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生活在长江流域的各民族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组成部分,藏族是其中重要一员。自远古开始,藏族就与生活在长江流域的汉、羌、彝、蒙、回、苗、纳西等多个民族有着密切的交往交流,藏族先民广泛地融合了长江上游多民族的文明,与其他民族一道创造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高原文明。考古已经证实,同黄河上游流域一样,长江上游流域的远古人群是青藏高原上藏族的重要来源之一,他们借助长江上游水网,顺流而下或溯江而上,寻找有利于生存发展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形成了各民族相互交流的历史发展态势。
【关键词】藏族;长江流域;民族关系;交往交流交融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这首流传千年不衰的名句,尽管本意以爱情为切入点,但如果将其意拓展为藏族与长江流域各民族密切联系,情同手足,依托长江之水交融共生也很形象生动。长江源头高山耸立,长江从雪山走来,奔腾东流,流域内各个民族文明汇聚,最终融合汇入中华文明的海洋。长江上游的青藏高原部分,是藏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地方,也是各民族共同活动的舞台,而藏族与长江流域的其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则为长江文明带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藏族先民与长江上游其他民族先民的历史渊源
长江发源于青海省与西藏自治区交界的唐古拉山脉,以其支流楚玛尔河、沱沱河、当曲三条支流汇聚了格拉丹东大雪山及其周围多个山峰的融水,蜿蜒曲折一路东流,汇入波涛汹涌的通天河。通天河一路向东,将附近的各条大小支流收入主流,注入奔腾不息的金沙江。借助于横断山脉下切的峡谷奇观,金沙江沿青、藏、川、滇交界地奔腾向前,与雅砻江、岷江、白龙江、青衣江、大渡河等大江大河携手向东,穿谷越岭,共同造就了长江水阔浪急的气势,赋予了长江通江达海、载舟浮舸、文明交汇的力量。
长江从汩汩细流的高山融水到汇聚成水阔浪急的滔滔江流,不仅体现出百川归一的自然景观,同时也将沿途各民族的人文内涵汇入中华文明的主流。而在长江日夜奔腾滚滚东流的漫长历史中,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族则获得了与长江流域其他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水利之便。
长江上游流域分布着汉、藏、彝、羌、蒙、回、土家、苗、侗、纳西等十数个民族,特别是汉、藏、羌、彝、纳西等民族,在历史文明的发展中活动于长江源及其上游流域,其中汉族的先民多活动于巴蜀一带,藏、羌、彝、纳西等民族的先民多活动于青藏高原及其东部地区,这些民族在长江上游相互联系与交融,彼此打破地域界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民族共同体,创造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历史文明,构成了长江文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考古证实,长江发源地及其上游流域,分布着许多远古人类文明的足迹。在长江源头的唐古拉山南北麓以及通天河、金沙江流域,已发现了许多旧石器和新石器时期人类活动遗址,如西藏自治区的申扎、双湖、班戈、安多、聂荣[1,3];青海的可可西里、曲麻莱、治多、杂多、玉树和川西、滇西北的金沙江、雅砻江、岷江流域的多个地方,已经发现了大量的考古遗迹,这些古代人类应是居住于这一带汉、藏、羌、彝、纳西等民族先民的来源之一,是当下生活在这里的各民族的共同祖先。他们借助长江上游水网,顺流而下或溯江而上,寻找有利于生存和发展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进而发展为经济的、社会的、人文的相互交流,长江水网便成为生活在这一带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自然媒介。
大约在旧石器时期,青藏高原的长江源和通天河、金沙江流域就有人类活动的痕迹。彼时的先民使用比较粗糙的打制石器,过着采集和渔猎生活。这些旧石器遗址的发现,以及对活动于长江源各民族的历史研究,表明藏族先民是由多个远古的部族或民族,如羌、氐、鲜卑、苏毗、多弥、女国、雅砻、象雄、大羊同、小羊同等融合形成的,他们在渊源上有着难以分割的关联。追溯历史,藏族先民雅砻部落崛起于青藏高原的中部,羌、氐、苏毗、多弥、女国则崛起于青藏高原的北部和东部,这些部族在相互交融中向北部和东部发展,一部分在黄河上游与当时的羌、鲜卑、吐谷浑、回纥、蒙、回、汉等民族交流交融,一部分则沿长江上游水系与周围其他部族交汇往来。科学研究表明,藏族先民与滇西高原、四川盆地西部、横断山脉各民族存在着一种非常密切的联系,诸如四川盆地的汉、川西的羌和云南的白蛮、乌蛮(中国古代对西南地区相关民族的统称)等民族。在与这些民族的交往中,彼此相互吸收了多元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这样,藏族不仅吸收了长江上游流域农耕民族的文化,还融入了这一带许多民族的血统。
以藏族与氐羌部落的历史渊源为例。氐羌部落集团最早分布于青藏高原北部与黄土高原西部一带,是以游牧为主的部落集团,秦汉典籍统称为“西戎”。他们与中原汉族早在远古时期就有相互交流交融的历史,后来,氐羌部落集团向西深入到青藏高原腹地,向南则到达金沙江、雅砻江、岷江流域。西向的氐羌部落集团与当地的雅砻、苏毗、多弥、女国、象雄、大羊同、小羊同等族群融合为今天的藏族主体部分;南向的氐羌部落集团则与当地族群相互融合,形成今天的汉、藏、羌、彝、纳西等民族。据任乃强、马长寿、邓辉等学者根据先秦典籍得出结论,氐羌部落集团属于生活在青、藏、川、滇一带的各游牧民族的总称。在众多的部落集团中,许多部落追随远古人类的脚步,活动于长江源及上游流域及甘、青一带。从战国至汉初,已在长江上游地区活动的羌人部落就有“牦牛羌”“青衣羌”“白马羌”“党项羌”“参狼羌”“发羌”和“唐牦羌”等。后来有些部落与当地族群融合,形成了带有地方特点的部落名称,如“蜀山”“蚕丛”“邛都”“笮都”“白玛”“冉”“雋人”“牦牛夷”“摩沙夷”“昆明”“乌蛮”“麽些”等,这些部落名称往往带有地域特点,经过千百年的相互融合,逐渐发展为今日的汉、藏、羌、彝、纳西等民族[4,6]。由此可见,藏族与其他民族在长江上游有共同的历史渊源,其形成与发展具有相同源流和文明交汇的性质,正是得益于密如蛛网的长江上游水系,藏族才得以在与上述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发展壮大。
二、藏族与长江流域其他民族的经济交往交流
早在远古时期,长江流域各民族就有经济上的往来。藏族先民居住于青藏高原,自然条件较之低海拔地区要差一些,物产自然比不上四川盆地和中下游流域。然而,长江流域的水利之便促使藏族先民顺江而下找寻更为丰富的自然资源,而处在下游的其他民族也会溯江而上,探寻不同气候下的物产,在找寻利于自身生存的资源时各个不同的部落或民族必然相遇,陌生的族群贸然的相遇也可能发生误会或冲突,一旦彼此熟悉或了解后,则更多的是彼此交往交流,首先是经济上的密切联系与交流。
古代青藏高原和川滇等地民族之间的交往是以“以物易物”的形式进行经济联系,而藏族先民与东部长江流域的各民族经济交往自然也是采用以物易物的形式。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在通天河、金沙江及其岷江、白龙江流域的诸多考古遗址中,已经发现许多同质类或相近的物品,如同类石器、箭簇、瓷器、茶叶、大米、丝绸、布帛等。这种发现可证实古代各族群的经济交往和实物的置换是频繁的,是基于彼此的需要而进行的,而藏族先民与长江流域他民族的经济交往也是如此。秦汉时期,内地已经进入到封建社会,而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族先民正处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此时人们对经济领域中的各类物品的需求大量增加,与其他民族的物产交换也相应地增加。关于早期藏族先民的经济活动及其长江上游各民族的经济交往,藏汉史籍中均有所记载。如藏文史籍《智者喜宴》记述了传说中的雅砻悉补野部落“烧木为碳,炼矿石而成金银铜铁,钻木为孔做成犁及牛轭,开掘土地,引溪水灌溉……这时始有升斗,造量具以秤粮油,贸易双方商议互相同意的价格。”[7]又如《史记》《汉书》记载了巴蜀与西南部各民族经济交往的情况,“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8,9]《后汉书》则记述藏族先民居住地的气候、物产及人们的社会生活情况,“土气多寒,在盛夏冰犹不释,故夷人冬则避寒,入蜀为佣,夏则违暑,反其(聚)邑,皆依山居之,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又土地刚卤,不生谷粟麻菽,唯以麦为资,而以畜牧。有牦牛,无角,一名童牛,肉重千金,毛可为毦(毡)。”[10]再如《华阳国志》也说汶山郡(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土地刚卤,不宜五毂,惟种麦。而多冰寒,盛夏凝冻不释。故夷入冬则避寒入蜀,庸赁自食,夏则避暑反落,岁以为常”[11]上述“造量具以秤粮油”“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夷人“入蜀为佣”“庸赁自食”显然为经济活动的一部分。进入唐朝时期,吐蕃奴隶制政权建立,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对内地旺盛的物品需求,唐蕃之间的经济交往进入第一波高潮,进而带动了吐蕃各族与长江流域各民族的经济交往交流。
唐朝时期,吐蕃与内地各民族的商业贸易往来达到了新的水平。这种情况的出现,既是吐蕃社会进程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客观需要,同时也得益于文成公主进藏对唐朝先进生产力的推行。据新、旧唐书《吐蕃传》记载,文成公主进藏后利用赞蒙的尊贵身份,大力推广唐朝先进的科学技术,如推行汉族的先进耕作方法,使粮食产量不断提高;令汉族工匠在落水处为当地民众安置水磨,节省了大量劳动力。随着文成公主的入藏,中原的芜菁种子与其他谷物种子、冶铁技术、烹饪、宫廷绘画、礼仪、宫内规制等也一起带到西藏。藏文史籍也记载,文成公主带到西藏“诸种府库财帛,金镶书橱,诸种金玉器具,诸种造食器皿、食谱、玉辔与金鞍,诸种花缎、锦、绫、罗与诸色衣料两万匹”。这些产于内地的稀缺产品带进吐蕃,提升了吐蕃各阶层消费水平,进而增加了官民百姓、商贾肆客东向发展贸易的欲望。
据史料记载,唐朝在甘、瓜、沙、陇等地加设各族贸易市场的同时,也在长江上游流域的雅州、碉门、黎州、维州、雋州乃至成都等地设立贸易市场,以利于吐蕃各族与川滇黔各民族的经济往来。吐蕃使者携商贾往来于长安、成都等地,从内地采购大量物品带回吐蕃交易。这样,位于长江上游的一些地方便成为贸易繁忙之地,如金沙江、岷江、白龙江、大渡河沿岸的一些地方,形成了许多个商贸交易市场。据《莲花生传》载,吐蕃与川西北各民族贸易往来频繁,在汉、羌、藏等民族杂居的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吐蕃经常派众多结伴商人往来于吐蕃与嘉绒地区販运货物,嘉绒商人也来往于吐蕃与嘉绒之间[12]。唐朝时期,茶叶、丝绸、瓷器最为吐蕃喜爱。茶和丝绸产品多以长江流域的川、滇、黔、湘西、江、浙等地为主,雅州的茶叶,成都的蜀锦输入吐蕃者为多。宋朝时期,四川的碉门、雅州等地仍维持着茶马互市的贸易,由于此时吐蕃已经分裂为互不统属的割据政权,深入长江流域的贸易多体现为割据政权自行其是,民间的经济交往最为繁盛,这在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徐松的《宋会要辑稿》及《宋史》中都有所记载。
元朝统一了分散的原吐蕃各部,西藏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同时,元朝在其他涉藏地区也设立了行政管理机构,藏族与内地的经济往来一部分纳入元朝的规制之中。史料记载,“忽必烈在乌斯藏和其他藏族地区调查户口,确定贡赋,建立驿站,推行乌拉制度,……以及赈济贫户,实施蒙古刑律等,这一系列的措施,是忽必烈的统一全国总政策在藏族地区的实施。”[13]元朝为了巩固对边疆地区的管理,沿长江水路设立许多驿站,金沙江、岷江、通天河流域藏族聚居区域也有多个驿站布点,这些驿站成为藏族与沿途其他民族经济交往的中继站。在驿站的支撑下,长江上游形成了茶马贸易、丝绸、布帛、粮食、瓷器的贩运、销售的大小市场,如雅安、康定、邓柯、玉树、江达、芒康、察雅等,成为各民族经济交往交流的场点。
明代时期,乌斯藏与内地的经济交往达到又一波高潮。此时,藏族和内地各民族的经济往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和密切程度,不仅仅是茶马交易空前繁荣,内地的布匹、丝绸、绫罗、纸张、瓷器、铜铁制品和藏族地区的畜产品、药材、毛皮等土特产品交易日隆,长江上游的金沙江、岷江、大渡河、白龙江等流域的雅州、黎州、维州、松州、茂州等地最为繁荣,而成都、绵州、灌县则成为长江中下游向藏族地区输送物资的中转地。明代通往藏族地区的商道以茶道最为繁荣。从长江流城运茶进藏主要走四川道与松潘道。川藏茶道从碉门、雅州经打箭炉至乌思藏。《明史·食货志》载:“自碉门、黎、雅抵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初制,长河西等蕃商以马入雅州易茶,由四川岩州卫入黎州始达,茶马司是价……,于碉门茶课司给之。”但民间茶商为图便捷,或取道碉门或取道黎州。明朝初年,朱元璋为方便西蕃贡使经四川沿长江水路到南京,修通了康定经两河口越大渡河至雅州、成都的山路。借助这条路,茶商可雇用牦牛将收集的茶叶经理塘、巴塘,渡金沙江,然后经芒康、察雅运入乌思藏。故而此条茶道最为繁忙。
明朝对藏族聚居区域畜牧部族,除拨给土地或指定驻牧地外,还发给金牌,规定他们交纳马匹的义务。虽然经过勘合,对交来的马匹以茶叶作为补偿,并对纳马者予以丰厚的赏赐,这看起来像一种封建差役制度,但客观上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繁荣。因为明朝中央政府要通过经济厚偿的方式维持中央与藏族聚居区域的封建关系,使之有利可取,感恩朝廷。以厚赠薄取之经济形式加强藏族地区与朝廷的依存关系。
明代藏族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朝廷对居住在长江上游的藏、羌土民和屯军给予优惠政策,在西南的鱼通(今康定一带)推广水田,支持乌思藏帕竹政权开垦荒地,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明朝的另一项经济政策就是厚赐进京入贡的大小政教首领。明朝前期,以五大教王、三大法王为主要臣属的入贡团队,积年累月地沿长江水路携带大批物资赴南京入贡,其规模少则数十人,多则几百乃至上千人,他们既肩负着政治使命,同时也兼顾与沿途各民族的贸易,加之朝廷厚赏的因素,一些商人也随同入贡团队进京,以获得丰厚的赏赐,以致长江沿岸经常出现西蕃商队满载而归,横断山谷常闻马铃声声的繁荣景象。帕竹政权的首领扎巴坚赞受封阐化王后,遵照朝廷的谕旨,同阐教王、护教王、赞善王、辅教王一道,在所辖地方恢复元以来的驿站,以方便与内地的经济交往交流,沿途呈现出“道路毕通,使臣往还数万里,无虞寇盗”[14]的太平盛世。
清朝时期,藏族与长江流域的各民族经济交往交流持续发展,只是根据全国各民族统一的大格局变化,经济交往的内容有所调整。当时,清朝已经统一了蒙古各部,马匹的来源已经由蒙古、新疆等地承担,内地与西藏和其他涉藏地区的茶马互市贸易大为削弱。然而藏族聚居区域的日常生活所需的茶叶、丝绸、瓷器的消费则有增无减,与长江流域各族的贸易仍然保持着旺盛的态势。因为所消费的上述产品多产于长江流域,如川、滇、黔、湖、湘的茶叶,杭州的丝绸、景德镇的瓷器。由于清代驻藏大臣制度的不断完善,驻藏大臣进藏之前多在成都采买各种物资,以供驻藏大臣衙门所需以及赏赐僧俗上层所用,采购的许多物资也要委托各族商人经办,这种官商性质的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川藏、滇藏沿线的贸易往来,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川滇商道。
民国年间,藏族与长江流域各民族的经济交往因南京、重庆两都的设立,藏族上层及商人往来于南京、重庆的人员增多,藏族与长江流域各民族的经济交往更加活跃。拉萨、昌都、芒康、江达、邓柯、巴塘、康定、天全、雅安形成了多点贸易中继站。如藏东地区邦达昌商号经营着上百家店铺,西藏大贵族擦绒、索康、宇妥、柳霞、噶雪巴、夏格巴、帕拉等家族也利用其地位进行多种经营,他们从印度、尼泊尔等地购进多种外国产的稀缺商品,转道川藏线运往成都、重庆等地,又从内地运进茶叶、丝绸、瓷器等到西藏销售。
七·七事变后,全民抗日战争爆发,由于日本人封锁我国的海路商道,继而又截断滇缅物资运输通道,国民政府便设法打通印度经过西藏、西昌至成都、重庆的物资运输通道。尽管修筑经西藏至滇、川公路的计划因西藏地方政府中亲英势力的阻挠未能实现,但民间的物资运输通道则日益繁荣,经拉萨、昌都、康定、雅安、成都、重庆沿途各民族的经济交往日趋活跃。一些商号在利益的驱动下出动形形色色的经商能人从印度购进多种紧缺商品,而后再通过长江上游流域的大小商肆销售,以致马牛驮队奔走于川、滇、藏的各条商道,人声鼎沸于山林河谷之间。商业的繁荣带动了藏族聚居区域社会生活。此时,各民族的茶叶、丝绸等现代日用品和地方土特产互市贸易进一步扩大,沿海新兴城市的工业日用品陆续进入西藏及四省涉藏州县;四川的甘孜、阿坝和西藏拉萨、云南中甸等地聚集了大量的商号,西藏邦达昌、桑多昌等商号的贸易也深入到长江流域的一些地方。西藏普通家庭越发离不开川滇黔各省产的茶叶,而较为富裕的家庭则大量购置雅安的“藏茶”、杭州的丝绸、上海的日化用品等。在西藏江孜的帕拉庄园展览中,至今还陈列有当时来自上海、杭州、成都的日用品、丝绸衣物乃至乐器、戏剧唱片等展品。
民国时期,因藏族各界人士与中央政府联系的各种活动转向长江流域的南京、重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及涉藏地区的人员往来多沿长江水陆交替至重庆、成都等地。如国府大员黄慕松、赵守钰、戴传贤和国民政府文官处秘书刘曼卿等,而西藏驻南京、重庆办事处人员以及涉藏地区的各界人士也往返于长江沿线。特别是九世班禅及其属僚等在长江流域各地活动较多,他们在促进沿线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促进了经济交流。如黄慕松进藏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沿途调查物产风情,携带大量物资以慰问西藏上层各界;九世班禅堪布厅人员,为班禅大师在长江流域的活动采办日常用品,沿途也涉及相应的经济活动。总之,到民国时期,藏族与长江流域各民族的经济交往已受到近代化的影响,其交往交流的品种和范围远远超过清王朝之前的各个时期。
三、藏族与长江流域各民族的人文互动与文化交流
藏族与长江流域各民族的人文互动与文化交流具有悠久的历史,许多历史活动不仅可追溯到远古时期,而且越往后发展就越深入和广泛。到隋唐时期,与各民族的人文互动与文化交流便发生质的飞跃。
隋唐时期,过渡到奴隶制的吐蕃在青藏高原的腹地建立了第一个奴隶制政权,为开发我国西南边疆作出了重要贡献。吐蕃的一代英主松赞干布在通过政治军事措施巩固奴隶制度的同时,特别重视向唐朝学习。641年,唐文成公主出嫁吐蕃,松赞干布亲率部众千里跋涉沿通天河顺流而下,渡河至柏海附近(今青海玛多一带)迎亲。当他见到受太宗之命主婚的江夏王李道宗时,“执子婿之礼甚恭”并以最高规格的礼节隆重迎接唐朝的送亲队伍。
文成公主进藏途中,与随同工匠600多人曾在通天河下游的玉树结古、巴塘一带居住多日,之后由通天河溯水而上,沿唐蕃古道进入拉萨。公元710年,金城公主入嫁吐蕃时,同样沿文成公主的路线进藏。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的到来,加快了唐朝的经济、文化及生产生活方式在长江上游沿途的传播。时至今日,长江上游流域的通天河、金沙江一带还留有许多与文成公主有关的历史遗迹并流传着诸多文成公主进藏的故事。而金城公主到吐蕃后,多次派人经唐蕃古道,涉通天河往返唐蕃之间,如亲自委派王室成员赴唐朝廷请《左传》《尚书》《诗经》等经典,并将文成公主带到吐蕃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塑像重新迎供于大昭寺,使这种“谒佛之供”延续至今。
唐朝时期的吐蕃,是在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松赞干布之后的几代赞普持续奉行与东部各民族加强交往交流的政策,在沿唐蕃古道发展的同时,沿长江流域与各民族的交流也进一步加强。例如,长江流域的松州、碉门、黎州、雅州、维州、雋州、姚州等地已经出现藏汉羌彝杂居,各种文化并存的情况。如唐代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在岷江支流杂谷脑流域(今四川理县一带)建筹边楼,通连松、维二州,常常延请周边蕃、羌等首领,不同民族人士在这里汇聚,不同的文化在筹边楼的活动中都有体现。可以说,这个时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非常密切、非常厚重的时期。
唐宋时期,吐蕃与长江流域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建筑、医学、技工、农艺、宗教等领域尤其突出。据《西藏通史》记载,藏族与汉族的建筑艺术交流与吸收“当以大昭寺、小昭寺、桑耶寺、布达拉宫、夏鲁寺、萨迦寺为代表”,汉式歇山式大屋顶、斗拱、雀替等营造技术大都在唐、宋时传入西藏地区,特别是位于日喀则的夏鲁寺,明显地含有南宋临安的建筑特色。在医学领域,藏医的形成与发展深含民族交流与相互吸收的因素,如《针灸疗法》《月王药诊》《外论》《四部医典》等医药名方名著都吸收、借鉴了中医疗法。其中,《四部医典》就是由汉族医生东松康瓦和吐蕃最负盛名的医者宇妥·云丹贡布合著完成。期间,青藏高原还产生了一批杰出的医学家,六大名医中有4名来自东部汉地,他们在高原上潜心行医、传播医术,深受各族百姓爱戴。
在造纸、绘画、天文、历法以及宗教交流等方面,也有诸多事例值得书写。文成公主进藏时将造纸术带入吐蕃,之后吐蕃工匠以当地的野生植物为原料,就地取材,制造出颇具特色的藏纸。藏族的天文、历法乃至十二生肖,与长江流域各民族的礼制风俗均有相似的内容体现。
元朝时期,藏族与长江流域的各民族互动与交流更加密切,不仅在政治上表现出对朝廷的高度认同,在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与全国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也日益深化,这就为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被元朝重用的政教上层人物频繁南下长江流域,胆巴、桑哥等人多次到江南,南宋降元皇帝赵显赴西藏潜心学经30多年,与当地僧俗民众建立深厚感情,其间还传授江浙高僧佛海研习密宗,并以藏汉文互译的形式翻译了大量经卷;西藏昆氏家族的嫡传子嗣达尼钦波桑波贝寓居浙江杭州、宁波等地达8年之久并娶当地女子为妻。不唯如此,蒙古金字使者往来于内地与西藏萨迦之间,藏传佛教高僧大德行走于大江南北并出入于钟鸣鼎食之家,忽必烈将八思巴所献蒙古新字推行于全国,乃至三江汇流的涪陵白鹤梁还存有用八思巴文撰写的石刻。
元朝时期民间的茶马互市所带来的茶文化已经普及于民间,而杭州丝绸在藏地僧俗贵族中已普遍流行。唐宋以来的石窟艺术到元代时则体现出更为浓厚的民族文化交流风格,如杭州灵隐寺前的飞来峰佛教造像石窟艺术就蕴含着藏汉文化交流的风格形态。
藏族与长江流域各民族人文交往和文化交流,到明朝时期达到了高潮。明朝早期定都于南京,位于长江下游的扬子江畔。明朝对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区的治理奉行“多封众建,尚用僧徒”的国策,赐封“大乘”“大宝”“大慈”三大法王,以及“阐化王”“阐教王”“护教王”“赞善王”“辅教王”等五王,又赐封多位“禅师”“国师”。他们作为藏族的政教显要人物,受封后感恩于朝廷的惠顾,经常继年累月地带领僧俗众人往来于长江流域多地到南京活动,许多活动历史上都有记载。如:1373年1月21日,“乌斯藏摄帝师喃加巴藏卜等遣使来贡方物”,其贡使在帕木竹巴贡使到达前20多天已来到朝廷,成为明朝定都南京后第一批到明廷朝贡的乌斯藏团队。经过沟通和联系,摄帝师喃加巴藏卜于同年2月亲自来到南京觐见明太祖朱元璋,开启了乌斯藏政教首领经长江流域到南京觐见明朝皇帝的先河。
永乐朝时期,明成祖朱棣更加重视乌斯藏政教首领来朝,凡西蕃高僧皆厚于礼遇。如:1407年2月1日,噶玛噶举派五世活佛却贝桑波(赐号“得银协巴”)与前来乌斯藏传谕的明朝司礼少监侯显、南京大寺高僧智光一同由雅州沿长江水路跋涉几千里,率几十名僧众到达南京。在距南京几十里的扬子江沿岸,受到了永乐皇帝的近臣驸马都尉沐昕的隆重迎接。到达南京的当天,永乐皇帝在奉天殿接见了却贝桑波一行并在翌日赐宴于华盖殿。在南京期间,永乐皇帝为其建灵谷寺作为驻锡地,使其感受到家一样的温暖。又如,1413年3月10日,萨迦派政教首领贡嘎扎西(《明史》称昆泽思巴)不顾六旬之高龄,率众徒经水路来到南京,受到永乐皇帝的隆重礼遇。永乐帝“命尚师昆泽思巴为‘万行圆融妙法最胜真如慧智弘慈广济护国宜教正觉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刚普应大光明佛’领天下释教。赐诰、印并袈裟、幡幢、鞍马、伞盖、法器等物。”再如,“1414年农历十二月廿二日,(格鲁派法王)释迦也失到达南京,受到明廷盛大欢迎。为迎接释迦也失,永乐帝下令在南京城门口架设彩桥,修筑巡礼过道,还特地修筑驻锡之地。”[12]从各种历史材料综合来看,这些朝觐皇帝的高僧及其众属前往南京活动的结果已远远超出了朝贡的本意,他们每次都要沿长江流域跋涉一年多的时间,沿途要与各个民族进行交往交流,吃穿用度也要沿途补充,这种沿途的人文活动必然会将各民族的文明带入西藏。何况明朝廷还专门在长江流域设置行政管理机构或建立通往藏地的驿站,以利于对乌斯藏及涉藏地区的管理和各民族的人员往来。据《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史》一书记载:“明朝为强化驿站的安全,保证贡道畅通,设立毕力术江卫指挥使司于通天河流域,加强对这一出入藏要冲的治理。”同时在金沙江流域“增置朵甘思宣慰司、招讨司和万户府、千户所等……大体管辖今四川西部金沙江东西两岸地带。”[12]这些行政机构的设置,不仅将朝廷旨意传达到各地,还为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政治上的支持。如十五世纪初,永乐帝派中官从乌思藏取出《大藏经》,经长江沿途驿站运抵南京,并在长江南岸建起藏经刊印院,特刊印出藏译佛经丛书《甘珠尔》多部,然后将印出的经卷及书版通过长江水路一并运往金沙江流域的藏族地区,而后通过德格印经院运入乌思藏,沿途受到各行政机构的支持与照应,这一重大文化善事提高了藏族地区佛教印经技术,促进了雕版印刷业的发展,客观上也促进了藏族文化的发展。
更值得一提的是,永乐后期,明朝廷将都城从南京迁往北京,各民族首领到朝廷的大部分政治活动集中于北京进行,但西藏进京通过长江流域的驿道不仅没有废弃,反而明文规定乌斯藏朝贡者要通过四川经长江水路至扬州转道大运河到北京。《明宪宗实录》记载:成化六年(1470年),礼部“议请乌斯藏赞善、阐教、闸化、辅教四王……由四川路入。”大乘、大宝法王随上述诸王贡使经四川赴京,护教王地近四川,自然也由东路入贡。东路经过四川的雅州、碉门至成都,再沿长江东下,到扬州换船经运河北上北京[12]。由此看出,明朝礼部的这一明文规定等于让藏族上层人士率众经过长江、大运河游走大半个中国到北京,尽管路途比走甘青一带要远一些,但客观上加强了藏族同长江流域各民族的联系。
随着藏族与长江流域其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不断密切和深化,儒家文化及学术思想以新的形式在青藏高原广泛地传播开来。明代中期之后,朝廷在敕封“三法五王”于乌斯藏和甘青的同时,还鼓励各政教上层携弟子入朝学习与交流。安多、康巴地区许多富裕之家更是开设儒学私塾,传习儒家经典,将《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著作译成藏文,并派专人赴成都、南京等地求购《周易》《尚书》《诗经》等典籍,一些藏族上层人士还让子弟入国学读书。这一时期,长江流域文化繁荣,史学、文学、戏曲及哲学思想都十分发达,受到内地史学、文学繁荣的影响,藏族学者编写史学著作蔚然成风,先后产生了《布顿佛教史》《汉藏史集》《青史》《红史》《新红史》《智者喜宴》等史学名著。此外,顺江而下入贡的藏传佛教高僧及赴内地传法者不绝于途,长江流域受到藏传佛教影响的寺庙不断增多,尤其在金沙江、雅砻江、岷江、白龙江流域,具有藏传佛教特色的寺庙随处可见,就连远在浙江的灵隐寺、普陀寺也受到了藏传佛教的影响。
清朝至民国年间,藏族与长江流域的其他民族人文交流持续加强。清朝定都于北京,虽然西藏及涉藏地区的上层人士多从北路往返于京藏之间,但并未影响与长江流域各民族的人文交流的继续发展。康雍乾时期,朝廷多次用兵西藏,曾从四川、云南、贵州等地调兵,在平定大小金川之乱中,朝廷从长江流域就近调派兵丁进入大小金川。后期有些驻藏大臣或帮办大臣的选用,也从川、黔等省就近调派,如驻藏大臣安成、帮办大臣凤全等。这些军事上、政治上的活动同时也促进了文化上的交流。
清朝时期,在藏族与长江流域其他民族人文交流中,许多重大事件发挥了媒介作用。如朝廷在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委派流官到藏族聚居区管理,从政治的层面促进了长江上游各民族的人文交流。又如鸦片战争爆发后,一支由四川大金川和瓦寺宣慰使所辖的土屯军两千多人沿长江东下,驰援浙江定海、宁波等浙东前线的清军。这支队伍由藏羌满汉彝等民族子弟组成,其中以嘉绒藏族为主力。他们在沿途受到流域内的各民族的支持和接应,到达前线后又与汉、满、蒙、回、苗、土家等各族将士并肩作战,留下了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共同御敌,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为纪念藏羌子弟的这次东征,理县、茂县、汶川等地流传下历久不衰的锅庄文化。
民国年间,国民政府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常设机构。长江流域的文化在青藏高原进一步发扬光大。当时,国民政府定都扬子江畔,许多西藏及涉藏地区的上层人士频繁往来于长江水路赴南京参加活动,即使抗战迁都重庆后,西藏驻京办事处也随之迁往重庆,此间产生了一批政治兼通文化的著名人士,如藏族人士棍却仲尼、格桑泽仁、刘家驹、刘曼卿等;汉族人士刘赞廷、陈渠珍、任乃强、李安宅等,他们精通藏汉等民族的文化,通过在长江上游流域的活动亲身感受到各民族文化的魅力,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研究遗产。
历史文化研究表明,清朝至民国时期藏族与长江流域多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互鉴进一步深化。在藏族富裕之家,也形成了耕读传家的文化氛围,唐卡《孔子至尊图》反映了西藏人民对儒家思想创始人孔子的崇敬。历代驻藏大臣也总是以儒家文化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秉承皇帝之意治理西藏。而民国进藏的国府官员不断地传播国民政府倡导的新文化、新风俗。清朝末年派往西藏查办藏事的大臣张荫棠曾在拉萨登台宣讲包括程朱理学在内的儒家经典。民国时期国府秘书刘曼卿在宣传抗日的同时,还在沿途宣讲新生活、新理念。流寓到内地的九世班禅大师,在长江流域的多地进行藏汉文化交流,在杭州的灵隐寺、舟山的普陀山进行宗教交流,特别是赴南京宣讲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呼吁国民政府尽快解决西藏问题,以杜绝帝国主义势力对西藏的觊觎。在民间,各民族喜爱的通俗文化作品流行于西藏及长江上游涉藏州县,如有些民间艺人以“说甲钟而著称”(“甲钟”意指汉族故事),其所讲故事有《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包公案》《薛仁贵征东》等。在西藏昌都、四川甘孜和阿坝等地,有一些藏族人士能够用藏语说全本《水浒传》《三国演义》和《七侠五义》等作品,并将“武松打虎”“花和尚鲁智深”“赤壁之战”“空城计”等章节中的情趣表现得淋漓尽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特别是《西游记》这部作品,不但在口头上广为流传,而且被译成藏文以手抄本形式传播。同样,藏族传统歌曲、经典史诗《格萨尔》等也在各民族中流传。
总之,藏族与长江流域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使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各民族与四川盆地、云贵高原等长江流域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密切联系,进而融合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联系又通过政治上的统合延伸到东部平原及沿海的广大地区,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与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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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车明怀(1957-),河北景县人,研究员,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原党委书记、副院长,主要从事中国民族史、民族理论、青藏高原史地和西藏历史研究。
【文章来源】《西藏研究》2022年第4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