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佟德志，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天津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林锦涛，天津师范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

【摘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研究国家治理知识体系及其历史演进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1996年尤其是2012年以来的86149篇国家治理主题的文献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形成与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经历了两次浪潮，逐渐形成了中国自主国家治理知识体系。国家治理知识体系聚焦国家治理现代化、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等主题，在国家治理、乡村治理、社区治理、社会治理、全球治理等领域得到具体运用，形成了依法治理、协商治理、综合治理、数字治理等方式。立足中国实践，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推动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繁荣发展，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力量，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学科的首要任务。

【关键词】国家治理； 知识体系； 结构演进； 中国式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知识体系是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有着重要的实践价值与理论意义。从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历史演进中发现其变化的规律、趋势，对于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建构有着重要意义。从实践上看，对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梳理、总结和创新，可以更好地衔接中国国家治理实践，并对实践进行反思，有力地推动理论创新。从理论上看，国家治理已经成为政治学的二级学科，国家治理知识体系本身就是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梳理、总结和创新国家治理知识体系，有助于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促进学科健康发展，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对于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探讨，越来越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话题，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事实上，政治学界对自主知识体系的自觉探索也推动了利益政治学、田野政治学、历史政治学、民族政治学、发展政治学、政治文化学等多个政治学研究领域，在理论和方法等方面更新了政治学知识体系。作为政治学一级学科新设的二级学科，国家治理本身极具中国特色，也形成了最具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是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典型个案，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那么，中国国家治理知识体系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它呈现出怎样的结构与要素？其结构性演进又呈现出怎样的内在逻辑与阶段性特征？学术演进体现的是主题的更新还是范式的转型？针对这些问题，本文从“国家治理”的狭义概念出发，揭示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历史演进，以期为建构中国自主国家治理知识体系提供更有益的视角，推动国家治理知识体系健康发展。

一、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在中国学术界，治理的概念很早就有运用。新中国成立后，在黄河建设、农田水利、环境生态等领域，就大量使用“治理”概念，且多运用于自然科学相关的理工科领域。20世纪90年代，西方“治理”理念被引入中国，中国政治学界、管理学界在译介的同时，不断推动治理概念中国化。与传统的统治和管理相比，治理以“善治”为目标，强调主体的多中心、多层级和机制的多样性。治理更强调多元主体，将社会组织甚至是市场主体也引入治理过程；治理更强调权力主体之间的网络化协同，区别于传统统治自上而下的垂直运作；治理旨在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通过引入协商、合作与激励等机制，与传统统治形成鲜明对比。其主要区别如表1所示。

治理概念的引入，提升了传统国家权力行为的多样性，丰富了国家治理的主体和手段，使得国家治理不仅更加民主，也更加有效，很快成为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发表的国家治理文章，引用量常常达数千次，足见这一概念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进入21世纪，学术界开始在社会政治领域大量使用“治理”概念，并用于指导和解释社会政治实践。相关文章的发表数量从20世纪90年代的20余篇跃升至2012年的200余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治理”逐渐成为显学，国家治理的知识体系逐步形成。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概念后，国家治理的实践意义得到全面提升，相关的学术研究也开始快速增长，国家治理知识体系逐渐形成。2014年，学术期刊网上发文量达到1722篇，形成第一次高峰。此后，虽然相关研究呈现出递减趋势，但其数量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引发国家治理研究的热潮，2020年发文量猛增至1929篇，形成第二次高峰。国家治理发文趋势如图1所示。

结合国家治理的发文趋势，可以将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6—2012年）是治理研究的初创和萌芽阶段，主要是治理概念在中国学术界传播并逐步中国化的阶段；第二阶段（2013—2018年）是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阶段；第三阶段（2019年至今）是国家治理知识体系全面深化的阶段。其中，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成为研究主流，并逐渐与中国式现代化结合起来，数字治理逐渐成为热潮。

为了更清晰地梳理国家治理的学术成果，本文以文献计量学作为主要研究方法，并结合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加以辅助分析。具体的研究是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以“国家治理”作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检索时间范围为建库之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为保证样本数据的权威性，限定期刊来源为核心期刊，共获取4068篇相关文献作为分析素材。为确保数据的完整性、严谨性和科学性，对检索到的文献数据进行了严格的人工筛选，剔除了不相关以及缺失关键词、作者等关键信息的无效文献，最终筛选出3998篇有效文献进行深入的文献计量学分析。借助CiteSpace（6.4.R1）分析工具进行可视化分析，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核心构成要素，还可以通过引入时间变量分析其变化规律，以期形成对国家治理知识体系历史演进的一般性认识。

借助CiteSpace软件，可以对国家治理领域的发文量、核心主题、研究热点及演进趋势进行分析。将文献数据导入该软件后，可以生成文献信息报告。利用CiteSpace的时区视图功能，对文献数据的关键词进行年度排序，绘制出关键词时区图，如图2所示。时区图中，节点的大小和位置分别对应关键词的词频大小和首次出现的年份，连线则表示关键词在不同时间段内的承接关系。

由图2可知，2012年以前，中国学术界对国家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经济转型、国家治理结构、国家能力、国家审计等主题上。治理过程中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经验的探索，为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本土化奠定了基础，形成了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初步形态。治理模式、信息技术这些后来在国家治理知识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概念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研究。2013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概念提出后，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建构掀起第一波浪潮。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核心关键词，制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社会治理、全球治理、协同治理、基层治理等概念逐渐成为关键词。2019年，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成为核心关键词，而人工智能、全过程人民民主、法治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等也成为重要关键词，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建构由此迈入第二波浪潮。

通过对国家治理知识体系发展历程的梳理，不难发现，其发展呈现出鲜明的理论创新导向，吸引了政治学、公共管理、马克思主义理论等领域的学者，围绕党的理论创新进行深入研究和阐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两个决定的发表，不仅带动了一系列国家社科基金专项重大项目，年度重大、重点和一般项目的立项，而且还促成了大量相关学术论文、专著的出版及学术会议的召开，在学术界形成了研究热潮。这种理论创新导向的学术研究常常带有波动性，容易短期爆发，但也很快复归平缓。这种波动性对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繁荣发展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潜在局限，值得我们注意。

二、国家治理知识体系发展的第一波浪潮（2013—2018年）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国家治理知识体系建构的集结号。在这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概念，并且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时又简称“国家治理现代化”，被誉为“第五个现代化”，成为政治学、法学、管理学等诸多学科研究的对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概念，逐渐发展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主题，成为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标志性概念，并催生出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推动了国家治理知识体系建构的第一波浪潮。

第一，“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现代化”等概念，是第一波国家治理知识体系建构浪潮的核心关键词。分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目标，可明确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两个基本内容：一是国家治理体系，二是国家治理能力。其中，最重要的研究对象还是国家治理体系。仅在篇名中使用“治理体系”概念的论文就已达到9774篇；在篇名中使用“治理能力”概念的论文也达到8303篇。在论文篇名中很少有标识性概念出现的频次如此之高，足以说明这一概念的影响力。在中国知网国家治理领域核心文献关键词排名前三的主题，首次出现年份、中心性及其在核心期刊和中国知网数据库论文的关键词中出现的词频等情况如表2所示。

第二，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实践结合起来，建构中国自主的国家治理知识体系，是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底色，也是第一波浪潮的鲜明特征。治理理念在联合国的各项议程中得到运用。在引入中国的过程中，治理的概念与理论不断本土化，越来越与中国的国家治理相结合。结合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治理”理论的运用和政治实践，中国学者逐渐认同了国家治理的中国化内涵，建构了中国自主的国家治理知识体系。国家治理的基本含义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既定方向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话语语境和话语系统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的改革意义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科学、民主、依法和有效地治国理政”。

国家治理知识体系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典范。国家治理的概念来自中国政治实践，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的标识性概念，并形成了完整的概念体系。国家治理是基于解决中国问题、提供中国方案形成的知识体系，围绕着问题意识与系统观念，中国的国家治理形成了原创的理论体系。中国的国家治理与西方的治理模式在理念、制度和实践等多个层面存在显著差异，在政党制度、治理逻辑、政策制定、国家与社会互动、政府与市场平衡、社会秩序构建、权利观念、发展道路选择、全球治理观、经济治理模式及社会治理理念等方面均展现出显著差异。这正是中国国家治理知识体系自主建构的结果。早期研究强调了中国（4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4）、党的领导（116）、马克思主义指导（48）、习近平（36）、新时代（55）等关键词，表明国家治理知识体系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从中国大地上生长出来的知识体系。

第三，场景化应用带来的领域拓展，是第一波浪潮的典型特征。治理的概念深入各个治理领域，并在各个二级领域全面铺开。在治理领域中，除了宏观的国家治理外，乡村治理、社区治理、社会治理、全球治理等领域也快速切入，形成了国家治理知识体系应用的基本场景，相关研究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像国家审计、协商民主、社会治理、全球治理、政府治理、乡村治理、基层治理等关键词不仅常与国家治理共同出现，同时在学术论文中作为关键词单独出现的情况下会更突出。相关研究的被引频次常超千次，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学术影响。各领域关键词在核心期刊与国家治理共现的词频以及知网论文关键词中出现的词频数如表3所示。

第四，法治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在法治方式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多元化的国家治理方式，是第一波浪潮的特征。党的十八大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这一表述奠定了国家治理方式的核心基调。“依法治国”作为最重要的国家治理方式，在第一波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建构中占据重要地位。法治化（99）从2012年起就是核心关键词。此外，依法治国（46）、民法典（5）、法治思维（4）等更是充实了这一内容，习近平法治思想（6）也在2021年后成为关键词。学术期刊中以“法治”作为关键词的论文高达17435篇，表现更为突出，法治越来越与国家治理联系在一起。

同时，在法治方式的基础上，国家治理知识体系中也出现了多种治理方式。治理方式日益多样化，依法治理、协同治理、协商治理、运动型治理、多中心治理及整体式治理等均得到了广泛应用。协商治理在中国的发展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中国传统治理思想及其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得到了广泛、多层、制度化的发展，也成为中国自主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协商治理是政治主体基于政治组织和公民的政治权利，以协商和对话的程序和形式达成共识或者协调分歧，以实现国家和公共治理利益目标的特定政治机制。这一治理模式有利于解决“出嫁女”上访等中国特色问题，是中国民主发展的战略基础。协同治理则是实现服务型政府协同治理的现实选择。多中心治理理论虽然来源于西方，但本土化后在社会治理、乡村治理、京津冀协同、城市治理等多个领域得到运用，也成为中国自主的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一部分。

总而言之，从2013到2018年，国家治理知识体系逐渐建构起来。其中，最为鲜明的表现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现代化”等概念成为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核心关键词，治理理论在中国得到了自主发展。国家治理知识体系尤为注重国家治理场景化的研究，已在国家治理、乡村治理、社区治理、社会治理及全球治理等多个维度形成丰硕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依法治理、协商治理、协同治理等现代国家治理方式也成为国家治理知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国家治理知识体系发展的第二波浪潮（2019年至今）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国家治理知识体系发展的里程碑。这次全会聚焦国家治理，重点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次全会可以说是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的一次全面部署，内容广泛地涉及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法治体系、行政体制、经济制度、文化制度、民生保障制度、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和平外交政策、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等内容，清晰地概括了国家治理的基本领域。全会提出了中国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一系列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从而形成了国家治理知识体系发展的第二波浪潮。

第一，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成为第二波浪潮的核心关键词，“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成为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核心议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的“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这一重要论述是连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的关键纽带，也成为这次国家治理知识体系发展浪潮的关键词。事实上，国家治理自始至终都高度重视制度建设，早在2013年，制度建设便已成为该领域研究的核心关键词之一。2018年以来，制度（37）、制度优势（51）成为核心关键词。也正是在这一年，治理效能（45）成为核心关键词，更加强了这一趋势。在关键词中出现“治理效能”的论文有3210篇，在关键词中出现“制度优势”的论文有1886篇，同时出现“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的论文有399篇，足以说明这些标识性概念的研究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关键主题。这一时期出现的机构改革、国家治理效能、中国之治、国家制度、新型政党制度、制度治理、中国式国家治理、经济体制改革等关键词集中反映了这一研究趋势。

在此背景下，打通制度与治理之间的衔接渠道，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若将国家制度体系区分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三个层次，将制度功能区分为制度吸纳力、制度整合力和制度执行力三种类型，国家治理能力则是三者的系统集成。制度供给和政策供给二者互动状况决定着国家治理的绩效。良好的制度要配套良好的政策才能产生良好的效能，中国发展绩效实际上就是制度效应与政策效应相结合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原因可能有很多，但从制度机理的角度分析，主要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如何发挥制度优势，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是第二波浪潮更接地气的研究主题。相关研究也比较丰富，更为成熟。例如，加强党的领导，转变党治国理政的方式；注重国家治理的法治化和制度化，明确各治理主体的责任；发挥党和政府的引导功能，培育各治理主体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的意识与能力；推动实现全面性治理目标的国家治理，提高国家治理的实际效果等。

更多的研究从不同方面探讨制度优势如何转化为治理效能。例如，脱贫攻坚中的组织动员、“河长制”、基层协商民主的现实路径等，这些都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优秀案例，体现了这一方案的实践效果。还有一些具体的路径，例如，在制度方面，应强化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等原则，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治理方面，需改革和创新治理体制机制，优化行政决策流程，强化执行力度，并严格实施责任追究制度。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还需要党的领导、持久稳定的社会环境、多元的民生政治参与、科学的权力运行系统等要素。这些研究在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等多个方面丰富了国家治理知识体系。

第二，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度融合，成为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新方向，也是第二波浪潮的鲜明特征。中国政治的重大主题直接影响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发展，这表明该领域的研究对当代中国社会有着敏锐的回应性。国家治理现代化本就是作为现代化的组成部分被提出的。2022年，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后，国家治理很快就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浪潮中，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讨论最热门的主题之一。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家治理与国家安全、国家发展及全球治理等概念，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标识性概念，共同构成了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关键要素。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出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关键词，代表了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重大方向。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建构迅速以中国式现代化为背景，将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新的核心要素。如今，“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已成为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核心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三大全球倡议”也迅速引发全球治理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热潮。同时，随着中国科技的不断进步，国家治理知识体系也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关键要素吸纳进来。在主题为“国家治理”的论文中，关键词中出现人工智能的论文就有381篇，它们主要是在2019年之后发表的。

第三，治理方式的传承与创新，彰显了国家治理知识体系建构第二波浪潮的特征。第一波浪潮中出现的依法治理、法治以延续性的方式，不仅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得到明确重申，也持续受到政治学界、法学界的高度关注。此外，综合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核心要素，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成为治理方式的重要表现。系统治理、源头治理也愈发受到重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国家治理的方式。事实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的依法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这四种治理方式，已在学术研究和知识体系建构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学术论文的关键词展示出具体的研究情况，如表4所示。

以信息通信技术运用为特征的数字治理，在第二波浪潮中日渐突出，逐渐成为研究热点。从技术角度来看，国家治理知识体系中的信息通信技术一直是高频词。大数据作为高频关键词，自2015年以来就频繁出现，成为国家治理知识体系建构第一波浪潮的显著特征。与之相关的大数据时代、互联网、互联网＋、信息化、信息技术是这一时期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核心技术要素，相关的文章呈现增长态势。2019年以来，国家治理知识体系建构进入第二波浪潮，人工智能开始成为高频词。与之相关的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治理、数字化、算法、数字中国、数字化转型、数字政府、数字技术等关键词，在国家治理知识体系中日益凸显，标志着国家治理知识体系在数字技术对象上的转型，已由传统的互联网、大数据转向人工智能。

第四，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第二波浪潮与第一波浪潮交织，呈现出传承与创新并重的特点。在传承方面，第一波浪潮中出现的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基层治理、全球治理等概念，在第二波浪潮中仍然是核心的标识性概念。相关领域的研究不仅在数量上保持着可观的发展，在影响上也有着非常亮眼的表现，被引频次经常在千次左右。其变化趋势如图3所示。

在创新方面，第二波浪潮在强调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的基础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例如，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建构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深度融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突出了体系性的贡献。同时，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建构，不仅突出了科技进步的推动作用，还特别强调了科技与数字技术与治理的深度融合。如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在政府治理中的应用，以及随之而来的智慧政务的爆发式增长，使得国家治理知识体系面临新一轮的结构性变迁。

总而言之，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推动了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围绕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这一核心问题，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成为第二波浪潮的核心关键词。在这一时期，国家治理更多地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过程，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国家治理知识体系不仅服务于国家重大需求，还聚焦科技创新，孕育出数字治理等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在治理方式上，国家治理在坚持依法治理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并强调了综合治理、系统治理以及源头治理等多元化治理方式。

四、结论与讨论

基于文献计量学方法，对近30年来已经公开发表的论文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两次浪潮，形成了系统化的知识结构，以及一系列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两次浪潮的发展既有传承也有创新，不仅丰富了国家治理知识体系，还体现了知识创新演进的过程，如表5所示。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国家治理知识体系在两次浪潮中实现了研究主题的迭代更新。第一波浪潮更强调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二波浪潮则新增了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的知识内涵。第一波浪潮形成了政府治理、乡村治理、协商民主、社会治理、全球治理、基层治理等重要研究主题，第二波浪潮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等主题。第一波浪潮在突出依法治理的同时，将协同治理、协商治理纳入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第二波浪潮则进一步强化了依法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等治理方式。

同时，在国家治理知识体系建构的过程中，既有不变的主题，也有变化的主题，体现了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守正与创新。例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便是不变的主题。一直以来，民主也是高频关键词。从2014年开始，民主就成为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关键词，到2021年，全过程人民民主成为新的关键词。一方面，国家治理相关研究更加关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政治实践；另一方面，在民主治理、协商治理、乡村治理甚至全球治理相关研究中，民主的要素也得到了更多的体现。可见，在第二波浪潮中，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建构并没有忽视第一波取得的成绩，而是在其基础上实现了主题的创新，这与党的创新理论不断与时俱进密切相关。

从更深层次来看，国家治理知识体系在两次浪潮中也呈现出知识范式的转型和发展。它体现出从实践导向向自主创新的转变。第一波浪潮注重治理理念与中国实践的结合，对既有理论进行本土化发展，第二波浪潮则力图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意味着知识建构从实践解释转向创新发展，试图形成更多原创性的概念和理论，以实现从知识融合到知识创造的跃升。它还体现出从机制建构到理念深化的转向。第一波浪潮聚焦依法治理、协同治理等具体机制，第二波浪潮则更多地关注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智能治理等模式，这不仅意味着知识体系在工具层面的创新，还体现出整体性、预防性、智能化等治理思维的深化，更加注重国家治理理念的升华。因此，第二波浪潮意味着国家治理知识体系从治理现代化的知识融合转向中国之治的理论建构，从局部领域的实践探索跃升至整体性、源头性、系统性的理论创造，标志着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真正进入更具理论自觉和话语自主的发展阶段。

当然，本文的研究仍然存在很多值得深入探索的地方。例如，本文使用的数据仅涵盖国内中文期刊论文，未纳入国外杂志发表的期刊论文以及国家治理的相关著作。尽管统计数据在数量上足够大，但在典型性方面尚有欠缺。又如，本研究仅基于论文数量展开假设，对于论文被引用的影响力及论文的典型性分析尚不充分。这些更加具体和细致的分析，仍然需要在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建构中受到充分重视。

（本论文中的计算部分得到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智能计算实验室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