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家治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的社会活动。国家治理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各个方面。近代以来，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和少数国家的实践，加之社会学科的分化，国家治理领域中形成了很多单一的学科理论神话乃至迷信。这些神话，都将自身视角下的某种国家治理制度，视为国家有效治理的最关键的手段，乃至于认为，只要实现了某些制度，就能够实现国家的繁荣发展和秩序。然而，无论是实践发展，还是理论自身的深入，都证明了单一理论神话在国家治理中的破灭。而破解的思路，则是要构建一种全域视角下的平衡的治理观。这种治理观认为社会秩序的有效和谐，根本上来自不同群体和制度之间的平衡，从而形成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的稳定的社会状态。因此，首先要破解单一视角的理论神话和迷信；其次要构建全域视角的平衡治理观；最后则要形成有效制约补充的竞争与平衡机制。
关键词：国家治理；理论神话；平衡治理观
作者简介：何哲（男）陕西西安人，博士，现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研究方向包括网络社会治理；行政体制改革；国家发展战略；经济与制造业服务化等。
国家治理是人类有史以来为复杂的社会活动。这不仅因为国家是人类所形成的最大的正式组织结构，还因为，国家治理覆盖了在国家范围内几乎所有的社会行为。从宏观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到中观的产业组织、社会组织到微观的企业、家庭、个体行为与交互，所有的人类行为都与国家治理息息相关。这些共同决定了国家治理的多维度性和高度复杂性。
正由于这样的多维度性和复杂性，导致了国家治理在不同层面和不同视角下，形成了不同的理解和治理观。然而，在宏观的制度政策层面，什么样的政策或者制度形态，会导致好的国家治理结果。这是社会科学领域和国家治理实践者所最为关心的。
国家的形态在人类历史上已经有了几千年，然而，现代意义的国家形态是自三四百年前，一系列包括民族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等一系列社会运动形成的。这种形态逐渐确定了国家独立的主权地位、政治的人民主权原则、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等，并在现代国家的演化中，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和信条。
同时，对于如何治理国家，也成为社会学科中的主要研究领域和对象。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一系列社会学科都围绕国家治理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自我学科视野的基本理论原则。由于近现代以来社会学科的高度分化，不同学科形成的视角和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在其学科内部则形成了较为单一的理论导向。
这些理论原本是复杂的，但是在进入到国家治理的实践领域后，却逐渐简化，形成了过度简化的单一理论论断，并在公众中出传播，乃至形成了单一理论神话，并反过来作用于理论研究本身。然而，现实的国家治理确实是高度复杂的活动，远不是一种学科和一种视角的理论原则就能够解决的。理解这种国家治理的复杂性，才有助于构建更为现实和实事求是的国家治理机制。
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将逐步递进围绕三个问题展开：1）复杂的原生理论是如何在实践中传播并形成单一理论神话的？2）若干典型的理论神话应该如何去认识乃至破除迷信?3)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国家治理观？我们将提出平衡论的视角。
一、国家治理的单一理论神话是如何形成的？
如前所述，国家治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的社会活动，但其同时也是参与者最为众多和最广泛和易于理解的活动。因此，国家治理并不如同科学研究那样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很高程度的利益中性。准确的讲，国家治理是充满了权力博弈、经济动机、利益诉求、理想主义、神话、信仰与迷信和无理性的高度混合的动态过程。所以，其远不是一种纯理性的科学研究结果和具有规范模板的社会工程实践。要理解学术理论是如何成为单一理论神话的，就首先要理解这种高度混合的复杂性。我们可以从中抽象出理论进入实践并扩散和反作用的复杂过程，来理解复杂的治理学术体系，如何形成简化的单一理论神话的。
图1显示了国家治理理论的形成与传播模型。国家治理理论的形成与传播，实际上是一个从个别的思想源头逐层传播到大众并反馈和相互交互的过程。在图1 中，A-E和其相应的附从体系是治理思想的源头，其中位于中心的C和其相应的体系是实际的治理者，也就是国家的统治集团和其相应的统治机构。而ABDE与其相应的附从体系代表若干社会治理相关的学科比如政治、经济、法律、管理、社会等。其中ABDE代表这一学科体系内的源思想家，这些思想家具有丰富的学理素养和高度复杂的思辨能力。因此，可以提出复杂的具有内部自洽性和完整约束条件下的国家治理单一学科理论，尽管这些理论依然是基于本学科内的结构的，但依然是具有强烈的内部约束的。
然而，单一学科治理思想从源头思想家向公众扩散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信息不断减维的过程。这其中经历两个步骤，第一步是从源头思想家向一般学科研究者与公共知识分子扩散过程中的信息减维。由于一般学科研究者不具有源头思想家的高度复杂的思辨能力，同时也受制于研究方法的狭窄约束。导致了只能就源头思想家提出理论的若干具体方向进行深入或者进行实证检验。例如某学科认为实现国家有效治理需要实现某种制度安排，但是这种制度安排需要满足ABCD四个条件，但是在一般理论与实证研究者那里，重点在于研究某一条件，而把其他条件认为是控制变量或者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这就意味着在从源头思想家到一般研究人员的过程，就已经将复杂的理论减维。而对于公共知识分子而言，从源头思想家到公共知识分子，同样也是这一过程，往往公共知识分子会忽略某种制度安排有效的若干繁琐的前提假设，而只关注制度安排本身。第二步，则是从一般研究者或者公共知识分子向大众传播的过程，因为大众无法理解完整的理论前提和制度条件，因此，只能向大众传播时进一步有意删去或者被大众忽略复杂的制度条件，形成非常简洁的理论印象。既能够便于理解，也有利于大众传播。这一步是形成简化的单一理论神话的关键。
治理理论从学科向治理主体传递的过程也是一个同样的过程。首先，政府本身就是一个治理的思想源头之一，因此在其内部也存在同样的结构，包括具有高度复杂思维的思想型治理者和需要通过简化逐层转递执行的治理手段的减维过程。其次，政府也不断从学科思想者、一般研究者、公共知识分子和公众中吸取治理思想。由于政府的人民主权属性以及注重民意的传统和舆论的回应，政府更会去关注公众中普遍流行的治理理念，而这些理念则是经过层层简化后的单一理论神话。而对于学者而言，公众所接受和流行的简单治理模型，也会反过来形成一种固化潮流而影响到学术群体，从而进一步简化理论本身。也就是说，最终经过反复的传播震荡后，原生的复杂治理理论经过层层过滤和公众传播后，再反向传播给政府和学术届，如果没有原生思想家的纠正，最终会形成普遍的越来越简化的理论趋势。
因此可以看出，无论原生的治理理论多么的复杂和小心翼翼，经过反复过滤和流行后，最终都会忽略了其必要的前提假设和应用范围，趋于简化和普遍化。进一步在全社会形成单一治理理论神话和迷信，认为只要实现了某种制度安排就可以解决好治理的问题。这种理论神话将在公众中形成盲目乐观和制度迷信，在政府则形成了单一制度偏好，在学术届则形成了压倒性的单一主流理论。无论对于公众的客观冷静，对于政府构建复杂的治理体系，对于学术届构建严谨的制度设计与研究，都是极为不利的。
所以，从以上的理论传播模型可以发现，任何某一学科内的单一理论体系，即便其原生理论多么的复杂和具有繁琐的满足条件，但最后经过社会内不同层次的反复传播后，都会逐渐失去其原生的复杂性和条件性。而更重要的是，社会本身也本身不是某单一学科视角可以解释的。还原单一视角的理论神话，首先要破解其经过传播简化的模型，再次要破解单一学科的迷信。从而构建更为全面理性的治理框架冷静的边界条件。
二、当前普遍存在的单一理论神话
从现有的学科划分和流行的理论神话而言，根据学科划分主要包括以下几大类：一是民主神话；二是市场神话；三是法治神话；四是社会神话；五是科学神话。分别对应着国家治理领域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五大主要学科。我们需要再次澄清的是，形成普遍的单一理论神话，并不是学科本身和理论本身的问题，即便再为严谨的国家治理理论，经过公众传播后，都会越来越简化。同时，我们依然要强调，国家治理本身也远不能是单一体系所能够包括的，每一理论本身都有自己明确的边界和适用条件。
1.民主的单一理论神话
民主，是国家治理领域历史最悠久和最长的理论，同时也是流行最长的神话。这一神话认为，民主具有天然的正义，乃至于认为只要民主，就能够形成好的国家治理。关于民主的争论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苏格拉底被民主所杀，因而他的学生柏拉图长期对民主持有否定的态度，直到亚里士多德亦持有同样的观点。总体而言，以上三贤皆认为民主不是一种好的国家机制。从历史的角度，这可能体现了人类从相对松散的原始社会（包括松散的城邦制）向大范围国家统治的农业社会转型的历史趋势。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宗教的王权天授和血缘家族统治，使得民主长期以来都不是正统的政治观念。十六世纪后地理大发现和工商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新兴资产阶级对权力的分享和被土地所束缚的劳动力的解放需要，这产生了对传统封建王权的挑战。最终以人民主权为理念和以代议制为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成为主流。马克思则深刻洞穿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和为资本增殖服务的经济属性，提出了共产主义是最终人类社会的目标和归宿。
从当前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现状而言，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导致“民主”成为当今主流的政治形态和理念。一是从理论方面，理论上民主可以有效的保障人人同权，人人参与政治的理想状态。二是从现实而言，工业革命后直至今天，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西方意义的民主国家。理论与现实两方面的结合，都似乎证明了民主神话的有效性。
然而，民主理论同样在理论和现实方面面临着同样的挑战。首先在理论上，如前所述，自先贤至今，始终都有大量的学者对民主产生深深的怀疑。这包括什么是民主，民主如何解决群体决策问题和效率问题等方面，都存在长期的怀疑。有学者总结了目前存在的500多个民主概念[[1]]，显示了在理论上对民主概念本身理念的泛化。对民主最大的理论挑战来自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阿罗不可能定律，阿罗用严密的形式逻辑证明在公民具有独立偏好和缺乏一致的权威下，不可能存在一种有效的投票方式来实现最优的决策。这一理论对传统的民主理论产生了深刻的震撼，从而证明了作为民主核心要素的投票方式，至少在决策方面，不是最优或者始终有效的。在这一基础上，民主更多的只能作为一种形式正义而存在。其对民主神话的负面意义，使得大量的政治学者有意无意的忽视这一理论从而使得这一理论长期存在于经济学和管理学家的讨论范围。
在现实方面，对民主的挑战同样是重大的。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民主概念的泛化，乃至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以民主作为国名和政体。甚至刚果、也门这样人类发展指数在世界倒数的国家，也以民主为名。这就使得民主在现实中存在很尴尬的混乱局面。自二战以后，有大量的学者通过对现实和历史的研究对民主是否真正促进发展进行了质疑。1970年托马斯·代伊和哈罗·齐格勒在其《民主的嘲讽》一书中详细考察了美国的政治历史，揭示出美国是典型的家族贵族政治，而不是通常被认为的大众民主的典范。亨廷顿在其1968年出版的著名的《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中，探讨了民主与发展的问题，他更偏好用政治参与度来替代民主的概念，通过对不同国家的比较研究，亨廷顿提出，政治参与度高往往会导致更多的社会不稳定与暴乱甚至是腐败，从而导致国家发展的不可持续[[2]]。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和其合作者出版了《暴力与社会秩序》一书，其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们认为虽然少数发达国家都是典型的民主国家，但是更多的不发达国家同样也是民主国家。所以发达国家的成熟民主制度是发达的结果，而不是发达的原因。他们认为控制暴力的有效秩序才是更为关键的，他们提出“开放介入社会”（open access society）[[3]]这一概念来取代民主。
总之，可以看出，无论是理论还是现实，国家治理中的民主神话只是一种虚构的想象，民主的有效性依赖于高度的国家条件，甚至在很多条件下不是推动国家发展进步的直接原因。
2.市场的单一理论神话
近代工商业革命后，与民主神话类似，形成了关于经济发展和国家发展的市场神话。这种理论伴随着近代世界各国的发展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成为一种更具有说服性的治理神话。这种神话认为，一个国家只需要构建完全自由的市场，任由私有资本发展，就可以实现国家的繁荣甚至是有效治理。
市场神话有其看似深刻的合理性和理论与实践的证据。近现代以来自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发展的自由市场和均衡理论认为，只要形成了有效的市场，每一个体围绕各自的利益进行生产与交易。就可以构建出庞大的生产组织。而无需一个中心控制者控制住每一生产单元。
显然，市场理论对于某些经济与社会现象是具有理论自洽和现实解释力的（这与民主理论不同，阿罗不可能定律否定了在最理想状态下投票的有效性）。并且，资本主义初期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肯定了市场理论的高度有效性。然而，市场理论依然有三个天生的局限。
首先，对于市场有效的条件而言，市场理论本身就有一系列的条件。其中包括市场主体理性、市场内信息透明、市场内没有垄断、市场可以自由进入等。这些条件，在现实生活中，都无法充分满足，因此，市场失灵是常态[[4]]，而不是偶然。
第二，市场领域不能无条件应用于非经济领域。如个人的价值、尊严、幸福、权利，既不能交易也很难衡量。无条件的使用市场，会造成在各个领域唯利是图的状态。这对于社会发展是非常残酷的。
第三，市场领域天然会造成不公平的局面。在没有其他干预的情况下，市场必然会以严重的不公正和危机结束。马克思主义在三个层面，揭示了无调节的资本主义市场的严重问题，一是通过剩余价值，无条件形成对劳动者的剥削，最终劳动者越来越贫穷；二是通过对主体的异化，使得整个社会成为资本的奴隶；三是通过政治上形成寡头垄断，形成政治服务于资本的状态。
自由资本主义在1929年世界范围内的大危机后，走上了调整之路。因此，当前资本主义能够不断经历各种挑战，并不是单纯市场的胜利，相反是对不断对市场进行调节和修正的结果。因此，并不存在一种纯粹市场就可以有效的理论神话。
3.法治的单一理论神话
法治当然是好的，但是法治依然会形成单一理论神话。这种神话认为，只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制度，就可以保障公民的权利，就可以形成有效的治理。法治无论在东西方都有深刻的历史传统，在东方，商鞅变法确立了中国长期形成的以法治国的传统和制度基础。在西方，从汉谟拉比法典，到宗教戒律到近代工商业革命形成的资产阶级法治。无论从理论还是历史与现实，都证明了法治比没有法治要好的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治神话没有问题。
首先，近现代法治神话，过于相信法治的自我运行。法治神话的理想是构建一种可以自我调节自我规范的制度机器，这种制度可以摒弃人类的偏好与自私，并保障每一个个体的权利。然而，这种绝对理性的观点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法律体系本身是一个自洽的行为规范逻辑体系，然而，逻辑学已经证明不存在一个既完备又自洽的逻辑体系（哥德尔不完备定律）。因此，也就意味着，一个不需要人来干预的绝对公正又自洽的法律体系并不存在。另一种法治机械论则认为要构建绝对独立的司法体系。这种体系一是不可能存在，在现实中并没有这种完全独立于权力和人的司法体系存在；二是即便存在，又如何确保这一体系绝对公正呢？因此，这也是一种神话。
第二，法律不尽人事。法律规定了大量的人的行为规范，然而，依然有大量的行为不能被法律所涵盖。如果每件事都需要制定法律，则社会运行的成本过高，最终也流于形式。因此，法律只能规定那些最重要和原则性的行为。而社会的进步，也不断改变原先的法律认知。这也就是为什么人类进行了几千年的法律体系建设，最终依然还要不断修改的原因。
第三，法治过度依赖程序正义。法治神话的一个重点，是相信程序的重要性，乃至于认为程序以外无正义。这固然有其进步意义，通过程序来抑制人的枉法。但这并不意味着程序以外无正义[[5]]。把程序当作迷信，否定一切程序外的正义，最终很可能会沦为既得利益集团的维护工具。例如资本主义显然会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而法治则严格保护私有财产，却对事实上的不正义并不纠正。
以上的三者，都意味着单纯的法治不可能有效实现国家治理，国家的法治体系，必须要建立在其他制度的基础上，也不存在单兵突进的可能。
4.社会的单一理论神话
社会神话在所有的单一理论神话中较弱，但依然存在。社会神话认为社会中可以存在一种基于公共价值中性的社会体系，这一社会体系可以有效的实现自治和公共服务供给，提高国家的社会资本[[6]]。因此，国家治理的好坏根本上取决于有没有这样的社会。弱社会神话将社会与市场并列，认为市场提供商品而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强社会神话则认为这种社会的存在可以保障其他体系的有效性，是国家治理最重要的要素，乃至于认为只要构建了这样的中性的社会体系，就可以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
社会理论具有一定的解释性，因为其根源于人的社会性。正如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然而，单一社会理论神话其问题在于三点。
首先，或许不存在这样的单一的公共价值中性的社会。到底什么是社会？这是社会理论经常陷入内部困惑的问题。如果大而化之从整个人类社会角度，社会的良治自然就包括的国家治理乃至各领域的治理。然而，社会理论神话所提出的社会，是在国家之下的，超越阶级、意识形态和价值分歧，并排斥资本导向的理想的中性社会。这种社会到底是否存在？公民形成的自发的各种动机的组织，是否就是这样的社会？这是存疑的。
其次，社会理论神话具有“无政府主义”和“反市场主义”的倾向。毫无疑问，社会理论神话，试图将政府和市场都排斥在外。显然，这是很难做到的。所有的公民成立的组织，无论其动机如何，都无法脱离整个国家秩序体系存在。假定价值中性的社会存在，也不可能替代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同样，社会无法形成大规模的经济组织，并提供足够的商品。这使得社会理论神话一进入现实领域就面临公共品和商品的两个供给困境。
第三，社会理论神话在现实中很难获得足够支持。现有的国家和历史经验都只能说明，在很多发达国家，社会组织确实在公益事业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从未有单一构建社会组织就可以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的。现有的社会学的观点，试图在经济与政治视角外挖掘出公民组织在其中的积极作用。然而，其最终只能成为众多要素中的一点。
5.科学的单一理论神话
科学似乎是最难以受到质疑的。人类几千年的进步都得益于科学。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科学似乎无所不胜。因此在国家治理领域，形成对科学的神话，也是理所应当的。这种神话在社会各个学科中都有反映，但集中体现在管理学中，其认为，科学就意味着着真理，只要科学就是对的。因此，在国家治理中，一味强调科学性，一切为科学让路。然而，这依然存在严重的问题。
首先，科学并不完全等于真理。真正的科学，是具有严格意义的界定的。通常把科学定义为对世界体系化知识化的解释构建和探索。而科学，本质具有试错性和证伪性的特征[[7]]。因此，科学本身是一个不断推翻自身和不断尝试错误的过程。真正的科学家不认为自己持有的一定是真理。但是很多国家治理领域的研究者却将科学等同于真理，这是在认识论方面的根本错误。
其次，什么是科学，没有搞清，把科学庸俗化。以数为科学，以洋为科学。认为科学就是真理，科学研究要有大量的数字，因此，把科学等于数字化。因为外国似乎比中国更早引入科学，国外的经验似乎就更为科学。大量的统计实证模型，被引入到国家治理领域，这无疑是进步。但是将其数字推断，替代人的推断，这就是本末倒置了。而在现实管理中，将管理主客体机械化，认为绩效是可以数字化的，提高绩效，就是科学化。本质上是陷入了工业革命时期社会机械主义的误区思潮。同时，大量不假思索的引入国外经验，例如简单的比较国内外政府部门的数量，公职人员的人数，政府的职能，管理的方式，认为效仿就是科学，这也是对科学的滥用。
第三，过分强调科学而排斥人文精神和价值。科学本质是人类完全理性的产物，这用于对客观社会的认识和改造上无疑是最佳的。但是用于人类主体本身的治理，则会陷入对人性和人文关怀的排斥。如果说单纯的法治，是用群体意愿和规则来规制社会行为。那么，治理中的科学迷信，则是用看似客观的最优理性规则来规制社会行为。那么，人类的平等，自由，公平等，很难用科学来进行计算。而国家治理中的组织的优化也完全不是单纯效率的提升就可以解决。
三、人是国家治理的主体与客体，国家治理要回到人本身
（一）治理体系本身不能绕开人
还是要澄清，所有以上的单一理论神话，并不是理论本身不好，而是存在着三个问题：一是理论本身的复杂度在传播过程中被降低；二是理论本身就是绝对理想模型，但是现实很难达到，这也是社会学科与自然科学的根本区别；最后，但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则是所有的以上的单一理论神话都试图把人排斥在体系之外。民主神话试图建立一个基于多数群体投票的治理体系；市场神话试图建立一个完全以效用交换为基础的治理体系；法治神话要建立一个基于完全多数规则的治理体系；社会神话要建立一个理性公共价值为导向的共公民社会体系；科学神话则试图完全建立一个凭借客观规律的治理体系。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自近代工商业革命以来，社会学科形成的理念把人治高度妖魔化，认为人治一定是最坏的。所以所有的体系，都试图把人赶出治理体系，或者离开核心位置。然而，这就是社会学科存在的根本悖论，社会体系试图排斥人，但是完全离不开人。无论主体还是客体，治理本身都是围绕着人来进行的。因此，任何试图把人排斥出治理体系的努力最终都会失败。
（二）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是人的核心特征
就人本身而言，人的复杂性是人的一个核心本质和行为特征。无论是自古以来东西方对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的讨论，以及人的行为是客观还是主观的讨论，还是近代以来的佛洛依德的本我-自我-超我，还是马斯洛的需求五要素模型，以及其他各种人格和行为动机研究。都揭示了人具有极为复杂的行为动机和特质。因此，这就导致了在治理体系种要充分考虑到人的复杂性。
人不只是复杂的，还是充分多样的。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人由于天性、教育、地缘、社会、经历、信仰等等，具有充分多样的行为偏好。这就导致了完全不存在一种可以充分实现每一个体的治理需求的单一体系。因此，任何单一的理论神话都不可能在现实中实现。
（三）治理体系要实现人与制度、不同制度体系的平衡和完整
正因为人是治理的主客体，因此，一切治理都必须要考虑到满足人的行为特点，包括其复合的需求特点和多样性的行为特质。也正因此，要实现人（差异性与自由）与制度（多数人的共同意愿和常态需求）之间的的平衡。同时，也要通过平衡和嵌合不同的制度体系，实现对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平衡。而实现平衡的关键，还是在于回到人本身。
四、建立一种平衡的治理观和治理体系
如前所述，面对国家治理中单一理论神话的失败和人本身在治理中的主客体性，必须要建立一种平衡的国家治理观和相应的体系。这取决于四点：
（一）平衡是世界存在的根本基础和理想状态
平衡是自然与社会存在的根本基础，这是平衡在本体论角度最重要的意义。万物的存在都离不开平衡。从宇宙本身，到星系、地球，再到世间万物、动植物，乃至人类，都是一系列要素互相作用的平衡的结果。没有宏观上膨胀与引力的动态平衡，宇宙不会长期的存在。没有相互间引力与原子间斥力的作用，星球也不会存在，而会分解成一堆尘埃或者进一步被压缩成简并态。对于地球上的自然界而言，万物的存在同样基于组织内外部各种力的作用的平衡和循环，以及个体与外界环境的平衡[[8]]。没有平衡，就没有万物和其组织形态的稳定存在。平衡是万物存在的基础，因此，《道德经》讲：“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就是指天地万物的平衡。
虽然如此，但并不是某一具体的静态平衡会永远存在，在两个相互作用力下，如果一个力更大，那么原有的平衡就会被打破，要么会在新的位置建立平衡，要么就会形成新的形式（意味着原有物质形态的毁灭）。例如水的温度上升，分子间的吸引力无法束缚水分子的运动，就会从液体状态形成气体状态。因此，万物存在平衡态之间的过渡，也就是不平衡态。对于自然而言，则存在着稳定的平衡态和不平衡态的交替。平衡产生了稳定，不平衡则孕育着创新和变化，而在平衡与不平衡之间，好的系统则存在一种周期的循环，这也是一种动态的平衡。理想的自然与社会状态，不是一成不变的机械的稳定，而是存在一种稳定与动态的周期循环。如果这种循环能够不过度破坏原有的静态平衡，同时又能产生更新与变化，则就是一种理想的动态平衡状态。
（二）哥德尔不完备定律的社会意义
多系统之间的平衡之所以重要，还在于系统本身的不完备性问题。无论何种单一理论神话，都在试图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制度体系，从而能够解决治理中的所有问题。然而，这种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1931年著名的数学家哥德尔提出并证明了哥德尔不完备定律。这一定律的表述为“任意一个包含一阶谓词逻辑与初等数论的形式系统，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为真，也不能被证明为否。”由于几乎所有的数学系统和社会秩序体系，都包括初等的数论和一阶谓词逻辑，哥德尔定律从根本上否定了发现一种既自洽又完备的数学规律或者社会系统的可能。因此，在数学界哥德尔定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在社会领域，似乎还并未广为认知[[9]]。
简而言之，哥德尔不完备定律在社会治理上意味着，任何一个制度系统，无论其多么完善和自洽，最终都是不完备的。哥德尔定律类似的发现其实在自古以来就已经被哲学家和科学家所注意到，例如古希腊的理发师悖论，围绕基督教哲学关于“上帝能否创造举不起来的石头”的长期辩论（这些被康德总结为二律背反），以及二十世纪图灵提出的停机问题证明，都是哥德尔定律在具体问题的表现。因此，理解了不完备性是自然与社会规律的根本属性后，应该彻底打消试图构建一种单一完备体系的可能。而是要在不同的制度体系之间，形成一种稳定的平衡和相互的嵌套。同时，哥德尔定律也意味着，即便多个理性系统之间的平衡所构成的大系统，也是不完备的，需要人的意识进行选择和干预。也就是，任何理性系统，最终都不能离开人的价值选择和判断。
（三）平衡意味着体系之间的平衡和条件约束
在现实中，为了尽可能实现国家治理在不同领域的有效性，就需要建立多系统之间的平衡状态。这种平衡包括四个层面，一是打破任何单一理论神话的迷信，要接受同一领域多种制度体系的混合与平衡状态是一种常态，并且可能才是最优的状态。二是要明确每一种制度体系其核心机制和最优范围，例如市场领域对于产品生产与竞争可能最有效，公共服务领域则要用政府、社会、法治的方法更为有效。三是要清楚每一制度体系有效的前提，而避免盲目接受制度有效的结论，例如市场领域的反垄断、完全市场、信息透明等，民主领域的偏好一致假设等，社会领域的社会中性假设等。四是要建立制度之间的竞争和备份。在同一领域，不同的制度体系也应该充分发展，使得不同的制度之间充分吸收竞争性制度的优势，同时又避免陷入自己的盲区之中。特别是在明显的边缘地带，例如公共服务领域，显然需要政府、企业、社会、个体多种主体，并综合应用政治、市场、法治、道德和科学的多种治理手段。通过这种有效的平衡机制，则反过来对于每一种制度本身，亦构成了促进作用。同时，也避免了陷入一家独大，而导致综合制度体陷入单一体系误区，也综合形成了覆盖面更广和更为内在有效的综合体系。更重要的是，这种融合了多种制度优势的体系，在面对重大的外部环境变化后，相应的内部多样性，自发的会进行变化，可以更好的适应环境，。
（四）平衡意味着人与制度之间的平衡
在形成了制度内各个亚系统之间的有效平衡后，哥德尔定律还揭示了这一看似完整的理性系统，本身同样是不完备的。这就意味着，人的重要性。也就是如前所述，任何制度的机制实质都以人为主体，以人为客体。制度本身无论其设计的多么精巧，最终都缺失不了人的调控。因此，那种试图把人的作用赶出制度体外的出发点，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
人与制度的平衡本身包含着三重意义，首先，人是制度的主体与客体，制度服务于人而不是人服务于制度。其次，制度本身是不完备的，需要人来弥补，这一点毋庸再述。第三，人与制度之间形成相互约束的关系和平衡。这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略，人类长期形成的人治传统，使得现代文明极为排斥人的作用。但是，人与制度的平衡机制与传统的人治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不同。
第一，人与制度的平衡是人与制度的融合和制约，而人治是人凌驾于制度之上。
第二，人与制度的平衡中的人是多数人的参与和利益的保障，而人治是少数人通过制度驾驭乃至奴役多数人。
第三，人与制度的平衡则通过有效的制度接口实现对制度的调节和弥补，而人治是人肆意地破坏制度。
（五）中国的经验也说明了平衡体系的有效性
回到现实，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后取得的成就，已经有大量理论从不同角度进行的阐述，当然其中多数也陷入了本文所指的单一理论神话。中国的成就，如果从平衡治理观的角度，正是一种平衡体系的成功。在改革开放初，制度的构建者就有意无意地孕育了多种体系的平衡机制。政治、市场、社会、法治、科学都在其中有效发挥着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同时也始终以人为根本出发点，两个基本矛盾(“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亦充分体现了制度时刻以人的发展为最终目的性。而在制度发展过程中，也充分体现了人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当然，在整个平衡体系运行过程中，始终处在动态的调整之中。总体而言，这种动态的平衡体系，的确实现了中国过去几十年持续不断的发展，这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中，也是少见的。这可能是中国模式所带来的一个重要的治理中的实证经验。
五、结论
国家治理是当今人类社会目前最为复杂的活动，充满了各种主体和各种理论。本文从国家治理理论的传播与互动体系出发，探讨了复杂的国家治理理论如何经过传播和互动后，形成公众认知的单一理论神话的。并探讨分析了若干单一理论神话的形成与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平衡的国家治理观，这种平衡的建立在制度体系内部之间的平衡和人与制度的平衡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国家治理要摆脱单一理论神话和避免陷入单一机制误区，最终要形成平衡的治理观，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发展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基金项目]国家行政学院院级重点课题“面向未来的世界治理体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18ZDXM001)。
[[1]]Gagnon,J.,Chou,M., Ercan,S.& Navarria,G..Five hundred and seven theories of democracy[J].Database for Working Paper #1, Australian Catholic University Research Node in the Sydney Democracy Network.，http://library.stmarytx.edu/acadlib/edocs/pwks44.pdf.
[[2]] 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世界秩序》，华夏出版社，1998年10月，第50-90页
[[3]] North, D. C., Wallis, J. J., Weingast, B. R. 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recorded human history[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110-115
[[4]] Bator, F. M. The anatomy of market failure[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8, 72(3): 351-379.
[[5]] 宋显忠. 程序正义及其局限性[J].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4(3):123-133.
[[6]] Fukuyama, F. Social capital, civil society and development[J].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01, 22(1): 7-20.
[[7]] （英国）卡尔·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M]，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10月，第54-68页。
[[8]] Pimm, S. L. The balance of nature?: ecological issues in the conservation of species and communitie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9]] 熊惠民. 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的科学哲学透视[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21(3):376-379.
原载《探索》201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