开放存取的理念,从商业数据库JSTOR非法下载了大量学术期刊文章,随即被警察拘捕和起诉。然而,斯沃茨的行动绝不是一起有关盗版的简单案件,他的行为并非出于私利,也没有因为公开发放盗取的文章而给商业公司带来任何损失。斯沃茨的“犯罪举动”和随后的自杀身亡更像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他在2008年写下的“开放存取游击队宣言(Guerilla Open Access Manifesto)”,宣言的主旨是号召每一个网民行动起来,阻止商人和政客把网络私有化,让知识和信息被社会公众所共享:“大公司利欲熏心……它们收买政治家支持它们,通过法案让它们拥有专属的权力决定谁可以复制信息……我们要夺回信息,无论它们被存在何处,制作我们的副本并和全世界分享。我们要获得版权到期的东西并将它们归档,我们要买下秘密的资料库并将它们放到网上。我们要下载科学期刊并将它们上传到文件分享网络。我们要为游击队开放访问而战。”

   对于国内的新媒体研究者和传播学专业学生来说,阿伦·斯沃茨的故事和他关于“著佐权(Copyleft)”1和“点共产主义(Dot-Communism)”2的理念可能都相当陌生。然而,如果我们要提起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提起凯文·凯利的“失控”,提起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则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些摇滚歌星一般的学术名人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数字化崇拜”的浪潮,他们的“名著”一版再版,纷纷成为时髦的畅销书,即使在本该严肃辩证思考社会问题的高校学者和研究生中也被奉为经典。

   同样是希冀凭借互联网和数字化达成人类的大同,斯沃茨只能面对国家机器的惩罚,走向终结生命的人生悲剧,而那些畅想“赛博空间”美好新时代的未来学家们却广受追捧,他们虽然总以挑战旧制度、旧时代和旧思维的“草根”革命家面目出现,然而却与世界各国政界、商界、学界的精英一拍即合、频繁互动。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截然相反的境遇呢?

   通过斯沃茨撰写的“宣言”,我们可以看出,他眼中的互联网并不是一个脱离真实社会权力关系的“赛博空间”。在斯沃茨看来,信息和知识在全社会的分享和自由流通,依靠的不是信息技术本身,而是打破信息私有权藩篱的社会运动。正因为如此,这些宣言和行动常常被学者称作“点共产主义(Dot-Communism)”。可以说,斯沃茨的观念并不是数字化时代的新产物,而是现代社会人类为争取分配正义而挑战强权的传统延续。虽然战斗的场所从原野丛林变成了信息网络,但斯沃茨还可称得上是一名实实在在的游击队战士。然而,那些描绘未来信息社会生存美景的数字化巫师们有关“赛博空间”的讨论,更像是奥古斯都笔下超越尘世的“上帝之城”,似乎信息传播技术凭借其本身的特性就能够创造出一个民主平等、互联互通的美好新世界。

   本文将这些数字化巫师有关网络世界政治图景的畅想称作“赛博迷思”(Cybermyth),同时,通过考察“赛博迷思”与全球化时代统治阶级和统治策略的关系,我将一种与互联网技术密切相关的政治方案命名为“点新自由主义”(Dot-Neoliberalism)。本文将考察这些观念的历史,并解析它的政治内核与政治影响。

  

   反主流文化与“赛博迷思”的兴起

  

   “赛博迷思”的基础,是其构造出来的一个想象的社会政治系统,即“赛博空间(Cyberspace)”。这个词汇衍生于诺伯特·维纳(N.Wiener)提出的“控制论(Cybernetics)”。维纳是一名常年为美国军方服务的科学家,他从事的主要科研项目是设法让导弹顺利地跟踪和击落敌机。在这些研究过程中萌生的思想形成了两部重要著作:《控制论》和《人有人的用处》。它们奠定了维纳日后在“赛博迷思”建构者中的精神导师地位。

   在维纳的理论中,控制论系统通过各个组成部分的信息交换和反馈,不断调整自身的运行方式,完成系统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从而形成无需外部规划和干预的自发秩序。在维纳看来,这样的原理不仅存在于防空导弹系统中,而应该构成一种万事万物的自然法则:如果将人类社会、生物体和自动化机器都看作一个控制系统,那么它们就不存在本质区别。也就是说,一旦达成了自我调节,人类社会也一样会出现自动化系统般的和谐、平等和民主的秩序,成为一个生生不息的去中心化系统。

   反主流文化运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群美国青年学生在反主流运动中紧紧抓住了“控制论”的核心理念,希望凭借创新性的个人化技术和排除了工业化、技术官僚化的点对点社区交往,构造一个新的社会系统。这些观念与近30年来有关互联网政治的主流判断有着明显的近似性,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很多数字化预言家也都产生于这个反叛青年群体。由此可见,“赛博迷思”的思想基础早在计算机网络普及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它是社会发展史的产物,而不是新媒体技术的产物。回顾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关于“赛博空间”的一整套政治方案和路线图。

   20世纪中期的美国民众,在二战和冷战的交互历程中,体验着3种文化心理上的巨大压力:首先是冷战宣传下的共产主义威慑,其次是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核战争的恐惧,最后还有战后快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带来的集中化、理性化和技术官僚主义的束缚。这3种心理威胁在青年群体的文化中被抽象成了一种对工业主义时代的等级制、集权、国家体系的整体反感。青年人中一种逃离丑陋现实的乌托邦主义呼之欲出。美国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就是这种文化氛围和舆论状况的直接结果。

   值得说明的是,当时的反主流学生运动并不具有完全一致的政治方案,其中至少有两种差异显著的力量:一是常常以“3M”(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为精神领袖的“新左翼”运动,他们希望凭借批评理论和社会运动这两种武器对现实社会权力关系进行整体重建,具有显著的激进性和现实干预意识;二是试图摆脱现实社会束缚,通过超验的手段重建精神家园的“自由主义革命”和“新公社运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垮掉派”文学、禅宗佛教、迷幻药服用者,以及那些返土归田、试图构建新型社群的公社主义者。当同龄人在创办政党和进行反越战游行时,这些嬉皮士们则选择远离政治,转而拥抱技术和意识转变,并将这些作为社会变革的主要来源4。在这一群体中产生了日后关于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政治的一整套主流观念。

   从1967年到1970年,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开始在山上和树林中建立自己的公社。这些返土归田的嬉皮士们利用无线电、二极管、继电器、投影仪、镁光灯和迷幻药等小规模技术创造一种逃离大都市工业化、商业化和技术官僚化的新型社区,体验一种世外桃源般的平等和自由交往。他们大量阅读诺伯特·维纳、巴克敏斯特·富勒(R.B.Fuller)及马歇尔·麦克卢汉(M.McLuhan)的著作。这3位学者的共同之处是将人类生活世界与通过媒介技术构造的信息通讯系统进行类比,试图借用科技发展构造一个互联互通、自由平等的地球村。参与公社运动的年轻人希望利用这些读物中提供的愿景,构造一个类似于开放信息系统一样的新型传播网络,并将这种开放网络的交往状态看作是自然的和普世的。

   不久,原本分散的公社运动就有了自己传播网络的核心与领袖。通过几名最为活跃的记者和创业家搭建的交流平台,各种反主流艺术家、作家、技术群体和波西米亚群体之间形成了频繁的互动和相互影响。在这些人际关系的桥梁中,反主流文化群体与计算机科学家之间的融合对未来“赛博空间”的建构产生了基础性的意义。当集纳了信息技术发烧友和大量研发人员的“增益研究中心”(Augmentation Research Center)、“帕罗奥图研究中心”(Xerox PARC)、“人民计算机公司”(People's Computer Company)和“一资源”(Resource One)等科学家群体被日益壮大的反主流文化运动所吸引时,受公司和政府资助的计算机技术研究便顺理成章地与一种互联互通的“赛博空间”政治构想结合在一起了。正像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概括的那样,“互联网在20世纪最后30年间的创造和发展,是军事策略、大型科学组织、科技企业,以及反传统文化的创新所衍生的独特混合体”5。计算机网络从诞生之日起就不仅是一种通讯技术方式,而被附着了特别的文化政治内涵。它不仅被当作改造社会的神奇工具,还催生了一套改造社会的政治纲领。

   反主流运动最终融入主流

   20世纪70年代末,以新公社主义运动为代表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已经渐渐解体。那种在社会系统之外创造一个自给自足的独立社群的理想已经被看作是不切实际的空想。由于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公社运动者们却从高山和树丛中走向了一个虚拟的网络世界,重新找到了自己新的栖息地,让控制论理想和新公社之梦再度复兴。

随着“使用者网络”(Usenet)、“惠多网”(Fidonet)和WELL (Whole Earth'Lectronic Link)等电子交谈系统、公告牌系统和其他网络通讯工具的出现,计算机技术发烧友、反主流文化群体和新闻记者群体在数字社交平台上深度融合,并不断展示一种先进的和充满诱惑的新型交往方式。由此,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虚拟社区”、“赛博空间”等关于互联网政治的主流阐释逐渐形成了。“平等”、“开放”、“言论自由”、“多样性”、“草根民主”、“去中心化”、“自主创新”、“无国界”和“世界大同”,这些有关互联网的“赛博迷思”开始成为说明一个新时代和预言未来社会状态的主流政治语汇。它们已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政治精英、跨国企业领袖们念兹在兹的时髦辞藻。原本那些迷恋于新公社运动、迷幻药、控制论和麦克卢汉著作的“垮掉一代”中,则产生了一大批穿着考究、腰缠万贯、引领美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信息产业大亨和数字化预言家。他们进入了一个由政治经济精英把持的主流社会,并成为其中光鲜亮丽的英雄人物受到全世界的追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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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导刊》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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