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东:汉文帝处理与匈奴关系的思想探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31 次 更新时间:2022-08-25 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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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东  


摘 要:汉文帝采取的处理与匈奴关系的策略,是冷静、理性而又得当的。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承认汉匈双方是“分疆自立、和睦共存”的关系;能够体恤理解匈奴的生存环境与所遇困难,必要时给予援助和支持;信守与匈奴的和亲协定,从大局出发尽力维护双方的友好关系;当匈奴违约侵汉时,则组织力量进行有力回击;同时加强骑兵建设,巩固北部边防。汉文帝的上述策略取得了明显的效果,适应了双方经济上互补性和政治上统一性的要求,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发生,是一种双赢的战略选择。

关键词:汉文帝;匈奴;民族关系


在汉匈关系的研究中,人们关注更多的是秦始皇、汉武帝处理与匈奴关系的举措和思想。笔者认为,实际上,汉文帝对汉匈关系的处理,不管是思想内涵,还是客观效果,以及对后代的借鉴意义,都远超秦皇汉武。汉文帝处理汉匈关系的思想成熟、理性、得当,从某种程度上说,达到了秦汉时期封建帝王民族思想的最高境界。可惜在以往的研究中,对此缺乏应有的重视和深入的挖掘。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对汉文帝处理与匈奴关系的思想进行探析,希望得到方家的指教。

一、分疆自立,和睦共存的主导思想

如何认识汉匈两个政权的地位,汉文帝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确立了“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南,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无离,臣主相安,具无暴逆”的处理两国关系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的主要含义在于,汉匈两个政权彼此承认,分疆自守,互不侵犯,和睦相处。整个汉文帝时期,在处理与匈奴关系时,坚持了这一主导思想,并取得了理想的效果。

汉文帝的这一思想,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得出的正确认识。从匈奴方面看,汉文帝前期在位的冒顿单于是匈奴民族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东败东胡,西击月氏,在白登之围中大败高祖刘邦,征服了西域地区,统一了北方草原。史称:“然至冒顿单于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这里的“敌国”是指实力对等的国家。冒顿单于时期,是匈奴的全盛期。白登之围后,高祖刘邦派刘敬与冒顿单于定和亲之约,和亲的主要内容包括:汉公主嫁于匈奴单于为阏氏;汉朝每年送给匈奴一定数量的絮缯酒米食物;双方约为兄弟之国。整个高祖、惠帝、吕后时期,汉匈之间延续了这种和亲之约,双方基本保持了和平稳定的关系。冒顿死后,与汉文帝同时期的匈奴单于有老上单于和军臣单于,匈奴基本保持了稳定和强大。

汉文帝时期,一方面,汉朝仍处于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的休养生息阶段,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和发展,汉王朝的国力已经有了很大提高,具备了与匈奴进行一场决战的条件。将军陈武曾建议汉文帝:“南越、朝鲜自全秦时内属为臣子,后且拥兵阻阨,选蠕观望。高祖时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复兴兵。今陛下仁惠抚百姓,恩泽加海内,宜及士民乐用,征讨逆党,以一封疆。”希望汉文帝对周边少数民族开战,从而统一疆域。贾谊也认为当时的汉匈关系极不正常,“今天下之势倒悬。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无已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悬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发出了放弃和亲政策,对匈奴进行战争的强烈呼声。葛剑雄先生的研究指出,西汉户籍统计到的人口数量为5959万,估计匈奴的人口总数不过五六十万,绝对不会超过100万。如果上述统计为西汉最盛时的人口,那么汉文帝时期的人口数量不会低于4000万。但匈奴人胡服骑射,全民皆兵,战斗力强。这时,汉文帝如果决意转变对匈奴的政策,举全国之力对匈奴决战,最终也能够打败匈奴,但从汉武帝时期的情况来看,结果必然是耗尽国力,两败俱伤,不仅难以创造“文景之治”的安定局面,而且会把汉朝带入崩溃的边缘。因此,汉文帝确立的与匈奴“分疆自立,和睦共存”的指导思想既是对汉朝前期处理与匈奴关系思想的继承,也是他审时度势后的主动选择。

二、两国一家,体恤理解的悲悯情怀

在西汉皇帝中,汉文帝是最具人文精神与悲悯情怀的君主。他在位期间,废除秦朝时期制定的诽谤之法,给社会一定的言论自由;不忍目睹无辜的人被治罪受刑,废除连坐与收帑之法;感怀于缇萦为父请命,改变了肉刑之法;不想让他人代己受过,停止了秘祝官移过于下的做法;想到修一个露台所需费用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家产,立即停止了这一工程。在他的身上,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人的关怀、尊重。正如他的继承者景帝所评价的那样,汉文帝“德厚谋天地,利泽施四海”。这种人文精神也体现在他处理与匈奴关系的过程中。

战国秦汉社会普遍存在着轻视甚或仇视北方游牧民族的思想,认为他们不懂礼仪仁义,如同豺狼禽兽。如高祖时刘敬就认为:“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吕后时的中郎将季布则认为:“且夷狄譬如禽兽,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也。”但在汉文帝的思想中,则很少这种偏见与歧视。在他看来,匈奴与中原人民同样生活在天地之下,都有过上安定生活的愿望与权利。他希望中原人民与匈奴人同样能够安居乐业,过太平的生活。“圣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长,各保其首领而终其天年。朕与单于俱由此道,顺天恤民,世世相传,施之无穷,天下莫不咸便。”不仅“使两国之民若一家子”,如果避免了战争与冲突,连飞禽走兽都会感受到由此带来的惠泽,这才符合上天之道。“元元万民,下及鱼鳖,上及飞鸟,跂行喙息蠕动之类,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来者不止,天之道也。”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汉文帝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同情和理解匈奴的处境,考虑到匈奴所在北方地区的气候与环境,主动给予物质援助,“汉与匈奴邻国之敌,匈奴处北地,寒,杀气早降,故诏吏遗单于秫蘖金帛丝絮佗物岁有数。”汉文帝常常反躬自省,是否因为自己的道德修养不足而导致了匈奴的入侵,“后二年,上曰:‘朕既不明,不能远德,是以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内勤劳不处,二者之咎,皆自朕之德薄而不能远达也。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边臣兵吏又不能谕吾内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结难连兵,中外之国将何以宁息?’”值得关注的是,汉文帝不仅考虑到“封畿之内”的汉家臣民,也关注到“四荒之外”的少数民族;认为战争造成的灾难,包括了“中外之国”不能安息。汉文帝前元六年,他给冒顿单于写信:“使者言单于自将伐国有功,甚苦兵事。”作为一个汉朝皇帝,能够体会到匈奴人在攻伐其他北方民族的过程中给他们自己带来的困苦和灾难,确实难能可贵,并主动给予物资慰问,“服绣袷绮衣、绣袷长襦、锦袷袍各一,比余一,黄金饰具带一,黄金胥纰一,绣十匹,锦三十匹,赤綈、绿缯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谒者令肩遗单于。”

汉文帝这种两国一家,对匈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恤理解的认识,突出表现在他积极推行和亲政策上。在当时情况下,和亲是避免大规模战争、维护汉匈双方民族利益的最佳选择。“至孝文初立,复修和亲之事。”他刚一即位,就把和亲作为重要事情,亲自给冒顿单于写信,表达和亲的愿望。每当匈奴入侵汉朝边境,和亲面临考验时,汉文帝总是从大局出发,全力化解危机,不使危机演变成大规模的战争。汉文帝前元四年,冒顿单于来信,解释右贤王侵犯汉境事件,希望得到汉朝谅解,“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以应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安其处,世世平乐。”并向汉朝献上橐他一匹,骑马二匹,驾二驷。表示要下令让匈奴的吏民远离边塞地区。汉文帝君臣经过讨论,认为和亲优于战争,是处理与匈奴关系更好的策略。随后,汉文帝复信冒顿单于,表达对其和亲意愿的赞赏,并希望不要过分指责右贤王,双方应不计前嫌,致力于以后关系的发展。老上单于即位,“孝文皇帝复遣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但由于中行说的挑唆,汉匈关系一度出现困境,汉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兵入侵汉朝边疆,汉文帝一方面加强战备进行反击,一面给老上单于写信沟通,“单于亦使当户报谢,复言和亲时。”老上单于去世,军臣单于即位,“孝文皇帝复与匈奴和亲。”汉景帝即位后,继承了文帝的政策,“自是之後,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终孝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汉武帝前期,以致出现了“今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的局面。

三、约为兄弟,信守诺言的相处原则

汉文帝反复强调,汉与匈奴之间是兄弟关系。兄弟之间难免有矛盾,有竞争,但从大局上说应该信守承诺,求同存异,相互援助,和平相处。在小的问题上双方应该胸怀大度,不斤斤计较,尽量避免兵戎相见。汉文帝十四年,发生了匈奴大规模入寇边境事件,汉文帝一面积极备战,进行反击,一面与匈奴方进行沟通,力促双方回到和平的轨道上来,“今朕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怛惕不安,未尝一日忘于心,故遣使者冠盖相望,结轶于道,以谕朕意于单于。今单于反故之道,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亲与朕俱弃细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亲已定,始于今年。”他给匈奴单于写信,希望双方信守承诺,不应该因为小的事件或个别人的行为影响双方的和亲大局,“今天下大安,万民熙熙,朕与单于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细故,谋臣计失,皆不足以离兄弟之欢。朕闻天不颇覆,地不偏载。朕与单于皆捐往细故,俱蹈大道,堕坏前恶,以图长久。”为此,他以具体行动表达对匈奴的善意,遣返逃到汉朝的匈奴人,希望匈奴单于不要追究鼓动入侵汉朝边疆的章尼等人的责任,汉朝保证信守承诺。汉文帝谴责破坏汉匈之间和平友好关系的行为,认为这样做是“渫恶民贪降其进取之利,倍义绝约,忘万民之命,离两主之欢”。汉文帝强调,双方都应遵循和亲协定,彼此约束部下信守承诺,“单于既约和亲,於是制诏御史曰:‘匈奴大单于遗朕书,言和亲已定,亡人不足以益众广地,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犯约者杀之,可以久亲,後无咎,俱便。朕已许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在汉文帝看来,汉匈之间既然是兄弟关系,那么,就应该尽量避免用战争的手段解决双方的矛盾和问题。汉文帝对战争的破坏性有深刻的认识,他指出:“且兵凶器,虽克所愿,动亦秏病,谓百姓远方何?又先帝知劳民不可烦,故不以为意。朕岂自谓能?今匈奴内侵,军吏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今未能销距,愿且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军。”即使用战争手段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也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损耗。对于匈奴人,用加强防御,巩固和亲关系,友好往来的方式与之相处,使北方边境得以安宁,比用战争的手段要有效的多。司马迁评价汉文帝,“与匈奴和亲,匈奴背约入盗,然令边守备,不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为此,即使匈奴人侵入边境,汉文帝也保持了冷静与克制的态度,适度反击,击退入侵之军,但并不穷追猛打,主动“攻胡”;应该看到的是,匈奴这一时期对汉朝的入侵,也主要是为了掠夺财富,没有攻城占地、变农田为牧场、取汉政权而代之的图谋,因而遇到汉兵的反击,就匆匆撤军。整个文景之际,匈奴“时小入盗边,无大寇”,没有大规模的、影响双方全局政治与社会安定的战争发生。

四、强军固边,和主战辅的应对之道

汉文帝注重维护汉匈之间的和亲关系,尽力避免双方大规模战争的发生。但对于匈奴的入侵,汉文帝也不是一味委曲求全、姑息纵容。整个汉文帝统治时期,汉朝在北部边疆采取了强军固边的一系列举措,形成了防范与抗击匈奴入侵的强大力量,这是保证汉匈之间基本维持和平局面的重要因素。

当遇到匈奴入侵时,汉文帝积极部署反击力量。汉文帝三年,匈奴右贤王通过河南地入侵汉朝上郡地区,汉文帝下令丞相灌婴指挥车兵、骑兵8500人开往前线,迎击匈奴。自己又亲自到前线视察,同时部署加强首都地区的防卫力量,迫使匈奴军队转攻西域地区。第二年,匈奴单于写信给汉文帝,解释说入侵汉朝边境的事件是右贤王所为,已对右贤王进行了责罚,并表达了继续与汉朝和亲的意愿。汉文帝十四年,匈奴老上单于率14万骑兵入侵汉朝的朝那、萧关地区,并杀害了汉朝的北地都尉,烧掉了汉朝的回中宫,先头部队甚至到了甘泉宫一带,直接威胁到首都的安全。对此,汉文帝任命中郎将张武为将军,调发骑兵十万,战车千辆屯驻长安附近,防卫京师。同时任命五位将军,分别从上郡、北地郡、陇西郡出发迎击匈奴。为了表示反击匈奴入侵的决心,汉文帝不顾大臣的劝阻,决定御驾亲征,最后由于窦太后的坚决反对而未能成行。面对汉朝的全面反击,匈奴的军队在塞内劫掠月余后撤离,双方重新回到了和亲的轨道上。军臣单于即位后,于汉文帝后元六年派3万人进攻上郡,3万人进攻云中郡,先锋部队攻入了代郡的句注边上,报警的烽火一直通到甘泉、长安,京师震动。汉文帝派出3位将军分别驻守北地、代郡的句注、赵地的飞狐口,并下令沿边各郡严防死守。为了确保首都的安全,又任命了三位将军,分别驻扎在长安西的细柳、渭北的荆门、霸上,对匈奴军队形成了严密的防线。为鼓舞士气,汉文帝亲自到这三支军队中视察部署。防线稳固后,汉朝组织军队开赴前线,匈奴军队被迫后退。整个汉文帝时期,汉朝的军队对匈奴人的入侵采取了稳固后方,积极防御,限制匈奴军队深入的措施;而不是一味姑息纵容、被动挨打、委曲求全。“汉兵至边,匈奴亦去远塞,汉兵亦罢”,这种局面成为常态,双方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克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

对于匈奴军队违背和亲约定的入侵事件,汉文帝除了积极防御、从容应对外,还多次与匈奴单于沟通,说明汉朝的立场和态度,晓之以理,取得舆论上的主动权。汉文帝前元六年,文帝致信冒顿单于,“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倍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然右贤王事已在赦前,单于勿深诛。单于若称书意,明告诸吏,使无负约,有信,敬如单于书。”指明不遵守和亲约定,破坏汉匈之间兄弟之情的过错方在于匈奴。敦促冒顿单于约束部下,履行自己的承诺。汉文帝后元二年,又致信老上单于:“朕闻古之帝王,约分明而无食言。单于留志,天下大安,和亲之後,汉过不先。单于其察之。”申明信守诺言对于维护双方和平友好关系的重要性,希望匈奴单于能够体会汉朝为此做出的努力。在整个西汉时期,与匈奴单于书信往来最频繁,沟通最密切的就是汉文帝,他多次写信给匈奴单于,表示赞赏对方提出的“寝兵休卒养马,世世昌乐”的主张,认为保持和亲是“顺天恤民”的选择,双方应该“世世相传,施之无穷”。通过这种积极主动的书信往来,汉文帝指明匈奴入侵汉朝的过失,向匈奴单于申明利害,对防止战争的扩大化、消除双方的误解,保持总体上的和亲态势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强军固边,增强抗击匈奴的能力,汉文帝时期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加强北部边防守备。第一,加强骑兵建设。匈奴的优势及对汉朝形成威胁的原因,在于他们的胡服骑射与全民皆兵。匈奴人保持一支“至如飙风,去如收电”,反应迅捷,快速机动的骑兵队伍。在西汉初期,中原地区由于长期的战争消耗,国弱民贫,马匹数量大为减少,甚至出现了“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的现象,骑兵队伍的发展更是举步维艰。汉高祖刘邦平城被围,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骑兵少,后续的步兵部队不能跟上造成的。汉文帝时期,把发展骑兵作为加强边防的重要措施。建设骑兵的必备条件就是发展养马业,为了鼓励养马,改变马匹严重缺乏的状况,汉文帝发布了著名的“马复令”,“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也就是说,民众饲养一匹能够驾车或者乘骑的马,就可以免除三口人的兵役。这一政策极大地调动了民间养马的积极性。汉景帝时期,又在边境地区设置国家养马苑,经过几十年的时间,西汉王朝逐渐摆脱了缺少马匹难以大规模发展骑兵的困扰。到汉武帝初年,出现了:“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聚会”的局面。中原地区养马数量的增加,为汉武帝组建大规模的骑兵军团出击匈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增加边境的粮食储备。保证粮食供应,是加强边防的基础。汉文帝采纳晁错的建议,“使天下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下令:“民入边粟,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使边境地区积蓄了足够五年消费的粮食。第三,选拔培养军事将领和边地太守。汉文帝在位时,注重选拔培养军事将领,遇匈奴入侵时,更是调派得力将领应战,《汉书评林》引陈仁子语曰:“帝之和匈奴何其仁而不悟也,且以帝之时较论之,三年匈奴尝入寇矣,遣灌婴击之而走;十四年匈奴又入寇杀都尉卬矣,遣张相如等击之而走;后元六年又入上郡矣,遣周亚夫等御之而退;是战未尝不胜也。”《史记》中一段著名的文字被称为《周亚夫军细柳》,记述的就是汉文帝后元六年,匈奴入侵上郡,汉文帝紧急调遣边将镇守防御。为了保障首都的万无一失,汉文帝又派三路军队到京师附近抵御守卫,三路军队由宗正刘礼、祝兹侯徐厉、河内太守周亚夫率领,分别驻扎在灞上、棘门和细柳。为了检验队伍,考察将领,鼓舞士气,汉文帝亲自到三路军队中慰问犒劳。到了灞上和棘门的军营中,守卫的官兵主动放行,汉文帝的骑队畅行无阻。从军营出来时两地的将领都亲率全军把皇帝送到寨门口。文帝又来到周亚夫的细柳军营,与先去的两处截然不同,守门的将士得知是天子前来慰问,仍把他们挡在了门外,直到汉文帝拿天子的符节给周亚夫,汉文帝才得以进入军营。见到汉文帝,周亚夫不脱军装甲胄,只以军礼拜见皇帝。劳军结束后,两相比较,汉文帝感慨道:“嗟乎,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兒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不断向群臣赞扬周亚夫。匈奴撤退后,汉文帝提拔周亚夫为中尉。临终时,汉文帝又留遗言给儿子景帝,遇到紧急情况,周亚夫是真正能够担当大任的军事将领。后来,在吴楚七国之乱中,周亚夫果然成为平定叛乱的主帅。

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承认汉匈双方是分疆自立、和睦共存的关系。作为汉代最具悲悯情怀和人文精神的皇帝,汉文帝能够体恤理解匈奴的生存环境与所遇困难,必要时给予援助和支持。汉文帝信守与匈奴的和亲协定,从大局出发尽力维护双方的友好关系。当匈奴违约侵汉时,汉文帝则组织力量进行有力回击,遏制匈奴的嚣张气焰。同时加强骑兵建设,积极在边境地区储存粮食,选拔杰出的军事将领,极大地加强了北部的边防。汉文帝的上述策略取得了明显的效果,适应了双方经济上互补性和政治上统一性的要求,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发生。在汉文帝统治时期,由于合理与正确地处理了与匈奴的关系,汉匈双方关系出现了双赢的效果。从汉朝方面说,没有大规模战争的发生,才能保证休养生息政策的贯彻和实施,换来的是封建社会历史上的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也为打击地方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迎接“汉武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从匈奴方面说,避免与强大的西汉政权倾力决战,并能够从西汉政权手中得到物资的援助,可以使冒顿单于及其继承者全力经营北方草原,使匈奴帝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北方草原地区的政权,极大地推动了北方游牧地区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正如彭年先生所言,这一时期,“汉匈两族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民族情感,这种情感犹如一条精神纽带,把长城内外的中国人连接在一起,使汉匈两族长久共存,虽有隔阂而不绝兄弟之约,虽有所争而不离两族之亲;‘引弓之民’与‘冠带之室’‘若一家子’,比肩而立于中国历史舞台上,接踵融合于中华民族之林。”与汉武帝一味征伐,造成西汉与匈奴两败俱伤的策略来说,汉文帝处理与匈奴关系的思想更务实、可行,因而也是更高明的。正如钟惺在《史怀》中所指出的:“文帝是大有作用人,谦逊爱养,至欲自将击匈奴,群臣谏不听,何其勇也。予曾谓,文帝用兵远过武帝,武帝快一己之私,故常生事;文帝在安天下,故卒归于无事,大小公私不同。”从处理与匈奴关系的思想来看,与汉武帝相比,汉文帝更有大胸怀、大智慧、大境界。西晋江统在《徙戎论》中认为,“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备,御之有常,虽稽颡执贽,而边城不弛固守;为寇贼强暴,而兵甲不加远征,期令境内获安,疆域不侵而已。”汉文帝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有道之君”这一称谓。


原文刊载于《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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