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苏区运行进入中共局部执政的轨道，其间发生的以维护新国家新秩序为准绳的应对过左行为，镌刻上国家治理的深深印记。苏区应对过左行为的实践，蕴含着鲜明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方法论意义，取得传播治理观念、端正政务作风、明确制度规范和深化思想警示等成果，开启了中共在执政中处治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伟大历程。毛泽东与张闻天是应对过左行为、务实理政的旗帜。国家治理既是他们应对过左行为强大的背景和动力，也是其独有的场所与舞台。他们以法律、指令、文章等形式多管并进，坚持应对措置的针对性、规范性、逻辑性和不间断性，展现了维护政务和社会秩序的坚定决心与缜密思考，显示出治国安民的政治智慧和理政艺术。原先政治轨迹不同的两人走向一致，为遵义会议和其后中共认识和解决“左”倾错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历史经验。

关键词：国家治理/ 毛泽东/ 张闻天/ 过左行为/ 应对/

作者简介：何友良，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原文出处：《党史文苑》(南昌)2025年第3期 第5-19页

一、一个多少有所遮蔽的现象

1934年7月10日，一篇措辞尖锐的文章赫然出现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这篇题为《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的长文，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所写。全文大范围、多方面尖锐指斥苏区存在“极左主义”，鲜明地表示“必须同极左主义做最坚决的斗争”“不要惧怕‘左倾革命家’的威吓”。①文章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来反对过左行为②的言论推向新的高度，更为集中和鲜明地显示出应对“左”倾错误的国家治理背景和务实性特点。

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对过左行为的应对，是在国家治理③的背景下进行的。1931年11月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形式和实践上形成了国家形态及其社会运行的新格局。自此之后，苏区的运行进入中共局部执政和国家治理的轨道，虽然这还不是一个完备的国家形态，但几乎所有的战略思考、政策原点和实践施行，都深深地镌刻上了国家治理的印记。从原则和实际情况来看，这时苏区提出的应对过左行为的内在逻辑，也是以遂行和维护国家治理秩序及国家利益为目标，其发生与指向都十分明确。

既往研究中，不乏探讨中央苏区时期反对“左”倾错误的成果。这些研究，既有深度，也有广度，但一般来说，多属于对某一个领域，如肃反、查田、扩红等运动中的过火政策与行为的研讨，其中尤以对肃反扩大化错误、查田和劳动政策执行中过火行为的研究居多。在视野和方法上，多属于在路线斗争视角下对“左”倾错误的个案认知，多从政治路线的角度反映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苏区的肆行，着力于政治路线斗争，还缺乏对事实上存在的以国家治理为基点的应对过左行为的研究。事实上，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对过左行为的应对，涉及苏区反“左”重点与领域的转移，是一个关注尚少却值得探究的领域，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和认识价值。当时苏区是不是“左”倾统治的一统天下?为什么在“左”倾统治日趋剧烈乃至“左”倾中央移驻中央苏区的背景下，会出现那么广泛尖锐的批“左”言论、力求改善阶级关系和稳定社会秩序，形成如毛泽东所说党学会了“治国安民”艺术的景象?为什么苏区群众在临近枯竭的资源负担下仍竭诚拥护新政权?临时中央政府如何应对过左行为，又取得了什么成果，存在什么困窘?等等。理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揭示丰富的历史面相和内涵，更为深入地解读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与执政经验。

二、主要指向损害国家治理秩序的过左行为

临时中央政府应对“左”倾错误的主要指向与突出特点，与国家治理的要求和目标紧密相连，主要是对冲击国家治理的目标要求与政治、经济、社会秩序，妨碍国家意志施行与政策落实的过左行为，进行抑制和纠正。其应对几乎完全是在国家治理背景下的政府行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应对群体性、行业性的引起社会治理危机的“左”倾过火行为。中央苏区出现的一次最大的治理危机，是1932年底至1933年初，由省县两级工会主导的声势浩大的工人总罢工。这场被称为“年关斗争”的工人、店员、苦力的总同盟罢工，发生在苏区核心区域的瑞金、长汀等10县④。在这场罢工中，工人们挟国家劳动法和强势话语权，对私营业主提出“远远超过企业担负的能力”的无限制增加工资及其他各种特别要求，导致私营企业“无法继续营业”“许多小企业停业”，“使得社会与红军的供给上发生困难”。工人罢工发生在中共局部执政的背景下，损害了苏区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构成对成立不久的新国家政权及其社会治理的严重冲击，被认定为“严重的过‘左’的错误”⑤，引起苏区党和政权的强烈震惊与不满。一场包含法律修改、理论教育、舆论批评，以调解工人群众与私营业主矛盾、工农矛盾和师徒矛盾，恢复重建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为内容的反对过左行为斗争，随之在苏区大规模展开。⑥临时中央政府为此特地修改《劳动法》，全国总工会主要领导人陈云、刘少奇，写下多篇反“左”檄文，对工会和工人群众中的“左”倾过火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纠正。

二是应对侵犯中农、引起农村阶级关系和社会秩序混乱的“左”倾过火行为。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农村社会稳定的关键是处理好农村阶级关系。正确分析与处理农村阶级及其相互关系，曾经是中共革命动员和社会重建的创造性经验，一直得到格外重视。但是，新的政权建立后，这个基本问题一度受到冲击，出现比此前分田时更为严重的过左行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及其派出的工作队员，指出在阶级关系上存在着严重的“左”倾错误。如在查田运动中，“侵犯中农，消灭富农，按家遍查，不执行群众路线，黑夜打土豪等右倾与‘左’倾错误，在各地方仍严重的存在”⑦。中央政府在检阅瑞金、会昌等县政府工作中，发现“有好多地方是违反了苏维埃的土地法而犯了极‘左’的严重错误。这种错误就表现在‘打富农’、‘打中农’上，造成了一种土地革命中绝不容许的错误——反中农的情绪，及过早的消灭富农的企图”⑧，各级政府“把富农当土豪打，已成为普遍的现象”⑨。特别是到苏区后期，随着形势的日益恶化，有些地方在处理阶级关系上的“左”倾行为骇人听闻：把每一个地主、富农出身的分子，不论他们在工作中表现怎样努力，对党与苏维埃有什么功绩，一律称之为“阶级异已分子”，从军队与苏维埃机关中洗刷出去，编入劳役队或罚做苦工；采取消灭富农的路线，把地主富农都编入永久的劳役队，地主富农的家属一律驱逐出境，完全没收富农的土地财产，甚至要求把全苏区的地主富农都捉起来，一律杀尽。⑩张闻天将此现象斥之为极左主义的“疯狂”与昏乱。对此，主要由中央政府出面，以中央决议、训令和指示、领导个人署名文章等方式进行强烈批评和反对。中央政府指出，这是“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不认识在目前工农民主专政时期的苏维埃政纲和政策”，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胜利的保障，应与中农缔结亲密的联盟，也不能采取过早消灭富农的政策，把富农当土豪来打，对于打富农打中农的现象，“应严格纠正过来”(11)。中共中央也强调：“任何侵犯中农利益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必致破坏与中农的联盟，也即是破坏工农联合，必须刻不容缓的纠正过来”(12)。但中共中央的决议并未点明和要求纠正打富农的“左”倾错误。

三是应对政府中心工作，特别是专门性、突击性运动中的“左”倾过火行为。按照毛泽东在“一苏大会”闭幕词中所说，中央政府工作的三大任务是组织革命战争、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创建大而有力的红军。围绕着三大任务以及战时行政等环境特点，政府工作大体形成了以专门性、突击性运动为主要形式的推进模式，如扩大红军突击月、粮食突击、选举运动、推销公债、发展合作社等。有亲历者表示：“为了完成一定的紧急任务，或者为着克服某部工作特别落后的现象，采取突击的方式去进行工作，是完全必要的。”(13)但在实行过程中，也出现了超出限度的过火行为。一种情况是高压逼迫群众完成任务，导致人心散乱，发生死人和逃亡现象。于都罗坊区强行推销公债，导致一个中农及区苏主席自杀，小溪区400多群众向外逃跑，中央政府为此致信各级政府，要求“集中火力反对”这种过火行为，强调一切工作，不论是扩大红军，查田运动，选举运动，推销公债，发展合作社，“都不能采用丝毫强迫命令方法”(14)。又如在选举运动中，剥夺一部分富裕中农的选举权并没收其好田的情况，瑞金“各区都有这种严重现象发生”，而违反中央训令乱捕人甚至越境抓人的“极其严重的错误”也时有发生，以至中央政府表示要“严办”此类错误。(15)这些方面的问题，虽不能完全说就是“左”倾错误，却也属于典型的过激过火行为，同样有着相同的危害。另外一种情况是实行惩办主义，对不能按时完成高额任务的组织与突击队长给予严厉处分。如在1934年初为扩红百万发起的突击月中，中央认为不能完成任务的福建省是机会主义的动摇与消极，而将福建省委书记陈潭秋撤职，对中央下派的宁化等3县突击队队长古柏等予以严厉处分。(16)

四是应对政府工作人员较为极端的思想作风和官僚主义。苏区政权存在和活动的一个显性追求，是扩大政治参与，“吸引新的力量参加国家的管理”(17)，动员和吸收人民群众“最积极的参加国家行政与管理的各方面的活动”(18)。在这一过程中，被推选走上领导岗位的各级干部，有效地培养和发挥了其治国理政的能力，呈现新政权社会治理的新面貌，这是主流。也有支流，即部分干部中存在着极端的思想观念与作风问题，主要表现为思想上的“左”比右好和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左倾总要比右倾好些”，是当时一个相当普遍的思想观念，导致“把每一个所犯的错误，不论是原则性的或是非原则性的，大的或是小的，初次犯的或是屡次犯的都叫做机会主义或是两面派机会主义，都来同他们‘斗争’，都来撤消他们的工作，或是开除党籍，公审以至扣留”，“也常常表现出对付右倾机会主义的同志总比对付左倾的同志严厉些，甚至犯左倾错误的同志可以完全不受到批评与纪律的制裁”(19)。“左”比右好的极端思想与行为，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有表现，极大地助长了“左”倾错误的蔓延，加剧了干部行为的失序与国家治理的困难。与此相联系，干部工作作风上的官僚主义问题也比较普遍。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派生出不问实际的强迫命令；简单粗暴的强制摊派，引起苏区群众的强烈不满，严重危害到党和政府的形象，极大地影响了国家的威信和党与群众的关系。这就由此引发中枢从国家治理高度，思考和端正政府工作人员工作方式方法的问题。

综上可知，临时中央政府对过左行为的应对，主要指向关涉国家治理的实际事务，涉及面相当广泛，集中在政务和社会管理领域，很少涉及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路线；苏区政府与苏区领导人从两个方向批评和纠正过左行为，即政府主要是以训令、通信和法律条文形式进行，领导人主要是以文章、报告和指示形式进行，两方面双管齐下，共同推进。较多地出现批评和纠正“左”倾过火错误的政府行为，出于建立和推进国家治理的实际需要，目的在于坚持和维护相应的法规和秩序，坚持和维护革命的合法性及其根本利益。

三、毛泽东、张闻天是应对过左行为的旗帜

如前所述，苏区应对过左行为，主要是以政府法令、决议、通信与个人文章、言论等形式体现的。无论在哪种形式中，毛泽东与张闻天都是主要代表人物。他们两人都是苏维埃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其思考与行为，虽然有不同的侧重，但总体上均是以国家治理的实际和需要为核心，同声相向，互为配合，是苏区时期应对过左行为的另一个显著特点。

共同负有国家治理的领导责任，是毛泽东与张闻天观察处理问题的基本立足点。中执委兼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在中共中央常委内分管政府工作并于1934年初接任(兼)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都是国家治理的直接领导人。毛泽东一直是“左”倾路线的坚定反对者。在他离开红军指挥者职位、回归政府工作之后(毛泽东曾对斯诺说，从1932年10月起直到长征开始，“我本人几乎用全部时间处理苏维埃政府工作”(20))，依然坚持其反“左”立场，只是这时他的主要关注点转向政府施政、前方保障、工作方式方法(政府人员与群众关系)等政务方面，因而主要也是从国家治理、政府工作的角度，发现和应对过左行为。而张闻天这时不仅在党的事务方面具有重要话语权，而且先后分管政府工作，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直接主持政府日常工作。他们两者个人经历、政治地位，乃至思想观念都有很大的不同，但对苏区后期“左”的影响和危害，两人则有相同的认识与态度。在国家治理的同一诉求和背景下，两人都对过左行为干扰政府正常工作秩序大为不满，因而表示反对，进而连续阐发正确意见，提出改正措施。他们的着眼点和立足点，都是为了管理好国家事务。

共同面临政务处置的实际事务，成为毛、张认识与应对问题的坚定出发点。政务涉及一个个具体问题，一件件实际事务，决非高谈阔论所能料理。毛泽东素来尊重客观实际，对“左”倾错误的危害性感受深刻、认识充分，主张在调查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治国安民”。在受到排挤的政治环境中，他仍然坚持务实理政，努力排解过左行为对政府工作和政权秩序的干扰破坏。而张闻天则在权力形态变化的条件下，遵从国家治理的一般理论与苏区的客观现实，实行了脱离“左”倾路线的正确转变。张闻天1933年初进入中央苏区。下车伊始，他即发表文章，参与领导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但很快，他在分管、尤其是直接执掌政府工作后，接触到政府管理的实务，了解掌握到大量的实际情况，对“左”倾错误的危害感悟日深，思想发生很大的变化，由一个坚定的“左”倾路线领导者和执行者，逐渐转向比较明显的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反对“左”倾政策与行为的中央领导人。(21)毛泽东与张闻天在应对过左行为中逐渐走到一块，表达相同的立场、认识和决断，成为坚定有力的同盟者。尊重实际，心向群众，务实理政，是最主要的原因和政治基础。

基于相同的立场和认识，毛、张在应对过左行为的方式方法上，基本上也是相同的。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主持政务会议，通过立法、决议和训令等，批评和纠正“左”的错误。这类立法、决议、训令、命令等，仅在《红色中华》上公开刊登的不完全统计即达108件，其中，不少针对的是如何建立正常社会秩序、纠正不当行为和建立制度规范。最典型的，如为了纠正工会罢工等过激行为，由中央政府直接修改《劳动法》；针对查田运动中乱划阶级、伤害中农和富农的过火行为，由毛泽东亲自起草，制定《怎样分析阶级》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1933年10月10日发布)；在制订颁布的司法条例等法令中，对核准死刑的层级和乱杀地主等过左行为，也有批评和改进。

其二，通过提示和规范各级政府工作，建立健全合理有序的治理机制和政务作风。他们非常重视国家治理中的乡村治理，既做出长冈乡、才溪乡等乡村治理的典型调查，又分别写出乡苏和区苏政府怎样工作的指导性文件，来规范、引导和表彰乡村政权的行为，建立积极健康的乡村治理秩序。他们十分注重政府工作人员的政务作风，共同领导在政府系统开展的长达半年多的反对官僚主义、强迫命令运动，着力在实际工作中纠正过“左”过激行为。例如，对于推销公债中的强迫摊派及致人自杀、逃跑的行为，以中央政府名义致信各级政府，指出这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可耻的事件”，要求省、县政府“警告一切苏维埃工作人员，立即开展猛烈的自我批评，集中火力反对一切工作中的强迫命令主义，不论在扩大红军，在查田运动，在选举运动，在推销公债，在发展合作社，都不能采用丝毫强迫命令方法”(22)。在第二次全苏大会上，毛泽东还特别向各级苏维埃政权和全体工作人员发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警示，告诫关心群众的柴米油盐等一切实际问题。张闻天接任政府职务后也指出，群众成群结队甚至整村逃跑，“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苏维埃政府领导上的错误”，强调在各项政务中反对采取摊派与强迫命令乃至坐禁闭、罚苦工的办法(23)，提示“苏维埃干部应该学习怎样管理苏维埃政权，怎样管理自已的国家”(24)。显然，他们是从局部执政、国家治理的角度观察和分析问题，注重在实际事务中强化政权工作的规范性，重视政权的施政知识、管治秩序和政府人员的政务行为。

其三，直接撰文批评过左行为。毛泽东多次撰文指出，“要反对‘左’倾的空谈与胜利的宿命论者”(25)，必须迅速纠正侵犯中农利益的“左”倾错误，“严厉打击任何侵犯中农利益的企图”(26)，在给彭德怀的寄书中严肃指出“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27)张闻天更是发表了多篇批评过左行为的文章，有的文章堪称反“左”檄文，提出了至今仍富有思想价值的重要论断。

他们之间的不同主要是具体关注点及其应对言论的激烈程度。在执掌国家事务的时期，毛泽东的主要关注点是在政务和治理，而且在话语表达上更为平缓，之前和其后则主要是在军事领域。这一点与张闻天有很大的不同。这时张闻天对过左行为的应对，除了在政府工作中与毛泽东有相同的认识与应对方式外，还因其在政治位置上的优势与特点，而更着重于理论的思考与批评，在话语表达上也更为直接和尖锐。

据《张闻天年谱》记载，在1933年2月到1934年10月的近两年间，张闻天写作发表的涉及批评过左行为和政务作风内容的文章有22篇。这些文章的显著特点，是着力于理论阐述与事实论证，说明中共领导民主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大政方针，锋芒毕露地指斥损害治理秩序的“左”倾行为。例如，他分析苏区经济的结构和特点时，指出利用私人资本来发展苏维埃经济，“是目前主要出路之一”(28)，因此，苏维埃政权要容许资本主义的发展，苏区工商业中“想用强迫、命令、禁闭、枪决以至没收财产等等‘毫不妥协’的办法，来对付苏区所有商人资本家，这不但是愚蠢，而且在政治上是错误的”(29)；“必须同那些不顾任何情形企图完全机械的执行劳动法的‘左’的倾向做斗争”，目前想“把资本吃完了再说”，是“左”的极端，其结果必然使苏维埃经济调零和使工人失业而生活恶化。(30)在政权建设上，他尖锐地批评政府工作中存在着对发展民主“这一根本问题的无知与错误的了解”，只看到苏维埃政权的“权力”一面，而不看到“民主”的另一面，以至常常发生绝不能容许的强迫命令群众的现象。他指出，苏维埃民主的“中心任务，是在吸收最广大的工农群众参加政权，教育他们自已管理自已的国家”。为此，在国家治理中要反对官僚主义与贪污腐化，要“利用说服与教育的办法”，使群众知道如何管理自已的国家，很快地表现出其管理的天才与能力，学习使用“召回权”(即“罢免权”)和“改选权”等权力，改善苏维埃同群众的联系。(31)他严厉批评以“左”的空谈拒绝利用旧的知识分子的行为，指出利用旧知识分子“绝对必要”，“必须立刻纠正”“吃知识分子的现象”以及开除成分不好的知识分子党员“这种‘左’的倾向”，尽量利用并优待知识分子，“使他们能够安心的为苏维埃政府工作”(32)。他批评“不知道如何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与动摇，来取得我们自已的利益”的关门主义者，是“自命清高、否认一切”可能的“左”倾幼稚病者，表示要“坚决反对左的关门主义者”。(33)特别是1934年6月下旬所写的两篇文章，其态度之鲜明、言辞之尖锐，将他的反“左”思想与行为推向新的高度。他列举了在苏区盛行的“左”倾言行的种种表现，分析其对于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多方面的“危险性”，直斥其为“极左路线”“小资产阶级极左主义的疯狂与昏乱”，“是反对无产阶级，反对党与苏维埃的整个利益的!”“实际上是假革命，是给阶级敌人做帮手”，同苏维埃政权的基本政策毫不相同；(34)他进一步指斥苏区存在“左倾总要比右倾好些”的观点、“一时的狂放的革命性”和“左倾革命家”，明确表示事实已“最尖锐的提出同这种‘极左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极端必要”，不要惧怕“左倾革命家”的威吓，“必须同极左主义做最坚决的斗争”(35)。他可能是中共党内直接批评“左比右好”思潮、定义“极左主义”和“左倾革命家”的第一人。

张闻天的言论，观点鲜明，指向坚定，锐气磅礴，既充分展示了国家治理背景下苏区政权中枢应对过左言行的决心和努力，同时也清晰地反映了他个人思想走向的变化。有研究者认为，《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一文，是他自觉地、比较全面地、深刻地反对极左政策的代表作，标志着张闻天已经基本上净脱“左”的栓梏，在正确路线上前进了。(36)

从国家治理、社会秩序角度反对过左行为的重要人物，还有陈云和刘少奇。他们二人是全国总工会主要领导人，也是中共政治中枢的重要成员。陈云发表多篇文章，严厉批评工会在领导工人经济斗争中，“存在着极端危险的工团主义的倾向”，只看到行业的狭小的经济利益，妨碍了发展苏区经济、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这种“左”的错误“破坏苏区经济的发展，破坏工农的经济联盟，破坏苏维埃政权，破坏工人自已彻底的解放”(37)。刘少奇也撰文指出：“要纠正工人中某些过高的要求、狭隘的习惯和行会的偏见”(38)。他们还在向赤色职工国际的报告中，坦承1932年冬到1933年，工会“在领导工人经济斗争上又发生了严重的过‘左’的错误。”(39)他们在中共党内最早将苏区工人罢工与工团主义(40)(引者注)相联系，是对工运中过左行为及其后果的最严厉批评。

毛泽东、张闻天等对“左”倾错误行为的认识与批评，代表了当时苏区内、中共党内的最为清醒的认识与最高的思想理论水平，在当时环境下尽力维护革命利益，为推进中国革命增添了丰富的历史内容和深刻的思想内涵。

四、苏区应对过左行为的成果与困窘

苏区政权对过左行为的应对，也是在特殊的环境和条件下进行的。因此，从结果上看，它既取得了难能可贵的积极成果，也因面临着无法回避的困窘而难竞全功。这也是苏区应对过左行为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对影响政务治理的过左行为进行批评和相应的纠错，在一定程度上实践和深化了国家治理的政治观念和行为逻辑，体现了建立和维护治理秩序与奋斗目标的艰苦努力及内在追求。临时中央政府一成立，就把建立国家治理秩序作为急迫事项，确定：“这个时候苏区中有一件急于要做的事，就是建立革命秩序……使革命群众的生命权力和一切法律上应得的权力，得到完全的保障。”(41)检视史实，苏区政权对过左行为的所有应对，基本上是沿着这一思路展开的。无论是制定和修改法律，还是批评和纠正罢工、查田、扩红等运动中的错误以及反对官僚主义与强迫命令等，都清晰体现着治国安民的理念追求和维护秩序的行为逻辑。这与其他制度创建和具体实践共同构成中共在实践中学会“治国安民”艺术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对此，毛泽东几年后曾经做出过经典性的肯定。(42)

在“左”倾路线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气候下，从国家治理角度阐释过左行为的危害性和纠错的必要性，并尽力纠正各种“左”倾错误，为保证困难条件下物质和人力资源的聚集与调配，为政治气氛的改善和正确言论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其另一个重要成果。在“左”倾路线全面推行的大环境中应对“左”的错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而更加显得难能可贵。这种可贵，表现在纠错成绩上，如会昌县踏泾区在中央政府工作团帮助下“纠正以前的错误”，使因侵犯中农、消灭富农行为而引发上山逃避的“300群众回来了，各种工作也做好了，一变而成为模范区”。(43)又如瑞金县，“迅速的纠正”扩红中的强迫命令，很快创造了“一个月计划九天完成”的空前纪录。(44)特别是大量批评过左行为的符合实际的尖锐言论的阐述和传播，显示了政治上的清醒和明见，并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左”倾统治的高压气氛。那些言说有理有力、尖锐深刻，现在看来，仍感深中肯紫、振聋发聩。

在国家治理领域提出专门纠正“左”倾错误的制度性法规和思想性认识，对后来的历史行进提供了经验借鉴和思想警醒，是苏区政权应对过左行为的又一重要成果。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颁发了大量的法律法规。这些规程，聚焦构建新型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秩序，体现了国家治理的目的和要求。其中，当时影响很大的三个指导指令性文件，即修改后的《劳动法》《怎样分析阶级》及《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更是1933年直接“为纠正‘左’倾错误而发”(45)，在应对过左行为和维护正常治理秩序方面，具有制度性法规意义，后两件在10多年后还被中共中央作为全国土地改革的重要参考文件。至于思想性认识的最大成果，则莫过于对“左倾总要比右倾好些”和“左倾革命家”的揭露和批评。这一对党内最具普遍性的思想和行为倾向的揭示，在中共历史上具有思想性和经典性的意义。揭露和批评“左”比右好，在1937年对苏区历史的总结中，在其后党和国家的发展历程中，不断被提起和警示，成为一种重要的历史启示和思想财富。

苏区的国家治理也始终面临着严重的困窘。这些困窘，由苏区运行存在的四个关系或者说矛盾所决定。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苏区政权应对过左行为的艰难，也成为屡纠屡起难断其根，进而影响取得更大成果的基本原因。

一是政治路线与治理秩序的矛盾。国家治理背景下苏区应对过左行为的最大困窘，是中共中央指导思想与路线政策的“左”倾冒险主义。党的路线与国家治理是苏区政权运行中的一对基础关系，具有根本性。在两者关系中，党的路线是政治路线，在国家治理中居统治、主导、决定性地位。国家治理则存在着两个层面，一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形上层面，一是实际施政的技术层面。政治路线与国家治理相统一，才会有国家治理的健康进行，而相分离甚至相对立，则会使国家治理发生混乱和失效。苏区当时的情况，居于统治、主导、决定性地位的党的政治路线，是党中央的“左”倾进攻路线和冒险主义，它与讲求正常稳定秩序的国家治理，构成深刻的内在矛盾与冲突，乃至成为引发过左行为的总根源。因此，苏区应对过左行为，很难也不可能涉及前一层面，即在形上层面反对“左”倾冒险主义，触及其总根源，而主要只能是在实际工作层面批评和力图纠正“左”的错误，并且常常因为冒险主义的政治口号、“左”倾政策或过激行为，中断或破坏正常的政府运行和社会秩序。这种内在的矛盾，是苏区政权应对过左行为效果有限的根本原因，但也由此折射出苏区政权应对过左行为的可贵。

二是国家的制约与革命者自由的矛盾。在根据地建立政权，是一种围绕着革命信仰与制度变革而来的政治建树。国家一旦建立，必然要运用自已的制度与方法来影响和管理民众，创造和保持新的形式下的社会运转与社会稳定，以推进更加有序、形态更高的社会生活。显然，国家治理要求的是法律、秩序和稳定，而革命富有激情、解放和荡漾等特点，因此，对于刚刚从革命解放中走出来的人们，国家无异于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制约、一种束缚。革命的解放与一时无法收敛的激情，与国家治理的各种形式的制约构成一对矛盾。这个矛盾，在工人罢工上表现得最为充分。获得解放的工人无限制地要求权利，在与雇主、资本家的斗争和过度的利益诉求中，也同时损害了苏维埃国家的整体利益与社会稳定，成为新型国家的治理危机，因而被严厉批评为“工团主义”，最终由中央政府以修改劳动法的方式来规范工人的行为。但即便政府如此尽力，仍难以平复工人的过火行为。刘少奇曾总结说，一旦工人得到解放以后，他们就随心所欲地无所顾忌地、不估计将来与前途地行动。虽然陈云及其他许多人去长汀长期工作，长汀工人中的过左行为大体得到纠正，但“最后还是没有纠正过来”。(46)可见解决这一矛盾，应对不断出现的、与秩序和稳定相冲突的诉求与行为，需要长期的教育和规范的训练，决非能够一蹴而就。

三是战争连绵、需求巨大与资源有限、动员急迫的矛盾。苏区的治理，是在国民党严密围困的外部环境下进行的，其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战争的危急与经济的挑战。这一挑战与苏区治理形成互为影响的强大内外压力。就外部而言，压力越大则越发加大内部反弹，如第五次反“围剿”时，在国民党军事进攻与经济、交通封锁的强大压力下，苏区内部的反应呈现明显的起伏，如极度强调阶级斗争与苏区安全的关系，改变对地主、富农的政策，以至出现将其编入劳役队、驱逐其家属出苏区等极端行为。就内部而言，苏维埃国家的治理基础，是乡村社会、农业经济的背景与新国家、新管理体制的结合。苏区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前所未有地提升，为社会资源的动员与聚集提供了较之传统模式更为便捷与有效的途径。面对日益增长的人力与物质资源的巨大需求，两者之间的冲力，随着战争的持续而日呈激烈，在层级递增的组织化压力下，处于层级下端的基层组织承受的压力来自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集中形成为强大的社会负担。为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摊派、强迫命令等随之成为常见的办法，很容易发生过火行为，“依赖政权去达到他们的目的”。因此，即便中央政府发起肃清官僚主义、纠正命令主义为内容的转变领导方式运动，但历时半年多后，也“主要的还只限于省委与个别的县委，一般的县委以及县委以下的组织，在转变领导方式方面的成绩，还是非常不够的”(47)。许多地方的苏维埃机关中，仍然发生“敷衍塞责或者强迫命令的严重错误”(48)。苏区后期苏维埃政权在强化资源动员的效率同时，也加剧了“左”倾错误行为的萌生和蔓延。

四是“左”倾思绪的漫延与个人规避风险的矛盾。“左”比右好是当时苏区普遍的思想倾向。这一倾向的产生与错误的组织路线密切相关，即“犯左倾错误的同志可以完全不受到批评与纪律的制裁”，导致面对种种“左”倾错误，“没一个人敢起来纠正，甚至负责的机关也听其自然不去干涉。因为大家怕这种干涉会遭到右倾机会主义的头衔与同地主资本家妥协的罪名。至于对于肃反中的恐怖主义，那更是没有人敢讲话，因为恐怕批评这种倾向时，人家就会把他当做反革命的同道者看待，而性命难保”(49)。对于这种害怕打击、规避风险的心理，刘少奇曾有过经典性的描述：有些同志害怕犯右倾，故意要“左”一点。这不只是“下级同志”如此，“上级同志”也如此，他自已也常如此。反对“左”倾的话，故意不说，不敢说，对“左”倾故意不反对、不打击等。(50)甚至就连张闻天，也有过类似顾虑(51)。“左”倾统治及其思想倾向极大地恶化了苏区的政治环境，这种政治环境与个人心理，反过来又助长了“极左主义”的发展，这也是“左”倾错误难以纠正的重要原因。

结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苏区的运行进入中共局部执政的轨道，几乎所有的思考、措置和实践，其内在逻辑，都以建立和维护新国家新秩序为准绳，深深地镌刻上国家治理的印记。在此背景下，苏区对过左行为的认识与应对，也同时具有了国家治理这一立足点和出发点。因此，以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为分界点，中央苏区的应对过左行为，前后相比有一个重大的不同，存在着重点与领域转移的问题。之前的主要聚焦点，是如何创建和发展根据地、如何确定军事战略(对军事方面的争论延伸到1932年及其后)；之后则是在中共局部执政的环境中，由临时中央政府领导进行，其聚焦点明显地反映在如何执掌政权和履行政府权责上，主要是从施政的视角来判断和处置面临的问题，其应对行为的发生、指向与成效，都与局部执政的性质、特点、环境和任务相联系乃至为其所决定。

国家治理在苏区是一个新问题新挑战。如何应对过左行为对国家治理的危害，苏区的实践是初步的，但也显示出丰富的内涵，蕴含着鲜明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方法论意义。总括地说，阐述和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共民主革命的方针策略，是苏区应对过左行为的思想武器和鼎足之作；突显政府职能，抬升法制分量，规范治理方式，端正权力作为(运行)，着重思想引导和舆论宣传，改善政权与人民关系，维护社会和人心稳定，是苏区应对过左行为的基本路径和方式方法。苏区应对过左行为的实践，开启了中共在执政中处治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历程，彰显出在国家治理的背景下应对过左行为的独特探索及价值。其应时的显性和影响未来的隐性意义都值得认真研究。

从国家治理视角应对过左行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毛泽东与张闻天。毛泽东与张闻天在政务担当中面对共同的问题，产生共同的认识，实行共同的措置，是其间最可称道的事情。对毛、张而言，在应对过左行为问题上，国家治理既是强大的背景和动力，也是独有的场所与舞台，因此，发现和纠正冲击政府工作和社会秩序的过左行为，成为毛、张政务治理中的经常性工作。应对过左行为与养成治国理政艺术紧密相连、互为表里。他们以法律、指令、文章等形式多管并进，坚持应对措置的针对性、规范性、逻辑性和不间断性，既展现了维护政务和社会秩序的坚定决心与缜密思考，也显示出治国安民的政治智慧和理政艺术，而其思想理论上的揭示阐释，扶正纠偏、激浊扬清，更是在“左”倾迷雾中留下一片清新。促成原先政治轨迹不同的两人走向一致，成为应对过左行为的坚定有力的同盟者和领导人，其基础是尊重实际、心向群众和务实理政。这也成为他们后来在遵义会议上同心共举、拨正航道的思想和政治基础。(52)

显然，在1932年至1934年间，中央苏区并非“左”倾冒险主义的一统天下，而是一直存在着临时中央政府领导下对过左行为的强烈批评与斗争。这种批评和斗争，以国家治理为背景与轴心，是一种明显的政府行为。由此也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即如何理解在“左”倾路线全面推行的环境下，临时中央政府何以能够如此大规模地、相当激烈地应对过左行为，未遭到“左”倾中央的明显阻挠?究其原因可能有：一是建立和推行国家治理，本质上是中共中央的追求，在根本目标上并无不同。二是应对的主要是针对社会运行中发生的过左思想和行为，而不是由中央策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更多的还是在技术层面、中下级层面，即便是在思想层面，其指向也因指明为思想倾向或具有其倾向的执行者，而未明确涉及“左”倾中央的指导思想，因而尽管有激烈的批评语言也被容忍。三是也可能与毛泽东、张闻天的身份地位甚至共产国际的相关指示有关。因此，超出了路线斗争的场域和层面。从苏区应对过左行为的历史，我们也能领略到历史运动的丰富面相或者说深刻的复杂性。

注释：

①张闻天：《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1934年6月24日)，《斗争》第67期(1934年7月10日)。

②本文所用“过左行为”概念，是为简洁、客观起见，其意亦即“左”倾错误行为，但也包括通常不计入“左”倾的过激过火行为。

③国家治理是一个既传统又现代的词汇，学界对此有着丰富多样的阐述。就当下理解而言，一般认为“国家治理就是国家为了维护权力、维持秩序和实现发展，从其特定的经济关系、国家制度和基本国情出发，通过体制机制、法律法规、核心价值在国家范围内发挥作用、展开运行和履行使命，并由此引起的各类主体与国家间发生互动作用的过程。”参见刘方亮：《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视阈中国家治理概念辨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本文借用这一概念，主要是从传统意义上，将国家治理理解为在苏区局部执政的时空范围内，党和政权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治理，亦即常说的治国理政，也就是毛泽东当年所说的苏维埃革命时期党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党会治国会治军的有力的骨干的原本意思。

④即瑞金、汀州(今长汀)、建宁、博生(今宁都)、安远、石城、于都、胜利(1931年冬设置，由兴国、于都、宁都各一部组成)、会昌、南户(由南丰、户昌各一部分组成)。《红色中华》对各地罢工及其教训有连续报道。

⑤《中华全国总工会给赤色职工国际报告——中国苏维埃区域工会工作概况》(1934年3月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工会历史文献(1930.4-1937.6)》，工人出版社，1958年，第627-628页。

⑥详见何友良：《一九三三年苏区劳动政策调整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1期。

⑦《人民委员会检阅查田运动与土地部工作》，《红色中华》第111期(1933年9月21日)。

⑧伯钊：《反对侵犯中农》，《红色中华》第14期(1932年3月16日)。

⑨《中央政府对会昌工作的指示》(1932年8月2日)，《红色中华》第30期(1932年8月4日)。

⑩张闻天：《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1934年6月24日)，《斗争》第67期(1934年7月10日)。

(11)《中央政府对会昌工作的指示》(1932年8月2日)，《红色中华》第30期(1932年8月4日)。

(1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10页。

(13)刘英：《转变我们在突击运动中的领导方式》，《青年实话》第3卷第15号(1934年3月18日)。

(14)《纠正推销公债的命令主义——中央政府给各级政府的信》(1933年9月23日)，《红色中华》第113期(1933年9月27日)。

(15)《中央执行委员会检查瑞金工作后的决议》(1932年3月29日)，《红色中华》第46期(1932年4月6日)。

(16)《中央关于突击月总结的决定》(1934年1月5日)，《斗争》第43期(1934年1月19日)。

(17)《中共中央组织局关于第二次全苏大会准备工作的决定》(1933年8月1日)，《红色中华》第108期(1933年9月6日)。

(18)《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版，2011年，第43页。

(19)张闻天：《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1934年6月24日)，《斗争》第67期(1934年7月10日)。

(20)[美]埃德加·斯诺著，胡愈之译：《红星照耀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155页。

(21)张闻天多次强调要反对空谈、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批评“左”倾机会主义者却往往以革命的“左”的词句，脱离了现在的实际情形，脱离了群众(《张闻天文集》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376页)，要求改变领导作风，“领导机关更充分的了解下面情形”，“耐心的倾听下面同志的意见”[洛甫：《关于新的领导方式(二)》(1933年3月12日)，《斗争》第5期(1933年3月15日)]，“必须真正的深入”实际与群众[张闻天：《雩都事件的教训》，《斗争》53期(1934年3月31日)]。

(22)《纠正推销公债的命令主义——中央政府给各级政府的信》(1933年9月23日)，《红色中华》第113期(1933年9月27日)。

(23)《人民委员会为万泰群众逃跑问题给万泰县苏主席团的指示信》(1934年4月3日)，《红色中华》第173期(1934年4月10日)。

(24)《张闻天文集》第1卷，第483页。

(25)毛泽东：《新的形势与任务》，《红色中华》第97期(1933年7月29日)。

(26)毛泽东：《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斗争》第24期(1933年8月29日)。

(27)《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17页。

(28)洛甫：《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1933年4月22日)，《斗争》第11期(1933年5月10日)。

(29)洛甫：《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1933年5月25日)，《斗争》第14期(1933年6月5日)。

(30)洛甫：《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1933年4月19日)，《斗争》第10期(1933年5月1日)。

(31)洛甫：《二次苏大会的改选运动与苏维埃的德谟克拉西》(1933年8月1日)，《斗争》第21期(1933年8月12日)。

(32)《张闻天文集》第1卷，第409页。

(33)洛甫：《关于苏维埃政府的宣言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1933年11月21日)，《斗争》第36期(1933年11月26日)。

(34)张闻天：《是坚决的镇压反革命还是在反革命前面的狂乱?》(1934年6月25日)，《红色中华》第208期(1934年6月28日)。

(35)张闻天：《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1934年6月24日)，《斗争》第67期(1934年7月10日)。

(36)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178页。

(37)陈云：《关于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斗争》第9期(1933年4月25日)。

(38)《在两条战线斗争中来改订合同》(1933年6月30日)，《刘少奇论工人运动》，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155页。

(39)《中华全国总工会给赤色职工国际报告——中国苏维埃区域工会工作概况》(1934年3月1日)，《中国工会历史文献(1930.4-1937.6)》，第627页。

(40)工团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思潮，19世纪末出现、20世纪初流行于欧洲和拉丁美洲。主要代表有法国索烈尔、拉加德尔等。鼓吹工会高于一切，将工会(即工团)与政党对立起来，认为工会才是团结和领导工人的唯一组织形式，否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4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六号)——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机关的暂行程序(1931年12月13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通过)》，《红色中华》第3期(1931年12月28日)。

(42)毛泽东肯定苏维埃革命时期党的“伟大的组织工作”，指出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党的重大进步和重大成功。

(43)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182-1183页。

(44)《瑞金党的道路，是全国苏区党的道路》，《斗争》第73期(1934年9月30日)。

(45)《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95页。其实，还有几个司法文件也有此性质。另一方面，几个文件中也仍然留存有“左”的词句与内容，不另赘述。

(46)《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1页。

(47)洛甫：《关于新的领导方式——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三)》(1933年7月27日)，《斗争》第20期(1933年8月5日)。

(48)《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76页。

(49)张闻天：《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1934年6月24日)，《斗争》第67期(1934年7月10日)。

(50)《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第52页。

(51)张闻天后来说到，怕博古用“右”来打击他，“所以我的反‘左’，常常是胆怯的，在反右倾中附带说及的，或者反一下‘左，，赶快转过来说要反右”(《张闻天文集》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218页)。不过，这个说法似带有谦虚意味。

(52)张闻天实际上对此有过相应表述：“遵义会议前至遵义会议，我同毛泽东、王稼祥同志等在一起反对了中央内部另一部分同志(以博古同志为首)的错误领导，并取得了胜利。”(《张闻天文集》第3卷，第123页。)他说的“遵义会议前”，显然包括中央苏区时期和长征初期。也有学者研究指出：《遵义会议决议》采用了张闻天自福建事变至长征前夕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的若干思想观点以至表述这些思想观点的语言。参见程中原：《张闻天在中央苏区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