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沿着孔子的思想路线而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5 次 更新时间:2022-03-21 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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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东  

曾经打算专门就一本书开一门细读的讨论课,课名叫“第一百零一遍”。什么书会让我如此有兴趣,都读过“一百遍”了,还打算低首下心从头读一过?当然就只有孔子的《论语》了。在自己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还从未有过另一本书,能够有这样的阅读效果,以至于每过一段时间,就忍不住要取来重读一过,并且每次总能找到新鲜感。


尽管后来因为工作突然调动,并没在清华园开成这门课,可这个计划还是带到了杭州,于是趁着周遭的疫情还是时紧时松,而大量藏书尚未能装箱运来,就先用电脑里预装的电子书,重启了这次新的阅读过程。


只是,一开始完全没有意料到,自己竟又会情不自禁地想就这次家常便饭式的温习再写本书。事实上,受到了各种出土文献的刺激,原本也只想借机整理一下,到底有哪些“子曰”才真正算是可靠的,从而对孔子的领会如何才不是可疑的?


这方面的紧迫问题意识,我在前几年也曾经表露过:“为什么在车载斗量的传世文献中,诸子百家都有他们基本的立言资格, 可以对自己的著作施行冠名权,而享有《老子》《庄子》《墨子》《孟子》《荀子》《孙子》之类,乃至《韩非子》《鬼谷子》《鹖冠子》《公孙龙子》等等,却偏偏在后世被人‘独尊’的孔丘先生,反而没有一本自己名下的《孔子》呢?”


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还愿意承认,正是孔子生前的那些言论,构成了最为重要的中国经典,在我看来,这种经典其实正处于潜在的危机之中。具体而言,如果一味这么去鼓励“创新”,乃至于每次偶然挖出几根竹简来,不管其中的字迹多么模糊、意思多么含混,马上就能引发新一轮的突发奇想,赶制出一批望文生义、只图发表的“论文”来,那么,在这种毫无“聚敛”的、想入非非的诠释活动中,中国文化固有的价值内核,也就快要跟着“发散”完毕了。


既然如此,我在前几年也曾提出过,为了不让孔子本人的言论,被“发表”的压力彻底消解,我们或不妨模仿《庄子》一书的体例,在“内篇”“外篇”“杂篇”的框架下,也编出一部题为《孔子》的书来。当然我也知道,任何从事这种编选的眼光,其本身都脱不开编者自家的“心证”,因而也难免会有自身的过程性;可即使如此,就算总要去经历“经典化”和“再经典化”,也总还可以在一定的阶段,相对正常地保持“稳定性”吧?


不待言,这又是个需要反复沉吟的任务,就像我爱打的那个比方,要把案板上夹着生面的面团,既用力又耐心地揉开和醒好。而在最终交出这部《孔子》之前,也只能姑且先在自家的电脑中,建立起一个作为初稿的文件夹。对我而言,这也是姑且先向自己交代一下,至少根据现阶段的私下理解,到底有哪些“子曰”应是孔子讲过,或者至少也应是他能说出的。当然由此也不言而喻,又肯定有些“语录”会被我排除掉,既然它有违于孔子的总体思想。


什么是孔子的“总体思想”呢?至少在我自己的这间书房里,也就只好先指望本人的“心证”了。而这种“心证”说到底,还遇到了麻烦的“解释学循环”,因为我也只能依据对于“树木”的理解,再去判断那片驳杂不一的“森林”。话说回来,既然这种不断的解释活动,又属于循环往复的智力活动,将来也不排除又能反转过来,再基于这片“森林”的总体状貌,去判定某个“树木”的具体年轮。


不管怎么说,这作为研读出发点的“树木”,只能是这本《论语》本身。也就是说,对于心存上述任务的我来讲,也只有先读透《论语》中的“子曰”,才能再基于贯穿此间的整体逻辑,去判断其他材料中的相关记载,究竟是不是孔子说得出口或者做得出来的。


这本《论语》, 我之所以能读过那么多遍,不过是因为《论语》也可读得很快,只要你一旦碰到了某些难解之处,就马上大致浏览一下什么“集注”,从中选出一个姑且“可从”的解释。说白了,那也不过是基于现有的通行理解,再通过“文字游戏”般的训诂手段,来加强一下这类的固有理解,不可能加添任何新颖的思想内容。


然而,那些以往勉强“可从”的解释,是否当真属于孔子的原意呢?一旦把这个疑团揣到心里,而凡是再碰到“讲不通”的地方,就不再强令自己去姑且跟从了,在这种较真的“轴劲儿”下,也就难免会像棋手那样,陷入苦思冥想的“封盘长考”了。当然一旦到了这个时候,再读起《论语》来也就不觉得顺溜了,只怕即使花上一辈子精力,也不敢夸口能读过它“一百遍”了。


不过这样去做,竟也出现了出乎意料的好处,那就是在把眼看酸看膨了之后,经由意识的磕绊与羁留,突然又不无惊喜地发现了:还真有一些以往并未“读懂”,而只是马虎跟从过的句子,于今看来好像还是真能“读懂”的;而且,即使这样的句子为数并不很多,可一旦觉得自家确实“读懂”了以后,也就显出了它们长期被埋没的精义,而豁然生出“别有洞天”的感觉。当然,由此又可释然地想到,即使“经典化”本就有“固定化”的意思,“经典”本身也仍不会僵化,因为它总要活跃在人们的意识中,而这种意识只有在迁移中,才能显现出自身蓬勃的生命力。


思考这类问题的另一层动因,要回溯到我在三十几年前,初次去拜見李泽厚老师的时候。我在不同的地方都曾回忆过,就在那个“初次见面”的客套场合,应属这辈子相当罕见的一次,只因为提及了孔子的一句话,便遭到了李老师的当头断喝。而那句话正是《论语》中的首章,也即“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自己那个时候,才刚刚完成了处女之作—收进“走向未来丛书”的《西方的丑学》,所以满脑子都还是西方美学的问题,自然也更习惯西学的论述方式。正因为这样,当我头一次打开《论语》的时候,劈头便看到了一句简单的人生格言,遂觉得它实在没什么“哲学”味道。没曾想到,李老师却大喝一声打断了我:“不对,那里边有深刻的哲学!”回想起来,我本人的知识范围或领域,所以能从单一的西方学术,拓展到兼顾中国学术,如果不是从他这声“断喝”起始的,也是从进入李老师的门墙开始的。而当时所以能有这种机缘,则又是因为他立下的奇特规则:入学前只需考试“西方美学史”,入学后却要专攻“中国美学史”。据说这样的规定,是源于他的一番独特考虑:越是研究古老传统的问题,就越需要新颖前卫的方法。不无侥幸的是,不管他这种思路能不能成立,总归都成就了我本人的治学,因为如果当时要测试“中国美学史”,就以我对于《论语》的那种理解,肯定是要“不得其门而入”的了。至于说,他当时所讲的“深刻的哲学”,具体指什么样的深奥内容,由于当时还未免有些“生分”,也就只有付诸默默猜想了。很有可能,《论语》中的那句“不亦乐乎”,对得上他所讲的“乐感文化”?果不其然,等李老师后来移居美国,为了应付那边的教学任务,又编写出一本《论语今读》来,也就坐实了我当时的猜想。一方面,他把《论语》第一章译成了通俗简易的现代白话:“学习而经常实践,不是很愉快吗?有朋友从远方来相聚,不是很快乐吗?没有人了解自己,并不烦恼怨怒,这不才是君子吗?”另一方面,却又在有关这段话的札记中,进行了很有哲学意蕴的发挥:


作为论语首章,并不必具有深意。但由于首章突出的“悦”“乐”二字,似可借此简略谈论《今读》的一个基本看法:与西方“罪感文化”、日本“耻感文化”(从Ryth Benedict 及某些日本学者说)相比较,以儒学为骨干的中国文化的特征或精神是“乐感文化”。“乐感文化”的关键在于它的“一个世界”(即此世间)的设定,即不谈论、不构想超越此世间的形上世界(哲学)或天堂地狱(宗教)。它具体呈现为“实用理性”(思维方式或理论习惯)和“情感本体”(以此为生活真谛或人生归宿,或曰天地境界,即道德之上的准宗教体验)。“乐感文化”“实用理性”乃华夏传统的精神核心……本章开宗明义,概而言之:“学”者,学为人也。学为人而悦者,因人类即本体所在,认同本体,悦也。友朋来而乐,可见此本体乃群居而作个体独存也。


无可讳言,随着阅读与思考的深入,我后来也对“学而时习之”一语,得出了不大一样的见解。比如在新近杀青的《德教释疑》中,我就基于此前提出的观点,指出了“正由于儒学原本就是‘认识本位’的,而并不是‘伦理本位’的,它才会如此地凸显出这个‘学’字;也就是说,从先秦儒学的角度来看,无论‘道德’或‘仁心’有多么要紧,其本身都并不足以构成‘本体’或‘本源’”。而“一旦缺乏这第一步的理解,我们也就无法充分地领会,为什么《论语》在开头第一句,就要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从而以‘好学’和‘悦学’之心,为整个这本书都定下了调子。所以,就像孔子自述的那样,‘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我们基于他本人的立场,会发现唯有这种殷勤‘劝学’的精神,才是须臾不可少离、必须终身持守的,否则也就谈不上‘朝闻道,夕死可矣’了”。


虽则说,相对于李老师那种“情感主义”的解释,我这种更趋“理性主义”的解释,并没有构成什么正面的对撞,可终究还是会在相形之下,自然暴露出他那种处理的“虚化”。但即便如此,也顶多只属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已,毕竟李老师主要还是一位美学家。所以,真正让我尚觉得不够满足,或应当有所改进的地方,还在于李老师的上述行文,似乎在孔子的原初文本与他本人“天马行空”的发挥之间,缺乏一种生发于固有文本的、字斟句酌的过渡。而由此也就启示了我,最好还是能既全力以赴又扎实沉稳地,以不惜“封盘长考”的耐心和定力,一次只去盯紧《论语》中的某一章,把其间“深刻的哲学”自然地接引出来。唯其如此,才不致让如此简约的“解释”和复杂的“发挥”,好像是脱节成了“两张皮”;才更足以让读者信服:这里所讲的还属于孔子的思想,而非只是解释者自己的思想。


不过,就算总还有些“未尽人意”之处,毕竟李老师这句“深刻的哲学”,虽说他本人怕是记不住了,却还是深深印到了我的心底。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后来再去发挥他、更正他,自己也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在起用着“李门”的独有家法。这意味着,尽管孔子所留下的那些话语,的确在形态上呈现为“只言片语”,可一旦从“哲学”的系统视角来省察,以往围绕《论语》的那诸家解说,就都显出过于零散、随意的毛病了。甚至于,即使后世那些很显厚重的“集注”,也不过是“打包”了这些“零碎”,很难从那里读出孔子思想的全貌。


由此也就想起了一个比喻:即使如“狮子搏兔”,毕竟也需用足了全力,方能显出自身的“好看”,显出浑身上下的“精气神”来。那么,再把这个比方挪到这里,也就要求在一旦哪句话上“卡壳”了,就不惜拿出“封盘长考”的毅力来,既不滿足于仅仅从字面上再觉得哪种解释是“可从”的,也不愿让意识油然地往下“溜号”,总想去连缀其他读懂了的句子,捎带着便以为也读懂了这一句,而无论如何,就只咬紧牙关地盯紧了这一句,去琢磨还有可能的余味没有。事实上,这种对于“严守字面”的坚持,也是源于另一种方法的悔悟,因为在自己晚近获得的省觉中,已是越来越清晰地痛感到,正由于孔子只是相对零散地留下了这些个“片言只语”,而后儒则是相对集中地撰写出了一卷卷“长篇大论”,才在后世造成了理解的障碍,使人们往往要在后儒的过滤下,来有所隔膜地领会孔子本身,于是也便很难再原汁原味地领教到“先秦理性主义”的精神了。


就这么“一口咬定”地读下来,另一重不无惊异的发现则是,即使又如此认真地“啃了一过”,竟还是没能从《论语》中发现,孔子本人当年“说错”了什么,只见到后人曾经“理解错”了什么。这种令人折服的情况,或是因为到了弟子们编集时,孔子的思想已经相当成熟了,而他们也正好就依据这种成熟的思想,再对老师的言论进行了筛选与精编。如果不是这样,考虑到孔子也早已明白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那就总会呈现出“试错”和“追求”的过程,那才会是一部“思想传记”的魅力所在。由此看来,我们在这方面最大的、难以弥补的遗憾,还是因为受到存世材料的限制,而缺乏足够详实的孔子“思想传记”


至于我自己,同他这种几乎“生而知之”的情况相比,正如前述的那声“断喝”所意味的,充其量也不过是“知错便改”“为学日益”罢了。即使不说少年时代的“十有五而失于学”,也不说青年时期的那次心智转折,就只说磕磕绊绊地走到了现在,既然已不可能“起孔子而问之”了,也只能费尽心机去琢磨他的语句。可在另一方面,至少是根据我眼下的理解,尽管只是散见于“片言只语”之中,然而由此所表达的孔子思想,倒是相当绵密地融为了一体,并不允许后人只拿它做“文字游戏”,随便朝什么方向发挥。既然如此,我们也就只有再换一种办法,从以往不得其解的某些个“枝杈”,去尝试分析整个“树木”的生长方向,乃至摸索巡绎整个“森林”的总体生态。


或许,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总还能有信心再讲一句,不管具体在某一个字句上,自己这一回到底“想对”了没有,可终归也只有这样的解读方式,才足以让我们更完整地回复到孔子,乃至于,又能在带着由此得到的学术成果,把孔子接引到现代的思想世界来。


不言而喻,自己从这次重读中获得的发现,也不可能全都写到这里来,而只能从中选出荦荦大者,特别是选出能撑起整体结构,从而独当一面地专辟出一章的。


在这中间,首先涉及这样一些“子曰”,虽说以往单纯从字面上解释,看上去也没有多少问题,比如孔子所讲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以及“知其不可而为之”,还有“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乃至“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然而,一旦从李老师的标准来要求,就仍嫌理解得仅仅流于表层了。也就是说,尽管孔子的这几句“寥寥数语”,到后世已属于“脍炙人口”的了,可是在这些隽永的语句背后,究竟潜藏着什么“深刻的哲学”,又足以带来何种“人生的道理”,仍不能仅仅拘于字面的解读,否则就很难还原孔子的风神了。其实以我一直以来的猜想,黑格尔所以会把孔子贬低为“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一点也没有思辨的哲学”,恐怕其中很大的一种造因,还是因为他本身并不懂中文,也就只能从柏应理之流那里,读到这类字面上的肤浅解释。


此外,当然也还有另外一些“子曰”,比如“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又如“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再如“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乃至“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确实就如在前文中讲过的,恐怕一开始就连字面都未曾读通,而大体上,只是先由前人去望文生义,又由后人来以讹传讹。可想而知,唯有与此相应的那些章节,才会构成这本新书的主要侧重,否则我也不会特别就此发笔了。于是又不在话下,这也将构成最为吃重的章节,因为我必须为此多费一些笔墨,先从字面的意思着手辨析,然后再去窥测其中的“精义”。


列入了提纲的这些章节,有些是我在社科院攻读博士时,就已经想到并写入了学位论文中的,有些则是我调到北大教书以后,特地为此撰写过专题论文的,还有些是我在清华研究国学时,已在相关著作中顺便发挥过的,而更多的,却是我又在这一轮阅读中集中想到的。由此算来,围绕这些问题的绵延思绪,前前后后、断断续续,也已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了。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孔子的阅读已经伴随了自己大半生。


时至今日,就算我的生命时长已并不比孔子的享年短多少了,而且还在自己的治学生涯中,要不断重启对于《论语》的阅读,这位先师对我仍属于“一个谜”。他不仅远比前此的思想者成熟,竟也远比此后的思想者成熟,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此外,我前面已表达过这种困惑:由于我们读到的《论语》文本,显然已属于孔子成熟思想的精选,所以从中也完全看不到:他的思想有着怎样的蜕变与发展?事实上,在孔子生活的那个时代,还不兴特意去著书立说,因此,只通过弟子辑录的这些“片言只语”,也就实在让后人很难去企及他。在我看来,所谓“孔子死后,儒分为八”的现象,恰恰反映了这种跟从上的困难。要是连这些有幸簇拥过他的那些高足,由于也只是这么一句一句地听着,都会发出“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的赞叹,只因为各自性分的不同,而有了德行、言語、政事、文学的区别,也就难怪那些并未能亲炙教诲的再传弟子,即使是像孟子和荀子这般杰出的后学,更会沿着他们各自的理解歧义,而分化成“孟氏之儒”和“孙氏之儒”了。


可不管怎么说,反而正是这个特别的原因,提醒了我们在开读《论语》的时候,就不能只用训诂考据的办法,仅仅满足于对哪句话的“就事论事”,那就肯定要沦为“买椟还珠”了。在我看来,孔子的生命是最为“立体化”的,也就是说,无论碰到什么具体的事情,也不管那境遇是顺是逆,他都能顺口讲出“至理名言”来,足见其同时生活在多个层面上;也正因为这样,即使他在外在事功上失利了,也照样能把它当成道义的参验,以至于就他的内在体悟而言,也照样可以得到辉煌的成功。事实上,即使放到“轴心时代”的广阔语境中,去进行“四大圣哲”之间的平行对比,他所随口讲出的这些人生至理,都不光表现为毫不逊色,而且很可能是更胜一筹的。既然如此,我们对他这种“立体化”的人生,也就更要低首下心地去体会,那中间到底会有多少重的含义,当然也包括李老师所说的哲学含义。


就我个人而言,之所以愿意读“一百零一遍”,当然是因为在全部的文明历史中,如果还有一个人让我终生佩服,那就只有这位伟大的孔子了。正由于他在“立体化”的人生中,只以其短暂的存在和有限的经历,就典范性地思考了人生问题,从而留下一种“人生解决方案”,让后人能循此而安身立命,他在古往今来的历史中,都属于最“无愧人生”的那一位。在这个意义上,简直可以说,这种足以进入“永恒”的人,绝不是单为这“一世”而活的。而我本人作为孔子的思想后裔,无论怎么去有所发明乃至多所发明,总归也都是沿着他的思想路线而行。


附记:我的《孔子十章》一书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原本写明了是要“献给李泽厚教授”的。惜乎如今已是人神两隔,再也无缘让他看到此书了。现在先发表此文,作为对于业师的深切怀想。可即便如此,正如我在此文中说明的,这本书仍在沿用着“李门”家法,因而在这个意义上,他那种毕生探求学理的精神,通过一代代薪火相传,就属于不死的、永垂后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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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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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读书》2022年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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