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语境中的“共同体”概念兼具“实体”和“情感”双重属性,这些属性赋予该概念极强的政治修辞功能,即使该概念被用来指称实质性的社会团体/ 组织,也能传递出吸引人的美好憧憬和想象。 在复杂的跨语际实践中,英文词 Community 在翻译成中文时存在“社区” “群体/ 团体”“社群”“共同体”等多个译词选项,而“共同体”则是其“情感”属性的主要反映和表达。 自 21 世纪以来,“共同体”概念成为中国话语构建的重要资源。 “共同体”概念的本土化构建不仅将中国的制度实践、发展经验与文化传统带进“共同体”概念之中,也推动了该概念在内涵与外延上的进一步拓展与更新。 对移植性政治概念进行本土化建构,是提炼基于中国国情的标识性概念的重要路径和方向。
文章来源：曹龙虎：《“共同体”概念的源流及其本土化构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6年第3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共同体” 概念为基础的一系列话语建构和传播引人注目。汉语词 “共同体” 概念的形成与英文词 Community 以及德文词 Gemeinschaft 的传播有密切关联，今天中文语境中的 “共同体” 已经从一个移植性政治概念发展成标识性概念提炼的理论资源和中国话语构建的典范，我们相继提出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 等一系列富有原创性和影响力的标识性概念。目前相关研究虽涉及对西方 “共同体” 思想的讨论，但对中西 “共同体” 概念的基本意涵及其使用范围的差异，以及中国语境中 “共同体” 话语构建的特点等问题依然语焉不详。本文拟结合概念史、文化史、话语分析等多个维度，梳理作为中国话语的 “共同体” 的生成过程和建构策略。
一、西方语境中 “共同体” 的理论意涵与实践面向
谈及西方语境中的 “共同体”，必然要提及斐迪南・滕尼斯于 1887 年出版的著作《共同体与社会》。在该书中，滕尼斯将 Gemeinschaft (共同体) 与 Gesellschaft (社会) 作为对立概念处理，认为 “Gemeinschaft (共同体) 主要在家庭、村庄、村镇等小规模的群体里实现，建立在血缘、地缘和友谊等原生自然的纽带基础上，其本质包含着‘真实的与有机的生命’；而 Gesellschaft (社会) 则体现了城市、大都市等较大规模人口群体的组织形式，建立在政治、经济等抽象的契约纽带之上，其社会关系是一种抽象出来的‘想象的与机械的构造’”。在滕尼斯看来，共同体体现为一种持久、真正的共同生活，是浑然有机生长在一起的整体；面对当时急剧的社会变迁，他表现出明显的怀旧主义情绪，认为建立在人的本质意志之上的共同体才是人类的本质属性和追求。
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对英文词 Community 的起源和含义变迁进行了考察，发现该词自 14 世纪以来就存在，最接近的词源为古法文 comuneté，可追溯的最早词源为拉丁文 communis，意指普遍、共同。从 17 世纪开始，Community 和 Society 的含义开始分化，Community 被认为是比 Society 与我们更密切的范畴，有 “直接性” 或 “区域性” 的意涵。英文词 Community 与德语词 Gemeinschaft 于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实现对接，经查尔斯・卢密斯多次调整译本，1957 年滕尼斯著作的英译本最终定名为《Community and Society》。概念形式的对接意味着滕尼斯阐发的共同体意涵，开始对英文词 Community 产生影响。
美国学者乔治・希勒里通过统计发现，Community 的定义多达 94 种。但西方语境中 “共同体” 使用时的最大特点不在于含义复杂，而在于兼具 “情感” 与 “实体” 双重属性。雷蒙・威廉斯就认为英文词 Community 是一个词性特质非常特别的概念，即使被用来指称实质性的社会团体 / 组织，该词也能传递出吸引人的美好憧憬和想象，“一方面，它具有‘直接、共同关怀’的意涵；另一方面，它意指各种不同形式的共同组织，而这些组织也许可能、也许不可能充分表现出上述的关怀。也许最重要的是：不像所有其他的社会组织的词汇，Community 似乎从来没有用负面的意涵，并且不会被赋予明确的反对意涵或者区别性的意涵”。齐格蒙特・鲍曼也曾用诗性语言表达这种属性，称共同体是一个 “温馨” 的地方，像家一样可以遮风避雨，像壁炉一样可以温暖双手。
自近代以来，人类持续展开对 “共同体” 的追寻，这既是对传统社会解体后归属感缺失的回应，也反映了现代性条件下人类对新型社会联结方式的探索。20 世纪中叶后，后工业社会带来的社会结构变迁与现代性困境，进一步激发了人类对 “共同体” 的价值追寻与现实探索，社区复兴主义运动、网络社群集结都是典型表现。但 “共同体” 在当代西方的实践面临悖谬式处境：一方面，人们对 “共同体” 的需求在增长，“共同体” 成为 “人类恒久的追求和依恋”；另一方面，人们普遍感觉 “共同体” 在衰落。这种 “越是追求共同体，越是求之不能” 的困境，反而让 “共同体” 显得更为弥足珍贵和让人憧憬。
二、用 “共同体” 翻译Community 的政治修辞意蕴
早在 19 世纪，英华字典就已收录英文词 Community 并译为中文，但当时的译法仅体现其 “实体” 属性，“共同体”“社区” 等重要译词均未出现，其丰富的理论意涵和 “情感” 属性也未得到体现。和制汉语词 “共同体” 在日文中的最早使用可追溯到 19 世纪 80 年代，1882 年傍木哲次郎《主权论》将 “主权者” 称为 “共同体”，1888 年斯波淳六郎《行政法》将 “町村” 称为 “最低级地方共同体”，该用法很可能基于德国法律术语 Gemeinschaft 的翻译。
19 世纪末留日热潮下，日本成为中国接触西方思想的重要中转站，日文语境中的 “共同体” 用法由此进入中文。1918 年天津《大公报》援引日媒报道使用 “国家之共同体” 表述，1919 年戴季陶在演讲中用 “共同体” 指称地方或地域社会，二者均沿用日文语境用法。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大批马克思主义著作经日译转译为中文，“共同体” 概念得以大量进入中文世界。
汉语 “共同体” 概念的形式虽来自日本，但用法与日文语境差异显著，第一个原因是日译概念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导致国人接受存疑。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传入中文的多是 “村落共同体”“原始共同体” 等历史性复合概念，日本学界用 “村落共同体” 论证东方专制主义与亚洲停滞论，服务于其构建亚洲秩序的政治目的。由于这种意识形态化运用的社会基础在中国不存在，国人并未全盘接受相关概念，其仅局限于学术研究领域，未进入政治宣传与日常生活。
第二个原因是国人已开始自主探索 Community 的译法。1933 年，以费孝通为代表的燕京大学学生在翻译罗伯特・帕克的论文集时，为区分 Community 与 Society，创制 “社区” 一词翻译 Community。此后 “社区” 成为社会学领域的重要译词，吴文藻曾将滕尼斯的著作简称为《社区与社会》。随着 “社区” 译法的确立，吴文藻、费孝通等人开启了以 “社区” 为研究方法的 “社会学中国学派”，该词也得到广泛传播运用。
中文词 “共同体” 与英文 Community 的译介对接直至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完成。随着欧洲一体化组织合作范围拓展至安全、国防、外交等领域，“煤钢联营”“共同市场” 等译法已无法涵盖其性质，“共同体” 译法重回视野，成为国际政治领域各类合作组织的标准译名。从政治修辞角度看，“共同体” 作为复合词极具想象空间，很容易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一个拥有共同利益、共同特征、共同观念、共同行动的 “实体”，传递出美好的憧憬与向往。
三、融入中国语境的 “共同体”概念
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进程加快，社会结构与关系模式的变迁让 Community 概念加速融入中国语境，中文词 “共同体” 作为其重要译词的地位逐步确立。1975 年《新英汉词典》正式将 “共同体” 列为 Community 的释义选项并以欧洲共同体为例，此后该译法在国际政治领域成为标准。学术领域同样广泛采用 “共同体” 译法，1999 年商务印书馆将滕尼斯著作定名为《共同体与社会》，《想象的共同体》等著作也均采用该译法。
与此同时，国内对 “共同体” 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化。随着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恢复，滕尼斯、鲍曼、马克思等思想家的共同体理论得到学界广泛关注与系统阐发。另一方面，“社区” 概念进入国家政策领域得到广泛运用，20 世纪 80 年代后，在费孝通等人推动下，“社区” 成为城市基层治理的核心称谓。1986 年民政部将 “社区” 引入城市管理，此后社区建设逐步成为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基石。
在社会发展、学理研究与政策实践的共同推动下，Community 概念迅速融入中国语境，“共同体” 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社会语汇中不可或缺的基本概念。中文语境中 “共同体” 的独特性在于：英文 Community 兼具的 “实体” 与 “情感” 双重属性在中译时出现分离，“社区”“群体 / 团体”“社群” 等承担 “实体” 属性，而 “共同体” 除翻译国际组织时体现部分实体意涵外，主要反映 Community 的 “情感” 属性。
四、“共同体” 概念的本土化构建
自 21 世纪以来，“共同体” 成为中国官方话语构建的重要资源，相继形成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 等一系列标识性概念。党的十八大提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倡导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2014 年提出 “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主线；2019 年提出 “社会治理共同体”，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本土化构建取得成效主要源于两点：一是对概念情感属性与修辞功能的精准体认与挖掘；二是中国现代化发展与政策实践提供了坚实的经验基础和事实支撑。中文语境中的 “共同体” 话语表达了政治愿景，为政治实践提供规范性的目标与指引。
五、结语
提炼标识性概念、实现 “术语的革命”，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基础。本土标识性概念构建有两条路径：一是从本土文化经验中自主提炼，二是对外来移植性概念进行本土化建构。考虑到当前中国多数政治概念源自西方，对移植性概念进行本土化建构是提炼标识性概念、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路径。移植性概念本土化建构包含三个环节：一是 “初步本土化”，援引本土资源影响译词选择与内涵确定；二是 “再概念化”，基于思想碰撞融合对概念进行重构；三是 “再全球化”，通过对外传播让新概念被域外接受，检验建构成效。中国式现代化为标识性概念构建提供了实践坐标，以 “共同体” 为基础的话语构建，展现了移植性政治概念本土化的广阔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