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自由与传统的会通 ——重读《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3 次 更新时间:2015-08-17 22:3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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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东  

   一、黄金的岁月

   记得还在北大教书时,我就曾以“西南联大”的经验为例,质疑过当下国际通行的、以种种参数来评定“一流”(excellence)大学的划一标准:“对比一下被公认为中华民族之光的西南联大,我们又不禁要问:那一所如果根据上述标准无疑要敬陪末座的战时大学,究竟是应当感到无地自容呢,还是反过来认为,这种形式主义排行榜的设计者自己应该下课?”①调来清华教书之后,我更是有意无意地时时要接触“西南联大”这个名字,因为那段既苦辛又辉煌的历程,组成了这两所顶尖大学的共同校史。

   的确不错,如果非要拘于衡定“一流”的那类机械指标,诸如“学生类型的划分标准是入学分数(越高越好)、学习过程中每学年的平均分数(越高越好)、非本州学生的数量(多为好)、标准时间期限内毕业率(达到正常标准是好事)。班级的大小和质量是以师生比(应该低)和终身制教师与兼职或研究生助教(应该高)的比例为标准。对教师队伍的评价是看具有博士学位的数量、获奖者的数量、获得联邦奖金的数量和次数……”②那么,那所流亡中的大学肯定算不上什么。不过,如果按其学术声望和社会效应,它对中国人民却意味深长;而如果按其教出的人才和传承的学统,它就更加让我们觉得是不可或缺;更不要说,如果按其在当年曾被寄予的厚望和后世又被赋予的地位,它简直就显得是无与伦比了。

   而说到这种被“后世赋予”的地位,我又引述过这样一句惊人之语:“如果我今生曾进过‘天堂’,那‘天堂’只可能是1934-1937年间的清华园。”③要知道,这可是后来先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又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在美国“春风得意”了大半辈子的何柄棣教授,来这样总结自己一生中的“黄金岁月”!直到现在,我都还能历历在目地记得,在何先生最后一次访问清华时,我曾经跟他一道驱车经过校园,而他则动情地凝望着车窗外的一切,不住地为清华园内的种种细微变化叫好……这当然属于一种极具主观色彩的、有点类似儿时“黄金记忆”的那种情感。

   由此又联想起,毕业于早期清华国学院的姜亮夫教授,也曾这样来回顾清华园里的治学氛围:“在清华这个环境当中,你要讲不正当的话,找一个人讲肮脏话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学生同先生、学生同学生,碰见了都是讲某个杂志上有某篇文章,看过了没有。如都看过两人就讨论起来,如一方没有看过,看过的就说这篇文章有什么好处,建议对方去看。”④有趣的是,我们一方面不难料想,大概任何一所尚称“正常”的高等学府,都不可能完全缺少这样的氛围,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却也不难推知,大概如此“理想”的“无菌病房”,更类乎那种对于“黄金岁月”的回想。

   由此也便说到了更贴近本文主旨的地方。如果说,早期的清华国学院,和早期的清华学堂或清华大学,都毕竟尚有基本的物质条件,来支撑数十年后的这类“黄金回想”,那么,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另一位何先生即何兆武教授,竟然对西南联大那段流亡的日子,也进行了性质大致类似的回顾:“我现在也八十多岁了,回想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候,还是联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当然,那也是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一段时期,可是幸福不等于物质生活,尤其不等于钱多,那美好又在哪里呢?”⑤

   对于这个问题,何先生接着便自问自答道,能让自己感到幸福的条件应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而除此之外,“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在他看来,只要能秉有这样的心境,便会“虽然物质生活非常之苦,可是觉得非常的幸福”。而此后,他又在另一处把联大的成功之处,归结于母校当年享有的自由气氛:

   学生的素质当然也重要,联大学生水平的确不错,但更重要的还是学术的气氛。“江山代有人才出”,人才永远都有,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以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当然,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会侵犯到别人,但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个人的自由越大越好。⑥

   无论如何,对比一下上面两位“何先生”的既如此不同、又如此相同的记忆库,我们便不难心领神会地领悟到,一方面,处于流亡与穷困中的西南联大,在条件上当然比不上1934-1937年间的、享有稳定庚款来源的清华大学;然而另一方面,或许正因为这样,它更像是某种千载难逢的“奇迹”。而更加耐人寻味的是,跟何兆武的上述说法不谋而合,至少是在此后的种种回忆中,这番“奇迹”曾被来自各科的联大学生,不约而同地归因于当年的“自由”。

   院士邹承鲁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对生物化学非常有贡献,60年代轰动一时的胰岛素就是他们搞成功的。我看过一篇记者的访谈,记者问:“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就是两个字:自由。我深有同感。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我们那时候什么样立场的同学都有,不过私人之间是很随便的,没有太大的思想上或者政治上的隔膜。⑦

   王浩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因为每个人品格和常识不等,相互间会有些不快,但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是好的。例如在课堂上,有些学生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因此对这些学生更欣赏。有两次教师发现讲授有严重错误,遂当堂宣布:近几个星期以来讲得都不对,以后重讲。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新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离开昆明后,我也交过一些朋友,但总感到大多不及联大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亲近。这大概和交识时的年龄有关,但我觉得当时联大有相当的人在为人、处世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的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⑧

   进一步讲,烘托着如此自由的学术气氛,我们自然会沿着上文的铺垫,看到杨振宁作为当年学子的回顾:“我们讨论一些什么事情呢?天南地北什么都谈,当然也包括对物理的讨论。其中我特别记得的一幕是讨论量子力学。量子力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它跟牛顿的经典力学有很不一样的地方。我记得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晚上,我们坐在茶馆里头,三个人辩论哥本哈根的解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⑨而说到这样的场景,还真是要庆幸何兆武的高寿,能绘声绘色地为我们留下如此超乎想象的回忆:

   最清楚记得一次,我看见物理系比我们高一班的两位才子,杨振宁和黄昆,正在那里高谈阔论。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又问以为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地样子,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这是我亲耳听到的,而且直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当时我就想:“年纪轻轻怎么能这么狂妄?居然敢骂当代物理学的大宗师,还骂得个一钱不值?!用这么大不敬的语气,也太出格了。”不过后来我想,年轻人大概需要有这种气魄才可能超越前人。⑩

   在如此偏远而贫困的环境下,他们竟讨论着如此深不可测的问题,即使到了几十年以后再来回顾,仍然能使我们生出某种奇妙的反差,恍然间真不知“今夕何夕”。但反过来说,又正因为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也照样有气魄去如此放言高论,而且有能力去追踪国际前沿,中华民族才显出了超过这种困境、再度顽强崛起的心力。验之于此后已化为现实的历史,难道不正是这样吗?

   二、记忆的过滤

   然而,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凡是这样来记述那所母校的,都是当年正处于热烈青春期的学生,而且,那种包裹着一层蜜糖的回忆,也都属于遥隔着时间的追记,而不是在直接表达当下的感受。这当然不会是纯属巧合的,而应该具有很深的心理成因。而我们由这一点,也就想起了一首献给它的颂歌,它出自老诗人郑敏之手,她当年也是毕业于西南联大的:

   终于像种子,在成熟时必须脱离母体,

   我们被轻轻弹入四周的泥土,

   当每一个嫩芽在黑暗中挣扎着生长,

   你是那唯一放射在我们记忆里的太阳!(11)

   无论如何,从心理学的微妙规律而言,即使是针对着同一件事实,由于年龄、阅历和参照系的不同,人们在当下此刻对它的切身感受,和到了日后对它的追记、回味与把玩,也会显出巨大的区别或侧重。也正因此,即使我们并不能说,那些对于“黄金岁月”的回忆是出了差错的,却也有必要跟着再追加一句:毕竟西南联大的那些老师们,对此又有着不太相同的感受。

   不待言,那些更惯于埋首书堆的鸿儒们,如在正常的生活状态下,向来是不太在意物质生活细节的,而且等到过了西南联大的时期,其回忆录也随即便恢复了这种心态。不过,我们读读罗常培的《苍洱之间》,或者浦薛凤的《太空虚里一游尘》,便会心有灵犀地注意到,他们一旦到了那个“南渡”时期,便往往要一反常态地特别着墨于此,这当然是因为其拮据与艰难。比如,罗常培就记下了这样的“历险”:

   司机试着把车涉水而过,慢慢的往前开,刚开到中流,水的力量把车身冲的往左歪,司机手忙心乱,一时控制不住,便把车子的一边开到公路外头的田地里,车身倾侧的很厉害,黄泥汤儿立刻流进车厢来,这时假如我们稍一张皇,起身乱动,让车子失去平衡,马上就会有翻车灭顶的危险。幸亏大家还沉得住气,从容不迫的等司机一条粗绳子把车子系在远远的一棵树上,然后才一个一个的慢慢爬下车来,我当时只穿着衬衫和短裤,让一个乡下人领着在河里走,河水一直漫过大腿根,急流激荡得上身乱晃,这时才后悔青岛住过一夏天却没学会泅水。等到人完全出了险,再慢慢的救行李,我的一个fibre箱子已经被水浸透,箱子毁了,衣服子也全湿了。(12)

   事实上,更让我们从中感到了“反常”的,还不是对于这些艰辛的记载,而是某次作为“例外”的美食,到了此时竟也会被细心记载下来,而这在以往不过是家常便饭罢了。比如,浦薛凤就记下了这样的“口福”:

   蒋梦麟先生夫妇曾来蒙自小住。蒋夫人颇喜交际,到歌胪士楼上请大家吃云吞,予亦帮忙包裹。每人吃十四五只,味道真鲜。此因久久未尝之故。蒋分批请文法学院学生茶会,并邀教授作陪。上午请文学院师生,所到教授殊觉不满。缘伊对学生演说,一则提到教员发薪事,再则报告教育部起初有于教授中分别去留之意(谓分牛乳与牛酪,伊谓即牛乳亦必自命为牛酪云云),不知用意何在。(13)

   更有甚者,再挨到了更加吃紧、也更显窘困的抗战后期,就连偶尔“打打牙祭”的记述,在这类回忆录中也不多见了,取而代之的,则是王力发出的下述牢骚话:

   “薪水”本来是一种客气的话,意思是说,你所得的俸给或报酬太菲薄了,只够你买薪买水。其实战前的公务员和教育界人员,小的薪水可以养活全家,大的薪水可以积起来买小汽车和大洋房,岂只买薪买水而已?但是,在抗战了七年的今日,“薪水”二字真是名副其实了——如果说名实不符的话,那就是反了过来,名为薪水,实则不够买薪买水。三百元的正俸,不够每天买两担水;三千元的各种津贴,不够每天烧十斤炭或二十斤柴!开门七件事,还有六件没有着落!长此以往,我将提议把“薪水”改称为“茶水”,因为茶叶可多可少,我们现在的俸钱还买得起。等到连茶叶都买不起的时候,我又将提议改称为“风水”,因为除了喝开水之外,只好喝喝西北风!(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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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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