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建勇:一带一路”的中国边疆研究新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5 次 更新时间:2017-04-16 00:4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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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建勇  

   内容提要:前近代时期的边疆地区,多被预设为一个恒定性的“边缘”范畴,然则进入近现代以来,伴随着经济现代化含义的植入,借由地理位置与社会发展的双重推动,边疆的范围已经具有变动性的特质。当前边疆省区在努力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的过程中,大多充满“从边缘到中心”的情怀,试图以此摆脱边缘化的角色。不言而喻,“一带一路”战略为我们展现了一个重新思考边疆传统发展模式的新视域,即边疆地区从曾经的发展边缘地带,将经历一个“去边疆化”的进程,呈现出其开放、多元的一面,边疆议题越来越具有全国性乃至国际性意义,因此之故,边疆地位的重要性得以凸显,边疆省区已经成为中国当下最活跃的政治空间与经济地带,关乎国家发展大局。

   关 键 词:“一带一路”战略  边疆地区  边缘  中心

  

   历史时期中国的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有着绵延不绝的密切关系,但在一些“中原中心论”者看来,这种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单向的,即大多数情况下是中原施惠于边疆,边疆地区往往接受来自中原地带的恩惠与庇护。这一观点能够在汉文文献史料层面找到足够多的佐证,官修史书大多也抱有这样的见解。大抵基于类似的立场,以往人们谈论中国边疆问题时,多未超出传统的“中原中心”史观之窠臼,莫不以中原王朝或中原文明为轴心,边疆地区被有意无意间置于从属或陪衬地位,并且边疆地区即使进入中原的视野,亦常常被视为破坏中原“先进”经济的落后一方。

   本文试图超越前述那种传统的“中原中心主义”叙事体系,结合当前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转换一种观察的视角,即在长时段、跨区域的历史地理纵横轴上,以边疆为本位,重新审视边疆与内地、边疆与中国的关系,旨在“发现”(抑或“重现”)中国边疆研究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紧密关联性;同时,亦期待通过这一课题之研究,展现另一种观察、认知边疆之于中国的视角:即从边疆看中国,考察边疆省区在“一带一路”战略助力下所展现的“去边疆化”认知与实践。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本文拟建立一个研究框架,希冀就以下四个问题展开讨论:第一,从历史主义的维度,探讨“边疆”在前近代与现当代语境下,恒定与变动意义的转换;第二,从在地化的视角,考察边疆省区对于“一带一路”战略覆盖下自身地位之认知;第三,从理论上解构一般意义上的边疆发展认知,阐发历史时期、现当代乃至未来一段时期内边疆传统发展模式面临的蜕变,构建中国边疆发展新视域;第四,探讨边疆地区作为国家的开发、开放前沿,当如何与国家战略相契合,以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

  

一、“边疆”:恒定,抑或变动

  

   前近代的中国,“边疆”一词作为一个帝国语境下的概念,往往与“中央”“内地”“中原”对举,用以指称中央王朝的边缘地带:在文化上来看,这是一块文明与野蛮的过渡带①;在政治上来看,则是一条维护帝国中央安全的藩篱②。这种“中心- 边缘”关系的知识构建,最早体现于三代时期的“五服制”。有研究者指出,“五服制”是一个以帝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它将世界分成五圈,由核心圈,通过若干中间圈的过渡,到了外圈的“荒服”。毫无疑问,这个意义上的“五服”以“自我”为中心,构成了朝贡制度的基本框架,是古代中国的等级化世界观的具体表现。同时,“五服制”也含有将四周视作中心的秩序源泉的意思,它编织了一个差序格局,以“我”为中心来衡量自我与他者间的亲疏距离,自视为世界文明的顶点③。或可这样认为,这种由核心圈、中间圈、外圈构成的层级,实际上折射出了基于“中原中心主义”而产生的一种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之间的分布态势。

   “五服之说”根深蒂固地造就了华夏中心主义的文化优越感。至少在鸦片战争以前,华夏处于一种“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相对完满状态,享受着作为世界中心的古典荣耀。华夏对自己作为“天地之中”的中心地位和绝对权威深信不疑,从而自信地把自己形容为“夏”或“华夏”;同时,在这位“自我”看来,作为外来的边缘“他者”总是野蛮、弱小的“四夷”。由于这种明显的“自我”与“他者”的差序格局,“华夏”才具备足够的自主和自信,可以“虚怀若谷”地向“夷狄”开放。不言而喻,正是由于有了四周“夷狄”之“镜像”,“自我”的位置和权威才得以确证:华夏族自认为处于中华文明发源的中心地带,为“天下之中”,这为其以华夏为中心的优越心理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由于与“四夷”在经济、文化、生活习俗乃至服饰上的巨大差异,华夏族理所当然地以“礼义之邦”“冠带之国”自居,当面对周边衣皮、穴居而又生食的“四夷”之际,抱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进而将这种优越感转化为一种普遍性的知识,即在官方文书和经典文献中充斥着对于边疆“四夷”的歧视之辞。

   显而易见,如果以历史主义的视角观察中国边疆的“认知构建”,我们会发现,传统中国主流社会对于边疆地区大体上存在着一个知识上的盲区。这种“无知”状态,一方面源于对其历史、语言、文化、地缘等方面知识掌握的匮乏,以至于将边疆变成了一种基于内地经验而发的“异域想象”;另一方面,尤应指出的是,由于固守“中原中心主义”的立场,前近代的边疆地区,相对于中原地带而言,多被预设为一个恒定性的“边缘”角色。

   然而,如果对历史文献稍作梳理,我们就会发现,“边疆”一词的含义丰富多彩:历史时期,它不仅作为一个固化的国家领属疆域的界限而存在,而且还蕴涵了经济、社会、文化等诸领域的发展性命题。亦正基于后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结构性差异,对于区分边缘与中心具有根本性意义。比如,迄至唐朝末年,中国南方之开发,仅限于长江流域,至珠江流域,尚为汉蛮杂居之区、官吏谪戌之所;然则伴随着宋室南渡,以及因此发生的中国民族第二次大迁徙,南方始达于全盛,中国文化中心亦自汴洛之间转移至东南沿海,以至于朱熹发出如下感慨:“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反为天地之中。”④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直至20 世纪初,作为清朝“龙兴之地”的东北地区仍被视为边疆,然而,伴随着俄国对中东铁路的修筑与运营,以及日本对于东北地区南部的开发,迨至20 世纪20年代末拉铁摩尔考察东北地区,拉氏认为该地区已逐渐摆脱“边疆”的形象⑤,尽管那里最早的现代化开发主要是由俄日殖民主义力量完成的,但是一旦经济发展改变了东北地区的社会面貌,东北就不再是“边疆”了。

   放眼现当代,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边疆内外交通的改善(它既表现为中国国内公路、铁轨交通的长足升级,还包括欧亚、中亚、泛亚等多条跨境高铁的筹建),这一方面降低了边疆与内地交往的成本,另一方面也使得边疆地区从中国边缘变成了沟通周边国家的前沿,由此,边疆省区之地位亦将不得不予以再审视:如果依照前述“现代化”视角,将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作为考察边疆的指标,许多曾经被视为边疆的地区,如广东、福建等地,经历了一个“去边疆化”的过程,现在已经不再被视为“边疆”。从全球史的视野观察,上述转变实际上有其内在的逻辑:地理形态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经济发展反过来重塑地理形态,相辅相成地推动着“边疆”的定位转换。藉由地理形态与社会经济发展两个要素,再辅以现代化的观察视角,其结果是,“边疆”的范围并非一成不变。


二、“一带一路”战略:“边疆”变“中心”

  

   当然,前述有关边疆地区的叙事模式仅仅是一种“从中心看边疆”的视角,如果变换一种视角,即“从边疆看中心”,则将呈现出另一种图景:“边疆”只可能是国家的边疆,而非生活于边疆之人的“边疆”⑥。事实上,边疆地区的人们对自身的认知与定位往往反复多变,而非如“中心叙事”模式中的那般恒常,即它经常自觉不自觉地脱离“中心”对“边缘”固有“边疆”角色设定的程序。从积极的方面看,边疆省区在不同时期内受中央政府宏观战略的驱动,使得其自身对摆脱边缘的角色充满了豪情壮志。这种从边缘到中心的冲动与变奏,从时空的纵横轴观察,其峰值愈往后推,愈益显得强劲有力,它幻想通过中央政府对边疆治理战略的调整、外交与周边关系外交战略的拟定、国家治理层面中央对边疆地区的依托等诸客观条件,汇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通道。

   如果说,近现代中国发展的进程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历史和地理的互为形塑的历程,那么,迄至当代乃至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又将如何借力于社会发展,再塑地理形态?基于这种观察视角,审视当下中国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我们是否能够获得一定的启示呢?

   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正在从事这样一项工作,即通过相关研究证明:如果说,历史时期边疆地区被理所当然地视为中国的地理边缘与文化边缘的话,那么,在当前中国国家战略顶层设计的鼓舞下,这样一种状况正在发生改变,边疆亦有可能成为区域社会的“中心地带”。当我们将观察的视角聚焦到有关“一带一路”战略的先行研究之际,考察边疆省区本土研究者的旨趣,足以对此问题获得更多启发:云南、广西的地方学者大多论证了各该省区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所处的连接东南亚与东亚、印度洋与太平洋的桥头堡地位⑦;新疆的研究者则乐于强调新疆在此战略中的欧亚大陆物理中心的位置⑧;海南、福建等沿海边疆省区的研究者则试图将本省置于勾连东西方海上交通的枢纽位置之上⑨。不言而喻,边疆省区的本土研究者们对此问题的阐释,不仅仅是基于历史主义的视角——原来历史时期它们就曾处于东西方文明交通的枢纽位置上;还在于其现实主义的诉求——怀抱摆脱当前边缘地位的美好愿望。在他们看来,这种愿景不惟有历史之于现实的观照,使得其成为可能;而且还有现实国家战略之于地缘政治的辐射,因以变得可行。

   前述边疆本土学者所持观点还可从改革开放以来边疆省区自我认知与自我定位的过程中得到印证。这其中,较为典型的有广西、云南两个边疆省区。首先来看一下广西。在1992年以前,广西对自身的定位为“经济文化发展落后的边疆民族省区”,并将这种区情归结于因毗邻边境而经历的三次边境战争⑩。稍后受益于中越边界的勘定,以及国家沿海沿边开发战略的实施,广西逐渐认识到自身的地缘优势,并在历年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文件中重点强调其作为唯一与东盟海陆相连的边疆省区的优越地理条件。最近,作为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因应,广西提出要将自身打造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门户和新枢纽(11)。云南在改革开放初将省情概括为“边疆、民族、山区三位一体”的省份。这一概括虽然符合实际,但发展战略仅限于国内,这也跟当时优先发展东部沿海省份的国内情况相符。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2000年5月,云南提出了《中国西部大开发云南行动计划总体构想》,把将云南建成中国连接南亚和东南亚的国际大通道(当时称第三条亚欧大陆桥) 作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目标之一。彼时,云南地方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自身独具的国际通道经济战略的先发优势。2014年以来,受“一带一路”战略之启示,云南进一步阐扬,它不仅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要道,更因其拥有面向“三亚”、肩挑“两洋”的独特区位优势,还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省份。

事实上,如果我们稍微留意一下报刊、网络等媒体就会发现,自中央政府决定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以来,上述那种“从边缘到中心”的冲动不仅仅存在于广西、云南两地,其他边疆省区亦有类似的期待。较有代表性的言论,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在2015年两会期间阐述新疆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地位时即强调:“新疆是物理意义上的亚洲中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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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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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乌鲁木齐)2016年第20161期 第34-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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