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戎:研究新形势下中国边疆地区的民族关系问题

——017年12月17日在教育部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学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快推进中国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62 次 更新时间:2019-03-27 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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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戎  

内容提要:党的十九大为中国未来发展描绘了蓝图,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速度的持续加快,国内的区域关系、民族关系、社会结构等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为了更好地适应变化着的新形势,更好地发挥社会学的服务功能,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学科建设和相关研究:(1)在西部地区组织开展广泛深入的基层社区田野调查;(2)对国内各地区民族关系的历史演变进程开展文献档案分析和口述史调查;(3)对其他国家在民族关系、民族制度与政策方面的理论探讨和社会实践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进行分析与借鉴。同时应注意在研究与讨论中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关 键 词:新形势  边疆地区  民族关系  the new situation  border area  ethnic relation


自中央召开十八大以来,中国国内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持续加快,在外交领域中也逐步从改革开放初期“韬光养晦”的低调发展过渡到今天大力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发展目标也从“建设小康社会”到进一步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远设想。自从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不断加强与完善各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区域之间的经济整合,已经建立起全国性的网络平台和物流系统。与此同时,由中央政府主导的省际对口支援、产业转移项目和边境口岸建设也使西部边疆地区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进一步加深。在这些领域中的快速发展必然推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在2.6亿流动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从东部和中部地区来到西藏和新疆等边疆地区。大量汉族为主的流动人口以及他们从事的新兴经济活动,对我国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传统经济模式、社会组织、语言文化环境等造成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我国西部边疆地区的民族关系和社会发展也随之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使得维护社会稳定、长治久安和民族团结成为当地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这些新出现的民族关系和社会问题给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新任务,展现了一系列全新的研究课题。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国各学科的学者可以依据各自学科的传统优势对我国西部边疆地区的民族关系和社会问题开展系统与深入的研究。一方面,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民族关系现状和边疆地区的发展新态势,为国家在新形势下的政策应对提供鲜活的新知识,也为政府从长远发展角度出发进行必要的制度与政策设计调整提出建议,发挥智库作用。另一方面,这些与时俱进的研究工作和学术实践也必然推动各学科自身的学术创新和各学科之间的研究合作。在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上,13亿中国人的伟大社会实践是没有先例可循的,中华民族有几千年延续不断的历史和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在群体认同意识构建方面有传统的“天下观”和“华夷之辨”“和而不同”等类别理念。鸦片战争后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冲击下,中国一度陷于受欺凌的低谷,1949年后中国人民才真正自信地站立起来,20世纪80年代后的改革开放政策引导中国人民走出自己独特的社会与文化转型道路。从许多方面看,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其他所有国家走过的道路都很不一样,因此,中国的发展经历很自然地在人类社会发展模式格局中增加一个有鲜亮特色的特殊案例。在对“中国道路”这一案例的研究过程中,取得的研究成果必然会推动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学术创新。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人类社会从来就是由多种族、多族群的成员所组成,人群的跨地域迁移和群体之间的交流交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常态。正是群体交往中出现的各类复杂模式推动人类社会呈现出多彩动态的演变与发展。以人类社会结构变迁、发展规律、主要特征与影响因素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必然会把社会中的族群关系及其演变作为研究的重要主题,并在长期对世界各地的族群研究中发展出深厚的学术积累。所以,我们看到在社会学学科历史悠久、比较发达的欧美各国,社会学家们都把国内种族、族群关系研究和民族主义思潮、民族主义运动作为重要的研究专题。正是由于白人、黑人、亚裔和西班牙语裔之间的群体关系直接影响到美国社会稳定、治安和经济发展,所以在美国社会学会中,人数规模最大的专业委员会是“种族与族群研究”。

老一辈中国社会学家中有许多人曾经十分关注中国的民族问题,如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先生等在上世纪很早就开始讨论中国的民族关系并开展田野调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抗战,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使“中华民族”认同观念深入人心。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族人民投身到一系列的政治解放和经济建设的运动当中,历经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以及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大潮。21世纪初中央政府推出的“西部大开发”发展战略和“小康社会”建设,给边疆各族人民和当地社会带来一系列深刻变化,极大提高了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与社会福利,“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格局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

社会发展的道路从来都不可能是一路坦途的。如前所述,历史造成的不同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和近年来边疆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变化,对当地民族关系和社会稳定造成一定冲击。面对这些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社会学研究者可以从几个方面开展学术研究工作。


一、在西部地区组织开展广泛深入的基层社区田野调查


这些调查可以用各种不同方式来进行组织和实施,包括社区调查、入户访谈和问卷调查等。内蒙古牧区、青藏高原农牧区、新疆城镇-绿洲社区、云贵川山区等都可以作为社会学家的调查地点。通过这些以社区为对象的实地调查,我们可以深入了解当地民众的基本生活状况、民众的真实想法和社区发展现状。同时,社会学家也可以选择一些重要的议题,如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态势、城乡居民贫困问题、政府扶贫项目的工作实效、城乡流动人口的居住与就业、双语教育的进展、当地各族民众的日常交往情况等,都可以选择有代表性的地区,组织区域性专题调研。在不同地区得到的调查结果,可以进行纵向演变分析和区域间的横向比较,分析各地区具有的共性和特性。这些调查结果可以为我们深入了解边疆和各民族地区的历史发展脉络和当前民族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提供必要的基础性研究素材。

在进行研究设计时,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学者用于调查分析国内族群关系的研究专题和变量系统,同时也需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设计一些符合我国各地现实情况的研究专题和分析指标,争取在研究方法方面也能有所创新。


二、对国内各地区民族关系的历史演变进程开展文献档案分析和口述史调查


今天中国的民族关系是历史上群体关系的延续,我们不可能割断历史。各朝代在处理疆域内不同群体和处理与境外族群的关系方面都有丰富的经验积累。特别是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民族关系演变,对于我们理解今天中国的民族关系尤为重要。鸦片战争后,在外部帝国主义势力的军事冲击和政治文化影响下,中国内外群体关系和相应的话语体系经历了持续的演变与转型,体制和政策也在不断变化和调整。为了深入追溯和理解这一转型过程,可以围绕下述专题展开研究:

(一)几个核心概念的概念史研究。“民族”“国族”“语言-方言”等有关群体类别的概念和“中华民族”“汉族”“满族”“维吾尔族”“回族”等具体群体的概念及词汇符号,以及“中国本部”“中亚”等具有政治意涵的地理概念,都是在鸦片战争后才出现在中国人的话语体系中,其中有的概念直接从外国引入,有的概念在引入后又发生了调整变化。因此,我们应当对今天中国社会流行的许多重要的核心概念和相关话语体系进行源头追溯。

目前汉语中涉及社会、经济、科技等领域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甲午战争后借助日本的汉文译本输入的西方知识话语体系。许多中国学者的早期译法最终被日文译法所取代,如严复曾把sociology译为“群学”,把economics译为“资生学”,把philosophy译为“智学”,但是最后中国学界普遍接受并沿用至今的,还是日本汉字的译法“社会学”“经济学”和“哲学”。而在民国时期流行的“国族”“国文”“国语”等概念,1949年后在中国大陆已停止使用。另外,有些外国词汇也曾一度被采用,如中国共产党在建设革命根据地政权时使用的“苏维埃”,国际歌词中的“英特纳雄耐尔”则直接是外国词汇的音译。有关的概念史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追溯近代中国人的思想心路。

(二)1949年后中国群体称谓体系的新变化。首先是对新中国建立后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过程的口述史调查。正是这一由政府主导的“民族识别”工作,奠定了今天56个民族的基本框架。每个民族的具体识别过程和当时的讨论都会给我们提供宝贵的研究素材,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中国民族大框架的历史由来和背后的政治、文化含义。1945年台湾回归祖国后,国民政府参照日据时期的称呼,把台湾山区少数群体称为“高山族”,这一用法在上世纪50年代大陆进行民族识别时被沿用,成为今天中国的56个民族之一。20世纪60年代后,大陆学术界经港台学者由西方引入“族群”(ethnic group)概念。而台湾受到美国话语体系的影响,把山区少数群体改称为由多个“族群”组成的“原住民”群体。今天,台湾十几个“族群”、澳门几万“土生葡人”如何纳入中国现有的民族体系?第四次人口普查中的64万“未识别人口”如何纳入中国现行的民族体系?这些都是今天在思考中国民族关系时必须面对的实际问题。

上述这些重要核心概念的出现、演变进程及影响因素,无疑是社会学在概念史研究领域应关注的重要内容。

(三)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各个具体地区“民族”关系演变过程的考证与分析。如外蒙古和内蒙古地区的历史演变,新疆“三区革命”运动的历史演变,新疆、卫藏、青海、西康、东北等地区行政区划与行政管理体制的演变,民国政府对新疆、藏区、青海、蒙古地区地方精英人士的培养与任用,“回回”(回民)与“回族”概念的演变,等等。对这些地区的近代民族关系演变历史开展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一些重要历史问题的由来和其政治文化含义非常重要,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辛亥革命后在复杂条件下,中华民族“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的具体进程。

(四)除了汉文文献提供的与“民族”有关的概念史研究外,我们还应当对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等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中的相关核心词汇(相当于汉文的“民族”“国族”“语言-方言”“中华民族”“汉族”“满族”“维吾尔族”“回族”等重要概念)的演变史进行研究。例如:在藏文中如何称呼藏语系内的各群体(安多、康巴等)、汉人群体、其他群体(如蒙古人、新疆突厥语族人群、彝人等),如何称呼中原王朝和其他地方政权,如何称呼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各种人群,等等。以少数民族文献为素材的群体概念史研究,是当前我国民族研究中一个特别薄弱、今后必须加强的领域。


三、对其他国家在民族关系、相关制度与政策方面的理论探讨和社会实践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进行分析与借鉴


由于历史发展的轨迹不同、具体国情不同,我们不可能把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与中国进行简单对比。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存在某种重要的共性,其他国家在民族事务领域的制度和政策设计方面的基础理论、政策思路、实践效果等,仍然可以作为我们研究分析中国民族问题(历史、现实状况、发展前景)的重要参考系。下面几个是可供研究的有代表性的国家和群体:

(一)沙皇俄国自彼得大帝开启了“大俄罗斯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进程,十月革命后有斯大林民族理论在苏联的70年实践,再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和其他苏联国家在民族问题方面的理论与政策调整。俄罗斯联邦在1997年正式废除身份证上的“民族”一栏,在“国家民族”和“族裔民族”的话语体系上进行调整,努力构建“俄罗斯民族国家”。这一系列理论演变和政策调整背后的逻辑,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

(二)美国从移民群体开拓殖民地起步,独立后建立联邦制,大量输入黑人时恢复奴隶制,驱除本土印第安人并设立“保留地”制度,南北战争解放黑奴后实行歧视性的种族隔离制度,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对种族关系在制度和政策上进行了重大调整,但是今天美国仍然面临严峻的种族和族群问题。对美国的“美利坚民族”的“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进程、种族-族群关系演变进程以及美国学术界对各历史阶段的理论分析与讨论,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三)印度作为一个古代文明体系,在近代分裂为上百个土邦,种姓制度和宗教冲突贯穿印度次大陆的历史。沦为英国殖民地后,印度在英国殖民政府的统治下开始在群体认同意识方面出现“共同体”意识的构建。获得独立后因宗教因素发生“印巴分治”,并参照语言、族群和宗教因素构建了联邦体制。印度的“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有其成功之处,也有失败之处,值得我们研究。

(四)其他一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典型案例,如英国的爱尔兰和苏格兰、西班牙的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加拿大的魁北克、以色列-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等等,对于这些案例的分析将有助于丰富我们的知识体系和拓展我们的理论视野。

对于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些国外的经验和案例,如何看待其他国家在处理民族-族群关系方面的具体实践,在中国学者当中会有不同的观点和解读,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十分自然。应当把这些相关的研究讨论作为学术问题来开展,在讨论中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切忌乱扣政治帽子。


四、在研究与讨论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在调查研究和学术讨论中,我们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求知”的科学态度,学术研究不是简单的政治表态,认识到什么程度就讲到什么程度,尚未认识清楚的就坚持继续研究。在中国的民族问题研究中,必须克服“两个凡是”式的僵化思维。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不同时期的党中央文件和领导人讲话,都是我们开展研究工作的重要基础,但是这些经典著作和历史文献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表的,而且受到当时的时代限制和人的认识水平的局限。历史潮流不断推进,社会不断发展变化,因此我们不能把这些文献作为绝对的教条来尊奉。研究工作自然要认真关注这些历史文献和政府文件,但是我们的研究设计和讨论不能片面地从这些文件中的词句和概念出发,而应当从社会现实问题出发。我们必须坚持“不唯上、不唯书”的科学态度。这些历史文献和领导人讲话中提出的观点,也需要在今后的社会实践中加以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最后我想指出的是,在社会科学的诸学科当中,社会学是直接以现实社会中活生生的人群为研究对象的一个学科,当今现实生活中复杂的族际关系问题必然是社会学家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这也是民国时期老一代社会学家关注民族问题的主要原因。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中取消了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当时原来研究社会学的老一代学者都被调到中央民族学院从事“民族问题研究”,并参与“民族识别”工作。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各大学逐步恢复传统学科,社会学在1979年得以恢复和重建,同时各民族院校长期从事“民族研究”的学术队伍设立了民族学学科,90年代一些院校重建了人类学学科。所以,当前我国的学科设置体系有其历史根源。但是,也正是因为各院校的民族学学科注重研究民族问题并在这一领域有深厚的研究传统与积累,所以各大学的社会学学科便很少涉及民族问题研究。

从目前的格局来看,在北大、清华、人大、复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我国著名综合大学里的社会学系里,基本上没有学者研究民族问题。我这些年坚持研究民族问题,其原因是我曾在美国学习,回国后关注民族研究,算作一个例外。考虑到我国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及其关系全局的重要性和我国社会学界的研究现状,我想在这里呼吁,国内各重点大学的社会学系在今后应更加关注民族问题研究,引进青年人才,拓展研究领域。这不仅仅是中国社会学今后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需要。我们在21世纪如何加强“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如何真正构建一个牢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这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头等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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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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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02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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